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音来自一位坐我身后的老婆婆。这是洛杉矶到华盛顿的深夜航班，机舱昏暗寂静。一个大概是她丈夫的男人喃喃答到，“我希望我已经死了”，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老婆婆说：“噢，别再说这话了。”

我无意偷听，但实在忍不住。我一边听着，一边以不怀好意的想象力脑补了老头的形象。我想象这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一辈子默默无闻，人生梦想未能实现，不是事业没达到意想高度，就是没敢闯荡领另一番前途，或者没把创业念头付诸实践。

当飞机降落，机舱亮起，我终于看清了那个已经活的凉掉的老头。我惊了，我认出了他。他曾叱咤风云，今天依旧举世闻名。哪怕他已经八十好几，他多年前的勇气、成就、和爱国心让他依然像英雄一样被爱戴。

当他走上我身后的机舱过道，各位乘客纷纷对他表示敬意。机长站在驾舱的门口，留住了他，“先生，我自小钦佩您。”这位年长者，尽管几分钟前显然想死，此刻由于往日辉煌得到认可，而露出了骄傲笑容。

出于私心缘故，这个矛盾的场景在我心头挥之不去。彼时是2015年夏天，我刚过了51岁生日。虽然没有飞机上的那位鼎鼎大名，但我事业非常顺利。我执掌一家华盛顿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它欣欣向荣。我写了几本书，卖的很好。人们来听我演讲，我的专栏刊登在《纽约时报》。

然而，我开始怀疑这般好景能否继续。我工作时像个疯子。但即使我每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某天我的事业也会减速直至停止。到了那时，又该如何？会否某天我将幽怨回望，然后希望自己已经死掉？有没有什么我今天可以做的，让我有机会在那乐曲终了之时，避免痛苦，甚至获得幸福？

虽然这些问题比较个人，但我决定以社科研究的严谨态度尝试解答。这感觉有点古怪，仿佛外科医生开刀自取阑尾。但我还是一头扎进了问题。过去的四年间，我一直在寻觅方法，以将“事业下坡”这个东西，从恐惧的根源转变为进步之良机。

来看看我找到了些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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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非我们的初衷。我们不是研究种族或是战争的学者。我们所感兴趣的是原始的合作行为是如何产生的。所以我们设计了生活在虚拟社会里的计算机程序，并且让它们互相玩一种特殊的游戏。这游戏非常容易触发复杂的社交行为，就像软香蕉滋生果蝇那样容易。

这个游戏被称之为囚徒困境。它有很多种形式，但是游戏的核心在于让两个人选择合作或是欺骗。如果他们同时选择欺骗对方，两人的游戏收益都会很差。如果都选择合作，两人都会获益。但是如果一方选择合作而另一方选择欺骗的话，后者能获取比两人都合作时更大的收益。

这个游戏的普适性广泛到可以引起政治哲学家的兴趣，但其细节又严密到可以用来指导计算机程序模拟。作为一个研究人类行为的数学工具，它可以与伽利略的平滑斜坡，或是孟德尔的豌豆媲美。是选择参与罢工，还是选择溜出罢工纠察线偷偷开工？是选择控制生产以维持高价，还是选择低价倾销破坏价格联盟？是选择在学习小组里尽职尽责，还是选择划水，把工作留给别人做？这些都和囚徒困境这个游戏有关。

Is Tribalism a Natural Malfunction?

What computers teach us about getting along.

计算机模拟的原理很简单：我们让有限理性的计算机程序在虚拟世界里反复玩这个游戏，记录它们的收益，并且冷酷无情地奖赏那些玩的好的，惩罚那些玩得不好的。那些成功的程序们会把它们的策略传给下一代，但并非完全照搬，而是偶尔加上一点微小的变化，以模仿在文化演化过程中常见的随机漂变。

我们还给这些程序们一个简单的语言，以便让它们思考。再加上足够的计算资源可以让它们拥有记忆，并据此作出决断。对于每一代计算机程序，我们都让它们两两配对反复玩这个游戏。这和真实生活有点类似：我们总是反复面对同样的交易伙伴，而如何对待他们是有后果的。两个鲁滨逊在沙滩上如何互动，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对世界的建模。

当我们建立的这个小社会经过一定的发展演进之后，我们所期望看到的是囚徒困境在很多人眼里的最优解：以牙还牙。即程序在开始游戏的时候选择合作，一旦被欺骗就选择用欺骗作为报复，但每次被欺骗仅仅报复一次。以牙还牙是荣誉感的基石，即善待他人（除非有理由不这么做），并且及时地原谅别人。

尽管如此，在我们设定计算机模拟允许所有策略可以任意演化的情况下，结果中还是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东西。经过早起的群雄争霸阶段，其中的某一个计算机程序会迅速崛起，在数百个世代的时间里统治这个虚拟世界。直到某一天它突然崩溃，将世界抛回之前的混乱阶段，如此循环往复。如果这个世界有考古学家的话，他会发现历史是由长期的繁荣和短期的混乱交替构成的。

另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是，参与模拟的计算机程序的“总人口”并不是我们事先预想的那样主要由审慎而具有荣誉感的“合作者”构成（译注：即前文所描述的最优解，或“以牙还牙”策略），而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奇怪组合。有天晚上，我们在将整叠的图表归档的时候突然想出了这个奇怪现象的原因：占据总人口主导地位的计算机程序会用对方的行为模式作为标识，以此识别出自己的同类。

比如说，在囚徒困境的开场阶段，“以牙还牙”的计算机程序输出了一个特定的行为序列：合作，欺骗，欺骗，合作，欺骗，合作。如果它的对手也使用了该行为序列，且上一轮被欺骗的话就以欺骗来回应，上一轮对方合作的话就以合作回应，这样一来它们终究会达到一个永久合作的场景，相互之间给予对方合作收益。

但是对于那些不知道这个行为序列的程序们，情况就不那么令人乐观了。任何对于既定行为序列的偏离都会导致永久的全面战争，有时甚至以自杀性攻击的方式导致参与游戏的两个程序的共同毁灭。因为该行为序列几乎不可能被随机的变异所模仿，所以仅仅只有那些具有统治地位的程序的后代才能获得遗传收益。因为只有它们才能继承这个行为序列，并以此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互相识别、无私合作。所有其它的程序都被消灭了，包括其它的那些使用“以牙还牙”策略的程序。具有该行为序列的程序持续地统治这个世界，直到有一天遗传变异逐渐累积，使得它们的后代们无法辨识出彼此。这时候它们就会兄弟反目，像曾经对待外人那样对自己的亲属们大开杀戒。整个过程仿佛是一个种群层面上的自体免疫疾病。

我们把这个有效的行为序列称为示播列*，出自《希伯来圣经·士师记》中所记录的种族灭绝：

基列人把守约但河的渡口，不让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让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示播列。以法莲人因为咬不准字音，便说西播列。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但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四万二千。

*译注：在《希伯来圣经·士师记》12章，基列人击败以法莲支派，幸存的以法莲人试图渡过约旦河回到本国领土，基列人夺取了渡口，阻止他们回去。为了识别并且杀死这些逃难者，基列人对每一个过河的人进行一项试验，因为以法莲人的方言缺少/ʃ/这个音。

示播列广泛存在于人类文明和冲突之中。在芬兰内战中，不能正确的发“yksi”（芬兰语的“一”）的音的人会被认为是俄国佬。漫步于曼哈顿街区的游客们也会因为把豪斯顿*街念成了休斯顿街而迅速暴露。

*译注： Houston Street名字来源于威廉·豪斯顿，而其拼写正好和德州大城市休斯顿是一样的。

而在我们所创造的虚拟空间里，计算机程序们成功地使用示播列统治世界消除异己。就算统治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继承混乱的也是它们的后代。进化的无形之手找到了一个简单而又残酷的生存方案。

这是个清晰而又野蛮的社会图景。但这只因为我们只给了计算机程序一点点计算资源以进行思考。如果两个完全理性的程序面对面又会怎样呢？如果它们了解对方也是完全理性的话，根据理性的定义，两个完全理性的个体，在面对同一问题时，应该作出同样的反应。在此基础上，两者应该同时选择合作。而这一选择并不是出于利他，而是两者同时认识到如果选择欺骗的话，对方也会欺骗，结果只能导致双输。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社会的频谱。在频谱一端是思维能力极为有限的程序所构成的狭隘文明，最终沦落为残酷的部落社会。另一端是完全理性的参与者构成的合作型社会。

在这个两端由兽性的程序和天使般的理性构成的频谱上，人类处于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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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人类是超级理性的，亦或是在趋近于超级理性，则我们有理由乐观。弗朗西斯·福山在1992年发表他的历史终结论时的想法也许是类似的。尽管福山的论证来自于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如尼采和黑格尔，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对其进行改写：一个足够复杂的对人类社会的模拟将会终结于一个高度理性、自由民主、并且是资本主义式的秩序主流，相对的是分散而不稳定的一些非主流秩序敌人。

福山的论证不仅仅是基于哲学推测，更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共产主义阵营在西方的溃败，电子媒体的繁荣，开放的边界，和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牛市。

而现在，他的思想更像是对过去那个时代的梦想的纪念（他书中一个章节甚至被命名为“卡带式录像机的胜利”）。我们的文化还在演化，但并不像是朝着某种大团圆的方向演化。我们所做的计算机模拟在21世纪的灾难和混乱面前变得真实起来。9/11事件二十年后，即便是自由开放的西方民主社会也开始认同人类行为的黑暗面和比福山要悲观得多的理论家们。

这些理论家比如卡尔·施密特就认为民主社会的审慎仅仅只是威权力量的伪装。或是罗伯特·米契尔斯，他通过对政治权利不平等的研究，认为民主是社会演化的过渡阶段，最终社会将被少数封闭的精英阶层所统治。立场相对的政治学家们都逐渐抛弃了对理性的政治秩序的幻想，而示播列在种族、国家、以及宗教事务上的决定性力量再一次显示出它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在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着一道宽阔而丰富的鸿沟，正如和它们相对应的计算机模型之间存在鸿沟一样。从米勒与我所创造的简单、暴力、理性匮乏的程序，到福山构想中存在于历史终点的超级理性合作者，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自由度可供发挥。所以，至少在模型的世界里我们能够保存一些乐观。

位于伯克利的机器智能研究院（MIRI）专门研究计算机程序在资源受限条件下的行为。研究者们创造出理性并且能够互相检阅其行动代码的计算机程序。他们寄希望于这种程度的信息透明度可以解决合作问题：如果我能通过模拟对手的代码而预测它的行动，那么我可能会认为欺骗是得不偿失的。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对手的代码里包含了对于我的预测行为的模拟，并且试图从中获利呢？在非对称的理性条件下，解决这个问题极费脑力。

某些MIRI创造的计算机程序熟悉的像是你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角色。比如说“结党机器人”就只和它代码一样的程序合作。它只关心代码在字母层面上是不是完全一样。再比如说“公平机器人”就不会纠结于表面相似性，而是试图证明对方会不会和它合作。基本上“公平机器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我能证明我的对手会跟我合作，那我就会跟它合作。

那么这些程序进行互动的结果如何呢？尽管整体的结果是令人矛盾的退步，但某些用来预测程序在囚徒困境中行为的研究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合作的可能性，即使参与者是那些资源受限的程序。比如说“公平机器人”就能在代码不一样的情况下识别出类似的公平程序对手。这一结果说明多样化和合作行为是有可能同时存在的，至少是在参与者足够聪明的情况下。[1]

而且就算是残忍的种族灭绝程序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考。它们来自于电路板，生长于德州的一台超级计算机。它们不能为自己的行为仰赖任何生物性的借口。也许，我们也不应该从自身的基因中找借口：如果一个行为普遍到能用最简单的模拟程序生成，那也许我们的正确做法不是害怕或是崇拜它，而是设法应对和治疗它，就像我们对待癌症和流感一样。

如果我们仅仅把部落心理当作是某些认知系统有待克服的自然缺陷，无论是硅基的还是碳基的认知系统，而不是普遍真理或无法摆脱的原罪，世界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1. Barasz, M., et al. Robust cooperation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 Program equilibrium via provability logic. arXiv 1401.5577 (2014).

翻译：小聂，编辑：EON

然而，许多单身贵族也正意识到，较少的选择下也能找到特别般配的人，而且还不用因为人多挑花了眼而焦虑。我的老朋友香农·惠特克(Shannon Whitaker)，美国匹兹堡地区的一名家庭内科医生，是在“e和谐”（eHarmony）上找到的真爱，该网站要求用户填写一份详细的匹配度调查，然后向用户推送一定数量的匹配对象，每次推送的对象数量由几个到十几个不等。

惠特克注册的两个星期后，她发现了一个让她心动的男士。他们一见如故，第二次的约会竟然长达11个小时！约会几个月后，他们就已经开始谈婚论嫁。惠特克又惊——又喜——找到一生挚爱竟如此简单。约会网站上有着无数的选择，“网站上肯定会有很多人并不适合我。”她说道，“我不觉得我会愿意逐个筛选——那简直是大海捞针。”

香农能在约会网站上收获真爱，对此美国史瓦兹摩尔学院社会理论与社会行为教授巴里·施瓦兹（Barry Schwartz）并不觉得意外。施瓦兹多年来一直在强调，限制选择能够持续地带来更好的效果。他认为，选择太多会让我们不知所措，甚至让我们郁郁寡欢——这便是他所说的选择悖论。施瓦兹还提到，选择太多其实让约会更“累人”而不是“喜人”。

在一项绰号为“果酱研究”的权威研究中，杂货店里需要权衡24种不同美味果酱的顾客，较之只有6种选择的顾客，前者的实际购买欲望更低。此外，那些选择范围更广的顾客，其实对于实际购买的果酱也更不满意。

施瓦兹解释道，问题在于，当你有更多选择的时候，你可能给自己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期望做出万无一失的选择——而当选择一旦不如预期，你恐怕会更加失望。“即便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最终也会失望。”施瓦兹如是说，“你深信不疑的是，即便你的选择无误，你本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

这一观点基于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著作，他们的研究表明，“失去”的悲伤远比“得到”的喜悦来得更强烈，施瓦兹还说，当我们眼前有着许多选择的时候，预期里更多选择所带来的喜悦，会被可能做出错误选择的潜在失望抵消。

自2004年施瓦兹发表了《选择悖论》(The Paradox of Choice)一书后，科研人员们对于选择太多会使我们的精神不堪重负这一观点争论不休。当瑞士日内瓦大学认知与消费者行为学教授本杰明·谢伯翰（Benjamin Scheibehenne）着手重复“果酱研究”时，发现并没有证据支持顾客的选择越多，他们的购买满意度就越低这一说法。

“单靠选择的数量，想要给人带来折磨、困扰或是沮丧，还是比较困难的。” 谢伯翰如是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很善于应对（选择多的情况）。”他还指出，如果丰富的选择真如施瓦兹和其他专家所说的那般让人麻痹，那么人们在遇到“每天穿哪件衬衫”和“午饭吃什么”这些日常问题时，就会常常感到困扰。

相反，谢伯翰主张人们通常避免让自己惊慌失措，通过使用一种简单粗暴的心理柔道，即，使用某些捷径来限制选择——无论是给予特定因素更高的权重，还是纯粹跳过某些现有的选择。

“如果存在更多初始的选择，所有的决策者则必须校准他们的过滤流程。”谢伯翰说。他还认为有意识地使用把视野缩小的方法非常明智——无论是通过约会网站的匹配度公式还是编造属于自己的本能直觉法则。采用这种方法的人，他补充说，“通常最后会获得满足自身需要的较好备选，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不再惊慌失措了。”

谢伯翰和施瓦兹二人在限制选择是人类天性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令他们产生分歧的是，拥有大量的初始选择是否会催生不满足。谢伯翰的研究给出了“否”的答案。而施瓦兹则反驳说，我们通常喜欢无限制的选择，我们窃以为无限制的选择带来的满足感不一定总能成真。“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想要选择。”施瓦兹写道，“而我们却不一定会喜欢我们最终得到的。”

关于选择悖论的争论仍然围绕着日常琐事：买哪款数码相机，去哪个热带度假点，在Netflix看点什么好。目前独立的研究已经揭示，要帮助人们获得真正需要的东西—— 一个可以与之分享人生悲喜的爱人——选择越少越好。限制选择的益处，在人类情爱世界里得到了最大的彰显。

我们并不是生来就具备处理互联网时代大量艳遇的能力

脑部构造有助于解释为何约会混战中的一个选择能轻易地让我们筋疲力尽。逻辑与理性主导的前额叶皮层在决策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前额叶皮层在压力下容易不堪重负。美国天普大学神经决策中心的研究表明，当我们被复杂信息轰炸的时候，前额叶皮层侧外区的脑部活动陡增——直到达到某一点。信息输入太多，前额皮层侧外区将通过减少其活动进行响应，就像是过载的电路会引起跳闸停电一样。

此外，面对两难的选择可能会让你焦虑得想吞一片安定药片。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中，参与者被给予一系列的相似选项，当参与者难以做出决定时，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中，负责处理焦虑的脑部区域“亮”了。自从互联网、社交媒体以及精明的商人们给我们提供了相较20年前更多的相似选择，我们的大脑很容易规律性地产生这样的焦虑响应。多巴胺系统，以及参与“奖惩”功能的脑部化学物质以及神经活动，正在加班加点处理焦虑。

“在持续的压力下，多巴胺系统往往被耗尽，你也很容易感觉陷入了持续焦虑中。”海伦·费舍尔（Helen Fisher）如是说，“当选择太多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

网络约会的老手们可以作为证据：在他们点开了数十约会对象的个人介绍后，他们的眼神变得呆滞。而当你没有明确方式来评价你的选择时——当满屏的女生全都有着一头深色秀发、风趣幽默以及喜欢攀岩——你可能会感觉像一头在草地上不知从何“吃”起的笨驴。“你见过的人越多，越有可能空手而归。”费舍尔这样说道。

数千年来，人类都聚集在捕猎—采集者两种角色共存的小型群体内，我们的祖先通常也从这些群体内觅偶。这一切便都能解释得通了，费希尔说，我们并不是生来就具备处理互联网时代大量艳遇的能力（费希尔是“天作之合”网站（Match.com）的首席学术顾问，她主要负责为网站用户设计性格测试）。

当你试图超越你的心理极限，你可能会困于可能做出错误决定的恐慌中，正如施瓦兹所预测的那样。威斯康星大学2016年的一项关于网络交友用户的研究发现，需要从24个潜在约会对象中做出选择的用户，比只需“6选1”的用户满意度更低。此外，有着更多“备胎”的用户更可能保留意见。或许，他们无法摆脱“好戏还在后头”的念头吧。

如果你非要坚持“大海捞针”的求爱方法，那你可能得失望离开——你可能会做出比预期差的选择。台湾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当网络交友用户有更多的搜索选项时，他们可能会花更少的时间去筛选每个潜在对象，以及更难决定孰优孰劣。

挑战自己的认知极限，正如这项研究所指出的，这往往会让你在无关痛痒的细节上被麻痹，并使你分心，从而无法关注那些你认为最重要的择偶标准。这表明，要评估那些你认为对象应当具有的重要的品质——比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便是诚实、靠谱以及幽默感——你应该深挖洞，而不是广撒网。

这是否意味着，你必须寻找有专家指导的一对一求偶方法，比如“e和谐”这类网站提供的服务？有不少网络交友用户喜欢这种“定制筛选”机制，并愿意为此慷慨解囊。

美国纽约大学访问教授、加拿大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汉娜·哈拉布尔达（Hanna Halaburda）进行了一项实验（该研究与“e和谐”并没有合作关系），试图了解为什么人们会愿意选择付费的网络交友服务。首先，在选择受限的情况下，你面临的竞争更小。你可能是在其他用户的列表里仅有的几个可选项，这意味着，比起有着满屏数以千记可选对象的时候，他们会更认真地考虑你。

“选择少逼着你要更仔细考虑眼前的这个人。” 哈拉布尔达说，“你可能不太会随便拒绝这些潜在的对象”。那意味着，你有可能会走大运遇到真爱，而TA可能在你选择多的时候，被你胡乱找个肤浅的理由（比如，“这人有鼻环”或是“这人竟然是奥克兰突袭者队的忠实球迷”等等）拒绝了。

缩小视野最后可能会成为最解放身心的浪漫选择

许多专注于“为用户筛选对象”的约会网站也会要求用户跳几个圈、费点劲来参与到自己的觅偶中。例如，“e和谐”的匹配度问卷，用户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完成，这从一开始就给用户定制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较小的潜在对象范围。

“一旦你来到这个平台，你的潜在对象也必定是为加入这个平台付出了金钱代价。”哈拉布尔达说。这样的投资标志着你对未来的另一半的认真程度，这对许多忙碌的工作族来说，是很大的加分。当惠特克在“e和谐”上注册的时候，正刚刚准备定居，那时她并没有闲空招惹那些行踪飘忽、或是不准备负责任的情人们。“我特别幸运，我刚注册就马上找到了真爱。”她说。

除此之外，缩小选择范围的计算机程序其实要考虑一系列的因素——比如，个人怪癖、宗教信仰、公开表明的价值观——这些都能把你从自己糟糕的浪漫冲动解救出来。面对如此繁多的选择，你可能还没意识到，就已经屈服于极其表面的择偶偏好了。

在一项有关速配约会的研究中，女性几乎都是基于颜值来选择配偶的，当她们选择不多的时候，才会着重考虑内心的品质。“当选择太多的时候，你可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施瓦兹说，“尤其这个选择较为复杂时。”选择的范围较小，你可能会投入更多的精力来确保你的潜在对象们具有在一段关系中你认为需要具备的最重要品质。

如果你希望将来的配偶满足非常具体的条件，“少而精”的方法可能需要有些调整。美国西北大学市场学教授亚历山大·切尔内夫（Alexander Chernev）发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喜欢从更大的范围内精挑细选。

苛刻的筛选或许能够帮助解释这一现象：如果你只想和同是锡克教教徒或是素食主义者的人交往，你会认真考虑的对象范围在经过筛选后，可能会是一个易于管理的小范围，即便你的初始选择范围比较大。但是，对于那些择偶标准不明确的人来说，筛选的过程恐怕并不简单明了，而且选择过多的威胁越发突显。

究竟选择的过程是简单还是冗长，想要抛弃隔三差五就会浮现的“风景隔岸好，邻家芳草绿”的贪念着实不易，这个念头在怂恿你要广撒网，不拒绝不负责，一旦事情不如意就赶紧开溜。尽管如此，施瓦兹补充说，熟知选择太多带来的痛苦——失去一个真正的知己，或许不过是因为你老是想着你的其他“备胎”——能够帮助缓和限制自己选择范围带来的焦虑。“你只有被折磨一下才能了解到选择太多带来的问题。”施瓦兹说。

即便缩小交往的选择范围能够带来实际和感情上的益处，我们还是有必要多问一句，究竟这些益处值不值得我们放弃一些个人渠道。在限制交往选择的网站注册，意味着让计算机程序为你做出重要的选择——比如帮你决定，在数千的用户中，哪些值得你更深入地了解。

算法类似于一个黑箱，黑箱里的东西，当程序员对某句代码做了点修改或是针对某个性格变量对另一个变量重新赋了权重，就会发生变化。即便是网络交往之外的领域，也会有人说，任何帮助缩小选择范围的都是逃避——你必须要全面地权衡自己的择偶选择，即便筛选的过程既冗长又累人。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说法是，人生来就具有可以让西方文化抵制包办婚姻的冲动。重要的是，我们明显不乐意完全离开可供选择的范围。在美国杜兰大学的研究中，只有一种DVD播放器可供参与者选择，较之有两个或者更多选择的时候，参与者的购买欲望更低——这是研究员丹尼尔·莫孔（Daniel Mochon）称之为“厌恶单选”的反应。选择悖论可能站得住脚，但是，我们的各种选择，无论是否与择偶有关，必须足够多样从而使得我们的选择充满意义。

那么，当我们说起约会，是否存在一个合理大小的选择范围——这个范围大得足以包括各类不同的对象以及不同深度的同类对象，也足够小使得你能够合理地衡量每个潜在对象的潜力，而不让你的脑子因为过载而跳闸？“人们总是尝试通过提出一个神奇数字，来化难为易。”施瓦兹说。他指出，在包含消费品的实验中，最优的选择数量似乎介于8和12之间。

费舍尔则把人放在了这个区间里。“一旦你见过了9个条件尚可的潜在对象，选择其中一个并进一步了解，如果你和这9个人都没有爱情的火花，那就再找9个。”费希尔说，“但是千万别随便就答应和许多人出去约会，人脑的构造无法负担你的2万个备胎。”

我们的先人在过去总是“囤”着不少备胎，直到近代人类史中，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改变。即便如此，大部分的爱人们还是相濡以沫白头偕老，而现实中关于永恒爱情的故事——比如泰姬陵的主角们（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沙贾汗和皇后慕塔芝·玛哈尔）和居里夫妇——仍然代代相传。

如今来说，组成和巩固稳定伴侣关系的恐怕不是狂热的网络交友用户们所想象的那样，眼前有着无数的选择就能觅得佳偶。觅偶是为了寻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让你感觉如同家一般温暖安心的人，然后安定下来。“通常，只有当你非常了解一个人的时候，才能发现你所珍视的品质。”施瓦兹如是说，“面对几百万个选项，你很难坚持自己的选择。”

在各种关系里，控制选择的范围能够让你更加自如地像去建立心与心之间的连接，而这样的连接能让爱情保鲜。深入和用心地考虑几个合适的选项——比起在约会网站上大海捞针——其实是更为全面的策略——并且，最后可能也是最有效的策略。矛盾的是，缩小视野最后可能会成为最解放身心的浪漫选择呢。

翻译：Olli

校对：赵一鸣

编辑：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