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的一只神秘野猫也许能告诉我们答案。

最先不翼而飞的是金鱼。时不时地，办公室门外小池塘里的金鱼会在一夜之间少掉几条。金鱼不值钱，所以大家也懒得调查——案发地点位于一座非营利性环保组织的办公楼，处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市繁忙而燥热的中心地带。

接着龙锦鲤也失窃了。这种长着口须、流光溢彩、宛若天仙的日本鲤鱼每条价值约一万斯里兰卡卢比（65美元）。为了搭配奢华的风格，房东买了十条龙锦鲤。很快，他只剩七条。然后，三条。

房东慌了，安装了四个监控探头来抓小偷。高高的水泥墙围绕着一条狭窄的车道，池塘就坐落在车道尽头，所以那位鲤鱼大盗要么有钥匙，要么有跳上围墙并悄无声息着陆的超能力。房东想象不出什么人会偷一条鱼，但他急切地希望找到真凶。就在探头装上后没几天，安雅·拉娜雅卡（Anya Ratnayaka），当时在公益组织做文职工作的一位年轻而激进的环保主义者，被一连串短消息吵醒了，而且短消息里全是感叹号。她之前对锦鲤连环失踪案没什么兴趣，但当她解锁手机，看到一张探头拍到的模模糊糊的嫌疑犯照片时，她知道自己的人生即将改变。

小偷是一只猫。一只大猫。不是那种出来遛弯的软绵绵的宠物猫，也不是正在寻觅残羹剩饭的骨瘦如柴的野猫。它就像一只缩小了的豹子——或者一只苦练拳击的家猫。这家伙有黑色的斑点、小巧的耳朵和魁梧的肩膀。在夜色的掩护下，它完美避开了办公建筑群的所有障碍物，轻快地滑到雨棚下面，在池塘边着陆。照片里，它正俯身贴在池水边缘，耐心地等待着向65美元一份的夜宵出击的时机。

拉娜雅卡立刻辨认出了这是一只渔猫（Prionailurus viverrinus）。和猫科动物家族的绝大多数伙伴不一样，渔猫可喜欢水了。它们以沼泽为家，尤其是亚洲的芦苇湿地——遍布印度到马来西亚等国。它们还会游泳。它们的脚长得像蹼，短短的尾巴像舵，当它们沿着自家“海景别墅”边的水道泅游时，还会发出鸭子叫一般低沉的呱呱声。它们绝对名副其实，当它们从河岸跃入水中突袭毫无防备的鱼儿时，姿势优美有如跳水运动员。

世界上的渔猫专家屈指可数，拉娜雅卡是其中之一。当她研究那些在科伦坡周围湿地溜达的渔猫时，偶尔听说过有人在城市地区看到它们的传言。但是从未有人在离湿地很远的大都市拍摄到它们——确切地说，在地球上的任何城市都没有——直到2015年春天，一只锦鲤大盗被她办公室外的探头抓个正着。而现在，拉娜雅卡的手机保存了第一份证据——它可以证明那些隐居动物正被某些东西召唤着（或强迫着），来到亚洲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核心。

自那时起，拉娜雅卡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项城市渔猫研究，辨认并追踪一小群分散在科伦布各处的渔猫；它们在屋顶上跳跃奔跑，或是在下水道里摇着尾巴蜿蜒前行。拉娜雅卡想知道，它们如何适应这种陌生的环境，以及它们适应的速度是否够快，让不断侵占它们自然栖居地的城市成为一个可持续的新家园。突然，她发现有一个大胆的理论似乎可以解答她的疑问。有些科学家推断，只有一个物种中最聪明的成员得以在危机四伏、瞬息万变的城市世界中幸存。若果真如此，城市或许正在让栖居于其间的动物变得比乡间小伙伴们更聪明。

野生动物研究者必须面对认知科学最令人望而却步的问题：如何定义智力？

对于拉娜雅卡的研究中那些并不知情的城市拓荒者来说，城市生活对它们大脑的影响是决定它们命运的诸多因素之一。然而，要真正理解这些影响，野生动物研究者必须面对认知科学最令人望而却步的问题：如何定义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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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和其他南亚城市相比，科伦坡的扩建速度也是惊人的。这座沿着印度洋海岸线铺开的城市，自丝绸之路时代起便是一个国际贸易中心。然而，一场残酷的内战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打到本世纪初，重创了斯里兰卡的现代经济。战后，科伦坡急速发展，恢复繁荣。大量新企业流入，对热带气候甘之如饴的游客蜂拥而至；西方风格的科伦坡北区现在摩天大楼林立，到处是整洁的咖啡馆和嘈杂的夜店。同时，愈发蜿蜒的城市边界也以摧枯拉朽之势一路向周围的丛林挺近。

一个闷热的二月早晨，拉娜雅卡带我去看她从前办公室那只淘气锦鲤猎手的栖居地。她把我塞进电动三轮车的后座，我们一路摁着喇叭穿过满满当当的街道向北进发。十字路口到处可见散发着炫目光晕的菩萨像；一切都闻起来像熏香、垃圾或是汽油。

我们正颠簸缓行，拉娜雅卡——这个29岁的紫发女人，曾经用巧克力酱罐头装渔猫粪，放在爸妈的冰箱里——愉快地提到了那位“毛手毛脚”的小偷的奇异之旅；她给这只年轻的公猫起名“蛟”，意思是日本传说中一种生活在水下的神龙。蛟项圈上的 GPS 数据显示，它不仅出没于当地的池塘和运河，而且曾经造访一家闪着霓虹灯的电影院的停车场，和一个多车道环岛的正中央。他的领地约有2平方英里那么大，而且绝大多数面积都被沥青和车流覆盖着。

我们的三轮车转了几个小弯，行驶到了铺满落叶的岔道上，最后突然停在一条更加荒僻的断头路上。摇晃的棕榈树叶遮蔽了烈日炙烤下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部分配有池塘和花园。她鬼鬼祟祟地使了个眼色，把我带到一幢无主的房屋附近。我们穿越一排停靠的摩托车，附身经过一座阳台，停在了一个灰蒙蒙的空房间的小窗下面。窗下的墙壁上沾满了尘垢。半晌我才明白过来，那些都是猫爪印。拉娜雅卡说，这个废弃的房间是蛟最喜欢的藏身处。

在科伦坡的混乱之巅，拉娜雅卡的猫儿们已经将隐蔽的通道和晦暗的避难所织成了一张网；这张网就在人类世界里，我们却几乎看不见。拉娜雅卡告诉我，蛟会在晚上爬上邻近的高墙，偷偷摸摸地赶路，再一阵猛冲穿过几片绿植，最终到达附近运河的低岸。从这里，他可以小跑着去电影院，然后在天亮前溜回家，到池塘里抓些鱼。“从项圈记录的数据可以看出，这家伙挺怡然自得。”拉娜雅卡说，“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有一套固定的路径，从来不跑偏。”

这一隐蔽的策略似乎颇有成效，至少现在来看是的。拉娜雅卡已经在科伦坡各处定位了另外10只渔猫。其中几只——可能是蛟的直系亲属——漫游在喧嚣的商业区；另外几只坚守着城市角角落落的湿地公园。在这两种不同的环境中，他们都能愉快地沿着既定的路线玩耍，拉娜雅卡还断言许多渔猫是在科伦坡市内出生的。也许是这里独特的城市规划为渔猫提供了立足之地，按照拉娜雅卡的说法，宽阔的运河系统构成了科伦坡的大动脉，而蛟和他的城市表亲们把运河当成了猫猫高速公路。

在一条运河上的一座老旧的拱形桥上，我们结束了旅程。我们用手遮住阳光，远眺碧绿的河水，一个发福的男人开着摩托艇突突驶过。运河旁有条杂草丛生的纤道突起着，在花丛树木的遮蔽下若隐若现，我自然开始想象渔猫在纤道上奔跑的景象。事实上，附近一所音乐学校的老板已经目睹了一只猫在校园池塘里偷鱼。

然而，绝大多居民从没在科伦坡市内看到过渔猫，更别说他们大概也认不出来。拉娜雅卡和我在桥上问起两个值日班的交警，他们摆摆手表示没见过。其中一位还打包票说：“科伦坡是没有渔猫的啦。”

当天晚上，我花了十分钟尝试向我短租公寓的房东，热情可掬的谦达拿·帕蒂拉格（Chandana Pathirage）先生解释渔猫的事情。直到我在手机上谷歌了图片，并告诉他这种猫有时候偷吃人们养的鸡甚至家猫的幼崽，他才茅塞顿开。“啊，我听说过类似的故事！”他说，“有人说它们是从外头来的。它们晚上出现。它们杀死小猫，吃松鼠、小鸟、老鼠。它们抓池塘里的鱼。”他告诉我，人们把这种猫叫做“贼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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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地球上近10%的陆地将会被城市覆盖。现在，地球上超过一半的人口住在城市地区，还有一些动物，数量未知——比如伦敦地铁里那些嗡嗡叫的蚊子，它们已经安家落户很久了，甚至演化出了独特的基因，再比如孟买镇上那些追着流浪狗到处跑的豹子。科伦坡是全球城市化浪潮的前哨阵地：树上住满了衣着华丽的喜鹊和鹦鹉，它们合唱起来简直是游戏机房；壁虎爬上墙壁，大腹便便的巨蜥在灌木间流窜；一天晚上，我看到有条小船一样长的鳄鱼在湖里闲庭信步。

如果说关于城市适应性有什么未解之谜的话，最令人迷惑的当属：城市生活对动物的大脑做了什么？

一些动物在城市落脚，只是因为无处可去。也有些情况下，它们很乐意地主动搬来，因为城市里有现成的食物或其他一些野外不具有的优势。比如芝加哥的丛林狼，只要待在城市的地界内，就可以避开陷阱和穷追不舍的猎人。“城市对于它们确实是一个巨型避难所。”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野生动物生态学家斯坦·格特（Stan Gehrt）说，他研究这种犬科生物将近二十年了。“城市的地貌有许多无人占领的角落和缝隙，丛林狼把这些地方好好地开发利用了一番。”

如果说关于城市适应性有什么未解之谜的话，最令人迷惑的当属：城市生活对动物的大脑做了什么？一些对于城市中野生动物的研究已经表明，城市可以对动物行为产生让人瞠目结舌的影响。格特研究的豺狼不仅知道哪里过马路最安全，还学会了依据车速和车流量避开交通拥堵。那么，像这样的行为转变是否意味着城市动物经历了更深层次的思维模式变化？我们甚至可以问，城市动物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些问题让野生动物生态研究者中的一小部分人困扰不已，这些生态学家趟进了“城市动物智力”话题的浑水。研究者们在一些发达的大都市放置了一些简单的谜题装置，通常是很难开启的食物罐头之类，以比较城市动物的问题解决能力与它们的野外朋友有何差异。结果令人惊喜，从加拿大浣熊到巴贝多红腹黑雀等多种动物，居住在城市的都比栖居在乡间的表现好得多。尽管几乎在所有场合都是“狡猾者生存”，一些科学家提出，城市等陌生而变化无常的环境对一系列广泛的认知能力都有极高的要求。

按照这样的思路，他们最终推测道，或许城市对演化之路的扭曲作用，已经强大到使得栖居于期间的所有动物都更加聪明的地步——当然，前提是这些动物先得在城市生活中幸存下来。这一理论引发了众多争议。即使是支持它的研究者也立刻提出了疑虑：智力是很复杂的。没有人认为新环境是让动物变聪明的唯一驱动力；动物互动的方式，它们如何相互学习，还有它们身处的物理环境的性质，都被认为是影响个体动物行为以及大脑世代演化的重要因素，不论它们住在哪儿。

更别说，到底什么是智力呢？研究者们任何企图验证“城市让动物更聪明”这个概念的尝试，最终都被卷入一场肆虐了心理学界一百多年的持久战。要测量一个人有多聪明，并不存在世人普遍认可的的方法。人类的智力涉及多方面，难以捉摸，而且它的起源很模糊。定义其他物种的智力就更难了。

“我们研究领域最大的挑战不是如何回答某个问题，因为我们连应该怎么提问都不清楚。”怀俄明州立大学的行为生态学家萨拉·本森-安兰（Sarah Benson-Amram）说，她正研究浣熊智力。“我们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我们不知道每种动物具体如何感知世界。你该如何给各种生物进行一次公平的智力测验呢？——即使退一步，只测验一种动物，就能做到吗？”

然而，研究新环境中的动物，或许可以帮助科学家们形成一个适用于所有物种的智力定义。本森-安兰和该领域内的一些其他学者，将目光聚焦在了灵活性（flexibility）上。灵活性一直被看作衡量智力的必要标准。“面对环境变化，你能改变自己的行为反应，你不会把曾经管用但现在失效了的老一套反复搬出来。”本森-安兰说。这一定义智力的方法——研究者也称之为“行为可塑性”——与所谓某一物种的特殊智力截然不同。本森-安兰举例说，一只灌丛鸦能够贮藏成千上万颗种子并记住每一颗的位置，这显然是一种特殊的敏度。但是要对付城市里那些陌生的障碍，她这样假设道，动物需要一整套兼具多样性和综合性的智力技能——洞察力、谋略、远见等等。

拉娜雅卡正是想知道科伦坡的渔猫是否比城外的兄弟们更具灵活性，她搜集了该群体的饮食、睡眠习惯、领地及其他行为的数据。然而，假如科伦坡真的让渔猫更聪明了，故事可能会发生悲剧的转折：那些最可能在城市茁壮生长的动物，也可能是最先死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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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斯里兰卡遇到的第一只渔猫已经被冻成了冰棍。我看到它纯属巧合；一天傍晚，我到城市边界的湿地远足，莫名走到了一所野生动物康复中心。我看到一块沾满泥土的建筑群指示牌，还有猴子在树林间舞蹈，顿生好奇心，于是沿着木板小道来到了一片林间空地。那儿全是巨大的笼子，装满了来自科伦布及周边地区的受伤动物：一只独腿老鹰、一头病恹恹的野猪、一只绑着绷带的豪猪。一个名叫维布沙那·班达拉（Vibushana Bandara）的满脸稚气的管理员告诉我，康复中心不对公众开放，但他还是友好地决定带我参观一下，而没有报警什么的。

他教我把小香蕉递给几只濒危的紫脸叶猴——这一物种遭到了科伦坡高速城市化的“屠杀”。然后他把我领到一间快散架的办公室外，打开一个工业用冷冻柜，向我展示了一大堆保存在里面以供未来研究之用的动物尸体。他用一只手往冰里挖，拎出来一只渔猫。这只斑点生物跟石头一样硬，被固定成了对折的姿势，四只爪子挤在一起。班达拉抓住它一条腿提起来，解开保护用的布料，它的整个身体依旧僵在半空中一动不动。

不久前，这只瘦小的母猫在城外不远处被车撞死了。康复中心每个月都要接收一两只渔猫，班达拉解释说，可惜多数已经死了。凶手常常是汽车或摩托车。班达拉咣当一下把猫扔在我们身前的草地上。霜冻散布在她的爪子和鼻子上。她嘴巴周围有冻住的血，一侧大腿上有条深深的伤口，经过冷冻变成了蓝色。

科伦坡的一些环保主义者猜测，斯里兰卡内战其实对城市周边的渔猫起到了保护作用。虽然在持续猛烈交火的斯里兰卡北部地区，暴力给野生动物带去了沉重的灾难，科伦坡却只有零星的爆炸等暴力冲突——这足以遏制城市的发展，让湿地和那儿的野生居民们享受了数十年祥和的岁月。如今，科伦坡扩展了，正在适应城市生活的动物们也必须面对它们最大的敌人：我们。

本森-安兰与其他两位研究者近日在期刊《动物研究》（Animal Behavior）上发表论文称，对于那些最擅长利用城市资源与机遇的动物来说，这一情况尤为棘手——而且这是个自相矛盾的麻烦。没错，城市生活无处不在的谜题能够筛选出一些代表智力的特征，比如较高的创造力、学习能力、记忆力，还有勇敢和好奇心——论文中写道。然而，这些特征同样能驱使浣熊入室打劫你的垃圾桶，驱使美洲狮趁你呼呼大睡打碎窗户从天而降，或者，驱使渔猫把你养在木屋门前的毛茸茸的幼猫叼走。

这样的遭遇对于当事的人类是坏事，对于作为入侵者的动物同样很糟糕。过去三年间，在斯里兰卡死于汽车轮下的渔猫超过100只，然而这些猫科动物面临的威胁远不止于此。在科伦坡北部农村，村民处罚渔猫的方式人尽皆知：一旦渔猫在偷鸡时被笼子困住，人们便把沸水倒到它们眼睛里。在全国各地，时有渔猫因被当成豹子而被追赶并杀害，斯里兰卡人一般很尊敬远处的豹子，但一旦靠得太近，就怕它会扑上来。（渔猫和豹子不一样，迄今未曾有过渔猫攻击人类的记录。）

假如渔猫可以选择住在丛林还是城市，它们百分百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在拉娜雅卡的想象中，一只科伦坡渔猫的生活在大多数时候应该是充满恐惧的。人类在城里过马路都要被吓死，她说。“而且好多人家养狗。有人用老鼠药灭鼠，猫又去吃中毒的老鼠，这很可能致死。”

拉娜雅卡怀疑，假如渔猫可以选择住在丛林还是城市，它们百分百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虽然它们有时会从城市环境中得到好处，但科伦坡的危险总是紧追不舍。回到拉娜雅卡刚认识蛟的时候，她每天都会把办公室池塘里的鱼补齐，这样他每天晚上都会回来供她好好观察一番。诱饵非常奏效，仿佛有魔法，直到一天晚上他没有现身。很快，她接到科伦坡野生动物部门的电话：有人发现下水道里卡着一只愤怒的渔猫。可能他长胖了太多，已经没法钻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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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斯里兰卡的生活快要结束时，我开始担心自己浪费了太多时间追问什么是智力。有那么多不确定因素，那么多变量。如果说我在渔猫身上看到了什么，也许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城市环境对动物大脑的影响实在太广泛了，以至于让人无从说起。

我曾希望亲眼看到斯里兰卡的渔猫，要活着的，而不是冻成冰棍的，希望明白一些理论不能告诉我的东西。某天凌晨我强行起床赶上了5点的火车，前往阿努拉德普勒，科伦坡向北125英里的一座古城。我的目的地是一所现役军事基地，那里有一个小型残障动物园地。

拉娜雅卡和同事们一再向我保证，这个动物园免费向公众开放，是斯里兰卡罕见的动物保护圣地。但是许多动物外貌凌乱，精神也不太正常。当我到那里时，迎接我的是一只暴躁的火鸡，对游客吹胡子瞪眼，还有一只孤独的猴子，在装满鸭子的笼子里来回踱步。那里有两块独立的围栏圈地，应该是那些被拯救的渔猫的地盘，但我一只都没看到。这般场景让我紧张兮兮，我绕着一块圈地走了一圈，透过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瞥见了一个晦暗的巢穴。然后一股惊人的臭味钻进我的鼻子，仿佛机油、洋葱混合着麝香——是一只渔猫在打扫卫生呢。在黑暗的笼罩下，一双沉着而苍白的眼睛闪着微光。

有人告诉我，这只猫正默默地守护着一窝三周大的奶猫。这些奶猫白天是不会出现的，于是一个魁梧的饲养员把我领到另一块圈地。我还没明白他要干什么，他就打开了围栏的锁，大摇大摆地走到一个木棚旁，然后粗鲁地一拳打在棚顶上。又一只渔猫出洞了，发出癫狂的嘶嘶声。它跳上一根低悬的树杈匍匐而行，警戒地搜寻惊吓的源头。

这就是我花了一个礼拜穿越湿地、闹市和安静的小巷寻找的生物。这是一只公猫，比那只冻起来的母猫健壮多了，也许是动物园伙食太好了吧。他的毛色是冷冷的灰色，右耳下面有个新鲜的粉色伤口，可能是强迫性抓瘙导致的。我们直勾勾地盯着他，他呲牙以示回应，仿佛正告诉我，“你对我感兴趣，可我没有。”

饲养员走出圈地，指向圈地里一棵树让我看。我意识到树桠间躲着第三只渔猫。它双目浑浊，可能是被附近丛林的人用热水烫瞎了。

然后饲养员晃荡着走开了，留我一个人面对这些恼怒的动物。如果它们有什么秘密想要倾诉，现在就是我倾听的时刻。我在篱笆外的草地上坐下，打开记事本，等待着记录这些猫儿宽阔的额头下涌动着的深邃思想。然而，我也料到了，它们只是继续像猫一样。健壮的那只渔猫在木围栏旁扑通一声趴下了，对小跑过去的我投向警示的目光。不久他就睡着了，偶尔颤动着醒来舔舔四肢、咬咬尾巴。园地里时不时有彩色的鸟儿俯冲而下，他也随之竖起耳朵。

我们三个懒洋洋地窝在午后的热浪下，我开始仔细琢磨动物认知之谜——为什么这些生物触手可及，却完全无法被人理解呢？可是，有些动物研究者相信我们可以彻底参透智力。密歇根州立大学资深动物学家凯·胡尔坎普（Kay Holekamp）就是其中一位提议通过性格测验来量化动物智力的科学家。鉴于人们已经倾向于用行为特征的语汇定义智力，比如勇敢、好奇心、恒心等等，胡尔坎普推断，研究者应该能够全面测验所有已知的与智力相联系的特征，然后用算法统合这些结果，得出一个综合评分：g，代表总体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

以同事们著名的“谜题罐头”实验为参考，胡尔坎普开始试验她的想法，她给分别生活在肯尼亚农村、城市和郊野的鬣狗设计了六项挑战：装有食物的巨型金属罐头，上面有一些通向食物的洞；涂上多种颜色的桶，用以测验图式识别能力，等等。通过测量每条鬣狗的表现水平，胡尔坎普搜集了一系列扎实的数据——哪些鬣狗学习新事物的速度最快，哪些最迅速地适应新环境，哪些最擅长遏制自己的冲动。最终，她希望考察的是，不同的栖居地是否影响了鬣狗的“g”值。

和动物智力领域的大量研究一样，这种“心理测量因素分析法”（按照胡尔坎普的说法）的有效性尚无定论。在她的设想中，终有一天科学家们可以对动物进行一系列详尽彻底的测试，这样一来便有了评估动物智力的数学基础，对物种间、跨物种两种情形都适用。然而这种测量真正意味着什么，将是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而且有引发伦理困境的隐患——就像人类的性格和智力测验一样。此外，测验的规模得要多庞大，才能对鬣狗和蜂鸟（随便举个例子）同等有效，现在没人说得准。

不管怎样，胡尔坎普认为，想要搞清楚城市对动物大脑的所有可能影响，她的方法是最明智的。且更重要的是，这一方法可以弥合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鸿沟。目前看来这还是不可跨越的。

她还引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话题。“如果我们开始明白是什么驱动并塑造了动物总体智力的演化，便完全有可能把这些驱动力置入数字有机体所感知的环境中，从而使其演化出智力。”她说。她指的就是人工智能：明白动物是怎么变聪明的，能够指导我们自己制造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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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拉娜雅卡这儿，任何对动物智力的探求都只不过是通往动物保护的垫脚石。至于那些生活在持续现代化城市中的渔猫，拉娜雅卡对它们的未来持极度悲观的态度。“如果你只看短期影响，似乎城市对它们有好处。”她说，“但长期来看，我觉得除非所有的发展都符合可持续性的要求，否则这个物种是活不下去的。”

一旦拉娜雅卡整合好了从跟踪项圈和配有运动感应相机的陷阱装置上收集的数据，她就会将这些神秘的“城里猫”与它们的丛林亲戚们进行比较——后者由她的同事阿山·图度伽拉（Ashan Thudugala）追踪研究。两位研究者相互交流渔猫的行为观察，试图阐明科伦坡到底怎样改造了拉娜雅卡的猫儿们，有了这些资料，就可以找到合适的方法来保护城市湿地，并改善拥挤的居民区，让渔猫和其他野生动物得以安居。“我的意思不是要拆掉一大片建筑，或者禁止人类靠近湿地之类的。”拉娜雅卡说，“我的建议都很简单，比如人行道上多种些花花草草，让鸟儿过来歇歇脚。”

小型猫科动物专家吉姆·桑德森（Jim Sanderson）是拉娜雅卡的导师，他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为科伦坡渔猫发起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就像日本人保护西表猫那样声势浩大。随着地处偏远的西表岛高速城市化，当地独有的西表猫一度濒临灭绝，幸亏一系列由政府支持的保护运动才转危为安。人们为西表猫挖掘地下通道，在公交车门上贴上猫儿的照片，甚至把灌木丛修成这种珍稀动物的模样。“迄今没有人提案说：嘿，我们给渔猫建个栖息地吧！”桑德森说，“大家都反过来：嘿，我们需要下水道！然后渔猫就利用了下水道。其实我们只要稍微花点心思，就能创造动物与人类都其乐融融的环境。”

我在科伦坡的最后一天，拉娜雅卡、桑德森、图度伽拉和几个志愿者办了一个渔猫公众展示会。这活动真是蠢得可爱：他们先绕着湖游行了一圈；途中有几个知识小站，供人们停留学习。然后是一系列关于斯里兰卡小型猫科动物的讲座。讲座在一座城市湿地公园中央宽阔的草房里举办，绝大多数听众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家境优渥的环保主义者（科伦坡的环保团体规模不大，但正迅速扩张），他们在小岛般星星点点的灌木丛之间席地而坐；说不定身旁正藏着只渔猫呢。

不过，没有人看到渔猫，也没有人期待会看到。它们在场，却撞不见。它们躲在树下花间，它们在那里，也在这里。

太阳渐渐西沉，我沿着公园外一圈住宅街道走啊走，心想，会不会遇到一只早早出门享用晚餐的渔猫？我来到了小巷的尽头，这是条死路，突然，我看见有什么在动，一个生物从旁边的灌木丛滚了出来。我的心砰砰跳——但那不是渔猫。被我困住的是一只巨蜥，在这城市随处可见。这只弓着腿的爬行动物在一扇紧闭的庭院大门和我之间窜来窜去，进退两难，然后狠狠地撞在栅栏上，又精疲力尽地滑了下来。我只好给它让路。它一阵狂奔回到绿化带里去了。

测量动物智力最可靠的方式，说不定就是看它们懂不懂“别挡人类的道”。拉娜雅卡开始追踪蛟半年后，他的定位项圈坏了，可能卡在下水道里了，也可能游泳时毁掉了。之后的一两个月里，他还时不时被陷阱装置的相机拍到，再然后，杳无音信。拉娜雅卡已经两年没见到他了。很可能他已经死了。但拉娜雅卡相信，如果真是那样，有人会发现他的尸体的，因为蛟总是在人群密集的地方游荡。或许，他厌倦了城市生活，沿着科伦坡的运河漂流而下，回到了祖先们的水岸世界。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仍然流浪在街头——成为了更加狡猾老练的小偷，潜入池塘饱餐一顿鲤鱼，然后高唱着凯歌消失在夜色中。

翻译：有耳，校对：邮狸

Are Cities Making Animals Smarter?

A mysterious wildcat in Sri Lanka may hold a clue.

首先，让我告诉你我有多么聪明。非常聪明。我的五年级老师说我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回想一下，我不得不承认她说的没错。我能够正确理解形而上学作为蕴相殊唯名论（trope nominalism）的特质，我能告诉你时间是存在的、可是不能被写入一个基本方程式。我也懂得生存之道。别人讲的大部分事情都只有一部分是真的，我能看得出来。

一篇在2017年发表于《自然·遗传学》杂志的文章指出，科学家们在分析成千上万的基因组后，将52个基因与人类智力联系起来，尽管每条只能单独对智力做出一个百分点都不到的贡献。作为这项研究的资深作家，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及其医学院的统计遗传学家丹妮尔·帕苏马（Danielle Posthuma）向《纽约时报》表示，科学家们离真正通过基因预测智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算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不难想象这会对社会带来怎样令人不安的影响：学生会在申请大学时附上基因组测序结果；老板会在雇佣职员前调查他们的基因；体外受精诊所会承诺利用例如基因组编辑系统CRISPR-Cas9的高端新技术提升胎儿智力。

一些人已经向这个新世界蓄势待发了。曼彻斯特大学的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和牛津大学的朱利安·斯沃勒斯古（Julian Savulescu）等部分哲学家认为，我们有控制自己子孙后代遗传密码的义务，这一概念被斯沃勒斯古称作“生育善行”（procreative beneficence）。这一领域将“父母疏忽”这一术语延伸至“基因疏忽”，暗指如果我们在有能力的情况下不使用基因工程或认知强化来提升孩子的能力，便相当于在虐待他们。而另一些学者，例如在新墨西哥大学教授美洲研究的大卫·克瑞亚（David Correia），则预想出了反乌托邦式的后果，即富人运用基因工程直接将社会阶级的力量转移到能永久保存的基因之中。

这一类的顾虑是长期存在的，当科学家们发明出重组DNA技术时，公众就已经开始对改变智力遗传有所警惕了。早在19世纪70年代，诺贝尔奖得主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怀疑，他的开拓性研究是否可能表明“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在于基因差异，而并非环境差异”。

事实证明，基因的确对智力有所贡献，但是（这种贡献）非常宽泛，且其影响十分微弱。基因以极为复杂的方式交互作用，创造出几乎不可能被逆向工程的神经系统。事实上，想要理解基因如何交互作用，并创造出最佳神经网络的计算科学家们，遭遇了“推销员问题”（travelling salesperson problem）中的硬性限制。引用理论生物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在其著作《秩序的起源》（1993）中所述，“假设从N个城市中的任一出发，用最短的总距离行至每个城市，并最终回到起始点。这一解释起来再简单不过的问题，解答起来却是出奇的困难”。在早期，进化锁定了一些可行的模型，经过数千年后设计出精炼的方案，然而在现有条件下创造最优生物网络时，计算机只能用启发法。蛋白质和细胞在更高的维度中交互作用，这就更加复杂了。重要的是，基因研究并不是为了诊断、治疗或消除精神疾病，也不是为了解释能够导致智力的复杂交互。我们在短时间内并不会制造任何“超级人类”。

事实上，一切复杂性对于一个物种的进化都会起到阻碍作用。在《秩序的起源》中，考夫曼介绍了“复杂性灾难”这一概念，即在一些复杂的生物体中，当进化已经被最优化时，基因在多种方面相互连通，导致自然选择在加强生物个体适应度中的角色被弱化。简而言之，就是一个物种演化到了一种无法轻易进化或被改善的程度。

如果说复杂性是一个陷阱，那么认为某些基因优于其他基因这一想法也是。在19世纪60年代，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和约翰·胡必（John Hubby）运用新技术凝胶电泳法来分离独特的蛋白质变异。他们发现，不同版本的基因产物，即等位基因，以令人始料未及的程度分化。1966年，列万廷和胡必提出了一个名为“平衡选择”的法则，解释基因的次优变异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他们对多样性做出了贡献。人类基因组并行运作。常染色体上的每一个基因都有至少两个拷贝，而拥有一个基因的不同拷贝（对一个生物体）很有用，尤其对于免疫系统多样性来说，或是当物种进化想在任何细胞功能中做一些有风险的尝试，但同时想要保留一份已经经过检验并被证明可靠的版本的基因时。另一些时候，一个可能具有风险的基因变异会被捎带在一个有益的基因变异上。如果这对人类智力有着某种暗示，那就是基因能够互相欺骗互相利用的寄生特性；基因通过剥削同伴基因而获得的自身的功能性，并不比其他基因高级很多。

重要的是，我们早就明白，3万种基因无法决定大脑中100万亿突触连接的组织架构，这一点指明了有关智力无法辩驳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智力冲破重重逆境和迫于开发大脑的压力，才被锻造而成。进化是用风险换取优势的一场交易，而这正是我相信我们总是会携带可能带来自闭症、强迫症、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风险的基因变异的原因；这也是我相信新自由主义认为科技终能解决大多精神健康问题这一观点几乎必定错误的原因。在进化过程中，没有优质基因的存在，唯一存在的只有那些运用风险进行交易的基因，以及在特定环境下和指定任务中发挥更优的基因。

我希望我能相信自己的基因就包含着写作能力，但是小说仅存在了几百年，时间之短还不足以让生物进化选择出小说家们。事实是，写作需要付出辛苦和努力，作家甚至可能展现出一些在其他方面令他们处于劣势的心理特质——比如神经质人格，或不间断而苛刻的自我反省。我们都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这些特性。生物进化教给了我们一个残酷的现实——自然竞争在竞争者的相对适应度差距最小时最为激烈。鉴于这一点，我们得以明白，近几十年间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并不是生物差距之巨大的一种验证，而是被我们想要对优越感和控制欲的需求加以证明的错觉而推动的。

相信我。我知道的。

翻译：Lacey；校对：Dora；编辑：EON

原文：Even if genes affect intelligence, we can’t engineer cleverness

《英国心理学杂志》刊登的一篇研究指出，当高智商的人更频繁地社交时，会体验到更低的生活满意度。那些像福尔摩斯和纽特·斯卡曼（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的主人公）一样高智商的人，独处时会更快乐。

来自新加坡管理大学的Norman Li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Satoshi Kanazawa分析了15197例18到28岁的成年人的调查反应。他们的数据是青少年健康全国纵向研究的一部分——一项测量生活满意度、智力和健康的调查。数据分析揭示，置身密集人群让人不快，而与朋友社交则让人幸福——但高智商的人并非如此。

论文作者用“幸福热带草原理论”解释这个发现，指出我们的世界与我们更新世时代的祖先有什么不同。幸福热带草原理论认为，生活满意度不仅由当下发生的事决定，也被我们的祖先对事件的反应方式所影响。进化心理学指出，就像其他器官一样，人类大脑已经被设计并适应祖先所处的环境条件。因此，研究人员认为，我们的大脑可能难以理解和处理当前的独特情况。

在祖先和现代生活之间，最不同的两个因素是人口密度，以及人们与朋友社交的频率。如今，与我们的祖先相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身处密集人群，与朋友社交的时间也更少了。但格外聪明的人未在其列：作者认为，较不聪明的人更容易受到热带草原理论的影响，而非高度聪明的人。

“一般来说，更聪明的人更有可能拥有我们的祖先所没有的“不自然”的偏好和价值观，” Kanazawa说，“像人类这样的物种寻求和渴望友谊是非常自然的。因此，更聪明的人很可能会更少寻求他人的友谊。”

调查结果还表明，更聪明的人不太可能觉得他们受益于友谊，但实际上，他们的社交比不聪明的人更多。

科学家们认为，智力已经演变为一种解决新问题的心理机制——这种挑战不是生活的常规部分。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经常与朋友和盟友接触是必不可少的生存策略。然而，高度聪明意味着一个人更有可能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解决问题，这反过来减少了友谊的重要性。

因为高度聪明的人不一定喜欢他们祖先想要的东西，他们在城市环境里更舒适，作者写道。纵观历史，人们倾向于生活在150人左右的群体中：新石器时代村庄的典型人口规模为150人，罗马军事单位通常为120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队连队平均规模为180人。相反，人口密集的市中心被认为带来孤立和抑郁，因为它们使人们不建立紧密联系。但繁忙而疏远的地方对更聪明的人有较少的负面影响。

“一般来说，城市人口的平均智力高于农村人口，可能是因为更聪明的人能够更好地生活在人口密度高的‘不自然’环境中。” Kanazawa说。

你喜欢和朋友交际当然不意味着你不聪明。但大部分时间都在独处的聪明人并非独行侠——他们可能只是喜欢这样。

Li, N. P. and Kanazawa, S. (2016),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my friends: How intelligence, population density, and friendship affect modern happiness. Br J Psychol, 107: 675–697. doi:10.1111/bjop.12181

来源：Inverse

编译：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