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概率推理时，讲故事的倾向尤为容易产生误导。不过，科学家们也会讲“故事”，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自己讲故事的倾向，并且尝试像科学家那样讲“故事”，那么，我们可能会让概率推理变得相对轻松一些。一些讲故事的倾向会误导人，但如果用假设思维来解读命题，考虑事件内在的可能性及其意义，可能有助于我们克服这些倾向。

理解我们的假设：合取谬误

假设思维的第一步是提出包含事件及其可能性的假设，并以此作为命题，而不是将命题视为故事。这能帮助我们不再犯合取谬误。合取谬误指认为两则事件同时发生比至少一则事件发生更可信、更有可能。一项著名研究发现了合取谬误，参与者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如下：

琳达（Linda）31岁，单身，为人坦率，非常聪明。她主修哲学。作为一名学生，她非常关注与歧视、社会公正有关的话题，也参与过反核游行。

下列哪句话更有可能成立？

1.琳达是一名银行职员。

2.琳达是一名银行职员，积极参与女权运动。

相较于选项1，选项2多了一项额外事件（积极参与女权运动）。也就是说，它成立的可能性不会高于选项1。然而，大多数参与者还是选择了选项2。选项2更符合人物介绍，因此对很多人来说会更加可信。参与者似乎将“琳达是一名银行职员”视为了已知条件，然后再推测琳达更有可能是一名积极的女权主义者。明确地将两个选项定义为假设能让人们清楚地知道，“琳达是一名银行职员”也是假设的一部分，而非已知的一部分；她积极参与女权运动是其中一项假设的补充，不与另一假设互斥。如果按照假设来做判断，我们应该很容易注意到，即使一个额外的细节让整个故事听起来更可信了，但第二则假设成立的可能性也不会因此增加。

当一项古怪的言论增加了一些不那么古怪的部分，创造了一个更棒但也更不可能真实的故事时，合取谬误可能会更加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摩门教的创立者，宣称在纽约曼彻斯特的一座山里发现了刻有古埃及铭文的金盘，他精心描述了这次经历，说有一位天使出现在他身边，引导他找到了金盘。在19世纪20年代的纽约，当时正在经历第二次大觉醒（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的宗教狂热，宣称有超自然现象并不稀奇，所以，加上天使的引导可能让史密斯的故事更加可信了。尤其是对于没那么古怪的言论，尽管缺少独立的证明，但因为我们往往用真实或虚假来记忆信息，而不会把信息记忆为不确定的，这意味着没那么古怪的言论可能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如果我们把史密斯的故事看作一项假设，我们应该很容易发现，和只是发现了金盘相比，收到了天使的引领并发现了金盘是更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史密斯的话语都不足以让我们相信他发现了金盘，那么，他被天使引领并发现金盘就更不足以让人信服了。

考虑证据的特性：乌鸦悖论

在清楚定义了假设后，我们需要考虑假设的含义。也就是说，假设给出了怎样的预测。如果仔细考虑，这个过程的结果可能会与我们对证据的错误直觉相悖。以乌鸦悖论为例。这个悖论始于这样一个命题：所有乌鸦都是黑的。它说明，如果我们看到一只乌鸦，那么它应该是黑色的。因此，如果我们看到一只黑乌鸦，那么，乌鸦的黑色特征就为命题提供了支持证据。不仅如此，如果所有乌鸦是黑色的，那么，我们遇到的任何非黑色物体都不应该是乌鸦。这就引发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结论：你周围每一个非黑色、非乌鸦的事物都为所有乌鸦都是黑的提供了证据。如果你的沙发不是黑色，那也为所有乌鸦都是黑色提供了证据。你能感受到讲故事的倾向了吗？*

*译者注：理解乌鸦悖论需要用到简单的逻辑学。原命题是：所有乌鸦都是黑的，即若为乌鸦则为黑色。原命题与逆否命题等价，即原命题成立则逆否命题也成立。逆否命题是：若为非黑色则为非乌鸦。看到黑乌鸦能支持原命题，看到非黑非乌鸦能支持逆否命题，而逆否命题和原命题等价，所以看到非黑非乌鸦也支持原命题。（乌鸦悖论的研究有很多，本文给的参考文献是一本书的一个章节[Fitelson, Branden, and James Hawthorne. “How Bayesian confirmation theory handles the paradox of the ravens.” The place of probability in science. Springer, Dordrecht, 2010. 247-275.]，上述只能说是对悖论原始形式的理解了。）

非黑色的沙发支持命题“所有乌鸦都是黑的”，虽然这个想法非常反直觉，用假设思维思考这个问题能帮助我们解决乌鸦悖论。首先，让我们把“所有乌鸦都是黑的”和它的否定式看作两个相互对抗的假设：H₁，所有乌鸦都是黑的；H₂，并非所有乌鸦都是黑的。接下来，我们比较一下基于各假设给出的预测：（1）相较于H₂，在H₁成立时一只乌鸦更有可能是黑色的；（2）相较于H₂，在H₁成立时一个非黑色物体更有可能不是乌鸦。同样，黑乌鸦和非黑非乌鸦的物体能都支持“所有乌鸦都是黑的”这一命题，因为相较于否定式，该命题能更好地预测上述两种情况。

我怀疑，乌鸦悖论看似自相矛盾，是因为在判断命题时，我们常常以“命题能否作为一则好的故事来描述观察所得”作为判断标准，而没有把命题视为假设，并根据假设的预测力来做判断。这一点从我们偏好不可证伪的解释上可见一斑。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关于不可证伪的解释的一个主要例子是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的自卑感概念，阿德勒可以用自卑感对几乎任何行为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例如，如果一名男子不顾生命危险去救一个溺水儿童，阿德勒可以解释为，男子的自卑感让他需要通过英勇行为展示优越感，因而会奋不顾身救人。自卑感的概念可以在事后被用来构建一些非常有说服力的解释，但它毫无预测力。自卑感和承认我们对男子的忧虑一无所知是等价的。这意味着，男子的行为和是否存在自卑感毫无关联，因此，他的行为无法支持自卑感的概念，自卑感也无法解释他的行为。

*译者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个体心理学”创始人，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自卑与超越》是其代表作。“自卑感”起因于一个人感觉生活中任何方面都不完善、有缺陷。自卑感使人努力克服缺陷。阿德勒把这种努力叫做补偿。

学会使用证据吧：蒙提霍尔问题

没有哪一个统计谜题能像蒙提霍尔问题一样愚弄几乎所有人……甚至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也会系统性地回答错误，并且……他们很坚持自己的答案，还时刻准备着斥责提出正确答案的人。

——Massimo Piattelli-Palmarini, The Power of Logical Thinking

现在，我们已经见识了如何制定假设并从中得出预测，那么，让我们来考虑如何使用证据检验蒙提霍尔问题。该问题最早是由玛丽莲·沃斯·莎凡特（Marilyn vos Savant）1990年在她的旅游专栏中提出的。她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来信，其中许多写信人都是博士，强烈反对沃斯·莎凡特的正确解答。后来，研究者对蒙提霍尔问题进行了探究，几乎绝大多数的参与者都正确回答了问题。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者重复模拟该问题，发现鸽子比本科生更快地学会了正确解答。蒙提霍尔问题的描述如下：

假设你正在参与一个游戏节目，你需要在三扇门中进行选择：其中一扇门后是一辆车，其他两扇门后都是山羊。你选择了一扇门，比如1号门，主持人知道门背后都是什么，他打开了另一扇门，比如3号门，结果是一只山羊。然后，他对你说：“你想选择2号门吗？”改变选择对你来说有好处吗？

如果你在考虑答案时依赖于主持人对于门后情况的了解，那么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悖论。尽管蒙提霍尔问题欺骗了非常多的人，但如果根据假设、预测以及相应证据来思考，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被骗。让我们从标准版本开始，你选择了1号门，主持人知道哪扇门后藏着车，打开了3号门。假设你选择了正确的门（1号门），基于这一假设，你预测主持人会打开哪扇门呢？要么是2号门，要么是3号门，概率是50:50。

然而，假设你选择了错误的门，车藏在2号门后，此时，你百分百会预测主持人打开3号门，因为他不能提前暴露了车。主持人打开了3号门，结果是山羊，该证据支持了车在2号门后的假设，2号门后的确也更有可能藏着车。然而，如果主持人不知道车藏在哪，那么，上述任何一则假设都不具有预测力，因为主持人总是随机打开了2扇门中的一扇。所以，证据不会更支持任何一项假设。的确，如果主持人不知道车在哪，那么2号门和3号门藏有车的可能性是相同的。通过将2个选项视为假设，并根据预测力来考虑证据，我们能够轻松解决蒙提霍尔问题。

不寻常的理论需要不寻常的证据

了解了假设思维的重要性之后，现在我们能用它来解释卡尔·萨根（Carl Sagan）常被人误解的格言：“不寻常的理论需要不寻常的证据”。虽然这句话包含了真理的一个重要内核，但我怀疑很多人解释不清什么让一个理论不寻常，也说不清什么让证据不寻常。不过，使用假设思维理解这两点非常容易。

从假设思维的角度，不寻常意味着基于已有知识某假设非常不可能成立，而对于不寻常的证据，（1）如果不寻常的假设不成立，那么该证据也不可能出现；（2）相较于不寻常假设的否定，假设本身能更好地预测证据。举个例子，声称“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显然极不可能为真，因为近80亿人中只有1个人是最富有的。为了支持我的说法，我可以掷20次骰子，指出其中极不可能出现的序列作为证据支持。然而，尽管我们承认，即使我的说法是假的（假设被否定），该证据（骰子的序列）极不可能出现，但即使我的说法是真的，也没法对骰子的序列给出更好的预测，因此，骰子对我的说法提供不了任何证据。

接下来，我可以从钱包里掏出一张100美元，以此作为我很有钱的证据。现在我们有切实的证据了，因为，相较于否定，“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假设能更好地预测我轻而易举掏出100美元的举动。不过，如果我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个证据也有一定可能性发生，因此也不足以支持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们还可以查看福布斯亿万富翁年度排行榜，看看我的排名。如果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榜单应该能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个榜单就更不可能支持我的假设了。所以，福布斯榜单上我的表现可以作为不寻常的证据，如果我的主张为真，那该证据很有可能发生，相反的，如果我的主张为假，那该证据极不可能发生。

假设思维是理性的开始，也可能成为终结

作为爱讲故事的物种，虽然假设思维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陷阱，但还有一些重要因素不利于我们的推理能力，只靠假设思维没法解决。例如，我们倾向于贬低自己不赞成的假设，被贬低的版本很容易被否定。我们对各种可能假设设置了毫无根据的限制，这常常导致错误的二分假设*。我们使用相同的证据调整和证明自己的假设，这使得证据变得自说自话，变为我们更偏爱的假设的表面装饰。我们还倾向于寻找、高估能支持自己更偏爱的假设的证据，却忽视、低估反对证据。使用假设思维能改善我们的推理，但我们仍然需要诚实地对待相互竞争的假设。假设思维不能消除这一需要，也不能改变证据范围本身的宽度。这些技能可能我们永远没法完全掌握。但，如果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更理性的世界，我们就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去理性思考，并鼓励其他人也这么做。

*译者注：我们一般看到的假设总被描述为H₀和H₁，即零假设（null hypothesis）和备择假设（alternative hypothesis），是对全集的一种二分。但二分的规则并非总是很有说服力。

作者：Benny Markovitch | 译者：Xhaiden

封面：Sudheesh Chandran | 校对：曹安洁

编辑：山鸡

原文：https://areomagazine.com/2020/08/21/thinking-with-hypotheses-better-reasoning-for-a-storytelling-species/

我必须承认，在思考怎样能让我们的文明社会悬崖勒马之时，我对现代认知心理学的核心谜题感到愈发困惑：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思维？我指的当然不是改变“谁是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最佳四分卫”这种想法。当面对各种重大的个人问题和社会议题时，本该团结一致的我们之间却往往产生巨大分歧，我所指的正是能否改变造成这种分歧的成见。有意识的思考一直被认为是针对社会病灶的一剂良药。

在计算机轴向断层成像（CAT）和磁共振成像（MRI）出现之前，我在神经内科的职业生涯就开始了。到如今，作为一名资深神经内科医生，我逐渐意识到，有意识的思考不过是一种幻觉、一种副现象（epiphenomenon）。支持它的是陈腐的迷思，而非可信的科学证据。

如果果真如此，我们就应该考虑其他研究思考的方法，从而与我们对大脑机能的认识更为一致。我无意为人工智能辩护，但假如我们志在攻克世界上最艰巨的难题，就应当摒弃意识理性这一概念，将人类与“黑箱”人工智能一视同仁。这一做法有诸多好处。

所见者同，所思者异

对于生理上纯粹的有意识思考存在的可能性，我想先简单概述一下我坚决否定的理由。首先，有意识地控制思考要求我们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对此，神经学家并不正面承认没有人真正知道心灵的本质是什么以及思想是如何产生的，而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巧妙的手段来揭示意识与决策之间若即若离的联系。

这一争端不仅仅是个人成见所致。遗憾的是，我们仍然无法将大脑的活动与我们有意识的感受准确地联系在一起。即使获得相同的知觉输入——例如一辆鲜红的1955年法拉利敞篷跑车的照片——基于不同的心情和情境，我们的心理状态将大相径庭。作为一个发烧车友，我在见到这辆法拉利车时可能会认为自己见到了梦中情“车”，也有可能会觉得它贵得离谱，或是太过浮夸。有时，我会回忆起小时候和父亲一起在金门公园观看跑车比赛的紧张刺激。那时的敞篷跑车是冒险的代名词，指向比小学校园和作业更为广阔的天地。

如今，同样一辆跑车的照片则会唤起使我不快的联想：有钱的收藏家、以及1994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一场极其浮夸的展览，而不再是头戴皮质头盔、英勇大胆的车手们的欢呼雀跃。两种情境中，我对于车子本身的基本感知并无不同——我清楚地认识到我所见到的法拉利跑车是同一种。有朝一日，当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精度足够发达，甚至也许能够准确地判断我究竟看到了什么。

但如何确定我对于所见事物有何感受呢？让我们先不考虑语言的不精确性，抛开准确描述个人感受的难度——毕竟这是困扰了诗人和艺术家上千年的艰巨课题——只思考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没有任何一种能充分地记录并标记一个人一生所经历的生理变化，从大脑神经元之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到全身激素和化学物质的波动，再到我们尚不了解的、外部世界对人类“集群行为”的潜在影响。

如果相同的输入（法拉利跑车）能够触发同一观察者的不同心理状态，即使我们拥有关于知觉的完整生理学知识也不足以预测观察者有意识的体验。对意识内容的描述充其量与自传等同——它们都是针对个人知觉的第一人称叙述，也因此极其不可靠。对我们有意识感受的描述即“元知觉”——对我们知觉的知觉。

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考虑意识经验与大脑潜意识活动之间的鸿沟，请想象一位面对迎面而来的投球、正要挥棒的职业棒球球员。球从离开投手到进垒所需的时间，基本等于击球手的初始反应时间加挥棒时间。因此，在投手投出球的瞬间，击球手就必须决定是否挥棒。（假设投球的时速在129km/h和160km/h以上之间，球大约需要380～460毫秒进垒。从球的图像出现在击球手的视网膜上到开始挥棒，最快反应时间大约200毫秒；挥棒需要额外的160～190毫秒。）

然而，在击球手看来，他似乎先看到了球朝垒飞来，才决定挥棒。（虽然我们对这种感知时机的不一致了解甚少，但被认为是主观的时间逆向投影。史上最伟大的击球手泰德·威廉斯（Ted Williams）曾经表示，他只用一枚银币大小的视野判断投球。贝瑞·邦茲（Barry Bonds）不甘示弱地表示，他把好球带的区域缩小到一枚25美分硬币大小的范围。

球员们明知等到投球逼近垒区再做决定不合生理学原理，却不觉得自己的挥棒是不受控制的机械动作，或是单纯的偶然因素。并且，当被问及他们为什么挥棒或不挥棒时，他们会用挥棒以后的感知体验加以解释。

作为旁观者，我们的所见与所知也有偏差。假如我们邀请一群反对自由意志的死忠决定论者来观赏一场关键的世界棒球大赛。面对一个旁人看来显然处于好球带的投球，他们支持的球队因为击球手没有挥棒而痛失比赛。他们中有多少人能云淡风轻地接受结果，而不指责或埋怨击球手？实际上，如果他们认同挥棒与否的决定完全是击球手潜意识的选择，又有多少人愿意前来观赛？

更糟糕的是，我们以为自己所见即击球手所见，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不需要在瞬间作出挥棒的决定，我们可以完整地观察每个投球，了解它的轨迹，从而据此判断它是直球，曲球，还是蝴蝶球。他的变速球处理得怎么这么烂！我们怨声载道，发出阵阵嘘声，打心底无法理解击球手和自己看到的有何区别。（下次当你舒服地坐在扶手椅里观看总统竞选辩论的时候，请提醒自己这一差异的存在。我们作为旁人的所见所闻，必然与怀有紧迫感的候选人不同。）

我们真的依赖理智思考吗？

观看球赛时，有些许不理性的狂热也无妨。但如果要决定一个杀人犯是否应当基于精神失常获得减刑），或是判断你十几岁的女儿是否真的在不遗余力地学习代数时，不理性的狂热显然不妥。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意识是否具有因果特性。如果你对此存疑，请试着设想这样一个实验场景：在这个场景中，你可以客观地认识到，有意识的想法是任何行为的充要条件。无论具体场景，你必须既能辨别有意识的思考所对应的神经特征信号，又能证明这一信号是独立出现的，不依赖于任何在它之前发生的大脑活动。（我发现缺少证据并不代表有意识地思考对行为毫无影响，但缺少证据的确意味着意识对行为的影响尚属推测，而不是一个可验证的假说。）

如果我们不能在意识与行为控制上达成合理的共识，个人责任是否有其他符合常识的解读？比如判断一个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的？然而意图也是一条死胡同。如果我们一致认为击球手有意挥棒，而这一意图是由潜意识的大脑机制决定，指责和褒奖还有意义吗？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无意识的意图？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请思考一些有关意图的常见衍生问题。树向着光生长，利用太阳光实现光合作用。既然树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意识，这一动作可以被认为是无意识的，同时也是有目的的（而不是随机或偶然的）。同理，为了听清对话内容，耳背的人会自然前倾。这时，我们大概会反感用“无意识”一词，而改用“本能地”、“直觉地”、或“不假思索地”。再例如典型的“弗洛伊德式口误”，比如称你丈夫为“爸爸”。虽然“爸爸”一词是脱口而出，而不是出于有意识的选择，但是我们怀疑它具有某些隐含的意义，甚至受到无意识的意图影响。

而时间与记忆的扭曲让这一切更为复杂。请想象如下情境：在皮特读大一的那年，吉姆在公开场合羞辱了他。在此之前，皮特误以为这位室友是自己的好朋友。皮特于是发誓要以牙还牙。在接下来的暑假，他花了大量闲暇时间幻想各种恶毒的报复。然而皮特秋季返校时，他发现吉姆已经转学去了另一所大学。意识到自己错失了报复的时机，皮特一时极为恼火，但转念一想，这样一来就不必实践自己幼稚的幻想，他又感到如释重负。

时过境迁，他很快忘记了吉姆的所作所为。三十年后，皮特在大街上偶遇吉姆，但他并没有想起过去那件难堪的事。吉姆微笑着向他伸出手。皮特不假思索地放低肩膀，向吉姆直冲而去，把他撞倒在地。吉姆手臂骨折，随即将皮特告上法庭。皮特告诉法官，他没有要撞倒吉姆的理由，当时的行为是无意之举。吉姆的律师却认为以前的羞辱事件与此有关，坚持皮特的行为是有意的。那么，法官该如何决定？法官对这一行为有意与否的判定应当对皮特的处罚构成影响吗？

让我们想象另一个情境：皮特把被羞辱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在30年后，自发地决定写一部有关报应和复仇的小说。当皮特被问到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题材，他笑着耸耸肩，坦诚地回答说，他只是跟随着灵感的指引。虽然小说往往像不请自来的故事，但是极少有小说家真的认为他的写作不过是随意敲出的文字。

我们假定意图存在，正是因为我们相信写作是具有意图性的。与之类似，我们假定对自己的思维有控制力，正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控制思维。我们似乎生来就觉得有必要解释自己的行为，并为之辩护。因此，我们创造了一套详尽的词汇以及相关的哲学论证来描述行为。但是对意识体验的描述并不一定能反映它们背后的生理现象。

看看这段视频中的视觉后像错觉——你会发现黑白画像看起来是彩色的。当你长时间盯着黑白图像上的一个点看时，视网膜的受体细胞里的光敏色素逐渐耗尽，于是你的视觉皮层制造出了色彩斑斓的假象。你看到的景象不同于视网膜上形成的图像；你的感知取决于与“现实世界”并不一致的大脑状态。类似地，击球手所描述的挥棒或没有挥棒的理由与决定挥棒与否的大脑潜意识活动也许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哲学与心理学使用的语言来自我们深信不疑但却是事后的想法，它们至今没能从基础科学的角度加深我们对自觉的理解。

我常常问自己，完全不了解当代人类文化和信仰的外星人会如何看待我们。假设有一群由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控制的外星人，他们能识别人脸，会下棋、打牌，还会观测天气。虽然他们没有意识体验，因此也没有情绪和感情，但是他们可以自由地参考从文学名著到心灵鸡汤等各种描述意识经验的材料。

这些外星人不难发现他们掌握技能的方式和我们没有两样。比如学习一门语言：牙牙学语时，我们聆听周围环境中的声音，通过收集到的音素、音节、语句、段落挖掘出语言的规律。当我们说对或说错话时，奖赏系统会给予我们反馈。（我至今记得当我误用介词断句时语法老师严厉地摇头的样子。）我们用类似的方法学吹大号、学跳萨尔萨舞、学习逻辑法则，甚至学会性爱。不论这些外星人观察到我们什么样的行为，他们都会正确地推断出那是我们反复尝试和犯错的结果，和他们通过正面与负面反馈提高打牌和下棋的水平没有本质区别。

理智是不是必须存在

在外星人看来，我们不必调用有意识的选择，也不必深思熟虑。对他们而言，“我想……”、“我决定……”这些强调有意识的思考的表达并不能更好地解释人类的行为。

让我们更进一步地想象：周五晚上，宇宙最强外星人牌王前来观看你的牌局。（别忘了，外星人唯一的目标就是赢，其他任何奖励都无法打动它。）它大概会对自己看到的东西感到不解。有些人一手烂牌，显然要输，却拒绝弃牌。有些人随意偷鸡（bluff），有些人该偷鸡时却不偷。有些人看起来还很享受输牌。外星人牌王也许会推断，人类牌手目的（赢牌）不够明确，不会客观地权衡轻重，训练不充分导致统计分析能力欠佳，或是人类的反馈回路不能准确地记录、判断和证实结果。注意，感情淡漠的外星人牌王会使用中立的语言，用操作缺陷解释任何欠佳的策略，而不是宣判人格或意志缺陷。

在这些外星人眼中，我们关于气候变化或全民医疗的政治辩论应该也同样地匪夷所思。他们会发现，即使数据表明全人类的命运危在旦夕，人们依然熟视无睹，反而偏爱、甚至享受身陷冲突、愤怒、自以为是的义愤填膺，以及种种适得其反的行为。他们很快就得出结论：虽然我们的基因在自然选择的规律中存活了下来，每个人类个体却可能不怎么机灵。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许都意识到这一点，只是不愿意承认。

正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17世纪指出的一样，我们趋于享乐，回避痛苦。但是每个人对快乐的定义都不一样。在周五晚的牌局上惨败的人可能仍然觉得那是整个礼拜最快乐的回忆，因为他喝了几杯啤酒，抽了一根上好的雪茄，成功地偷了次鸡，博得满堂欢笑。另一个赢牌的人却可能被牌友惹得万分恼火，感到扫兴至极，再也不想和他一起打牌。对这两个人而言，结果的好坏与体验本身没有太大关系。同样的奖赏系统让我们体会到观赏日落时的愉悦、拥抱婴儿时的欣喜、吸食鸦片时的快感、坚定信念时的雀跃，也会固执地赋予恐惧、暴怒等负面情绪以强烈的兴奋感。（请回想一下政治集会中人们高涨的愤慨，以及看恐怖电影或坐过山车时的刺激感。）

我们往往对由生理因素引起的感性认识过分引以为傲，而感性认识又会影响我们对理性思考的感受。这让目的、行为、体验之间的关系更加令人费解。这些难以自觉的精神状态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极具诱惑却虚无缥缈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它们使我们误以为自己做出的选择都是有意、慎重且有意识的，并对此深信不疑。（如果你不相信“确信”是不由自主的感受，只要想想恍然大悟的感觉和怦然心动或惊恐万分的感觉多么的相似。）但是，观察着我们的外星人会觉得这种信念是多余的。对他们来说，任何行为的改变都是掌握更多、更好的训练数据和实证检验的结果。有意识的思考这一概念与此无关，而且毫无依据。

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认识有着根本性的错误。专家们满嘴文化阐释、心理解释，但是在我看来，最隐蔽而有害的想法莫过于坚持人可以进行有意识的、理性的慎重思考。这是没有根据的迷思，也不符合大脑的工作原理。没错，我们可以想出绝妙的点子，但是哪怕是毫无自我意识，甚至连自己在做什么都不知道的深度学习的机器也能发现闻所未闻的策略。（这让我想起理查德·费曼的妙语：虽然量子力学是现代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知识成果，但是包括这一领域的奠基人在内，没有人真的理解量子力学。）

我不相信人工智能可以让我们了解智慧、同情心、道德和伦理观，更别提如何享受生活。作为一个写过几部小说的人，我尽量避免用AI术语来描述人类思考。但是，我们的思想也许与AI生成的决策确实有着相似的来源。如果我们接纳这一可能性，我们对于行为的理解就不会被传统民间心理学（folk psychology）所束缚。如果不拘泥于一个动作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我们就不必在毫无生理依据的情况下，武断地猜测作出这个动作的人需要为他的行为承担多少责任。当我们摒弃传统意义上的“责备”，不赋予个体自主性和意图，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认知科学正在逐渐向我们揭示的东西——我们的思考不仅仅来自于孤立的大脑，更是个人生理、经验和群体文化共同的产物。

放弃炫耀理性，中立看待信息

同样地，我们也可以重新审视人工智能对“理性”的定义有怎样的启示意义。棒球球员可以通过研究大量的数据提高自己的击球率，比如在各种情况下投手可能会投出什么样的球。虽然决定挥棒与否是下意识的，但是这不代表它是不理性的——如果“理性”意味着视具体情况作出最佳选择。然而，正如潜意识的意图一样，潜意识的理性不同于有意识的抉择。我们和其他动物、植物、乃至无生命的物体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此不能仅仅因为我们有好的想法，或是可以做出好的选择就断言人类是理性的动物。我们的理性程度不比一支体温计多一点或少一分。

深度学习对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所有的信息应该在一开始被平等对待。试想一个AI机器人在学习打扑克牌。它知道游戏的规则，并被要求找到胜率最高的策略。一开始，它会尝试各种手段，包括那些看似最荒谬的打法。它没有内置偏好和先入为主的想法，因此只能通过实际的胜负剔除那些荒谬的策略。它不受当代舆论和普遍规范的束缚，缺乏合理与否的基本判断。哪怕是我们看来非常可笑的策略，只要能赢，它就会被机器人保留下来。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的重点：人工智能机器人现在已经能轻而易举地战胜世界上最强的人类牌手。

为了解决可检验的问题，人类也逐步发展出了类似的策略，也就是科学方法，只是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讨论。但是我们和AI机器人之间仍有一点关键的区别。尽管只有避免先入为主的判断我们才能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但是科学探索受限于时间和经费，常常依靠某些既有的认识（比如预感和直觉）来判断一个研究方向是否会成功。因此，科学史中不乏各种被搁置的伟大想法，当它们与我们对世界既成的认知相悖时，还会受到嘲笑。（我至今记得，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学系的系主任不愿意授予史坦·布鲁西纳（Stan Prusiner）终身教职，因为后者认为没有生命的䏓毒体可能是一种被称为克雅二氏病的严重失智症的致病因子，而布鲁西纳之后凭借这一研究获得诺贝尔奖。）

为了全面地了解现代思想，最好就在一开始中立地看待我们接受到的信息。但是具体要怎么做还不清楚。我们和AI不同，不能通过提高计算处理能力提升自己。我们只有几磅有着先天特性和能力的血肉，父母、老师、朋友、邻居、社群、志同道合的人以及组织让我们可以拓宽这些特性和能力。我们的认知模版来自于他们的思维模式，我们决定相信谁、称谁为专家取决于他们各自不同的视角。

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理智能够解决任何大众争论的问题。我们倾向于自己觉得最佳的判断。甚至科学本身也有问题，不论是可复制性，还是统计验证的问题。尽管如此，科学能够自我修正，从而慢慢向有证可循的知识靠拢。不可证的观点没有类似的自我修正的机制。 

也许这一论点听起来太刻薄或是令人反感，但是如今意见相左的人无法互相沟通，还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觉得如果我们再努力一点，再多考虑一点、再多受点教育就可以克服先天和后天的偏见——这不也一样的令人反感吗？

为了解决这些关乎存亡的威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是拥有独特自我意识的理性生物，而不过是可以做出决策的有机体。这将是一项跨越数代人的艰巨任务。正如我们逐渐摒弃流行心理学，转而在生物学中寻找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的根源一样，放弃责备或炫耀有意识的思考也许会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不再自命不凡，从而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我们的思考是千千万万不受自我意识控制的因素的产物，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培养出必要的下意识的能力，来解决世界上最为迫切的问题。如果人工智能可以变得更强，我们也可以。

译者：amecolli；审校：杨银烛；编辑：小葵花

一、我们把少数人群和弱者看作非人类

这种露骨的“去人化”（dehumanisation）有一个惊人实例：脑部扫描显示，当一小群被试学生观看流浪汉和瘾君子的照片时，他们脑中与“思考人类”相关的神经活动比他们观看地位较高者的照片时更弱。另一项研究发现，反感阿拉伯移民的人倾向于认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是（生物意义上）未充分演化的。类似的例子不可胜举，比如有证据表明年轻人把老年人去人化，无论男女都不把醉酒的女人当人看，等等。而且，去人化的倾向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就有所展现——五岁大的儿童已经认为群体外个体（比如和该儿童的性别不同，或者来自外地）的脸，比群体内个体的脸更不像人。

二、我们体验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之情

根据2013年的一项研究，四岁的儿童就会幸灾乐祸了。如果儿童认为那个人的痛苦是咎由自取，幸灾乐祸的感觉就更为强烈。近期另一项研究称，比起花钱买贴纸，六岁的儿童更愿意花钱看一个反社会的玩偶被暴揍。

三、我们相信因果业报（karma）——我们假定苦难中的世人罪有应得

1966年，美国心理学家梅尔文·莱纳（Melvin Lerner）和卡洛林·西蒙斯（Carolyn Simmons）首次展示了这种信念的危害。在这项被后人奉为经典的实验中，一个女性因为学习过程中犯错而受到电击惩罚，而当女性被试知道自己将再次观看她被电击时，她们评价她为不讨人喜欢、不值得尊重。此后的一系列研究揭示，为了维护对公正世界（a just world）的信念，我们多么乐意怪罪穷人、强奸受害者和艾滋病人，认为他们的命运纯属活该。延伸开来，我们看待富人时的无意识美化或许可以用同样或类似的机制来解释。

四、我们偏执而武断

如果人类是理性、开明的，那么只需要呈现相关事实就可以纠正人们的错误认识。然而，1979年的一项经典研究表明这种方式其实无效——强烈支持或反对死刑的被试完全无视了种种能够削弱自己立场的事实，甚至反倒更加坚持最初的观点。背后的原因似乎部分在于，我们认为相反的事实会侵蚀我们的身份认同感。更糟糕的是，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知识和理解力太过自信，并相信自己的观点总是优于他人，这就阻碍了我们发掘更多相关事实的脚步。

五、比起与自己的思想共处，我们宁愿触电

2014年一项极富争议的实验发现，在对自己施加痛苦的电击与进行15分钟的平静冥想之间，67%的男性被试和25%的女性被试选择了前者。

六、我们过度自信，虚荣自负

倘若受制于谦逊与自知之明，我们的非理性与独断或许还不会这么糟糕，然而我们绝大多数人总是自我膨胀、招摇过市，对于自身的能力与特质（比如车技、智力、吸引力）极度自信——这种现象被称为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begon Effect），因为在乌比冈湖这个虚构的小镇，“每个女人都很强健，每个男人都很英俊，每个孩子都是中等以上”。讽刺的是，我们当中最没水平的人的过度自信倾向最为严重——这就是丹宁·克鲁格（Dunning-Kruger effect）效应。这种徒劳的“自我增强”现象似乎在道德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极端而非理性，比如“你认为自己的公正、守纪吗？”之类的问题。事实上，连监狱里的犯人都认为自己比平均大众来得和善、诚实、值得信任。

七、我们是道德的伪君子

请务必警惕那些对他人的道德过失闻风而动、大加挞伐的人——这些道德传教者极有可能一样“有罪”，只不过他们对自己的过错更宽容。一项研究显示，对于同样一个自私的行为（在实验人员提供的两项任务中，为自己选择轻松快速的那项），如果“受害者”是自己，人们评价这个行为更不公平。长期被研究的行动者-观察者不对称效应（actor-observer asymmetry）也是类似的道理。这一效应有一部分在说，我们倾向于将他人的负面行为，比如伴侣的不忠，归因于他们的特质，而将自己同样的恶行归因于身处的情境。这种自私自利的双重标准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普遍感觉不文明行为不断增多——近期研究显示，同样一个粗鲁行为，如果是陌生人做出来的，我们会认为它比朋友或自己做出来的严重得多。

八、我们都是潜在的“喷子”

每个曾卷入推特骂战的人都会承认，社交媒体可能放大了人之本性最糟糕的一些方面。其部分原因在于网络去抑效应（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以及我们在匿名状态下更容易做出不道德行为（在互联网上匿名可容易了）。研究显示在日常生活中有施虐倾向的人（令人担心的是，这些人不在少数）尤其容易变成网络喷子，而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糟糕的心情和被其他喷子攻击的经历能够让人们自己上线喷人的可能性翻倍。而且，少数喷子就能引发滚雪球效应，导致负面情绪疯狂蔓延——研究者发现在CNN网站的读者讨论区里，“被警示标记的留言占总留言的比例，和被标记的用户比例，都与时俱增。”

九、我们偏好有精神变态特质却又无能的领袖

美国人格心理学家丹·麦克亚当斯（Dan McAdams）近期断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公然的攻击和侮辱行为具有一种“原始的吸引力”，他“煽动性的推文”就像雄性黑猩猩头领的“挑衅展示”一样，“以威慑他人为目的”。如果麦克亚当斯的评价没错，它还适用于一种更普遍的模式——有人发现，在领导人中具有精神变态特质的人的比例，远高于其在普通人中的比例。对纽约金融领域领导人的调查发现，他们精神变态特质的得分极高，而情商低于平均水平。今年夏天发表的一项元分析研究称，在较高的精神变态特质与领导人职位的获取之间的确存在显著联系（虽然表面看起来较微弱）。这是个可怕的发现，因为精神变态同时意味着领导能力低下。

十、具有黑暗性格特质的人对我们有特别的性吸引力

证据显示，我们不仅选举具有精神变态特质的人担任领导，而且，不论男女，都至少在短期内容易被展现“黑暗三件套”特质的人吸引，从而使得这些特质繁衍增多。所谓“黑暗三件套”指的是自恋、精神变态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一项研究发现那些被描述为自利、冷漠、好操纵他人的男人对女性有更大的吸引力。有理论认为黑暗特质成功地表达了较高的“配偶品质”（mate quality），包括自信、乐于冒险等。这会影响到人类种群的将来吗？或许会的。2016年的一篇论文称，被自恋男性的脸强烈吸引的女性倾向于生更多小孩。

但你也别太难过。这些发现并没有宣称，人类克服基础本能的努力从来是徒劳。其实我们不妨说，只有承认并理解自身的缺陷，我们才能更好地克服它们，并严阵以待人性的天使降临。

翻译：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