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学 – 神经现实

年刊通讯 #009 | 超加工食物伤脑？人工代糖让你感到更饿；长期饮酒损害决策；“头秃”终于有救了？

神经现实 — Thu, 17 Apr 2025 18:30:0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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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亮点：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超加工食品摄入与大脑调控食欲与奖励的关键区域结构变化相关，可能导致“越吃越停不下来”；科学家通过让小鼠观看电影，构建了史上最详尽的脑功能图谱，为研究神经疾病提供可视化新工具；新研究发现，易被手机图像干扰的人不仅注意力差，还对身体信号感知能力弱，可能形成类成瘾身心反馈机制；三氯蔗糖激活大脑饥饿中枢，反而增加食欲，尤其对肥胖者影响更显著，提示“无糖”饮品并非无害；动物实验显示，长期饮酒可损害雄性大鼠决策神经通路，戒酒后仍难以恢复，凸显性别差异与长期风险；心衰患者在确诊后认知能力显著下降，衰退速度相当于提前“老去”十年；一家初创公司推出血液微塑清洗疗法，虽受欢迎却缺乏科学验证，被质疑是“健康焦虑的高端幻觉”；新研究揭示MCL-1蛋白对毛囊干细胞至关重要，为斑秃等脱发疾病提供个体化治疗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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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孤独，不算自闭

Momo — Sat, 29 Mar 2025 01:10:21 +0000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看精神科。那是2023年12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我走进那家专科医院，在走廊里等候，周围是一群神情淡漠的青少年和他们焦虑的母亲。走廊里没有窗户。人们在苍白的日光灯下低头刷手机。我很庆幸没人看我。对于这个发育障碍门诊来说，我年龄太大了，带孩子来看还差不多，但我又没有孩子。“她还没法上学呢，”旁边一位母亲对着手机低声说。我感觉自己看上去就像个游客，因为找不到厕所而误入此地。

然后就轮到我了。诊室里开着一扇大大的窗户，阳光透过树冠的缝隙洒进来，给房间抹上了一层暖色调。书桌后面的医生神情疲惫，而我不过是那天下午的第二个病人。

“我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阿斯伯格，”我说。

医生看起来有些惊讶。她快速确认了几个问题——确实是我自己要看，不是给某个不存在的孩子问诊——然后让我讲讲自己的情况。我开始了我的独角戏，背诵起我已经在心里演练过无数次的台词：

母亲常说，我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我学说话特别早，学走路特别晚。上学的时候，我最讨厌跳绳和广播操，学得很艰难。班里有什么八卦，我总是最后一个知道。我讨厌假期，因为假期会打乱我的日程，我还得去见家里人。我和家里人很疏远，因为我们没有共同兴趣，估计他们也不知道拿我怎么办。我觉得我的怪异之处和父亲一模一样。我大学的时候很可能有过抑郁，只是那时候我不知道任何求助的途径。我没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但我会说三门外语和一种方言。我经常会提前思考要说什么，就像现在这样。如此等等。

医生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脱口秀，然后问了几个问题。最后，她说：“你看起来确实有一些自闭症的特质，但你现在过得还可以，对吧？我不作诊断，但我不是在否定你，我没说你不是。我只是不下判断。”

“另外，如果你打算要小孩的话，”她又说，“我是说如果啊，没关系的。自闭谱系障碍的特质不一定会传给小孩。就算有这些特质，你也知道怎么去应对它了。”

我向她道谢，离开了诊室。在此之前，我读过很多故事，讲述自闭谱系障碍（ASD）人士在得到诊断之后的感受，并且还读过一篇被排除诊断之后的自述。我以为去看精神科就好像打开那个装着薛定谔的猫的盒子，医生会告诉我，我究竟有没有ASD。我没想到，盒子里面还有一个盒子。

医生说，如果我很想确认一下的话，她可以给我开一个诊断性测试。她说了价格，我立马放弃。她点了点头，说：“测试也不能保证你能确诊。就算你确诊了，也没有针对自闭症的治疗手段。我看你应该也知道这一点。”

我知道。在去见她之前，我做了不少功课。一位学习心理咨询专业的朋友说，医生不轻易开成人ASD的诊断，除非我同时还有抑郁、焦虑这些需要药物治疗的状况；而如果我需要吃药的话，医生还要同时向我居住的社区报备，然后我就进了某个监控系统，“跟那些弱智和疯子一个待遇”，另一个朋友警告我。

她们都不太理解我为什么想要得到诊断。简单来说，我想要听到那句魔法咒语“这不是你的错”。我接受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咨询，只是为了确认自己是不是和母亲所说的一样无可救药。我做了每一个我能找到的在线测试，只是为了确认我表现出来的不同之处都是因为我的基因或神经通路。最后，我希望有位专业人士来评判这些结果。

我想要一份许可证，让我可以畅谈我的怪异感受而不必感到愧疚。但首先，找到一个合适的术语来描述这种状况就并非易事。阿斯伯格综合征（AS）已经成了社交媒体上的流行标签，通常用于形容脾气古怪的天才，但它其实不是一个有效力的诊断，已经被并入ASD当中。有的精神科医生还在开具这个诊断，改变需要时间。所谓的“高功能自闭症”这个描述也有争议，它具有歧视意味，仿佛在暗示那些出现严重学习障碍的人都属于“低功能”。在我看来，所谓的“高功能”或者“低功能”看起来更像是电器上面的标签。

ASD是主流的诊断，只是这个词无法区分那些具有轻度社交障碍的人，和那些需要依靠大量支持来维系日常生活的人。尽管ASD可以分为3个等级，以说明症状的严重程度和患者需要支持的程度，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种描述方式。我个人更喜欢“有自闭谱系特质（traits）的人”这个描述。那位医生告诉我，在没有确诊的人群当中，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这些特质。

并且，一个人不需要“集齐”所有的特质，才够格成为病人。换言之，ASD人士的症状表现和严重程度之间有着显著的个体差异，所以它才被称为一种谱系疾病。问题在于：神经典型发育（neurotypical，NT）与ASD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我又属于分界线的哪一边？

“你学得还挺快，比我的学生都快，”母亲满意地说。母亲在一所小学教数学，在我五岁半的时候，她准备送我去读二年级。那时，报纸和杂志上铺天盖地都是各种教育实验和天才学生出国上藤校的故事。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时，《哈佛女孩》出版，成了超级畅销书。那本书并未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小城市的小书店里，那种地方通常只卖教辅书。不过，母亲肯定在什么杂志上读到过这个故事：通过严格的教育，细致的规划，作者成功将女儿送进了哈佛大学。

母亲曾考虑让我在家上学，但她很快发现她教不了英语，我也没法光靠听录音来学英语。但她的努力不算白费。我很早就学会了读报纸上的大标题，做数学题，于是她决定让我跳过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没想到，我入学后在语文课上表现一塌糊涂。我可能只是记住了那些汉字的读音，却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而且我得了近视。我不得不休学一年，然后回去读三年级。

没关系，我还是比同班同学小一岁。俗话说“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而母亲说，早一点更好。

“你上大学的时候是17岁，也就是说你21岁本科毕业。或者读到硕士，23岁毕业。博士就算了。谈恋爱么，最好在大学里找个同学，然后25岁结婚，30岁之前就能生小孩。然后我来给你带小孩，你去忙工作。完美。”

我还记得她对我说这番话的场景。那是我高中的时候，我进了全市最好的高中。她在厨房里把鸡肉剁成小块，我靠着阳台门在吃苹果。她教我如何分辨走地鸡（别买饲料鸡），然后让我回去写作业。她要确保我知道将来如何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但是我暂时还不必承担家务劳动。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学习。“她就是会读书。别的都不会，”每当有人夸我成绩好，她总是这么说。

我也不喜欢年纪小。我没法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因为母亲不让。“你看着就是个小孩子，怎么能在街上乱逛？”她总说，别人会把我拐走，或者看我傻，卖东西的时候故意多收我的钱。在家庭聚餐之前，她总会告诉我该说什么，如同正式演出之前的表演：见到姨妈要打招呼；说你最近考了什么好成绩；不想吃零食的话，就说你吃饱了，讲点礼貌行不行。她要确保我能举止得体，讨人喜欢。

我不喜欢这样的排练。我渴望拥有和父亲一样的特权：最后一个到，然后第一个走。还不用聊天。

父亲是一名门诊医生。自从我记事起，他就一周工作七天，几乎全年无休，直到退休都是这样。母亲说，看他多辛苦，为了挣加班费。再说，他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也没有朋友。他闲下来就在网上打牌。

如今我也拥有了自己的事业，我发现一周工作七天不一定很辛苦。保持固定的日程让我感觉很自在。实际上，喜欢固定的日程属于一种ASD特质，它和重复性及强迫性行为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再说，工作比见家人要轻松多了。我很难理解那样的对话：谁又跟谁吵架了，第三方有什么意见之类。我试图扮演人类学家的角色，默默观察，但我就是不停地走神。闲聊是一门我永远无法掌握的外语。更可怕的是，他们随时可能跟我搭话。

“吃点花生不？”不。我在社交场合通常会感到没胃口。我的味觉很敏感，习惯于熟悉的食物。“听话。你就吃点吧。”小时候母亲总会这么说，“我从没见过哪个小孩跟你一样。正常小孩都喜欢吃零食。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简直是有什么就吃什么。”

味觉（或其他感觉）敏感是另一种常见的ASD特质。我能吃出可颂用的是起酥油还是纯黄油。如果水果上有碰坏的地方，或者坚果放得太久，我马上就能吃出来。但小时候我不知道如何用语言表达这些感受。母亲找到了另一个颇为可信的解释：“你就跟你爹一样挑食。”

我和父亲之间确实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我们因为相同的特质，从她那里得到了很不一样的评价。父亲不喜欢在外用餐，“他就爱吃我做的饭。”他不善言辞，有时候会显得没礼貌，“他是个老实人，从来不会说漂亮话。”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因为他什么都不用操心，看我把他管得多好。”

第一次觉察到这样的双重标准的时候，我感到很困惑。我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想要隐藏自己的不同。我到别人家吃饭的时候总是会夸赞他们的厨艺，但实际上吃得很少。现在母亲已经（基本上）不教我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了，但我会自己排练家庭聚会上的对话，准备好特定的话题、语句，比如怎么回答“这么快就要回去啦”。我还烫过卷发，想让自己看起来成熟一点。我感觉就好像错误地闯进了舞台，又找不到出口，不得不留在那里演完一出戏，而且别人手里都拿着剧本，就我没有。然后我看见父亲也在那里，怡然自得，随性发挥。我发现观众席上根本没有人，因为我们都在这出戏里。

现在回想起来，我看到的是母亲作为一个绝望的妻子，努力证明自己完美地扮演了这个角色；作为一个焦虑的母亲，努力让女儿未来接过同样的角色。

具有自闭谱系特质的女性更善于隐藏（masking），因为我们不得不迎合社会对于女儿、妻子、母亲这些角色的预期。大多数女性直到有了孩子之后，才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些特质。我足够幸运，我不必经历这个过程就能意识到这点，所以我可以选择不成为母亲。如果说我的心里已经住着一个彼得·潘，那么我永远无法准备好迎接另一个孩子。

不过，为什么彼得·潘是个男孩？我想要一个佩特拉·潘。

ASD被视为一种高度男性化的状况。ASD特质包括对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领域的强烈兴趣，以及难以识别和回应他人的情绪。如果一名男性没有在合适的时机表露出对他人的兴趣或同情，人们会说：“男孩就是男孩。”关于天才怪人（nerd）的故事通常以男性科学家或工程师为主角，因为天赋而受人尊敬，在社交上的笨拙反而让他显得更加可爱。我不知道我要拥有多少天赋，才能让别人容忍我的怪异。父亲作为一位勤勉的医生而受人尊敬，他为家族提供的免费医疗服务弥补了他的疏离。而我曾经是一个让母亲骄傲的好学生，直到我上了大二，开始偏离她为我规划的轨迹。

“当工程师挺好的，一毕业就能有份稳定的工作，”母亲说。我当时英语成绩很好，也许出国留学会有优势。她还说，文科就靠死记硬背，学不好数学的笨学生才学文科。当我告诉她，我开始尝试给科学媒体做翻译、写文章，将来想进媒体行业，她骂我：“别那么任性！你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就是给惯坏了！”

她不停地告诉我，她对我有多么失望。局面逐渐失控。一看到手机上显示出她的来电提醒，或者几十条未读信息，我就觉得喘不上气。我开始无法集中精神听课，成绩从年级前10名掉到垫底。就连按时吃饭这样的日常事务也变得困难起来。老师问我发生了什么。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了。大学最后两年的记忆化作一团雾气笼罩的梦境。也许是记忆过于痛苦，所以大脑将其封闭起来，藏在那座意识和无意识的冰山上，泡在水下的那部分里。

但我的意识中还保留着一个鲜明的场景。那是暑假的一个下午，大多数学生都已经回家了，但我不想回去。校园里非常安静。我爬上楼梯，走向6楼的宿舍，手里拿着一杯冰拿铁。接下来，一次性杯子从我手中滑落，掉在地上。啪。奶油棕色的拿铁在地面上静静扩散，又沿着台阶的边缘淌下来。立在液体中间的冰块如同迷你的冰山，慢慢融化开裂，发出细小的嘎吱声。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注视着这一切，感觉仿佛一点一点从梦游中醒来，回到了当下。我听见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决定休学一年，到媒体实习。然后我退学了。我知道那不是一个好决定，但那是当时的我唯一的出路。我至今不太确定那算不算是抑郁。学校里有心理咨询室，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有个网友好心建议我去看精神科，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直到我到另一个远离学校、远离家乡的城市安顿下来，有了工作，我才开始接受心理咨询。在接下来许多年里，我都在问自己：那是我的问题，还是母亲的问题？还是因为什么神秘莫测的神经递质、通路或基因？

ASD人士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焦虑和注意缺陷障碍（ADHD）。这些状况都可以用药物治疗进行干预，除了成人ASD本身。（ASD儿童可以接受行为训练干预。）但是，如果有一种魔法药丸，可以让我变得活泼外向，我会选择吃下它吗？它能为我带来什么？

或许我能在口语考试里拿到更高的分数，因为我终于可以改掉机器人一样的语调，做到每一个外语教师对我的建议：说话语气加点起伏。这就是我能想到的全部的好处。我很难想象成为另一个人，或者说根本无法想象。而且，有些ASD特质也有其价值。我的阅读速度比大多数人要快。我在感兴趣的任务上很容易集中精力。享受美食的时候，我可以充分体验其中复杂的风味和香气。

如果说，我不想改变这些我所珍视的特质，又无法获得针对性改善语气单调或内向的治疗方法，那么诊断的意义何在？我曾经想象，当我想要逃离一场对话的时候，我可以像拿出机票一样拿出那张诊断书，大声宣布：“不好意思，我要走了。医生叫我要独处。”

在网络社群中流传的故事里，确诊ASD通常会带来某种如释重负的感受。许多人谈到，他们持续被指责没礼貌、性格冷漠，哪怕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表现出对他人的关心；而在得到诊断之后，他们终于可以确信，这不是他们人格败坏的问题，而要归咎于那些不受控制的神经化学过程。

并且，在没有得到正式诊断的情况下参与ASD议题讨论是有风险的。大多数ASD自述都涉及严重的精神疾病、被霸凌的创伤经历等等。相比之下我过得还算不错，为此我感到了某种幸存者愧疚。而且，尽管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尚未消失，阿斯伯格已经成了某种社交媒体时尚单品。我不想被当成给自己贴标签的肤浅之人。而且我不愿意被人当成马斯克的同类，哪怕有些人求之不得。

但我还是决定写下这个故事。我也许不够“典型”，无法得到精神科医生的诊断，但我认为发声是一种权利，一种应当被使用的力量。所谓的“典型”患者可能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ASD可能导致学习障碍和语言功能损害。有些人可能不愿意公开自己的状况，担心受到歧视。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无法接受精神科医生的诊断和治疗，也无法触及任何形式的专业支持。精神健康服务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一种稀缺资源。据非营利机构、神经多样性社群“青衫Aspie”统计，在广州这个拥有近1900万人口的一线城市，能够开具成人ASD诊断的精神科医生不超过10人。

尽管精神健康支持资源如此稀缺，我还是有很多朋友确诊了抑郁、焦虑、ASHD或其他状况。别忘了还有自我诊断而没有拿到确诊的人。无论有没有诊断结果，那些痛苦与抗争都是真实存在的。

一位朋友曾说，神经多样性人士有相互吸引的倾向，就跟磁铁一样。但我还是感到震惊和困惑，竟然有这么多人受到精神健康问题的困扰。他们都是与我相似的人：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看起来无忧无虑。我们就好像佩特拉·潘和彼得·潘，被困在第一次遭遇重大创伤事件的年龄：学业受挫，有毒的关系，或职场压力。

我并非在否认ASD或其他疾病的存在，但我还是想不明白，对压力的正常反应与异常症状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谁又有资格进行界定？比如，为什么一名男性一周工作七天来逃避家庭会被视作正常，而女性不可以？为什么服下抗抑郁药，继续去某个混蛋领导手下工作，要比换一个领导更容易？为什么人们期望学童一连40分钟安静地坐在那里，然后给做不到的孩子开专注达？

我希望医生能开出不一样的处方，比如惩罚有毒的领导，进行户外活动。而对我个人而言，最有效的疗法就是远离母亲。

又是一年冬天。那天下午，我顶着蒙蒙细雨去见一个朋友，他在公园里摆摊做自然教育活动。那是去年12月最冷的一天。没几个孩子来看展。为了打发时间，这个朋友开始给周围的人看手相。

“你看起来健康状况不错，就是肠胃有点小问题，”他对在旁边摆摊的女士说，“你很有才华，但是不太愿意努力。你会遇到三个贵人……”

我坐在他们身后的一把露营椅上看着这一幕，双手深深插进大衣口袋里。我要让他给我看手相吗？万一他说我没有才华呢？

但我没来得及想太多。几个小孩跑过来围观展位，他站起来开始讲解，看手相环节就此结束。

几天后，我和其他的朋友闲聊，谈起这段经历。一位朋友回答说：“那就说明是他没什么才华。”

后记

本文最初以Almost Autistic为题发表于公众号“三明治”。感谢写作导师Maya Goel的指导，以及多位朋友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早在一年多之前，我就想要写下这个故事，但一直没什么进展。这个话题比较敏感而复杂。后来在一次英文写作工作坊活动中，我发现用英语写作能够帮助我和那些令人不安的情绪拉开距离，更好地从观察者视角组织材料，进行书写。但我还是不知道，是谁或什么该为我那段不愉快的经历和情绪崩溃负责？

在现实生活中，我选择了和母亲疏远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不希望这个故事成为某种“虎妈”或“冰箱妈妈”的叙事。我还在思考下面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受到某种精神疾病的困扰，以及社会为什么辜负了这个群体？

年刊通讯 #004 | 学习后禁食可加强记忆；垃圾食品影响认知？激素的抗衰潜力；脑雾究竟是什么？

神经现实 — Mon, 10 Mar 2025 02:53:0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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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亮点：研究发现，学习后禁食可增强一般记忆但削弱细节记忆，而短期高脂饮食可迅速引发老年大脑炎症，加速认知衰退。此外，激素如褪黑素和生长激素可能在抗衰老中发挥关键作用。科学家还揭示了大脑如何区分疼痛与瘙痒，深化对感官处理的理解。在行业前沿，AI技术加速DNA数据解码，提高DNA存储可行性，同时AI增强的脑机接口帮助瘫痪患者精准控制机器人手臂。《细胞》子刊综述文章探讨肠道微生物-免疫-大脑轴的影响，揭示微生物调节神经健康的新可能性，《神经科学趋势》综述文章则重新审视“脑雾”概念，强调其跨疾病特征及潜在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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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幻剂治疗精神疾病：是出奇制胜还是饮鸩止渴？

一颗Yike — Mon, 09 Dec 2024 22:41:06 +0000

如今，以抑郁症、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为代表的精神疾病或已成为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人类第二大疾病。但在疾病治疗上，长期的临床观察表明，抗抑郁药治疗对多达30%的抑郁症患者不起作用。此外，PTSD患者更是没有专门的药物治疗，只能依靠心理治疗辅助抗抑郁、抗焦虑症药物。因此，更为高效的抗抑郁药物及PTSD治疗药物的开发迫在眉睫。

致幻剂：是毒也是药

2021年，《科学》杂志评选的十大科学研究中，有一项格外引人注目——3, 4-亚甲基二氧甲基苯丙胺（MDMA）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取得良好效果。很多人可能对MDMA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要说起它的另一个名字，摇头丸，恐怕大家就谈毒色变了。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致幻剂对精神疾病的治疗作用，例如从“神奇蘑菇”中提取的活性化合物裸盖菇素（Psilocybin，又名赛洛西宾）。尽管许多临床试验表明，裸盖菇素可以快速治疗抑郁症（包括与癌症相关的焦虑和抑郁症），但人们对裸盖菇素缓解大脑抑郁症的机制知之甚少。

直到2021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自然-医学》上的两项研究揭示了这一神秘过程^[1,2]：裸盖菇素可以改变大脑对血清素反应，当裸盖菇素被肝脏分解为赛洛辛（Psilocin）时，用户的意识和感知状态随即发生改变。脑部核磁共振扫描表明，裸盖菇素会降低内侧前额叶皮层与后扣带皮层之间的联系。当我们处于休息状态并专注于自我的内部世界时，这个联系网络处于活跃状态。裸盖菇素通过减弱大脑内这两个区域的联系，很可能会解除对“自我”的限制，增强对周围世界的感知能力，从而减轻抑郁症状。

如今，基于裸盖菇素对重度抑郁症的治疗已经进入II期临床试验，而MDMA辅助治疗PTSD已经进入III期临床试验。致幻剂在精神疾病中的治疗作用一时间引得万众瞩目。面对如此巨大的商机，大量雄心勃勃的公司在短短几年内涌入了致幻剂药物行业，竞相开发针对抑郁症和PTSD的药物，旨在将MDMA和Psilocybin等化合物转化为新型的药物、疗法。纽约投行H.C. Wainwright & Co.的分析师估计，目前行业内九家领先的致幻剂公司的销售额峰值甚至有可能在十年内达到350亿美元。

然而，使用致幻剂治疗精神疾病，真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想化吗？

挑战一：获批慢

“当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致幻剂将如何改善人类的精神健康时，我感到非常担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幻觉和意识研究中心的副主任Matthew Johnson博士说，“我认为这将是心理健康治疗的一个全新领域，可能帮助很多人；但是，没有什么疗法可以帮助到所有人。”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

任何一个药物的开发都是对时间和金钱的双重考验，因此，新药研发行业对公司的门槛要求很高，不是所有公司最终都能取得成功。尽管致幻剂的在精神疾病中的医疗潜力令人兴奋，但即使是该行业的头部公司，距离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还有至少几年的时间，更别提刚刚踏入这个行业的中小型初创企业。塔夫茨药物开发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Kenneth Getz表示，该中心研发药物通常需要7年时间进行临床试验，然后再过一年左右才能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目前致幻剂治疗精神类疾病相关的临床试验中，绝大多数处于早期（I期临床）阶段，确定将进行中期或晚期（II到III期临床）试验的仅有18项。其中情况最乐观的一家公司预计最早将于明年把致幻剂药物投入市场，但对更多的公司来说，新药上市遥遥无期，没有人知道这场征途的终点在哪里。

挑战二：资金短缺

很多公司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就是资金短缺。临床试验需要大量的资金，在上市前，一个药物的研发成本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然而，许多研发致幻剂药物的公司资金有限，一些小型公司已经囊中羞涩，许多公司将需要筹集更多的私人资金、上市或通过与更大的公司进行交易才能获得足够的现金流。而此前，RA Capital合伙人Peter Kolchinsky撰写的万字长文《如何在这场生物科技寒冬中渡劫？》中则明确指出了当前美元加息，全球流动性收紧，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普遍存在于生物科技公司中的资金短缺困境——比起2021年的峰值时期，全球生物科技公司的估值都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大幅下降，几乎达到历史最低点，这直接导致许多投资者撤出生物科技板块^[4]。

回顾过去，2020年初起，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全世界投资者纷纷涌入生物医药领域，拉高股价，很多生物科技公司获得了大量资金来投入研发；也是在这期间，生物科技板块的估值达到顶峰。但很快，高投资、高门槛、慢回报这些问题让不少投资人发现他们对生物科技并不是那么感兴趣。而拉高股价后的另一个问题是行业的规范性，许多小公司借此机会把自己的产品、项目吹上了天，名不副实。这种情况下，别说是行业外人士，即便是拥有相关背景知识的专业人士，有时都是雾里看花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投资失败后，他们也就对生物科技行业失去了信心，随即将注意力转向其他领域。

而紧接着，2022年初，俄乌战争打响，通货膨胀持续走高，未来利润的现值大打折扣，在这个大环境下，不只是针对生物科技公司，很多投资者为了规避风险，其实不愿意持有任何股票类资产。面对有限的资本投入，大家的策略是优先研究投资者们可能最感兴趣的疾病和最有希望得到快速回报的药物和疗法。肿瘤、代谢疾病、新冠疫苗等等相关的产品管线已经将这些资本瓜分得所剩无几，而基于致幻剂开发的精神类疾病药物，既处于开发的初期阶段，又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致幻剂作为违禁药物的传统观念，又能吸引多少人的关注呢？

致幻剂药物行业的三家上市公司——PharmaTher、Awakn和Tryp Therapeutics最近的财务报告显示，他们拥有的现金不超过800万美元；而两家私营公司，Braxia Scientific和B.More迄今为止筹集的资金还不超过600万美元，比起大火的mRNA、基因治疗、细胞治疗行业动辄几十亿的融资规模，这些资金只是杯水车薪。

诚然，精神类疾病的药物行业中，有些公司确实在前期募集到了大量资金，例如MindMed、非营利组织MAPS、GH Research等，他们目前的现金维持在一亿美元左右，仍然足够支付未来2-3年的开支。然而，2-3年是否足够他们将新药推向市场呢？他们面临的考验依然严峻。

挑战三：受试对象有限

新药研发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扩大受试对象样本容量的过程。随着药物临床试验逐渐深入，公司需要在更多的受试对象上试验药物，观察疗效和副作用。通常，FDA规定的I期试验应有20至100名参与者，II期试验有数百人，III期试验则需达到300至 3000人。而在致幻剂药物行业，即使是到了后期临床试验，受试者样本容量也相对较小。例如MAPS 的初始III期研究仅仅包括90人，而其正在进行的III 期中后期试验预计有100名参与者。根据统计数据，在基于致幻剂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所有15项II期试验中，平均受试者仅有77人，超过100人的仅有4项。

除了受试者数量上受限，此类临床试验的另一个挑战是受试者反馈的客观性。尽管临床试验的设计都遵循“双盲”的原则，但是致幻剂产生的效果过于强烈，参与者通常可以感觉到他们是接受了致幻剂还是安慰剂。再加上媒体对致幻剂添油加醋的正面描述，参与治疗的患者很有可能在回访中给出不客观的反馈，而这是临床试验中的大忌。

此外，致幻剂这个大类下的很多药物，在我国都属于违禁类药物，即便在全球范围内也是被严格管控的，我们需要严格的监管和审核制度来完善这类药物从研发、生产、上市到销售的全部过程，让它最终能造福精神类疾病患者，而非成为法外狂徒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 Carhart-Harris, Robin, et al. “Trial of psilocybin versus escitalopram for depressio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84.15 (2021): 1402-1411.

2.Mitchell, J.M., Bogenschutz, M., Lilienstein, A. et al. MDMA-assisted therapy for severe PTSD: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3 study. Nat Med 27, 1025–1033 (2021).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1-01336-3

3.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psychedelics-clinical-trials-analysis-takeaways-challenges-2022-6

4.https://rapport.bio/all-stories/the-way-through-the-biotech-downturn

叶玉如：阿尔茨海默病研究新思路何在？

神经现实 — Mon, 03 Jul 2023 03:53:10 +0000

叶玉如 Nancy Ip

香港科技大学（HKUST）校长，晨兴生命科学教授，分子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叶玉如教授的主要研究兴趣是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机制研究和药物研发，以及神经发育和突触功能。她的研究重点是发现神经环路的形成以及突触可塑性调控的分子机制，以此进一步探究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机制和治疗手段。叶玉如教授早期的工作是了解神经营养因子的生物学特性及其信号转导途径，揭示它们在神经元生成，分化和突触可塑性中的关键作用，这些发现为开发神经营养因子作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思路，她也因这方面的开创性发现而闻名。叶玉如教授最近的研究涉及了神经炎症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G蛋白偶联受体等是如何调节海马突触可塑性，扰乱大脑胶质细胞—神经元稳态的。她的工作表明，这些信号通路的失调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发病过程中出现突触功能障碍的基础。此外，她还致力于中国人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基因组研究，以探究与人种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患病风险。叶玉如曾获裘槎基金会优秀学者奖（1998）；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1）；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003，2011）；获颁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科学家奖），获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2004）；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荣誉勋章（2008）；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港科院创院院士（2015）。她兼任多种国际知名科学期刊的主编或编委，包括Journal of Neuroscience的资深编辑；同时也担任国际神经精神药理学协会及美国神经科学学会的理事会成员、并被获邀成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脑研究理事会的成员。

能否介绍一下您的研究领域和主要成果？

叶玉如：我的研究目标是促进对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的理解以及新型AD诊疗策略的发展。细胞表面的受体调控着神经环路和突触可塑性，这些调控过程是认知功能的细胞基础。我的研究重点之一正是理解这些过程，以及它们在AD中是如何发生变化进而作用于AD病理的。这方面的发现为理解神经发育和突触可塑性的规律奠定了基础，启发我们发现那些可用于治疗像AD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分子。

近年来，我们进行了人类多组学（multi-omics）分析以及AD的功能性研究，发现了新的AD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例如，我们在血液中发现了一些代表着“AD信号”的生物标志物，它们能以超过96%的准确率在早期阶段检测出AD的发生。另外，我们研发了一种有效的非侵入式全脑基因组编辑系统，来治疗家族聚集的遗传类型的AD。所有这些知识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脑功能背后的细胞机制，还揭示了复杂的疾病机制，促进了目前对AD的诊断和治疗干预的发展。

阿尔茨海默病有什么已知的影响因素，成因和症状？

叶玉如：AD是导致老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与年龄相关的慢性疾病，目前影响着全球4600万人的生活，在65岁及以上人群中的发病率约为10%，并且每年还会产生接近1000万新增病例。AD的患病特征表现为记忆缺失、认知功能受损，以及在脑内形成具有病理特征的淀粉样蛋白（amyloid-beta，Aβ）斑块和神经纤维缠结的沉积。斑块和缠结的出现，会诱发脑内的炎症反应并且妨碍突触功能，进而干扰神经元间信息交流，最终损害神经活动和记忆的形成。最常见的AD症状包括记忆相关问题、交流障碍、判断力减退、情绪失控以及不能完成熟悉的事务。快速增长的AD患病率以及其复杂的病理机制表明，研究有效的干预策略迫在眉睫。

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可否用单细胞测序技术筛查出阿尔茨海默病的致病基因？

叶玉如：AD病理可在临床症状出现20年前发生。正如以上提到的，由β分泌酶和γ分泌酶切割淀粉样前体蛋白（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APP）产生容易沉积的Aβ肽，是AD的一种主要病理学表现。这些Aβ肽沉积并形成具有神经毒性的Aβ寡聚体，进一步积累就会形成Aβ斑块。Aβ清除机制的受损，加剧了具有神经毒性的Aβ在脑内的积累。神经细胞、大脑血管以及清除系统的病理学变化，有可能先于Aβ病理或是与之伴随。具体来讲，Aβ的积累后续会出现一系列的神经病理学表现，包括由过磷酸化的tau蛋白形成的神经原纤维缠结（neurofibrillary tangle）、神经炎症、神经元功能障碍、神经退化，以及最终导致认知受损。然而，我们目前对AD病理背后的分子和细胞过程的细节了解仍然不足。

单细胞测序（single-cell sequencing）技术，是一种能揭示AD中细胞型特异性（cell type-specific）的变化，并筛查可能参与AD发病相关基因的有力手段。由于大脑细胞具有高度异质性，大部分测序都可能很难反映AD中的细胞的型特异性或亚型特异性（subtype-specific）的分子变化。通过采用细胞型特异性和亚型特异性的方法，来研究对AD的转录组（transcriptome）反应，我们和其他一些团队已经成功识别出了一些新的AD相关基因，这些基因提示了我们不知道的AD中的分子变化。例如，我们的团队此前发现在AD中，某种血管生成生长因子（angiogenic growth factors，例如EGFL7、FLT1 和 VWF）在内皮细胞（endothelial cells）的一个亚群内上调，这可能是导致AD患者发生大脑血管病变的原因。

– Işıntan Kurşun –

如何评价当前AD的模型，比较iPSC，啮齿类动物，灵长类动物的AD模型的优劣？

叶玉如：我认为每个模型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它们都会适合于特定类型的研究，但没有一个模型可以完全复制复杂的人类疾病，要想完全了解AD的机制并开发出有效的治疗方法，可能需要多种模型的相互配合。

诱导多功能干细胞（iPSC）是通过将患者的体细胞（例如皮肤细胞）重新编程为干细胞，然后再分化为包括神经元在内的各种细胞类型。iPSC的巨大优势是它能携带患者的全部遗传信息，为实现个性化治疗提供实验基础，针对性筛选药物。但是细胞模型很难反映生物体的生理反应。

小鼠等啮齿类动物的模型被广泛用于AD的研究。我们一般通过基因工程或化学诱导等方式生成AD相关的疾病模型，它们的优势是成本低、易于繁殖和处理，并且有成熟的行为检测方法。但是，啮齿类动物和人类在大脑解剖学和生理学上有一定的差异，它们可能并不准确反映复杂的人类疾病。

灵长类动物比啮齿类动物更类似人类，并有能力进行复杂的行为检测。但是灵长类动物模型的维护成本很高，并且灵长类动物的寿命较长，研究需要的时间也会很长。因此，我们一般会在小鼠等啮齿类动物上做基础性研究，然后再在灵长类动物上做临床前验证。

总之，每种AD模型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都会仔细考虑哪种模型更适合特定的研究。

目前诊断筛查AD的难点在哪里？使用血液标志物进行AD的早筛和早诊，相较其他传统诊断手段，应用潜力如何？

叶玉如：研究表明，早在症状发生前10到20年，AD患者的体内便开始发生病变。但是患者往往只在出现明显症状，如认知能力衰退、记忆丧失时才被诊断，因而错过了治疗干预的最佳时期。因此，目前诊断筛查AD的难点在于如何在疾病发生初期，及早检测到体内病变，并实现经济、简便、实时的病况监测，从而让患者能够尽早获得疾病的干预与治疗。

传统的AD诊断手段包括认知能力测试、脑成像与脑脊液生物标志物检测。但是，认知能力测试准确度较低，不客观，且只用于症状发生后的诊断；而脑成像与脑脊液生物标志物检测成本很高，有侵入性，无法用于AD的大规模筛查与周期性监测。相比之下，检测血液生物标志物则更加简单方便、低成本且无侵入性，能够实现精准客观的AD早期检测，可用于疾病的大规模筛查与病况追踪。这将帮助医生与患者更早的了解病况，并及时制定治疗与干预策略，提升疗效。

– Işıntan Kurşun –

您发现了神经营养因子在神经元形成、分化和突触可塑性中的关键作用，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思路，现在这一研究的进展如何？

叶玉如：我们发现了酪氨酸受体激酶B（TrkB）信号对神经发生、分化以及突触功能都至关重要。在过去的十年内，我们致力于理解TrkB在调控这些过程中的分子机制。例如，我们找到了它的下游信号：α2-chimearin蛋白会调控成年神经发生中的干细胞状态转换；Cdk5/liprinα1 和 Cdk5/S6K调控着突触的形态发生过程；Cdk5/CaMKv参与维持树突棘。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我们还研究了TrkB在调控突触可塑性中的上游信号（黑皮质素4受体，MC4R信号）以及交叉作用的信号（促红细胞生成素肝细胞受体A4，EphA4信号）。MC4R在海马突触可塑性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在AD中它的功能受损。采用MC4R的配体D-Tyr MTII，能够减轻在小鼠的转基因AD模型中通常会出现的突触损伤以及Aβ相关的病理。另一方面，EphA4信号对于自身稳定的突触可塑性的维持至关重要。我们发现EphA4的异常表达和活动与AD病理相关。在转基因AD小鼠上，阻断EphA4的基因表达或者其活动，能恢复海马兴奋性突触的损失，并且改善突触可塑性的受损情况。最近的转录组学技术进展，让我们能更深入理解这些分子信号是如何通过细胞和分子网络来调控多种生物过程的。

我们的研究兴趣还包括寻找神经退行性疾病潜在的新的治疗靶点。理解错综复杂的信号网络以及TrkB的下游效应，会促进新型治疗手段的发展。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去找到那些可以特定抑制EphA4活动的药物。利用虚拟筛选技术，我们检测了FDA批准的药物库，以及从传统中医药中提取出的自然化合物中哪些可能会与EphA4配体结合域相作用。通过更深入的生物化学和细胞化验以及动物实验，我们已经在转基因AD小鼠上发现了能够阻断EphA4受体信号，并且有助于改善突触功能障碍和Aβ相关病理的候选物。另外一种思路就是去生成特定地作用于EphA4受体的纳米抗体；这种方案的好处是它仅针对EphA4受体而不是其他的EphA或者EphB受体。我们在小鼠模型上发现这种纳米抗体有助于改善像AD和神经损伤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受到很多关注的兴奋抑制平衡是否会成为AD的一个治疗新思路？您觉得还有哪些可以有突破的治疗思路？

叶玉如：兴奋-抑制（E/I）失衡出现在AD早期，并且在大脑病理变化和认知功能障碍中起着重要作用。E/I平衡取决于兴奋性输入和抑制性输入的分布、发放率和突触信号等等。目前应用的AD药物美金刚胺（memantine）是一种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受体）拮抗剂，它的作用机理和神经元活动的调控相关。与此同时，直接调控神经元活动的方法，例如深部脑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已经应用于例如帕金森症（Parkinson’s Disease, PD）和癫痫等其它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而在AD上的应用目前仍在研究当中。

其它调控神经元活动或E/I平衡的方法，包括对FDA批准药物的再利用，这样被认为是更安全的，并且可以缩短批准时间。例如，抗癫痫药物左乙拉西坦（levetiracetam）目前正进行给AD患者使用的II 期临床试验。我们的团队也在FDA已批准的药物中寻找能够调控突触可塑性的目标，例如EphA4抑制剂尼洛替尼（nilotinib）。

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其它一些方法致力于调控胶质细胞的活动。星状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在调节神经炎症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些细胞会通过对突触组成的吞噬作用来重塑神经环路进而影响正常的神经传递功能，这些细胞的功能角色进而会影响E/I平衡。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DAM（disease-associated microglia，疾病相关的小胶质细胞）亚群会表现出和其它小胶质细胞不同的功能特性。相应的，基因组分析发现了一些晚发性AD风险基因，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小胶质细胞基因，这说明小胶质细胞在AD病理中举足轻重。因此，一种潜在的治疗方式是去恢复胶质细胞的内稳态。例如，我们实验室发现了白介素-33（IL-33）信号对于调节小胶质细胞的活动至关重要，因而调控IL-33的活性也是一种可行的途径。

– Işıntan Kurşun –

目前不管是针对Aβ抑或是tau蛋白的药物开发都面临临床转化率低的问题，我们在体外细胞实验和体内动物实验都能取得很好的疗效和趋势，但是数十年来都未能从这两个假说做出特效药。您认为特效药失败的原因在哪里？

叶玉如：针对Aβ抑制或是tau蛋白的药物开发临床转化率都比较低，这的确是AD领域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由很多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对于AD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在观察到有认知障碍和记忆减退的症状时，有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因此实现AD的早期诊断至关重要。现在全世界很多科研机构都在重点攻克AD的早期诊断，目前也有了一定的进展。我的实验室在这个问题上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我们通过血液检测的方法，可以在认知障碍出现前的五到十年提早识别AD，可以为治疗争取更广的时间窗口。

另外，向大脑输送药物需要跨越血脑屏障，这给药物的输送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许多针对Aβ和tau的药物可能无法有效穿过这一屏障，从而无法实现很好的治疗效果。我们实验室也研发了可以跨越血脑屏障并对β-淀粉样蛋白（Aβ的前体蛋白）进行靶向编辑的全脑基因编辑系统，希望能为未来的药物研发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现在FDA也已经批准了两种靶向Aβ淀粉样斑块的AD药物，证实了针对Aβ抑制或是tau蛋白的药物开发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我们相信通过实现AD的早期诊断和改进给药方法，会有更多的针对Aβ和tau的药物可以实现临床转化，真正造福患者。

在后面的科研阶段，我们是应该针对这两个经典假说继续开发，还是在后面研究阶段更换赛道，探索其他可能的病因呢？

叶玉如：一方面，Aβ和tau蛋白是已知的AD标志性特征物。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量的研究集中在这两种蛋白上，这些研究使人们对AD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正如同之前提到的那样，目前已经有两种FDA批准的靶向Aβ淀粉样斑块的AD药物，证实了针对Aβ和tau的药物开发的可行性。因此，继续针对这两个经典假说进行开发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找到治愈这种破坏性疾病的方法，探索多种研究途径可能会增加成功的机会。目前，我们在结合遗传学和包括单细胞和空间转录组测序在内的多组学数据；以及在iPSC，啮齿类动物和灵长类动物等动物模型上进行实验验证的综合性研究，全面地理解AD。我们发现除了Aβ和tau蛋白外的其他因素，例如炎症和神经血管功能紊乱等，也在AD的发病机制中有着关键的作用。

总而言之，继续追求经典的Aβ和tau假说和探索AD的其他潜在原因是可以并行的。多靶点、多手段、全面地、饱和式地了解这种复杂的疾病并开发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才是应对AD这一挑战的最有效方式。

– Işıntan Kurşun –

不同人种、不同性别在阿尔茨海默病患病的风险有差异么？如何理解这些差异？

叶玉如：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致病机理复杂的疾病，其发病受到许多遗传与非遗传因素的影响，包括年龄，性别，人种等。

目前公认的是女性更容易患AD，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的平均寿命更长，导致有更多的女性老年人患病；另一方面不同性别的潜在发病机理也会不同，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这一领域的前沿热点话题，比如我们最新的研究发现，sST2这一血浆蛋白只在女性中增加患病风险，却不影响男性。

不同的人种患AD的风险也不相同，比如最常见的显著影响AD患病风险的基因APOE，对于同样携带APOE E4致病突变的个体，亚洲人比欧洲人更容易患病，这主要是由于不同人种的遗传学背景存在差异。因此，对于AD的预测、治疗也需要针对不同人种给出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方案。

若家族中已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那么家族中的可能发病者有什么预防措施，或提前的诊断方法可以早期发现并阻止进展吗？

叶玉如：不论是家族聚集性的还是散发性的AD，AD的易感性以及病程发展，都会受到基因因素的影响，不过基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都有可能导致AD中的分子和细胞机制的转变。具体来说，晚发性AD占AD病例的95%以上，这种类型表现出高度遗传性（~60%-80%）并且病因学很复杂。考虑到AD的无症状发生可以长达15-20年，AD的发生和诊断之间的时间延迟非常重要。提早检测和预防，以及优化的干预和治疗对于改善AD风险人群和AD患者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目前对于AD的临床诊断，是基于病史分析和由内科医生来完成的一系列认知评估的，这些方法依赖于明显的症状，使得诊断过程较为主观并且无法在患病早期进行检测。一些研究表明特定的大脑内病态蛋白，在AD患者的血液中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基于血液生物标志物的检测，有望成为在早期进行AD检测以及风险预测的诊断方法，进而延迟或避免AD发生。

作为预防性措施：对于那些具有家族性AD患病风险的个人来说，应当进行纵向的疾病监测和及时的评估；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以调整生活方式来避免那些可改变的AD风险因素，具体包括促进认知活动、在中年和晚年注意管理BMI和体重、保持精神健康、避免或及时治疗糖尿病、定期监测血压以防止高血压、避免头部损伤等等。

– Maggie Chiang –

您个人对神经科学的好奇和探索欲源自哪里，是否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

叶玉如：我对神经科学的兴趣是逐步建立起来的。我从小就对自然科学非常有兴趣，上中学之后，我的生物老师对我影响很大。还记得当时上课解剖蟑螂，老师的生动讲解启发了我的好奇心，开始思考神经系统究竟是怎样控制器官功能的。

在升读大学时，我就顺理成章地选修了化学和生物学。在学习过程中，再次确认了我在这方面的志向。我在西蒙斯学院（Simmons College）的毕业论文是研究和盘尼西林有关的合成物，在过程中萌生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想法。我希望选修能对人类做出一定贡献的学科，而药理学是研究药物的机理，因此我选择到哈佛大学的研究院读药理学，正式接触神经科学。

当时神经科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专门研究脑功能及其疾病的，被公认为现代生物医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人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器官，负责控制学习、思考、分析能力。人脑如何通过数以亿万计的神经细胞实现这些认知功能，是深深吸引我研究神经科学的重要原因。我希望可以了解其中奥秘，同时通过神经科学研究，解开神经性疾患的根由，从而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法。

您为什么会选择做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的研究？

叶玉如：我选择神经科学研究，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人脑运作机理的好奇，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神经科学研究，找出导致神经系统退化和功能失调的原因，对症下药，彻底治疗这些疾病。

纵使过去有众多杰出科学家先后从事脑神经方面的研究，得到不少成果，让我们对人脑的功能有较深的认识，但总的来说，人类对那千多克重的脑袋所知极为有限，只能算作沧海一粟，许多神经系统疾病的机理还没有弄明白。这些退行性疾病病程缓慢，需要长期护理，大大影响了病者和照顾者的健康和生活品质，对医疗体系以致整个社会造成无法估计的损耗。目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中，约有1000万AD患者。随着人口老龄化，这数字还会急速增长。我很希望通过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基础和转化研究，实现对神经退行性疾病早诊断早治理，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

在科学界的数十载中，您对待自己专业领域和科学研究的观念和心态有经历过什么困难和成长吗？

叶玉如：我从事科研多年，遇过许多挫败，例如：进行多时的实验在最后一刻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失败，一些刻苦工作取得的研究结果却赶不及率先发表。这些经历都是科研工作中的一部分，也是成长的过程，我们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然后继续前行。这种种困难让我体会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大家互助共勉，集思广益，往往可以从不同角度思考和克服难关。

另外一个体会是我们做科研必须要终身学习。以神经科学为例，记忆如何形成、脑细胞如何沟通都是大学问，即使有不少新发现，但未能解答所有问题，甚至颠覆之前的研究。所以我们要经常保持开放的态度，以新思维新技术去探索未知。

– Florent Hauchard –

您当年在美国的药企担任高管，为什么当时义无反顾辞职返港从头开始？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叶玉如：我决定回港加入科大，主要是我很认同科大的使命，就是要成为香港第一所研究型大学，采用前瞻的教学法培养新一代人才，推动香港走向知识型经济。我在香港出生成长，很珍惜这个为香港创新科技发展做出贡献的机会。另外，科大作为新成立的大学，提供给了我难得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可以和来自不同领域和地区的科研人员交流，触发更多新思路。

刚到科大时只有一个小小的实验室，连最基本的设施也缺乏，大小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另一方面，当时香港科研还是比较冷门，很少学生对神经科学有认识，我要亲自示范技术，教导学生如何分析实验结果。当时我的子女还比较年幼，需要的照顾比较多。我面对的挑战很大，需要付多许多努力。但在在这过程中，我掌握了时间管理的技巧，也汲取了许多宝贵经验，特别是在行政管理和教学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和学生有许多互动，看到他们成长，成为独当一面的研究员，这些都带给我很大的满足感和快乐。

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二十年里，您不仅踏踏实实在科研上不断取得重大进展，而且在行政工作上一路走到港科大第一任女校长，您如何平衡行政工作和科研工作？您目前最喜欢担任哪一个角色？

叶玉如：在过去30年间，我出任了科大不同职位，有机会参与从教学科研到大学行政管理。我全心投入每个岗位，全力以赴。为了取得平衡，我加倍努力以及做好时间管理，高效率地完成科研和行政工作。这过程不容易，能够坚持下来，一方面是得到团队的支持，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深信我的工作可以开拓知识前沿，贡献香港及国家的经济及社会发展，为人类发展谋福祉。这信念成为我的动力。

您对即将要开始学习神经科学的学生，以及对刚建立自己实验室的助理教授各自有什么建议？

叶玉如：对即将要开始学习神经科学的学生，我建议你先好好装备自己，建立扎实的知识基础，争取实习的机会，认清自己的学术抱负和志趣。做研究就好像寻宝游戏，会遇到种种难关，也会有走错路的时候。但如果你热爱所选择的学科，并且坚持自己的探索，你会在过程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和幸福感。

至于刚建立自己实验室的助理教授，以科研带动发展已成为世界趋势，我期望你能把握现在的机遇，率领你的团队为日益复杂的世界带来积极改变，为社会的未来发展做出贡献。

嘉宾：叶玉如 | 采访：Veronica & eggriel

翻译：老司橘 | 排版：光影

当抑郁症在更年期悄悄来临……

神经现实 — Fri, 10 Jun 2022 07:22:29 +0000

摘要 / Abstract

在围绝经期*，雌激素水平的波动可能会对中年女性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破坏。尽管一些人在围绝经期甚至显示出有自杀想法的严重症状，她们获得诊断和治疗的机会依旧渺茫。

在2018年5月，塔比瑟·伯德（Tabitha Bird）和她的大儿子在伦敦的一个漫画书展览会上度过了难忘的一天。那天晚上，在确认两个更年幼的孩子都上床睡觉了之后，伯德翻找出能找到的所有安眠药、抗抑郁药、抗焦虑药和布洛芬，走出了房子。她开车到附近的一家商店，买了一大瓶水和一些扑热息痛。然后她停在一个空空的工业园区，把这些药全都吃了。

四天后，伯德从昏迷中醒来。这位来自英国西萨塞克斯郡一个小镇的47岁女性，如今将她的抑郁症和所致的自杀企图都归因于围绝经期——大多数女性生命中月经周期变得不规律、生育能力减弱的时期。

*译者注：更年期和绝经（期）指同一时期，即menopause。围绝经期指绝经前后的一段时期。

在这一过渡时期，很多女性会经历一系列的变化，包括潮热、睡眠问题和情绪波动。有些女性轻松度过了围绝经期，但许多人（约45%-68%）会经历抑郁，症状可能包括情绪低落、对事物丧失兴趣甚至产生自杀念头^[1]。有抑郁症病史的女性，比如伯德（她曾在怀孕时患上抑郁症），是最易受围绝经期抑郁影响的。在围绝经期，她们经历令人衰弱的全面性抑郁症的可能性是无抑郁症病史女性的两倍。

在研究人员探究为何有些女性在这一时期成为抑郁的受害者而其他人却不会时，浮出水面的首要因素便是雌激素（estrogen，一种性激素）水平的显著波动。雌激素控制着生育能力，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它同样主导了脑中参与情绪和压力调控的那部分。

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女性健康神经精神病学的研究员保琳·梅基（Pauline Maki）说：“存在相当有力的证据表明，有一种特殊的抑郁症与荷尔蒙变化有关。”

来自英国西萨塞克斯郡一个小镇的塔比瑟·伯德（Tabitha Bird）将她的抑郁症和所致的自杀企图都归因于围绝经期。| ALEXANDER WHITE PHOTOGRAPHY

好消息是女性不必对此逆来顺受。在过去十年中，一些大型研究已经表明围绝经期抑郁可以被有效治疗。对许多女性来说，抗抑郁药^[2]和心理治疗都是适用的。一部分研究还发现荷尔蒙疗法（病人服用低剂量的雌激素或其他激素以弥补身体所产生激素的不足）可以治疗甚至预防抑郁症状。

由于几十年前一项针对绝经后女性的研究发现，荷尔蒙疗法有增加心脏病发作和乳腺癌的风险，很多医生不愿为荷尔蒙疗法开处方。梅基说，尽管后来科学已经给出了荷尔蒙疗法的益处大于风险的一些例子^[3]，这些遗留的担忧还是妨碍了相关研究和荷尔蒙疗法在治疗女性抑郁症中的使用。

研究人员说，医学教育往往跳过绝经期，培养出不知道如何识别绝经过渡期的医生，更不要说把它和抑郁症发作联系起来了。因此，很多女性还在因心理健康症状被遗漏、忽视或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而受苦。

伯德就是这样的病人之一。她在走向自杀企图的过程中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症状，包括潮热、睡眠问题、情绪变化和月经量变化。她说：“现在回想起来，我可以说这是我围绝经期的开始。”她又补充道，她的医生却质疑这是否和她的抑郁症有关。

梅基说，医护人员忽视绝经过渡期症状的现象太常见了。“如今女性中年健康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医疗工作者没有接受过有关训练。这太糟糕了。”

– MARINA MUUN –

雌激素与脑部

许多女性已经习惯了伴随着月经来潮的情绪起伏。这些每个月的情绪波动和一系列荷尔蒙的变化相吻合，包括黄体酮（progesterone，在卵巢中产生，促进子宫内膜增厚）及其他由脑垂体和下丘脑分泌、用于调节排卵的荷尔蒙。

但在所有的生殖激素中，影响最大的当数雌激素。雌激素在卵巢中产生，在一般的28天月经周期中，其水平的升降引导了所在器官的工作，例如协助诱发排卵、让子宫内膜为受精做准备。此外，雌激素还协调脑部的一系列活动。

随着女性向绝经期过渡，这些荷尔蒙水平的变化变得极端起来，尤其是雌激素可能会急剧涨落——猛增至较年轻女性的三倍水平^[4]，或下降到绝经后的低点。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专研女性心理健康的精神病学家贾亚什里·库尔卡尼（Jayashri Kulkarni）说，脑部比身体其他部位要早五年受到这些波动的影响。

库尔卡尼说：“大脑是第一个觉察到绝经期进程的器官。这一过程发生在潮热之前，比月经周期的变化开始得还要早。”

在围绝经期（即绝经前的一段时期），雌激素水平显著波动。图中所示的雌二醇是三种人体自然产生的雌激素中最强效的。图中还显示了另一种生殖激素黄体酮的水平变化。| L. BRIDEN / HORMONE REPAIR MANUAL 2021

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对雌激素在大脑中的角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雌激素受体存在于海马体、杏仁核和下丘脑中，这些区域对认知、情绪处理和压力反应很重要。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范德比尔大学研究认知和神经精神障碍的保罗·纽豪斯（Paul Newhouse）说，在围绝经期开始前，循环雌二醇（circulating estradiol）*有助于维持这些系统的正常运行。

*译者注：荷尔蒙分为进入血液循环的循环荷尔蒙（circulating hormones）和不进入血液循环的局部荷尔蒙（local hormones）。前者也叫内分泌激素（endocrines），能够经血液进入循环系统，从而作用于各器官中的靶细胞；后者分为旁分泌激素（paracrines）和自分泌激素（autocrines）。其中，旁分泌激素经扩散作用于邻近靶细胞，而自分泌激素在局部扩散后又反馈作用于产生该激素的细胞。

雌激素以多种方式发挥缓冲作用。例如，雌激素可以对5-羟色胺（serotonin，调节情绪的神经递质）产生正向作用，从而影响情绪^[5]。动物研究显示，雌激素会增加大鼠脑部5-羟色胺受体的浓度，而这可能有助于改善情绪。此外，雌激素似乎也可以增强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reuptake inhibitors，SSRIs）在女性体内的抗抑郁作用。

雌激素还有助于平衡海马体和杏仁核之间的活动，而这两个脑区之间的交互能对情绪产生影响：它们都参与识别、评估和响应情绪信息。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当雌激素水平下降时，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这可能会让负面信息看起来更加重要，并能延长身体对压力的反应。而当雌激素水平提高时，影像显示海马体更加活跃，这有助于调节杏仁核，产生更加平衡的情绪和认知反应。总体来说，雌激素可能缓和了女性对负面和压力信息的反应，帮助她们以更积极的态度作出反应。

2019年的《临床心理学年度回顾》（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刊登了一篇关于雌激素在抑郁症中作用的概述^[5]，其合著者之一保罗·纽豪斯（Paul Newhouse）说：“高雌激素水平本质上是在‘保护’具有调节作用的脑结构的活动。”

但他表示，在向绝经期过渡的时期，这个情况会发生变化。易患抑郁症的女性（包括曾在月经周期中经历严重抑郁和焦虑的女性，她们也更可能因为怀孕和分娩时突然的荷尔蒙变化而患上抑郁）在失去雌激素的调节作用时可能会重新陷入抑郁。同样，这些女性也正是更可能患上围绝经期抑郁症的人^[6]。

伯德就属于这一群体。她在怀上两个最小的孩子的时候曾经历过几次严重的抑郁和愤怒情绪。她说，她往往是很随和的人，但怀着自己女儿的某一天，她抱着自杀的想法走到了一辆巴士前。而在怀着她小儿子的时候，她感到非常愤怒，以至于把一杯咖啡丢到了丈夫身上。

“我原本并不是那种人。”她说，“它的确完全改变了你的个性。”

雌激素受体存在于脑部多个区域，表明荷尔蒙具有广泛的影响。| R.D.BRINTON ET AL/NATURE REVIEwS ENDOCRINOLOGY 2015

2015年发表在《JAMA精神病学》上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表明，有抑郁症病史的女性对于雌激素水平变化更加敏感^[7]，这些水平波动可以引发严重抑郁。在研究的前三周，研究人员通过皮肤贴片给健康的绝经后妇女（一组有抑郁症病史，一组没有）施加雌二醇。三周之后，研究人员又分别给两组中的部分女性转而施加安慰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现，约80%有重度抑郁症病史的女性在停用雌激素、使用安慰剂时经历了抑郁复发，而没有抑郁病史的女性在停用雌激素时并没有出现抑郁问题。

梅基说，这一“非常重要的研究不仅清楚地表明了雌激素缺乏和抑郁之间的联系，还说明一类女性对停用雌激素非常敏感。

最近的研究则支持了围绝经期中抑郁与雌激素的联系。来自波士顿布列根和妇女医院和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在8周内测量了50名35至56岁女性血清中的雌激素水平。他们于2020年在《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 Metabolism）上报告道，雌激素水平波动越大，抑郁症状更严重^[8]。后续研究发现，易怒的感受在轻度抑郁的围绝经期女性中普遍存在^[9]。

研究人员也在继续研究情绪易受雌激素波动影响的女性群体。一个近期的研究表明，对雌激素敏感的女性可以被分为三类^[10]：一类当雌激素下降时情绪骤降，一类在雌激素上升时情绪低落，还有一类对雌激素在两个方向的明显变化都很敏感。有其他研究在“围绝经期抑郁症中起作用的是对高雌激素还是低雌激素水平的敏感性”这一问题上得到了互相矛盾的结论，而以上研究正能对此作出解释。

纽豪斯说，女性对雌激素的反应差异的原因尚不明确。但有研究人员提出，这或许可归因于酶生物合成雌二醇的方式或荷尔蒙在蛋白质生成中作用的差异。

一些女性可能比其他女性对雌激素水平变化更加敏感。在这一研究中，研究人员在12周期间通过测量雌酮-3-葡糖苷酸（E1G，雌二醇的一种尿代谢物）的水平来衡量雌二醇的变化。同时，研究人员评估了被试的抑郁症状。大多数女性在E1G波动时没有情绪变化（E1G不敏感）。但五分之一的女性在E1G上升或下降时出现了抑郁（E1G变化敏感）。一小部分人对E1G上升或下降中的其中一种敏感（E1G上升敏感或E1G撤减敏感）。| J.L.GORDON ET AL: PSYCHOL OGIGAL MEDICINE 2020

当然，雌激素不是让人们在中年陷入抑郁的唯一因素。对有些人来说，围绝经期感觉就像生活的负担在堆积。潮热和睡眠不佳能使情绪更糟糕。梅基说，或事业接近顶峰，或孩子自立门户，或父母衰老需要更多照料，这些挑战会将人拖垮。没有伴侣或处在不愉快的关系中的女性也更可能在向绝经期过渡期间感到情绪低落。研究显示，有证据表明有色人种女性、受教育程度更低或经济上有困难的女性遭受这种抑郁的风险更大。

库尔卡尼说，虽然雌激素显然在某人是否陷入围绝经期抑郁症这一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一系列荷尔蒙的变化、社会环境的改变和潮热等生理问题也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她说，医生应当了解这些交互因素，以识别和治疗绝经过渡期中的抑郁症。

战胜抑郁

随着科学家们对围绝经期抑郁的易感人群了解更多，他们也开始应对“如何最好地帮助人们战胜它”的问题。

对于那些受到雌激素撤减影响的人，补充雌激素会有帮助。几项小型但有力的研究表明，单独补充体内的雌激素或同时补充雌激素与孕激素（一种与黄体酮特性相似的合成激素）对治疗绝经过渡期的抑郁症状都很有效。例如，一个研究团队2001年在《JAMA精神病学》上公布，在一项针对50名围绝经期抑郁女性的试验中，68%的被试认为使用雌二醇改善了她们的症状^[11]。

其他研究表明，雌激素可以增强或加速抗抑郁药的情绪改善作用。一项针对17名40至60岁正为抑郁症服用抗抑郁药的女性的小型研究发现，与安慰剂相比，雌激素显著地改善了她们的情绪^[12]。一项更大型的研究在293名患抑郁症的绝经后女性中发现，近84%同时服用抗抑郁药和接受荷尔蒙疗法的被试有情绪改善^[13]，而仅服用抗抑郁药的被试中只有63%出现情绪改善。

在一项研究中，16名女性（左）接受了三周雌二醇治疗以帮助减轻围绝经期抑郁症。她们的情绪水平在接下来三周的雌二醇治疗中保持高涨。另外15名女性（右）使用三周安慰剂后，没有出现情绪变化。在第4周后给予雌二醇时，她们的情绪水平开始上涨。| ADAPTED FROM P.J.SCHMIDT ETAL/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2000

荷尔蒙疗法甚至能帮助预防抑郁症发作。研究发现，在172名围绝经期和绝经后早期女性中，以皮肤贴片施用雌激素并服用包含与黄体酮相同结构的合成激素的药片，预防抑郁效果比安慰剂更佳^[14]。接受荷尔蒙疗法的女性仅有17%患上抑郁症，而服用安慰剂的女性有32%患上抑郁症。

雌激素疗法还有助于减轻经历双侧卵巢及子宫切除（即外科停经）后的情绪低落。研究表明，它甚至有助于治疗创伤后应激^[15]。一项研究发现，比起服用仅含有孕激素或两种激素都没有的紧急避孕药，曾经受到侵犯的女性在服用含雌激素和孕激素避孕药后能更少经历创伤经历的侵入性闪回。

“这是一项天才的研究。”纽豪斯说，“它表明雌二醇水平可以影响大脑对极端压力性事件的反应、组织甚至是记忆。”

尽管雌激素有明显的情绪提升作用，它在抑郁症治疗中的应用仍然存在争议，部分原因是约20年前的一项传播度很高的大型研究^[16]发现荷尔蒙疗法会提高乳腺癌、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而在那之后，其他研究已经阐明，心血管疾病风险提高主要发生在年龄较大的女性在绝经后再次进行雌激素和孕激素联合治疗的情况下。

研究也正在努力解释荷尔蒙疗法与乳腺癌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绝经期专家对这一数据的解释是，荷尔蒙疗法与乳腺癌风险的小幅增加相关，这个增幅略高于每天喝一杯红酒的水平与患乳腺癌风险的相关性（每年，每1000名荷尔蒙疗法的使用者中多出一个乳腺癌病例）。

但荷尔蒙疗法的类别会影响风险。研究发现，仅使用雌激素可以预防乳腺癌^[17]。但雌激素通常只开给经历过子宫切除的女性，因为过多雌激素可能导致子宫癌；子宫完整的女性通常采取雌激素和孕激素或雌激素和合成的生物相同黄体酮（bioidentical progesterone）*的联合疗法。近期，一项大型研究^[18]在平均年龄63岁的女性中发现，在8506名进行雌激素和孕激素联合治疗的女性中，约有584人患上了乳腺癌，而在8102名服用安慰剂的女性中，共有447例乳腺癌。但这项研究并未发现由于接受荷尔蒙联合疗法而死于乳腺癌的女性数量有显著增加。

*译者注：荷尔蒙疗法中使用的生物相同荷尔蒙（bioidentical hormone）指在分子水平上与人自身产生的内源性荷尔蒙相同的荷尔蒙。

这些发现得到了另一项近期研究的支持。该研究显示服用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女性患乳腺癌的几率增加^[19]。两项研究都与早期发现接受所有类型的荷尔蒙疗法的女性都有较高乳腺癌风险^[20]的研究相矛盾。

库尔卡尼说，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对于荷尔蒙疗法的去污名化却收效甚微。

– ilhaam khan –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里贾纳大学研究女性生殖激素如何影响情绪的临床心理学家珍妮弗·戈登（Jennifer Gordon）说，如何最好地使用雌激素来治疗抑郁症仍是一个未解题。她举了个例子：我们还不清楚雌激素是以皮肤贴片还是口服的方式使用效果更好。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仍未批准使用雌激素来治疗情绪低落和抑郁症。北美绝经期协会^[21]提出雌激素可以增强抗抑郁药的效果，但敦促人们谨慎使用荷尔蒙^[22]，并建议医生将处方限制在有潮热等额外症状的人身上。

协助撰写了该协会绝经期指南的梅基说，医生往往首先考虑使用抗抑郁药，因为大部分在中年患上抑郁症的人都有抑郁症病史。

这也正是伯德的经历。她正在服用暂时还算有效的强效抗抑郁药，尽管这些药让她感觉麻木。但她补充道，最近，愤怒和烦躁的感觉有时开始冲破防线了。伯德已经接受了余生都要服用抗抑郁药的事实，但她想知道荷尔蒙疗法是否也能有所帮助。

库尔卡尼担心正是对中年女性关怀的缺失促成了这一群体的高自杀率。在澳大利亚^[23]，女性自杀率的顶峰出现在45-49岁的年龄段。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美国^[24]和英国^[25]。库尔卡尼希望能看到荷尔蒙疗法对伯德和其他有相似心理病史的人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她说：“当你认识到有荷尔蒙因素能导致抑郁症，常识会告诉你，也必然会有一个使用荷尔蒙的解决方案。”

但戈登说，药物和荷尔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她的研究显示，瑜伽和冥想^[26]有助于预防伴随着月经周期退潮而来的抑郁症状^[27]，即使对有严重抑郁症病史的人也是如此。

– ilhaam khan –

推动更多的认识

尽管存在着一系列的治疗方法，很多有需要的人却没有得到帮助。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梅奥诊所专攻绝经期研究的临床研究员、北美绝经期协会的医疗顾问斯蒂芬妮·福比恩（Stephanie Faubion）说，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包括精神病学和妇科学的众多专业领域医生没有接受关于绝经期的教育。她说，一些有关的中年健康问题因此往往被忽视了。她说：“抑郁正是没有在该时期得到诊断和治疗的众多症状之一。”

福比恩说，一些医学协会正在共同努力提高人们对绝经期前后常见变化的认识，并改善对相关问题的诊断和治疗。例如，旨在支持从事医疗工作的女性和女性健康问题的美国妇女医学协会^[28]正在倡导临床医生为接近绝经期的人提供定期健康检查。北美绝经期协会为这一倡议作出了贡献并为保健医师提供了培训。福比恩说，协会已经力图在医学院课程和住院医生实习项目中增加绝经期教育了，但这一尝试仍面临着重重阻力。

同时，福比恩说，人们至少可以通过在有情绪问题时寻求治疗来帮助自己。还有一些跟踪生殖变化的技术和应用软件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他们的症状并向医疗服务提供者说明情况。

伯德说，如果医生不考虑情绪低落可能与围绝经期有关，人们也一定不要放弃。她说，她曾经因为她的医生没有为她做更多而感到沮丧——但她仍然坚持了下来，并在那之后看了一位开出荷尔蒙替代疗法处方的绝经期专家。

“你得自己回到医生那里去。”她说，“别让他们搪塞你。”

参考文献

[1]https://knowablemagazine.org/article/mind/2019/short-circuiting-suicide-cascade
[2]https://www.psychiatrist.com/jcp/depression/efficacy-safety-desvenlafaxine-mgd-randomized-placebo/
[3]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3697137.2020.1851183?journalCode=icmt20
[4]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06453021002924#bib5
[5]https://www.annualreviews.org/doi/10.1146/annurev-clinpsy-050718-095557
[6]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9540261.2018.1579991
[7]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psychiatry/fullarticle/2298235
[8]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075107/
[9]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6453021000020
[10]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156321/
[11]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psychiatry/fullarticle/481788
[12]https://www.psychiatrist.com/jcp/depression/estrogen-augmentation-antidepressants-perimenopausal/
[13]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24977X06002525?via%3Dihub
[14]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psychiatry/fullarticle/2668205
[15]https://journals.lww.com/forensicnursing/fulltext/2012/09000/the_influence_of_emergency_contraception_on.4.aspx
[16]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fullarticle/1745676
[17]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fullarticle/2768806
[18]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fullarticle/2768806
[19]https://www.bmj.com/content/371/bmj.m3873
[20]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067361931709X#sec1
[21]http://www.menopause.org/
[22]https://www.liebertpub.com/doi/10.1089/jwh.2018.27099.mensocrec
[23]https://www.abs.gov.au/statistics/health/causes-death/causes-death-australia/latest-release
[24]https://www.cdc.gov/nchs/data/databriefs/db398-H.pdf
[25]https://www.ons.gov.uk/peoplepopulationandcommunity/birthsdeathsandmarriages/deaths/bulletins/suicidesintheunitedkingdom/2020registrations#suicide-patterns-by-age
[26]https://knowablemagazine.org/article/mind/2018/peering-meditating-mind
[27]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06453021001517?via%3Dihub
[28]https://www.amwa-doc.org/

作者：Natasha Gilbert | 翻译：肉

校对：M.W. | 编辑：山鸡 | 封面：MARINA MUUN

原文：

When depression sneaks up on menopause
Fluctuating levels of estrogen during a period known as perimenopause can wreak havoc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women in midlif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have been elusive despite symptoms as serious as suicidal thoughts.

忧郁的气候：你的心理还健康吗？

Alessandro Massazzais — Wed, 25 Aug 2021 06:59:41 +0000

近几年，新术语（如气候焦虑[climate anxiety]、生态悲伤[ecological grief]、环境忧虑*[solastalgia]）的大量出现，反映出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与日俱增。举例来说，57%的美国青少年称气候变化使他们感到害怕，而55%的成年英国公民表示，气候变化影响了他们的幸福感。这些情绪反应并非无病呻吟，而是真切且令人痛苦的，有时甚至需要治疗干预。但这些例子并不能完整地体现出气候变化对人类心理健康的影响。虽然在面对灾难或预感灾难来临时，人们总是会感到痛苦和焦虑，但除此之外，气候变化正在加剧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

*译者注: 环境忧虑（solastalgia）是用以描述由环境变化造成的情感上痛苦的新词，尤指一个人感到生活的环境发生了负面变化。澳大利亚哲学家格伦·阿尔布雷奇特（Glenn Albrecht）将它描述为：“你在家却感受到的乡愁。”

自上世纪以来，全球气温不断升高，而洪水和飓风等极端气象事件，在过去的20年里，也因此变得更为频繁和严重。这些极端气象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心理健康，因为它使人们处于潜在创伤性事件的阴影之下：人们可能会目睹至亲受伤或死亡，或者亲身经历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在极少数一部分人中，这些极端的应激源甚至可能会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或者焦虑症。这些气象灾害也会间接导致贫困、无家可归和失业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会对心理健康造成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全球气温缓慢上升，本身就会严重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精神疾病相关的住院人数往往会在酷暑时期增加。加拿大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异常高温天气里，精神科急诊的就诊患者数量较平时升高29%。另一项研究显示，在气温较高的月份，住院的双相情感障碍症患者也更多。一项纳入了超过900万名参与者的纵向研究表明，居住在台湾省内较高气温地区的人，患重度抑郁症的可能性更高。

– Sail Ho Studio –

高温之所以导致这些问题，有多个原因。比如，高温可以让人觉得压力更大、更加愤怒和疲惫，而且高温会扰乱睡眠——以上这些因素都可以诱发或加剧心理健康问题。极端高温还会导致谵妄（delirium），患者表现为精神恍惚、激越行为和抑郁等状态。最后，某些精神药物的使用也会导致体温调节困难，对于药物使用者而言，高温不仅造成身体不适，还会有生命危险。

高温似乎也与自杀率相关联。一项在印度、墨西哥、美国和日本开展的跨国研究显示，随着气温的上升，自杀率也呈上升趋势。可能因为高温使精神症状加重，但考虑到许多因素都会导致自杀，这一现象还可以有其他解释。目前的证据还不足以得出一个概括性的结论，但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高温天气会导致作物减产，引起贫困和经济困难，从而导致农民等特定群体的自杀率上升。

高温不是唯一一个影响心理健康的气候原因。气候变化还会造成更严重的空气污染，这与抑郁、焦虑和自杀等众多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空气污染还与老年痴呆有关：一项研究对13100名伦敦患者进行了调查，他们的年龄在50-79岁之间，结果显示居住在污染最严重地区的人群，确诊老年痴呆的风险升高了40%。这一现象并不令人惊讶，毕竟空气污染会影响包括大脑在内的所有人体器官。

– Glenn Thomas –

一般来说，气候变化对生理健康有着重大的影响，而这必然会威胁到心理健康，因为二者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就拿作物减产来说，自1960年以来，气候变化使所有主要作物的全球生产潜力下降。这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儿童营养不良和发育障碍，从而干扰大脑的正常发育，造成终生的认知和心理障碍。气候变化也会增加罹患某种疾病的风险，如由蚊子传播的登革热（dengue fever）。一方面，这些疾病本身给患者带来的痛苦会直接影响患者心理健康；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患者所面对的污名和歧视，他们的心理健康也间接地受到了影响。

因此，气候变化对于心理健康已经有了严重且广泛的影响。但是，我们也有减轻和预防这些影响的措施。气候变化影响心理健康最主要的方式，便是加剧和引发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这可以通过制定合适的社会政策和良好治理来解决。在更大范围内，预防和解决精神健康问题的最佳方式，包括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提供充足的住房和就业岗位以及建立社会支持网络。这些举措全都与气候变化有关。比如，最近一篇英国的报道指出，构建节能家庭可以在炎热时节避免酷暑，也会给身心健康带来意外的好处。

不过，人们在逆境中展现出极强的抵抗力和韧性也十分重要。作为一名研究者，我曾经在充斥着武装冲突和灾难的社区工作。在大地开始晃动或者战争的第一枪打响之时，生活并不会因此停止。大多数清晨，在武装冲突和占领的背景之下，巴勒斯坦拉姆安拉的市场上仍有新鲜水果和蔬菜在售卖；在意大利中部的地震之后，绵羊依然在断裂的山脉上的草地散步；而在靠近2011年大海啸以及核事故的日本福岛南相马市，渔民仍旧从海港扬帆起航。当然，一些人会遭受由气候变化或者其他灾难带来的严重心理疾病，而那些先前便有心理疾病的人，往往会受到更严重的影响。但是，更多人可以承受、阻挡那些影响，并积极运用自身能力和社会资源，在困境中继续前行。

– Rick Hyde –

此外，有一些事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当提起气候变化时，许多人会感受到轻度的痛苦，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情绪变化并且加以控制。面对全球性的环境恶化，人们感到难过、悲伤、愤怒或者焦虑，这很正常。然而，当这种感觉压倒性地袭来，令人无法正常应对时，它就不再有益。但是，正如题为“我的忧虑是理性的，而气候变化不是”*的那篇文章所强调的，习惯性的生态悲伤不一定是病理性的。事实上，这可以和使用公共交通或加入环保组织等关心环境的态度和行为联系起来。一定程度的愤怒、焦虑和愤慨能促使人们积极行动，改变不公平和不正义的现状。我们应该警惕将这些情绪病态化的行为，因为这意味着为一个源于社会和政治的非心理问题，提供一个心理学的解决方案。

*文章链接: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074708

当我在伦敦公园，看到顶着烈日枯死的小草时，或在曾度过童年的意大利北部徒步，听到附近冰川融化的声音时，我感到非常伤心、憎恶和内疚。我希望不用如此为难自己。但这些感受也同时给予我必需的能量和力量，去关心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以及它引起的心理问题。想要减轻和改善气候变化，有很多高效可行的方案，例如尽快将温室气体的排放总和砍至零。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此。如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感到愤怒或焦虑，那就这样做吧。

作者：Alessandro Massazzais | 封面：Chiara Vercesi

译者：Soso | 校对：里昂 | 编辑：Nevaeh

原文：https://psyche.co/ideas/the-climate-emergency-is-taking-a-serious-toll-on-mental-health

我为什么拔光了自己的头发？

SARA TALPOS — Sun, 18 Nov 2018 14:45:44 +0000

拔毛癖患者曾经只能靠自己应对这一障碍，如今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克里斯蒂娜·皮尔森（Christina Pearson）在14岁的时候开始拔自己的头发，拔到头上出现一块块秃斑时，她的家人带她去看了精神科医生，但医生也束手无策。要知道在1970年，这一障碍甚至没有个名字，更不用提治疗方法了。

虽然医生没有具体的治疗手段，但还是开了精神科处方让皮尔森从高中退学。在那一刻，皮尔森如释重负，她觉得任何方法都好过继续上学。因为上学时会有人摘掉她的帽子，发现她秃头的情况。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皮尔森就像个怪物一样躲在家里，拔着自己的头发。恐惧和对解脱的渴望让她决心离开家，像沙漠里的仙人掌一样过着边缘生活：14岁，她搭便车穿越了墨西哥；15岁，她开始抠自己的皮肤，身上常常是各种疮口；20岁，她开始酗酒和嗑药。

直到30岁，皮尔森终于清醒了，她和朋友圣克鲁斯一起在加州做起了电信业务小生意。1989年的时候，皮尔森的母亲从电台得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拔毛癖，于是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皮尔森。但她母亲不知道，皮尔森过去深受其苦，现在依旧被其折磨。

母亲的消息让皮尔森触动不已，在这么多年的羞愧和孤独之后，她感受到了希望。了解到还有许多人和她一样后，她开始组建互助小组。一家西雅图新闻电台邀请了皮尔森，她得以述说她的故事，宣传她的拔毛癖帮助热线。

当她从电台回来的时候，她收到了600多条消息。

“人们哭诉着寻求帮助。”皮尔森说道（她花了一周时间回复每一个消息），“这是我接受过的最好的治疗，因为他们的讲述中有我自己的影子。”

在某个夜晚，皮尔森认为她在床上经历了“高峰体验”，或者说灵视。随后，她决定放弃她的生意，转而投身于提高公众对拔毛癖的认识。“我害怕极了！我是个瘾君子，我是个小企业创业者，我还在戒酒期，我只上过初中，我却要选择去改变世界和这奇怪的病。”皮尔森说道，“我吓得要死！”

但她又补充说：“当我们接收到这种灵感，我要说的是：我们其实每时每刻都在接受感召，却鲜少回应。”

····

走进任何一间教室或者咖啡馆，你至少能碰到一个人有BFRB（聚焦于身体的重复性行为），比如拔毛癖或抠皮症（skin-picking disorder）。

有BFRB的人会重复做出揪头发、抠皮肤和咬指甲等自我梳理行为。虽然人们会因此感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严重的甚至可以危及生命），但却无法停止这种行为。

在拔毛癖患者中，有极少数的人会吃掉他们拔下来的头发。时间久了，这些头发会堵塞肠道，必须依靠手术才能去除。抠皮症患者则会容易发生感染，需要依靠静脉注射抗生素和植皮手术才能治愈。

通常，有BFRB的人需要承受情感和社交双重折磨。而这些行为又常常发生于儿童晚期和青少年早期，增加了他们遭受霸凌的风险。一位近30岁的男性回忆他的中学像地狱一样，同学们都认为他是没有睫毛的怪孩；一位30岁的女性回忆她的同学抢了她的假发传来传去不还给她。更严重的是，这一疾病常常成为亲子矛盾的诱因，加剧了孩子们的羞耻感和孤独感。同时，患有该疾病的成年人会恐惧亲密关系，失去面试机会，浪费时间在揪头发和抠皮肤等重复行为中。

有BFRB的人常通过化妆、假发和一层层的衣服来掩盖身上的症状。

因此，普通人很难了解到这种疾病有多么的普遍。有些专家估计有2%-5%的人患有拔毛癖，5%的人患有抠皮症（也叫做表皮脱落症“dermatillomania” 或疮症“excoriation disorder”）。然而，由于缺乏大规模的全球性研究，该类疾病的精确患病率不得而知。

通常，有BFRB的人需要承受情感和社交双重折磨。

尽管拔毛癖在一个世纪前就出现在医学文献中，但它直到1987年才被正式收录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这一时间点距皮尔森第一次看医生整整17年，离我出现拔头发的症状也有6年时间。

我在开始上一年级时出现了这一症状。母亲带我去看了皮肤科医生，医生也无可奈何。但幸运的是，我的症状在学期末就结束了。这是因为患有BFRB的一部分人（包括学步儿童和婴儿），不经任何治疗也会痊愈。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说，这一疾病都是慢性的，会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

2013年，DSM收录了抠皮症。“得知这一疾病终于有了专门的诊断标签时，我们开心极了。” 南希·基滕（Nancy Keuthen，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拔毛癖临床研究中心的联合主任）说道，“在缺少这一标签时，人们会想‘没有其他人和我一样有这毛病，我真是个怪胎’ 。而诊断标签的出现肯定了患者的经历，并鼓励他们去寻求治疗。”

现在，拔毛癖和抠皮症都被收录在强迫症及相关障碍这一章节里。表面上，强迫症和聚焦于身体的重复性行为障碍有同样的特征——对重复行为的强烈渴望。但是，不同于强迫症患者的强迫行为，BFRB患者常常是抚慰的甚至是愉悦的执行重复行为。并且，这些重复行为也并非强迫症那样是某一具体强迫观念的结果。

这一区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乎到不同行为疗法的疗效。在美国，药物治疗是针对强迫症的首选疗法，但对于聚焦于身体的重复性行为障碍，至今仍没有一种获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药物可供选择。

事实上，相比于像强迫症这样广为人知的精神障碍，针对BFRB的研究依旧缺乏。“历史上几乎没有资金来支持这些疾病的研究。” 基滕说道。那些显著影响生活质量或者工作能力的疾病往往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

但是，基腾认为，BFRB对生活质量和工作能力的影响同样明显，只是人们往往将其误解为懒人的坏习惯。这种误解忽视了人们日常的自我梳理行为（谁不会偶尔揪个头发或抠下结痂？）和病理性行为间的显著差异。对于BFRB患者，他们的行为会不断重复，造成显著的压力和功能损害，但他们却没办法控制这些行为。

····

1991年，里斯蒂娜·皮尔森创立了拔毛癖学习中心（针对聚焦于身体的重复性行为）。她希望借此帮助人们，尤其是孩子们，远离她曾经遭受过的恐惧。

她希望宣传关于该疾病的权威信息，但是这样的权威信息却并不存在。

此外，这一疾病也被冠上了一系列污名。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五六十年代的医学文献中，彼时的医生往往将这一疾病归因于家长，尤其是母亲。

那一时期，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研究者通过对11位拔毛癖儿童患者的实验，得出了如下结论：儿童的拔毛行为是因为孩子与母亲间的剧烈冲突。他们的拔毛行为是性冲动驱动的，用于替代母亲的情感缺位。

而父亲则是处于被动的攻击状态，这种状态也是长期被配偶控制所导致的。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当皮尔森被带去看医生时，那医生会问她母亲：“你对你女儿做了什么？”，而她母亲当场就哭了。皮尔森认为这是对她母亲的侮辱。

一些污名是因为自我梳理行为常被认为是某些动物（像猫、狗和老鼠）的特征。而人们绝对不想承认他们和动物具有相似性。

在拔毛癖被收录进DSM后，这种归因与指责却并没有消亡。因此，皮尔森开始租专家会议的展位，以期改变这一状况。早些时候，心理学家会路过她的展位并嘲笑她，揪他的头发。甚至有一位皮肤科医生警告她说：“抠皮肤和揪头发的那些人就是疯子！“

皮尔森想起一位年轻男士从精神科医生那里得知，揪头发这一行为就像在公共场合手淫一样，他必须停止这一行为。在另一个会议上，一位瑞典医生坚称瑞典人不会得拔毛癖。皮尔森猜测，一些污名是因为自我梳理行为常被认为是某些动物（像猫、狗和老鼠）的特征。而人们绝对不想承认他们和动物具有相似性。

拔毛癖实在是太罕见了，这是它遭到污名化的另一个原因。对于拔毛癖的第一个流行病学研究出现于1991年。那时DSM的标准可比现在严格的多，确诊的患者需要感受到强烈的拔毛冲动，拔毛前的不安和拔毛时的满足或宽慰感。

最终，研究者发现0.6%的美国大学生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符合拔毛癖的诊断标准。但需要注意的是，拔毛行为严重到导致肉眼可见的比例在男性中为1.5%，而在女性中则为3.5%。

1990年，皮尔森参加了一个难得的关于拔毛癖的专家讨论会议，该会议由查尔斯·曼苏托（Charles Mansueto）组织。在那里，她遇到了一群对拔毛癖感兴趣的临床医生。其中，有一位来自明尼苏达的卡罗尔·诺瓦克（Carol Novak）医生已经写了一本关于拔毛癖的小手册。

诺瓦克说：“在过去，我们没有网络。没有人认识拔毛癖这个词。”诺瓦克后来成为了拔毛癖学习中心基金会的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创始主任。在那个时候，诺瓦克、曼苏托和执业精神病学家理查德·奥沙利文，一道参加了皮尔逊为拔毛癖患者组织的一个静修会。诺瓦克记得参与者们表达了他们对心理健康领域的沮丧和愤怒，他们受到了专家们的不当对待。不久，越来越多的专家参与到顾问团中并进行拔毛癖的研究。

BFRB的病因至今还不明确。但是，人们对不同治疗手段的反应可能给该障碍的生物学基础提供了线索。举例来说，百忧解这种针对神经递质血清素的药物，对绝大多数患者是无效的（但不排除对部分患者可能是有效的）。

两个小样本随机对照试验验证了N-乙酰半胱氨酸（N-acetylcysteine ，或者叫NAC，一种可以在健康食品商店购买的氨基酸）对拔毛癖的治疗效果。实验发现，约50%的参与者显著减少了揪头发和皮肤的行为。同时，安慰剂组中有16%的参与者减少了揪头发行为，19%减少了就皮肤行为。这是因为NAC影响了谷氨酸——一种参与奖赏通路的神经递质。一项小样本神经影像学研究也显示拔毛癖患者的奖赏通路是受损的，但还需要更大样本的研究来证实这些发现。

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是TLC资助的BFRB精准医疗计划。该计划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塞梅尔神经科学与人类行为研究所、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和麻省总医院进行，利用访谈、成像和验血等方法，致力于对多达300名的被试进行研究。

南希·基腾（Nancy Keuthen）是麻省总医院中的独立实验室负责人。她指出，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倾向于研究BFRB的某些切面。例如，一个研究小组可能只做一个小的脑成像研究。虽然这种方法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异常点，但如果没有更广泛的数据网络来阐明异常的原因和影响，这一发现就缺少了价值。此外，研究人员也需要更大的样本量来确保研究结果可推广到更广泛的人群中去。

····

在四月的一个星期六，我在旧金山参加了针对BFRB的第二十五届TLC年度会议。此次会议约有500人参加，包括患者和他们的家人、临床医生及研究人员。会议希望能通过一系列课程直接帮助到BFRB患者，我参与了一节针对11岁以下儿童的美术课：

房间的前端站着一位女士，穿着一件红色的羊毛衫，套着一件橙色、黄色和绿色相间的运动衫，正整理者桌上的纸巾。她叫丽兹·阿特金（Liz Atkin），是一位患有抠皮症的英国艺术家。尽管现在才8:30，她还是充满热情地对坐在前排的四个女孩说：“让我们开始折腾吧！”

在十几个孩子坐下来介绍完他们自己后，阿特金举起了一根炭笔。她在解释了炭笔的构成后说：“我也有抠皮症，但炭笔画帮助了我。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绘画。”

她给孩子们发了炭笔和纸，并让他们画一个点。

同时，阿特金拿着她的纸一边在上面画了个黑点，一边说道：“一条线就是一个点走了一段路。”接着，她又演示了各种摩擦和涂抹技巧，然后把彩笔分给孩子们让他们着色。

我旁边坐了一位穿着多伦多枫叶衫的女孩，她说：“我的画最后应该会像我家的猫。” 最终结果也确实如此，她的画像一只有黑色和橙色斑点的印花布猫。

此时，阿特金问大家想听什么音乐，有人提议了普林斯。于是，房间里响起了普林斯的音乐。阿特金又问道：“画画有趣吗？为什么我们喜欢画画？“

孩子们给出了多种答案：绘画带来宁静；绘画可以表达自己；绘画永远不分对错。

之后，我听到旁边的男孩问女孩说：“你得的是什么病？我得的是抠皮症。”女孩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得的是拔毛癖。”

然后他们就安静了下来，在纸上画画。

课后，阿特金对我说“为什么我们要靠画画这看起来毫无章法的方式缓解抠皮症？这怎么就有用了？这是因为我们使用了能被感受到的材料。”她又进一步解释说，“对于许多人来说，BFRB是基于感受的疾病，而艺术正好统合了身体和心灵，给人们机会去关注BFRB以外的焦点。”

科学家们花了一些时间来研究BFRB患者早就知道的情况：BFRB有很强的感觉系统症状。

有研究发现，拔毛癖患者出现听觉和触觉超敏现象的可能性是正常人的两倍。

发表于2017和2018年的两项研究首次揭示了患有BFRB的个体比普通人更容易对外部刺激做出过度反应。换句话说，他们的听觉和触觉感受更为敏感。这种现象被称为“感觉统合失调”或“感觉加工障碍”，由职业治疗师琴·艾尔斯（Jean Ayres）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从那时起，感觉的超敏现象就在自闭症和强迫症研究中频繁出现。

有研究发现，拔毛癖患者出现听觉和触觉超敏现象的可能性是正常人的两倍。一位研究参与者描述了她与衣服的斗争过程：“我的触觉超敏现象表现在我对衣服的感受上。当我走出家门时，我总是觉得衣服又紧又不舒服。这导致我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出门，像去上学或上班的时候。”

那天晚些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自己就有超敏现象的经历。小时候，我总觉得所有衣服都很痒：紧身衣、开襟羊毛衫、毛衣、逐渐变细成弹性袖口的袖子（就像70年代后期所有孩子的衣服一样）。有一次，我妈妈实在不耐烦我对衣服的抱怨，把我丢在了商店里。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也有类似的经历，一位高音敏感的女生说：“小时候，我弟弟在那很正常地玩着，但我总觉得他太吵了，甚者还生气地朝他扔东西。“此外，和许多拔毛癖患者一样，她会拔一种特定类型的头发。

“我会找那些粗糙的头发、不直的头发、卷曲的头发和感觉不对的头发（太长或太短）。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触觉障碍，”她说。

····

当研究人员谈论BFRB时，他们经常提到“亚型”来说明BFRB患者有很多不同的病因。

有人可能是为了入睡揪头发；有人可能是因为厌倦而抠皮；有人可能因为压力太大而拔睫毛；有人可能因为所有这些发病，没有人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是，在我和患者的交流中，许多人都提到了心理学家弗雷德·彭泽尔（Fred Penzel）的研究。

在2000年早期，彭泽尔根据他对患者的研究提出了拔毛症的刺激-调节模型。根据该模型，拔毛行为可能是遗传因子调节个体内部感觉失衡状态的一种外部尝试。患有BFRB的人虽然与其他人受到相同的环境刺激，但他们的神经系统不能轻易地控制自己的反应。就好像一个人站在跷跷板的中央（或高架电线上），一边是过度刺激，另一边是过少刺激，那么这个人就必须在特定时刻向某个方向倾斜（即患者的重复行为）来保持平衡。

“重复行为增加或减少了刺激，” 俄亥俄的治疗师凯伦·皮克特（Karen Pickett）说，“在某种程度上，我还没找到不适用这个模型的人。”这一理论模型解释了拔毛或者抠皮的重复行为之所以难以停止，是因为这些行为实际上是有作用的。

许多研究发现，BFRB患者很难调节自身情绪。2013年的一篇综述指出，BFRB患者们比普通人更容易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等精神疾病。此外，许多研究报告也指出，他们的重复行为能够缓解负面情绪，包括无聊、紧张、焦虑和沮丧。

我采访的几个人告诉我，他们的BFRB都始于一段消极情绪。阿妮拉·伊德纳尼（Aneela Idnani）在十几岁时就开始拔眉毛和睫毛，那会她刚搬到了一个新的镇上，在那里她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遭受同学们的霸凌。对她来说，拔头发是一种应对消极情绪的机制。

几年后，伊德纳尼的父亲又死于癌症。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的毛病。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不谈论不舒服的事情，我们必须自己找到处理它们的方法。”于是，她把自己的病情隐瞒到了成年。直到三年前，她才开始看心理医生，以摆脱情感的困扰。

黑利·奥沙利文（Haley O’Sullivan）在20岁的时候开始抠皮肤，也正是她经历性侵后的第一年。她回忆说：“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会花两个小时在镜子前揪那些长在腋窝或比基尼线上的毛。紧接着，就开始拔脸上和身体上的毛发。”奥沙利文在波士顿用几年时间建立了一个支持小组。如今，她住在新罕布什尔州，希望在那也成立一个小组。她很细心地指出，并不是每个患有BFRB的人都经历过创伤。然而，在她的例子中，抠皮是“我身体试图说‘嘿，我不好’的方式。”抠皮给她带来了积极的感觉，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当然，当你（在抠皮之后）说出‘天哪，我都做了些什么’的时候，你并不会感到高兴。“

许多研究发现BFRB患者在调节自身情绪上存在困难。

奥沙利文见过几位治疗师，成功地治疗了她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却无法治愈BFRB。尽管她做了大量的研究，但还是预约不到针对BFRB的临床医生。市场上根本没有足够的专业治疗师，哪怕你找到了一个，他的预约时间也排到很久以后了。而保险可能只涵盖了很少的咨询节数。这一切都不利于BFRB患者的康复。

许多国家，包括高收入国家，都有心理健康方面的治疗缺口。

我访谈过一位来自苏格兰的研究生马尔塔·伊斯鲍尔（Marta Isibor），她20多岁时就为自己的抠皮症寻求帮助。伊斯鲍尔接受了常规的认知行为疗法，这帮助她理解自己为什么要抠皮，但是她没有接受到使重复行为最小化的治疗，如习惯逆转训练（HRT, habit-reversal training）或行为治疗的综合模型（一种为治疗BFRB而创建的特定干预方法）。

在发表了一份关于成年本科生抠皮症的研究报告后，伊斯鲍尔就前往英国，在爱丁堡大学皇家医学协会和英国心理学协会共同举办的会议上展示海报。她说：“在场的大多数人甚至从未听说过BFRB，英国也缺乏专业的诊所和专家BFRB研究人员。”

她必须从最基础的开始解释：BFRB的症状、它在DSM的哪一章节以及普通和临床自我梳理行为之间的差异。人们经常会惊讶地发现BFRB太常见了，但多数患者会因为羞愧而隐瞒病情。她推测，这对于患有抠皮症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它与血液、疥疮、细菌和感染有关。

奥沙利文说：“你来到一个学术会议，你终于和理解这一病症的人在一起。但你仍然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一旦你离开这里，人们就不知道你患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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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BFRB的治疗中，认知行为疗法中的习惯逆转训练是有最多实证研究支持的疗法。这一疗法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用于治疗抽动障碍。在治疗过程中，患者会学会识别最有可能发生拔毛行为的环境。有了这种认识，人们就可以用一种竞争性的反应来替代拔毛行为。例如，当有拔毛冲动时时，有些人可能会选择握拳或玩玩具。在一些研究中，超过一半的成年患者获得了短期改善。然而，有研究发现这种改善很难维持。

心理学家奥马尔·拉赫曼（Omar Rahman）最近进行了一项前瞻性的研究，探索了习惯逆转训练对拔毛癖儿童患者的影响。这种疗法的目的是让大脑有机会去适应这种冲动。也就是说，这一疗法会训练患者去忽略拔毛的冲动，或者用其他行为替代。

多数BFRB患者都认为完全戒掉拔毛或抠皮行为毫无用处，反而会放大自我批评和挫折感。

多年来，拉赫曼已经逐渐相信，如果你无法学会控制这种冲动，就无法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习惯逆转训练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效，以及为什么治疗效果难以持久。

因此，除了习惯反向训练，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也越来越多地寻求其他方法来帮助人们应对自己的冲动。例如，正念疗法就可以帮助一个人观察和接受负面情绪、感觉和冲动，而不需要通过拔毛或抠皮来应对。

90年代初，克里斯蒂娜·皮尔森在经历一系列无效的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后，开始尝试正念疗法。“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她说。于是她开始注意并观察她的思想、感觉和肌肉运动。“我一直在寻求更高的觉察，”她说，“但现在我只想确定一个路线图，将我从行为的监狱中解放出来。”

她认为患有BFRB的孩子是敏感而又聪明的。“你想靠吸毒来逃离这个问题吗？不，你想做的是，‘嘿，我如何创造心理网格来应对这一问题，去参与并服务这个世界？“

也是在90年代，心理学家查尔斯·曼苏托已经在治疗BFRB患者，并开发了行为治疗的综合模型。这个模型认识到有各种各样的诱因可能导致某人想要拔毛或抠皮：思想、情绪、感官体验、特定的身体运动（如抚摸头发）和环境。如今，曼苏托和他的同事正在进行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来验证这一模型。

布丽姬佩雷斯（Bridget Perez）和她19岁的女儿格西正在主持一个名为“父母/孩子之旅：建立关系和寻求接纳”的会议。她们都穿着格西设计的T恤，上面写着“Trichster”。房间里挤满了人，佩雷斯对大家说：“我和我女儿现在很亲密，但我们之前并不这样。”

布丽姬回忆起那天早上，14岁的格西正坐在桌边吃早餐：“我站在她面前忍不住说 ‘哦，我的上帝！‘因为我发现她的头后面有一个巨大的秃斑。”格西以前总是留着很长的卷发。但在之后的几年里，她从一个“漂亮的长卷发女孩”变成了秃发女孩，从一点到一块，头发越来越稀疏。

“我尖叫、哭泣、大喊，伤心的要命，”布丽姬说。像许多父母一样，她的第一反应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不像早些年代的父母，布丽姬知道毛发癖这个病，并能够利用互联网查找相关信息。她们几年前她们参参加了第一次TLC会议，她意识到，“这和头发没关系。重要的是为你的孩子考虑，支持他们，爱他们，不管他们长什么样。”

格西同样认为那一次会议改变了她们的生活。拔毛癖曾今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变，而如今她虽然没有眉毛且留着短发，但她感受到自己在康复中，“因为拔毛行为不再控制我的生活。剃毛和剪头发让我意识到我并没有被我的外表所定义……”

“这是关键的。”母亲补充道。

她们都认为拔毛癖让她们更加坚强、独立而又团结。

格西在第一次会议之后，利用社交媒体分享了她的故事。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愿意帮助并了解她。

她说：“我可以坦率地说，我感谢这次旅行。这些朋友比头发重要。”

尽管参与TLC会议见的好处显而易见，但是参加会议的决定并不容易做出，尤其是对于初次尝试的人来说。我采访的一位母亲觉得第一次会议对她影响巨大，“我哭了很多，”她说。“你原以为这个会议会解决拔毛癖，但你却意识到你需要长期与它抗争。”

而且，这种长期斗争并不会有清晰的问题节点与解决路径。毕竟，当孩子生病时，你会知道带他们去看医生。但当你的孩子正在进行一种异常的、缺乏简单直接治疗手段的自我梳理行为时，你并不知道该怎么办。父母们会焦虑该在治疗上投入多少金钱和情感，而不是接受并支持孩子。

成年患者也会体验到这些焦虑。

例如，许多BFRB患者知道完全戒掉拔头发或抠皮是没有用的目标，反而会放大自我批评和挫折感。但是，有一位女性积极地讲述了她在拔毛癖匿名会（类似匿名戒酒会）上的不同经历。“我们庆祝每一次的自我克制。想想匿名戒酒会项目吧，“她说，“我们使用和戒酒会相同的文字和精神工具。我在一月份加入了这个互助小组，而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你不会相信我的拔毛行为减少得多么明显。”她有一个担保人，如果她想揪她的头发，可以打电话给她。她还致力于自我照顾，这是TLC的一大重点。“也许这就是我成功的原因，”她猜测说，“因为我正在打击所有这些事情。”

在这个会议，我参加的最后一节课是皮尔森的《站在我们的敬畏之巅》。皮尔森在2013年的时候离开了TLC，并于次年创办了心灵学院（ Heart and Soul Academy）。在那节课上，有大概20个14岁以下的孩子坐在马蹄形的椅子上。我坐在那个有枫叶衫的女孩旁边。除她以外，木炭绘画课程的其他孩子也在。

皮尔森走进来，头上戴着一个粉红色的迷彩笔，手里拿着羽毛似的木偶。她说：“我是和你一样患者拔毛癖长大的女士，我创办了TLC。”她又单独问候了每个孩子。

然后，她问每个孩子他们最喜欢的内容。最常见的答案是：交朋友，每一项，所有的。一个似乎和皮尔逊说过话的女孩说：“你心很大，但又能敏感地体会别人。”这个女孩似乎正强忍眼泪。

接下来，皮尔逊拿出一条丝带，把一端递给马蹄椅前面的一个孩子，然后让她拿着它，把剩下的部分传给周围的人。

皮尔逊说：“感受你手中的缎带。它连接着你们每个人。“我也跟着闭上眼睛，感受光滑的丝带。我在想那个穿枫叶衫的那个女孩，只比我发病的时候大一点。出乎意料的是，我发现自己忍住了眼泪。

皮尔森领着我们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门口。当我们离开会议室时，她说：“这就是你们的世界。”我走着，拿着彩带，两边都是我四分之三身高的孩子。这些患有抠皮症的孩子们都戴着帽子，帽子下的脑袋都光秃秃的。我们走出酒店大厅，经过用餐和阅读的人们，一直走到酒店外面，看着旧金山湾的美景。

皮尔森面朝着我们，在她背后是微澜的水面和缓缓升起的太阳，一架架飞机在附近的机场起飞。她让我们站在地上，扭动身体，“闭上你的眼睛。你闻到什么味道了？”然后我们又扭动了一下，“你听到什么了？”。她告诉我们，我们随时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迈向正念的状态。

我们一回到房间里，皮尔森就让孩子们在三角毡上写他们自己的优点。孩子们走来走去，说着答案。

有人说：“同情。”

皮尔森回应说：“我们发展了非常深的同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受苦是什么滋味。我们知道与众不同是什么滋味。我们可以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这一点。”

他们开始把亮片、心、丝带粘在他们的旗帜上。

坚持、大胆、同情、勇敢。

“关于勇敢，”皮尔森说。“重要的不是你什么都不害怕。而是无论如何你都要做到想做的事。”

翻译：纯牛奶太甜

审校：林著

编辑：EON

https://mosaicscience.com/story/why-i-pull-out-my-hair-trich-ocd-bfrbs-therapy/

PTSD是一种系统性疾病吗？

Janine D. Flory & Rachel Yehuda — Fri, 24 Aug 2018 16:35:29 +0000

除了心理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也可能导致或加剧慢性疾病。几项大型队列研究表明，PTSD症状与心脏代谢疾病（如心肌梗塞，中风，2型糖尿病和冠心病）之间存在前瞻性关联。在治疗共病抑郁症后，这种关联通常会持续存在，大约一半PTSD病例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且在平民和退伍军人样本中发现的结果是一致的。

PTSD与医学疾病之间的关联似乎因种族和族裔而异，相较于白人，黑人和拉丁裔成人患有PTSD的风险更高。性与性别对这一关联的影响也值得进一步验证，许多大型前瞻性研究都是使用同性群组进行的。

最近，PTSD被发现与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据奥多诺万（O’Donovan）及其同事的研究，PTSD患者罹患甲状腺炎、肠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症和红斑狼疮的风险要更高。他们对超过60万名伊拉克和阿富汗退伍军人组成的回顾性队列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排除了年龄、种族或性别差异。

Alex Lasher

PTSD与自身免疫性疾病之间的时间相关性尚未得到广泛的研究。然而，对女性进行的一项纵向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创伤暴露和PTSD症状的出现先于红斑狼疮的发生。了解创伤暴露或PTSD症状为什么以及如何与医学疾病相关的公共卫生意义是巨大的。最近来自基因表达研究的结果为调查提供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可能性。

PTSD症状的严重程度是否与代谢和炎症标志物有关？

创伤暴露和PTSD的全基因组转录研究已经确定了暗示免疫系统失调的特定基因和因果途径。布瑞恩和他的同事使用5项PTSD转录组研究的结果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他们观察到PTSD与调节先天免疫，细胞因子产生和I型干扰素信号传导的基因中的差异表达有关。该研究包括超过225个病例和300个对照，允许按性别和创伤类型进行亚分析。

与经历人际创伤的女性或经历战斗的男性相比，在经历人际创伤的男性中观察到细胞因子相关基因的较低表达。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探索与性别和创伤类型相关的基因表达差异，这可能与观察到的慢性疾病表达的群体差异有关。

在经历人际创伤的男性中观察到细胞因子相关基因的较低表达。

这些全基因组研究补充了PTSD生物标记研究的既定研究，这些研究广泛关注应激反应，包括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的调节异常。应激压力的暴露启动内源性糖皮质激素（GCs）的下游释放，它与靶代谢和免疫系统组织（例如，脂肪组织，骨骼肌，胰腺）上的糖皮质激素受体结合。在应激压力暴露后，糖皮质醇活性的增加导致免疫抑制，代谢活性增加，以及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负反馈以建立体内平衡。 PTSD与慢性疾病之间的联系可能源于长期破坏糖皮质激素功能的影响——如PTSD中所观察到的——这会导致持续的低度炎症损害目标器官。

在PTSD症状和炎症标志物之间的横断面关联的研究中，发现并不总是一致的。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创伤后应激障碍与较高的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IL）-1β，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干扰素（IFN）-γ有关。与此相关的还有c反应蛋白的升高（c反应蛋白是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炎症标志）与PTSD的发生之间的潜在联系。同样，在汽车事故发生后24小时内测量到的较高的白细胞介素6 水平可以预测儿童和青少年的PTSD的症状。

虽然一些炎症活动可能与精神药物使用、合并抑郁症、甚至创伤暴露本身有关，但毫无疑问PTSD与免疫系统功能有关。例如，请参阅林德奎斯特及其同事有关退伍军人的报告：在有战斗暴露的退伍军人中，不论有或没有PTSD的测量指标都没有群体差异; 这表明创伤暴露本身可能导致炎症活动增加。

行为是否介导PTSD与慢性健康问题之间的关系？

重要的是要了解与PTSD相关的炎症信号是否反映了创伤相关病理生理学的延伸，或者是否是与PTSD相关的行为（如吸烟、缺乏活动、不谨慎的饮食选择、睡眠中断）的必然结果。如果炎症信号是与创伤相关的后果的延伸，与其他医学疾病相关，甚至可能导致其他疾病，这就意味着PTSD是创伤相关后果的延伸，甚至可能导致其他医学疾病。PTSD是与心理创伤有关的更大的系统性疾病的一部分。

以证据为基础的PTSD心理治疗方法解决了心理症状，但目前尚不清楚它们是否也会影响免疫系统。然而，PTSD患者炎症和代谢功能障碍（如血脂水平升高、体重增加或腰围增加、胰岛素抵抗）的存在表明，需要对创伤的生物医学后果采取更全面的方法。

PTSD的药物疗法是否会影响炎症标志物？

如果PTSD与破坏免疫系统有关，直接针对炎症标志物的干预可能会改善心理和生物医学结果。许多PTSD患者接受精神药物治疗，但迄今为止，只有少数人尝试为PTSD开发新的药物治疗药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五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SSRI）与减轻炎症有关，对PTSD患者可能有直接或间接的帮助。

只有少数人尝试为PTSD开发新的药物治疗药物。

一项研究检查了帕罗西汀治疗PTSD后炎症标志物的变化。公开试验的结果表明，尽管PTSD症状有所减少，但白细胞介素-6（ll-6）并未下降。相反，五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治疗抑郁症会带来细胞因子的减少。舍曲林和经颅直流电治疗抑郁症会带来随机临床试验中7种细胞因子中6种细胞因子的下降。

目前正在研究的一些新型PTSD药物治疗方法也可能有针对免疫系统额外的益处。药物治疗的一个令人兴奋的进展是使用糖皮质激素相关的药物来预防PTSD的发展，增强心理治疗的效果，或者治疗慢性PTSD的症状。糖皮质激素因它们的抗炎特性主要用于各种医学疾病。

氯胺酮是一种NMDA（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拮抗剂，目前正在被用来研究PTSD。研究结果表明它影响动物模型中细胞因子的产生。虽然在一些情况下作为一种治疗选择存在争议，但大麻素类药物具有免疫抑制特性，这些药物的抗炎特性可能会增加对心理症状的潜在有益影响。

一个耐人寻味的可能性是，这些药物和其他治疗PTSD的药物是否会因为他们对免疫系统的影响而对症状产生直接的益处。如果是这样，至关重要的是要考虑PTSD的炎症特征及其精神病和医学并发症更广泛的影响。

未来的研究方向

PTSD与慢性疾病之间的联系已经确立，但免疫系统标志物在介导这种联系中的潜在作用才刚刚开始被研究。随着新的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方式被研发，有机会研究炎症标志物和症状之间随时间变化而产生的关系。

未来的研究应探究心理治疗是否影响与如何影响炎症标志物，并确定减轻PTSD症状的药物能在多大程度上减轻炎症。人们对于PTSD替代疗法的兴趣日益增长，如冥想、瑜伽、针灸和其他增加体力活动或改变饮食摄入的干预措施，它们的抗炎作用可能会为PTSD治疗带来益处。

检查PTSD与免疫标志物之间的联系是否属于精神疾病与不良健康之间更广泛关联的一部分，或创伤暴露与特定标记物和疾病结果之间是否具有特异性，这也同样重要。此外，必须确定创伤类型、性别、种族和族裔对这些关联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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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亦兰

校对：张蒙

编辑：EON

原文：http://www.psychiatrictimes.com/ptsd/ptsd-systemic-disorder

精神分裂症是人脑进化的副作用？

PHILIP PERRY — Sun, 13 May 2018 08:57:20 +0000

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状包括思维和言语混乱、妄想以及幻觉。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会逐渐变得严重。人们普遍认为精神分裂症会潜伏在我们身体里，后被某种事件激发，通常第一次发病都在16岁到30岁之间。

比起女性来说，男性更容易患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只有极小部分会有暴力倾向，去伤害自己或他人。即便如此，这种疾病还是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

万幸的是，如今这种病症可以通过药物有效抑制。近几十年来，我们对这种复杂的神经科疾病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例如，去年十月的一项研究发现，79%的患者是因遗传因素患病的。

随着我们对精神分裂症的认识日益加深，神经科学家们猜测精神分裂症为何会出现：那些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可能是为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付出了代价。

澳大利亚的一项新研究为这一观点增添了新证据。科学家发现相比其它脑区，大脑最前端的脑区基因表达水平变化最剧烈，或者说更多基因的活跃程度发生了改变，而且这些基因涉及了大脑发育和炎症反应的相互作用。鉴于人类大脑的最前端是进化上最晚发展的，该研究支持了精神疾病可能是大脑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副作用。澳大利亚帕克维尔的弗罗利神经科学与心理健康研究所（Florey Institute for Neuroscience and Mental Health）的研究人员发现了这一点。他们的研究发表在《NPJ-精神分裂症》（npj Schizophrenia）杂志上。

在科学出现之前，人们把患有精神分裂的人当成被附了身或是疯子。如今我们知道是表观遗传的改变导致了精神分裂。它由某种创伤引起，这些创伤可能来自出生时的状况和不健全的家庭等。.

2008年刊登于开放期刊《基因组生物学》（ Genome Biology）的一项研究提示，在进化过程中，为了调和不断增长的大脑体积和有限的摄入能量之间的矛盾，大脑中调控代谢的分子发生了快速的适应性变化。一项著名的理论指出，诸如精神分裂症之类的精神类疾病，就是这种戏剧性的分子变化带来的副作用。

一些科学家认为，创造人类语言和言语的代价，就是人类基因组中出现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事实上，无序或混乱的言语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显著症状。另外，虽然很多疾病都会同时发生在人类和其他物种身上，精神分裂症却是人类独有的。

在这项2008年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与能量代谢和大脑的高能耗功能相关的基因，以及与代谢调控和大脑功能有关代谢物，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都发生了改变，同时，两者在近期的人类进化中似乎也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进化上的改变可能是它们被正向选择的结果。”

2006年，科学家在基因组中发现了人类进化加速区（human accelerated regions，HARs），这些区域的DNA在其它动物中保守，但是在人类进化中快速演变。在此基础上，2015年西奈山伊坎医学院(Icahn School Of Medicine)的乔尔·达德利(Joel Dudley)发起的一项研究发现，人类加速区域附近的某些基因与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有相当的重叠。由于HAR并不编码蛋白质，但是可能对临近的基因起调控作用，这个结果说明在人类与黑猩猩分道扬镳后，许多控制自闭症相关基因的调控元件发生了快速演变。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

进一步的细致分析发现，受HAR调控的自闭症相关基因与不受HAR调控的自闭症相关基因相比，更多参与大脑发育和神经连接（突触形成）。运用图论的分支–复杂网络理论分析，还发现HAR控制的基因和自闭症相关基因都在基因表达“关联网络”中占据更加“中心”的地位。这些结果综合在一起，说明我们的基因组和其它动物相比，激进地改变了对一些基因的控制，这些基因中既有对大脑发育至关重要的，也有自闭症相关的。换句话说，我们可能为了更好的大脑功能携带了更多自闭症风险。

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的许多区域和系统并不能正常工作，包括图中标记出来的区域。神经递质多巴胺的失衡曾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的主要原因。但新的发现表明，更普遍的神经递质谷氨酸–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谷氨酸对神经元的一个关键靶点(NMDA受体)–信号传导的减弱更能解释精神分裂症的广泛症状。

基底神经节

参与运动、情绪和整合感官信息。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它的功能异常被认为是产生偏执和幻觉的原因之一。[传统抗精神病药物过度阻断基底神经节的多巴胺受体会引起运动功能的副作用]。

听觉系统

在精神分裂症中，言语区(称为Wernicke区)的过度活动会产生幻听–一种认为内部产生的想法来自外部的真实声音的错觉。

枕叶

负责处理有关视觉世界的信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很少有完全的视觉幻觉，但这方面的干扰会导致诸如无法解释复杂的图像、难以识别他人动机和理解他人情绪。

海马体

介导两种交织在一起的功能——学习与记忆，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这方面也受影响。

边缘系统

与情绪关联。对大脑边缘系统的干扰会导致精神分裂症中常出现的激越（agitation）。

额叶

额叶对于解决问题、洞察力和其他高级推理至关重要。精神分裂症中该脑区不正常，导致患者难以计划行动和组织思想。

在最近的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检查了15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尸检）的大脑，15个正常人的大脑。科学家们数十年来一直推测，由于大脑新陈代谢的改变，大脑额极（frontal pole）的快速演化可能给我们带来了更高的智力潜能。在这项研究中，他们专门研究了信使核糖核酸（mRNA）。这是一种将DNA信息携带到细胞其他部分的RNA，它们的量代表了对应DNA的表达水平，或者说活跃程度。他们检查了大脑额极的mRNA。该领域负责认知的灵活性，为计划和推理所必需，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这两种技能均受到损害。

研究人员还研究了扣带皮层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他们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额极发现了566个基因发生表达水平变化，另外两个脑区则只发现了几十个。根据该研究的合著者布莱恩迪恩（Brain Dean）教授的说法，“尽管这一点还不完全清楚，但我们的数据表明，大脑的额极区域受到这种变化的严重影响。” 他补充说：“有一种观点认为精神分裂症是发展复杂人脑的不良副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似乎支持这一观点。”

原文对研究有多处错误理解，译文已作必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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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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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拔光了自己的头发？

拔毛癖患者曾经只能靠自己应对这一障碍，如今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通常，有BFRB的人需要承受情感和社交双重折磨。

一些污名是因为自我梳理行为常被认为是某些动物（像猫、狗和老鼠）的特征。而人们绝对不想承认他们和动物具有相似性。

有研究发现，拔毛癖患者出现听觉和触觉超敏现象的可能性是正常人的两倍。

许多研究发现BFRB患者在调节自身情绪上存在困难。

多数BFRB患者都认为完全戒掉拔毛或抠皮行为毫无用处，反而会放大自我批评和挫折感。

翻译：纯牛奶太甜

审校：林著

编辑：EON

https://mosaicscience.com/story/why-i-pull-out-my-hair-trich-ocd-bfrbs-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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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是否介导PTSD与慢性健康问题之间的关系？

PTSD的药物疗法是否会影响炎症标志物？

未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翻译：亦兰

校对：张蒙

编辑：EON

原文：http://www.psychiatrictimes.com/ptsd/ptsd-systemic-disorder

精神分裂症是人脑进化的副作用？

翻译：亦兰

审校/改编：顾金涛

编辑：EON

原文：http://bigthink.com/philip-perry/schizophrenia-is-likely-a-side-effect-of-our-brains-complex-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