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深景仰的，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崇高道德法则。” 在1788年出版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曾这样断言道。不过这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哲人也许不会预料到，在两百多年后，会有科学家向世界宣布：他发现了人脑中的“道德分子”。

2011年，保罗·扎克（Paul Zak）登上了TED的讲台。他演讲的题目是《信任、道德——与催产素？》。在这段令他名声大噪的演讲开头，他轻按喷雾瓶的开关，讲台上瞬间出现一道雾蒙蒙的水帘。

他宣称喷雾瓶里的透明液体是催产素溶液，这正是使人类忠诚、友好、相互信任等等美好品德的来源。换句话说，催产素就是让康德深深景仰的道德法则的来源，是人体中的“道德分子”。

在这段演讲里，扎克讲述了其研究团队进行的一项实验。他们告诉被试，只要来参加实验的都会获得十美元的奖励。在实验室里，实验人员会问：“你是否愿意放弃你获得的十美元，送给实验室里的一个人。你不会见到这个人，也不能和这个人说话，而且你只能做这么一次。不过，无论你送给这个人多少钱，实验室都会将数额翻倍送给那个人，而那个人也会被告知，自己的账户上出现了这么一笔钱，他可以选择全留下，也可以选择送回给那个匿名的捐款人一些数额。”

按照扎克的理论，这样的实验可以很好地判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愿意送给对方的钱更多，也就意味着更加信任对方。研究人员发现，如果这些被试通过鼻腔喷雾摄入了一定量的催产素，他们就有更大几率选择把更多的钱交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扎克四处演讲，甚至著书讲述神奇的催产素。在他本人以“Dr.Love”的头衔火遍全球的同时，催产素，这个由九个氨基酸组成的肽类激素，也在无数的媒体渲染之下与爱、伦理和道德紧密地连接起来。在他的理论中，似乎“道德”这一千百年来无数哲人冥思苦想的问题，已经在实验室中迎刃而解。

可是，事情真的像扎克呈现的这么简单吗？

“轻轻一喷，世界就能充满爱与信任”？

2012年，针对一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道德分子催产素”，著名的神经科学哲学家帕特里夏 ·丘奇兰（Patricia S. Churchland）决定与心理学家皮奥塔·温基尔曼（Piotr Winkielman）教授合作，著文剖析催产素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影响。这两位作者首先质疑了保罗·扎克四处宣讲时所引用的实验的研究方法：通过鼻腔喷雾摄入催产素。

按照扎克绘声绘色的讲述，鼻腔喷雾简单有效：只要按下开关，催产素就会通过鼻腔进入你的中枢神经系统，改变你对他人的信任程度。更夸张的是，他的TED演讲还衍生出一批打着“催产素香水”“催产素喷雾”的产品。这些产品往往售价高昂，60毫升就能要价六十美金左右。

可是问题在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并不是化学物质“想进就能进”：在我们的脑组织与血液之间，存在一道血脑屏障来维持中枢神经系统内部环境的稳定。血液中的不同溶质穿过血脑屏障的难度不同，而催产素的渗透能力则属于较弱的一类。

鼻腔喷雾真的能够使催产素穿透血脑屏障吗？丘奇兰和温基尔曼对此表示十分怀疑。

很多采用鼻喷雾实验设计的催产素实验，都会引用一篇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上的经典研究。在这项研究中，被试通过鼻腔吸入一定量的神经肽，而在三十分钟内，科学家们发现他们脑脊液中的神经肽浓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可是，单单是脑脊液中的神经肽浓度变化，并不能说明神经肽能穿透血脑屏障、激活脑区中的神经肽受体。

丘奇兰和温基尔曼指出，这项实验中的脑脊液样本是通过腰椎穿刺提取到的，并不能说明神经肽真的进入了神经肽受体广泛分布的脑区。 哪怕我们假设这些神经肽真的能够进入中枢神经系统，进入神经元的细胞外空间（Extra-cellular Space, ECS)，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些神经肽的浓度已经足够高，高到可以改变生物体行为的程度。

也就是说，众多关于催产素的鼻喷雾实验找到的行为差异究竟意味着什么，科学家们还无法定下结论。通过水雾吸入体内的催产素有多少，这些吸入的催产素又都到了哪里、影响了什么样的系统，目前都属于需要科学家们继续探究的问题。

催产素究竟是什么？

但如果说回催产素本身，其实人们对这种神经肽的了解与应用已经有一定年头了。

就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一样，人们最早接触到它是因为其在雌性生殖系统中起到的作用。早在一百多年前，英国神经科学家亨利·戴尔（Henry Dale）就发现，一种从人类垂体后叶提取出来的物质可以收缩怀孕母猫的子宫，催产素由此而得名。

后来，人们慢慢了解到，催产素并不是一种雌性体内独有的物质。无论是男是女，催产素作为一种神经肽，在人体内都有着非常广泛的分布。比如说，我们的外周神经系统与组织中都会分泌催产素。人们在肾脏、胸腺、胰腺，甚至肠绒毛上皮上都发现有催产素受体的存在。这些活跃在外周神经系统中的催产素的主要作用是收缩平滑肌，自然是与“道德分子”的美名毫无关联。

而那些活跃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催产素，也并不像保罗·扎克所吹捧的那样，唯一的功能就是“让这个世界充满爱与和平”。的确有初步的证据表明，催产素在母婴之间的依恋关系形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有科学家开始提出理论，认为催产素在情侣之间的浪漫忠贞之爱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猜想它是一夫一妻制伴侣模式形成的关键元素。

但是，这些理论目前还属于未经证实的假说，它们所基于的证据，大多都来自于催产素与某种现象的相关性，并不支持因果性的结论。尽管在实验室中，催产素常常作为制作“道德小鼠”的动物模型的关键， 但动物模型毕竟仅仅是动物模型，催产素究竟在人类的高等认知功能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目前学界仍然处于猜测摸索的状态。 总而言之， 一个严谨的科学家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轻而易举地抛出“因为催产素的存在，所以人类拥有道德”这样的结论。

道德绝不来自于神奇的分子

1953年，英国著名道德哲学家伊莉莎白·安斯康姆（G. E. M. Anscombe）在《哲学期刊》上发表了《当代道德哲学》一文。在文章的第一段中，她开门见山地指出：“第一，在当下进行道德哲学研究是无益的： 在我们对于心理学哲学的有足够了解之前，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一边。而很明显，我们现在非常缺乏心理学哲学的知识。”

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心理学的认知革命开始之后，这样的观点更加受到学界的重视。心灵与认知已经不再是单纯能由哲学思辨解决的谜团。自然而然，道德哲学也随着学科交叉的趋势逐渐进入了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范畴之中。道德这样古老却不断变化、神秘莫测却又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现象，如今已经彻底走出哲学的象牙塔，在实证科学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如果你在网上搜索“道德 神经科学”这样的关键词，你会不难发现近二十年来有关道德神经机制的研究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事实上，MIT的公开课网站上有一门课就叫《道德的神经科学》。这节课的授课人，是在心智理论的神经机制做出重大贡献的神经科学家丽贝卡·萨克斯（Rebecca Saxe）。但如果稍稍浏览这节课的授课大纲与阅读材料，有人也许会大失所望：这些精心挑选的与“道德的神经机制”相关的论文，其实大多都针对的是同理心、亲社会行为与罪恶感等等。

诚然，这些因素都是道德行为所不可或缺的，可如果问起究竟什么是道德，心理学与神经科学这样的实证科学，仍然需要哲学理论的指导。 斯坦福哲学百科甚至专门有“道德的定义”这样的词条。面对道德的定义，伯纳德·格特这位几乎一生都在思考道德问题的道德哲学家，毫不留情地指出，无论是描述性的定义还是规范性的定义，道德一词意味着什么是仍然充满了争议性的。

“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深景仰的，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崇高道德法则。” 我相信，康德的断言即使是在实证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也仍然是能引起人们的共鸣的。尽管我们今天仍然无法确切地断言道德作为一种心灵现象究竟从何而来，但至少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它绝对不仅仅存在于保罗·扎克手中鼻喷雾壶里的透明溶液，它绝对不来自于所谓的“道德分子”催产素。

参考文献

• Anscombe, G. E. M. (1958).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Philosophy, 33(124), 1-19.
• Born, J., Lange, T., Kern, W., McGregor, G. P., Bickel, U., & Fehm, H. L. (2002). Sniffing neuropeptides: a transnasal approach to the human brain. Nature neuroscience, 5(6), 514.
• Burkett, J. P., Andari, E., Johnson, Z. V., Curry, D. C., de Waal, F. B., & Young, L. J. (2016). Oxytocin-dependent consolation behavior in rodents. Science, 351(6271), 375-378.
• Carter, C. S., & Porges, S. W. (2013). The biochemistry of love: an oxytocin hypothesis: Science & Society Series on Sex and Science. EMBO reports, 14(1), 12-16.
• Churchland, P. S., & Winkielman, P. (2012). Modulating social behavior with oxytocin: how does it work? What does it mean?. Hormones and behavior, 61(3), 392-399.
• Galbally, M., Lewis, A. J., IJzendoorn, M. V., & Permezel, M. (2011). The role of oxytocin in mother-infant rela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human studies. Harvard review of psychiatry, 19(1), 1-14.
• Gert, B., & Gert, J. (2002). The definition of morality.
• Kiss, A., & Mikkelsen, J. D. (2005). Oxytocin–anatomy and functional assignments: a minireview. Endocrine regulations, 39(3), 97-105.
• Klein, B. Y., Tamir, H., & Welch, M. G. (2011). PI3K/Akt responses to oxytocin stimulation in Caco2BB gut cells. Journal of cellular biochemistry, 112(11), 3216-3226.
• Kosfeld, M., Heinrichs, M., Zak, P. J., Fischbacher, U., & Fehr, E. (2005). Oxytocin increases trust in humans. Nature, 435(7042), 673.
• Magon, N., & Kalra, S. (2011). The orgasmic history of oxytocin: Love, lust, and labor. Indian journal of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15(Suppl3), S156.
• McEwen, B. B. (2004). Brain–fluid barriers: relevance for theoretical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vasopressin and oxytocin memory research. In Advances in pharmacology (Vol. 50, pp. 531-592). Academic Press.
• Miller, G. (2013).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Oxytocin. Science, 339(6117), 267-269. doi:10.1126/science.339.6117.267

本文及插画系神经现实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压力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当暴乱新闻发生时，我们会变得焦虑不安。即使在相对稳定的世界里，快节奏生活也会使我们感觉日不暇给。这导致了人体自然生物钟的紊乱，诱发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暴饮暴食、缺乏锻炼还有失眠。

教育机会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匮乏，还有种族和民族歧视，对美国的大量人口造成的影响尤为深远。弱势群体应受到的法外开恩并不存在，这些群体普遍的结局都是锒铛入狱。包括贫困在内的婴幼儿早期的恶劣经历，会给大脑和身体留下终其一生无法磨灭的印记，长期以来侵蚀生理健康，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抑郁症和痴呆的机率，更有可能让他们滥用毒品和表现出反社会行为。这些压力如何潜伏在我们身体里？对身体和大脑到底造成了什么影响？我们对此能采取什么措施？面对无处不在的多重压力，我们是否真的无计可施？

https://aeon.co/essays/how-stress-works-in-the-human-body-to-make-or-break-us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杰罗姆·卡根（Jerome Kagan）近日提出，“压力”这个词被滥用，以至于丧失了本有的意义。他建议用压力来描述最极端的情况或破坏性的事件更合适。而我做了数十年研究，则抱有其他观点。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网络（MacArthur Foundation Research Network）的研究重点是体内的压力酝酿的力量，自我二十多年前参加这个组织起，就与许多社会科学家、内科医生和流行病学家致力于解决同一个问题：如何测量并评估来自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压力。在国家儿童发展科学委员会（National Scientific Council on the Developing Child）的支持下，我们通力证明了压力确实会作用于身体和大脑，并对健康和疾病产生深远影响。

与其他研究有着略微的差别，我们的科研从“分辨不同的压力”开始。所谓“良性压力”是具备勇气抓住机会，像是准备一次工作或入学面试，或者和陌生人交谈，成功之后得到奖赏的感觉。“耐性压力”则意味着当某些坏事发生时，像是丢掉一份工作或者恋人离开了你，我们通过个体的资源和内部的支持系统来渡过难关。而卡根提到的“毒性压力”其实是那些个体不能内部自我消化并解决的巨大难关，这种压力可以让我们身心俱损，并堕入无限轮回的深渊。

现在我们引入一个“体内平衡”的概念，解释生物环境和行为环境下这三种形式的压力。“体内平衡”是一种帮助我们生存的生理状态。通过“体内平衡”机制，我们可以将体温和pH值（碱度与酸度）控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从而使我们的身体组织灌注充足的氧气，供养细胞。为了保持这个稳定的状态，我们的身体会分泌例如肾上腺素之类的激素。当我们敏锐地察觉到威胁时，比如一只凶猛的巨型犬，位于我们大脑底部的下丘脑就会开启身体自身的报警系统，向脑垂体发送化学信号。接下来脑垂体便会依次释放ACT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激活处于我们肾脏旁边的肾上腺，释放肾上腺素和主要的压力激素——皮质醇。肾上腺素会使心跳加速，血压增高，身体的能量充沛；皮质醇则可增加血液流中的葡萄糖，对整个免疫系统、大脑甚至其他器官都有着利好影响。在遇到威胁需要立即决定战或逃的情况下，皮质醇会缓和过度的免疫反应，同时抑制消化系统、生殖系统以及生长过程，同时向大脑负责认知功能、情绪、动机和恐惧的区域发送信号。

皮质醇和肾上腺素此类的生化介质有助于人类的适应能力，在我们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激活，平衡我们的适应能力，并在我们度过危机之后自动关闭。但当该机制失灵时，那些“压力激素”就会对大脑和身体造成不健康的影响，例如诱发高血压或低血压，以及加速腹部脂肪的囤积。我们用专业术语“非稳态负荷”来定义此时由于介质的失衡导致身体的劳损。当身体承受的劳损到达极限时，我们称之非稳态超载，这就是毒性压力。相应存在于吸烟，酗酒或者自我隔离时，这些不利健康的行为会引起高血压与腹部脂肪过多，从而导致冠状动脉堵塞。总结来说，这些介质起到调节我们体内平衡的作用，让我们适者生存的同时，也能够导致众所周知的现代病。

–

–

压力这个词通常解释为一种“战或逃反应”。但真正影响健康和福祉的，其实是来自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更为潜移默化的长期因素——我们的亲朋好友、工作需求、倒班制或者倒时差、睡眠质量差、居住环境恶劣、孤独、锻炼量不足、暴饮暴食、吸烟和酗酒。以上提及的生活因素都会使生化介质非稳态负荷甚至超负荷，而这些介质本应帮助我们适应环境更好地生存下来。

即使我们现在都了解生活因素的重要性，依旧常常听到“如果倍感压力，就去测量一下皮质醇水平吧”。这在两个层面上反映出了大众的误解。首先，单单对皮质醇的测量并不能反映什么问题，因为皮质醇可以在一分钟内上下起伏，测试间隔的时段可能终止波动，对大脑可塑性造成损伤。此外，皮质醇一整天都在波动起伏，清晨上升唤醒我们后就开始下降，除了午饭时短时上扬，一直会降低到更低的水平，直到晚上我们准备睡觉。睡眠剥夺和某种重性抑郁症会昼夜节律失调；失调的昼夜节律不只减弱了健康的皮质醇压力应激反应，部分通过肝功能变化，造成大量体脂沉淀，同时还升高胆固醇，引起肥胖，激增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皮质醇并不是“罪大恶极的坏人”，它有正常的生理功能：调节新陈代谢和日常活动以及睡眠。

可以用很多种皮质醇的测量方法来判断常规的日常节律是否被打乱。我们可以收集一整晚或一整天的尿液，也能从前额上抽取的毛发中检测到皮质醇水平，这个方法能计算出我们在日间所生成的皮质醇总量。或者我们可以在压力繁重时，或前或后，测量我们唾液中的皮质醇。有些压力可能来自在一群陌生人面前分享自己的个人经历，这些经历倒是提供了我们另一个视角，我们能观察到应变稳态的工作效率。看看遇到威胁或挑战时，为了适应环境稳定体内平衡，皮质醇反应是否激活，而危机过去后，该反应是否自动关闭，而不是产生非稳态负荷和非稳态超负之类的副作用。

糟糕的是，需求皮质醇时，假设它自动激活失败，身体的免疫反应会不适宜地过度补偿。比如在败血性休克时，过多的免疫实则会导致我们死亡。同样糟糕的是，渡过危机之后，皮质醇不减少而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其后果是脂肪增加，引起肥胖、高血压、抑郁症和心脏疾病，造成非稳态负荷。

鉴于我们面临压力时需要强有力的皮质醇反应，关于皮质醇第二个误解来自于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不良分子”。但是皮质醇起着正常的生理作用时，它帮助我们适应压力源，调节新陈代谢与日常活动和睡眠模式。没有皮质醇的话，我们就不会长寿更不会健康安乐！我之前的学生菲尔道斯·达博（Firdaus Dhabhar）现在已经是迈阿密大学的神经免疫学医师了，他发现清晨皮质醇的上升，伴随着压力应激反应，会激活我们的免疫功能，从而抵抗感染或是修复伤口。同样常规的“晨醒”皮质醇上升可以唤醒我们，还有我们对早餐的食欲，如果在早晨服用药物的情况下，它还能增强身体的免疫反应。身体的反应就像许多乐手组成的交响乐团，和谐共处，配合工作。

–

–

如果身体机能像是交响乐团，那大脑是当之无愧的指挥官。它存储了无论好坏的所有记忆，协同身体使我们生存下来，从而避免非稳态负荷与非稳态超负，最大程度减少潜在的长期影响。我们所称的“身体的智慧”其实是应变稳态，一种生物适应性的活动过程，它在保持体内平衡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的确，大脑是一个可塑但脆弱的器官，不断被感知到的生活体验加工改造。作为应变稳态的一部分，它的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改变。近日某项研究发现，一位母亲在怀孕期间，与孩子形成母子独特的依附链接时，她的大脑结构产生变化。另一项研究则发现了音乐家的大脑如何变化：随着技艺的高超，神经元会变大，感官和大脑皮层控制运动的区域之间的连接也会与之增多。

相对于母亲和音乐家的例子，毒性压力使杏仁核内的神经元变大，杏仁核是大脑掌控焦虑和攻击的区域，最终导致焦虑的加重。诸如冥想此类的正念修行在有压力时能够有效地扭转局势，缩小这些神经元的大小。有规律的体育活动，比如每天散步，都能触发海马体内新神经元的生成，海马体对大脑来说至关重要，它储存日常记忆，感知空间和方向，也可以改善记忆和调整情绪。

我们也需要考虑基因在哪里发挥作用，并理解它们并未敲定我们的命运，而是通过“表观遗传”机制奠定了生命历程如何塑造大脑和身体。该机制“凌驾于基因组之上”，在不改动丝毫遗传密码（基因序列）的前提下，控制着基因表达。无论好坏的人生经验，表观遗传都能将它们无缝整合在一起，终其一生对我们的基因序列产生着影响。我们现在明白了，压力能通过表观遗传这个途径，作用于身体、基因组乃至大脑。

从我的导师引领我入门开始，也是从1964年完成的那篇论文开始，我终身都致力于压力的研究。文森特·阿尔弗雷（Vincent Allfrey）与阿尔弗雷德·米尔斯基（Alfred Mirsky），这两位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科学家，就是在1960年代教我表观遗传学基础的老师。当时这门科学还没那么有趣，因为当时表观遗传学范围没有那么广泛，只与遗传学有细微不同，也就是研究当一个受精卵发展成一个生物机体时出现的新的特征。从一个胚胎发育，逐渐形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这一过程虽被编写在了每个物种的基因内，但是后来出现的个体特质却是被经历所影响，这就是“表观遗传学”的由来。例如，一对同卵双胞胎携带的基因使其先天易患精神分裂症或双相情感障碍。即使有着相同的DNA，双胞胎两人同时患上这些疾病的概率只处于30%到60%之间，这说明个体经历和其他环境因素都有着很大空间预防或是加速潜在精神病的发作。

阿尔弗雷和米尔斯基还研究了一种称为“组织蛋白”的蛋白质。组织蛋白会凝结合成DNA并进一步参与DNA的排序过程，可被化学修饰后展开双重螺旋，引起基因表达。1960年左右，有研究人员发现皮质醇和雌二醇此类激素正是采用这个机制，激活子宫和肝脏内部的基因，这在1966年成了我研究的重点。

毒性压力会重点攻击特定器官。

不久以后，我将研究重心从肝脏转向大脑。肝脏内的皮质醇，肾上腺与性腺中的激素会改变大脑中的基因表达，并协同其他生化介质转变大脑结构和功能。正是因为经历本身影响了这些激素，生活经验塑造了我们现在所称的“后升效应（表观遗传效应）”。

这引领我后来发现，肾上腺压力激素皮质醇对大脑中的海马体有着表观遗传影响。海马体储存着日常生活的记忆，同时调节情绪。正如英国神经科学家约翰·奥基夫（John O’Keefe）、挪威科学家迈-布里特·莫泽（May-Britt Moser）和爱德华·莫泽（Edvard Moser）共同开展的一项研究所述，海马体就是大脑的“GPS”，该研究被授予2014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自此，海马体被用于研究性激素、新陈代谢激素还有压力激素如何进入大脑，与受体结合，产生表观遗传现象，正面调节大脑结构，从而影响个体行为。海马体也有益于对毒性压力具体条件的研究，如果相同的激素和介质引起非稳态超负荷，身体会出现非稳态超负荷现象，身体的各器官，包括心脏和大脑，都会在这场毒素袭击中变成重点损害的对象。

数十年间，我的实验室参与并发起许多研究，许多优秀的学生、博士后研究人员和科研同僚为此付出卓越贡献。位列其中的罗恩·德·克洛特（Ron de Kloet）现在已经是荷兰莱顿大学的教授，他研究人工合成糖皮质激素（充当炎症和免疫功能的强抑制剂，同时也是肝脏葡萄糖代谢的刺激器，故名“糖皮质激素”）。皮质醇是一种天然糖皮质激素，克洛特教授发现，像是药物地塞米松（DEX）之类的人工合成糖皮质激素会在皮质醇进入大脑的时候自动排阻。但当用药来减轻炎症时，身体生成皮质醇的功能会被关闭。之后，即使停止了地塞米松的药物治疗，身体和大脑由于缺乏皮质醇，会引发严重的情绪波动，新陈代谢系统和免疫系统失调。随后，克洛特教授和他的实验室学生汉斯·瑞尔（Hans Reul，现为布里斯托大学的教授）继续研究发现，海马体内的皮质醇能和两种受体相结合，这两种受体分别是海马盐皮质激素受体（MR）和糖皮质激素受体（GR），在人脑中作出数不胜数的重要决策。

罗伯特·萨博斯基（Robert Sapolsky）曾是我实验室中的学生，现在他已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以及著作傍身的知名作家。他促成了另外一项发现，在小白鼠存活的期间，小白鼠体内等价于人类体内皮质醇的物质——皮质脂酮，会逐渐对小白鼠的海马体造成“磨损”，这不只会使记忆衰退和情绪失控，也会停止糖皮质激素的生成。这个影响在动物和遭受毒性压力的人类中尤为显著。“糖皮质激素级联反应-压力和衰老假说”（glucocorticoid-cascade hypothesis of stress and ageing）如名所示，是整个非稳态负荷和非稳态超负概念的基本原理。萨博斯基的另一项研究有着重大意义，他对非洲的优势狒狒和劣势狒狒（译者注：在一个动物群体内的成员间，存在着优势和劣势的位次时，称为优势顺位。）的研究，为之后收入、教育和人类社会阶层如何影响生理和心理健康的研究奠定基础。

–

–

直至我们理解表观遗传的影响之前，人们一直认为人类成年阶段的大脑结构稳定，理解正常与异常的大脑功能的途径主要聚焦在神经化学和神经药理学上。20世纪80年代期间，执业医师治疗病人都大多依赖百忧解这样的抗忧郁药和大剂量的安定剂。

1988年，伊丽莎白·古尔德（Elizabeth Gould，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及教授）到我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员。她向我介绍了19世纪末兴起的一个古老的方法，以及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的意大利籍神经解剖学家卡米洛·高尔基（Camillo Golgi）。高尔基法操作得当的话，就能让研究者清晰看到和测量神经元生长出来的树突（像伸展的树枝），甚至还能看到这些树突的树突棘（突触的位置，或者和其他神经元的连接）。古尔德携同日本籍生物精神病专家渡边横雄（Yoshifumi Watanabe）采用高尔基技术，发现慢性压力持续几周之后，树突就会缩小，海马体神经元上的树突棘突触就会消失。他们认为，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影响是由皮质醇之类的糖皮质激素的作用机制导致的。而凯瑟琳·伍利（Catherine Woolley，现为西北大学的教授）的观点与之不同，她发现小白鼠发情期间（可与人类的月经周期相提并论），因为卵巢激素雌二醇及黄体酮的波动，树突棘突触会出现并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研究中，激素并不独立工作而是需要谷氨酸酯的协助，谷氨酸酯是大脑中的主要神经传递介质。所以，循环激素不仅能够进入大脑，与受体结合，还能和大脑自身的神经传导质一同参与调节“大脑可塑性”的过程——该过程中大脑内部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以增加人类成功和生存的概率。大脑可塑性基本上是对这个世界两种层面的适应——行为层面和神经层面。例如，海马体内树突的收缩保护了在毒性压力状态下的神经，避免它们因为该状态下的过度刺激而遭到损伤。发情期（人类的月经期）中树突棘突触的周期性变化是行为差异的原因，包括情绪波动。雌二醇对认知功能造成的影响和更年期后雌二醇的终止生成，都成为激素疗法的核心，我的同事约翰·莫里森（John Morrison）的研究课题就是通过激素疗法减缓认知衰老和预防阿兹海默症。他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和我们有些项目合作）的主任，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同样，我之前的博士后研究员罗伯塔·布林顿（Roberta Brinton，现为亚利桑那大学的教授）在黄体酮作为衰老和脑损伤防护剂的研究中做出卓越贡献，为激素的使用开辟了新的道路。

古尔德和她的学生伍利还有海瑟·卡梅伦（Heather Cameron，现任美国国家心理健康学会的课题项目负责人）也首次提出海马体的齿状回中神经元死亡后的活动流程，这些神经元死亡后在神经生成的过程中被重新迭代，在整个人生长河中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她们也发现了毒性压力会抑制神经生成，使海马体缩小。其他的实验室后来发现运动能够加快神经生成的进程，不仅是年幼的动物，年老的动物也同样适用。

为了保持大脑和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就是经常锻炼身体。

那些关于成年大脑神经生成的惊人发现之所以具有巨大影响，不仅是因为我们知道了干细胞或祖细胞可以用来治疗脑损伤，还因为这些发现对生活方式的意义。经常锻炼身体能使老年人和青年的神经生成活动增多，也能改善记忆调节心情，更能增大海马体，避免抑郁状态下海马体缩小以及糖尿病和其他病症。定期的有氧运动，比如一周5天快走一小时，不仅能够在6个月到一年之内增大海马体并提高记忆力，加速血液循环优化决策机制，还能增进前额皮质（负责制约情绪和冲动及工作记忆的大脑区域）中的新陈代谢功能。为了保持大脑和身体健康，最重要的是经常锻炼身体。脑体交流可以进一步理解为，锻炼身体时激发神经生成需要至少两种从身体传递至大脑的激素：来自于肝的类胰岛素生长因子（IGF-1）和来自于肌肉的组织蛋白酶B。

从苏醒和睡眠的昼夜循环，大脑可塑性的范围可延展至包括海马体甚至到其他大脑区域。我之前的学生康纳·利斯顿（Conor Liston，现为康奈尔大学维尔医学院的神经病学副教授）也有了不尽相同的发现：大部分大脑皮层中的突触会因皮质醇的波动起伏而在昼日轮回时逆转。如果我们在一天中不恰当的时间对波动周期进行干扰，就会影响到动作学习，比如怎么打高尔夫之类的。想想现代人类有多少种方式干扰自然昼日节奏的方式（比如在凌晨开灯），这给全体人类敲响警钟——我们应该利用“身体的智慧”保护健康。

干扰自然周期的还有倒班制和时差。我们的前博士后研究员伊利亚·卡拉索尔斯（Ilia Karatsoreos，现为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副教授），在动物模型身上做了倒班制的实验。她发现倒班制造成前额皮质中的树突缩小（前额皮质是掌管我们调节情绪和冲动以及工作记忆的大脑区域），实验动物在面临一个记忆任务需要改变规则时，出现认知僵化。更糟的是，这些倒班的动物变得更胖，细胞对胰岛素产生了抵抗性，还出现了糖尿病和类抑郁行为的迹象。倒班制在人类当中与过度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还有心理问题都有关联。

前额皮质也会对我们所谓的“耐性压力”有所反应。利斯顿在他的医学博士论文研究中，测评了一群医学生的压力知觉（他们感觉有多少对生活的把握）。他发现压力知觉量表得分最高的被试在认知弹性测试中得分最低，fMRI扫描表明，这些被试在涉及前额皮质的大脑回路中的功能性连接最慢。我们之所以称之为“耐性压力”，是因为休假之后，这些造成的损伤全然消失，这也证明了年轻成年人的大脑具备复原力。利斯顿通过对一个动物模型进行压力知觉的平行研究，观察到神经树突的缩小，前额皮质中突触的减少，这些解释了认知弹性的缺乏。

–

–

为了充分解释大脑可塑性，我们还需要描述相同的压力源如何造成树突缩小，以及前额皮质和海马体中的突触消失。印度国家生物科学中心的教授休曼德拉·查塔吉（Sumantra Chattarji）及其研究小组给出了答案：与恐惧、焦虑、强烈的情绪有关的杏仁基底外侧核的树突生成并延展出分支，加剧焦虑感。

利斯顿也发现了眼窝前额皮质中的树突同样延展出分支，提高警觉。在短时间内，这些变化或许是可适应性的，因为焦虑和警觉能在危险或者不稳定的时期帮我们逢凶化吉。但一旦危机解除而这个行为状态却没有解除，并持续发展成神经回路，这样的适应不良就需要药理和行为疗法的综合介入来重新开启“可塑性之窗”。

再强调一次，定期规律的身体运动能够增强前额皮质和海马体对于杏仁核的控制。这意味着我们能更有力地控制情绪、情感和冲动，也使决策机制效率更高。另一个针对慢性焦虑的手段是正念减压（MBSR），该手段已被表明在部分被试中能够抑制杏仁核。正念减压和冥想作为减轻焦虑，缓解压力知觉的手段，两者都广受欢迎。

这类研究对探索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也有意义。 查塔吉发现，一个单一的创伤压力源能在一或两周之后导致杏仁基底外侧核有新突触生成。伴随着日渐增多的焦虑，新突触也增多。这种延时正是PTSD的一种特质。我们和查塔吉的研究表明，当创伤源出现时或者出现后，皮质醇也会同步上升。它实际上预防了杏仁核中突触的延时性生成与增加。现在有证据表明，身体受到创伤时，比如进行一场开胸心脏手术时或一场交通意外之后，低水平皮质醇实则是一个风险因素。然而直面创伤或创伤刚过后，皮质醇水平上升能够缓解之后的PTSD症状。

而且我们（以及其他人）的研究发现，毒性压力对不同性别造成的影响有所不同。毒性压力使女性有抑郁倾向，而让男性更有可能有反社会行为。我们和其他人的研究都发现，男女大脑内部都有雌激素、雄激素和孕激素的受体，它们能掌控记忆和痛苦，并协调运动还有其他重要的功能。但是多亏了大脑深处基因编程的性别差异，男女对待压力有不同的反应。这些性别差异反应在整个脑部，不只是下丘脑这样涉及到生殖繁衍的区域。事实上，新的研究指出，在分子生物层面和遗传学层面，男女面对压力时海马体内中有明显不同。的确，很多两性大脑活动的研究都显示出，男性和女性在大部分事物上都能做得一样好，只是调动的脑回路有一些不同。这也证明了“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这个假说有些许可信度！

因为每个人早期的生活经历不同，压力对每个人造成的冲击不同。我们之前的博士后研究员迈克尔·米尼（Michael Meaney，现为麦吉尔大学的教授）主导的研究表明，产后母亲的关爱对幼儿的情感和认知发展至关重要。在鼠妈妈悉心照料下长大的幼鼠情绪稳定，能更好地探索新奇的地方和事物。而当幼犬们有一个焦虑的母亲，得不到稳定的关爱时，这些幼犬身上都出现了相反的现象。

表观遗传学同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很多实验的观测对象是被前文所提到的条件下定义的好母亲和坏母亲交替抚养的幼崽。这些实验得出的结论相当清晰。交替抚养的幼犬的结果改变了，这就是我们所称作的表观遗传的行为传递。

补充完这个，现在我们知道，即使在受孕之前以及在子宫中作为胎儿时，父亲和母亲的肥胖同样会影响到孩子。这或许涉及精子和卵子的DNA的表观遗传学变化，基因编码本身不会改变，但是改变的是读取基因编码的方式；父母双方超重会增加孩子也超重的风险。受孕之前通过缩胃手术减重的女士，她的孩子并没有超重，而怀孕期间肥胖的孕妇，她的孩子患有肥胖症的风险就更高。

不论积极还是消极，我们都无法逆转经历所造成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聚焦在如何复原造成的影响和改变生活方式上。

负面的童年生活经历、贫困、虐待以及常年疏忽管教，都会影响基因如何表达，从而决定诸如海马体、杏仁核及前额皮质之类的大脑区域，从童年持续到成人期如何发育并执行功能。的确，随着生活经验的增多，大脑一直持续变化着，建立新的记忆并改变大脑结构。这些机制某种程度上是由免疫系统生成性激素、压力激素、新陈代谢激素和化学物质在体内不断循环促成的。

这些更深入的研究引入一个新观点：表观遗传变化决定了健康与疾病的轨迹，也决定了大脑的可塑性。但回顾一生，表观遗传也能够成为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

不论生活经验对我们造成了什么后天影响，正面或负面的，我们都不能把时钟倒拨，逆转生活经验造成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从那些生活经验中走出来，迎向康复和新的生活；同样我们也能通过表观遗传变化发展复原力。一生当中，新的轨迹会引起大脑和身体中的代偿变化。

这个看法就引向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生命历程健康发展”（LCHD）。该领域的带头人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研人员和儿科专家尼尔·哈芬（Neal Halfon）。LCHD强调了孕前和怀孕期间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期间许多事件都能够产生表观遗传后天影响；因为同一个原因，LCHD也着重研究收入、教育和虐待造成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对大脑可塑性的日渐了解促进更多基于自我调节的治疗。认知技巧、正念练习和呼吸等更多手段，都能有效缓解毒性压力，至少将其减缓到耐性压力水平。新陈代谢，心血管健康，更不用说还有记忆和情绪，都能靠健康饮食、积极的人际交往、充足睡眠和定期的身体运动来改善。宣扬这些价值观的政府政策和企业文化都很重要——不管是住行、医保、教育、灵活的工作时间或假期安排、高层决定，都会对大部分人口一生的健康寿命产生显著影响。健康的行为和出于人道主义的政策都可以“开启可塑性之窗”，让身体的智慧尽显职能。开启可塑性之窗的条件下，定向行为介入（比如针对中风的密集康复理疗），能在更积极的方向重塑脑回路。即使一个人的人生起点不好，通过理解如何降低非稳态负荷，消除毒性压力，也能自主改变人生的轨迹。

翻译：夏天

校对：EON，Rebecca

情绪和活力的改变有很大程度取决于黄体酮和雌激素水平的变化，这两种主要的雌性激素同样也会影响情绪、认知能力以及性欲。

我们吃完饭而感到满足，是因为多巴胺的水平提高了。多巴胺是一种与奖励学习、快感和满足相关的大脑化学物质。

我们拥抱他人而感觉与他们的联系更紧密了，是因为后叶催产素的水平提高了。后叶催产素既是一种神经递质，也是与爱有关的激素，它与社会联结和亲密关系、以及信任、从众心理和社会认同有关。

而我们的直觉，很大程度上与血清素有关。血清素最早发现于肠道之中，能调节情绪和社会行为。

总而言之，激素影响我们的体能、专注力、睡眠质量、紧张与焦虑、情绪、社交能力与认知功能。对女性来说，激素的分泌是按月为周期的。但是，甚至专家们也尚不清楚激素在身体中显现的生理过程。尽管我们才开始探讨它们的效果，让人吃惊的是，大部分内容都还是推测。此外，当我们提到激素，其中的潜台词一般都指不理性的行为，而这也是一大问题。

著有好几篇对性别差异和大脑的研究文章的西蒙•拜仁-科恩（Simon Baron-Cohen），和在这一领域里的众多研究者们，都认同心理学中的性别差异是充满矛盾而且非常容易受误解的领域。

拜仁解释说，“因为这个话题所具有的政治不正确性和容易被误解的风险，这是一个多数研究者多年来都不愿意涉足的领域，”不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究更开放的问题，”他们毫无畏惧，哪怕会被指责为性别歧视者。

我们对激素和大脑的科研知识大部分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得来，而其中的大部分实验对象又都是雄性动物，所以情况就和听起来的一样问题重重。然而，一项新的研究提供了让人着迷的发现。

在一项研究中，来自马克思•普朗克人类认知与大脑科学研究院（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uman Cognition and Brain Sciences）的研究员们，连续两个月对同一名患者的大脑进行扫描，发现她的大脑确实每个月都和她的激素水平同步变化着。

“与排卵期不断提高的雌激素水平相对应，她的海马体（大脑中负责记忆、心情以及情绪的区域）的体积也相应变大——灰质和白质的体积同时变大。” 文章的共同作者克劳迪•巴迪（Claudia Barth）解释道。

不过，在这项研究里，他们只观察了一名女性，仍然没有弄明白大脑结构的改变如何影响行为以及特定的认知能力。

哪怕忽略掉世界上有半数的人是女性这一事实，我们仍然有成千上万个理由去探究女性的大脑和她们生理周期之间的关系。举例来说：

PMDD(经前焦虑障碍): 这项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经前焦虑障碍，每12个月经前期的女性中会有1名罹患此症。经前焦虑障碍是更严重的经前综合症，表现为严重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坐立不安、情绪波动等症状（等同于抑郁发作）。“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焦虑障碍，我们首先要找出正常女性的大脑遵循的是哪一种月节律。只有找到了这一规律，我们才能找到罹患经前焦虑症的病人之间的不同。”

上瘾：上瘾和戒除恢复由月经期间激素水平的改变来进行部分调控。了解这些影响的因素，有助于为成瘾者的个体治疗提供更多有效信息。

根据一个生物医学研究，“早期和临床的研究发现，在月经期间分泌波动不定的卵巢激素（比如雌二醇和黄体酮）影响吸烟行为和烟瘾复发。”

停经：这或许是女性一生中最让人不解与好奇的阶段了吧，它与我们对大脑的困惑以及其它的五十多个症状都有关。（确实如此。）

性医学领域的先行者玛利安娜博士（Marianne D. Legato）称，一般发生在停经时的低水平雌激素现象会“损害清晰思考和记忆的能力”。

避孕（节育）：节育对大脑和激素水平的影响正在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有迹象表明，节育会导致抑郁。最常使用的口服避孕药能阻止排卵，并且抑制正常的激素循环，而激素循环对大脑中的血清素这类情绪调节物质有着直接影响。除此之外，不止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使用口服避孕药的女性与从未服用过的女性的大脑结构有着显著差异——尽管目前我们还没发现这些不同究竟意味着什么。

研究女性激素和大脑的关系带来的回报远超误解、不好的研究方法和偏见带来的风险。在我们的大脑中，有着千奇百怪但意义非凡的进程，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有关月经周期和行为的教育信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预测变化，调整和适应。这的确听起来争议十足，不过结果是完全值得的。

翻译：何宗霖

编辑：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