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将以许多种不同的方式得到回答：而反过来，又可能导致大量不同的发现。一个新的众包实验——涉及到超过24个国家地区的15000名被试和200名研究人员——证实了这一点。不同的研究项目以自己的方式来测试同一系列的研究问题时，往往会得到差异化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结果。

这个众包项目戏剧性地展示了被广泛讨论的可重复性危机中的观点。研究者们在设计他们的研究时做出的主观决策，能够对观察的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论是通过“P值篡改（p-hacking）*”，或者是他们漫步在“小径分叉的花园”时所做出的选择，研究者都可能有意无意地将结果引向一种特定的结论。

*译者注：P值篡改：科研人员通过不断地改变统计方法以使p值<0.05,导致结果的假阳性和实验的不可重复性。

2016年Nature的一篇论文探讨了学术界发表结论的可重复性问题。来自各界的1500名科学家回答了他们对于所在学科存在何种程度的可重复性危机， 其中物理和化学科学家对自家文献的可重复最自信。

这篇新论文的主要作者，新加坡国际商学院（INSEAD）的心理学家艾瑞克·乌拉曼（Eric Uhlmann），曾将将矛头指向一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29个研究团队收到了同样一组数据集，而这些团队要用这个数据集回答一个简单的研究问题：“相对较浅肤色运动员而言，足球裁判员是否会给深肤色的运动员更多的红牌？”尽管分析的数据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没有哪两支团队能给出相同的答案。然而，这些团队的发现确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红牌研究显示了数据分析的决策是怎样影响到结果的，但乌尔曼也担心其他的决策也会卷入研究设计中。因此他发起了最近的这项研究。这项研究规模更庞大，也更野心勃勃，未来会在《心理学公报》（The Psychological Bulletin）（数据和材料都在网上公开）上发表。这一项目从五种假说开始。这五种假说都已得到实验性检验，但实验的结果仍未公布。

除了像上述足球运动员所体现的潜在联系的假说之外，这些假说还包括：人们如何回应激进的谈判策略，或者什么样的因素会让人们更愿意接受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乌尔曼和他的同事向很多研究团队抛出了同样一个问题，但并不告诉他们有关最原始的那项研究的信息，或者那些研究发现了什么。

随后，这些团队分别设计了各自的实验，以检验一些共同因素作用下的假设。这些研究必须在线上进行，从共享的被试数据库里随机地抽取出参与者。每一项研究设计都操作了两次：第一次的被试来自亚马逊公司的Mechanical Turk（译者注：亚马逊旗下的劳务众包平台），第二次则是全新的、从一个叫Pure Profile的调查公司里找到的一群被试。

研究表明，这些团队在设计实验时中会出现巨大差异。例如，第一个假说是关于人们是否能够意识到他们会存在内隐偏见（unconscious bias)。一个团队仅仅要求被试按他们对如下叙述的赞同程度评级：“不管我对社会公平抱有怎样的外在信念（也就是，有意识地），我相信我对被污名化的社会群体成员会自动地（无意识地）持有消极联想。”根据这一回答，他们得出该假设是错误的：人们并不报告潜在的消极成见的意识。

对于这个假说，另一个团队则是这样测试的：他们询问被试对一个政治党派的自我认同感，然后让他们按对假定的对立党派成员的感觉做一个评级。以这种方法，他们发现了人们很愿意报告他们自己的消极成见。而第三个团队给被试展示了白皮肤、黑皮肤或者超重肥胖的（也有小猫小狗的）男男女女的照片，然后让他们按自己对这些人直接的直觉反应评级。他们的结果也展示了人们确实承认对被污名化群体的成员持有消极成见。

这项研究结束时，有七个团队发现了支持这一假说的证据，而有六个团队则发现了反对证据。综合一切考虑，这些数据并不能支持“人们能意识到、且报告他们自己的潜在成见”的观点。但是，如果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团队设计的结果，那很容易就会得到一个不同的结论。

这项研究发现，五种假说中有四种假说都出现了一种相似的模式：不同的研究团队在相反的方向上产生了统计学显著效应。哪怕一个研究问题的答案所指方向一致，影响的效应大小却相差甚远。在13个研究团队中，有11个团队得出的数据能够清晰地支持“极端的提议让人们更加不相信谈判”的假说。然而，在剩下的两个团队中发现的统计效应只隐约指向这种观点。一些团队发现极端的提议对信任有很大的影响，而其他团队发现这些因素影响甚微。

示例一：“当直接问到：人们是否会自我袒露一种隐匿的、对污名化社会群体成员的不由自主的消极联想？”
示例二：“比起在一开始先做出缓和的提议的谈判者，在一开始先做出极端化的提议的谈判者，会让人对其更加信任还是更不信任，或者都一样呢？”
示例三：“哪种效果会不顾物质/经济的需求而持续地作用对那些群体的道德判断：有利的还是有害的，或者没有任何影响？”
示例四：“人们反对兴奋剂在体育运动中的使用的原因，部分出自于他们‘违背了规则’……”
示例五：“功利主义还是伦理方向的义务论更能联系到个人的福祉？”
——柯亨的d效果范围，95%的置信区间

安娜·德勒柏（Anna Dreber）认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单单一项研究能告诉我们的无足轻重。她是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the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的经济学家，也是该项目的作者之一。“我们作为研究者，必须对我们怎么说话格外小心，你不该说，‘我已经检验了这个假说’，你必须说，‘我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检验了它’，它对其他情况是否具有普遍性取决于更多的研究结果。”

这个问题，以及披露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不是社会心理学所独有的。与此相似的是，近日一个项目让70个团队用同一个功能性磁共振图像的数据集合来检验9种假设。没有两支团队使用了完全一样的方法，而不出意料的是，他们的结果各种各样。

如果只通过这些项目的结果来判断，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合理地推测出科学文献如同一片结果对立的密林（如果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研究团队总能得到不同的答案，那么期刊中应该满是矛盾）。然而，事实与此相反。科学期刊中到处都是确证假设结果成立的研究，而那些零结果就不幸成为了“文件抽屉”问题*（file-drawer problem）的一部分。想想上述关于内隐偏见的假说的结论：一半的团队发现有利证据，一半的团队发现反对证据。如果这项研究真的以出版为目标，那么前者将在正式论文中找到落脚点，余下的将被掩盖并遗忘。

*译者注：“文件抽屉”问题(file-drawer problem)：在科研出版界，人们倾向于筛选性地发表更积极、显著的结果。

乌尔曼及其同事的证明，提示了假设应该在多样且透明的方式中得到检验。“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研究，试着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同一个问题。”来自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多乐丝·毕肖普（Dorothy Bishop）说道。那样的话，你可以“在你上蹿下跳、跳舞庆祝之前，真正地阐明它有多么可靠”。

结果当然是论证了谦卑审慎的重要性，乌尔曼说。“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我们在文章中、我们的大学在公开出版物中、我们在媒体采访中所说的内容，我们需要严谨地对待我们的主张。”各种名利奖赏刺激我们推出重大论点，但好的科学或许意味着放慢速度，更加谨慎地实践。

放慢速度也是伦敦大学学院心理学家乌塔·费瑞斯（Uta Frith），在一篇最近发表于《认知科学趋势》（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的论文里所提出的。费瑞斯写道，“目前的‘发表或发霉’（publish or perish）的文化，对科学家和科学自身具有腐蚀性的影响。”多发论文，而不是努力发表高质量的论文，这给研究者带来压力的同时，也欺骗了科学，她说。“快的科学让我们走小路、抄近道，也的确会导致可重复性危机。”她写道。那么她的建议是什么呢？“慢科学。”它致力于“科学的更大目标”——即作为一种寻找真理的方式。她说，对研究者而言，促进“慢科学”的方法，就是从特级葡萄园的葡萄栽培实践中寻找启发——他们为了维持葡萄酒的最优质量，而想尽办法限制其产量。

毕肖普也提出类似的建议，科学家要限制他们的产出，“为了发展一种理论，你需要大量的观察，而我认为我们常常观察得很少，”她说，“然后我们在不成熟的时候就进行理论建构。但如果我们能够更广泛，更全面地去探索那些得到观察的情况，那我们的理论建构也会更优质一些。”如果说，这项关于五种假说的研究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科学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翻译：兵书；校对：曹安洁

数年前，我在伦敦的一条繁华街道上被一名男子从背后袭击。事件的部分细节已模糊不清，而另一部分历历在目。我清楚地记得袭击者做了什么，也记得那些高峰时段等红灯的司机们都是目击者。至于附近有没有行人，我记不得了，虽然可以从当时的情况推断出，我并非孤立无援。但我记得的是，没有人过来帮我。

表面看来，我遭遇了旁观者冷漠（bystander apathy）的一起教科书式案例。旁观者冷漠指的是当还有别人在场时，目击者选择不插手麻烦、暴力甚至谋杀事件。哥伦比亚大学的比布·拉坦（Bibb Latané）以及纽约大学的约翰·达雷（John Darley）这两位社会心理学家于1968年首次描述了该效应。1964年，凯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皇后区的家门口被谋杀，而根据《纽约时报》对凶案的报道，38位目击者中仅有一人进行了干涉。这起事件在全球的新闻媒体被大肆报道，也催生了拉坦与达雷的研究。

他们提出，旁观者的人数越多，其中任何一人介入事件的概率也越小，尤其是在周围人表现得漠不关心的情况下。当只有一个目击者，他（她）会在85%的情况下帮助受害者，而当目击者人数上升至五个，其中每人施以援手的可能性降到了31%。拉坦与达雷将这一现象称作“责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它与“评价顾虑”（evaluation apprehension，即担心干涉措施被负面解读）、“多数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如果别人都貌似冷静，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一起组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旁观者效应，或称旁观者冷漠。

半个世纪以来，对旁观者效应的深入研究与阐释数不胜数，却从没有人从根本上质疑它。它以自明之理的姿态出现在社会学、犯罪学与心理学的教科书上和媒体上，仿佛在凯蒂·吉诺维斯事件之后，人类突然看清了自己的本性。概而言之，这一“病症”承载了许多道德意味，似乎确证了处在群体中的我们要比作为独立个体时更懒惰、更缺乏同情心、更不道德。

虽然我的个人经历与旁观者效应相吻合，却总感觉这种说法哪里不太对劲。人们常常利用社会科学实验以达到政治或道德目的，这些肮脏的历史恳求我们带着怀疑的目光审视那些实验本身。于是我决定深挖下去。牵涉到暴力事件目击的实验在伦理和后勤层面都很麻烦，但让我们暂且把细节搁置一边，看看它们有什么共同点。紧随拉坦与达雷的论文开展的早期研究大多采取了相同的社会心理框架，即忽略这一事实：群体内个人的行为（至少部分）取决于个体特质与情境中的偶然情况。我们凭直觉就能做出一些推断，比如急着赶火车的人不如闲来无事的人乐意帮忙；成人带着小孩时不太会挺身阻止暴力犯罪，而独自一人时则“勇敢”得多；面对男性施暴者，男性与其进行肢体对抗的可能性要高于女性，等等。

较近期的一些研究显示，旁观者干涉或不干涉的理由其实更为复杂，且富于个体差异，远远超出拉坦与达雷的社会心理模型的范畴。事实上，最新一项研究给整个模型打了一个巨大的问号。研究指出我们的大脑在转瞬间处理暴力事件的方式大体上是不自主的（reflexive）、无意识的，而应对措施往往正是在这一瞬间采取的。然而在他人受到暴力侵犯的情况下，无论目击者是否处在群体中，他们的干涉行为更有可能在认知取代本能之后发生。一旦我们这样理解旁观者的反应，就不会想当然地认为，当我们能够把好撒玛利亚人（the Good Samaritan）*的责任转嫁到他人头上时，我们的道德罗盘就失灵了；这也意味着在性命攸关时，某种群体团结意识或物种共通的同理心（empathy）会发挥作用。新模型不再把人们描绘成总是等别人挺身而出的“甩锅狂”（shirkers），而是表明我们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情——而当我们不做正确的事情时，原因可能在于某些不直接受控的神经机制。这项研究对于心理学、伦理学、法律和政治都有深远的教益。

*译注：好撒玛利亚人指乐善好施、见义勇为者。典故出自《旧约》。

说来也巧，《纽约时报》的原始报道其实是一则我们现在所说的“虚假新闻”。当时的编辑对报道充满不实之处心知肚明。目击者远不及38位，而更有可能是6位，并且其中两人报了警。还有人听到了声音，但误以为是家庭纠纷或街头骚乱。一个70岁的老妇（吉诺维斯的邻居）不仅叫了救护车，还冒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将受伤的吉诺维斯抱到公寓的走廊，等待救援到来。《时报》忽略这些事实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好故事”服务于当时的种族政治。（吉诺维斯是白人，凶手是黑人。）《时报》直到2016年才公开承认报道“不准确”。

拉坦与达雷的最初研究的次年（196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简·皮里亚文（Jane Piliavin）和欧文·皮里亚文（Irving Piliavin）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朱迪斯·罗丁（Judith Rodin）这三位社会心理学家也发表了关于助人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当受害者距离很近且表现得弱小无助时，旁观者最有可能采取行动，而当受害者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咎由自取时（比如喝醉了），得到帮助的可能性很低。研究还显示，旁观者对受害者的同理心越强，施以援手的可能性也越大——1991年德国马堡大学的一项研究，以及2008年英国埃克斯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马克·列文（Mark Levine）与英国国家医疗系统的临床心理学家西蒙·克劳瑟（Simon Crowther）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发现，并指出同理心水平得分较高，且自我感较低的旁观者更可能帮助他人；另一个极端的冷血自恋狂则很少采取行动。更有趣的是，1969年和2008年的研究双双得出了与拉坦和达雷的研究矛盾的结论：旁观者干涉的可能性并不会因为他人在场而降低。

旁观者的大脑很可能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评估工作，部分是有意识的，部分是无意识的。一个貌似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也许已经做出了理性的判断，比如身旁一个懂医学的人更有资格伸出援手。旁观者也可能正以其他方式积极采取行动，如阻止行人靠近现场，或只是“时刻准备着”，又或只是提供道德援助。可惜似乎很少有研究考虑到，没有正面帮助受害者这件事本身也能够成为一种干涉。

2014年，荷兰蒂尔堡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路德·霍滕修（Ruud Hortensius）和毕翠思·德戈尔德（Beatrice de Gelder）发表了一项惊人研究，向拉坦与达雷及其研究带来的基本共识发出了挑战。拉坦与达雷提出，旁观者的心理过程（注意力、对责任与能力的评估判断等）被情境所主导，因而几乎独立于生理本能和个体特质这两个因素。

对于旁观者问题，霍滕修和德戈尔德采取了彻底的非情境性观点。他们让被试观看一位女性晕倒，并借助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观察到他们与视觉和注意力相关的脑区活动增强，与“心理化”（mentalising）相关的脑区却没有变化。（此处“心理化”指的是将他人看作拥有自己的思维与情感状态的主体的能力。）这就意味着紧急情况的任何目击者的第一反应都是不自主的，而非反思的或认知的。换言之，面对痛苦或危险事件，旁观者很可能处在“战斗/逃跑/冻结”（fight-flight-freeze）的3F模式。在此之后，同情或共情的感觉才可能产生，并且导致反思和有意识的决定过程（帮还是不帮？）。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因为反应性的不自主过程阻止我们干涉，而反思性的过程则促成帮助行为。

霍滕修和德戈尔德的突破性进展告诉我们，至少在最初阶段，人们并不会有意识地决定不干涉。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显示他人的在场使得3F反应和个体痛苦感的水平都上升了。也就是说群体经验放大了精神创伤。其他一些研究显示，经受过高度个体痛苦的人在目击暴力或紧急事件时，更可能表现出逃避或抑制性特质；这些特质又被更强的不自主的痛苦感放大，于是他们更倾向于不干涉。此外，上述抑制性力量的强度取决于旁观者本身是怎样的人。

遇袭几年后的一天，我在伦敦的公寓听到外面有人喊叫。当时恰好是放学的时候，孩子们和一些成年人在街上不耐烦地走动，但吸引我目光的是一个年轻男子，他被两个男人和一条狗追着跑。两个男人手里拿着一把斧头和一把巨大的猎刀。我感觉自己站在那好久好久，才理解眼前的场景。我的肾上腺素激增，进入了暂时的解离状态，并竭尽全力地说服自己那只是在拍电影而已。尽管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可我似乎没有办进入更理性的状态。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缓过来，拨打了紧急电话。

我继续看着他们，狗先追到年轻男子，然后两个男人也抓到了他，但我没有走出房门介入此事。施暴者和受害人显然相互认识，他们似乎是某个帮派之类的成员。我一方面害怕正面干涉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感觉挺身而出也无济于事。那么我算是个毫不作为的旁观者，还是个积极行动者呢？答案令人尴尬：我两者都是。

暴力自成一类，与其他各种不幸或紧急情况有着本质区别。每一次暴力行为都具有难以归类的特质，然而所有暴力行为都裹挟着一种混沌的能量，让行为和思想在其中分崩离析。所有曾经目击暴力事件的人都会作证，暴力会生成一种独具特色的能量：仿佛有一道龙卷风把加害者、受害者和目击者统统席卷上天，让他们困在同一个漩涡无法逃脱。我们根深蒂固、习以为常的理解并处理事件的方式，会在混乱中瞬间崩溃。暴力的目击者经常这样描述自己：“我当场呆住了”，或“被钉住了”。也有些人实施了反击或干涉行为，但他们事后总觉得难以置信；这些行为与他们平日的性格背道而驰，有些异常的英勇，又有些鲁莽到了愚蠢的地步。最新研究显示，上述各种反应都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在暴力事件中尤其如此；对旁观者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进行道德赞誉或谴责，似乎并不恰当。

研究人员总是努力在人为控制的情境中，复制那些高度个例化且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事件，并据此得出结论：旁观者面对暴力事件做出的行为，充其量也只是匹夫之勇而已。然而也有研究指出，暴力事件的目击者更有可能出手干涉而非退缩，即便周围还有别人。这与拉坦、达雷二人的研究直接冲突。

鉴于批判旁观者效应的强有力证据，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那些我们以为知道的东西。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不得不去回想几年前那条繁华的街道，反思我自认为发生的事。回头看来，我意识到自己很可能遗漏了袭击事件的关键细节，甚至对记忆进行了错误解读。我现在能确定，我听到了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好像是那些堵车的司机想把袭击者吓跑。我不记得有行人帮助了我，但这意味着确实没有人帮助我吗？事情就发生在一瞬间，袭击者很快就逃离了。可他会不会是被某个旁观者追着逃跑的呢？我曾认为没有人想要帮我，但我忘了考虑一个重要因素：当时我（不自主地）追赶袭击者，离开了别人能帮助的范围。而对那些看着我追别人的旁人来说，我一定是一幅完全能够自己搞定的样子吧。

分别作为受害者和旁观者的两次经历或许给我贴上了“不可靠证人”的标签，但它们也把我塑造成了更积极主动的干涉者。2005年7月伦敦地铁爆炸案后不久，就在我乘地铁的时候，一个男人把帆布包留在我身旁然后飞速下车了。一阵不自主的焦虑感过后，我起身拉下了紧急刹车索。一些乘客开始抱怨我要害他们迟到了，于是我拿起帆布包（后来我意识到此举太莽撞），在下一站下车并在站台上寻求帮助。虽然我做的事称不上英勇，但也不完全是出于本能。这是我习得的一种反应。事实上，美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米德拉斯基（Elizabeth Midlarksy）和马努斯·米德拉斯基（Manus Midlarksy）1970年的研究发现，亲历犯罪和干涉紧急情况的过往经历提升了人们提供帮助的行为和成效。然而我们对这些挺身而出的人知之甚少，因为绝大多数研究都在关注“袖手旁观”的人。

至于有多少暴力或紧急事件是被旁观者的行为预防或阻止的，尚没有研究提供准确的数据。但近来英国交警局、铁路公司与自杀防预慈善组织撒玛利亚会（the Samaritans）开展了名为“只言片语拯救生命”（Small Talk Saves Lives）的一项运动，他们委托进行的研究显示，在2016至2017年间，每发生一起在铁道上的（成功或疑似）自杀事件，都有六次意图挽救生命的干涉：其中十分之一是由旁观者实施的，剩下的来自铁路工作人员或警方。而且我们似乎越来越乐于积极干涉。数据显示2018年1月至12月，英国铁路的公众干涉率上升了20%。

旁观者效应的另一方面也几乎被现有研究忽略了，但我认为这很重要：人们假设当旁观者有意识地选择或不选择干涉时，既不存在帮助被拒绝而遭受羞辱的风险，也没有任何潜在的肉体危害。这种简化太粗暴了，所有旁观者都可以证明。就在遇袭后不久，我在街上遇到了住在附近的一群孩子，其中有几个我认识。年纪最大的男孩正用言语霸凌一个较小的孩子，想让他乖乖交出滑板车。那天我正好赶时间，所以没有做什么。我没有干涉这一事实是否助长了小霸王肆无忌惮的气焰呢？我会不会导致受害者一辈子生活在愤懑中？甚至，我会不会无意间促使其他小孩走上了邪路？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无为”带来的灵魂拷问一直萦绕心头。如果干涉的可能代价是羞辱和性命之虞，那我也要作证说，不作为的代价是愧疚和道德伤害。干涉可能会让我们付出生命，但不干涉会让我们牺牲灵魂。

与其痛心疾首地对不干涉者进行（错误的）道德谴责，或许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搞清楚那些干涉者为何挺身而出，尤其是在可能会付出巨大代价的暴力情境中。如何才能激励人们向他们学习？

有一个答案是训练。通过一个叫“应对自杀性接触”（Managing Suicidal Contacts）的项目，撒玛利亚会对1万8千名铁路工作人员和英国交警进行了自杀干预技巧教学，包括如何以最佳方式接近看起来痛苦而脆弱的人。在过去15个月中，经过撒玛利亚会训练的工作人员做出了80次干涉行为。虽然我们无法知道这意味着拯救了多少生命，但我们应该相信数量是可观的。鉴于这一阶段性成果，撒玛利亚会将项目扩展并覆盖到了前线工作者，比如安保人员和售货员。

2014年奥巴马在任期间，美国白宫的“保护学生免受性侵犯”特别任务组促成了一系列项目，指导个人如何在最佳时机以最佳方式应对校园性暴力，比如“旁观者觉醒”和“绿色圆点”。非官方证据表明这些积极行动确实提升了干涉率。此外，“绿色圆点”在其他国家地区也进行了试点，包括英国的西英格兰大学。

在长达半世纪的岁月里，我们一直错误地以为，相较于作为纯粹个体行动的人，共同目击暴力事件的群体更可能选择规避风险、消极服从，并更容易顾虑别人眼中自己的形象。虽然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可能干涉，虽然人们更容易在受害者看起来特别脆弱或值得帮助的情形下伸出援手，但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人们的确会帮助困境中的他人。而且，这些干涉行为其实无关群体或个人，而且往往有很高的风险。英雄无处不在：自凯蒂·吉诺维斯被残忍杀害已经过了55年，如今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旁观者不愿帮助她，而是为什么我们公众仍然一厢情愿地认为旁观者没有伸出援手。

翻译：有耳；审校：EON；编辑：北方

以下是一些书中的心理实验。

我们可以过颠倒的人生吗？

大脑如何编译我们看到的事物

当你在看某个物体时，它的图像就被颠倒地投射在视网膜上（相机里的光传感器或者胶片也是同理）。二十世纪末期，主流科学理论认为想看到摆正的图像，这个成像过程必不可少。加利福利亚一名伯克利大学的教授乔治·斯特拉顿（George Stratton）质疑了当时的想法，他想知道一个人的视野完全颠倒的话，还能否生活下去。他开始着手构造一副可以翻转图像的迷你双筒望远镜，这样投射在他视网膜上的图像就是正向朝上的，或者如他所称的“正像”。

颠倒世界

他把一对有相同屈光力的凸透镜放置在镜筒内，凸透镜的距离是两者焦距之和。从这个镜筒看过去，所有事物都呈颠倒之像。他将两只这样的镜筒组装在一起，然后捆在自己的头上，一个镜筒对应一只眼睛。并且小心翼翼地用黑色的布和眼睛丝带包裹整个装置的边框，遮盖其他的入射光线。之后他便开始持续佩带该装置十个小时，最后取下装置的时候他会紧闭双眼并佩戴眼罩，这样就看不见任何东西。整个晚上他都在完全的黑暗中度过。

第二天他又重复了整个实验，一整天都佩戴该装置，绝对不用裸眼看任何东西。戴上这个仪器，他看到的视野清晰而且佩戴舒适度也不错。他本来一开始就想用双眼视物，可是同时应付两个单独的分像实在强人所难，所以他就拿黑纸板盖住左边镜筒，只用右眼。

一开始所有东西看上去都上下颠倒了。房间上下是反的；从视线下方举起手来，手却从上面出现。就算这些图像清晰，可乍看上去并不真实，感觉像是我们在正常视觉里看到的东西都错位了，形成了假象或者幻像。斯特拉顿观察到他的大脑依然沿用着对于正常视觉的记忆作为“现实的标准和规范”，来处理接受到的视觉信号。

记忆或现实

斯特拉顿刚开始带着这个装置尝试移动时，会手忙脚乱，磕磕碰碰。只有当他借助触觉或者记忆时，他才能够自如地行走或者做手势，“就像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行动”。

斯特拉顿表明他的问题似乎全部由直觉体验造成的抗力组成，并且合理推测到，如果一个人从出生视觉就反转（或者至少用这样的方式观察这个世界很久）就不会感觉这有什么不寻常。因此，他将这项实验持续了几天，在第七天之前，他就在颠倒的场景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熟悉，记录下那里有迄今为止“视觉环境里最完美的现实”。

颠倒的图像或许会让你迷失方向感，但你的大脑依旧会识别出夏夜的余晖。

习惯这个视图

即使在他已浸入在整个世界颠倒的“完美世界”里，斯特拉顿依旧在这样的环境里举步维艰。能够熟练地在“相反”方向运动并不意味着他对景深和距离的感知没有破绽。“我的手经常伸得过长或者够不到……”，要和朋友握手时，他把手抬得太高；而要掸掉纸上的灰尘时，他又没够到。而且他还注意到，当自己睁开眼睛时，手部动作反而比不上闭着眼睛时靠触觉和记忆指引来得精确。

尽管如此，他还是逐渐习惯了颠倒着生活。一天散步时，他终于可以欣赏到夜景的美，这还是实验开始以来第一次。

斯特拉顿的结论是无论图像如何投射在你的视网膜上，大脑都能用“视觉适应”来匹配你的视觉、触觉以及空间感。

如何管理民主政治？

对领袖风格和善治的探索

• 年份：1939年
• 研究者：库尔特·勒温，李皮特与怀特
• 研究领域：社会心理学
• 结论：有效的民主需要积极的团队管理，而非无限的个体自由。

1933年，先驱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从纳粹德国逃亡到美国，他写道：

迫切的希望和好奇与法西斯欧洲新进难民对美国的怀疑融合成了奇特的产物。人们为此抗争，为此付出生命。这是我们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还是说，这不过是愚弄大众的词？民主？

他开始研究真正的民主是什么样子，该如何组织。 他在阁楼里搭建了一个更像是孩子们的帐篷的“实验室”，木箱子当作椅子，麻布袋当墙，周围都是各种垃圾，大多都是建筑器材。那里拥挤不堪，杂乱无章，但足够有趣——反正与一个洁白干净的教室截然不同。

他招募了一群十岁到十一岁的孩子，将他们分成四个社团，每个社团一周见一次。一个成年人（研究人员之一）会领导着他们一起制作戏剧脸谱，制作家具，装饰房间，还有切肥皂做木雕做飞机模型。换句话说，他们的社团俱乐部也是他们的工作室。

勒温有意使用了不同的领导风格渲染了几种社会氛围：这些孩子会在几周内相继接触到不同类型的领导者。一群研究员会坐在偏僻的地方记录孩子之间的相处之道和他们与领导者的上下级行为，勒温自己则秘密地拍摄下了这些过程。有趣的是，这是社会心理学中最先以实验者（担任领导者）为核心的实验之一；在此之前实验者大多都作为观察员或者助手。

三种领导风格

第一位领导者很严格；他一步接一步对孩子们发出确切的指令，所以后者基本上对整体目标不了解。他给每一个人分配工作任务，包括准确的完成任务的地点——大多都是地板中间。无论赞扬还是批评，他都很直接并针对个人。他时常站在团队外的一个地方，西装革履。

第二位领导者则会让整个团队经过充分讨论后作出重要抉择，营造一种民主平等的氛围。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与谁共事。当他们向领导者寻求建议时，领导者给出了两到三种选择让团队去决定。他完全根据客观事实对孩子的表现进行评价。他还参与了其中一个团队：脱掉了他的外套，挽起袖子，在孩子们周围活动，即使他没做什么实事。

第三位领导者只坐着，由着青少年们去，一点都不干涉。其实起初这种“放任自由”的领导态度是阴差阳错出现的，一位新的领导者拉夫怀特忘记了将青少年们导向民主，于是无政府状态便出现了。后来他说“整个团队开始分崩离析，有几个小孩子真的是喧闹鬼，很快他们就闹了起来，工作效率很低”。

结果

在第一个管理体制下，麻烦会接踵而至。专制型领导风格导致团队间气氛紧张，成员之间很容易产生攻击性行为。很明显他们都不开心，而且会倾向于因为犯错而责怪彼此。一个实验阶段以后，他们把自己制作的面具砸碎了。就像李皮特注意到的，“他们不能对抗领导者，只能迁怒于面具”。

民主氛围里的青少年更开心，攻击性更低，工作动机更强。同时他们工作效率更高，也更富想像力，整个房间都是他们工作的身影。

在放任型团队里，青少年们就在房间里闲逛，几乎完全没有集中在任务上。研究者觉得这个领导风格蛮有趣的，就顺势继续让领导者尽量无为而治。

换团队的时候，青少年们能够快速切换到新的管理体制，学习如何融入团队以及与领导者相处。

勒温总结到：民主永远不会来自于完全的个体自由；而是需要强有力和积极的团队管理。这个实验显示了小团体里也能产生民主行为，这个发现引领了后来关注小组和团队治疗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这也展示了领导力应该是可被传授的技能，而且，它不仅和领袖气质或军事才能有关。

你能选出符合逻辑的答案吗？

华生选择任务：具体条件下的抽象推理

• 年份：1971年
• 研究者：彼特·华生 与 黛安娜·夏皮罗
• 研究领域：认知，决策
• 结论： 抽象问题用具体条件表现出来时，就更容易解决。

试试以下这个逻辑问题：

每张牌一面是颜色，一面是数字。所有蓝色的牌背面都应该是偶数。你要翻开哪几张牌才能验证这句论述是对的？

你能选出符合逻辑的答案吗？

注意：至少百分之七十的人都错了。你会选择哪些牌呢？

彼特·华生一直对人类如何处理推理问题兴趣深厚，在1966年第一次设计出此类实验问题。他揭示了处理纯逻辑的不同路径可能造成不同的判断表现。

这个命题里，若p代表牌是蓝色，q代表偶数，则第一张牌满足p第二张牌不满足，同时第四张牌满足q第三张不满足。所以你必须翻开蓝色的牌看背面是不是偶数。你也可以翻开数字3这张牌，因为这张牌不满足q；3不是偶数。翻开数字8不对，无论8的背面是什么颜色，都无法证伪命题。

所以正解是翻开蓝色牌和数字3。

华生和夏皮诺让学生们做了24个类似的问题。只有7个题目（29%）答对了。学生们太重视证实命题却忽视了证伪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们忽略了通过翻不满足q的牌来反证这个命题。

研究者想知道内容稍作变更与社会生活相关的话，正确率是否会高一些，所以他们设计了所谓“主题性”问题。他们将32名本科学生分成两组。抽象组被分到类似上述的题目：四张牌，一面有字母一面有数字，分别是D、K、3、7。问题是要翻哪几张牌能证明命题“印有D的牌背面是数字3”的真伪。

你能推算出来吗？答案见最后。

“主题性”小组的学生们则被告知，实验者在某几个特定的日期完成了四段旅程。她声称每次去曼城都开车。四张牌代表她的四段旅程；每张牌一面有目的地名，另外一面有交通方式。问题是要翻那些牌才能证实她的陈述。

结果

抽象组平均只回答对了两题（12.5%），而主题性小组表现卓越，平均答对十道（62.5%）。研究人员总结到，主题性问题更容易是因为，它让人们处理的是比起只有字母和数字来说更具体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与语言有密切联系——是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情景，比如旅行。

所有情景中最简单的当属喝酒了。假设你身处一个酒吧，只有年龄超过21岁的人能喝啤酒。每张牌代表一位客人。

你得翻开哪几张牌来证明四位客人都守法满龄了。这个该简单了把。

结论表明，关于社会规则的答案对我们来说都更简单。可或许是因为我们更熟悉社会场景，也可能是我们的大脑演化的决策机制更易处理社会问题而非抽象问题。

答案

答案是 D 和 7；曼城和火车；啤酒和17。

翻译：夏天

校对：tangcubibi

原文：http://www.sciencefocus.com/article/mind/psychology-experiments-science-history-pavlovs-dog-adam-hart-davis

我们骑跨赤裸的神经元，剥去它们的鞘，直至生命最幸福的时刻和最深刻的亲密关系。

当我还是一名神经解剖学学生的时候，曾解剖过一颗装在半加仑桶内的人脑。我们的实验室手册绘制出了大脑的原位图，那是沿中线切开的半颗爱尔兰老人的头颅，图谱画出了各个部位正常工作时该有的样子。我和实验室的合作伙伴花了整整一个学期，层层剥开那颗头颅，了解它所积累的经历。我们用拉丁语和希腊语给出粗略的轮廓标签。在考试中，我们可能会在脑桥和延髓的小分区里寻找如针一般的细小结构，可能会被要求描绘出小孩碰到热炉后瞬间缩手时的信息流。这些正是神经科学的魅力：它提供了一份经验的图谱，一份只需用柳叶刀和镇定的双手便可描绘的图谱。那年我21岁，震惊万分，彻底被迷住。

大概过了一年，我加入了几名研究生的午后活动，在齐踝深的水塘到齐腰深的水域中捕捞各式各样的鱼类。带领我们的是一位见解独特、思维灵活的鱼类学教授，他手把手教我如何使用围网：把手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倾斜渔网，它会在我的身后漂荡。他还教给我怎样在水里移动，把鱼儿赶进渔网中去。尽管我对这些知之甚少，他仍然很尊重我。当我眺望着蜿蜒在伊利诺斯州平原的费米利恩河时，他问我：“既然你是一名神经生物学家，那么告诉我：为何水流会如此迷人？”

或许是因为那溪水潺涓、浮光跃金，时而平静时而捉摸不定，我把答案留在了心里。那时的我们不会想到在今后的20年里，我们会继续讨论他这个奇怪的问题和当时尴尬的沉默。

也许我们太羞于谈论自己的奇思妙想。神经科学家想要的不仅仅是绘制大脑的“通航水域”，条条支流，潺潺涟漪。我们对大脑中负责情爱与欲望的区域完成了元分析。就算我们拥有了这份有关情欲的、亲密的“地形图”，那又怎样？正如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所写：“你们掌握的那些事实很有用，但它们并不是我的家园。”我们真的可以了解到为何刹那的接触会使心狂跳不止吗？为何那一瞬间的触觉感受会主观延长，十年之后才消失殆尽？答案应该始于皮肤，止于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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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当苏格兰医生亨利·福尔德斯（Henry Faulds）漫步日本海滩时，发现陶器碎片中留有史前工匠的指痕。而当时通过类似方法制作的壶器可以显示出更多的细节，这促使他开始注意人手之间的细微差异。当时的博物学家通常在叶子表层刷上薄层印刷油墨，把植物的纹路转印到纸上，以记录异国蕨类植物的微妙形态。福尔德斯对手指和手掌的复杂纹路做了类似的记录，发现他的朋友和同事们都不一样。

1880年，福尔德斯发表了他的发现，并在文章中提出将手印运用到犯罪学中。他建议使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把手印印在玻璃上，重叠处就可以利用幻灯投影出来。从烟灰或血液中采集到的信息可用于确定或排除嫌疑人，而残缺无头尸体的身份也可以因此而得以鉴别。

福尔德斯很快收到了威廉·赫歇尔爵士（Sir William Herschel）的回应：他已经开始用指纹识别孟加拉国的囚犯和抚恤金领取者。赫歇尔把收集到的大量指纹数据传递给了弗朗西斯·高尔顿（Sir Francis Galton）。高尔顿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表亲，同时也是数据统计的先驱。1892年，高尔顿比较了指尖中央球部的斗形、箕形和弓形纹路，在这个小小的三角区域里，细纹交汇于一点，发出无数种排列组合。高尔顿估计出现两枚指纹相同的概率大约是六百四十亿分之一。显然，我们的手纹线和指纹的组合比世界上存在的手指的数量还要多的多。至此，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指纹似乎已成为身份的代名词。

电压每次激增，都能长成一分微小而可预测的愉悦。

指纹拥有多样性，也就意味着同样存在恒常性。做个小实验：舔一下手指，就像你看书翻页时做的那样。你会本能地舔在手指捏住轻小物体的地方，在这个区域的中央，绕着中心一圈圈堆砌起来的脊线和凹纹，正是指纹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你在物体上往任意方向移动手指，物体将沿垂直于指纹脊线的方向运动，这样能保证摩擦力作用在每一条脊线上，好似推墙一样。指尖中心的球形部分包含了最精细、最密集的脊线。如果你沿着手指往掌心看，可以清楚地发现脊线越来越宽。我们手指上最最精细的脊线正好位于我们手指最先触碰到物体的区域中央，这绝非巧合——那里同样也是触觉神经末梢最密集的地方。回想一下你是如何爱抚恋人的——指尖慢慢地滑过皮肤，抑或展开手掌，最大面积接触恋人的肌肤。

当触觉的压力和深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受体神经元的表面变形、细胞拉伸，直到压力大到足以打开相关通道，让盐离子流入和流出细胞。离子流引起的电压变化沿着神经轴索传入脊髓，继而传递到其他神经细胞，最终到达大脑。我们之所以能判断物体的光滑程度和柔韧程度，是因为传递压力分布状况的神经冲动可以快速到达我们的大脑，从而在短时间内分辨触觉的变化。假如没有这种能力，触觉感受就会像半速播放的磁带那样，模糊又粗糙。和其他物种一样，我们通过让“导线”绝缘来达到这一传递速度。神经细胞高度分化，需要伴细胞（companion cell）辅助维持生存。一些伴细胞分化成了包封轴突的形式，一层层扁平地包裹在轴突的外侧，就像包裹着小宝宝的特大号襁褓，又像电线的橡胶涂层。

绝缘神经元（译者注：有髓神经纤维）负责细微的触觉，但是人体内还有第二类感觉神经元没有髓鞘包裹。这些裸露的神经末梢反应较慢，会对较粗糙的刺激作出反应。科学早已证明，这些无髓鞘神经元能回应温度、疼痛和瘙痒。但直到最近研究才发现，它们也能回应爱抚带来的愉悦感。当人类被试的皮肤被轻缓抚摸时，瑞典的研究人员记录下了神经元的相关数据。电压每次激增，都对应一分微小但可预测的愉悦感受。虽然在手指和手掌上的无毛皮肤中未发现这类神经元，但它们存在于身体的其他部分；也许你会带着爱意抚慰它们。无髓鞘神经纤维大量存在于常并在一起讨论的一类部位：嘴唇、乳头、生殖器和肛门。阴蒂和龟头里密布着感觉神经元的无髓末端。令人惊叹的是，我们通常认为这些神经元负责痛觉，仿佛我们不曾了解性接触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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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星期五，我都和一群鱼类学家在附近的酒吧聚会。我喜欢醉醺醺的辩论，乐意在湿纸巾上记录精心构思的论据，热爱喧嚣和嬉笑。某天晚上，我偶遇了从前的神经解剖学搭档，感觉亲切又激动。当我们握手再见时，我假装没注意到他悄悄用中指挠我的掌心。这种隐晦的触摸很奇怪，至少在美国中西部是这样，这是一个童年时期表示暧昧的暗示。从成年男子那里收到这个手势真是很独特的体验。我和朋友一起分析了手势的涵义。这并不是他唯一一次的特殊举动：他知道我没有摩托车，但是还是不止一次邀请我和他一起骑车兜风。

在进一步的公开分析中，我却没有提及到，他在我掌心的抚摸刺激得我背脊一麻。私下里我记录下了内心的震撼，并把带有记录的笔记本藏进了一个盒子。产生这样的情绪波动，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是某个人的性趣对象。这种情绪波动配合具有性意味的语境，一些情欲“电荷”自然会产生；情欲“电荷”加上我体内压抑的情感“能量”，这不难解释为什么我会心率上升、下体一硬。

虽然我可以接受这个不太靠谱的结论，但我发现，我越来越难以否认自己的迷恋之情——对于那位沉迷于流水的生物学家。我期待每周五他的陪伴；若在拥挤的桌子上我们意外产生亲密接触，我会十分高兴。快乐的时光延续至深夜，我们在酒醉之中讨论关于性向的生物学。

我知道很多神经内分泌学的知识：睾酮的释放受任意与性欲相关的气味控制、著名研究的取样偏误、人类大脑的可塑性。49岁的他问，如果性向是如此的不固定，那我为什么不和男人睡觉。我反驳说，虽然我没有同性关系的经历，但事实上，我会考虑在合适情况下和同性睡一觉。房间突然显得又吵闹又封闭。于是我们付了账单，他开车送我回家。尴尬地在我家门前停车，熄火，瞎扯一番明天的工作后，我下了他的车。

不久后，我们偷偷溜出去吃午餐。我们一同欣赏日环食在斑驳的树荫下投射明亮的光环。私下他教我如何在几英寸深的激流里依靠呼吸管浮潜，面朝着光滑的石头，捕捉五颜六色的鱼儿。

在这部分裸露的信息流中，触感可以是温暖的、激动的，甚至是充满痛苦的。

每个触觉感受器把电压向上传递至脊髓和大脑，像藏着信息的漂流瓶似的，电压沿着由感觉神经轴突构成的细长通路流动。每条电流会传达自己的信息，无数的电流合并成两条北上的信息流。

在这些信息流中，不同触觉有着不同的通路。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神经外科医生威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利用电流刺激癫痫患者的大脑，探索癫痫相关的大脑皮层区域。患者在整个过程中必须保持清醒，以便医生询问他们经受微弱电流刺激时的体验。仅仅是电流便足以引起手臂的触觉感受；当这附近的皮层区域受刺激时，就会感觉肩膀被触摸。

彭菲尔德发现大脑里有准确的“体表控制地图”。他沿着皮层上的一条条褶皱研究，绘制出大脑中负责触觉和运动的区域，同身体表面不同位置的映射示意图。他绘制的感官侏儒（homunculus）是神经科学中的标志性形象——身体扭曲变形，就像早期的世界地图，“畸形”程度反映了不同部位的触觉发达程度。 例如，人体对触觉最敏感的区域变得膨胀。“人体映射示意图”的三维重建以怪异漫画的形式揭示了人类的进化之路。我们的手指、脸庞、手掌、嘴唇、舌头和生殖器均变得过大。大脑对于运动的控制也呈现类似的扭曲——手和嘴的触觉感受和运动控制都相当精确。弹琴或者“吹箫”，会激起同等程度的、专门化的感觉和运动。

或许，触觉最大的特性就是帮助我们揭示了大脑强大的可塑性。一些人生下来带有“并指”，即多根手指合并生长在一起，该组手指被大脑认为是一个单位。当手指被分开，它们对应的皮层控制区域也会跟着变化，产生新的独立边界。专业的弦乐家可以用左手弹出和弦或咏叹调。演奏滑音、断音、颤音，左手对应的皮层也会逐渐扩大。

如果不断使用能引起神经表征扩大，那么停用则会导致它们缩小，这会让相邻的神经元占据空出的空间。与面部触觉的相关神经元毗邻手臂的神经表征；在失去胳膊的截肢者的大脑中发现，面部触觉的神经表征扩大，占据了临近闲置的区域。生殖器的触觉神经元和骨盆肌肉的控制神经元并列在皮层的中心凹处，就在足部对应的皮层区域下方。在神经可塑性方面有一个极具启发意义的例子，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神经科学家拉马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援引了两名截肢者的案例，称他们失去一只脚，生殖器官的敏感性却因此提高了。一名病人报告称，他的高潮可以从生殖器延伸到幻足上。

拉马钱德兰的一名学生推测，这种“大脑重组”助推了中国封建时代缠足习俗的流行和发展。1912年，缠足被废除。缠足这种残忍的行为是将年轻女孩的脚弯曲、束缚，历经多年，直到脚掌折叠成皮夹状，或者说好听点，莲花状。虽然缠足的初衷是令女性走起路来显得婀娜多姿，但圣迭戈的临床医生保罗·麦克戈奇（Paul McGeoch）认为，这些女性也会经历足部对应的皮层萎缩和生殖器神经侵占空间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英文学术界开始引用赞美缠足的文章。一些人宣称缠足改善了阴道状况，或者足部对性抚摸的反应异常敏感。这些文献莫名其妙地和缠足及厌女症相联，但它与我们对皮层可塑性的理解却是一致的。

触觉改变造成的神经表征变化揭示了经历对大脑发展的影响。大脑的发展与无数神经元的增长或衰退相关；神经元的树突和轴突被流经它们的信息所改变。一位专业音乐家朋友长期在欧洲工作，抄写为中提琴创作的珍稀音乐，时常睡在浴室中。在他家里，他在一张地图上用图钉标注一些城市——他与这些城市里的人发生过性关系。地图上布满了图钉。我试图想象他的大脑皮层是什么样的。他是用左手指触摸皮肤的吗？当他热情洋溢地演奏协奏曲时，嘴唇是否在颤抖？我们在世上走过的道路改变了自己，这些经历丰富多彩而又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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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醉酒辩论两个多月后的寒假，我陪同生物学家前往委内瑞拉。在起飞前一天晚上，我第一次完成了博士项目的申请。我用针式打印机整理了草稿，剪开后在酒店的办公室复印。起飞前几个小时，寄出了最后一份申请书。几小时后，飞机降落，我是近视，把大海上的加勒比群岛认成了白日里的星星。加拉加斯是一座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还有更多的人挤到了城市周围的山上。我们途经了一片公交车“墓地”，车辆白色的框架如白骨一般深陷入了土壤。机场相当混乱，团队带领我们前往一家酒店，在那里度过一夜后，又出发去内陆。

在洛斯亚诺斯大草原的第一个早晨，我们醒来便遇到了房东——一位在当地大学工作的年迈移民，边弹钢琴边唱佩茜·克莱恩（Patsy Cline）的歌，煮咖啡时会用滤网过滤煮沸的牛奶。第二天，我们驾驶着两架老吉普和一辆路虎驶入了委内瑞拉的大草原。北美洲正逢冬季，人们更愿在南美的洛斯亚诺斯度过一段时间，探索草原的神奇与美丽。在潮湿的季节，浩瀚的平原会被奥里诺科河的水淹没。到十二月时，热度又会蒸发浅层地表水，留下充满种种野生动物的池塘：色彩鲜艳的鱼类，和它们种类繁多的天敌——淡水豚、鹳和蟒蛇。

在接下来的10天里我们开车，露营，骑行。我们开车到达圭亚那地盾，那里布满火山岩，就像月球一样。我们把凯门鳄从渔网取下，油炸水虎鱼做晚饭；还有一只巨大的食蚁兽穿过我们的营地。那几天我所经历的冒险、友谊和亲密，比以前在生活体验过的总和还要多。那里到处都有鱼可抓，供我们随意拍照，留作科研素材。每天晚上，我们两人紧紧地抱住彼此，好像随时都可能有人进来把我们分开一样。

无髓鞘感觉神经元形成了一条与触觉性质相关的信息流，即触觉的实质涵义。在这部分裸露的信息流中，触感可以是温暖的、激动的，甚至是充满痛苦的。多条支流聚集到负责区分触觉的“流域”中，这个部分为我们对纹理质地的体验赋予含义。裸露的信息流也会经过一条通道上溯至终点，这条通道在解剖学上被称为前外侧系统。前外侧系统和大脑负责调节我们的社会经历以及亲密性关系。

哺乳动物同伴被称为“宠物”，是因为抚摸它们和因抚摸产生的催产素牢牢维系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例如，下丘脑是位于人体上颚之上的脑区，负责协调激素的释放，也负责调节排卵和精子的产生。作为对下丘脑调节的回应，性腺细胞会分泌多种激素，如睾酮、雌激素、黄体酮，每一种都会产生生殖刺激。在脊椎动物中，排卵前雌激素会逐渐上升，而后黄体酮迅速增多。渴望交配的雌鼠会拱起背部，尾巴挪到一边，方便雄鼠进入。20世纪70年代，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在雄鼠的爪子上涂墨水，以记录交配时雄鼠抓住的雌鼠的腰臀位置。一旦雌鼠发情，它们体侧的墨迹显示：即使雄鼠放错爪子的位置，它们也不会发怒。雄鼠紧紧靠在雌鼠拱起的背上，这样的触觉通过前外侧系统传入雌鼠的大脑——这是一个在我们想到去问母亲、恋人、朋友给予的抚摸是否有共通之处以前，一直都被我们忽略了的事实。

一种特别著名的激素——催产素，受到各种触感的刺激后从下丘脑中释放出来。新生儿和母亲之间的肌肤会促进催产素释放。哺乳期间，婴儿吮吸乳汁的感觉也会促进催产素的释放，从而引起母乳的分泌。催产素分泌的场景有很多，按摩、拥抱、狒狒群体间互相整理毛发、啮齿动物舔舐幼崽等等。罗马尼亚孤儿院里的儿童很少被抚摸，缺乏情感体验，同时他们血液中催产素的水平也较低。催产素被视为与父母、朋友或情人形成永久情感纽带的基础。据推测，哺乳动物同伴被称为“宠物”，是因为抚摸它们和因抚摸产生的催产素牢牢维系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它们皮毛柔软，与狼或非洲野猫大不相同，似乎是为了我们触觉的愉悦而专门设计的。盯着你狗狗的眼睛看，若时机刚好，你大脑自然会释放催产素。

另一种由下丘脑释放的蛋白质类激素β—内啡呔，尽管较少受到重视，但它增加快感和抑制疼痛的效力非常显著。内啡肽的受体与吗啡、海洛因和奥施康定等麻醉类药物的靶细胞相同，它们均能提供独特的愉悦温暖的体验。抚摸能刺激内啡肽释放。灵长类动物是触觉感知型的社会动物。如果不需要抚摸就能产生内啡肽，我们会失去相互抚摸的兴趣，猕猴也会厌倦被梳理毛发，就好像海洛因成瘾者厌倦了性爱一样。我们身体内的内啡肽也许能解释，为何在难眠的夜晚，恋人纠缠的躯体是如此美妙，令人沉醉。合成型麻醉剂能给人带来纯净的拥抱体验、纯粹的温暖和慰藉，但在清醒时，我们无法拥有这些极其强烈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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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年末，我得出发去国家的另一端开始博士项目。生物学家帮我把行李打包，放进了一辆破旧的福特野马。尽管我们认为在一起的时光结束了，我仍在第一年寒假重返草原，与他带来的一大群学生和科学家们一起工作学习。大草原仍然美得令人窒息，但紧张的工作让我们少了彼此间的慰藉，也没有过多的私人时间。我们相处得太过拘谨，以至于最终我忍不住向他发火——这也惹怒了他。然而，生活中还是有一些美好的瞬间，让集体生活不那么乏味沉闷。

在其中一站，我们发现了一段狭窄的河流，水流下的河床宽阔平坦，裸露着石子。我们带上工具，两人或四人一组，踏入蜿蜒曲折的河流，将藏在岩石和缝隙中的鱼赶进我们的网兜。我独自前进，来到一处，那儿的水流在石面冲刷出一个几英尺深的小坑。湍急的水流里，甲鲶鱼藏身于黑暗的角落中静待夜幕将临。我戴上面罩和呼吸管，没脱衣服就扎入水底，紧紧抓着岩石稳住身体。河水不断拉扯着我，我握住岩石，向上望着那阴影里的鱼群。那儿约摸有六条，每条都有8到10英寸长，有着红木般的甲壳，鱼肚子压在石头上。当我憋不住气时，我冒出水面，站起身吹出呼吸管里的水换气。我看见他在远远地望着我——这让我感到了刹那的幸福。

一天夜里，我们小队扎营在偏远的河岸边，位于阿普雷河（西班牙语：Rio Apure）某处，这条河流附近有很多奇异的生物。我们头一次听到红面吼猴低沉的吼声。一名来自皮奥里亚的爬虫专业的学生从灌木丛中跑了出来，手里握着一只蜥蜴。“那是什么？”他喊道，“是野猪么？”后来还是在那里，当我趟过浑水时，突然感到一阵被叮咬的尖锐刺痛。那是一条电鳗，我们后来在围网里捕获了它——体长3英尺，有着红色的下巴和鲶鱼似的光不溜秋的头顶。这之后我们又抓到了44种鱼。我们拍了照片，扎了帐篷，畅饮朗姆酒。那晚，马群雷鸣般的嘶吼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它们从营地旁奔腾而过，帐篷随着马群的踢踏颤抖不止。

电鳗是一种体型相对巨大的长刀鱼（一种刀形鱼类），可以利用电流感知浑水中猎物的位置。电流是神经和肌肉的语言，最初长刀鱼用它探索暗处，而它的近亲电鳗则放大强化体内的电流，用来狩猎和恐吓。不均匀地分布在单个神经元上的盐离子所产生的电压通常小于0.1伏，而电鳗可以产生600伏电压，这足以为几个大型电器短时供电，给神经痛觉通路带来爆击更是绰绰有余。这种疼痛似乎有长久的历史。如果把目光从人类移到其他灵长类、啮齿类、哺乳类，乃至爬行动物、禽类或蛙类，我们会发现相同的神经解剖学路径。目光再远一点，越过电鳗，穿过海参和海星，到达昆虫类。痛觉的神经路径变得难觅踪迹，但是我们仍能找到类似于痛苦的感受。果蝇，常被用于遗传学研究，能学会规避带有任意气味的轻微电击。学会给一种动物造成痛苦，也就能给其他所有动物痛觉体验。生物规律是“吝啬”的，总有相似之处。

抚摸的舒适感到底存在多久了？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指出，古老的灵长类动物间存在互相梳理毛发和抚摸的行为，如黑猩猩、大猩猩、狒狒和猕猴等。一些狮尾狒群体甚至会花费20%的时间用于梳理毛发。利用抚摸加强社会纽带，这种行为似乎已存在3000万年了。但是，和美洲的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在这种社交行为出现的2000万年以前，红面吼猴在这革新的行为出现之前，就已经从人类的种群中分离了出去——它们不能体会到这种与性无关的亲密行为带来的乐趣。

积极的、充满爱意的抚摸从何而来？也许在3.5亿年前，脊椎动物第一次学会交媾时便发生了。

即便红面吼猴可能无法从拥抱中体会到任何喜悦，另一些南美洲的同类却偏爱此道。比如，一对伶猴就时常拥抱，梳理毛发，或者把尾巴缠在一起。在哺乳动物中，互相交流的习性也在不断发展。新的学说认为，亲代抚养机制源于自然选择。例如，繁衍和哺乳引起母体分泌催产素，加强了母亲与婴儿的联系。催产素促进了草原田鼠雌雄之间的配对——这种啮齿动物分布在美国中西部，以家庭为单位活动。性高潮、伴侣和家人的爱抚都会促进催产素释放。催产素只是众多神经调质的一种，它在抚育方面的作用已经塑造了我们的性生活与社会生活。

除了哺乳动物，鸟类同样会关爱幼崽，它们通常结对繁殖。它们会梳理羽毛，咕咕叫，却不会分娩和哺乳。那么，它们的大脑怎么决定自己应该爱谁？难道鸟类的依附关系是一种全新的感情？还是说，各种亲密关系是由更深层更古老的机理转换而来？积极的、充满爱意的抚摸从何而来？也许在3.5亿年前，脊椎动物第一次学会交媾时便发生了。

体内受精是陆上脊椎动物的特征，比如爬行动物、哺乳动物和鸟类。发表于2011年的一篇论文指出，通过对小鼠进行基因工程改造，它们的神经元能够发光便于计数，这样能找到对抚摸敏感的神经元。作者客观地表示，这些神经元主要分布在脊髓内支配生殖器的区域。鉴于性感带的神经元末梢和爱抚的感受器很相似，它们的功能自然也很相像——将在肌肤上游走的抚摸转化为快乐的火花——似乎可以说，触摸的愉悦起源于交媾的痛感。

还有个小问题。沿着族谱继续回溯——这次不再与其他脊椎动物作比较——而是青蛙和蝾螈。两栖动物早在体内受精出现之前就从演化树上分离出去了。然而，和人类的近亲一样，它们的交配往往需要抱对：雄性用双腿夹住雌性，分别释放精子和卵子。把生殖细胞混合在一起，这对于陆生脊椎动物和一些四条腿生物来说至关重要——毕竟它们不能把生殖细胞排放到大海里，通过水流传播。也许我们会把肢体的亲密同呼吸的空气和已离开的水域相联系，事实上，它存在于彼此交织的四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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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相距千里，我们总是会努力待在一起。多年来，我们在专业会议上相见，一起进行短途旅行，一起度过漫长假期——总能从工作中挤出几天到几个星期。我们每一次相处总是短暂又热烈。在公共场合，我们遵守礼节规则；无言地互相膝盖碰膝盖，在影院灯光暗下、眼睛尚未适应黑暗时握住对方的手。八年分别再聚后，我们变得更加宽容，谨慎地分享了我们与他人交往时稍纵即逝的亲密时刻，就像密谋反对传统的同谋者。

我很快就要博士毕业，继续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他也将从科研岗位离职到华盛顿应聘。最终，我被聘为一名大学教师，而他选择提前退休，与我一道去大学城，那里树木茂盛，气候湿润，布满了自行车道。我们买了一所房子，逐渐习惯了一起生活。我们在一起裸睡：刚开始我们面对面，后来一个人抱着另一个，然后换位，彼此搂着直到天明。我们即便可以好几天或几周忍受双方性格上的极大差异，长时间的同居最终让我们都疲惫不堪。一场吵闹后，我们和衣而睡。与疯狂的过去相比，现在的性爱显得平淡又多余。那年春天，当他在奥沙克山脉间捕鱼时，我另寻了新欢。

夏天一到，我就逃到云雾缭绕的巴拿马山谷中，开始了田野调查的时光。当我在草丛中探寻时，无线电接收器探测到了神秘的电流声——藏匿于深处的老鼠在唱歌。那儿长期湿冷，我和公园守卫一起住的那间房子没有电力和暖气。我难受的时候就喝朗姆酒、抽大卷烟——那是一个同尼加拉瓜反叛份子打了六年仗的男人送给我的。独居之时，我的思绪就会飘向柔和的、幻想之中的亲密关系：星期天清晨，一起躺在吊床上阅读报纸；工作日晚上，一同分享葡萄酒和温暖的沐浴。

我们对亲密行为的渴望源自灵长类动物的基因遗传。社会心理学家，可以说是最专业的灵长类动物学家了，他们记录了触觉在人类群体中扮演的复杂角色。比如，被销售人员触碰过的客户态度更加友好；我们习惯给接触过的服务员更多小费；在公共电话亭发现遗落的硬币后，如果失主在离开前触碰过我们，我们更倾向于把钱还给他。当然，接触的身体位置很有讲究。比如，大多数人对理发师保有一定的忠诚度。其他人群也有类似的例子。在南非和纳米比亚，进行狩猎采集活动的昆申（ !Kung San）部落中，女性形成了理发组织，这有助于确定和维持社会地位。在大学生和青少年中，电动剪刀和卷发器似乎发挥了类似的作用。虽然许多文化中，多数成年人已经将这一工作委托给了熟练的专业人士，但我们对这些人士展现的忠诚并不会表示给其他服务者。我从不限制自己去单一的餐厅，或只找固定的店员买衣服。我们是社会动物，在很大程度上，自我的身份是由我们接触的人和接触我们的人所界定。

触碰将我们嵌入社交网络。我们选择公开哪些接触以及向谁坦白，这些选择将我们定义为一个群体。

我们对触摸的反应传递了放松和信任，而且愿意被多次触碰更是体现了给对方的信任。 触摸让双方关系变得亲密，我们的顺从意味着双方都默许这一发展。社会科学家观察了爱情中出现的抚摸，得到了普遍性较高的结论。在追求的早期，男性往往比女性更容易主动抚摸对方。在求婚的兴奋期，爱抚的频率会因互表爱意而增加。作出爱情的承诺后，亲密的爱抚似乎有所减少，而女性会继续主动爱抚，男性会更加热烈地回应爱抚，往复交替。我们通过能感受爱抚的神经元传达兴趣和承诺。当伴侣需要承诺时，便恢复抚摸；当需要自主的空间时，则主动减少抚摸——从而找到温柔舒适的相处方式。绝大多数人都能不经训练就理解这些亲密的信号。

触碰交流不仅发生在我们和朋友与恋人之间，也发生在我们与周围的人群间。我们在私密空间里的触碰交流及其对象，与公开场合中的触碰是大不相同的。在198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密苏里大学的心理学家弗兰克·威利斯（Frank Willis）和克里斯汀·林克（Christine Rinck）要求本科生被试记录他们给予和接受的触碰。1498次接触中有779次被认为是私密行为，包括：亲吻面颊、抚摸大腿、生殖器间的摩擦——这些互动大多数发生在私密空间，比如家里和汽车中。以此类推，我们会为自己的不忠感到羞耻，至少不愿意透露这些事情。所以对拥有一个情人这件事要慎重考虑：触碰将我们嵌入社交网络。我们选择性公开的那些接触以及坦白的对象，会将我们定义为一个群体。

当彭菲尔德绘制触觉和运动的皮层图时，有一块出现了明显的缺失。皮层中缺少痛觉和温觉的区域，那是明显可以打破意识表层的地方。当代的研究方法表示，表现强烈情感的触觉与皮层中被称为“脑岛”的隐藏区域有关。用电极刺激脑岛，你会体会到疼痛或温暖的感觉。轻抚手臂，脑岛便会被激活。如果有一名男子躺在大学医院的功能核磁共振仪器上，即便周围嘈杂又超然，但当女友给他手淫时，他的脑岛仍会出现激活现象。

看起来，身体的感觉会集中在岛叶皮层的后端，然后向前移动到前脑岛，同时与身体状态相关的信息融合在一起，这类信息包括饥饿、性欲、警觉，和被情感中心过滤的、来自外部世界的感觉。中风和外伤导致的脑岛损伤会导致病态的缺陷。

躯体失认症患者感受不到身体的存在，他们可能认不出自己的胳膊，或者把别人的胳膊当成自己的。失认症是指自身有病却不自知的可怕疾病。比如，失明的人相信自己能看到。或者身躯麻痹，又坚信自己拥有“感受”。有一种解释是，前脑岛负责自身存在的感觉，而这感觉是皮肤将相关体验的神经信息流处理过后感受到的触觉。前脑岛的损伤会混乱这一信息流，导致我们最安全的知识——包含我们对身体的 “所有权”和完整的感官体验的知识——不过是一个脆弱的叙述罢了。

岛叶皮层不仅在感受抚摸时活跃，在想到抚摸时也会变得活跃。它不仅在痛苦和想到痛苦时活跃，想到其他人的痛苦时也会如此。这也是身体感到疼痛的原因。我们有时感到痛苦，或许这都怪岛叶皮层——失恋后消极颓废，喝多了躺在混合了眼泪和尿液的浴缸里，任由黑色的烟蒂漂在水面上。也许我们可以指责它令生命像断骨一般悸动。我们沉浸于主观感受，对于时间的体验无限扩大。脑岛的活动大概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十年之后仍可以记得：两人在房间里的位置，一个站着，另一个坐着，气氛紧张地交谈，时有停顿；交谈中说了某句话，尴尬的局面渐渐转为和谐。我们也许可以据此解释记忆的不连贯性——记忆点之间总是存在间隔。往前跳跃几天，就能记起一个怀抱的温暖，一段舞步的纠结；正如威利·纳尔逊所请求的那样：不要忘记。再往前回溯几个月：我们在橡树下骑行，苔藓稀疏，露水尚浓；我们在潺潺溪流中猎捕颔针鱼；我们在昏暗酒吧里小酌，时光流淌，暮色四合。仿佛电影胶片快速回放，我们之间的激情一祯一祯凋零。也许岛叶才是心灵公正的编辑，当挚爱枯萎成一段旧时光，它默默收集过去的碎片。嗯，可能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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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访问华盛顿特区时，我在美国国家美术馆稍作停留，欣赏查克·克劳斯（Chuck Close）的作品《范妮》（Fanny）。这是一幅大型绘画，详细描绘了一位女性饱经岁月布满皱纹的面庞，她的喉咙上有一道疤痕，那是气管被切开后留下的。这幅肖像是柔情的体现，由或轻或重的手指印画而成——说是绘画，实际上更像雕塑。我沿着史密森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街道漫步，看着孩子们将手放上古代艺术作品（来自澳大利亚博拉戴勒山的古人手印）的复制品，与它们相重合。手印上涂了法兰西、婆罗洲和阿根廷洞穴中吹出的红色颜料。孩子们跨越万年，快乐地与它们接触。

我略掉了西班牙卡斯蒂略洞穴中的遗迹——人类学家们争论不休，争论着这些遗迹究竟是由现代人类还是尼安德特人留下的。在附近的博物馆里，一名讲解员停下脚步，描述早期人种的脚印。他解释道，整个足迹化石学学科都在试图理解触摸留下的痕迹。在我们没有登上陆地之前，一只肺鱼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岸边行走；在我们完全进化为人类以前，一位母亲带着孩子直立走过一层灰土；在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拍摄之前，他把手印在格鲁曼中国戏院的湿水泥里。像找到瓷器碎片的福尔德斯一般，我们痴迷于对触摸的记录。

我们是在海中一起游泳的两条鱼，我们是混合交融的海洋。

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将我们对触摸的迷恋描述成各种交感巫术。他认为存在一种巫术思想，能够通过触摸传递物质的特性。弗雷泽在他的著作《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写道：“在南斯拉夫，女孩可以把她倾慕的男人脚印下的泥土挖出来，放在花盆中种上金盏花，它被视为永不凋零的植物。若金盏花永不谢败，她心上人的爱情也会随之绽放，永不凋零。”我们很容易把巫术思想视为愚蠢的荒唐事，但我更倾向把它看作一件来自4亿年前的、难以捉摸的人类遗产。我承认，我还留着一件他的衬衫，藏在我的破旧衣衫里。那是我刚搬到研究生院时，他寄给我的。他的味道在衬衫上保留了很多年。

在我们分手的夏天，我在巴拿马度假。一个无所事事的夜晚，我随手翻译了几首聂鲁达的诗歌。我想借此排遣心中的烦闷，同时提高西班牙语水平。我知道了un relámpago是一道闪电的意思；还知道了，聂鲁达像惠特曼一样，热爱描写水流、光和触摸。惠特曼歌颂被压抑的痛苦之河，这之中却有愉悦的浪花激荡翻腾：我们是在海中一起游泳的两条鱼，我们是混合交融的海洋。聂鲁达歌颂水流、梦想、赤裸裸的真理。他想知道青蛙是否会小声嘀咕两栖动物的不雅事，公牛是否会向骟牛咨询关于母牛的种种。他敬畏地问道：星河为何淌如流水，雨中敲击着怎样的乐曲。他惊叹于人类的无知。

当然，他是对的。我们的理解是碎片的、虚构的——记忆是一段由斑斓的碎片拼成的故事，以一种令人愉悦的方式。就像用海玻璃制成的风铃，它的旋律精巧，熟悉却又难以捉摸。聂鲁达写道，当风在耳边低语真理时，我们才会在遗忘中寻得答案。而他的问询依旧熠熠闪光。

翻译：橘子汁

校对：肖荷，何宗霖

编辑：EON

在重返校园攻读博士学位前，安格斯·希尔德雷斯（Angus Hildreth）已经在业界当了十年的咨询顾问和团队经理。“我刚开始工作有幸接触到大佬们，他们是市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公司高管。”希尔德雷斯想和他们呆在一个房间，看看这些大佬如何谋划一个拥有十五万员工公司的未来。

“也许这样很天真，但我还是想说：把这些最有能力和影响力的决策者放在一起，昼夜不停地讨论出成功有效的决定，你会得到一个柏拉图式的领导观，”说到这里，他忍不住笑了，”我很惊奇地发现，这个强强联手的团队达成决议时无比艰难。”

大人物之间的讨论充斥着争吵、隐瞒和离题。希尔德雷斯说到促使他研究这个课题的原因。“后来，我遇到了卡梅伦·安德森（Cameron Anderson），他是伯克利的组织行为学教授，在权力和地位的研究领域中名满天下。有一天，他说，‘让我们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来研究这个吧。’”

现在，安德森是希尔德雷斯的博导。师徒二人刚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发表的论文指出，团队中有好几个牛人时，实际效率会变低。他们的研究极为重要。不管面对的是政治活动，还是商业竞争，抑或是体育比赛和陪审案件，我们都可以借助其成果，弄清失败的原因。

全明星阵容可能无法熠熠闪耀

希尔德雷斯的观察在最近的另一项研究中得到证实。鲍里斯·格洛伊斯堡（Boris Groysberg）和他的同事发现，客户认为投资团队最有效率的时候，是团队中明星分析员仅占65%（明星分析员由投资业的专业杂志评出）。这个比例升高，团队效率不升反降。一旦明星分析员的职能重叠，就会出现“厨子多了做坏汤”的局面。可见人多反倒误事。

罗德里克·斯瓦伯及其同事发现，人们相信尖端人才越多的公司或球队表现得越好。然而，研究过世界杯和NBA中的几十支队伍后，他们发现，足球运动中，球星（效力于豪门俱乐部的球员）占十分之七的队伍战绩最好；篮球运动中，顶级球员（联盟中数据前三的球员）占一半的球队最厉害；比例上升则意味着团队协作的溃散和比赛表现不佳。

通过研究一家荷兰金融公司的团队，林德利得·格利尔（Lindred Greer）和他的同事发现：由于争夺主导权的内讧，一个团队有越多的大佬，在决策中越容易失误。当团队成员们不再想着指挥别人、倾向于达成一致时，权力的负面影响才不那么明显。

在实验中，希尔德雷斯和安德森不再选取现实中强人做为实验对象，也不再假设相关性，而是临时赋予被试者角色。他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观察实验。他们在研究中罗列了大量样本，追加额外实验，以此来寻找团队合作中冲突背后的机制。

在第一项实验中，大学生成对来建造一座塔。有些小组中，一个学生被指定负责控制全局，做出所有决定；另一个则被要求服从。这样的人事安排看似经过一系列的问卷调研得出，实则随机排布。随后，每个小组都被拆散，重新按照三人一组组队去完成一项创造性工作。新的队伍中，三个成员要么全是之前的控制者，要么全是服从者，或者三个没有被赋权的新人。实验对三人小组如何组织进行录像，并对其想法的创意值和互动的内容进行打分。按照如下四个指标：

地位冲突：成员们争夺控制权和决定权

任务冲突：小组经常围绕正在进行的任务发生争执

信息共享：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分享信息

任务聚焦：小组整体多大程度上专注于任务目标

尽管以往的研究表明，权力可以提升个体单独工作时的创造力，但享受过权力的学生组成的团队的创造力却比其他团队低。造成这一局面的，是增长的地位冲突、弱化的信息共享与任务聚焦的涣散。换言之，“领导们”把时间花在争权而不是工作上。一项姊妹研究虽然没有研究单独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学生，但同样证明权力可以提高创造力。所以，在第一项研究中，权力阻碍团队发展，而非个人。

在另一个实验中，从某组织来的高管们分成三或四人小组，共同决定雇佣一个虚拟的首席金融官。他们按照权力大小，分工合作。谁的权力越大，就越要展示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但是，他们似乎越难以达成一致。之前的僵局再次出现导致：地位冲突增长、信息共享和任务聚焦弱化。

全是协调惹的祸？

最终实验与第一个实验类似，但需要学生们完成三项创造性工作和一个考验坚持度的任务。前两个创造性任务不需要协调：学生们独自草草记下有关硬纸盒与砖块的新颖用法。在第三项创造性任务中，小组共同决策，采用最富创造力的纸盒用法。最后，小队们要解决四个同字母异序字谜——最后两道中的单词答案不存在——记录号完成时间。

在两个低协同度的任务中，权力并未影响创意的质量，甚至还有助于产出更多点子。权力增强了字谜任务中的坚持度。但在高协同度的任务中，小组的权力拥有量和其创造力成反比。当组员各执己见的时候，个人精神力不起作用。

斯瓦伯和同事在考察运动员的协作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尽管全明星阵容影响足球篮球队伍的表现，但棒球队中却没有这样的事。用奥巴马的话来说，这是因为棒球是典型的团队游戏。棒球是由个人竞技运动乔装成的团队项目，比尔·西蒙斯说道。“只有一个球员的接球和击球都是徒劳”。

权力扩张的潜在成本

格利尔是斯坦福商学院的教授，曾在荷兰做过团队合作的研究。按照她的观点，“这项研究的发现让人惊讶。长久以来，社会心理学的逐项研究都证明权力让人更优秀——更富有创造力，提高管理能力，让人有目标且有执行力……现在，一个与之相悖的有趣结论诞生了。当多个位高权重之人聚在一起，不论是经营管理团队还是大国领袖峰会，权力将整个团队推向消极的后果。”

为什么当权力越大而不是越小，团队成员间越可能发生地位冲突？许多案例证实，其原因大概是，当权力强化了人的专注力、创造力和坚持度时，同样减弱了人的谦逊、同理心、礼仪水平，难和他人好好相处。进一步说，权力与权威共生。在上个月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学会的会议上，格利尔发表了研究成果，称威信会强化人对权威的欲望。这或许能解释权力顶层的斗争。

这种斗争的结果可能相当沉重。“每当看到两党领袖在国会中为国家议题争论高下，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在论文中，希尔德雷斯和安德森指出，“不管是在商定限制温室气体的国际协议，还是在为公司制定策略，抑或是在决算国家预算”，权贵应该克服对异己的成见。

不过，研究者们已经提出了解决办法。当团队内部或权力边界清晰，或决策流程稳固，会议安排条理分明时，团队合作有着积极意义。希尔德雷斯在业界工作时明白了一点：让挑剔且权欲攻心的高管们工作前发泄一下情绪很有必要。“如果你是一个800磅的彪形大汉，坐在你所在组织的王座上，对下边的人说一句’同志们，听好了’，就会有人来听令。但当你和同等级的人呆在一起时，就陷入了难以言喻的窘境，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然后有个声音对你说’是的，我配得上这里，我是重要人物，这里的一切由我掌管’。”不管站在食物链的顶端还是低端，我们都需要得到点尊重。

翻译：武权

校对：巧酱

编辑：EON

当我们感到被排斥时，更有可能实施挑衅行为。以前的研究表明，正义感会驱使我们报复那些侵犯自己的人，而且这种行为还会激活神经奖励中心。但被排斥也可能导致更广泛的挑衅，甚至伤及无辜，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中似乎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的最新研究中，大卫·切斯特（David Chester）和内森·德沃尔（C. Nathan DeWall）检验了“社会排斥”这个观点：通过让我们感到受伤和孤立，社会排斥引发我们利用任何可用手段修复情绪的需求，其中包括通过伤害那些让我们受苦的人而获得满足。研究人员发现，挑衅确实是一种可行的情绪修复方法。

研究人员要求156名被试写一篇关于个人主题的文章，然后与其他人交换文章，以获得关于他们所写内容的反馈。一组被试收到恶意反馈（实际上由研究人员所写）：“我读过的最烂的文章之一”。被试有机会表达挑衅的象征性形式：收到恶意反馈时扎虚拟巫毒娃娃，切斯特和德沃尔在此前后测量情绪。这种行为确实修复了遭到拒绝的被试的情绪，修复后的情绪与收到良好反馈的被试相比难以区分。但复仇可以提高我们的情绪并不意味着挑衅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心情。

为了调查动机，研究人员接下来邀请154名被试来到实验室，并给他们一个药丸，告知药丸会提升他们对接下来的测试的思考。一些被试接着了解到药丸有一个特殊的副作用：一旦它发挥药效，被试的情绪会变得稳定（所有关于药丸的说法纯属虚构，它是一种惰性安慰剂）。接下来，所有被试参加一个电脑游戏，他们需要和另外两个玩家来回传球。与“接受条件”组相比，“排斥条件”组会得到两个游戏玩家（实际上是预编程的计算机响应）的“冷肩”，他们只能接到30次传球中的3次。游戏结束后，被试评价他们感受到的排斥，然后有机会在第二个游戏中对之前的玩家之一报仇。这个游戏是一个简单的反应比赛，每轮比赛中，反应慢的玩家总会收到耳机里噪音的惩罚。当被试更快时，他们可以调整对手遭受的噪音的强度，高达105分贝：一个手提钻或悬停100英尺的直升机的噪音强度。

大多数时候，遭受早期排斥的被试选择向对手（早些时候排斥他们的人）施加更大的噪音。但是对于之前已经被告知药丸具有稳定情绪的副作用的被试来说，则不是这样。在游戏之间的休息时间，这些被试被提醒药物已经完全激活，他们的情绪将保持一个小时。这些被试将噪音限制在没有遭受早期排斥的被试的较低水平。这不是说“情绪稳定”的被试不受冷落的影响：他们的排斥评级与其他被排斥的被试一样高。但是由于药丸，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没有改善情绪的前景，因此抨击他人没有意义。

结果表明，即使看似无意义的挑衅也可以有目的，并产生期望的结果。虽然这项研究聚焦在排斥激发的挑衅，它可以解释在其他情况下，挑衅似乎是缓解坏情绪的合理路径。切斯特和德沃尔推测，“为了获得与报复性挑衅相关的积极影响，人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寻求挑衅”。他们建议我们考虑更好的选择：反思，冥想等。愤怒提供的是一种可悲的安慰，这是一种值得摆脱的习惯。

Combating the Sting of Rejection With the Pleasure of Revenge: A New Look at How Emotion Shapes Aggression” by Chester, David S.; and DeWall, C. Nathan 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3 2016 doi:10.1037/pspi0000080

来源：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翻译：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