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致幻剂：是毒也是药

2021年，《科学》杂志评选的十大科学研究中，有一项格外引人注目——3, 4-亚甲基二氧甲基苯丙胺（MDMA）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取得良好效果。很多人可能对MDMA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要说起它的另一个名字，摇头丸，恐怕大家就谈毒色变了。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致幻剂对精神疾病的治疗作用，例如从“神奇蘑菇”中提取的活性化合物裸盖菇素（Psilocybin，又名赛洛西宾）。尽管许多临床试验表明，裸盖菇素可以快速治疗抑郁症（包括与癌症相关的焦虑和抑郁症），但人们对裸盖菇素缓解大脑抑郁症的机制知之甚少。

直到2021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自然-医学》上的两项研究揭示了这一神秘过程^[1,2]：裸盖菇素可以改变大脑对血清素反应，当裸盖菇素被肝脏分解为赛洛辛（Psilocin）时，用户的意识和感知状态随即发生改变。脑部核磁共振扫描表明，裸盖菇素会降低内侧前额叶皮层与后扣带皮层之间的联系。当我们处于休息状态并专注于自我的内部世界时，这个联系网络处于活跃状态。裸盖菇素通过减弱大脑内这两个区域的联系，很可能会解除对“自我”的限制，增强对周围世界的感知能力，从而减轻抑郁症状。

如今，基于裸盖菇素对重度抑郁症的治疗已经进入II期临床试验，而MDMA辅助治疗PTSD已经进入III期临床试验。致幻剂在精神疾病中的治疗作用一时间引得万众瞩目。面对如此巨大的商机，大量雄心勃勃的公司在短短几年内涌入了致幻剂药物行业，竞相开发针对抑郁症和PTSD的药物，旨在将MDMA和Psilocybin等化合物转化为新型的药物、疗法。纽约投行H.C. Wainwright & Co.的分析师估计，目前行业内九家领先的致幻剂公司的销售额峰值甚至有可能在十年内达到350亿美元。

然而，使用致幻剂治疗精神疾病，真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想化吗？

02 挑战一：获批慢

“当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致幻剂将如何改善人类的精神健康时，我感到非常担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幻觉和意识研究中心的副主任Matthew Johnson博士说，“我认为这将是心理健康治疗的一个全新领域，可能帮助很多人；但是，没有什么疗法可以帮助到所有人。”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

任何一个药物的开发都是对时间和金钱的双重考验，因此，新药研发行业对公司的门槛要求很高，不是所有公司最终都能取得成功。尽管致幻剂的在精神疾病中的医疗潜力令人兴奋，但即使是该行业的头部公司，距离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还有至少几年的时间，更别提刚刚踏入这个行业的中小型初创企业。塔夫茨药物开发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Kenneth Getz表示，该中心研发药物通常需要7年时间进行临床试验，然后再过一年左右才能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目前致幻剂治疗精神类疾病相关的临床试验中，绝大多数处于早期（I期临床）阶段，确定将进行中期或晚期（II到III期临床）试验的仅有18项。其中情况最乐观的一家公司预计最早将于明年把致幻剂药物投入市场，但对更多的公司来说，新药上市遥遥无期，没有人知道这场征途的终点在哪里。

03 挑战二：资金短缺

很多公司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就是资金短缺。临床试验需要大量的资金，在上市前，一个药物的研发成本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然而，许多研发致幻剂药物的公司资金有限，一些小型公司已经囊中羞涩，许多公司将需要筹集更多的私人资金、上市或通过与更大的公司进行交易才能获得足够的现金流。而此前，RA Capital合伙人Peter Kolchinsky撰写的万字长文《如何在这场生物科技寒冬中渡劫？》中则明确指出了当前美元加息，全球流动性收紧，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普遍存在于生物科技公司中的资金短缺困境——比起2021年的峰值时期，全球生物科技公司的估值都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大幅下降，几乎达到历史最低点，这直接导致许多投资者撤出生物科技板块^[4]。

回顾过去两年，2020年初起，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全世界投资者纷纷涌入生物医药领域，拉高股价，很多生物科技公司获得了大量资金来投入研发；也是在这期间，生物科技板块的估值达到顶峰。但很快，高投资、高门槛、慢回报这些问题让不少投资人发现他们对生物科技并不是那么感兴趣。而拉高股价后的另一个问题是行业的规范性，许多小公司借此机会把自己的产品、项目吹上了天，名不副实。这种情况下，别说是行业外人士，即便是拥有相关背景知识的专业人士，有时都是雾里看花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投资失败后，他们也就对生物科技行业失去了信心，随即将注意力转向其他领域。

而紧接着，2022年初，俄乌战争打响，通货膨胀持续走高，未来利润的现值大打折扣，在这个大环境下，不只是针对生物科技公司，很多投资者为了规避风险，其实不愿意持有任何股票类资产。面对有限的资本投入，大家的策略是优先研究投资者们可能最感兴趣的疾病和最有希望得到快速回报的药物和疗法。肿瘤、代谢疾病、新冠疫苗等等相关的产品管线已经将这些资本瓜分得所剩无几，而基于致幻剂开发的精神类疾病药物，既处于开发的初期阶段，又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致幻剂作为违禁药物的传统观念，又能吸引多少人的关注呢？

致幻剂药物行业的三家上市公司——PharmaTher、Awakn和Tryp Therapeutics最近的财务报告显示，他们拥有的现金不超过800万美元；而两家私营公司，Braxia Scientific和B.More迄今为止筹集的资金还不超过600万美元，比起大火的mRNA、基因治疗、细胞治疗行业动辄几十亿的融资规模，这些资金只是杯水车薪。

诚然，精神类疾病的药物行业中，有些公司确实在前期募集到了大量资金，例如MindMed、非营利组织MAPS、GH Research等，他们目前的现金维持在一亿美元左右，仍然足够支付未来2-3年的开支。然而，2-3年是否足够他们将新药推向市场呢？他们面临的考验依然严峻。

04 挑战三：受试对象有限

新药研发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扩大受试对象样本容量的过程。随着药物临床试验逐渐深入，公司需要在更多的受试对象上试验药物，观察疗效和副作用。通常，FDA规定的I期试验应有20至100名参与者，II期试验有数百人，III期试验则需达到300至 3000人。而在致幻剂药物行业，即使是到了后期临床试验，受试者样本容量也相对较小。例如MAPS 的初始III期研究仅仅包括90人，而其正在进行的III 期中后期试验预计有100名参与者。根据统计数据，在基于致幻剂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所有15项II期试验中，平均受试者仅有77人，超过100人的仅有4项。

除了受试者数量上受限，此类临床试验的另一个挑战是受试者反馈的客观性。尽管临床试验的设计都遵循“双盲”的原则，但是致幻剂产生的效果过于强烈，参与者通常可以感觉到他们是接受了致幻剂还是安慰剂。再加上媒体对致幻剂添油加醋的正面描述，参与治疗的患者很有可能在回访中给出不客观的反馈，而这是临床试验中的大忌。

此外，致幻剂这个大类下的很多药物，在我国都属于违禁类药物，即便在全球范围内也是被严格管控的，我们需要严格的监管和审核制度来完善这类药物从研发、生产、上市到销售的全部过程，让它最终能造福精神类疾病患者，而非成为法外狂徒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 Carhart-Harris, Robin, et al. “Trial of psilocybin versus escitalopram for depressio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84.15 (2021): 1402-1411.

2.Mitchell, J.M., Bogenschutz, M., Lilienstein, A. et al. MDMA-assisted therapy for severe PTSD: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3 study. Nat Med 27, 1025–1033 (2021).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1-01336-3

3.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psychedelics-clinical-trials-analysis-takeaways-challenges-2022-6

4.https://rapport.bio/all-stories/the-way-through-the-biotech-downturn

作者：一颗 Yike

关于创造力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关联，一个最广为引用的证据或许是美国神经科学家南希·安德烈森（Nancy Andreasen）的研究。1987年，安德烈森通过她在爱荷华大学进行的采访发现，在创意作家及其家庭成员中，双相情感障碍的发病率更高。这其中包括著名的科幻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

两年后，另一项类似的研究通过采访英国画家和作家，发现情绪障碍的发病率为38%（尽管没有包括对照组）。然而，这两项研究都因为样本量太小、使用了自我报告数据、以及存在采访者偏差而备受诟病。心理学家朱迪思·施莱辛格（Judith Schlesinger）直言不讳地批评这些研究：在她看来，“疯狂天才假说”的科学可信度就和尼斯湖水怪一样，而且这个假说忽略了勤奋与勇气对成功事业的重要性，可能会导致富有创造力成为一种病态。

衡量创造力的难题

研究者面临的两个主要的挑战，是定义“创造力”并确定如何准确地衡量它。“发散思维”（Divergent thinking），即对一个开放式问题想出尽可能多的答案的能力，经常被用作一个创造力的代表。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让参与者想出一块砖可能的用途，而一个思维发散的人可能会回答：“镇纸、门挡、临时武器、嫩肉剂……”

相反，当一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时，就会出现集合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标准化考试就是一个例子——在这类考试中，考生依靠记忆或逻辑来获得正确答案。但是，将发散思维与创造力联系在一起，往往会让我们忽视集合思维在创造性工作（比如科学创新）中的作用。

另一种衡量创造力的方式，是根据人们的职业（例如建筑师或会计师）或他们获得的创造性荣誉（例如普利策奖）来选人。然而，这个方法的问题是，研究者很难确定精神疾病患者是天生就更具创造力，还是艺术创作的孤独增加了抑郁和情绪障碍的发病率。换句话说，我们很难理清其中的因果关系。

富有创意的大脑

神经影像研究发现，极富创造力的人具有较低的潜在抑制（latent inhibition），即过滤掉无关的信息刺激的能力。潜在抑制低的人会把相关或不相关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创造出独特的事物。

更有创造力的人也更难以抑制楔前叶（precuneus）——这是默认模式网络中的一个脑区，它在我们走神或自我反省时尤其活跃。更活跃的楔前叶能让更多信息在大脑中流动，从而将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研究人员检测到，当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近亲在做记忆任务时，他们对楔前叶抑制较少。

一些研究者表示，只有轻微的心理疾病与更高的创造力相关。这些人处在一个居中的位置，他们的症状不至于被诊断为疾病，却又足以促进创造性思维。这一观点与2014年的一项研究一致。该研究发现精神疾病与创造力呈负相关，而这可能是因为严重的症状会阻碍生产力。

在一项2012年发表的瑞典研究中，研究者用几十年跟踪调查了约120万人。但他们发现，在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中，精神疾病的病例几乎没有增加（双相情感障碍有小幅增加除外）。然而，作者注意到，有很大一部分精神疾病患者的一级亲属从事科学或艺术行业。这表示轻微的精神疾病症状可能有助于提高创造力。

根据共享遗传易感模型（shared vulnerability model）的基本观点，精神疾病和创造力在基因层面是相关联的。这个模型表示，同一个生理因素可能会导致精神疾病或创造力，这取决于保护性因素（例如社会支持或高智商）是否存在。有研究发现了与这两种状态都相关的基因，例如神经调节蛋白1（neuregulin 1），从而支持了共享遗传易感模型。

这或许也解释了这个现象：尽管精神疾病（例如精神分裂）患者可能会生育力更低、孩子更少，但精神疾病却始终没有在演化过程中消失。创造性思维给予了人们巨大的演化优势：它激发创新，让我们能够发明工具来制造织布机、铁轨——最后创造出智能手机。创造力与精神疾病共享基因意味着，当创造力帮助我们生存时，与精神疾病相关的基因也会在人群中传播。

通过创造力提升精神健康

虽然轻微的精神疾病可能与更高的创造力相关，但他们之间的关联很复杂，并且可能是双向的。连“疯狂天才”的典型人物文森特·梵高也曾使用绘画来缓解抑郁症的症状。

此后，艺术疗法便被用于干预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及其他精神疾病。无论是在大理石上凿出古希腊神象，还是在客厅里跳舞，发挥创造力都能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并降低应激激素皮质醇的水平。在创造力的帮助下，我们无需使用语言便能与自己沟通，并接受自己的情绪。

狂热的科学家、精神紊乱的艺术家……这些被浪漫化的观念经不起科学的检验。朴素的现实是，才智来源于原创性、努力、面对困难的决心，和支持着你的人脉网——这让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富有创造力的天才。

作者：Molly Barker | 封面：Freak City

译者：Mollie | 校对：Orange Soda

编辑：Orange Soda

原文: https://www.discovermagazine.com/mind/the-mad-genius-stereotype-fact-or-merely-fiction

我们演化而来的警觉和忧虑，被现代生活的重压奖赏并加剧着。

一切从几滴血开始。更确切地说，一切从书中对血的描写开始。当时我正在读路易斯·劳瑞（Lois Lowry）的经典儿童文学《死亡之夏》（A Summer to Die），讲的是女孩莫莉死于白血病的故事。有一段描写她流鼻血，怎么都止不住；这是她患病的第一个迹象。从那以后我每次流鼻血，都确信自己命不久矣。我会强迫性地检查四肢，看有没有异常的淤斑——瘀斑是白血病的症状之一。在我还是个孩童时，就沉溺于思考生命的有限性，或许比有些将死之人想得还多。我的执念太深了，最后不得不扔掉那本刺眼的书。

十几年后，当医生说我患有强迫症（OCD），我一点也不惊讶，我清楚地看到强迫像一根红线贯穿着我整个人生。我被确诊时，我的症状已达到强迫障碍谱系的极端，和很多人一样符合确诊强迫症的标准。

没什么好粉饰的：真正的强迫症是种疾病。它让你无法正常生活——我的亲身经历可以作证。然而，强迫性的观念与如今的文化风尚不谋而合，而功能正常的强迫症患者往往在工作上表现突出，身居社会金字塔顶端。古希腊传奇忒修斯也是个成就非凡的“强迫症患者”，他杀死牛头人米诺陶后，循着阿里阿德涅给他的红线走出了迷宫。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强迫这根线俘获了我，也一直指引着我前进的道路。

我的执念往往是从同一块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迫在眉睫的死亡的威胁；有时是肉体的死亡，有时是社会或道德的。在读《死亡之夏》的那阵子，我还会翻阅父亲书架上弗兰克·奈特（Frank Netter）的解剖书，书里有一些插图细致地描绘了罕见病患者的模样，非常骇人，而我坚信自己注定会患上这些疾病。后来我上了一所竞争激烈的高中，将消亡的恐惧转化为如痴如狂的学习；内心的紧张感把我撕咬得痛苦不堪，但它也鞭策着我在预科物理考试前疯狂地背书。每当我的决心动摇，恐惧便会涌上心头，让我义无反顾地继续努力。

恐惧曾驱使我屡获高分，它也曾让我陷入瘫痪状态。强迫症患者的每个关于特定问题的执念，都伴随着一阵难以遏制的冲动——你感觉自己必须做这件事，才能驱走心中不安的念头。甚至在我把《死亡之夏》扔掉后，我依然一有不舒服就觉得生了大病，强迫性地搜索医疗网站以说服自己并没有罹患淋巴癌或卵巢癌。

成为写作工作者后，我一直在与凭空冒出来的侵入性想法作斗争：还记得你从前那篇关于恐龙踪迹化石的文章吗？你最好再逐字逐句读一遍，确保没有写错东西或漏掉信息源。几乎每个在我脑中轰鸣的强迫性念头都反复叫道：你犯错了，你犯错了。而所有强迫性行为终究是徒劳，那个声音依旧不绝于耳。

说到强迫症，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把床单四角掖得整整齐齐，或者一刻不停地洗手去除细菌的那种人。我完全不符合那种形象——我甚至有些懒惰。强迫症最标志性的症状是侵入性想法，研究发现这些折磨人的思绪的呈现方式数不胜数。的确，有人不停洗手，也有人走人行道必须跳过裂缝，但也有像我这样的人，我们的强迫症看起来更像是存在危机。

许多强迫症患者被多余的暴力想法折磨——比如认为自己会杀死亲朋好友——并且做出强迫性举动以防自己杀人，比如扔掉所有刀具（即使他们连苍蝇都不忍心伤害）。也有些人患有所谓的“情感强迫症”（relationship OCD），他们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偏执地认为伴侣出轨了，并且忍不住去检查伴侣的手机，盘问他们的去向，以确认他们忠心不二。还有个亚型是多虑性强迫症（scrupulosity OCD），这些患者总是觉得自己犯下了道德恶行，只好强迫性地祈祷或寻求原谅，以缓解难以承受的罪恶感。

只有1~3%的人口的强迫观念和行为严重到了有必要确诊为强迫症的地步，然而数千年来，人类其实一直普遍具有执念的倾向。如果人类的思想总是收放自如，我们的物种也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

通过对强迫观念的生物学研究，我们发现人类大脑固有某种促成强迫性思维的机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显示，强迫症患者的三个关键脑区异常活跃：眶额皮质、前扣带回和基底节。关键在于，我们依赖这些脑区识别错误的想法，以纠正思考路线——神经科学家们称之为错误探测。

强迫症患者负责探测威胁的系统过分活跃，以至于产生了“持续性错误测得信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学家杰弗瑞·施瓦茨（Jeffrey Schwartz）说。可以说，强迫症就像一个出故障的汽车防盗器，不管你怎么尝试解除警报，它还是叫个不停。

没人喜欢汽车防盗器刺耳的叫声，但是安全起见，大多数人都愿意装一个。从演化的角度上看，强迫可能是出于类似的道理产生的。“强迫性特质的情感核心在于一种猛烈的焦虑紧张感。”纽约新罗谢尔学院（College of New Rochelle）的心理学家斯蒂芬·赫特勒（Steven Hertler）说。这种紧张感，他解释说，能够刺激我们做出保命的必要行为。那些对于入侵者、蛇、老虎等潜在威胁有执念的人，虽然不太讨人喜欢，但他们杞人忧天的性情保护了亲友的安全，也对后代的生存大有裨益。“在所有演化出来的避害策略中，”德国精神病学家马丁·布伦（Martin Brüne）写道，“强迫症可谓是最极端的一种。”

我们的大脑也可能早早地做好了准备，在生命中的脆弱阶段走向强迫的极端。芝加哥西北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在产后表现出强迫症症状的比率是常人的四倍左右——普遍的症状有一直担心伤害到新生儿，或让它们染上病菌。研究者认为某些强迫可能是生产后的适应性反应（adaptive response），让母亲处于高度警觉状态，无微不至地保护弱小无助的婴儿。

高度敏感的威胁探测系统带来生存优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的威胁探测器都敏锐过头了点。虽然只有约1/40的人患有临床上的强迫症，多达1/10的人曾有过干扰日常生活的严重强迫念头和强迫行为。大多数人的强迫倾向的确是与生俱来的，也存在着个体差异，但是我们目前的文化氛围促进并放大了这种倾向。我们把强迫当作美德称颂，这一集体态度可以追溯到新教的工作伦理（Protestant work ethic）——勤勉是一种神圣的天职。“这种态度不可能是自然的产物。”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在1905年写道，“它只能是长久而艰辛的教育过程的产物。”

如今，这一教育过程——我们系统性地奖赏并强化强迫——从小学就开始了；小孩子刚脱下尿布，就有可能因不爱学习受到谴责。这一过程贯穿着我们的学生生涯；青少年强迫性地“刷”出完美无瑕的成绩，以吸引名牌大学的眼球。我们成年后，教育仍在继续：我们争先恐后地投出一封封注定石沉大海的简历，希望简历上某些玄之又玄的东西能让自己鹤立鸡群。在这个以将韦伯所谓的“经济界适者生存”奉为圭臬的体制下，优越的岗位稀少，竞争者之间的差异微乎其微，而错失良机就意味着经济劣势。难怪我们原本就很敏感的威胁探测器进入了橙色预警状态。

更重要的是，那些凭借强迫披荆斩棘的人收获了丰厚的回报。一看到推荐信上那些暗示强迫的词汇，比如“一丝不苟”、“决不妥协”、“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招聘经理的眼睛都放光了；而且许多招聘经理自己就是得益于强迫倾向节节高升的。许多职业确实要求人们强迫性地顾虑某些事情，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分寸，要确保一切完美落实”，洛杉矶西木焦虑症研究所所长艾达·戈比斯（Eda Gorbis）说。不放过一切细节的犯罪现场调查员，探索宇宙细微玄妙之处的宇航员，还有手握手术刀，毫厘之间决定生死的脑外科医生，这些人都将强迫性特质转化为了积极的人生追求。

还有许多（虽然不可能是全部）强迫症患者也通过类似的方式，把自己狂乱的心灵狡计的优势发挥了出来。现居纽约的喜剧演员兰斯·韦斯（Lance Weiss）患有强迫症，他认为自己在单口喜剧界崭露头角要归功于强迫的天性。他每场表演前都反复演练，力求每个细节都完美无瑕。

“我死抠每个细节。”他说，“我把观众席的每张椅子都坐一遍，检查膝盖和前排之间的距离。”同为强迫症患者的英国作家及顾问阿曼达·格林（Amanda Green）说，破釜沉舟的生活态度赋予了她自主创业并创作八本书的动力。荧幕传奇查理兹·塞隆（Charlize Theron），以及畅销书《星运里的错》的作者约翰·格林（John Green），也都公开谈论过自己的强迫症。

研究者从强迫症的个案中发现，在没有明显缺陷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表现出这些个人特质。“强迫性人格标志性的勤勉与责任心，” 美国心理学家西奥多·米隆（Theodore Millon）和罗杰·戴尔·戴维斯（Roger Dale Davis）写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焦虑能量的控制与利用。”

我的焦虑能量是上天给我的，我难以想象心里这根弦松下来会是什么感觉，我也能理解一定程度的强迫特质对人类的生存繁盛或许是有益的。但每当我脑中的强迫势力占据上风，生活依然举步维艰。

和西北大学那项研究中的母亲们一样，在我其中一个儿子出生后，强迫症卷土重来。虽然我的病史使我属于高危人群，产后荷尔蒙失衡也让我更容易发作，我对这一切竟毫无察觉（或许是我刻意忽视了），在一段时期内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然而好景不长，强迫性思维再次来袭，而且是敌对性的那种强迫思维。当我躺在床上照顾儿子，突如其来的紧张感会攫住我的身体，让我心率飙升。我24岁时写的某篇文章，甚至是高中时候的小论文，都会像一记猛拳一样触发我的威胁探测器。

为了遏止排山倒海的恐慌，我会一遍遍地检查每篇文章，恨不得拿放大镜看每个词，确保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或者与别人的文章雷同。我还会一遍遍地检查引用段落，确保誊录的原文与我的完稿一模一样，精确到标点符号。一旦我发现了错误——我的确发现过几次，因为事实和语词比我们想象中更飘忽不定——我就觉得最可怕的恐惧被证实了。当我终于说服自己这篇文章够格了，我迎来片刻的平静，然而只有几分钟而已。检查一篇文章的草稿过后一小时，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检查彻底，所以不得不再来一遍，邪恶的强迫循环就这样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在旁人看来，我似乎只是个比较勤奋的正常人，然而事实上，我已经看不清坚持不懈与病态执念之间的边界了。

我丝毫不怀疑强迫特质写在我的基因里。我的家族成员中有许多一丝不苟的技术人才，包括外科医生、水管工和工程师。如果施瓦茨在我强迫症发作时扫描我的大脑，我敢确定我的眶额皮质会像圣诞树似的熠熠生辉。然而，绝大多数精神疾病都是生理机制和环境条件交互作用的产物，而我成长的文化环境和现在的生活状态，简直是为了诱发强迫症而精心设计的。

环境百般劝导、鼓励我留意强迫带来的挥之不去的痛苦，以至于我感觉强迫是一条生理律令——甚至它可能真的变成了生理律令。当我被强迫症“尖刺”（临床医生的黑话）突然扎中时，兴奋的大脑好似一头哥斯拉在我背后喘息，我不得不遵从它的指令。“强迫症这种病，是个不知餍足的恶魔。”施瓦茨在有关强迫症的书《脑锁》（Brain Lock）中写道，“你越屈从，它就越饥饿。”

强迫症的一线疗法有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还有属于认知行为疗法的暴露和反应预防（ERP）。前者包括百忧解等药物，而后者需要用令你恐惧的刺激疯狂轰炸你，直到你适应它们。

ERP与遍布世界的灵修有惊人的相似性。冥想是一种屈服的方式，冥想者接受每个当下如其所是的样子。ERP同样包含一种凝练的彻底接受。如果你强迫性地恐惧病菌，并且隔几分钟洗一次手驱赶病菌，那么你必须接受治疗师的指令：在地板上摩擦手，再用舌头舔，然后不准洗手。或者像我一样，接受你的确可能写过一篇非常糟糕的旧文章，但必须遏制住检查修改它的欲望。至于那些总是围绕着追求完美而产生强迫念头的人，“我们通常会建议他们犯些微小的错误，比如漏掉逗号，搞错大小写之类的”，而且犯错后不允许纠正，戈比斯说。一旦你的大脑明白，就算不实施强迫行为，生活还是会继续，你的强迫症尖刺也就会变钝一些。

对那些足够坚强，能够忍受这些不适的人，ERP有奇效。通过直面最大的恐惧，而不是试图借助强迫行为驱逐这些恐惧，我得以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遏制住最严重的强迫周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实验发现，患者接受以ERP为核心的治疗后，如果症状有所缓解，他们以往过分活跃的脑区也“冷静”了下来；这意味着疗法真的可以帮助改变大脑的生理回路。强迫症患者服用百忧解等抗抑郁药后，眶额皮质的活跃程度也降低了。药物与行为疗法或许是殊途同归的。

不过，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患者而言，治疗只能减轻强迫的程度，而无法彻底消灭它。施瓦茨在《脑锁》中记叙了几位患者的故事，他们接受治疗后病情大大缓解，但依然没有根治。戈比斯说，治疗的目的是限制那些恼人的症状，帮助病人全心投入生活，而不是彻底铲除强迫倾向。“应该明确区分两种情况。”她说，“如果你每天有超过一小时的强迫性思维，而且它们造成了很大痛苦，那么你肯定是生病了。但如果只是偶尔发生，也没有让你很难受，那么这还算不上疾病。”

虽然我的症状已经减轻到能够忍受的地步了，我的强迫本性没有消失，而且我认为假如没有它，我也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写作者。我的谨小慎微让我避免了许多严重过失，比如事实错误和不成熟的论证。在这个时代，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羞辱等野蛮的方式惩罚犯错者，因此似乎除了反复核查事实，不断自我怀疑之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应对。（我好几次看到其他作者稍有纰漏，就被公众批得体无完肤。）我还有一个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想法：我需要强迫倾向，因为它能够平衡我同样严重的懒惰脾性。

施瓦茨告诉患者，高呼“不是我的错，是强迫症的错”能够振奋精神，帮助达到正念；这样能帮助病人铭记他们的症状是大脑故障造成的。就我个人而言，这种手段不太有用。我的强迫与对准确性和尊严的合理顾虑几乎无异，因此我很难将强迫视为异己之物。

不过，我深知自己的强迫倾向在程度上是不正常的（虽然内容上有时是正常的），工作时我也必须压制它们，因为一旦放手它们就成了脱缰的野马。有一次我告诉编辑我需要再核对一遍稿件的终校样张（我已经检查过一遍了），他有些气急败坏地回信说，从没有作者像我一样要修改那么多遍。此后我再也没和他共事过。

我上学时成绩优异，我百折不挠地申请写作实习直到被录用，我愿意为了把一个点子付诸笔端反复折磨编辑……都是我的强迫本性使然吗？没错，我那些执念的祖先可能也是这样获得回报的，就和许多或患有强迫症或“正常”的当代人一样。然而，我也下定决心不向强迫症的核心悖论屈服：过度的自我保护会导致自我毁灭。换言之，我始终紧攥着红线不放，但我不再任它牵着我鼻子走了。我的觉悟也减轻了我的痛苦：我终于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强迫倾向与当代文化轰轰烈烈的“集体强迫症”其实密不可分。我因此能够扪心自问，我是否想要服从文化的指令，或以何种姿态随波逐流。假如我能够彻底斩断红线，我会这么做吗？我不确定，但这个问题其实毫无意义：因为我不能够。所以我不得不抓住它，相信它会继续引领我走出迷宫。

翻译：有耳；编辑：EON

1886年，纽约医学法律学会杂志主编克拉克·贝尔（Clark Bell），向一位名叫普林尼·厄尔（Pliny Earle）的医生抛出了一个注定吸引眼球的问题：有哪些精神疾病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作为一位精神病学家，在50年的从医生涯中，厄尔曾为医学教育建立了精神病学的课程体系，参与创立了第一个精神病学家的专业组织，还开设了一家美国境内第一批私立精神病诊所。除此以外，他还管理着几家精神病院，尝试各种新颖的治疗方案，比如为患者提供教育等。如果连厄尔都没资格回答贝尔的问题的话，全美国也没有医生能够回答了。

然而厄尔的回信似乎并没有给贝尔一个满意的答复。他写道：“在目前有限的知识体系中，精神疾病的分类并没有病理学基础的支撑。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多数疾病的病理学机制都还是未知的。”厄尔既是在抗辩，也是在叹惋。在从业生涯中，他目睹了医学激动人心的转变——从依靠经验与传统到以科学为基础。曾几何时，医生们会用放血疗法和芥子膏药来治疗“发冷”、“水肿”这些定义不清的疾病；而到了19世纪晚期，医生已经会利用疫苗等化学药剂，针对性地治疗或预防一些生理机制明确的疾病。然而，厄尔也知道，对于那些被认为是脑部病变引发的症状，精神病学家并不能通过显微镜探明病人痛苦的根源。他们似乎被抛弃在了前现代的往昔，只能依赖于厄尔所谓的“从外在表现判断出的表面的精神状态”，来进行诊断与治疗。

精神病学成为一门现代医学的过程道阻且长；安妮·哈灵顿（Anne Harrington）的《精神修复者：精神病学探索精神疾病生理机制的坎坷之路》（Mind Fixers: Pschiatry’s Troubled Search for the Biology of Mental Illness）一书讲的正是这个故事。正如副标题所暗示，这并非是一个稳步前进的故事。相反，不少看似光明的道路最后被证明是死胡同；不少当年似乎创造了奇迹的治疗方法，如今看来只能叹其野蛮无知；还有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公卫政策，最终都逃脱不了灾难性的结局。

哈灵顿讲述的某些事件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比如埃加斯·莫尼斯（Egas Moniz）发明的脑叶切断术（lobotomy），他还因此获得了1949年的诺贝尔奖；还有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精神病医生沃尔特·弗里曼（Walter Freeman）带着自己模仿冰锥制成的手术工具，到处拜访美国各地的精神病院，给那些不幸的病人动手术。哈灵顿还讲述了一些鲜有人知的故事。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医生曾用胰岛素使患者进入昏迷状态，期待他们一觉醒来就摆脱了精神疾病。哈灵顿还重新诠释了一些老故事，比如上世纪60至70年代精神病患者的“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她有理有据地论证道，该运动的发起者并非是那些满足于药物，坚信一点氯丙嗪就可以让患者恢复正常功能的精神病医生，而是弗洛伊德的拥趸——他们认为50年代发明的抗精神病药物可以让患者摆脱住院的负担，只需接受门诊治疗，而精神分析家恰恰能够提供这种治疗。

注：指减少大型隔离式精神病院，而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疗与照顾模式。

从冰浴疗法到百忧解，哈灵顿笔下精神病学迈出的每一步，在当时都曾被创始者与追随者们捧为希望之光；当然他们也并非没有道理。的确有一些人借助胰岛素昏迷，苏醒后就摆脱了妄想，电休克疗法和抗抑郁药物也的确帮一部分人摆脱了严重甚至致残的抑郁症。但是，无一例外，人们往往先误打误撞地发明治疗方法，而方法的解释从来没有跟上过。我们仿佛止步于1886年，几乎所有精神疾病的病理基础仍然是未解之谜——这也不足为奇，毕竟大脑可能是宇宙中的最复杂的事物之一。就算精神科医生们对于可用的治疗方法如数家珍，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来这些生物疗法到底为什么有用。

这也意味着精神病医生们并不能精确地判断特定疗法的目标人群和适应症。正因为此，抗精神病药物成为了抑郁症患者常规治疗的一部分，焦虑症患者也都会服用抗抑郁药物。精神病学仍然是经验主义的，与普林尼·厄尔和他的同事们一样，如今的医师仍然依据自己（和同行们的）经验来推断怎样治疗会有效。这一领域在缺乏科学性成果的同时，竟然仰仗着科学医学的权威，于是我们很容易想见：精神病学的历史不仅记录了希望与挫折，更充满了狂妄自大的篇章。

“自大”（hubris）这个词在《精神修复者》中没有出现，但作者不厌其烦地讲述了各种不自量力的故事，比如一腔热血的医生往往是最后一个承认理论失败的人。正如哈灵顿在开篇所言，她的立场是冷静而克制的。“史诗般的起源故事和耸动的反面典型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暂时的情绪满足。”她写道。但它们最终会导致“井蛙之见、相互责难和停滞不前”——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她通过忠于事实的客观手法，展现了人们找寻（尤其是脑中）精神病痛的生理根源的不懈努力，并希望可以帮助“忧患重重”的精神病学界重回正轨，继续前行。

哈灵顿的悲叹合情合理，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骂战中，一方是野心勃勃的医师，他们坚信自己正走在理解精神疾病的康庄大道上；另一方则是批评者，认为精神病医生们往好了说是在好心办坏事，往坏了说是藉由伪科学实施社会控制，践踏人类尊严。他们各抒己见地喊叫，却从没听过对方在说什么。的确，自从一个多世纪前两方站好队摆好架势，他们好像没有从敌方学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正如哈灵顿详实的文字所述，精神病医生们一直不能够回答克拉克·贝尔抛出的问题，而且他们闹出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耻辱事件。其中之一便是美国精神病学会于1973投票表决同性恋不再是一种精神疾病。他们的老对头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诘问：一个要投票才能解决重要问题的学科，能有多少科学性呢？而且这一次，医保公司和政府机关也加入了战争，他们想知道，并且高声质问：精神病学是否值得他们信任，是否值得大笔的资金投入？

面对这些怀疑的声音，学会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涉及到的弗洛伊德理论删去了——正是因为弗洛伊德理论，《手册》才在一开始将同性恋列为一种精神疾病。《手册》第三版于1980年问世，作者们声称该版本准确地列出了现存的精神疾病：他们放下了支配既往分类的先入之见，转而采取了无关特定理论的症状描述进行疾病分类。然而正如哈灵顿指出，他们还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的——精神疾病就是大脑的病理变化。她认为作者们自称不依赖于理论的说辞——

……只是自欺欺人。这群学者们坚信总有一天，他们会找出所有精神障碍背后的生理特征和病因。这些新的描述性的疾病分类对于他们来说，是接下来的科研工作的序曲。

事实证明，《手册》第三版向科学界展示的决心足以重建精神病学的声望，但是他们期待的那些科学成果至今没有出现。事实上，虽然《手册》（现在已经第五版了）一直以来是临床精神病学的支柱，其中的术语甚至成为了我们谈论精神疾苦的日常语汇，可它列出来的那些精神障碍背后的生理机制实在是太难以捉摸了。以至于在2013年，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负责人宣布了一项新的研究计划，希望“摆脱《手册》的分类，向新航线启程”。

哈灵顿所记录的精神病学的另一次惨败也笼罩在公众的质疑声中，这次的主角是精神疾病（尤其是抑郁症）的“化学失衡”（chemical imbalance）理论。这一理论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科学家们揭示了神经递质的化学原理，还有研究发现 LSD 等改变意识状态的药物其实作用于血清素等神经递质。到了90年代，一些处方药（尤其是抗抑郁药物）广告直接向消费者投放，于是化学失衡理论一下子变得妇孺皆知。根据哈灵顿的记录，当时百忧解和左洛复的广告宣传向广大消费者保证，这些新药绝不仅仅是通过改变他们的意识来缓解症状，就像娱乐性毒品那样。相反，他们声称这些药物能够修复症状背后的生理问题。

对于当时的市场来说，这一策略非常成功。可问题在于，“讽刺的是，正当公众开始接受抑郁症的‘血清素失衡’理论时，研究者们的共识又变了”，哈灵顿写道。他们对这个理论有了新看法：它很有可能“漏洞百出，甚至彻头彻尾是错的”。进退两难的医药公司干脆放弃了精神疾病药物的研发，而是选择重复旧日的说辞，推销从前的产品。可消费者们还蒙在鼓里，对变化一无所知。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12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口中，超过12%的人正在服用抗抑郁药物。化学失衡理论，正如改来改去的《手册》一样，作为科学似乎是失败的，但是作为商家用来哄消费者的花言巧语，可谓屡战屡胜。

哈灵顿以冷静客观的姿态讲述了精神病学界各种生物理论的兴衰，因此这本书具有一定的医学史价值。它甚至可以督促生物精神病学的批评者与支持者们放下武器，更深刻地去理解历史长河中的那些事实，而非一味地彼此攻讦。但是她的克制也导致了一定的风险，她可能没有充分体现出书中所记叙的各种问题的严重性。

现代医学的根基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只要将各种人类苦楚描绘成生理疾病，便可以有所洞见并找到治愈之道。然而，这样一个领域难免会受到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决定我们哪些艰难困苦可以（而且应该）归医学管，其实说白了，就是建构一幅人类能动性和美好生活的图景，并且决定谁有资格享受金钱和同情心等宝贵的社会资源。这些问题当然不是一直很要紧；断腿只有在需要行动能力的社会中才成为问题，这并不是什么新闻。

鉴于精神病学的本质就是关注我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我们对于世界与自我的主观体验，这一学科比其他医学门类更直接地涉及到我们的自我认知以及对于理想生活的期望。简而言之，精神病学引发伦理问题。当你说服人们他们的情绪不过是电化学信号的噪声，你同时也在告诉他们人之为人的意义，即便你只是想要缓解他们的病痛而已。

这么说来，试图解开精神疾病背后的生理机制，与探索癌症或者心血管疾病的生物学奥秘是不同的。虽然我们的大脑是一块泡在化学浓汤里的肉，而这块肉又是意识的载体，但是并不能从中推出人类在意识层面经受的苦痛就是纯粹生理的，我们甚至不能确保这是研究精神疾病最好的方法。哈灵顿所追溯的历史事件充满了悬而未决的伦理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她选择的这条进路或许要求她回避某些棘手的话题，比如思想与大脑的关系、政治局势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然而她的诠释不仅回避了那些她自己谴责过的争论，还把精神病学家们因忽视这些问题或用科学说辞掩盖问题所产生的后果一并无视了。

虽然听起来有一点挑衅的意思，我还是觉得哈灵顿用”虚伪”一词没能表现出罗伯特·斯皮策（Robert Spitzer）的玩世不恭；作为《手册》第三版的主编，他告诉我他当时意图改变“精神病学被认为是一派胡言”的事实，而且这本书大获成功是因为“它看起来极富科学性。如果你打开书读几句，你会觉得作者一定懂很多”。“讽刺”一词也不足以形容那些药企的行径：他们在自己都不再相信生化失衡是罪魁祸首时，仍然鼓吹他们的产品可以治愈生化失衡。这是赤裸裸的蓄意欺骗，有时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正如所有的谎言一样，它不只有一个目的：它一方面想要帮助人们，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权力和利益的保存与增长。

哈灵顿在书的末尾发出呼吁，希望精神病学可以“别那么贪心”，应该暂且专注于那些严重的精神疾病，比如精神分裂症——目前大多数精神分裂病人是在监狱或者收容所接受治疗的。她认为学界迫切需要“克服根深蒂固的还原主义倾向，全身心地投入……与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的对话中”，精神病学才能走上正轨。这样的呼吁非常合乎情理，而且她认为药物治疗不是唯一的途径，比如我们可以改革长期入院的治疗方法，创造更人性化也更有效果的环境。但是不论她多么公平无私地组织语言——对于这样一个总是看不到自己雄心壮志之下的隐忧，并且从不反思那些悲剧和失败的产业——哈灵顿优秀的提议很可能是对牛弹琴。

翻译：西子；审校：有耳；编辑：酒酒

嘉宾

姚骏教授：清华大学生命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清华北大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IDG/麦戈文脑研究院研究员，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专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南京大学生物学学士和硕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神经生物学博士，研究领域是精神疾病的发病机理，在《Cell》、《Nature》、《Nature Neuroscience》等国际著名期刊上先后发表论文近二十篇，为神经信号传导、精神疾病和神经干细胞领域的进步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