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的投票中，大多数英国人执意选择脱欧，而非继续成为欧盟这一更多元社会集团中的一员。欧洲国家普遍倾向于放宽认知边界，接受某一超越甚至抹去社会重要性的身份，而英国公投结果似乎与之背道而驰。随着社会数量总体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普遍地下降^[1]，我们可能会开始重视这一论断，即文化的国际化（想想《星球大战》、龙舌兰酒、梅赛德斯-奔驰）和人际关系的拉近（社交网络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建立联系）预示着社会边界将如柏林墙一般倒塌。正如英国社会学家莫里斯·金斯伯格（Morris Ginsberg）所言，“人类的统一是人类历史上最明显的趋势之一。” ^[2]

不论英国与欧洲的关系最终走向何处，当前两者“分手”正突显了国家身份认同感在人类心理中是多么根深蒂固。从狩猎采集者的种族语言群体到部落、酋邦和国家，回顾关于社会的心理学文献和人类学研究^[3]，大同社会是无法实现的。今天，全球各地的人们可能会喝着星巴克、可口可乐，吃着肯德基，可能喜欢听意大利歌剧、穿法国时装、铺波斯地毯。但是，无论他们吸纳了多少异国影响，建立了何种异国联系，国家都不会消逝。身为公民，他们仍保有一颗对国家的赤诚之心。^[4]每个社会总在与外部世界不断交易、接受馈赠，或者直接夺取想要之物据为己有，它们也因此变得更为强大。消除社会边界的想法或许值得称赞，但就我们所知的人类思维方式来看，这一愿景无法实现。

纵观历史，人类成功建立了由众多社会组成的伞形组织。而人类学的记载则显示，即便是最具约束力的社会组织，也都无法取代社会成员与社会自身之间的密切联系。在亚马逊西北部居住着约20个部落或语言群体，他们被统称为图卡诺人（Tukanoans）。每个群体有自己的语言或方言，有些相似，有些互不相通。这群部落间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所交换的商品也都是各自擅长生产之物。部落间的交互连接也形成了一种新的强制贸易关系：部落内部不允许通婚。图卡诺人说，“和我们说同种语言的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也不娶姐妹为妻。”^[5]因此，女性会嫁入其他部落，在那里学习当地语言。

对于这一安排，有一种观点认为，它能减少小型社会中近亲繁殖的概率，而智人对于这一乱伦行为有与生俱来的厌恶感。在许多动物中也能看到这一特点，例如在黑猩猩中，雌性会以类似方式通过在各个社群间转移来避免与亲属交配。图卡诺人曾经历人口极为稀少之时，因此与今日众多大国相比，他们对于和兄弟姐妹通婚的心理厌恶感更为强烈。也许，比起害怕无法建立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他们更恐惧近亲通婚。强制性交换式通婚制度下，也诞生了有史以来最紧密的联盟，目前共有约三万名亚马逊人。尽管如此，图卡诺各个部落间仍泾渭分明，各自在领地内活动。^[6]

联盟无法取代人们对社会的归属感，这是普遍现象。像欧盟和联合国这样的政府间组织也并未赢得我们对其情感上的忠诚，因为它们缺乏能带给成员真实感的要素。欧盟或许是社会一体化构想中最雄心勃勃的一次尝试，但鲜少有成员国认为它是一个值得像对自己国家那样尽力效忠的实体，原因有以下几条。

首先，欧盟的边界不明确，事实上，随着成员国的加入或退出，这一边界会不断修改。此外，自中世纪起其成员国就有冲突历史，而且从东到西存在着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最重要的是，欧盟自身没有宏大的创立故事，也缺乏神圣庄严的象征符号或传统。人们可能会愿意为自己国家而战，但几乎无人会愿意为欧洲而战。^[7]这使得欧盟像是个政治联盟，就像美洲印第安六大部落组成的易洛魁联盟，或像公元前六世纪中国春秋时期诸侯国间形成的联盟。^[8]

这类联盟的力量会随着不同时期联盟自身价值的高低而起伏。正如我们的人际关系那样，朋友会变成敌人，敌人又会变成朋友，这在许多美洲印第安部落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上也有体现。^[9]欧盟各成员国都独立处理护照等与其公民身份相关的事务，并且仍然是公民自我价值的焦点，这使其成员身份处于次要地位并可任意处理对待。对2016年英国脱欧投票的分析表明，那些国家身份认同感最强烈的英国人反对继续留在欧盟。欧盟最主要的宗旨是促进经济与维护和平，这群投票者却将它视为对自身身份的威胁。^[10]事实上，英国脱欧主要带来的是商业影响，令贸易面临一系列障碍。^[11]

讽刺的是，英国与欧盟的关系破裂时，它自身的国家身份亦遭到了威胁，北爱尔兰和苏格兰也越来越有可能选择“脱英”，这种因历史文化造成的分裂在现代社会中也属常态。^[12]与此同时，英国的退出使其他成员国与欧盟的联系活跃了起来，就像一群人在面对逆境时会齐心协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盟内部的分歧会消失。^[13]

金融和安全问题使欧盟各国紧密团结在一起。瑞士也是如此，这个国家也是被一直研究的对象，该国四种官方语言和其复杂的领土都能证明，其国家地位取决于26个地方社区（canton），即州之间的精细社会与政治联盟。这些自治地区就像是处于山区中的微型国家，在许多方面发挥作用，也使得每个地区增强了自身的地理隔绝感与自治权。^[14]据政治学家安托万·乔利特（Antoine Chollet）研究发现，“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历史、宪法和州旗，有的甚至还有州歌”。由此，瑞士“公民身份仅指可以投票而已，别无其他”。^[15]瑞士联邦的形成还曾要求改写历史记录，使各州之间保持平等感，以便在几世纪以来被迫与规模更大、力量更强的邻国进行利益谈判时得以生存。^[16]

欧盟和瑞士这样的区域实体因认清一致对外的需求而得以存续，这也激励了它们获得成功。而一个绝对全球性的联盟就缺乏这样的激励因素，从而变得更不稳定。要实现这种全球统一体，可能需要改变人们对谁才是外人的看法。这是罗纳德·里根喜欢抛出的观点。他在一次对联合国的讲话中说道，“我有时会想，如果我们正面临着外星人的威胁，世界各地的分歧会以多么快的速度消失啊。”确实，像《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这类科幻小说都描绘了人类在对抗共同的敌人时能够团结一致，通力合作。

然而即便真到那时，我们的社会也会忍受外星人的存在。火星人的到来并不会使国家变得无足轻重，正如当年欧洲人来到澳大利亚后也并未使原住民舍弃数百个清晰划分的部落群体（实际上，许多原住民一开始还以为欧洲人是来自冥界的幽灵^[17]）。和外星人之间的差异相比，突出的社会间差异确实将显得微不足道，但无论外星人怎样动摇人类对于自己社会的信念，人们也不会抛弃自己的社会群体。世界主义坚信地球上的不同人群都将感受到自身与“人类”（即“宇宙公民”）一词间的紧密联系^[18]，这是白日做梦。

但是，如果人们可以放弃那些用来标记他们身份的特征（比如区分“我们”与“他们”的语言、服饰、行动姿态或宗教信仰），或者以某种方式暂且抛开用这些标签来划分人群的欲望，又会发生什么呢？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唯一能察觉到的可靠差异不再是群体间差异，而是个体间差异。有人认为在这一情况下，我们的国家将完全解体，但很难预测取代国家的会是何种形式。也许我们加入的群体会由当地社区集结而成，又或是由身边熟人组成，到那时，全球人口会分裂成数百万个微型国家。我们可能还会回归史前人类的社会群体模式，就像在黑猩猩和大多数脊椎动物的社群里一样，个体都必须识别出其他社会成员。

我们又是否能通过抛弃彼此之间的差异或对差异评头论足的嗜好，来取得相反结果，即完全消除社会？由国际旅行和Facebook上的友谊建立起来的蜂巢型人际网络是否会随意将我们相连，从而使我们能真正实现一些人渴望的那种本难以企及的全人类团结，不论男女老幼？

人类依赖特定特征或“标记”来辨识自己的社会、种族和其他群体，这一行为可追溯至人类历史早期，但与生俱来的东西并不总是可取的。所幸我们的智慧或能帮助我们摆脱生物与历史的束缚。然而，要想去除我们的身份标记将十分困难，仅靠教育还不够。摒弃种族和社会标记这一做法乍一听还不错，但也势必意味着人类将失去诸多珍视的特点。我们身上的标记是一把把双刃剑，既让我们不轻信那群与我们不同的人，又让我们向完全陌生但符合我们期望的人们传达一种团队精神，就像在海外旅行时我们乐于与本国同胞交谈一样。

舍弃我们的差异还会击碎人类永恒的渴望。人们都在意自己的成员身份（membership），几乎无人会愿意将其放弃，我们也无法简单将其抹去。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对自身所属社会群体最根本的特征作出反应，且速度比眨眼还快。^[19]毫无疑问，即便能有群体催眠大师让我们忘记了彼此之间现存的差异，我们仍会争相去发现或创造出新的差异，并对其珍视如宝。

要想去除这一人类属性，恐怕只能等遥远未来，出现对神经系统了如指掌的外科医生，由他们来切除大脑中的相应部分。这种科幻小说式的调整下将会产生一种新生物，而我们无法视之为同类。我不太确定该如何判断这种生物是否比今天的我们更快乐，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将不再是“我们”。

以我们人类现有的思维方式来看，人类身份认同感是否足够，或社会群体是否需要存在这类问题归根结底问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情感健康，人们是否必须成为某一社会群体的一员。著名民族主义思想家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曾写道：“一个人必须拥有国籍，就像他必须要有一个鼻子和两只耳朵一样。”虽然盖尔纳接下来错误地认为，人类需成为国家的一员不过是现代才出现的一种需求，但他从未意识到他的前提是多么正确。^[20]我们的思想在自己所创造的“我们”与“他们”对立的世界中演变。由这一心理世界所产生的社会群体总能成为参照，让人们感知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带来一种安全感。

“一个没有国家的人”这种说法会让人联想到行为关系异常、创伤或悲剧之类的词。若没有这类特定的群体身份，人们就会感到被边缘化，犹如浮萍，漂泊无根，这种情况很危险。一些移民的遭遇就是典型例证，他们感到无家可归，失去与自己祖国的联系，只能面临被移民国拒绝的痛苦。^[21]社会边缘化是一股比宗教狂热更强大的动力，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许多恐怖分子最初只是因为被主流文化所排斥，而后便走向了极端主义。激进的观点会趁虚而入，填补这群被剥夺社会身份感的人的精神空缺。^[22]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也同样给予社会弃民共同目标以及自豪感与归属感，从而为群体注入活力。

所有证据都表明社会群体是人类的普遍现象。我们的祖先通过简单的演化步骤，从最初的熟人社会发展为通过身份特征标记来区分不同的社会。^[23]社会成员的分界线本应使社会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保持不变。这意味着从来没有一个原始的、“真正的”人类社会，所有人类也从未身处于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与信仰或婚姻相比，在社会中（准确地说，是在多个社会中）生存是我们这一物种更不可或缺、更历时久远的特征，这一生存方式在我们成为人类之前早已有之。

诚然，社会的数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减少，但这远非群体身份逐渐弱化转为和平合并的结果，而主要由于战争和统治。^[24]尽管人口呈现多样化，这些整合之后出现的新社会仍然彼此不同。^[25]

这些社会的身份和世界观各不相同，实际上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包括世界主义思想家在内的许多人想要实现对不同文化的权利和需求的相互尊重，虽值得称道，但路漫漫其修远兮，受重重变化影响。然而，认清这些挑战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今动荡的世界，还可以引导我们解决诸如移民等争议性问题，并攻克人类共同应对的真正、首要的全球问题，即环境损害、物种灭绝与气候变化。

只要尚存其它社会能与我们自己的社会进行比较，生活中就少有事物可与一个社会在人心中激荡起的满腔热情相提并论。社会，以及使我们与众不同的差异，将继续留存，划定出我们心理上的人际边界，也标记出地球上人与人之间的物理界限。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追求一个更加和平与公正的世界，而它始于认识到彼此的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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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Moffett, M.W. National borders are not going away. Quillette.com (2020).

25. Moffett, M.W. Divided we stand. Project Syndicate (2020).

作者：Mark W. Moffett | 翻译：张蒙

校对：狼顾 | 编辑：杨银烛 | 封面：Tatiana Boyko 

本篇短文改编自Mark W. Moffett著作The Human Swarm: How Our Societies Arise, Thrive, & Fall：

民粹主义怨恨情绪扰乱了美国政治，其核心是对于工作的不满。不过，这些不满不仅仅源于丢掉工作和工资增长的停滞。“工作”既关乎经济，也关乎文化。被全球化抛弃的人们不仅仅在别人享受成功之时陷入挣扎，他们同时感到，自己所做的工作不再获得社会认可。

二战结束后直到上世纪70年代，没有大学学位的人仍有可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支撑全家过上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而今天，此情此景已经很难见到。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之间的收入差异（经济学家称之为“高等教育溢价”）已经翻了一番。

全球化给文凭的拥有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们在这场以成绩定优劣的竞赛中胜出。但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全球化却没有带来任何助益。生产力提高了，但劳动人民从他们生产的产品中获得的回报份额却越来越小。尽管自1979年以来，美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85%，但对于那些没有四年制本科学位的白人男子，他们今天的实际收入比1979年时更少。

绩优主义（meritocratic）的时代还导致了一种更隐蔽的伤害：工作的尊严受到侵蚀。认可那些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并进入大学的人，也就在暗中贬低了那些没有学历证书的人。这种规则像是在说，低学历者所做的工作，既然在市场上的价值不及专业人士，那么对公共利益（common good）的贡献也就更小。

有两种相关联的趋势，共同造就了我们今天看待“什么人配得上什么”的观念：趋势之一是以成绩定高下，这使得近几十年来，四年制大学学位几乎已经成为把握机遇的入场券，成为出人头地不可或缺的条件。趋势之二则是中右翼和中左翼的主流政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接纳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市场导向的全球化。在全球化产生了大规模不平等的同时，上述两种观点（绩优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则损害了工作的尊严，加剧了劳动人民对精英的不满，同时也引发了政治上的强烈反弹。

遍身绮罗者，不是养蚕人

迈克尔·杨在20世纪50年代末创造了“绩优主义”一词，并把它当成贬义词使用。他在40年后观察到：“在一个大肆宣扬成绩（merit）的社会中，如果一个人被评判为完全没有成绩，会让这个人非常难受。下层阶级像今天这样在道德上无可遮羞，这在历史上前所未见。”

2016年，没有大学学位的工薪阶层男子以压倒性优势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他们被特朗普这种愤懑的政治立场所吸引，这表明激怒他们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困难。主流分析家和政治家震惊于特朗普的当选，其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对精英阶层居高临下的常态视而不见。这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绩优主义和市场导向的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导致的，但在美国人生活的角角落落也都有体现。

电视情景喜剧中的工人阶级父亲角色大多又无能又愚蠢、形如小丑，如《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中的阿奇·邦克和《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中的霍默·辛普森。旧金山黑斯廷斯法学院的教授琼·威廉姆斯将矛头指向了她所说的进步人士中的“阶级无知”（ class cluelessness）现象。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在2016年出版了《故土上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书中为工人阶级遭遇的不满提供了发声渠道：“你没法从别人对你的看法中感受到对自己的认可。你为了让自己能被看到、被尊重而费尽力气。”

为了对工人阶级面临的挫败感做出回应，首先都必须扭转居高临下的态度，与“学位证书定高下”的偏见作斗争。然后还必须把维护工作的尊严置于政治议程的中心。一旦对工作的意义进行思考，将迫使美国人民直面我们往往回避了的道德和政治议题：什么才算得上是对公共利益有所贡献？作为公民，我们对彼此负有什么责任？

要讨论工作的尊严，我们必须提出以下疑问：市场工资是否真正衡量了各种工作的社会价值？根据消费主义的共同利益概念，答案是肯定的。这一概念为经济政策制定者所熟悉，将共同利益定义为各人的偏好和利益的总和。以这种观点，我们通过最大化消费者的福祉来实现共同利益，实现之道一般来说便是去追求最快的经济增长。如果共同利益仅仅在于满足消费者的偏好，那么市场工资就对“谁做出了多少贡献”提供了一个好的衡量。那些挣钱最多的人很可能就做出了最有价值的贡献，因为他们生产了消费者想要的商品和服务。

但这并不是考虑共同利益的唯一方法。一种被称为“公民观念”（civic conception）的观点反对这种消费主义的概念。根据这种观念，共同利益不是简单地将偏好相加或使消费者的福祉最大化。它也无法单靠经济活动来实现。它需要我们对自己的偏好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并与其他人一起商讨如何去实现一个公正良好的社会。

公民观念还提出了一种特别的思考工作的方式：具体而言，我们在经济中扮演的最重要角色不是作为消费者，而是作为生产方。正是作为生产者，我们累积并运用自身能力，提供商品和服务来满足其他人的需求，并赢得社会的尊重。各人贡献的真正价值不能通过所获工资高低来衡量；它取决于，我们努力所服务的目的在道德层面有多重要，对公民社会有多要紧。

在电视剧《绝命毒师》里，主角沃尔特·怀特从一个高中化学老师摇身一变成为冰毒大亨。当怀特放弃课堂，拿一身本事来制备他那备受认可的冰毒品种时，他的收入远远超过了他教化学时的那点工资。但这并不意味着制造冰毒要比在高中教书对社会的贡献更有价值。谁对公共利益的贡献最大，不是由市场说了算。它要求我们通过民主的公民辩论来作出道德判断。新冠疫情之下，许多美国人对“谁的贡献最重要”已经有了新看法。但是这段时间里，我们所仰赖的那些“必要工种”从事者，却是社会报酬最低的那些人。

经济政策以消费为中心的想法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要跳脱出此窠臼相当困难。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宣称：“消费是所有生产活动的唯一目的和宗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同样表达过类似想法。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也都表示赞同。但更古老的道德和政治思想脉络却有不同的见解。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繁荣取决于通过培养并运用我们的能力，从而实现我们的自然本性。美国的共和主义传统认为，某些职业能让公民培养出赋予其自治能力的美德：先是农业，接着是工匠劳动，然后是宽泛意义上的自由劳动。

到了二十世纪，共和主义传统的生产者伦理逐渐让位于消费主义的自由观念，让位于关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但认为“工作将公民凝聚在一个作出贡献并相互承认的网络中”，这样的想法并没有消失。马丁·路德·金在1968年对罢工的环卫工人发表讲话时就援引了这一观点。那时距离他被刺不过几个小时，他说：“归根到底，给我们收垃圾的人与医生一样重要”，“因为如果没人做他的工作，疾病就会猖獗。每一种劳动都有其尊严”。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丁·路德·金，再到天主教的社会观念都认为，当我们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此赢得同胞的尊重时，我们才是最完整的人。这种观念认为，我们所最为渴望的，是被那些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所需要。工作的尊严在于运用我们的能力来回应他人的需要。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仅仅关注GDP的规模和分配的政治经济学破坏了工作的尊严，且使公民生活变得贫乏。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就明白这一点：“伙伴情谊、社区、共同的爱国主义，这些是我们文明的基本价值，光是一起购买和消费商品，支撑不了这些价值。”他继续阐述道，“这些价值的来源在于工作，那种能让人自豪地说‘这个国家的建设有我的功劳，我是国家伟大公共事业的参与者’的工作。”

今天很少有政治家会说这样的话。进步人士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围绕社区、爱国主义和工作尊严所构建的政治话语，转而提供一套关于上升的华丽辞藻。对于那些担心工资停滞不前、岗位外包、不平等、害怕工作被移民和机器人抢走的人，在位的精英们提供了令人振奋的建议：去上大学。让自己具备能力以应对全球化经济时代竞争，并从中争取胜利。你学了多少，就能挣多少。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这种理想主义，适合的是以成绩说话、由市场驱动的时代。它奉承赢家，侮辱输家。2016年大选尘埃落定，这种理想主义到了头。

表面上看，强调工作的尊严并不是一个有争议的想法。没有人公开表示反对。它被用作支持标准政治立场的修辞。在右派中，有人将工作的尊严作为削减福利的论据，认为福利使得好吃懒做之人的生活更加艰难，主张要让这些人减少依赖。唐纳德·特朗普的农业部长桑尼·珀杜明确指出了这种联系，声称减少食品券的分发“帮我们中相当一部分人重拾了工作的尊严”。而在自由派那边，他们试图促进分配正义——即，使得众人能更公平、更充分地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算是对于政策制定素来过度关注GDP的一种修正。

但是许多劳动者更想要的是更大程度的贡献性正义——通过生产别人需要和重视之物，从而拥有机会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在我们这个观点两极分化严重的时代，当大量劳动者感到被忽视、不受重视时，当我们迫切为社会团结和凝聚力寻找一个源泉时，对工作尊严加以更有力的肯定，似乎理所当然应出现于主流政治话语之中。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一项政治方针，如果真的把贡献性正义当一回事，便会提出一些自由派和保守派听了都不舒服的问题。它将挑战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化的支持者所广泛认同的一项前提：市场的成果真实反映了人们所作贡献的社会价值。上述议程要求人们去公开辩论，什么才是对公共利益真正有价值的贡献，以及市场的裁决在何处有失偏颇。这种对话不会很容易，因为何为共同利益并无定论。但是重提工作尊严，能削弱我们党派立场上的自以为是，并从道德角度去丰富公共讨论的内容。现在，随着疫情封锁将聚光灯照在各地原本“不被看见”的必要工种身上，进行上述辩论正是时候。

作为例证，试想以下两个版本的政治议程，一个保守，另一个进步。考虑为了确认它们，分别需要对市场主导之结果提出多少挑战。第一个版本来自共和党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2012年竞选总统期间的政策顾问。在《昨日与明日的工人》（Once and Future Worker）一书中，奥伦·卡斯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旨在应对特朗普加以利用但未能缓解的不满情绪。卡斯认为，为了在美国国内支持工作的尊严，共和党人要放弃他们对自由市场那种传统式的拥护。共和党人不应该为了提高GDP而推动企业减税、支持不加限制的自由贸易，而是应该把政策重点落在帮助劳动者找到薪酬足以支撑起家庭和社区发展的工作。卡斯认为，要建设良序社会，这比经济增长更重要。

他提出的政策之一是为低收入工人提供工资补贴——这可不是共和党一贯的思路。做法是，政府将根据时薪目标，为低收入雇员每个小时的工资收入都提供一笔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工资补贴是把工资税颠倒过来。政府不是从劳动收入中扣钱，而是增加一定数额。这里的机制或许是基于分配的，但这么做的道理却牢牢扎根于贡献性正义的理念。

新冠疫情迫使一些欧洲国家暂停了其经济活动，而这些国家此时颁布了工资补贴提案，其用意就很清楚了。英国、丹麦和荷兰没有像美国政府那样为被解雇者提供失业保险，而是替留用职工的公司支付原本工资的75%到90%。这样，在让雇主能够继续给职工发工资的同时，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来肯定劳动者的价值和工作的尊严。而美国的做法虽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雇员的金钱损失，但也只是仅此而已。

重塑工作尊严的第二种方法是强调金融业不断上升的角色，这更有可能引起政治进步人士的共鸣。在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金融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几乎增加了两倍。2008年，金融在全国企业利润中的份额超过了三成。其从业者的收入相比能力相仿的其他行业从业者高出70%。如果所有这些金融活动都是有用的，促进了经济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的能力，那这就不是一个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据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估计，在英美等发达经济体中，只有15%的资金流入了新的生产性企业，其他都被用于既有资产的投机、购买花哨的衍生品。市场回报的多少和对公共利益实际贡献的高低有时离得很远，而金融业的兴起也许是当代经济中关于这点最清楚的例证。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金融业受到了公众极大的关注。随之而来的辩论主要围绕两点，一是用纳税人的钱替公司纾困应符合何种条件，二是如何对华尔街进行改革。这场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现代金融的道德意涵和对公民社会的影响。政治方针若意图认可工作之尊严，将利用税收手段，通过阻止投机、尊重生产性劳动来打造一个鼓励自尊经济体。激进一点的方法是削减甚至取消工资税，并通过对消费、财富和金融交易征税来增加财政收入。稍微温和的做法是减少工资税，并通过对高频交易征收金融交易税来弥补损失的财收，因为高频交易对实体经济无甚贡献。

同样，这里的作用机制关乎分配，但这么做的道理和传达的信息在于贡献。税收不仅是保证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也是表达社会价值取向的一种方式。税收政策的道德层面为人们所熟悉。我们通常争论税收是否公平——这种税那种税更多会落在富人还是穷人的头上。但税收所传达的意义超越了公平层面的辩论，税收意味着社会做出了道德判断：哪些活动值得尊敬和认可，而哪些活动应该被阻止。

我所引述的这些提议，本身并非解决方案，而是抛砖引玉，看看把话锋转向工作的贡献与伦理会带来什么成果，看看把工作视为获取社会认可的舞台的这种思路如何。为了重塑工作的尊严，我们需要应对经济现状背后的道德问题：除了什么类型的工作值得认可和尊重，还有我们作为公民对彼此负有何种责任。这两者相互关联。如果不仔细考虑我们团体生活中的意义和目的，我们就无法确定什么算是值得肯定的贡献。而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看作社会的一员，并意识到自己受其恩惠，就不可能思考清楚共有的意义和目标。有了这种亏欠感，才会有“我们同舟共济”这样的说法——不是作为面对危机时一种仪式性的咒语，而是作为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原则。

*编辑注：本文摘自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新书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作者：Michael J. Sandel | 译者：mameko

封面：Olivier Bonhomme | 校对：陈小树 | 编辑：陈小树、杨银烛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