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世界上有两种人。前一种人相信世界上确实有两种人，而后一种人不相信。”现实里大部分人属于前者。这种划分我们和他们，局内人和局外人，同类和异类的行为，有深远的社会影响。

所有人都会做“我们”和“他们”的划分。划分界线包括种族、民族、性别、语言、宗教、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这不是一幅美好的画面。我们的神经机制高效地完成这种划分，速度惊人；我们创造很多方式伤害“他们”，比如日常的微侵略和血流成河的屠杀。我们全由情绪定夺“他们”在哪些方面不如“我们”，并且用肤浅的理性推演佐证我们的评判。这很可悲。

不过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希望，因为每人脑里有多种”划分他我”的思路。一种情况下的“他们”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就是“我们”，而抛掉这种身份简直就是一瞬间的事。所以，借助科学的力量，我们仍有希望减轻拉帮结派和仇外情绪，说不定还能让《猩球崛起》里扮大猩猩和黑猩猩的群众演员坐一起啃面包。

他我之分的洪荒之力

大量证据表明，“划分他我”这件事深深萦绕于我们大脑之中，这是从远古演变中就遗留下来的。我们做了实验，用很快的速度探测被试“划分他我”的过程：在功能核磁共振中，让人脸照片以每秒20张的速度闪过，然后我们通过影像判断他看图时大脑的兴奋区域。不同寻常是，如此短暂的接触下，大脑依然能“划分他我”。

以种族“划分他我”是个饱受争议的话题，有很多人研究。研究发现，在被试面前快速闪过不同种族的人脸，比起同族，异族更容易激起脑部杏仁核兴奋，这个区域与恐惧、焦虑和攻击性相连。此外，相较看同族照片，看着异族者照片时被试脑部负责面部识别的梭状回皮层兴奋度较低，面部识别能力较弱，记忆面孔的准确度也会下降。还有，看到针扎别人手的画面，大脑会产生“同构反射”（isomorphic reflex），此时大脑运动皮层对应手的位置会兴奋，进而你的手握紧。除非这是属于异族者的手，那样的话这种影响就会减弱。

大脑的“划分他我”界线还体现在催产素的作用上。催产素的盛名来自于它的积极社会效应——它能促进人们信任他人、乐于合作、慷慨大方。但是，重要的是，它只影响我们对自己人的行为。面对其他族群成员，催产素恰恰起到相反作用。

内隐联系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可以非常巧妙地证明，“划分他我”这种无意识自动完成的机制，埋在人类意识深层。假设你极度讨厌山怪（北欧神话的一种巨型生物），认为他们比人类低等。在内隐联系测验中，你会看到山怪和人类的照片，伴随积极的或消极的形容词。照片与形容词的搭配可能正合你意，比如说人类诚实，山怪狡猾，但也可能和你预期相反。测验发现，你需要更多时间处理和你预期相反的形容。这种反应上的滞后是本能的，并不是因为你怨恨山怪，或想着山怪在1523年某场战役中多么残忍。你的大脑在同时处理照片和形容词的信息，当把山怪和“可爱”或人类与“难闻”不和谐地联系在一起时，你的反山怪倾向会让你不自觉停顿。

并不只是人类“划分他我”，我们发现其他灵长类动物也这么做，而且做得更粗暴。比如，黑猩猩会抱团，杀光附近黑猩猩群体中的雄性。最近有研究对其他灵长类动物做了内隐联系测验，测验发现它们对异类都有内隐的敌视。有一个测验，让猕猴分别观察自己群体和其他群体的照片，然后搭配对猕猴有不同情感刺激的动物。猕猴看到和自己预想不符的搭配时（比如把蜘蛛和自己群体放一起），反应时间增加。所以，猕猴杀害邻居不只是抢地盘，同时还是对异类厌恶感的表达。他们心里想，“周围这些家伙和蜘蛛一样恶心，但是我们，我们就像美味的水果”。

总而言之，四个证据表明，“划分他我”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大脑能很快捕捉群体之间的微小差异；“划分他我”的标准一般很牵强，但是我们会为之进行逻辑证明；这两个过程均由下意识自动完成；人类以外的其他灵长类动物也都有类似行为。下面我会谈到，当我们想到自己时，有很多先入为主的想法。

“我们”的本性

古今中外，所有群体谈论自己时都爱自吹自擂——“我们”掌握了真理，智慧，道德，和价值。这种群体心理，会美化“我们”的自我评价——我们的食物更美味，音乐更动人，语言更加有逻辑，或者更富有诗意。

群体心理使我们对群内其他人产生义务感——比如，有位研究者去体育馆，穿上某队伍的队服扮成粉丝，向周围人请求帮助。他发现，他更容易获得同队粉丝，而不是敌对粉丝的帮助。

这种对小集体的偏爱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在我们内心深处，究竟是想要最大限度提升绝对幸福水平，还是只希望加剧群体之间的差距，比“他们”过得好？

我们声称自己想要的是前者，但可能暗中期盼后者。有时候这种超过“他们”的想法是无害的：比如在一次棒球决赛中，看到敌队输给其他队，本队队员和铁杆粉丝会觉得像自己赢了球一样，对教徒般的球迷们来说，这两种结果会刺激相似的神经通路，关联到奖赏机制和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但有时候，这种想法是灾难性的。就像第三次世界大战后，认为我们剩下两间泥屋和三根打火棍，而敌方只剩一间屋子和一根打火棍也是一种胜利，这可不是什么好的观念。

我们为小集体成员做过最有利团结的事，是原谅他们的过错。小集体以外的“他们”犯错时，我们相信这反映了“他们”的本质：“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并将永远保持这样。然而，我们的人做错时则会根据情况开脱：一般来说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犯错一定是局势所迫。正因为我们把同类的错误归结为局势问题，辩护律师邀请陪审团时，会专挑那些把委托人当同类的。

如果说我们中的一员，犯下符合我们负面刻板印象的错误，会发生有趣而不同的事。小集体的羞耻感会激发非常严厉的惩罚，即便这种惩罚对外人有利。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来说，他成长在布鲁克林这个充斥着黑手党的意大利裔美国人聚居区（他的父亲参加过持枪抢劫，也放过高利贷）。他在1985年一举成名，因为作为代理人在黑手党委员会审判中起诉了“五大家族”，并成功摧毁他们。朱利安尼的动力来源于强烈希望自己能够消除大众心中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罪犯形象。他说，“如果这次诉讼成功后，还无法消除人们的偏见，那恐怕做任何事都无法消除了。”所以，如果你想请人诉讼黑手党成员，最好找一位因为黑手党负面形象而恼怒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做律师。

所以身为自己人，背负着很多小集体的期望和义务。但是这种身份，可能在不同集体之间迁移吗？体育运动中是很容易的。运动员加入新组，通常不会成为内奸，也不会故意拖累新团队来帮助老团队。这种契约关系的本质，是雇员对雇主的可替代性。

在其他某些极端情况下，有些成员身份无法更换，连谈判都毫无余地。什叶派不会转化为逊尼派，伊拉克库尔德人也很难变成芬兰养驯鹿的萨米人。库尔德人很少会想做萨米人，大概当她和自己的第一头驯鹿蹭脸时，她的祖先就气得从棺材里蹦出来了。加入其他集体的人会受到曾经的自己人的惩罚，就像 2014 年因转归基督教在苏丹被判处死刑的梅里亚·伊布拉罕 （Meriam Ibrahim），同时，她加入的基督教团体也怀疑她动机不纯。

“他们”的本性

是理性还是感性驱使我们讨厌“他们”？

划分他我在认知上很容易形成。统治阶层不断左右大众认知来证明现状的合法性。同理，“他们”中无论是明星，还是拯救过我们的邻居，都需要努力打破我们的固有认知，我们才会感慨“这个人不同于‘他们’中的其他人”。

察觉他们特定的某种危险性，需要我们认知很精细的部分。害怕“他们”抢劫你，可能是你党派意识爆发。但害怕“他们”抢你的工作，操纵你的银行，稀释你的血统，反映的是你经济学、社会学和伪科学的观点。

即使受大脑认知影响，“划分他我”本质也是一种情感本能。用一句俗语总结，“我也说不出所以然，但就是觉得他们那么做不对”。纽约大学的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发现情绪产生后，大脑认知为情绪和直觉提供解释，说服我们自己是理性的。

神经成像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前文提到，当迅速看到“他们”的脸，被试的杏仁核会兴奋。关键是，这种兴奋比信息传达到负责认知的大脑皮层区早得多（以大脑处理信息的时间尺度衡量）。情绪是来得最快的。

最能说明他我之分的偏见是一种情感本能的证据是，我们对“他们”的认知看似理性，实际上却是被无意识操纵的。看看以下实验的发现：让被试观看未知国家的幻灯片，如果在幻灯片切换间隙，以极快的速度展示带有恐惧表情的照片，实验结束后被试会对这个国家有更多消极态度。坐在难闻的垃圾旁边，会导致人们对其他社会群体的争议话题持更保守的态度（比如，异性恋对同性恋婚姻的态度）。刚从教堂走过的基督教徒会对非基督教徒的态度更加消极。另一项研究中，在以白人为主的郊区火车站，请通勤者填写关于政治立场的调查问卷。研究者在半数火车站安排了一对墨西哥年轻人，穿着保守，在站台上低声交谈，并让他们连续这样出现了两周。两周后，做第二轮问卷调查。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墨西哥年轻人的存在，使得被试更加支持削减墨西哥合法移民的法案，以及把英文设为官方语言的政策，而且更加反对非法移民的特赦政策（但等车人对亚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和中东人态度不变）。而女性在排卵期会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男性持消极态度。

换而言之，我们对“他们”的本能观点和情绪反应，是被我们深信不疑的隐性力量所塑造。我们的认知和逻辑急于跟上情感的自我，就创造出似是而非的道理来解释这种仇恨产生的原因。这算一种确认偏误：更擅长记住佐证自己观点的证据，而非反对证据；验证时更倾向于使用支持，而非推翻我们假设的方式；更倾向于用怀疑的态度检验我们不喜欢的结果，而非喜欢的那些。

“他们”的异质性

当然，不同类型的“他们”会唤起不同的感觉和神经生物反应。最常见的是认为“他们”危险、愤怒、不可信赖。经济游戏中，人们会认为其他种族的个体信赖度或回报度更低。白人断定非裔美国人比白人的面部表情更愤怒，而且更倾向于把种族不明显的愤怒面孔划分成其他种族。

但是“他们”不只唤起威胁感；有时候也唤起厌恶感。这就不得不提一个很有趣的大脑区域——岛叶。哺乳动物的岛叶会对腐烂物质味道和气味有反应，刺激胃痉挛和呕吐反射。换句话说，岛叶能防止动物食物中毒。但关键是，人类的岛叶不仅传导感官的厌恶感，还传导道德厌恶感。比如，让被试描述他们做过的坏事，给他们看一些违反伦理标准的图片（比如私刑），他们的岛叶会兴奋。所以，说道德极度败坏的东西令人作呕，不只是一种比喻。那些唤起我们厌恶感的“他们”，比如瘾君子，也会让我们的岛叶兴奋，兴奋程度和杏仁核相当。

“我们”不容易形成对“他们”抽象特点的消极情感，其他族群的抽象信念不容易激发岛叶产生厌恶。他我之分的一些标志物则提供了垫脚石，比如可能因为“他们”吃恶心的、神圣的、可爱的食物，“他们”身上的难闻气味，或者诡异的穿着而对“他们”产生厌恶感。有了这些具象的标准，岛叶能全力制造厌恶感。引用宾西弗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罗茨（Paul Rozin）原话，“厌恶感是用于标志异族和异类”。断定“他们”吃的食物恶心之后，就会加速断定他们的伦理标准也令人厌恶。

还有一类“他们”很滑稽，被试会嘲弄、取笑他们来表达敌意。组外人嘲笑组内人，是一种弱者的武器，能够减少从属感。但是，当组内人嘲笑组外人的时候，会巩固消极的刻板印象，并加强组内等级观念。

和我们相比，“他们”更容易被看作一个同质化的群体。“他们”情感简单，对疼痛不如我们敏感。所以无论在古罗马，中世纪英格兰，中国历朝历代，还是美国旧南方，精英阶层都理所当然地给奴隶们系统塑造了简单，淳朴，无法独立等刻板印象。

因此，“他们”以不同方式，展现顽劣的污浊本质：危险、愤怒、恶心、令人作呕、滑稽、原始、无差别。

冷漠与/或低能

普林斯顿大学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的重要研究，探索了我们大脑如何对“他们”进行分类。她发现，我们倾向于用两个维度分类：“温暖”（此个体或群体是朋友还是敌人，和蔼可亲还是凶狠恶毒？），和“能力”（此个体或群体的执行力有多强）。

两个维度是独立的。我们让被试为某些人做评估，优先提供一些关于他们社会地位的线索，会改变能力评估的评分，但不影响好感评估。优先提供他们的竞争力则导致相反结果。这两个维度把坐标系划分成四个区间。我们自然把自己放在既温暖，又能干的区间（H/H区间）。美国人也会一贯将好基督徒、非裔美国职场人士和中产阶级划分在此区间。

和H/H相反的区间，是另一个极端，在温暖和能力维度上得分都很低。流浪汉和瘾君子被划入这个区间。

此外，温暖但低能的（H/L）区间包括心理残疾，物理残疾和年老体弱的人。高能但冷漠的(L/H)区间被发展中国家人用来形容殖民他们的欧洲人，也被美国少数族裔用来形容白人。（注意，能力维度，在本文不指科学素养，而指把想法付诸现实的能力，比如“他们”脑子里产生掠夺你祖先地盘的想法时，抢地的能力。）L/H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附着在美国白人社区的亚裔美国人，欧洲的犹太人，东非的印度巴基斯坦人，西非的黎巴嫩人，印尼的华裔，还有全球各地的富人。刻板印象把他们描述得冷漠，贪婪，排外，但是如果你真的病到不行，还是要去找他们中是医生的那位。

每个极端区间倾向于唤起一类感受。对于H/H（比如，美国），我们感到骄傲。对L/H,我们感到妒忌和憎恨，同时我们同情H/L，厌恶L/L。当看到L/L样本时，实验主体的杏仁核和岛叶会兴奋，而不是梭状回面孔区。杏仁核和岛叶在主体看到被蛆虫感染的伤口也会兴奋。作为对比，看到L/H或者H/L样本的主体，他们的前额叶皮层会兴奋，唤起情感和认知反应。

两种极端区间之间，易引发一些典型的反应。产生同情和骄傲之间的反应的人，会有帮助的想法。漂浮在同情和厌恶之间，则会有排外和打压的想法。在骄傲和妒忌之间，产生结交，并试图从中获利的想法。最后，在妒忌和厌恶之间，则是最不友善的攻击想法。

让我着迷的是，当对样本的分组方法变化时产生的结果。最直观的，让我们看从H/H的转变：

从H/H到H/L，一个退化为老年痴呆的家长，激起很强的保护欲。

从H/H到L/H，一个多年挪用私款的贸易伙伴，背叛。

从H/H到L/L，更少见的，一个从人生赢家到流落街头的熟人，让我们厌恶的同时又迷惑，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有就是从L/L到L/H。60年代我还是小孩时，美国的爱国主义视角把日本视为前者（L/L）。二战的阴影产生了对日本厌恶和蔑视，而且日本制造给人的感觉都是便宜的塑料玩意。随后不久，日本汽车制造商超越了美国（变为L/H）。

看到流浪汉归还钱包，你觉得他比你朋友还正直，这是L/L到H/L印象的转变。

对我而言，最有趣的是从L/H到L/L的转变，因为这会激起我们一种愉悦和满足感，也解释了为什么针对L/H群体的迫害，通常会先羞辱他们，把他们降格到L/L。中国文革期间，下放知识分子的前一步是逼他们戴牛鬼蛇神的帽子游街。纳粹在迫害犹太人时，会直接杀害那些被他们视为L/L，有精神障碍的人；但对有能力的L/H犹太人，纳粹强迫他们穿侮辱性的黄色臂章，剪掉胡子，在人群嘲讽声中用牙刷刷人行道。当伊迪·阿明（Idi Amin）在1970年代从乌干达驱逐数万个L/H印度巴基斯坦居民时，也首先让他的军队抢劫、殴打、强暴他们。把“他们”从L/H转化为L/L的手段，反映出人类最粗暴野蛮的一面。

“我们”对“他们”的分组十分复杂。有一种心情，叫怨恨的崇敬，就像和敌人之间的同伴感，也像坊间流传的一战王牌飞行员照片引发的一丝同胞感，虽然他是来杀你的。想象下你会对他们说什么：“啊先生，如果换个时间，我将乐意陪你喝着上好的红酒聊聊航空学。”又或者“男爵，被你从天而降的子弹击中，我很荣幸”。而且，我们对敌人的感觉有微妙的不同，比如经济敌人和文化敌人，新敌人和旧敌人，远方的陌生敌人，和邻家的熟悉敌人。比如胡志明，在越战期间拒绝了中国军队的援助，因为他认为美国人进来最多待个一年半载，但如果把中国人放进来，他们至少会留一千年。

此外，还有一个十分神奇的现象，叫自我怨恨。比如一个组外人成员，自愿接纳一些利于组内人，但不利于他自己的刻板印象。这个现象发现于心理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和玛弥·克拉克（Mamie Clark）1940年代做的让人心碎的“娃娃研究”。实验表明非裔美国小孩和白人小孩一样，偏爱玩白皮肤而非黑皮肤的娃娃，并用一些正向词汇来描述白皮肤娃娃，如漂亮、好看。作为参考，“这种现象在被隔离的黑人学校尤其明显”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中被引用。另一个例子，很多反同斗士其实是深柜。他们好比走在莫比乌斯带的怪圈中，不断逃离自己的劣等异类身份。甚至是猴子，也能建立陌生猴子和蜘蛛的复杂关系，但和我们“划分他我”的心理复杂度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的多重性

我们也认识到其他个体属于不同的组别，并且不断改变我们认为最相关的因素。一如所料，大部分文献关注种族因素，研究种族是否为他我划分中最重要的分组标准。

种族特征的显著不同很能让人们直觉上被吸引。首先，种族是一种生物属性，一种明显又固定的身份，容易激发本质主义的想法。并且，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一直假定不同肤色的人类差距很大。在接触西方文化以前，很多地方的文化都以肤色把人分为三六九等。

但是，证据表明种族差异没有那么大。首先，虽然生物因素会导致种族差异，但是种族的基因分布是连续的，而不是离散的。比如，除非你刻意挑选数据，同一种族内部的基因差异通常和种族间基因差异一样大。其实这很显然，因为种族界限非常宽泛，比如，比较西西里人和瑞典人（编注：西西里人在历史上源自北欧人？）。

而且，种族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分类体系。美国历史上多次把墨西哥人和阿尔门尼亚人看成两个种族；意大利南部人和北欧人被看成两个种族；曾祖父是黑人，其余家里全是白人的在俄勒冈州算白人，但在弗罗里达州算黑人。种族其实是一种文化构建。

所以，“划分他我”的种族因素经常被其他因素盖过，并不稀奇。一项研究让被试浏览个体的照片，黑人白人照片都附带一句话，被试看完后，必须回忆某张脸配的哪句话。种族被自动作为归类标准：如果被试配错一句话，正确或者错误的人脸都很有可能是同一种族的。接下来更换展示的照片，让半数的黑人和白人穿着鲜艳的黄色 T 恤，另一半穿着灰色 T 恤。现在，被试主要会看 T 恤颜色。此外，性别的分类比下意识的种族分类更显著。毕竟，种族差异从原始人历史时期才开始发展（可能也就几万年），而我们的祖先还是草履虫的时候，就开始在意性别了。

玛丽·伟伦（Mary Wheeler）和菲斯克（Fiske）的一项重要研究是关于其他种族和杏仁核兴奋的关系，展示了对“他们”的分类是怎么变换的。当训练被试寻找每张照片中的目标点时，“他们”的杏仁核不会因为看到了其他种族的人脸而兴奋，因为面部信息没有被大脑处理。当要求被试评估照片人脸的年龄是否超过对照年龄时，他们会对其他种族的人脸产生杏仁核反应。当要求主体判断照片的人是否喜欢某种蔬菜时，他们的大脑又不认种族了。

为什么？你看着“他们”，想着她可能喜欢吃什么。你想象她购物或在餐厅点餐的样子。最理想的情况，你认为你和她会喜欢同一些蔬菜，产生一种同类感。最糟糕的情况，你认为你们不同，但无伤大雅——历史上没有因为花椰菜党和西兰花党战争引发的腥风血雨。最重要的是，当你想着她坐在晚饭桌上，享受着食物，你会视她为个体，这是弱化自动将某人划分为“他们”行为最容易的方式。

对“他们”的重新分组，可以迅速发生在最残忍，罕见，悲痛的环境。

在葛底斯堡之战，邦联将军路易斯·阿米斯泰德（Lewis Armistead）受重伤。他躺在战场上，悄悄发出一个共济会的信号，希望能被共济会成员看到。联邦军官希拉·宾哈姆（Hiram Bingham）保护了他，并把他送到联邦的战地医院。就在那一刹那，联邦和邦联的他我之分在共济会的认同感前消解了。

二战期间，英军突击队在克里特劫持了德军将军海瑞奇·克莱普（Heinrich Kreipe），随后历经18天的危险旅途与英国船只会和。一天，这群人遭遇克里最大的雪暴。克莱普咕嘟着自言自语，引用了一句贺拉斯写大雪封山的奥德诗。就在这时，英国指挥官帕崔克·弗摩尔（Patrick Leigh Fermor）接着这句背了下去。用弗摩尔的话说，这两个人明白了他们“共饮一池水”，进而德国将军在弗摩尔心中被重新分类。弗莫尔治好了克莱普的伤，并私自保全了他。战后他们保持着联系，数十年后，在希腊电视上团聚。克莱普说“没事”，称赞他们“大胆的操作”。

最后，还有一站时的圣诞休战。敌队双方的军队共度一日，在那里他们一起歌唱，祈祷，开派对，踢足球，交换礼物，他们在战线来来回回挣扎着想要延长休战。一天的时间让英德两边的士兵发现，比起敌友双方，他们作为在前线奋战的士兵，和幕后指挥杀戮的军官间差别更大。

我们脑海中有多种分类方式，有些看起来不可避免而且至关重要，但是在特定场合会立刻蒸发。

减少“划分他我”的影响

所以我们怎么消除这种划分？一些想法：

接触：在多元环境中成长的结果是，让我们更多地接触到这种他我划分。1950年代，心理学家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提出了“接触理论”。不准确的版本是：把“我们”和“他们”混在一起（比如把两个互相仇视国家的青少年放在一个夏令营中，仇恨消失了，相同点开始超越了不同点，每个人都成了“我们”的一员）。但是更精确的版本是，当我们和他们一同置身于局促，或者类似的环境中，他我划分可能愈演愈烈。

接触法在特定环境中有效：两方大概有相同数量；每个人都被明确的，平等对待；双方接触很多，而且在中性的领地上；两方有更加重要的目标，且必须所有人合作去完成它，（比如，在夏令营中把草地改造成足球场）。

就算那样，接触的效果通常很有限：“我们”和“他们”很快失去联系，他我划分的改变是短暂且具体的。“我讨厌他们，但是我从去年夏天的经历中，知道他们中的某人是不错的。”只有长时期的接触，才会对“他们”印象有质的改变。然后我们才称得上取得了进步。

探索隐性反应：如果你想减小“划分他我”的隐性反应，一个好方法是提前假设和刻板印象相反的印象（比如联想“他们”中，一个深受喜爱的名人）。另外一种方法，是让隐性变得显性，揭露人们的隐性偏见。还有一个有效方法，是改变视角。假装你是“他们”的一员，然后表达你的冤屈。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因为换位思考，而感同身受吗？

把本质主义换成个人主义：一项研究中，询问白人被试对种族不对等的接受度。一半被试先听到宣传本质主义的观点，“科学家佐证种族的基因差异”。另一半先听到宣传非本质主义的观点，“科学家揭露，种族没有基因基础。”后者对种族不平等容忍度更低。

消除等级制度：严格的等级制度会加剧他我之分，因为顶层的人会丑化底层，而底层会把顶层归为L/H类型（冷漠，能力强）。举个例子，有种对穷人、富人的文化印象是，认为穷人更无忧无虑，接地气，能享受生活平淡的快乐，但富人过得不快乐，压力大，而且负担更多责任（想想狄更斯小说里的郁闷的守财奴史古基和他快活的伙计鲍勃）。同理，把穷人形容为贫困而博爱，是把穷人阶层归为H/L类型（温暖，能力差）。一项针对37个国家的研究中发现，收入差距越大，富人越会持有这样的态度。

一些结论

“划分他我”的行为在历史上造成大量灾难，从小规模的摩擦，到大规模的暴力。然而我不认为我们的目标是消除“他我之分”（人类只要保留杏仁核就没法消除）。

我算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我生命大部分时间都独自生活在非洲的帐篷里研究其他物种。而我最开心的时刻，是来自于找到属于“我们”的感觉，那意味着被接纳，安全，不孤独，仿佛自己是某个巨大的球状物的一部分，而且站在正确位置，做着正确的事，并做得很棒。我——一个温柔，带着学究气的反战分子，甚至也会为“划分他我”选择杀戮或牺牲。

如果我们接受总是需要站队这个事实，那么每次都站在正确的一方很有挑战性。不要相信本质主义。记住，我们自认为的合理性通常只是一种合理化，好让思维赶上我们从不怀疑的潜意识。关注共同目标。训练换位思考。还有，重要的事说三遍：把人个体化。个体化。个体化。牢记历史上，多少真正作恶的“他们”曾把自己隐藏得很好，而让第三方成为替罪羊。

最后，当你看到别人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气鬼很差劲”贴画时，给他们让路吧。帮所有人提个醒，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要面对共同的敌人——伏地魔和斯莱特林学院。

摘自Robert M. Sapolsky的新书《Behave: The Biology of Humans at Our Best and Worst》，该书已于今年五月份出版。

翻译：代宁

校对：tangcubibi

编辑：EON

费伊·普德汉（Fay Purdham）五岁时宣布她想成为一名母亲。但这有个小问题：费伊出生时还是凯文。“我妈当时说，不不不，你想成为一名父亲。”普德汉回应，“我当时说，不，我想成为一名母亲。那时我妈知道了，噢，我的孩子不一样。”如今普德汉快三十岁了，生活在英国北部的纽卡斯尔，希望子宫植入是变性人的下一个阶段。她幻想着成为一名有着大脚踝的怀孕母亲，还有大的妊娠纹。“想象一下能怀着我自己的孩子，哇，我太爱了。”

英国变性小姐竞赛马上要进行下一轮最佳选择了，普德汉在去年九月份赢得了第三名。她希望通过“为我投资基金”筹集到十万英镑，以支付一名代孕母亲的费用，使用她在做变性手术前21岁时冷冻的精子。她的追求成了国际头条。去年十月，《每日邮报》刊登了一篇吸引眼球的新闻：“变性模特想成为英国第一个身兼父母的人。”

生殖医学上已将母亲的定义从妊娠、分娩的母亲扩展到包括提供卵子的母亲以及生母。现在，这里有了第四种类型：变性母亲。这意味着，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中，母亲可以指一个从女人变性过来有着子宫的男人，以及那些停止服用雌激素替代治疗怀孕的男人，或者是让代孕母亲使用自己变性前冷冻精子的女人。简单来说，“母亲”和“父亲”不再仅根据我们出生时被赋予的染色体和性器官所决定，而是根据我们自己选择的性别。

2014年，一位名叫梅根·斯特布勒（Meghan Stabler）的美国企业主管和变性女性，被“工作母亲”杂志评为“年度最佳工作母亲” ——这是该头衔首次授予变性人。2013年，加利福尼亚州的非盈利组织“一起向前”（Forward Together）发布了母亲节电子卡片，名为“妈妈的节日我们的方式”，以反映性别流动的新现实。而就在去年，奥巴马总统宣布，性别认同不应成为寄养和收养的障碍。

众多团体机构正在拼命跟上节奏。斯特布勒得奖的同年，纽约慈善堕胎基金一致投票决定不再使用术语“女性”，担心他们可能会疏远想做人流的变性男人。北美的助产士联盟(简称MANA)也在挑选它的核心竞争力指南中的段落时,将“女人”和“母亲”这些词替换成“怀孕的个人”、“怀孕的父母”和“生育的父母”。

MANA的举动并不是没有反对声音。一个受尊敬的助产士联盟联合在一起表示了担忧。在一封公开信中，他们公然反对以下意见“加速目前这种趋势…否认重要的生物现实并且进一切断自然与我们身体的联系”，这对女性有着“有害的影响”。

关键是成为一个女人以及一位母亲意味着什么——而谁又被允许成为这样的角色。“本年度最杰出的职业母亲”斯特布勒在《赫芬顿邮报》撰文坚称：“我只是和其他妈妈一样。”她的首要任务是用高压工作来处理家庭事务。但她的声明提出了问题：究竟母性是天生的，就像我们经常被告知的那样——是一个爱的化学反应，是与妊娠和分娩紧密联系的自我牺牲的“变革”过程？或者说，它是一种可以后天学习的东西？最终，变性母亲究竟是强调其中的相似性，或者还是学习接受其中的差异性？

关于“ 女性特征”的声明是一场激烈的战役。“母性很显然具有唯一的女性特征。不是女性不能繁殖。” 《性别伤害：变性运动政治的女权主义分析》（2014）一文的作者、学者希拉•杰佛里斯（Sheila Jeffreys）坚持这一观点，她直言不讳地批评变性运动。纵观整个历史，杰弗里斯认为，男性一直统领着女性及其生殖生物学。她认为这种模式正在被变性女性所重复着。”这是“男人权利的又一章，试图控制妇女的身体和生殖过程。女性应该假装她们的身体并不重要。”

作为回应，变性运动谴责杰弗里斯是一名“TERF”或者说是“反对变性的激进女权主义者”（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变性活动人士认为杰杰弗里斯及那些和她同样思想的人，拒绝承认已经遭受可怕歧视的少数群体，而目前生育权越来越成为突出的问题。

那些从男人过渡的人是唯一的“合法”女人吗？

活动分子认为，要想与这些偏见斗争，语言必须变得更加具有包容性。举个例子，根据变性博主艾米特·斯托弗（Emmett Stoffer）的话，怀孕不再是女人的事情了，它是拥有子宫的人的事情。与女性身体相关的术语, 如卵巢、阴道甚至是妇女，正是原性别特权的例子(原性别是指那些从出生就被指定性别的人与其性别认同一致)。在网站“每日女权”上的一篇文章中，国际变性妇女网络聚会的组织者卢娜·莫布鲁佳（Luna Merbruja）责骂一团糟的固有思想，即“真正的女性”有月经周期。这就意味着，对月经的公开讨论是反对那些永远没有月经的人的一种党派行为。

结果令人困惑。“备受瞩目的变性女性被告知月经一词的使用具有歧视性，例如希望被称为女性的奥林匹克选手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甚至是堕胎服务提供者也不能使用月经一词。所以那些从男性变性而来的是仅剩的唯一‘合法’女性吗？”记者艾莉诺·波克特（Elinor Burkett）在去年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什么造就了女性？》中如此发问。

性别在人们的思想中正逐渐成为我们能选择并按正式意愿改变的东西。它同样被看作是一个染色体谱，每个人可以自己选择介于男性或女性中间的何种位置。一个人可能生来具有男性器官，看起来像个男人，或者是过去以男性的身份生活。但如果这样一个男人开始以女性身份自居，我们必须尊重并像对待女性一样对待她们。这个关于自我决定的巨大实验——否认了生物学和自我崇拜——有助于削弱、颠覆、动摇“母亲”这个词起源的神圣地位。

结合身份政治的崛起，现代医学已经推动身体和精神方面新的前沿。医生们现在可以在体外做出阴道和阴茎的形状；变性人可以增加或者去除他们的乳房，使用荷尔蒙来增长或是脱除毛发，接受整形手术来改变他们的长相。相比之下，子宫移植仍然在开发阶段，但是它本身也说明了子宫移植将可能被加入到外科手术的项目中。

然而即使在这个勇敢的新世界中，母性的圣洁仍然有些古怪。为什么如此传统的(也许有人会说,令人窒息的)一个角色可能会对那些变性女性如普德汉和斯特布尔来说如此重要，问题在于当前性别观念的易变性：因为如果我们与生俱来的性别不再是成就一位“女人”的首要决定因素，那么母性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基准。

在西方传统中，生物决定论坚持认为孩子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变得“完整”。“正是有这个信念，女性在生理上注定或者说程序上是具有母性的。” 多伦多约克大学“母性研究”的先驱安德里亚·欧瑞利（Andrea O’Reilly）这样说。因此，父母身份是实现个人成就的最终道路，并且渴望母性被认为是本能的，是一种在一定年龄的冲动。实际上，欧瑞利坚称：“我们被社会培养成具有母性特征——这正是我们养育女孩的方式。”

“母性”是一个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文化主体，从很多不同的概念中可以看出，母亲是什么，以及他们应该如何行为。在许多土著居民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孩子们不仅由自己的亲生母亲养育，还由许多亲密部落的“阿姨”共同抚养。在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家庭的后代们经常交给奶妈、保姆以及家庭教师照看。与此相反，美国20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超级母亲”被看成是历史的一座里程碑。在电视剧《快乐的日子》（Happy Days）中，马里恩·坎宁安（Marion Cunningham）扮演的中产阶级白人，温和的一夫一妻制的角色正是当时流行文化的体现。这位围裙母亲（千篇一律的郊区生活的产物）留在家里为她的丈夫还有孩子奉献自己的精力。

现在的假想是一个女人可以成为一名宇航员，但你仍然要成为一名母亲。

母亲如何受到女性解放的西方的巨大社会变化的影响。这些转变中最主要的是改变了对女性的期望，她们可以在养育孩子的同时有一份工作：根据网站Ancestryd的统计，从1860年开始，美国职业母亲的数量已经激增了八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选择成为母亲。在2014年，美国人口普查估计了年龄在15至44岁的女人中有47.6%的人从未有过孩子（年龄在40至44岁的女性中有15.3%的人无子女）。

然而，旧习难改。玩具店里针对小女孩们的货架上依然摆放着洋娃娃、童车以及微型烹饪台。相比之下，尽管男孩们以后同样要成长为期望中的父亲们，他们却没有被灌输视父母身份为自己性别与自我认识中与生俱来的一部分。“20多岁的女人拥有美丽的秘密，30多岁的女人拥有母亲的秘密。”梅·弗里德曼（May Friedman），一位在多伦多瑞尔森大学进行妇女研究的副教授这样说。欧赖利同意这一观点：现在的设想是（作为一名女性）即使你能成为一名宇航员，但你仍然要当母亲。

简言之，相夫教子仍然被认为是一种自然和直观的事。关于母性模棱两可的直白讨论，往好处说，是令人不舒服的，往坏处说仍然是个禁忌，包括了不开心的、遗憾的、或者是拒绝有自己孩子的想法。我们现在能根据自己的一员改变我们的性别，但是这个社会还像曾经那样根深蒂固地把女孩子们培养成母亲们，把平静的母性身份当成一辈子的生活目标。

所以那些变性父母该何去何从？在众多变性运动已推翻的知识挑战中，对完美母亲形象的所谓颠覆，就是提倡使用中性词形容“好父母”，并减少非中性词汇的使用。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变性人群中的教养形式绝非统一。一些变性母亲非常恐惧相夫教子，因为她们担心形成性别刻板的印象。举个例子，普德汉悲叹道：“我永远不会经历怀孩子的那种真正的联系。”直觉性的母性，以及粗脚踝：这都是坚持老式的女性美学的思想。

这对那些年轻一代的新变性人来说意味着很多。这些年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变性人是何时以及怎样成为父母们的。在过去，许多人是在做变性手术前有的孩子。一个早期的例子是著名的威尔士旅行作家约翰·莫里斯，同样也是已婚记者詹姆斯·莫里斯，在1972年经历变性手术前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爸爸。苦乐参半的喜剧《窈窕老爸》（Transamerica）（2005）”讲述了一个变性女人与他在17年前意外得来的儿子达成妥协的故事。最近的亚马逊电视剧《透明家庭》(Transparent)（2014-）更广泛地涉及到一个家庭逐渐认识并让步于他们的父亲是变性人这一事实。

如今，六岁的孩子已经可以和他们出生时的性别不一致了，青春期（正如直率的变性模特安德雅·佩芝（Andreja Pejic）的案例）正在被减缓或者被叫停。而且生殖权利变得更加重要：生儿育女有了更加广泛的选择讨论，包括冷冻精子、储存卵子或使用代理母亲。当变性人群已经以他们所期望的性别生活时，养育子女将变得更有可能进行下去。

对于普德汉来说，母性无所不在。当我们在一家时髦的伦敦酒店见面时，她坚持认为她现在是一个“女人”，而不是“新的，超性别”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女人，她一头扎进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冲动，也就是成为一个母亲。在她的Go Fund Me页面上，普德汉写到：“我恳求并且向人道主义求助，我感觉到成为一个妈妈的感觉是压倒性的。被我的孩子称呼为妈妈是我的梦想，请帮助我。”她的时间计划？“噢，上帝。”她探身过来告诉我，“明天，昨天。”

普德汉认为女性特征造就了一个母亲。但是否还有另外的路线呢？哲学家萨拉·鲁迪克在其书《母性的思考：迈向和平政治》（1989）中，提倡使用动词“相夫教子”作为性别中立；她建议，“相夫教子”不是我们性和性别的产物，而是一种实践。在过去，相夫教子只与女性工作有关，代表了女性的温顺、柔和、善良的品质。但在今天的世界，男人可以呆在家里，女人可以上班，性别可以改变 。“相夫教子”必须也扩大到其他范围。

女同性恋夫妇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目前主流的育儿方式。

同性权利已经铺平了道路。洛杉矶的威廉姆斯研究所表示，2009年约有16%的同性伴侣养育着子女，目前在美国境内各州领养小孩均合法，而不用在乎领养夫妇的性别。如今的变性父母育儿争议，正如同从前对于同性双亲的论述一样，即“他们能不能当父母？该不该当父母？怎么当好父母？我认为变性运动正在回到我们最初开始的地方。”欧瑞利说。尤其是近十年来，人们已经见证了学术界有意去除了“母职工作”的性别含义，“这是一次把母职工作和母体生物学分离开来的真正尝试。”

女同性恋夫妇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目前主流的育儿方式。母性，现在“解读成了能够由两位女性所共同分享的一个特质，它同分娩和母乳喂养并没有必然联系。”苏珊·古德温（Susan Goodwin）如是说。她目前是悉尼大学的副教授，合著有《好母亲：澳大利亚的当代母性》（2010）。

特雷弗·麦克唐纳（Trevor MacDonald）是一位正在履行“母职”职务的男士，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养育”。麦克唐纳在20出头的时候从女生变性成了男生，他通过服用睾丸酮让自己长出胡须，声音变得低沉；他做了双乳切除术，但选择不做彻底的变性手术，保留了自己的子宫和阴道。当遇上他的男性爱人并且结婚以后，这一对被认为是“男同性恋”的小两口，决定生个孩子。

麦克唐纳告诉我：“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身体构造可以生宝宝。”他停止注射睾丸酮，之后怀孕了，2011年第一次在家中分娩。自始至终，麦克唐纳自认为男性身份，他的两个孩子——5岁的儿子和1岁的女儿，都叫他“爸爸”。但他还是会在孩子婴儿阶段的时候，采用母乳喂养（从性别中立的角度，这叫“胸部喂养”），并且使用来自母乳网站“为婴儿提供母乳”所捐献的母乳来满足孩子们的哺乳需求。

麦克唐纳遭遇了公开反对：当他在飞机上给宝宝喂奶时，一位妇女责备他，说他的小孩“需要一对真正的乳房”。但总的来说，这次经历不仅让他开始质疑变性人的权利，也质疑起男性的权利，这些问题在他的著作《母亲在哪儿？变性父亲的故事》（2016）中进行了探讨。

“人们看到爸爸带着小婴儿的时候，通常会想，妈妈去哪儿了？她为什么不来照顾这个小宝宝。”他解释道，“我们的文化假定女性应该承担起所有照顾小孩的工作，特别是对于那些年龄尚小的孩子。这使得大家对女性怀有巨大的期望，而这实际上也负面影响了对男性的评判。”

不能恰当融入任意一个群体会造成许多问题。麦克唐纳参加了国际母乳喂养组织国际母乳会加拿大分会（LLLC）在他居住地的分部所举办的联谊会。为了感谢他们的帮助，他后来申请加入其中当一名志愿者。但他的申请被拒之门外：拒绝信说他们需要的是有“母职体验”的人。（其他人则从反面指责他：保守派新闻网站Breitbart.com讥讽说麦克唐纳生孩子这一决定应证了这一事实，“无论经历怎样的整容手术，一个人也无法逃脱自身生理学上的固有潜在天性。”）

当前大部分的强调聚焦于母乳喂养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现实选择，这些强调具有时代性。

“这一切很有趣，因为我根本没想过母亲是怎样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文化定义了它，而且总在谈论它。通过母乳喂养或者给孩子母爱，我看到了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如何履行这一职责。”麦克唐纳沉思着，宣称他会把这称之为“养育”。（LLLC后来更改了申请条件，麦克唐纳现在成了其中的一名志愿者。）

在《实质性突破：关于男人、母亲和母性的谈话》(2015)的一篇文章《束缚被打破》中，A.J.洛维克（A J Lowik）声称“哺乳的生理过程与‘优秀的’母亲（和父亲）的德育建设有所联系”——而这样一种结构正在被变性父母所改变。然而，正如洛维克所指出，当前大部分的强调聚焦于母乳喂养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现实选择，这些强调具有时代性：毕竟，在20世纪初雇用奶妈喂养小孩这一做法相当普遍。

麦克唐纳认为他的子宫、卵子和阴道只是功能性生殖器，并非附属于任何一种性别。它们只是单纯的“生殖所需要的机体部件”。母乳喂养对他而言也只是为了获利，是喂养婴儿的方法。而对其他人来说，这些事情显得意味深长。当美国跨性人、酒吧经理尼克·鲍泽（Nick Bowser）意识到自己怀孕后，承认那段时间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他的妻子比安卡同样是跨性人也是反串艺术家（他们都没进行过性别重置手术）。“我的大脑告诉我是一个人。但我的身体看起来却完全是另一个人。”去年他对ABC新闻电视节目《20/20》如是说。

一个性别流动的世界，也许有助于重组先前人们对家长所应扮演角色的死板期望，但如果相信这将创造一个没有性别的乌托邦——假如乌托邦真的是那样——这也太天真了。“变性妈妈确实会改变母性世界的景象。”古德温说，“但是我怀疑那些变性母亲仍会受到大家的评头论足，也不会拥有自己标准的形式。”

变性爸爸也是这样。当托马斯·比提（Thomas Beatie）2007年受到媒体关注，被称为“怀孕的男人”之后，一些评论员开始质疑，他借用了自己的子宫这是否还能被合理的认可为“男性”。攫取“好母亲”名号的“优秀变性父亲”面临难题，他必须牺牲已经建立起来的男性身份。正如洛维克所说：“一个优秀的变性父亲，是进行母乳喂养的那个人。尽管他自己可能会感觉到性别失调，尽管经历了变性手术，他还是这么做了。他必须忽略自己是否是一个“真男人”这个问题。”

所有成为变性家长的过程——不管是通过领养、代孕、自然分娩或者生育孩子之后再变性——全都困难重重。在这样一个把母性严重浪漫化的社会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偏见：社会活动学家达比·希基（Darby Hickey）表示由于她是一个变性人，她已经被妖魔化成“病入膏肓没法当妈”。

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始终存在的平台，可以密切的自我监督“正确”的育儿方法。母亲们自我推销，把自己暴露到批评之中，而且公开的评判别人。在《赫芬顿邮报》上，希基说她“总是困扰自己到底做的好不好，是不是个‘好妈妈’。”——这些问题因为她的变性人身份进一步加重：“如果我儿子在头上带个发卡或者穿一些粉红色带裙边的裤子，我会感到很担心。担心人们觉得我在试图给他灌输思想。担心他被别人骚扰。担心其他家长不让自己的小孩跟我的孩子一起玩耍。”

‘世界上有一百万种无性别小孩的特定称谓，但是却没有一个无性别家长的特定称谓。’

对于在悉尼扎根的变性人迪·厄格罗（Tea Uglow）来说，养育前妻的两个年幼的儿子（均出生在她“出柜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尝试让以前的经历合理化——要有前瞻性的视角。试图重写过去的历史毫无益处。”

厄格罗不再想要去获得“爸爸”这个男性化的标签，可她的前妻对于共享“妈妈”这个称谓感到有些不安，害怕她会夺走自己的角色。“这有点尴尬。”厄格罗承认。“这世上有一百万种无性别小孩的特定称谓，但是却没有无性别家长的特定称谓。只有当这个词汇存在后，我们才有可能谈论这样的想法。词汇的创造是为了满足需要。以后当我的孩子们摔倒，擦伤膝盖，或者当我走进家门的时候，他们可以不再对着我们喊‘家长’”。

这些期望可能，并且一定会发生转变。尽管变性政策有着新的可见性，但是进行一次关于性别全面彻底的改革并不太可能。从根本上说，“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尝试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脱离出来。”欧瑞利说。——而且不要忘了，对于绝大多数人，男性和女性的性别二元论仍处于支配地位。这种变性运动，它最后到底是会动摇，还是实际上只会巩固关于广泛认可的父母身份的性别论断，还有待观察。

普德汉并不为此苦恼。她耸了耸肩，轻轻拂过自己的长发。“从来没人给过你一本生活指南。人们对这个事情太认真了。”她说着，双眼凝视着泡沫咖啡上漂浮着的肉桂色心形拉花，“别管那么多了。我认为作为一名变性家长，当然是和一名普通家长完全一样的：养育孩子实在太他妈难了。”

原文：Is motherhood gendered?

翻译：任yu芳，黄玉杰   校对：EON

假想一下：从全美随机抽取一千人进行无保护措施的性爱。你觉得多少人会因感染艾滋而死？

再假想一下，另外一千人驱车从底特律到三百英里外的芝加哥，你觉得多少人会死于途中的车祸？读者们，在你看来，哪种情况的死亡数字更大？如果你是密歇根州大学特里·D·康利（Terri D. Conley）博士的一项研究的受试者，那么，你会说艾滋病带来更多死亡。事实上，受试者们估计每千人中有71人死于艾滋病，而仅4人死于车祸。

换言之，受试者认为，经由无保护性交感染艾滋毙命的概率，是三百英里驱车跋涉殆于车祸的17倍。

然而，这些估计大错特错。

美国国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及全美高速公路安全局的数据告诉我们，你死于车祸的风险比无保护性爱高足足二十倍！

为什么受试者的估计这么离谱？

康利及其同事认为，这一切与对性的污名化有关。当你控制不同行为的各方变量时，相比同样危险或者危害更大的其他健康问题，高危性行为受到了更严厉的指责。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被视作洪水猛兽。”康利在采访中如是说。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父母要对他们孩子的性行为进行“微管控”——“很大程度上怕孩子们得性病。”

与此同时，“家长们为孩子拿到驾照而欢欣雀跃，不会对孩子们驾车做任何禁止……家长们明白开车有危险，却想当然认为孩子们必须学会谨慎驾驶。”

康利认为这样的态度也该施加于性。

“污名化某种行为不会阻止不健康的行为发生。”

当然，这种说法有道德说教的意味。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美国的清教徒传统。我将这种猜想诉诸哲学家肖恩·米勒（Shaun Miller），一位任职于马凯特大学的性爱专家。“我不能肯定污名化是否与清教徒传统有关。”他这样回答我，“但我确信污名化某种行为是道德批判的代理人。性从来都被与人的品行挂钩。如果某人患有性病，这暗示着他的品行同样败坏。”这么来说，相比其他风险，高危性行为更容易被污名化。为了验证这个观点，康利及其同事们随之展开一项研究。他们想查明风险各不同的驾车和高危性行为之间的区别。如果研究发现的区别证实，受试者的判断明显与对性的污名化无关，康利的理论将被消解。

为了保证公平，康利和她的团队设计了一项实验，对比两种会在性接触中传播的疾病，不过其中只有一个是严格意义上的性病。

研究人员给十二个受试者各分配一个案例。所有案例都讲了相同的故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某人通过性接触将疾病传染给其他人。案例中的疾病有两种。一是衣原体感染，一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性病，几乎不会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简单的抗生素治疗就可以将它消灭。另一种则是俗称猪流感的H1N1，它可以轻轻松松要了你的命。

实验中为研究人员控制的变量是疾病的危害程度。轻度危险被定义为生病后必须去看医生且服用一星期的药物；中度危险是同样的情形，不过你得先进急症室；重度危险则是躺在医院中濒临死亡；致命危险即一命呜呼。

最后两种情况只会发生在猪流感中。因为衣原体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

参试者读完案例后，要说出自己对疾病传播者的看法，并对这个人的危险程度、自私程度以及下流程度进行打分。

结果令人大吃一惊。相比无意中传播猪流感的人，无意中传播衣原体的人受到了更严厉的苛责。要知道，猪流感会让人丧命，衣原体只是挠个痒痒。

就连康利也没有预料到这个结果：“为什么受到如此多责怪的是这种无足轻重的性病，而非足以致命的非涉性疾病。”

正如康利所设想的那样，对性的污名化可以解释这个问题。但这里还有另一个可能的答案，它同时也指出第二项研究在方法上的不足之处。

衣原体和猪流感区别之一就在于预防措施的不同。使用避孕套可以有效预防以衣原体为代表的性病，但却对猪流感毫无作用。因为猪流感不会通过生殖器的摩擦来传播，而是藉由呼吸系统。（所以你还是会在亲吻和咳嗽中染上它。）

“我之所以苛刻对待传播者，是因为我绝不赞成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因此，参试者对衣原体传播者的判断就得到了解释。“如果案例中的人采取了负责任的手段——带上避孕套，就可以防止性病传播。但是如果性病传播开来，那么此人很可能没有使用避孕套。看来此人极不负责。我之所以苛责传播者，是因为绝不赞成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无独有偶，就职于亚利桑那大学的哲学家及认知科学家乔纳森·拉图雷勒（Jonathan LaTourelle）指出，“人们会认为如果你感染衣原体，那你一定是因为之前有过他们所鄙夷的（不洁）性行为。”这个预判却不适用于猪流感。因为不管进行多少安全性行为措施，病毒总会如影随形。

值得称赞的是，康利和她的同事在论文中公布了研究中的不足。这让他们赢得了其他研究者的赞扬。但缺陷归缺陷，康利的团队认为他们的研究对公共健康有着重要意义。根据他们的观点，这项研究的最大价值在于对性的污名化应该被消灭，不然，它将事与愿违地促进性病传播。

康利和她的同事在论文中写道：“有关污名化的基础研究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污名化某种行为不会阻止不健康行为的发生。举个例子，人们越嫌弃自己的体重，就越不可能去减肥。”

论文的结论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怀疑污名化性病会带来更严重的性健康危机。”

为了说明这个风险，他们给出了两个例子。其中一个是：如果某人患有性病，但却担心医生会对他们另眼相待，讳医而忌医。另一个是：如果某人认为其潜在的性伴侣会因性病评价而他们，那他更不愿意让伴侣知晓自己的问题，从而增加感染的风险。

但一切没有这么简单。污名化某种行为，不会使之减少。比如说暴食。但这并不适用于全部情况，吸烟很好地反驳了它。公众对吸烟的厌恶有效减少了烟民的数量。不论是高危性行为还是吸烟亦或是暴食，污名化的真正作用“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解释”——这句科学研究的陈词滥调依然没有过时。

来源：The Atlantic 翻译：武权 校对/编辑：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