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的想象中，精神病态者（Psychopath）*是邪恶的化身。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却认为他们是疾病缠身的人，而非邪恶的魔鬼——他们都是精神错乱的受害者。所以，精神病态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他们都遇到了哪些问题？

*译者注：精神病态者（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将其收录在反社会人格障碍）。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ition). Washington, DC.

他们与你我如此不同？

加拿大犯罪心理学家罗伯特·哈尔（Robert Hare）最早编制了哈尔精神病态量表（Hare Psychopathy Checklist），随后，该量表经过了修订并广泛地用于精神病态的诊断。该量表认为，精神病态者通常是自私的、肤浅的和不负责任的。他们很难控制自己的冲动，常常在小时候就表现出反社会性，缺少共情、内疚以及悔恨的能力。他们偷窃，时常撒谎，对其他人、社会规范乃至法律法规都缺乏尊重。有些时候，他们会折磨脆弱可怜的小动物，攻击手无寸铁的儿童，甚至企图杀死他们的父母或兄弟姐妹。一旦被捕，他们不会悔过自责，反而倾向于将责任推卸到成长环境或社会体制上。

最近的一些数据表明，美国有超过90%的男性精神病态者受到刑事司法系统的制裁，要么在监狱服刑、要么处于假释状态，或者以其他一些形式。由于精神病态者只占总体人口的1%，这个数字无疑是令人震惊的。由于和犯罪行为高度相关，精神病态曾经以“道德失常”而为人所知。

关于精神病态的这种污名化描述主导了业余人士和专业研究者的想法。污名化描述既耸人听闻，又让人心安理得。精神病态者通常疾病缠身，神志不清，缺乏道德良知。换句话说，他们和你我完全不同。

然而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总的来说，精神病态者并不缺乏许多重要能力，而且他们的缺陷也常常并不明显，或者往往局限在某一特定情境。说真的，他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对错，也不是没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决策或者和其他人产生同感和共鸣。

相反，他们会遭受很多更基本的问题的困扰——比如过于固执己见、无所畏惧或者自私自利。更重要的是，也许“我们的”行为反应要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像“他们的”行为反应。就像精神病态者，我们能够拨动我们的共情仪表盘；尽管我们对共情赞不绝口，但如果仔细观察这种情绪，我们就会发现它比任何“温暖而模糊”的感同身受更接近自我保护的本能。

精神病态者并未表现出怪异的离群行为，反而揭示了有关人类道德的重要事实。但是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接受他们可能教给我们的东西？

理性是不是关键

当我们开始争论精神病态者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研究者们常常用两种对立的道德理论互相攻讦。理性主义取向认为，对于是非的判断基于理性而非情感。一些哲学家宣称，精神病态者的存在表明理性主义是完全错误的。精神病态者如你我一样有逻辑——实际上，他们甚至比我们更聪明。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被描述为精妙的骗局。所以，精神病态者在理性的情况下却仍然做出非人道行为的事实，就意味着道德的敏感性不仅仅基于纯粹的理性。

但是这里有些不对劲了。如果精神病态者足够聪明，那他们为什么还会被刑事司法系统不断追捕呢？在生动描写精神病态的著作《没有良心》（Without Conscience）（1993）中，哈尔描述了一个去参加聚会的男人决定买一箱啤酒，当这个在哈尔的精神病态量表中的得分很高的男人意识到自己忘记带钱包之后，他选择抢劫了最近的汽油站，并用一根沉重的大木棒重创了售货员。

尽管精神病态者能够理性地、清晰地思考，但是在行为中他们却表现得非常不理性。他们在与哲学家口中的“采取行动的理性”作斗争：当我们在决定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考虑一些理由。例如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多大的几率会实现我们的目标，并且不会与其他事情或目标发生冲突。举个例子，用木棒重击售货员，你也能实现获得一箱啤酒这一目标，但是这样做会使你产生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你极其不愿被捕入狱，所以你不会这样做。精神病态者所缺乏的似乎是综合考虑做出正确选择的所有因素的能力，并且往往没有足够的理由去解释他们的行为。

来自心理学的证据表明，精神病态者存在推理能力的缺陷，以致于他们的决策能力也会受损。他们总是将注意力聚焦在手头上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事情），并且会忽略相关的背景信息。 如果这些背景信息不重要的话，他们其实会做得很好。

其他研究发现，精神病态者可能在改变自己的反应上存在困难，他们很难理解，那些过去被奖励但现在被惩罚的行为，或者那些过去被惩罚现在却被奖励的行为。与之相似的，哈尔和他的同事杰弗里·朱泰（Jeffrey Jutai）发现，精神病态者在走迷宫任务中会固执地执行他们最初的策略，哪怕那样做他们会遭受令人痛苦的电击。而大多数正常的被试，都会放弃原路并寻找迷宫的其他出路。这种不敏感性也会延伸到像生气的面孔这样的社会威胁。

这些发现支持了理性主义者的观点。精神病态者的不道德行为是由无法合理推理所导致的。但你也可能注意到了，那就是和普通人相比，在相似的情形下，精神病态者可能更少地体验到恐惧。而我想我们都知道恐惧本身也是一种情绪。这，也就把我们重新带回了情感取向这一阵营——道德的中心是情感而非理性。这一阵营尤为关注共情。

他们能共情吗

精神病态者能够做到共情，前提是明确告诉他这样做。

除了像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和纽约城市大学的哲学家耶西·普林斯（Jesse Prinz）这样著名反对共情的人，理论家和研究者大多高度重视共情。一部分，是因为它与被称为道德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的第二种主要的道德理论完美契合。道德情感主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他们认为，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是建立在同理心上的。当我们与他人感同身受时，我们才能将他人的苦难看作是糟糕的或不公的。正因为共情带来的感受，我们才关心别人身上发生了什么，即使这些事对我们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支持这些主张的最佳的实验证据来自对共情式关怀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从事发展心理学研究工作的心理学家，例如纽约大学的马丁·霍夫曼（Martin Hoffman）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都认为共情在社会能力和道德理解中起着核心作用。丹·巴特森（Dan Batson）认为，共情式关怀是一种温暖、善良、对有需要的人富有同情心的感觉。这种感觉会激发真正的利他行为。共情促使我们善待他人，是对他人道德关怀的基础。而精神病态者似乎证明了这些观点：他们明显同时缺乏道德感受和共情反应。

然而，精神病态者在共情测试中却表现得出奇的好。鉴于这些测试常常基于自我报告，而精神病态者又是经验丰富的欺骗者，这不一定令人惊讶。但是，精神病态者在测试生理和大脑反应的实验中也产生了有趣的结果。例如皮肤导电率这一生理指标，通过测量皮肤的导电性能，它可以很好地指示你的情绪状态。当你因压力、恐惧或愤怒而出汗时，你的皮肤会变得更容易导电。

而相比于非精神病态者，精神病态者在观看陷于困境中的人们的照片时表现出更低的皮肤导电性。还有别的研究测量了惊吓反应：如果给一个正常人展示一张他们能够察觉到威胁的图片，他们则更容易受到一声巨响的惊吓。精神病态者一般会对直接的威胁做出正常的反应，像张开大嘴巴的鲨鱼或猛然出击的毒蛇的图片。但他们对处于痛苦或困境中的人们等社会性威胁则没有反应。而正常人则对这两者都有反应。

神经科学家也对精神病态者的共情反应进行了研究。在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的研究中，精神病态者的与共情相关的大脑区域不会像对照组那样激活。但是，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神经生物学研究者哈玛·梅菲特（Harma Meffert）和她同事的研究中，精神病态者被明确要求去尽可能地感受一只被抚摸，或者被推开的手。在这种时候，精神病态者是够出现正常的反应的。这也就是说，在明确告诉精神病态者去共情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做到共情。

芝加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简·德赛迪（Jean Decety）和他的同事发现了相似的结果。他们给精神病态者呈现人们四肢处于痛苦状态下的图片：比如，手被卡在车门里了。研究人员要么告诉他们“请想象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要么告诉他们“请想象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人身上”。当精神病态者想象自己处于痛苦的情境时，他们表现出与共情典型的大脑激活非常接近的大脑反应模式；但是，当他们想象其他人处于同样的情境中时，与共情相关的大脑区域却没有激活很多。

是共情缺陷，还是其他原因？

如果说精神病态者存在共情缺陷，那接下来这个研究则令人困惑。测量大脑活动的另一种方法使这个难题更加清晰明了。脑电图（EEGs）能够全时程记录大脑的活动，不同于fMRI的是，这种方法能够记录某一特定时间段的大脑活动。关于精神病态者的脑电图研究非常有启发性：事实证明，在最初，他们对处于困境中的人们的大脑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完整的。心理学家将这种情况称为“定向反应”，指的是将注意力转向刺激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刺激的行为是另外一个有麻烦了的人。这种行为与能够调动防御反应的交感神经系统的有关。在这第一反应上，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不一样了：精神病态者的防御反应并没有变得越来越强，他们对处在困境中的他人的注意力也不会更集中，而是逐渐减弱直至消退。这是为什么？

其他关于共情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线索。研究发现，当医生在面对即将接受针头注射的病人时，他们表现出和精神病态者相同的反应模式。因为医生完全有能力在必要时和病人保持共情，所以，人们认为这种反应的减少，一定是来自于他们对自己的情绪施加的认知控制。因为医生们必须对病人做不愉快甚至痛苦的事情，所以，他们只能对病人的反应习以为常，抑制正常的共情反应。

这种解释也符合共情和奖赏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男性只有在收到报酬的时候才会更好地去理解他人需要付出额外的报酬使他们这么做，而对于女性来说，理解他人本身就是足够的奖赏了*。暂且将这些恼人的性别差异放到一边，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可以根据惩罚、习惯或者奖赏来调节自身的共情反应。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理解思考精神病态者的共情反应：他们弄钝了自己对处在痛苦中的人表现出的共情反应，但是，他们并非天生对他人的痛苦不敏感。

*译者注：原文作者对所引用的文献存在误读。所引文献为Klein&Hodges（2001），其中文献作者在摘要中概括的主要结论有二。第一，女性在“共情准确测试（empathic accuracy task）”中较男性所具备的优势，仅存在于当女性在参加测试前完成过一个共情自评任务时。第二，当男女被试皆收到报酬以激励他们的表现时，性别间的差别消失了。

这样的证据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精神病态和共情反应在道德能力中扮演的角色。首先，去思考精神病态者究竟缺乏什么能力是一个错误。他们并非没有能力去理解什么是目标或结果，也不是不能对他人产生共情反应。也许他们有一定的能力缺陷，但是这些缺陷常常很小，而且取决于具体情境。

同样，在同理心方面，精神病态者并非完全的离群者——实际上，还有不少人用风度翩翩和魅力无限来形容他们。哈尔是研究精神病态者的杰出专家，他在《没有良心》中描述了他是如何被一个精神病态者骗去一个会议上发表演讲。他本应该得到一份报酬和差旅费的报销，但是最终却没有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在会上，他和那个人共度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其间从未生疑。重点是，如果精神病态者想要愚弄一位专家，去说服这个专家做自己本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就不能表面上看上去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有人说，他们擅长伪造共情反应，但是另外一个种更具有说服力的看法是共情并不能被伪造，精神病态者只是能更轻易地打开或关闭他们共情反应的开关。

精神病态的存在意味着什么

精神病态的存在，意味着我们有产生个人困扰的倾向是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精神病态者相关的问题尤为有趣且具有颠覆性的原因是，这些患者很多时候看起来更像普通人。以对处于困境中人的共情为例。普通人会竭力避免这种情绪的产生——他们或许会将目光从路上的乞丐移开，或者在电视上看到冲突和灾难时换一个频道。

在某些情况下，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是令人痛苦的，而避免这种痛苦自然是很有意义的。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可能改变所有苦难者的命运。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真正尝试做些什么后往往会变得更实际。我个人能为叙利亚的危机做什么？也许至少要比我现在做的更多一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避免帮助他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不到，而是因为不想在那些事情上花费时间和资源。所以，也许当精神病态者拒绝对处在困境中的人产生共情时，他们没有什么异常的，也许他们只是处于我们大多数人的极端状态。

精神病态者的共情研究带来的第二个重大结果是对共情本身的深刻反思。大多数心理学家所谈论的共情式关怀可不是对陷入困境中的人表现出厌恶反应，而这似乎正是精神病态者缺失的。我们最好将这种厌恶反应视为“个人困扰”，也就是一种不愉快的经历。它可以用“悲伤”、“惊恐”、“烦恼”和“沮丧”等词汇来形容。

这种感觉的出现是对他人痛苦或恐惧的一种防御反应——我们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和恐惧，却尽力避免这种感受。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这种个人困扰和道德是相冲突的。为什么？因为个人困扰使我们远离需要帮助的人。因此，再从头思考这个问题，精神病态的存在表明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于我们有产生个人困扰的倾向。我们不会伤害他人是因为目睹他人的痛苦和悲伤是令人痛苦的，令我们自己痛苦。

而精神病态者对陷入困境中的人的反应表明，道德可能不仅仅基于积极的、亲社会的情感，它还基于消极的、有压力的和以自我为导向的情感。这并非是什么可爱版本的共情，而是一种原始的厌恶反应，与我们对他人的人性关怀无关。

但是，有什么能够比我因你的遭遇而产生个人困扰的事实，更能够揭露出我们共同的人性本质呢？还有什么能够让我理解你正遭受的苦难的重要性？可能，正是共情带来的个人困扰，在让我理解了伤害你是绝对错误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哪怕只是想想，我都会充满了警戒之心。

可以说，相较于去帮助遇到困难的人，更重要的是去抑制住自己为达个人目的而伤害他人的欲望。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已经关注了如何能鼓励我们去帮助他人，但是这可能让我们忽略了道德伦理的重要方面。精神病态的相关研究把个人困扰重新放回了道德的心理学基础的中心。

我们能学到的最后一课是如何解释精神病态者的道德缺陷。道德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究竟谁是正确的？相关证据同时支持这两种立场。我们无需做选择——事实上，这么做是愚蠢的。那些相信精神病态者缺乏理智的理性主义者夸大了他们是如何不会像我们一样害怕惩罚。这样的缺陷会对精神病态者做出的决策造成影响：如果缺少对惩罚的适当恐惧，个体也就难以学会采取合适的行为。但是在道德情感主义者看来，恐惧和焦虑只是情感反应。这些情感的缺失损害了我们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进而助长了精神病态者的暴力行为。

因此，恐惧跨越了理性和情感之间的分歧。恐惧在约束我们的行为决策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它能加深我们对他人痛苦的理解，另一方面它会驱使我们避免某些行为或情境。但是，我们尚不清楚的是，道德哲学家们是否能欣然接受恐惧的意义。面对他人的痛苦时，我们产生的苦恼和焦虑如芒在背，是不愉快的、与我们自己紧密相关的。这和我们对道德的通常理解有着尖锐的冲突：道德关怀应该是温暖的、胸襟开阔的、以他人为导向的。精神病态者的存在迫使我们面对一个道德伦理的核心悖论：我对你遭遇的关心，其实是基于对自己的关心。

译者：物离；审校：孙闰松；编辑：曹安洁

“今天是个好日子，超级好的那种。”萨曼莎对我说。我们正坐在圣马克斯治疗中心的会议室。这家治疗中心离德州奥斯汀不远，往南再走一会就是。这里见证了太多医生，患儿以及他们忧心忡忡的家长间的艰难对话。不过话说回来，今天的气氛倒是非常愉快，因为萨曼莎的妈妈会从爱达荷州赶来看她。正如她过去每六周一次的拜访，这意味着今天午饭可以到外面去吃，还能去超市买点女孩子的生活用品：新的牛仔裤，瑜伽裤，指甲油。

萨曼莎今年11岁，身高刚过5尺，一头黑发打着波浪卷，衬托出她沉着的眼神。当我问及她最喜欢的学科（历史），萨曼莎冲我笑了一下，问及她最不喜欢的学科（数学），她撇了撇嘴。像所有这个年龄的青少年一样，她活泼，开朗。不过当我们的话题转移，谈到当初将她引向这所离家2000英里之外的青少年治疗机构的那些事件时，萨曼莎开始显得犹豫起来，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说：“我希望全世界都属于我，”她继续说，“所以我写了一本关于怎么伤害别人的百科全书。”

When Your Child Is a Psychopath

The condition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untreatable. Experts can spot it in a child as young as 3 or 4. But a new clinical approach offers hope.

打从6岁起，萨曼莎就开始画一些杀人凶器：刀，弓箭，毒药，或者是用来窒息的塑料袋。她告诉我说她曾假装杀死自己的毛绒玩具。

我问她：“你在毛绒玩具上练手？”

她点头。

“你这样对待那些毛绒玩具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呢？”

“高兴。”

“为什么这样会让你高兴？”

“因为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会在真人身上实施。”

“有没有真的试过呢？”

沉默。

“我掐过弟弟的脖子。”

萨曼莎的养父母，简和丹尼，在萨曼莎两岁的时候收养了她。他们自己有三个孩子，但他们认为接纳萨曼莎和她同父异母的姐姐（比萨曼莎大两岁）是受到某种感召驱使。在收养她们之后，简和丹尼又有了两个孩子。

打从一开始，萨曼莎就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极度蛮横地寻求关注。不过哪一个小孩儿不是这样的呢？她的生母在失去工作和房子之后，无力养育四个孩子，于是被迫抛弃了她。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萨曼莎曾受过虐待。根据德州政府的记录，萨曼莎的认知，情绪以及身体发育都很正常。她没有学习障碍，没有精神创伤，没有多动症或者自闭症的迹象。

不过即使在非常小的时候，萨曼莎已经流露出冷淡刻薄。在她大概20个月的时候，他们全家住在德州。有一天，萨曼莎和托儿所的小男孩发生了冲突。托儿所阿姨安抚了两人，矛盾解决。接着那天晚些时候，萨曼莎走到正在玩耍的那个小男孩旁边，脱下自己的裤子，尿在了他身上。要知道那时候她已经学会了上厕所。简对此说道：“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已经学会等待最合适的时机去报复。”

萨曼莎年龄大一点的时候，就开始对她的兄妹实施暴力，比如掐，绊倒或者推搡他们。如果他们哭了，她就会笑。她会砸开妹妹的小猪存钱罐，把里面的钱撕个粉碎。有一回，在萨曼莎五岁的时候，简因为萨曼莎欺负她的弟弟妹妹而批评了她。萨曼莎随即走上楼，进到爸妈的洗漱间，然后把妈妈的隐形眼镜都丢进马桶冲掉了。“她的行为不是出于冲动，” 简说。“都是深思熟虑，有预谋，有计划的。”

萨曼莎给简看了她的涂鸦，简惊恐地看着女儿演示怎么勒死或者闷死那些毛绒玩具。

简曾经是小学老师，丹尼是一位医生，他们一致认为目前的状况已经不是自己能够承受的了。他们咨询过医生，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但是萨曼莎的危险程度与日俱增。简和丹尼在萨曼莎六岁的时候把她送去了蒙塔纳的一家寄宿治疗中心，在此之前她已经前后三次住过精神病院。一位心理医生告诉他们，等萨曼莎长大就好了，她目前的问题仅仅是“延迟出现的共情能力”。另外有位医生说，萨曼莎容易情绪冲动，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药物治好。还有医生说萨曼莎有反应性依附障碍，通过积极的治疗就可以缓解。在所有的医生咨询当中，其中一位心理学家给出的意见更阴郁，同样非常典型：他责怪简和丹尼，暗示萨曼莎的行为是对严厉、缺乏关爱的父母的反应。

2011年某个寒冷的冬日，简开着车，载着孩子们回家。萨曼莎那时候刚满六岁。突然一阵惊叫从后座传来，简从后视镜看到萨曼莎的双手围着她两岁妹妹的脖子，后者困在汽车安全椅里面，简立即将他们分开。一回到家，她就把萨曼莎拉到一边。

“你刚在做什么？” 简问到。

“我在掐她。”萨曼莎回答。

“你知道你这样会杀了她吗？她会没办法呼吸的，她会死的。”

“我知道。”

“那我们怎么办？”

“会轮到你们的。”

萨曼莎给简看了她的涂鸦，简惊恐地看着女儿演示怎么勒死或者闷死那些毛绒玩具。“我吓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办。”简说。

四个月之后，萨曼莎试着勒死她才两个月大的弟弟。

简和丹尼不得不承认他们采取的措施好像都没起任何作用，关爱也好，管教也罢，治疗也是。“我读了很多书，很多很多，我想找一个可以解释她的情况的诊断出来，”简告诉我，“哪一个诊断才能解释我观察到的所有表现？” 最终，她找到了一个似乎合理的诊断，不过这种情况太罕见并且无法治疗，以至于之前见过的医生都排除了这个诊断。2013年7月，简带着萨曼莎去看了纽约的一位精神科医生，进而确定了该诊断。

“在儿童精神疾病领域，这就是所谓的不会死的绝症，没有任何治疗手段。” 简回忆那天下午走出医生办公室，她站在曼哈顿的某个街角，路人和她擦肩而过，留下模糊的身影。一种感觉袭遍全身，是孤独？意外？是希望。终于有人认可了他们一家人所处的困境。也许她可以和丹尼一起克服困难，找到帮助他们女儿的办法。

萨曼莎被诊断为“品行障碍伴随冷酷无情特质”。她具有发展成为精神病态的所有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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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态一直伴随着我们。实际上，部分精神病态特质能够随着进化留存下来，是因为小剂量的该特质是有用的：冷酷沉着的外科医生，奥林匹克赛场上极度专注的运动员，充满野心且不乏自恋的政治家。不过这些特质一旦过量或者组合出现了偏差，就会孕育出极端危险的反社会人群，或者说，冷血杀手。也就是最近二十多年，科研人员才得以定位到精神病态的早期征象，这些征象可以告诉我们眼前的孩子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泰德·邦迪（Ted Bundy，被称为优等生杀人王子）。

科研人员尽量回避将“精神病态”这个称呼套在孩子们头上；这个名词背负着太多污名和不可挽回的决断。他们更倾向于描述萨曼莎这样的孩子为“拥有冷酷无情特质”，用此简述一系列性格和行为：包括缺乏共情能力，没有懊悔之心，感觉不到愧疚；情绪冷淡；暴躁，甚至残忍，并且对惩罚不以为意等等。冷酷无情的孩子为得到自己想要的会毫不留情的伤害别人。如果他们真的表现出关心或者同情，更可能是因为他们想要利用你。

科学家相信接近1%的小孩子拥有这类特质，与自闭症或躁郁症患者数目相当。直到最近，这种特质才开始逐渐被提及。美国精神病学会在2013年才将“冷酷无情特质”加入到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里面。这类情况可能不会引人注意，因为很多拥有这种特质的小孩会隐藏这些表现——可爱聪明的他们善用社会线索来伪装自己，装作人畜无害的样子。

50多个针对性的研究发现，拥有“冷酷无情特质”的小孩相比正常小孩，在年龄稍大的时候更容易成为罪犯，或者表现出侵略性精神病态特质。（其中一项研究证明是三倍于普通人群）虽然成年人中的精神病态患者在社会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研究证明暴力犯罪的一半都由这一小部分人实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阿德里安·雷恩（Adrian Raine）说道：“如果我们无视这个问题，那么可以这么讲，我们自己就是刽子手。”

我们曾想，父母的关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然而就是有些情况，父母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到极致了，但是孩子呢？还是一个问题小孩。

科学家认为有两条路将一个人引向精神病态：先天因素以及后天环境影响。对有些孩子来讲，家境贫穷，被父母虐待，在危险的社区尝试自保，这些环境因素会将一个孩子变成冷血的暴力分子。他们并不是出生时就“冷酷无情”，很多专家建议如果能把这些孩子从成长的环境中解救出来，那他们就不会走上精神病态这个极端。

不过对于另一部分孩子，即便有关爱他们的父母和安全的社区，也会表现出“冷酷无情特质”。在英国等地进行的大型研究发现，这类早发病情很大程度上受遗传影响，出生时就成为大脑中的印记，这类情况尤其难治。雷恩说道：“我们曾想，父母的关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然而就是有些情况，父母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到极致了，但是孩子呢？还是一个问题小孩。”

尽管如此，科学家强调，即便是出生时就伴随这些表现，也并不代表一个孩子就一定会走向精神病态这条路。根据一些研究估算，拥有冷酷无情特质的孩子中有五分之四都不会成长为精神病态患者。目前尚待解决的谜团就是，为什么有些孩子能够成长为健康的个体，而另外一些则最终走向死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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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士能够在孩子三、四岁的时候就发现其冷酷无情的表现。这个年龄段的正常小孩在看到其他小孩哭的时候会感到坐立不安，他们要么去安抚哭泣的小朋友，要么就干脆跑走了。而存在问题的小孩会表现出冷酷的情感分离。实际上，心理学家甚至能够在婴儿时期就鉴定这些特质的存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科学家测试了200多个五周大的婴儿，测试内容是看他们倾向于看人脸还是看一个红色的球。那些更喜欢盯着球看的小孩在两年半之后表现出更多的冷酷特质。

小孩在成长过程中会出现更加明显的警示征象。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精神病态者的科学》（The Psychopath Whisperer）的作者肯特·基尔（Kent Kiehl）指出，一个危险的先兆就是当一个九岁左右的孩子，在没有同伴压力的情况下，独自一人犯下某种罪行。这反映出发自内心地伤害他人的冲动。另外一个能够暗示潜在的精神病态患者的表现就是多样化犯罪——在不同的情景当中犯下不同的罪行。

不过最严重的预警就是早期暴力行为。基尔说道：“我在监狱里见到的大多数精神病态患者，一般都在小学或者初中的时候就和老师发生过暴力冲突，我采访他们的时候会问‘你在学校做过最严重的事是什么？’，他们会说‘我把老师打晕了。’你肯定会想，这种事真的存在？事实证明，这类现象非常普遍。”

我们现在对成年精神病态患者的大脑结构有大致的了解，这部分要归功于基尔的研究。他扫描了数百个最高警戒监狱里囚犯的大脑，并详细记载了一般暴力犯罪分子和精神病态患者的神经功能的差异。大体来讲，基尔和其他科学家相信精神病态患者的大脑至少有两处异常，可以预见的是，冷酷无情特质的儿童大脑中也多半会存在类似的异常。

他们发现的第一处异常存在于边缘系统中。所谓边缘系统是大脑内一组负责处理情绪的结构。在精神病态患者大脑中，这个区域的灰质含量相对较少。“就像一个缺乏运动的肌肉。从理智出发，精神病态患者可能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是他自己感觉不到。换句话说，精神病态患者只知道歌词，却感受不到曲调，说白了就是脑回路和常人不同。” 基尔形容道。

科学家特别提到“杏仁核”，这是边缘系统中被认为是在生理层面会引发冷血和暴力行为的元凶。如果一个人的杏仁核相对较小，或者不够活跃，那他可能就无法感知同情，或者克制住暴力冲动。很多成年精神病态患者及冷血儿童无法辨认他人脸上恐惧或者悲痛的表情。伦敦大学学院的发育心理病理学教授艾斯·威登（Essi Viding）回忆到：他给一个精神病态囚犯展示一组不同表情的脸部照片，这个囚犯看到表现恐惧的脸时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称呼这种表情的，不过他们被捅之前脸上就是这幅表情。”

为什么说大脑里面的这个奇怪的回路很重要呢？乔治城大学专门研究冷酷无情特质儿童大脑的科学家阿比盖尔·马什（Abigail Marsh）提到“痛苦暗示”——比如恐惧或者悲痛的表情，会释放出“屈服及和解”的信号。“这类暗示是用来保护自己不受攻击的一种‘精神白旗’。如果你的大脑对这些暗示不敏感的话，那你更有可能攻击这些人，而正常人会因为接受到信号而克制自己的暴力行为。”

精神病态大脑的另外一个特征性表现就是过分活跃的奖励系统，特别是针对毒品，性或者其他能够带来一时刺激的“加强版”奖励系统。

精神病态患者不仅无法辨认他人的痛苦暗示，或许，连他们自己也感受不到。生理学上用来评判一个年轻人日后最有可能成为暴力分子的指标就是心率，具体一点说就是，相对较慢的静息心率。通过对瑞典、英国和巴西的数千个男性进行的纵向研究结果都指向这一生物学异常。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德里安·雷恩（Adrian Raine）提道：“我们认为低心率反应的是缺乏畏惧，缺乏畏惧就会使个体更倾向于大胆地犯下暴力罪行。或者说存在一种‘最佳生理唤醒水平’，精神病态患者通过追寻刺激来让自己的心跳趋于正常。对于一些小孩子来讲，弥补这种唤醒差异的方式就是小偷小摸，参加帮派，抢劫商店，或者打架斗殴。”事实上，赫尔希医学中心（Penn State Hershey Medical Center）的临床心理学家，丹尼尔·瓦什布（Daniel Waschbusch）给他治疗过的最严重的冷酷无情儿童服用精神兴奋药物之后，发现他们的行为得到改善。

精神病态大脑的另外一个特征性表现就是过分活跃的奖励系统，特别是针对毒品，性或者其他能够带来一时刺激的“加强版”奖励系统。有一项实验，内容是让儿童玩一款赌博游戏，该游戏设计为初始阶段可以轻松赢得奖励，随着回合数增加，玩家逐渐开始输钱。大多数人会在输到某个点的时候停下。“而精神病态患者，冷酷无情儿童则会一直玩下去，直到一无所有。他们的‘刹车’坏了。” 基尔评价道。

“坏掉的刹车”理论也许可以解释精神病态患者会犯下残忍罪行的原因：他们的大脑无视危险或者惩罚的提示信号。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犯罪学教授及临床心理学家达斯汀·帕蒂尼（Dustin Pardini）说道：“我们根据潜在的威胁，或者对于可能引发的后果的恐惧而做出决策。如果你不怎么顾虑行动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你就更有可能继续实施这些行为。同时当你被抓住的时候，也就不太可能吸取经验教训了。”

科学家甚至在一些幼儿身上也发现了这种对惩罚无所谓的态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伊娃·基莫尼斯（ Eva Kimonis）经常和冷酷无情儿童及其家人打交道，她说：“这些小孩对他们被‘计时隔离’惩罚这件事毫不在乎。所以你会发现他们不停地被家长‘计时隔离’，因为对他们没效果。但是换做奖励的话，他们就很容易被刺激起来了。”

这一见解正在驱使新一轮治疗方法的出现。如果儿童大脑里面负责感知情绪，同理心的部分已经无法正常运作，但是奖励系统却欢呼雀跃着，医生又该如何应对？“你配合它，”基尔说，“打好手里剩下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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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增长，先天和后天因素将冷酷儿童裹挟起来，逐渐引向精神病态，将他回归正常个体的通道关闭。他大脑的可塑性逐渐降低，周围的环境不再包容，精疲力竭的父母逐渐失去耐心，老师，社工，以及法官逐渐撒手不管。当他成长到青少年的时候，也许还不能称为无药可救，毕竟他大脑里面的理性部分还在发育。但是他真的可以变成一个骇人的存在。

我正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的门多塔青少年治疗中心的北厅，距我20步开外有个少年，身材瘦长，正从牢房的阴影里走出来。两名工作人员给他戴上了手铐，脚镣，随即带他离开。突然间他转过头，冲我笑了一下——一种病态威胁的笑，不禁让我毛骨悚然。牢房里的年轻人们用力敲击着牢门，发出咒骂，另外一些人透过狭窄的有机玻璃无声的盯着外面，我猜想这恐怕就是我最接近蝇王的时刻了。

心理学家迈克尔·卡德威（Michael Caldwell）和格雷·凡·雷博（Greg Van Rybroek）在1995年开办门多塔青少年治疗中心，就是为了应对90年代全国范围兴起的青少年暴力行为。和两位心理学家出发点相同，为了打破存在已久的恶性循环——将犯了事的年轻人送去少管所，等着他们长大出来之后犯更多更暴力的罪行，威斯康辛州立法机构设置了新的治疗中心。门多塔中心成立后隶属于卫生部，而不是管教部。中心管理人员都是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科技师，而不是典狱长或者警卫。每三个孩子对应一位工作人员，这一比例四倍于其他青少年管教机构。

卡德威和凡· 雷博告诉我，州立最高警戒级别的少管所送到门多塔中心的是在十二岁到十七岁这个年龄区间内精神病状况最严重的男生。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批孩子同时也是最危险顽固的。他们回想最初几次评估测试的情景。“一个孩子完成测试离开之后，我们会转头对另一个人说‘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危险的人。’每一个人看起来都要比前一个人更危险，”卡德威说道。“我们看着对方，忍不住说：‘天，我们做了什么？’”凡· 雷博补充说。

他们做的，就是通过不断试错，完成了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的任务：如果说他们还没有治愈精神病态，但是至少可以说已经驯服了它。

门多塔中心的很多青少年混迹于街道，缺少父母的照料，有些被毒打过或被性侵过。暴力就成了他们的自我保护机制。卡德威和凡· 雷博回想到几年前的一次小组治疗，其中有个男孩描述自己曾经被父亲绑住双手吊在半空，用刀在身上划出伤口，之后还在伤口上撒胡椒粉。其他几个孩子这时附和说“嘿，我也有这种经历。”他们称自己为“皮纳塔俱乐部”。（皮纳塔：是一种纸糊的容器，在里面装上糖果，在节庆或生日宴会上悬挂起来，让人用棍棒打击，打破时玩具和糖果会掉落下来）。

按凡· 雷博的描述，并不是所有门多塔的青少年都“出生在地狱”。有些男孩儿出生成长于中产家庭，他们父母的主要罪过不是虐待，而是面对自己骇人的孩子时表现出的麻痹。不论孩子的过去如何，能够将他们带离精神病态深渊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对他们现在的表现采取不间断地干预。在门多塔，工作人员将其称为“减压疗法”。出发点是帮助曾经生活在混沌中的年轻人逐渐理清现实，让他们更好的适应一个不需要诉诸暴力的社会。

卡德威提到两周前一个患者大发雷霆，起因是他认为自己受到了轻视或是不公平待遇。每次工作人员去查房的时候，他都会把大便和尿从门里扔出来（这是门多塔的经典娱乐项目），工作人员会选择躲开，然后二十分钟之后再回来，那个患者继续重复。卡德威说：“就这样僵持了几天。减压疗法的一部分理念就是孩子总有累的时候，总会有一次你去的时候他扔不动了，或者干脆没得扔了。这时候你就有机会坐在他身边，跟他产生一些积极的联系。”

辛迪·埃博森（Cindy Ebsen）是该中心项目主管，同时也是一位护士。她带我参观门多塔中心的北厅。当我们经过囚房狭窄的窗口，那些男孩儿都纷纷朝外张望，之前充斥北厅的咒骂声也逐渐变成了恳求：“辛迪, 辛迪，给我拿些糖好不好？”“你最喜欢我了，对不对辛迪？”“辛迪，你都不来看我了吗？”

她停下来和每个人说两句话，开开玩笑。这里的年轻人伤过人，杀过人，劫过车，也持枪抢劫过。埃博森说：“但他们还是孩子。我喜欢跟他们共事，对比年龄更大一些的罪犯，我在这群人里面见过最多的成功案例。”对于这里的很多年轻人而言，他们这辈子感受到的第一个安全的人际关系，就是和埃博森及其他工作人员成为朋友。

不论孩子的过去如何，能够将他们带离精神病态深渊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对他们现在的表现采取不间断地干预。

和冷酷儿童产生紧密联系非常重要，但这不是门多塔中心的唯一强项。该中心真正的创举当属将精神病态患者大脑的劣势转化为优势，具体来讲就是淡化惩罚机制，给予奖励。这些男孩儿被学校开除过，住过寄宿，被抓过，被关过，如果说惩罚有用，那早就该起效了。他们的大脑对奖励则是超乎寻常的热情。门多塔中心的男孩儿们可以通过积累点数参加“会员俱乐部”（一九俱乐部，二三俱乐部，贵宾俱乐部）。随着身份的提升，他们可以获得一些特权和小奖励：糖果，棒球球星卡，周六的披萨，玩电动或者晚睡。打人，丢尿，或者咒骂工作人员都会扣分，只不过扣分不会持续太久，别忘了冷酷无情儿童对惩罚不怎么感冒。

说实话，我对此抱着怀疑态度。一个为了偷走老太太社保金而将其打倒在地的年轻人（门多塔的一个患者还真这么做过），会因为宠物小精灵卡片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吗？带着这份疑虑，我和埃博森走过南厅，她停在左手边的一扇门前，朝里面打招呼：“嘿，那是收音机的声音吗？”

“对啊对啊，我是贵宾专属俱乐部的，”里面传出来一个声音，“我能给你展示一下我的球星卡吗？”

埃博森打开门，房间里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瘦高个儿，稀疏的胡须挂在下巴上。他把球星卡一字排开：“这里差不多有五十张球星卡，我是我们这儿收藏最多，最好的。” 我几乎都能看到他大脑的奖励中枢在闪闪发光。之后他给我讲了他以前的故事：他的继母隔三差五就要打他一顿，他的同父异母哥哥用他解决自己的性需求。他还小的时候，就开始骚扰邻居的小姑娘小男孩。这种骚扰持续了几年，直到那个男孩告诉了家长。他告诉我：“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不在乎，我只想要那种快感。”

在门多塔，他开始意识到短暂的快感带给他的可能就是因为性侵被关进监狱，但是如果把对愉悦满足的需求稍微拖延一下，换来的就是长久持续的奖励：一个家，一份工作，当然最重要的，自由。可能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实际上他的转变萌生于他对球星卡的狂热追求。

在他给我解释完治疗中心的点数系统之后（这里面的数学太复杂了我没跟上），这个大男孩儿告诉我，在外面的世界应该也可以使用类似的方法去获得成功——假设这个世界，也是基于一个点数奖励系统，就像持续的优秀表现在门多塔可以换来球星卡和收音机，如果在现实社会，就应该可以带来职业的提升。“这么说吧，你是个厨师，如果你做菜做的很好，你就可以成为服务员，我是这么觉得的。”他说道。

他看着我，像是在寻求对他的肯定。我点点头，我希望这个世界像他想的这样运行，我更希望他的这点领悟能够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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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门多塔中心改变了不少年轻人的生命轨迹，至少短期来看是这样。卡德威和凡· 雷博跟踪随访了248个青少年罪犯。其中147人从少管所释放，另外101人，我们这里说的是更危险，更冷血的这批人，曾在门多塔中心接受治疗。在他们被释放四年半后发现，门多塔少年相较少管所出来的人，再犯罪率更低（64%比97%），暴力犯罪率也更低（36%比60%）。最引人注目的是，少管所出来的罪犯被释放后又背了十六条人命，门多塔少年们呢？一个都没有。

他们可以主动塑造有意识的良知——在理智层面上意识到，如果他们按照社会规则来活动的话会获得很多回报。

“我们当初想的是，他们一旦离开这里，也许能坚持个一两周不犯事，紧接着他们的记录上就又会添上新的一项重罪。”卡德威说，“刚收回数据的时候，我们发现和预想的不一样，还想是不是统计出错了。”接下来两年，他们都在努力寻找可能存在的错误，或者其他的解释，但最终他们断定统计结果是真实准确的。

他们现在尝试回答的问题就是：门多塔中心的治疗项目是否不仅能改变这些年轻人的行为，同时也能重塑他们的大脑呢？科学家对此抱乐观态度，一部分是因为大脑当中负责做决策的这部分结构会持续发育到二十多岁。这个治疗项目就像是让脑神经去“健身”，肯特·基尔这样描述：“如果你加强锻炼边缘系统相关的脑回路，它会逐渐改善。”

为了验证这个假说，基尔和门多塔的工作人员正在募集该中心三百个左右的年轻男性，并扫描他们的大脑。扫描仪会记录这些男孩儿大脑主要区域的大小和形状，以及他们大脑对决策能力测试的反应，冲动程度，以及其他与精神病态核心特质相关的信息。每一个人都会在加入项目，治疗过程中以及离开项目前接受大脑扫描，科学家通过这些信息可以得知他们行为的改善是否同时反映大脑功能的改善。

没有人相信门多塔“毕业生”能够发展出发自内心的同理心或者真心诚意的良心感知。“他们可能不会一下子从黑骑士里面的小丑变成罗杰斯先生（少儿电视节目主持人），”卡德威边笑边说。但是他们可以主动塑造有意识的良知——在理智层面上意识到，如果他们按照社会规则来活动的话会获得很多回报。凡· 雷博说：“他们老老实实遵纪守法就已经让我们很高兴了。在我们的圈子里，这可不是小事。”

有多少人能一辈子坚持不掉队呢？卡德威和凡· 雷博也不知道。为了保持双方之间一定的界限，根据中心的规定，禁止工作人员和出院后的患者联系。但有时候他们出院后会写信或者打电话更新自己最近的进展，在这些联络中，特别突出的是现年37岁的卡尔。

卡尔（化名）在2013年给凡· 雷博发了一封感谢邮件。过去十年，他仅被指控过一次袭击他人，除此之外老实本分，还在洛杉矶附近开了一家丧葬服务公司。他的成功事迹尤其难得，因为他属于问题比较严重的一类：出生成长于一个健康的家庭，却生来就带有暴力倾向。

卡尔出生在威斯康辛州的一个小镇。父母分别是程序员和特殊教育老师，三个孩子中排行老二。“他从小脾气就很大。”他父亲在电话那头回忆道。他的暴力行为一开始还比较轻，比如打幼儿园的小朋友，但是这种行为很快就进展的不可收拾：从扯掉最喜欢的泰迪熊的头，到划破家里汽车的轮胎，纵火，再到杀死妹妹的仓鼠。

卡尔的妹妹还记得他，那时他八岁，抓着他们家猫的尾巴，甩起来，越甩越快，然后突然放手。“你就听到那猫撞到墙的声音。”卡尔当时只是大笑。

回首过去，即便是卡尔自己都为童年时期存在的不可抑制的怒气感到困惑。“我记得我很用力的打我妈妈，她在哭，在流血。我只记得我当时很高兴，非常愉快，感到充实和满足。这种感觉不像是有人先打了我，然后我想法报复。这更像是一种奇怪的，无法形容的恨意。”卡尔在电话里说。

他的行为一开始让父母感到困惑，直到最终让他们感到恐惧。“随着他长大，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后来他再长大一些，偶尔被关起来的时候，我是挺高兴的。我们知道他在哪儿，知道他在那里很安全，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们的心理负担。”

1995年11月，卡尔被送到门多塔青少年治疗中心，这年他15岁。在这之前，他已经住过一次精神病院，一个儿童之家，寄宿中心，十几次出入少管所。他的罪案记录显示有十八项指控，包括武装入室盗窃和三次“伤害他人”，其中一次被害人进了医院。林肯山区（Lincoln Hills），一家最高警戒级别的少管所，硬是把卡尔塞给了门多塔，因为他在被关押的四个月之内积累了100多条严重违纪行为。在一项“青年精神病态检查表”中，卡尔得到满分40分中的38分，这比门多塔男孩的平均分数要高出5分。要知道这些“平均分数”人群已经是威斯康辛州最危险的年轻人。

卡尔在门多塔的日子开始的磕磕绊绊：连续几周虐打工作人员，把大便涂满自己的牢房，晚上大喊大叫，拒绝洗澡，大部分时间呆在牢房里面，不接受和其他孩子混在一起之类。慢慢地，工作人员锲而不舍的努力瓦解了他的心理防线。卡尔回想起这些忍不住笑出来：“他们就像僵尸，你打他们也不会有任何回应。”

他开始在治疗中开口说话，参与课堂讨论。他不再爆粗口，慢慢安定下来。他开始第一次跟别人建立真正的联系。他回忆道：“那些老师，护士，工作人员，他们好像都相信他们能改变什么，就像……就像，嘿，说不定我们真的会变好。他们相信我们有那种潜力。”

卡尔那时候并没有完全改过自新。在门多塔的两轮治疗完毕后，卡尔在十八岁生日前被释放离开，结了婚，接着在二十岁的时候因为殴打警官被捕入狱。在监狱里，他写下一封自杀信，做了一个套索企图自杀。被发现之后，监狱就将他关进了隔离牢房观察。在隔离观察期间，他开始接触圣经和斋戒。突然有一天，用他的话就是“出现了非常神奇的变化”。”他开始相信上帝。卡尔知晓他自己的生活方式离一个合格的基督徒还相差很远。但他依然每周坚持去教堂，他感谢门多塔中心在他转变过程中起的引导作用。2003年出狱时，他的婚姻已宣告结束，他便从威斯康辛搬到了加州，就是在这里，卡尔开始了现在的丧葬服务公司。

卡尔很愉快的承认跟死有关的行当很吸引他。他说：“我小时候就对刀子啊，割呀杀呀什么的特别感兴趣，所以我现在从事的是通过一种无害的方法去表达我的嗜好，你或许会称这种嗜好为‘对死亡的好奇’。我就想，这种‘对死亡的好奇’的极端不就是连环杀手吗？所以我们出发点是一样的，只不过我这里一切都进行的更加温和。”

当然，他的工作要求他表现出同理心。卡尔说他一开始必须训练自己学会向悲哀的客户表达同情，不过现在都能自然表达出来。他妹妹也赞同他在情感层面有质的飞跃：“我见过他和死者家属沟通互动，他做的很棒。他能做到表达同情，能做到陪伴他们。这些跟我对他的印象完全不符，我会感到困惑，这些都是真的吗？他真的能感受到他们的悲痛吗？难道这都是他装出来的？或者说他现在自己能分辨出是真是假吗？”

结束和卡尔的交谈之后，我开始将其视为一个成功者的励志故事。“若非门多塔和耶稣，我可能是曼森，邦迪，达梅尔或者伯科威茨式的罪犯。”诚然，他对死亡的爱好听起来是有点奇怪。但是看看现在的他：又结了婚，是一岁男孩的父亲，拥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生意。挂掉电话之后，我决定跟他见一面，我想亲眼看到他的救赎。

卡尔的案例到底证明了精神病态患者可以被制服，还是这些特质已经深植于他们体内，而无法永远清除呢？

就在我准备前往洛杉矶前一晚，我收到一封邮件。发件人是卡尔的太太，邮件内容措词激烈：卡尔被警方拘留了。他的太太告诉我卡尔认为自己是多边恋，他邀请了一位女朋友到他的公寓。（这个女人说她跟卡尔没有任何感情。）他们一起逗小宝宝的时候，卡尔的太太回来了。她怒火中烧，从他们手中抢过儿子。卡尔则拉扯着她的头发，把孩子从她手里抢过来，还拿走了手机以防她报警。她转身跑去邻居家报了警。（卡尔说他抢走孩子是想保护他。）。三项轻罪指控之后（殴打配偶，忽视儿童，恐吓目击者），曾经改邪归正的精神病态卡尔，此时此刻正在监狱里。

我还是动身去了洛杉矶，天真的希望卡尔第二天听证会之后会被保释出来。早晨大约八点半的时候，我和他太太在法庭前会面，开始漫长的等待。她比卡尔小十二岁，身形小巧，一头黑发下露出一双疲倦的眼睛，只有当看着孩子的时候，这倦意才消失不见。她是两年前在洛杉矶旅游时，在交友网站上面认识的卡尔，相好几个月之后她就搬到了加州嫁给了他。现在，她正坐在法庭外面，一边顾着孩子，一边忙着回应公司客户的来电，同时还在焦急的想知道自己能不能把卡尔保出来。

“我受够这些闹剧了。”她说着，电话铃又响起。

嫁给卡尔不容易，他太太说他很风趣，幽默，善于聆听，但他时不时就会对生意失去兴趣，把大部分活计都丢给太太处理。即使太太在场，他也会带其他女人回家寻欢。虽然他从没殴打过她，但是扇过她耳光。

“他会道歉，但我不知道他那样做是因为苦恼还是什么。” 她告诉我。

“所以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懊悔？”

“说实话，我现在根本不在乎。我只希望儿子和我安全就好。”

终于，下午三点一刻的时候，卡尔慢吞吞地走进法庭。他手上挂着手铐，穿着一件洛杉矶郡的橘色连衣裤。他把两只手一起举起来冲我们摆了摆，脸上挂着无忧无虑的笑，不过在得知今天不能保释离开时，他的笑容随即逝去。即使卡尔已经供认不讳，他还是需要在监狱再呆三周。

卡尔在出狱后第二天给我打了电话：“我就不该有女朋友或者老婆。” 他表达懊悔的方式听着好像不太寻常。他坚持说他希望自己的家庭完整，还说法庭强制他参与的家庭暴力课程会帮到他，他表现得挺真诚。

我把卡尔最近的这个小插曲讲给卡德威和凡· 雷博的时候，他俩会意地一笑，卡德威说：“这对于一个门多塔出去的人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他不会完全健康地适应生活，但他绝大多数时间都没有跨过法律界限。即便是拿这次犯的轻罪来讲，一，他没有持枪抢劫，二，也没有向别人开枪。”

卡尔的妹妹对他哥哥目前的状况也抱一样的态度。“这家伙手里的牌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烂，你说说，谁应该一出生就遭这些罪呢？他现在不是一个杀人狂魔，没有被判终身监禁，或者还没有死已经是很不可思议了。”

我问卡尔，遵守规则，或者说，过简单的日子有多难。“用一到十来划分难度，有多难？”他回答：“差不多有八，因为‘八’很难，非常难。”

我开始喜欢卡尔了：他在活跃的思考着，他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并且有向善的愿望。但是这些是他的内心流露，还是只是利用我呢？卡尔的案例到底证明了精神病态患者可以被制服，还是这些特质已经深植于他们体内，而无法永远清除呢？我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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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马科斯治疗中心，萨曼莎穿着刚从超市新买的瑜伽裤，然而她看着并不是很高兴。没过多久，简就要离开去机场，乘坐下一班飞机回爱达荷。萨曼莎一边吃着披萨，一边和简挑着想看的电影。她看起来有点难过，但比起妈妈的离开，更多是因为要回归到治疗中心枯燥乏味的日程中去。萨曼莎依偎在妈妈身边，看着电脑上的《圆梦巨人》——难以想象一丝丝挑衅就足以让这个十一岁的女孩儿把一支铅笔插到老师手里。

看着他们坐在昏暗的房间里，我再一次沉思好与恶的任意性。如果萨曼莎的大脑生来就是冷酷无情的，如果她是因为没有特定的脑回路所以才感觉不到同情或懊悔，我们能说她就是恶的吗？ 雷尼对此评价说：“这些孩子控制不住自己，没有哪个小孩想要长大以后成为精神病态患者或者连环杀手。他们长大以后想当棒球手，想当足球明星。这不是他们的选择。”

即便如此，雷恩指出，即使我们不将他们定义为“恶”，我们仍必须尽力阻止他们的不良行为。同情心，关心，懊悔，我们每天都在很努力地将这些本该自然出现的情感的种子播洒在他们冷酷无情的大脑里。萨曼莎在圣马科斯住了两年多，这里的工作人员使用常规的治疗方法和类似门多塔中心的奖惩项目来改善她的行为，即对不良行为采取短暂的惩罚，对积极行为提供奖励和优待，这包括糖果，宠物小精灵卡片，周末晚睡的特权等等。

简和丹尼有注意到一些同理心的萌芽出现。萨曼莎交了一个朋友，最近那个朋友的社工离开的时候还去安慰了她。他们发现她开始自我察觉，甚至会懊悔。萨曼莎知道她那些关于伤害别人的想法是错误的，她会努力去克制它们的出现。不过认知训练并不能总是赢过想要勒死一个烦人的同学的冲动。萨曼莎有一天就想这么去做，她解释说：“这种冲动会越积越多，然后我就必须去做，我没办法让这种冲动消失。”

这种情况让萨曼莎和她周围的人疲于招架。我问简，萨曼莎有没有哪些讨人爱的方面，让他们觉得做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不可能都是噩梦吧？对吗？”她犹豫了。“或者……可能都是噩梦吗？”

“并不都是噩梦，”犹豫之后，简还是回答了我的问题。“她很可爱，也很有趣，很欢乐。” 她玩棋盘游戏很厉害，有丰富的想象力。在分开两年之后，她的兄妹都说想她。不过萨曼莎的情绪和行为变化非常快。“和她在一起的挑战就是，她的极端实在太极端了，你总是在等另一只鞋落地。”

丹尼说他们祈祷萨曼莎的自利能够战胜冲动。“我们希望她能有意识地理解，知道‘虽然我的想法跟别人不同，但是我的行为需要在正轨上，这样我才能享受到我想要的生活。’”因为她被诊断时还很小，他们希望她尚在发育中的大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她得到有意识的良知。当然拥有像简和丹尼这样的父母也至关重要；研究显示温暖关爱的父母可以减少患儿在日后冷酷无情的程度。

不过也有另一种说法，纽约的精神科医生告诉他们，她的症状出现这么早，这么极端，这些都表明她的冷酷无情特质是深深根植于她的基因里，可能很难改善。

萨曼莎的父母尝试不去反复猜测自己当初领养她的决定是否正确。即便萨曼莎有时候也会想知道他们是否后悔。“她会说‘你们到底为什么会想要我？’”简回忆起来，“准确的回答就是：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我们面对的挑战有多大。没有一点头绪。我不知道如果那时候的我们知道现在的状况，结果会不会不一样。不过我们告诉她的是：‘你是我们的。’”

简和丹尼计划今年夏天带萨曼莎回家，他们对日后的前景带着一丝忧虑。他们已经在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比如在萨曼莎卧室门上加装警铃。年龄大些的孩子身材都比萨曼莎大一点，壮一点，不过在五岁和七岁小朋友身边还是要保持警惕。即便如此，他们相信她已经准备好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她在圣马科斯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进展。他们想带她回家，一起再试一次。

当然了，即便萨曼莎可以在十一岁的时候就顺利的回归家庭，那以后会怎么样呢？“我会想让她有驾照吗？”简问我。会让她去约会吗？她的智商对大学来说足够了，但是她能在不威胁社会的基础上搞定复杂的社会关系吗？她能有稳定的恋爱关系吗？我都不敢去想象她真的去爱一个人，更别说结婚了。简和丹尼不得不重新为萨曼莎定义成功：不被关进监狱就足矣。

他们依然爱萨曼莎。“她是我们的女儿，我们想一起抚养我们的孩子。”简说。萨曼莎过去五年都在寄宿治疗项目中度过，差不多是她过去生命的一半时间。他们不能关她一辈子。她早晚需要学会如何在社会上生存。“我真的感觉到还是有希望，”简补充道，“难处在于，忧虑永远不可能消失。抚养她的风险很高，如果失败的话，结果会很难看。”

翻译：Erafat..   校对：刺猬   编辑：EON

原文：When Your Child Is a Psycho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