完全不同意的人只可能是，呃，科学家。他们需要克服一下，并且加入乐子人的狂欢。

暴涨子只是一次双击？

物理学家们对宇宙诞生的最好理论一点都不合理。这个理论是这样的：最初——最最初——有一个叫量子泡沫*（quantum foam）的东西。它几乎不存在，甚至不能说是占据了任何空间，因为当时还不存在任何空间或者时间。所以，虽然它就像泡沫那样在沸腾，冒泡，波动，但是它的这些活动并不存在任何像什么在什么之前的时间顺序。只是在那会儿，它还没定型且没有被扰乱，直到那一刻：一个东西恰当且精确地从那个无限小的非稳态中冒了出来，使得整个宇宙爆炸并成为一个存在。就在一瞬间，嗖嗖地比光速还快。

*译者注

量子泡沫，又称时空泡沫或惠勒泡沫，是一种物理概念，最早在1955年由约翰·惠勒所提出量子力学中的一个概念。量子泡沫即为诞生前宇宙的概念化。在量子泡沫的普朗克尺度里，时空不再是平滑的，许多不同的形状会像泡沫一样随机浮出，又随机消失，这样在微小世界的能量起伏，就是所谓的“量子涨落”。

https://en.wikipedia.org/wiki/Quantum_foam

你觉得这不可能？并非如此。就像意大利的粒子物理学家吉斗·图内利（Guido Tonelli）指出的那样，超越光速是可能的，只需你想象出，时空以及其所施加的相对限制，还不完全存在！这太简单了。而且，超越光速甚至还不是令这个理论毫无合理性的原因。出于同样一个理由，自创世以来的任何创世神话，呃，都不合理。这个理由就是：它们都并没有运用因果解释。而若是没有因果性的话，当初的创世为什么还会发生呢？

图内利，在他这本有着很自信的标题的书《创世：关于一切如何开始的故事》中，把令创世发生的“那个”称为暴胀子*。正是这个神秘的东西/场/粒子/是啥都行，启动了宇宙膨胀的引擎。（他们曾经认为这个东西是希格斯玻色子，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上帝粒子还在我们没有发现的地方。）图内利说，想象一个滑雪的人滑下山坡，然后在斜坡上的凹陷中停滞了一会儿。那个凹陷，一个在有序的下坡中出现意外的倾斜角度或是说凹凸不平，就是暴胀子在泡沫中所引起的破裂。这个破裂，令我们现在所知的整个宇宙，制造星星、星球和意识所需的所有物质和能量，突然涌现。然而在这里，同样的一个问题再一次出现了：是什么让暴胀子制造了那个出乎意料的倾斜角度？

*译者注

在暴胀模型中，暴胀子是一开始是一个在真空中拥有大量真空能量（对的，理论上真空中也可以存在能量）的量子场。在某一个时刻，暴胀不知为何改变并降低了它的真空能量，从而走出了暴胀时期，开始衰变，将自己变成大量常规物质和辐射。https://www.space.com/42261-how-did-inflation-happen-anyway.html

《创世：关于一切如何开始的故事》（Genesis: The Story of How Everything Began）

—

https://www.amazon.com/Genesis-Story-How-Everything-Began/dp/0374600481

这个理论没有一点道理，除非你去想象一些别的东西。不要去想象一个雪坡，雪坡太被动了。不如想象一个坐在桌前的人。首先，祂启动了祂的电脑。在这个量子泡沫的阶段，整个电脑以一种带有悬念的、被期待的方式存在着。然后，坐在桌前的人把鼠标移到了一个，也许可以叫做，“所知宇宙.mov”的文件，接着双击。这就是暴涨的涌现。就是这轻轻的一点启动了整个程序。

我要先真心地向图内利以及所有支持他的物理学家道歉，因为当有人试图像我等会儿那么解释的时候，他们会感到非常讨厌：从另一种角度来说，是的，根据量子力学，根据观察，根据光和比光更快的东西，对生命、宇宙以及所有有意义的东西的唯一解释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超级电脑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人，一直，生活在一个模拟世界当中。

“模拟世界”想法的蔓延

任何疯狂的想法想要掌控文化，需要令三个条件大概按以下的顺序被满足：（1）一个面向公众的不具威胁性的对这个想法的介绍；（2）专家对该想法的正当化；（3）压倒性的可以证实其在真实世界中的影响的证据。所谓的模拟假设，对以上的三个条件做了一个简洁到极致的演示。

在1999年，一组震慑我妈的电影大三角——《异次元骇客》，《感官游戏》，当然，还有《黑客帝国》——上映，且都阐述了虚拟现实的可能性，因此条件（1）被满足了。四年之后，在2003年，条件（2）被满足了。当时，一名牛津的哲学家尼克·博斯特伦姆（Nick Bostrom），在一篇被引用了非常多次的论文“你是否生活在一个电脑模拟当中？”中总结道，你非常有可能是的（天哪！）。这是一个可以被简单理解的可能性：已知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个社会——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正在试图通过电子游戏和虚拟现实等模拟自身，那么任何一个技术社会似乎都很有可能会做同样的事情，很有可能从头模拟到尾。

至于条件（3）——一种假设在真实世界有证据——是否得到满足，和你问的人有很大关系。对于很多左派来说，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令人难以想象的当选，就满足了条件。对于有点过时的《纽约客》来说，2017年奥斯卡的最佳电影奖被颁给了《月光男孩》这件事，则足以满足条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2019新冠疫情满足了条件。它的可笑、无意义性、模糊性和永无止境，以惊人的规模，破坏了我们对现实的稳定性的任何合理信念。

所以现在，模拟世界理论学家像数字货币一样随处可见。埃隆·马斯克是他们的无畏领袖，不过在他之下也有像奈尔·德葛拉司·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这样勤恳的人物。这位科学家使得马斯克支持博斯特伦姆的言论——“我们处于基本现实（也就是没有被模拟过的原本的世界）的可能性就也只有几十亿分之一”——有了一些科学依据。某种程度上，这就像是1999年的一次卷土重来：去年，讲述“有人意识到他们生活的世界不是真实的”电影又出了三部，他们就是——《极乐》（Bliss），《失控玩家》（Free Guy）和《黑客帝国4》（Matrix 4）。然而，现在和1999年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越来越多正常人（并且几乎都是男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开始相信同样的事情。你可以在同样于去年上映的纪录片《矩阵故障》中看到他们，或者在街上随意地问几个流浪汉。几个月之前，一个在我家当地的咖啡店里的，以“待着不走”而闻名的常客，兴奋地向我解释说，每个模拟世界都有规则，而我们所在的虚拟世界的规则就是，模拟世界中的生物，也就是我们，主要是由恐惧驱动的。棒呆。

如果这还不够，其实就在过去的一月，澳大利亚的技术哲学家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出版了一本叫《现实+：虚拟世界和哲学问题》的书。其主要论证，你猜的没错，就是我们生活在模拟世界当中。或者更准确的来说，从统计学意义上，我们无法知道，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模拟现实当中——哲学家总是非常容易用双重否定来进行合理推诿（似是而非的否定）。这个查尔默斯可不是什么无名小卒。他大概是在哲学领域中拥有最接近于摇滚明星地位的人，一个被尊重的人，一个TED演讲者（请问他是又在穿皮夹克吗），一些甚至是非哲学家都知道的零碎词语——如“意识的困难问题”，如解释“为什么你感觉iPhone是你身上的一部分”的词汇“延展心智”——-的发明者。而他的新书，除去那个糟糕的书名，大概是现今为止对模拟现实理论最可信的阐述。足足500页完美无瑕的哲学立场和命题，以干净但并不花哨的形式呈现了出来。

《现实+：虚拟世界和哲学问题》（Reality+: Virtual Worlds and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

W. W. NORTON & COMPANY

查尔默斯似乎认为他发表新书的时机很适当。他在介绍中预测道：疫情已经令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虚拟了。所以我们不难想象，随着脸书/Meta开始元宇宙化，生活只会变得更加虚拟，想必一个世纪之内，虚拟现实的世界将会和现实世界无法分开。不过查尔默斯并没有使用这样的措辞。因为对查尔默斯来说，虚拟现实的世界不仅会是而且是和任何世界，包括现在这个世界，一样“真实”的；而现实世界本身，也有可能是虚拟的。如此说来，两者还有什么区别呢？查尔默斯论证现实的虚拟性的其中一个策略，就是诉诸你对现实的理解。他说，想象一棵树。它看上去很坚实，非常具有存在感，然而所有的物理学家都会告诉你，在亚原子层面上，树基本上就是空无一物的空间，也可以说基本不存在。查尔默斯写道：“很少有人会觉得，树以量子为基础存在的这一事实，会使它们变得不那么真实。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化就和量子力学化差不多。”

对我还有一大群我的模拟理论学家伙伴来说，他的话很合理。不过，对那些研究现实的组成的人来说，他的话依然是讲不通的。很不幸的是，物理学家仍然憎恨我们。

事物不过是互动的潜能

“但这很不合理。”意大利的理论物理学家卡洛·罗威利（Carlo Rovelli）说道，“我是说，为什么世界应该是虚拟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物理学界的慌张质疑——每当模拟现实这个主题扰乱了他们经过完美计算所习得的平静时，他们都会这么做。质疑者包括但不限于哈佛大学的丽萨·兰道尔（Lisa Randall），法兰克福高等研究所的萨宾·侯森菲德尔（Sabine Hossenfelder），牛津大学的大卫·多伊奇（David Deutsch），索哈·林杰尔（Zohar Ringel）和德米特里·科维利金（Dmitry Kovrizhin）……这个名单可以很长很长，而且名单里的人都在重复同一个观点：我们负责接受信息的脑子确实“模拟”了环绕着我们的世界，但是不存在任何像是“数字物理”或是“比特世界”（its from bits）之类的东西；现实世界的事物并不来自于代码（比特）。这太还原论了！太现在论了！想想热力学吧！或者考虑考虑多体效应吧！即使是奈尔·德葛拉司·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最近也撤出了马斯克式的形而上学的阵营。（尽管必须得提一下，他反驳中的一个观点很不专业。他只是单纯地认为，遥远未来的异次元外星人模拟者，不会被像我们这样行动缓慢、繁琐和又跟穴居人一样的生物所取悦——就像我们不会被真正的穴居人所面对的日常苦差事所取悦一样。）

好吧，但是，我想（毫无冒犯之意地）对这些从来没有陷入争议的天才说，他们也许应该去读读自己的书。就举一个罗威利的最近的书里的例子。在《黑尔戈兰岛：理解量子革命》（Helgoland: Making Sense of the Quantum Revolution）中，他提出了被他称作“关系理论”（relational theory）的关于现实的理论。理论基本上就是说，在不与他物相关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物得以存在。罗威利写道：“性质只在互动之内存在。”所以，如果说那里有一棵树，它不只是存在在那里。如果你不与它互动，就完全不可以说那棵树真的存在在那里。好吧，似乎还是有些东西存在在那里，但那些东西仅仅只是互动的潜能。罗威利总结道：“世界是一个透视游戏，一场镜子的游戏，事物只作为彼此的反射而存在。”

注意他在这里使用的词汇：游戏。现实是一个游戏。是什么样的游戏？或许，是一个电子游戏？为什么不呢？虽然罗威利并不会欢迎这个阐释，但是他所描述的不正是电子游戏的运行模式吗？当你的角色跑过一片场地的时候，在你身后的任何东西或者在你视野外的任何东西——树，东西，坏人，能使你更好地打发时间的东西——只有在你转过身来与其互动的时候才会在那里，或是说具有“在那里”的意义。简而言之，这个游戏不会浪费资源去绘制这个东西。它不存在，或者说只是作为一种程序的可能性而存在。电子游戏，就像是我们的现实，具有罗威利所刻画的那种互动关系。

或者，让我们回到图内利。当人类第一次想要把我们这儿的宇宙小小的一角，和宇宙的其它部分进行对比时，他们做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那就是，一切看上去都完全地、几乎令人怀疑地相像。图内利在《创世》中问道：“宇宙中所有最遥远的角落，彼此相距数十亿光年，而一个不起眼星系中一个匿名太阳系里的一颗小行星上的科学家们刚刚决定开始研究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时，这些距离遥远的星星却共同达成协议，获得了完全相同的温度？这怎么可能？”上帝啊，呃，也许这是因为我们的程序员刚刚急着在填补空白？有些人甚至开始猜测，光速也许是“一种用来展现我们生活在模拟宇宙当中的，硬件方面的人造物。”

事实上，一旦你开始认真思考硬件人造物以及其它计算的迹象和对计算的要求，现实看起来就越来越像是被编程出来的了。把整个宇宙变得同质化（homogeneous）和各向同化（isotropic），也许是我们的超级计算模拟器主人采取的一种节省计算资源的明智方式，毕竟祂所需要的运行速度远远超过每秒10的24次方。那在这个框架下，其他生命会是什么样的呢？首先，不会存在任何外星文明的证据，因为它们的存在对系统的要求太高了。而且，当越来越多人出生的时候，主人会希望他们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所以他们应该住在外表相同的住宅区房屋中，在同样的店里买东西，吃同样的快餐餐厅，在推特上发表同样的想法，做同样的人格测试。同时，为了空出更多的空间，动物应该灭绝，森林应该枯萎，然后用大型企业占据它们曾经在的地方。按照这个逻辑，很快，现代性中的每个面向都会开始闪烁起虚拟的光泽。

当然还有量子力学。与其说最初的宇宙是一个暴胀子，不如说是一个虚拟子！或者说是“远处诡异的行动子（ation）”——两个相隔甚远的，但是以某种方式“纠缠”在一起的，完美地镜像了对方的粒子？很明显，这种粒子只是为了将电脑能源需求减半。同理，你在异国的一个随机的家庭派对中，遇见一个你15年没见的人，也可能是同一类宇宙机器节省开支子程序存在的证据。巧合，共现，冗余……这些东西也节省了很多能源。

这时，我们礼貌的物理学家们也许终将失去他们的冷静，对着我们的言论开始熵增，气到发烫。但是为什么？为什么这种娱乐的推测激怒的不仅是物理学家，还有很多极具智慧的人，像是哲学历史学家贾斯汀·E·H·史密斯（Justin E. H. Smith）还有评论家内森·詹姆斯·罗宾逊（Nathan J. Robinson）？除了高高在上地把模拟理论贬低为没逻辑的和脱离现实的东西以外，他们从没说过什么别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怀疑中，感受到一种真正的恐惧，一种“即使这个想法只是个乐子也不行”的态度。这是因为，他们似乎觉得，相信现实世界的虚假，一定是虚无主义地不相信任何事，是对他们毕生追求知识和理解的一种嘲弄。

模拟世界同样神圣

但这种信仰的滑坡一定会发生吗？在《黑客帝国1》刚上映的那几年，有一些年轻人——你至少会在纪录片《矩阵故障》（A Glitch in the Matrix）中看到他们中的其中一个——相信他们生活的世界并不真实，然后开始横冲直撞地杀人。这很吓人，当然，也很反常，古怪。正是这种异常事物，令一些陈旧的知识分子开始老调重弹，将人性最低劣的冲动归咎于新媒体。任何想法，不管有多好，都可以变坏，模拟假设也不例外。

我觉得这就是大卫·查尔默斯写了《现实+》的理由。有些人会愤世嫉俗地把它解读为一种迎合潮流，服务于科技巨头的投机哲学，旨在动摇我们为真实的东西奋斗的决心。但重点来了：查尔默斯认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你在VR里看到正在运行的虚拟场所（Spot），并不比物理的场所更不真实。它只是一种不一样的真实。现在，你也许可以在没有任何后果的情况下关掉虚拟场所——或是杀掉行动缓慢的非玩家角色或你的朋友的化身（avatar），然而查尔默斯并不是那么确定你应该这么做。如果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所谓“物理世界”，可能是被虚拟出来的，但你仍然有意义地、有同理心地、（大概率）守法地生活在其中，那虚拟现实的虚拟性又能产生什么改变呢？最终，《现实+》站在了虚无主义的对立面。它人道且反怀疑论地请求大家接受任何形式的存在的神圣性，不管它是不是模拟的。

其实，查尔默斯的“模拟现实主义”的悖论在于，一旦你接受了它，某种会令现实祛魅（disenchanting）的推论并不会随之而来。相反，很多被现代认为是神秘、超自然的理论——如二元论、泛心论（panpsychism）、泛灵论（animism）——都在这里复魅（reenchanted）了，被赋予了新的深刻活力。我们和我们周围的所有东西都没有因此变得更不真实，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真实。万物都被某种力量泛灵化了，这种力量既在这里，也（二元地）在那里，某个地方，或者说，某个更高维的地方。你也许已经猜到了，这种思维方式延伸到了万物的终极主义，即有神论，或是对创造者的信仰。模拟理论，归根结底，不过是以新的技术名词命名的宗教罢了。不是吗？

有人说过，模拟假说是现今人类对类上帝（godlike being）的存在的最佳论证。查尔默斯同意了这个说法，他说：“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然而，模拟假说令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起上帝存在的可能。”他甚至说，《现实+》是查尔默斯版的帕斯卡赌注*（Pascal’s wager），证明他至少接受了模拟者存在的想法，但这并不代表他确定这个模拟者的存在值得被崇拜。据我们所可以知道的一切，模拟只是一些异形小孩在他们父母的键盘上乱敲的结果，可能会让我们经历灾难，就像我们对《模拟城市》（SimCity）游戏中的公民可能会做的那样。

*译者注

帕斯卡赌注，指的是一种赌“上帝存在”的生活策略。如果祂存在，那我们就可以上天堂；如果祂不存在，那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

但是模拟者即使不是全能和全善的，我们也能考虑其存在的可能性。所以，有了《旧约》，里面描述的灾难大都是大火和硫磺。然后，模拟者也许成熟了一点。随着年龄的增长，祂进行破坏的方式变得更加狡猾。换句话说，现在，2022年，我们正在处于一名早熟的青少年模拟器之神的摆布之下。祂正在对这些由恐惧驱动的，大数据时代的人类进行实验。面对流行病、气候变化和战争以及其它所有形式的社会政治经济混乱，我们可以存活下来吗？至少，思考起来很好玩，而且奇怪地令人平静。毕竟，在最初，上帝创造了光明和黑暗。翻译一下：模拟者创造了1和0。

古老的形而上学假说

每当我觉得充满活力的时候，我会出门，眯起眼睛，看看自己能否（哪怕只有一瞬间）捕捉到像素——组成了这个纯净的、被我们称作地球的模拟画面的像素。有时，甚至是当我完全清醒的时候，我感觉模拟器在运作。小小的正方形们看上去真的在不停地闪现！在其它一些时候，尤其是当我完全清醒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完全就是个笨蛋。

但这恰恰就是模拟现实有意思的地方：不确定性，你甚至可以说是支撑着我们现实的海森堡不确定性——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在我面前的东西是某种模拟现实的证据吗？是，不是，也许是，必须是。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必须承认，所有东西都似乎确证了模拟的真实性。所有我经历过或听说过的不可能的巧合：虚拟的。咖啡厅里的陌生人几乎逐字逐句地引用了我读的书中的一句话：虚拟的。说真的，为什么一个人（当他正在写关于“现实”的文章的时候）所读的所有书籍，都可以这么深刻地刻画出现实的模样？我曾多次请我最喜欢的书店里那位脾气暴躁的年老的老板推荐书籍。为什么这次，他在完全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或者想什么的情况下，就给了我一本由杰出的史卡蕾特·托马斯（Scarlett Thomas写就的著作《Mr.Y的尽头》[The End of Mr. Y ]，书名整了个“迷局[Mystery]的尽头”的双关）。这本书的主角，一位迷恋物理的作者（😮），慢慢地渗透进了另一个深层的，宛如电子游戏的维度（😱）。托马斯在书里的一本书里写道：“当人看着这个世界的幻觉时，人只能看到这个世界。因为，哪里才是幻觉的尽头呢？”

对我来说，物理学家和怀疑模拟假说的人所忽略的，似乎并不是对模拟本身的信仰，而是其无法抗拒的可能性，魔法般的阴谋论。模拟假说并没有消灭或者破坏他们的科学；正相反，它充实并激发了科学的能量。有多少并没有什么动力去学习的人，通过（更受欢迎的）模拟论证，接受了一个像量子不确定性这样令人生畏的概念？我猜大概有很多。物理学家没有必要去贬低大众进入他们工作的切入点，将其称为自high、无稽之谈或是民科的科幻。

没人知道——更准确的是永远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的世界是否是被某些高维度外星种族模拟出来的，出于什么目的，还有这些模拟我们的人本身是否也是被模拟出来的。真的，在某个时刻，有一些讨论的细节开始离题了。如果像马斯克，博斯特伦姆和查尔默斯这样的人搞错了些什么，与其说是他们的模拟现实主义，不如说是他们字面意义上的模拟现实主义。他们太过执着于论证模拟的确切可能性，它的规则，逻辑和机制，以至于忘记了这其中的智力游戏，或者说思想实验，忘记了下列事实：只要人类还会做梦，就会一直想知道，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本身是否真实。尼采说过：“形而上学的起源就是梦，没有梦，人们就没有机会将世界一分为二。”模拟假说，在去除了概率及其与技术的结合之后，就是最古老的形而上学假说。

所以，在字面意义上理解模拟假说，也许也没有很不对。埃尔韦·勒·梯里尔（Hervé Le Tellier）的《异常》（L’Anomalie）中的一个角色思考过：“也许生命始于我们知道我们不存在的那一个瞬间。”这本流行法国小说讲述了人们生活在一个可能是模拟出来的世界的故事，然后它在疫情期间出版了（当然了，摊手.jpg）。我觉得这本书的主题就和查尔默斯的一样，试图证明一个人不仅可以在模拟世界中有意义地生活，而且也应该这样做，必须这么做。也许善良是使得模拟世界继续运行的关键。也许善良，还有它产生的火花和机缘巧合，是让模拟者持续对我们感兴趣的理由。我会这么说是因为，在《异常》的最后，相反的事情发生了。有些人无视希望的可能性，陷入邪恶与最恶劣的非人性当中。这造成了可想象的最可怕的结果：某人，在某个地方，在并不属于我们的某个维度，把模拟器关了。

作者：Jason Kehe；翻译：Kingsley；校对：Sixin；编辑：杨银烛

原文：https://www.wired.com/story/living-in-a-simulation/

对于越来越多的硅谷人来说，一趟冗长而危险的巴士之旅不是一场模拟，而是现实。脸书和谷歌发源之地圣克拉拉县坐拥全美第二密集的财富。这里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迫使人们流离失所，只有富人才有能力安顿下来。在美国科技中心帕洛奥托，无家可归者的数量在两年内惊人地增长了26%，其中大多是有孩子的家庭。这些人投奔避难所、露营地，而在更艰难的时候，22路公交车是他们的家。

斯坦福的校园一片田园风情，而就在1.6公里外，22路公交车从帕洛奥托驶往圣何塞，整夜穿梭于两城之间。硅谷的无家可归者常到这里寻求安全和庇护，次数如此之多，以至于这里被亲切地称为”22号旅店“。几十个人往返于两地度过午夜，组成一列井然有序而精疲力竭的队伍。他们用90分钟从一地坐到另一地，下车，随后立即回到车上。22路公交车的司机深谙此事。从第一站出发后，一位司机会用车内对讲机广播，“不要躺下，不要把脚放在座位上……尊重下个上车的乘客，因为他们要去上班了。让我们有个美好、安全的旅程；不要出任何差错。任何人想捣乱的话，你知道后果的。”

帕洛奥托的皇家大道上，一辆特斯拉2019年款候在专卖店里，等着被新的千万富翁捞走。沿这条路，一排排房车停放了好几天，里边住着刚遭遇生活变故的家庭。当这样的对比无法再震撼我们，便意味着我们已经对无家可归者的苦难视若无睹了。有时我们完全忽视他们的人性。在一项研究中，神经科学家向人们展示了来自不同群体的照片，包括生意人、运动员和父母，同时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他们的大脑。面对大多数群体的照片时，人们大脑中与同理心（empathy）相关的部分都被激活，只有无家可归者的照片例外。

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生存技能之一，同理心经演化而来。为了更容易地感受彼此，我们几千年来变了许多。我们的睾丸酮激素水平大幅下降，脸庞柔软下来，也不那么好斗了。我们演化出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多的眼白，以使我们更容易地追随他人的目光，我们还演化出复杂的面部肌肉来更好地表达情感。我们的大脑不断发展，让我们更精确地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

随之而来的是极强的同理心。我们不仅能进入朋友和邻居的大脑，知晓他们的思想，还能知晓敌人、陌生人，甚至电影或小说中幻想人物的思想。这让我们成为地球上最善良的物种。与人类相似的物种——比如黑猩猩，它们虽一起行动并在困难时刻抚慰彼此，但它们的善意比起人类来更有限。它们很少分享食物，而且它们的善意仅留给自己的族群，对其他族群则充满敌意。

相较之下，人类是世界冠军级别的合作者，对彼此的帮助远胜于其他物种，这是我们的秘密武器。作为个体，我们很渺小，但合作起来，我们是战无不胜的超级有机体，上能捕猎猛犸象，下能建设斜张桥，统治整个星球。

现代社会已然让善意举步维艰。2007年，人类跨过一条伟大的里程碑——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越了非城市人口。到2050年，将有三分之二人类居住于城市。但我们也因此愈发孤立。1911年，5%的英国公民独居；一个世纪后，这个比例上升到了31%。城市年轻人的独居比例上升得最明显——在美国，18至34岁的人现今的独居比例是1950年的十倍。巴黎和斯德哥摩尔的居民有一半独居，在曼哈顿和洛杉矶的部分区域，90%的居民独居。

随城市扩大和家庭缩小，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认识的人却更少了。那些让我们定期与人接触的仪式——教堂礼拜，团队运动，甚至是买杂货——已经让位于个体追求，而这种追求通常通过互联网完成。街角商店里，两个陌生人或寒暄一二，谈到篮球，学校体制，或者电子游戏，渐而了解彼此的各种琐事。互联网上，有关陌生人，我们首先知道的也常常是我们最不喜欢的部分，例如对方令你反感的意识形态。这让人们在有机会成为人之前，先成为了敌人。

要是你打算设计一个泯灭同理心的社会制度，你几乎不可能比我们所创造的社会做的更“好”了。在某种程度上，同理心已经泯灭了。不少科学家认为同理心是渐渐消失的。过去四十年心理学家测量了人们的同理心，而情况不太乐观。同理心已然稳定减弱，在21世纪尤甚。平均而言，2009年的我们比1979年75%的人更缺乏同理心。

现代社会的地基是人与人的彼此连接，而我们的上层建筑正摇摇欲坠。过去十二年里，我研究了同理心如何运作、如何影响我们。但在今天做一个研究同理心的心理学家，和做一个研究极地冰川的气候学家没什么两样：我们逐年发现它的价值，而它逐年在我们身边消失。一定得这样吗？

无家可归者成了测试同理心最难的关卡。承认这些人的存在是令人痛苦的；这会引发内疚；这会打破人们想象中的公正世界。在同理心的拉锯战中，逃避终成胜者。杰里米和我在斯坦福着手研究的是，我们能否用沉浸式技术使关心边缘人群更容易，更自然，甚至无法逃避。

十多年前，杰里米的实验室这样的技术仅存在于科幻小说。几年前，这样的技术专有、昂贵而且错漏百出，只是个撩人却缺乏实用性的想法。几年后，它爆发了，2014年，脸书以近20亿美元收购了Oculus VR。同时，一系列便宜便携的设备，价格从10至300美元不等，使虚拟现实对普通人来说触手可及。杰里米表示这并非是在媒介领域的跃进。“虚拟现实技术比之前任何媒介在心理层面都强大。”他写道。它的秘密武器就是杰里米所说的“心理在场”（psychological presence）。书籍和电影将我们带入故事，但读者和观众仍然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在故事之外。虚拟现实则完全包裹住人们，让他们置身于故事，以至于忘记媒介本身。他们会将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混淆，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些虚拟经验对他们来说非常真实。

许多被驱逐的穷苦工人最终住在汽车里。作者发现，在虚拟现实中经历无家可归的体验有助于参与者不再非人化无家可归者。

虚拟现实技术增强了幻想，而且几乎肯定会定义游戏与色情作品的未来。但“心理在场”也能让我们在真实经验中有所突破。杰里米表示，这就是这项技术的真正力量所在。橄榄球四分卫借助它提升对运动场地的视觉感知，而医学生用它练习复杂的手术。虚拟现实技术在两类情况皆促进快速、深入的学习。

虚拟技术也能让人们亲身体验成为老年人、其他种族或色盲是什么样的。杰里米和他的同事发现，这些经验减少会人们的刻板印象和歧视。

这些发现让艺术家克里斯 · 米尔克（Chris Milk）称赞虚拟现实为“终极共情机器”。2014年，米尔克制作了虚拟现实电影《西德拉上空的云朵》（Clouds Over Sidra），它讲述了约旦扎塔里难民营中一个12岁女孩的故事。当时，约旦约有8.4万名叙利亚难民。观众和西德拉“见面”，花时间与她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并探索沿途的营地。米尔克最近把这部电影和观看这部电影所必需的Oculus设备带到了瑞士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这些人，”他沉思道，“他们本来或许不会坐在难民营的帐篷里……但在某个下午，在瑞士，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就在那儿。”米尔克说，那种“在那儿”的感受很重要。他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解释道，”你不是通过电视屏幕旁观，而是和她坐在一起。当你往下看，你正和她坐在同一片土地上。正因为如此，你能从更深的层面感受到她的人性。你会以更深的方式同情她。”

这个想法简单而有力。的确，科技让我们更难看到彼此。但换个角度，它能起到完全相反的效果。

米尔奇的电影生动地描绘了虚拟现实的力量，然而，对于沉浸式技术是否真能建立同理心的实验研究寥寥无几。我们有理由心存怀疑。想象你告诉某人他有机会在难民营里待上一个小时，谁会同意，谁又会摇头走开呢？那些不想与人共情的人，很可能压根不想进入一个“共情机器”。的确，虚拟现实技术可能会让已经关心着他人的人更进一步，而问题在于，它是否不过如此。

大约三年前，杰里米和我，还有我们的学生费尔南达和艾瑞卡，决心找出答案。我们设计了一套虚拟现实体验，以帮助湾区的居民以全新视角看到他们无家可归的邻居。使用Oculus Rift，“观众”能探索各种场景，走进无家可归者的故事。观众首先在他的公寓“醒来”，面临着被驱逐，他接着被要求清算家当以维持开销。这一幕后，观众发现自己住在车里。一名警察发现他非法滞留并扣押了车辆。观众最终来到了22号旅店。在这最后一幕中，他还可以了解到其他乘客的情况。如果他“点击”旁边的父亲和儿子，一个声音会解释道，“这是雷，一个父亲，和他的儿子，名叫伊桑。伊桑的母亲患有慢性病，最近去世了。她留下的医院账单让雷负债累累。他们在家庭收容所的候补名单上。因此，在有空位出现之前，他们晚上都睡在公交车上。”

杰里米和我相信，让人们在无家可归者的虚拟生活中走一遭会让他们产生同理心。但是，虚拟现实会比传统方法建立更多的同理心吗？ 为验证这一点，我们在实验中分组，让一些人完成我们的虚拟现实练习，同时让其他人通过阅读同样的故事ーー被驱逐、扣押、 22号旅店ーー同时想象主人公的想法和感受。在许多研究中，这类设身处地的练习已经成功地增强了同理心，这意味着在我们的实验中，虚拟现实技术面临挑战。当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和杰里米打赌，虚拟现实技术并不会比技术含量较低的媒介带来更多同理心。

我错了。一开始，这两项活动都增加了人们对无家可归者的同理心，甚至使他们更愿意向当地收容所捐款。但是当我们进一步测试他们的关怀时，差异就出现了。我们向参与者介绍了一号提案，这是一项无记名投票法案，将扩大旧金山湾区的社会福利住房改革计划，同时略微增加税收。参与我们实验的人说他们支持这项措施，但是当我们给他们机会签署支持这项措施的请愿书时，那些完成虚拟现实的人更有可能同意这项措施。这项技术创造的同理心也更持久。在参与研究一个月后，经历虚拟现实的参与者仍然支持无家可归者的投票倡议，并且比其他参与者更不倾向于非人化无家可归者。

杰里米和我都不相信虚拟现实是完美的共情机器。有些经历根本无法模拟出来。我们可以让某人在22号旅店待上几分钟，但我们没法让他们感受到长期饥饿下无止境的绝望。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虚拟现实可以提高人们的好奇心ーー这促使他们更多地了解那些本来会被忽视的人。杰里米和他的团队已经在湾区附近的商场和博物馆安装了我们的“22号旅店”VR装置，已有几千人体验过。在《杀死一只反舌鸟》（To Kill a Mockingbird）中阿提克斯 · 芬奇（Atticus Finch）给斯科特（Scout）的提议是，“你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设身处地……除非你披着他的皮囊行走于世。”随着虚拟现实技术愈发普及，数百万人将有机会“设身处地”。

翻译：汉那；审校：Ziming Yuan；编辑：兔毛

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的梅尔·斯莱特（Mel Slater）及其团队使用虚拟现实来创造与身体分离的错觉。他们首先让32个志愿者感觉到虚拟身体是自己的。当志愿者戴上头显时，虚拟的身体将匹配他们做出的任何真实的动作。当虚拟球落在虚拟身体的脚上时，震动会在志愿者的真脚上触发。

这种使人们觉得虚拟身体是自己的技术类似于“橡胶手错觉”，即使人们知道这不可能。一旦错觉在头脑中建立，志愿者的观察视角将会改变：他们似乎从虚拟身体上漂浮出来，从上面观察它。这一次，当球落在虚拟身体上时，只有一半的志愿者得到振动。那些得到振动的人仍然觉得与身体相连。

分离意识

之后，志愿者回答标准问卷以评估其对死亡的恐惧。 感觉完全脱离身体和虚拟身体的人报告称，他们对死亡的恐惧显著降低。 “这种效果相当强大。”斯莱特说。

这种体验不可能改变这些志愿者对死亡的感觉。但斯莱特认为它可能让人感觉到意识从身体分离。“这意味着生存有可能超越死亡。”他说。

这种虚拟体验类似于一些游离于身体之外的濒死体验。 一些心力衰竭患者描述称，他们在关键的时刻从天花板看到病房，斯莱特说。

他还不知道虚拟错觉是否能够帮助那些患有绝症的人，或者那些因为对死亡的强烈恐惧而生活困难的人。

[accordion]Journal reference: Plos One, DOI: 10.1371/journal.pone.0169343[/accordion]

来源：New Scientist

翻译：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