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的临床心理学家艾琳·托恩（Erin Tone），将社交焦虑描述为一系列不同体验，这些体验源于环境中可能存在的社会威胁。托恩描述了一种反应模式，这种模式涵盖了从生理上（心跳加速、出汗），到认知和情感上（对社交情形负面结果的联想、焦虑加剧），再到行为上（逃避威胁）的各种方面。托恩说，我们大部分人都会经历少量的社交焦虑，而且实际上，没有经历过社交焦虑的一生并不寻常。对部分人来说，这种焦虑反应渗透入每天的社交，并且阻碍他们做想做的事，给他们带来极度痛苦。此时，心理治疗师便认为这构成了社交焦虑障碍。

无论你处于社交焦虑谱的哪个位置，疫情很可能已经让你开始回避一些社交场合以保护自身健康。但这种焦虑反应早在疫情之前就已存在于人类之中，并将在疫情之后继续存在。托恩说，如果能找到演化上的原因，可能有助于我们改变环境并且更好地治愈个体，尤其是对于像社交焦虑这类在演化之初不是问题、现在却已成为广泛社会问题的心理障碍。

竞争vs排斥

演化理论指出，社交焦虑的体验是一种演化适应，这意味着它的出现增加了个体生存以及在自身环境中繁衍的几率。在过去几十年中，有两种主要理论解释了我们是如何从社交焦虑中获益的。其一为一种基于社会竞争的模型^[1]，该模型认为，社交焦虑演化自成员间阶级分明的社会结构。为了在这种竞争性环境中生存，社交焦虑的个体们会更敏感地察觉可能会导致他们在阶级中失去地位的暴力威胁或行为威胁。同时，作为一种维持地位的方式，“低等级”的个体们或许从社交焦虑中格外受益，因为他们本最有可能被逐出群体。

第二种理论则是基于一种社会排斥模型^[2]，在该模型中，社交焦虑被视为一种警告信号，向个体表明他们面临着被抛弃或是排斥的风险，无论这个群体是否存在着统治阶级。这里的关注点是维护所有人际关系，由个人的“社会测量器”（sociometer）^[3]来衡量你在人际关系中的价值。

社交焦虑作为一种能够帮助我们生存的适应性特质被演化出来，并不意味着它在现代世界中以同样的方式起效。托恩解释说生存的关键支柱（群体关系）在如今已经改变了，但社交焦虑的体验却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反应过激了。他进一步提醒道，在尼安德特人时代，被自己的群体排斥意味着你很可能会死，但如今，（对大部分人来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托恩说，“但我们的反应仍然好像生存支柱（群体关系）还是如此重要一样。我们对被独自留在冰冷平原上，或是被踢出星巴克小团体的生理排斥程度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研究表明，即使在几千年后，社会焦虑行为也可能与演化理论的预测相符。2019年，托恩和她的同事在122个大学生中测试了社会竞争模型^[4]，这些大学生进行了一个名为“囚徒困境”^[5]的游戏。在游戏中，学生被置于严格控制的社交互动中，有两种选择：与他人合作或竞争。他们发现，与社会竞争模型一致的是，自我报告社交焦虑程度最高的玩家更可能在游戏中有竞争性目标以及紧张感。但他们的发现也表明，社交焦虑个体们的行为并不总是模式化的，而很可能在演化过程中增加了复杂性。

缺失的拼图：童年

2020年，一个崭新的社交焦虑演化学模型^[6]为社交焦虑理论填补了重要的一环。塔拉卡拉斯维奇（Tara Karasewich）是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心理学博士，在她注意到从前的社交焦虑模型中缺失了个体童年的影响后，她提出了这一框架——“我们所有的特质都是在发展的环境下演化出来的，因为我们的祖先必须成长和生存。”

新的模型表明，社交焦虑是在童年时期作为一种条件适应而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使个人对未来情况有所准备的适应类型。卡拉斯维奇继续解释道，当你的童年环境充斥着社会威胁的可能性时，很可能你未来的环境依然会有社会威胁。因此，在童年时发展出社交焦虑可以让你成年后面对这类挑战时更有准备。

托恩同意，将社交焦虑的发展引入其演化理论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她说，“我总为一些理论认为人们始终是毫无变化的成年人而困扰。”托恩还指出，在未来的研究中，理论学家应该研究社交焦虑是如何与其他特质共同演化的，因为没有特质是独立演化的。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总是回到过去在我们祖先身上直接验证关于心理和行为的演化理论。一个十分有警示意义的例子来自最近的一项研究^[7]，该研究对长期以来认为史前社会的女性只是采集者而非狩猎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托恩强调，我们力所能及的是，一方面要警惕一味地去寻找符合我们当今理解事物方式的所谓史实，另一方面要避免在提出任何理论时就将它视为真理。

参考文献

1.Paul Gilbert, EVOLUTION AND SOCIAL ANXIETY: The Role of Attraction, Social Competition, nd Social Hierarchies,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Volume 24, Issue 4,2001, https://doi.org/10.1016/S0193-953X(05)70260-4

2.Kerr, N. L., & Levine, J. M. (2008). The detection of social exclusion: Evolution and beyond. Group Dynamic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2(1), 39–52. https://doi.org/10.1037/1089-2699.12.1.39

3.Mark R. Leary, Roy F. Baumeister,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self-esteem: Sociometer theory,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Academic Press, Volume 32,2000, Pages 1-62, https://doi.org/10.1016/S0065-2601(00)80003-9
本文以“自尊”为主题，并综述了关于“自尊”的现有观点。自尊是一种社会测量器，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监测器，用来衡量一个人在社交关系中被重视或被轻视的程度。

4.Tone, E. B., Nahmias, E., Bakeman, R., Kvaran, T., Brosnan, S. F., Fani, N., & Schroth, E. A. (2019). Social Anxiety and Social Behavior: A Test of Predictions From an Evolutionary Model.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7(1), 110–126. https://doi.org/10.1177/2167702618794923

5.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指两个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阐明了为什么甚至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囚徒困境是非零和博弈中很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出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虽然困境本身只属模型性质，但现实中的价格竞争、环境保护、人际关系等方面，也会频繁出现类似情况。

6.Tara A. Karasewich, Valerie A. Kuhlmeier,Trait social anxiety as a conditional adaptation: A developmental and evolutionary framework,Developmental Review,Volume 55,2020,100886,ISSN 0273-2297,https://doi.org/10.1016/j.dr.2019.100886

7.Prehistoric female hunter discovery upends gender role assumptions
史前女性猎人的发现颠覆了性别角色假设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science/article/prehistoric-female-hunter-discovery-upends-gender-role-assumptions

作者：Allison Whitten | 封面：Eva Donkerblauw

译者：阿朔 | 校对：视野多雾 | 编辑：Orange Soda 

原文：https://www.discovermagazine.com/mind/if-humans-are-social-creatures-why-did-social-anxiety-evolve

这让演化心理学家很头疼：他们试图用几万年的演化适应来解释多数人类行为。用适应环境来解释男性为何寻找短期的性关系，倒是很简单。毕竟，一个滥交的男性可能会繁育几十个甚至数百个后代，从而为下一代贡献更多的基因——就演化而言是一种胜利。但是，怀孕和泌乳导致的不对等意味着一个女人不能生育几百个孩子，从演化来说，她从打野食中并不能收获什么好处。那么，为什么女性也会有短期的暧昧情事呢？

当然，也许这种行为并没有演化上的目的，女性只是在享受现代社会的好处，比如两性地位相对平等，避孕措施唾手可得。这种解释有它的可取之处。仅仅以演化心理学家的思维方式分析人类行为（仿佛我们不过是由本能主宰的动物）会引来一部分社会科学家和公众的愤怒，他们反对道：“生物性不是宿命，人们会控制自己的行为。”

但演化心理学家想知道是否有其他动力在影响，女性对短期伴侣的选择是否体现出了一种具有特定演化目标的积极策略。这已一跃成为人类择偶行为领域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

风流理论

起码对于那些已经有了长期伴侣的人而言，女性短期关系的标准演化解释是：在外出轨乃上策也。它提供了新的交配机会，而这位交配对象的肉体比她平时的伴侣（也就是那位可靠的，爱护她的男人）更有吸引力。

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沃思堡分校的演化心理学家莎拉·希尔（Sarah Hill）认为：“那些性感的男人可能比那些好爸爸们有更多的性伴侣，而且从历史角度看，也会有更多后代。”一个为她的儿子们获取了这些性感基因的女人，也会拥有更多的孙辈后代。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研究员们在观察每月处于排卵期（也是她们唯一能为后代获取这些性感基因的时间段）的女性，是否格外偏好选择迷人的男性作为出轨对象。到目前为止，证据依然模棱两可：有的研究显示女性的偏好发生了“排卵期转换”（ovulatory shift），同时也有研究没有发现。“这些研究让我更加相信这里有些名堂，”希尔说，“只不过结论会更加细致。”

例如，来自新墨西哥大学阿尔伯克基分校的演化心理学家斯蒂文·甘戈斯达（Steven Gangestad）和他的同事们在尚未发表的研究里提到，预想中的排卵期转换只会出现在处于长期关系中的女性身上，而不是尚未无伴侣的女性。如果这一结果成立，那或许说明，尚无伴侣的女性在短期韵事中寻求的并不是性感的基因，而是其他一些东西。

与之相关的可能性是，女性并没有在寻找比她们的长期伴侣所提供的更好的基因，而只是在寻找不同的基因而已。由于在动荡不定的情况下，很难预测什么样的基因会给后代带来最好的成功机会，这个策略是说得通的。在这种情境下，女人的最佳策略可能是风险对冲，避免把赌注吊死在一棵树上，也就是为后代寻觅各种各样的父亲，希望最终能得到最好的结果。（当然，基因只是孩子人生成功的诸多因素之一。但是，如果它的确产生了影响，动荡局势下的对冲下注就发挥了它的价值。）

这个想法也得到了一些支持。比如，希尔和她的同事向一些女性展示了未来疾病爆发率上升的风险，这是演化角度上常见的危险因素，而遗传多样性是有助于应对的；他们同时向其他女性展示了经济衰退的相关信息，而人类祖先不需要通过演化来应对经济衰退这类威胁。果然，听说了疾病的那部分女性不久后表达了对更多约会伴侣的兴趣。

“那些女人想要更加多样，”希尔说，”这与预期一致。大西洋鲑鱼就在做同样的事情。”（在高病环境里，雌性鲑鱼喜欢与多条雄性一起繁殖。）

但是研究交配策略的先驱之一，来自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演化心理学家大卫·巴斯（David Buss）认为，女性一定不仅仅在追求基因。毕竟女性并不只在生育期（这时候对方的基因是有关的）发生短期关系。此外，199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79%的女性最终爱上了自己的外遇伴侣。（而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男性是如此。）

“这与女性只是想要好基因的假说所作出的预测恰恰相反。假如你仅仅想从外遇伴侣那里获得基因，那么把感情掺和进来会搞得一团糟。”巴斯说。

相反，巴斯提出女性也许是在利用短暂韵事来寻找更好的伴侣。作为论据，他指出1992年那项对出轨的研究还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在对现任伴侣不满时开始外遇。此外，女性在选择外遇对象时往往不会降低自己的标准，并且偏爱聪明、雄心勃勃、可靠的男性——这与她们在长期伴侣中追求的品质相同。巴斯说，未处于长期关系中的女性同样会利用短期关系来测试潜在的长期伴侣。

单一策略玩家

但也有一些批评者对女性是否拥有单独的短期交配策略存疑。相反，他们提出，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关系，所有为了择偶的努力基本上都是相似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家保罗·伊斯特威克（Paul Eastwick）认为，这意味着大多数的短期关系只不过从没跨越依恋程度的门槛，因而没能成为长期关系罢了。

伊斯特威克和他的同事要求几百名志愿者回忆他们最近的短期和长期关系，并从一份清单中查看每个关系经历过的阶段的顺序，从最初注意到对方，到约会、性爱，然后是结婚。志愿者们还对每一个诸如此类的里程碑事件的浪漫感进行了评估。

研究人员发现，不管是短期或长期关系，在早期都走的是几乎相同的路线，有着十分类似的浪漫感。当然，短期关系总体上经历的事件更少。换句话说，所有关系一开始大体相似，逐渐了解对方之后才开始有了区别。

伊斯特威克说：“人们常常并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是发生几次性关系后就说拜拜，还是想和对方长期相伴。”他承认，一部分关系（比如和陌生人的一夜情）无疑是短期的。只有一小部分人（大约3%的志愿者）描述到了这种关系，尽管其他研究表明这个数字要高得多，接近10%。

伊斯特威克认为，女性在恋爱初期会优先看重最显而易见的品质，也就是伴侣的身体吸引力。然而随着伴侣之间越来越亲密，她们最看重的方面也会转向诸如体贴、幽默和可靠性等特质。

“我认为我们其实有两个按序工作的适应系统，而不是两种不同的关系导致两种适应性结果。”伊斯特维克说。由于许多短期关系结束的时候还处于肉体吸引的阶段，这会让女性（男性同理）看上去像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之间选择——在短期关系中看重性感程度，而在长期关系中看重靠谱程度——即便他们并非这么想。

当然，这些对于女性短期交配行为的解释并不互斥，女性可能会出于其他原因享受风流韵事。希尔说: “性被用在许多不同的情况里，其中很多和繁殖并没有关系。”

另外有人指出，人类的交配策略是单一且不随年龄变化的，是种很有局限性的想法。西北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爱丽丝·伊格里（Alice Eagly）指出，人类的行为已经演变得高度灵活，我们的祖先得以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作为一个物种，这是我们成功的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所以我们发明了相应的对策。”她说，“当我们选择伴侣时我们会想，‘如何能实现我想要过的生活？’我们在这方面的思维很有创造性，而我们的选择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这种灵活性在跨文化的对比中就比较明显了。伊格里说，在较传统的社会中，对性别角色定义更为明确，女性更看重潜在伴侣的经济前景，而男性则重视女性的居家技能。在较西方化的文化中，女性更加独立和平等，两性对伴侣的考量也变得更加相似。

甚至演化心理学家们也告诫读者不要过分解读他们强调的演化趋势。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演化心理学家彼得·乔纳森（Peter Jonason）说：“当你说男人比女人对随意的性行为更感兴趣时，他们会直接代入所有男人和所有女人。我们并没有说所有人都是如此，但他们默认了‘所有’这个词。”与大多数著名的演化心理学家一样，乔纳森谨慎地指出，他研究的是广泛的倾向，而不是僵化的规则。人和人差别很大，而且性别差异只有在较大基数的平均数据里才能看出来。我们不能使用这些规律来预测任何特定的人的行为方式。

巴斯认为未来最大的研究课题之一是，我们不断演化的交配策略在现代世界中是如何变通的。在现代社会，避孕药能降低女性怀孕的风险，而经济独立使得女性在一定程度上不必依赖伴侣来提供养育子女的资源。网上交友让我们动动手指即可寻找到数以百万计的潜在伴侣，而这又带来了更大的变数。如此庞大的配偶库是否让人变得更加挑剔了？一切尚未可知，敬请关注。

翻译：Lizzy；审校：大秋；编辑：EON

这听起来就像一部暑期档大片的情节。

一位英俊的国王被赐予了超人的力量，但由于令人无可忍受的傲慢自大，他对他的王国构成了威胁。一位平平无奇的旅人入场，向他发起挑战。挑战结束后，国王的力量得到了克制，两位英雄成了密不可分的好朋友，踏上了穿越整个王国的冒险之旅。

这个故事能够流传至今，这个事实本身就值得一提。它就是《吉尔伽美什史诗》，被刻在4000年前的一块古巴比伦泥板上，是现存最古老的伟大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故事在当时极其流行，因为在下一个千年中，我们都能找到它的重复版本。

更加令人惊叹的是，这个故事直到今天仍人被传颂、被欣赏，其中的基本元素许多都能在此后的大量流行故事中找到踪迹，比如故事中温暖人心的“基情”。

如今，这些共同特征成了专攻“文学进化论”的学者们的主要兴趣。这些学者研究是什么构成了一个好故事，以及从《奥德赛》到《哈利波特》中某些叙事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演化原因。

故事是一种逃避主义吗？

尽管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故事叙述出现在文字之前，我们可以假设叙述数千年来都对人类的生活至关重要。一些岩洞壁画，如法国肖维岩洞和拉斯科岩洞中3万年前留下的那些，似乎展现了一些戏剧化的场景，可能与口头讲述的故事并存。

“如果你环顾岩洞，你将看到不同的画面，这似乎是一个与狩猎探险有关的叙述，”密歇根大学的丹尼尔·克鲁格（Daniel Kruger）说。这些叙述可能包含了群体中的重要课程。来自上一次冰河时期的一些传说可能流传至今。（参见“最古老的故事是什么？”）

最古老的故事是什么？

[vc_row][vc_column][vc_cta h2=””]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今天我们仍在阅读的一些传说也许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早期。丹尼尔·克鲁格指出，《吉尔伽美什史诗》等传说和《旧约全书》中的《创世纪》都包含了一场神秘大洪水的细节，这或许就是中东地区上一次冰河时期结束后的某些真实的地质事件所留下的文化记忆。

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上的土著居民中长期流传着关于“埃布勾勾”（Ebu Gogo）的传说，这是一群霍比特人一般的小矮人，没有语言。这些传说似乎与当地发现的一些考古遗迹有关，它们来自人科的一个亚种，在一万多年前灭绝。“当地实际上流传着一些关于这些小矮人的故事，传说他们并不会使用语言，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说些什么，他们就会重复。这样的一个故事竟然能够流传上万年，这真令我感到惊讶。”这一切都证明了故事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提供关于遥远过去的群体记忆。

通过对欧洲和亚洲不同文化群体中口头传说的传播进行地图标记，一些人类学家还估计，某些民间传说，例如浮士德式的《铁匠与恶魔》，可能与第一批印欧民族的定居者一同到来，在六千多年前扎根；这个群体随后分散开来，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一路上携带着自己的故事。[/vc_cta][vc_column_text]

如今，尽管我们已经不再围绕在篝火前，但是人们认为成年人平均每天花6%的清醒时间在不同的屏幕上欣赏虚构故事。

如果故事是一种纯粹的逃避，那么从演化的观点来看，人们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和精力也太多了。心理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已经发现了虚构故事的许多潜在益处。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故事叙述是一种认知游戏，能够锻炼我们的心智，让我们模拟周围的世界，想象不同的策略，尤其在社交场景中的策略。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约瑟夫·卡罗尔（Joseph Carroll）说：“故事教我们理解他人，它是关于共情和心智理论的练习。”

脑部扫描为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阅读或聆听故事激发了大脑皮层中的多个区域，这些区域已知和社交和情绪处理有关；并且，人们阅读虚构故事越多，他们就越容易与他人共情。

旧石器时代的政治

演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的史前心事仍在塑造着我们喜爱的故事模式，这点至关重要。例如，随着人类演化出更大的社会，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合作，避免成为一条只索取而不付出的“社会蛀虫”；我们也不能让某些个体滥用统治权力，损害群体的利益。从那时起，我们讲故事的能力，和我们所讲述的故事，可能就随之演化成一种交流合理社会规范的方式。克鲁格说：“故事所教给我们的就是要反抗暴君，自己也不要成为暴君。”

与此同时，多个研究已经发现，合作是全世界流行叙述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伦敦大学人类学家丹尼尔·史密斯（Daniel Smith）最近拜访了菲律宾的18个狩猎采集部落，发现他们的故事中近80%包含道德抉择和社会困境（与之相对的是讲述自然的故事）。关键在于，这些故事被他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所诠释。在不同实验任务中，那些最注重故事讲述的部落也被证明是最合作的，这点与演化理论的假设完全相符。

《吉尔伽美什史诗》提供了古代文学的一个范本。在故事的开头，从吉尔伽美什国王的武力和勇气看来，他似乎是个完美的英雄；然而，他也是一个傲慢自大的暴君，滥用自己的力量，利用他对领主的权利霸占任何一个他看上眼的姑娘；直到受到陌生人恩基杜的挑战之后，他才最终理解了合作和友谊的价值。这个故事传递给听众的信息十分明确：就连英雄国王也要尊重他人，更别说你了。

在《故事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Stories）一书中，奥克兰大学的布莱恩·博伊德（Brian Boyd）描述了这些主题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明确呈现。当佩内洛普等待奥德修斯归来的时候，她的追求者终日在她家饮酒作乐；当奥德修斯终于回到家，伪装成乞丐的样子，他们甚至不愿意给他一个睡觉的地方（这可是在他家里！）。当奥德修斯卸下伪装，发动了血腥的复仇，他们最终得到了因果报应。

你可能会以为我们对合作的兴趣被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崛起的个人主义所稀释了，但克鲁格和卡罗尔发现，这些主题仍然体现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最受欢迎的一些英国小说中。

研究人员让读者们对超过200部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打分（从简·奥斯汀作品开始，到E·M·福斯特的年代结束），发现反派的主要缺陷最常是不顾他人感受寻求社会统治的行为，或滥用现有的力量；而主要人物似乎不那么个人主义，也不那么有野心。

以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为例。工于心计的宾格利小姐为了寻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试图讨好富有却傲慢的达西先生，并撮合她的兄弟和达西的妹妹，同时瞧不起任何社会地位更低的人。而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班内特恰好相反，她对这种向上爬的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兴趣，甚至拒绝了达西先生的第一次求婚。

威廉·萨克雷的《名利场》与之相反，它玩弄我们对主角的期待，将冷酷无情、野心勃勃（可能还会杀人）的贝姬·夏普置于小说的中心，而她那更加讨人喜欢（却平凡无奇）的好友阿梅利亚成为二号人物。《名利场》，用萨克雷本人的话说，是“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但从演化的角度看来，贝姬最终被她所在的社会抛弃，这样的报应仍然警示着那些存有私心的人们。

软帽和倭黑猩猩

演化理论也能为爱情故事的主要元素提供依据，比如女主人公总是偏爱可靠的“爸爸”形象（例如《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先生和《理智与情感》中的爱德华·费拉斯）或者“浪子”（例如玩弄女性的韦克翰先生或威洛比先生）。“爸爸”或许更能提供长期的安全和对年幼孩子的保护，但是根据一个演化理论“性感儿子假说”（sexy son hypothesis），对一个不忠诚的浪子倾心也有好处，因为他们能将自己的美貌、狡黠和魅力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也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性成功。（译者注：韦克翰先生和威洛比先生分别是《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中的人物。）

选择“浪子”的结果就是你的基因有更大的几率能被传递给更多的孙辈——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伴侣拈花惹草的行为将令你心碎。因此，尽管我们知道了文学作品中那些坏男孩的恶劣行径，我们仍然会为他们感到心跳加速。

克鲁格说，在这些方面，奥斯汀等作家具备演化心理学家的直觉，他们对两性互动的理解“准确得出奇”，走在了我们的理论前面，“我认为这就是这些故事得以长青的一部分关键因素。所以，简·奥斯汀在两百年前写下的这些小说，今天仍然在被拍摄成电影。”

从这些作品中得到的启发还会更多。例如，近期的一项研究分析了幻想小说和恐怖故事中那些绝对邪恶的角色，例如哈利·波特的宿敌伏地魔和《德州电锯杀人狂》中的人皮脸。这些角色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奇特的外表，这似乎是为激发我们对传染和疾病演化出来的恐惧而设计的；以及，考虑到我们内在的部落文化，反派通常携带着一些特征，说明他们是某个“外族”成员——难怪好莱坞电影中有那么多坏蛋带着外国口音。同样，这些作品的理念，就是和这些邪恶力量的交锋最终将强化我们自己的利他主义和对群体的忠诚。

在接纳了这些对文学作品的演化解读的人中，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是最有名气的人之一。他说，故事情节的许多常见元素甚至能在我们的灵长类表亲的阴谋诡计中找到。在关于这个话题的论文集《文学动物》（The Literary Animal）中，他写道：“如果阅读大量的对倭黑猩猩群体的系统、无干扰观察笔记，你会发现19世纪英语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所有主要主题：联盟的建立和破裂，个体的崛起和他人的衰落，阴谋的酝酿，复仇，感恩，荣誉感受挫，成功和不成功的求爱，丧失和哀悼。”

麦克尤恩指出，我们应该赞美这些演化趋势，它们赋予了虚构作品跨越几块大陆、几个世纪的核心力量。“除非我们与作者共享一些核心的情感基础、一些深层的基本假设，否则我们将无法享受来自一个遥远的时代、或一个极不相同的文明的文学作品，”他补充道。

在这些深层的基本假设中，诞生了像《吉尔伽美什史诗》这样的作品，它在今天仍然鲜活；它那关于忠诚友谊的信息超越了时间，为我们所有人带来训诫，哪怕此时距离作者将笔尖落在泥板上已经过去了四千年。

翻译：玛雅蓝

编辑：EON

原文：http://www.bbc.com/culture/story/20180503-our-fiction-addiction-why-humans-need-st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