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第一项伟大发现

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在他的著作《发现者》中提到：“人类第一项伟大发现便是时间”，这是他讲述人类文明史三部曲中的第一曲，奏响的是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宏伟史诗。远古时代的人们从自然星象的更迭变化领悟时间的奥秘，于是他们得以计算节气时令，春耕秋收；也从自己和身边人身体的成熟衰老中感知时间的流逝。于是他们学会与时间赛跑，赶在生命尽头之前创造更多的个人价值。人们留下图腾崇拜，建立宗教信仰，试图冲破时间筑就的囚笼，超越生死追寻来世；人们发明语言文字，迎着时间的洪流，记录和传承人类文明的史诗。正是对时间流逝的体验和知觉，驱动了人类的进步和演化乃至文明的建立，时间无愧人类的第一项伟大发现。

但是，时间究竟是什么？我们又是如何知觉时间的呢？

事实上，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以我们体察不到的方式知觉时间。援引一下现代汉语词典对时间的定义：“时间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顺序性、持续性的表现”。通过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把握到两个关键点，时间具有顺序性和连续性，对应到我们对时间知觉的两个最基本方面——即时序知觉（perception of temporal order）和时距知觉（perception of temporal duration）。

时间的顺序和因果的迷思

时序知觉描述了我们对事件发生先后顺序的知觉。举个例子，“感到饥饿”这个事件一定发生在“去吃饭”之前，而“有饱腹感”这个事件一定发生在“吃过饭”之后。事实上，仅仅是例子中的“去”和“过”这样的词，也隐含了时间顺序性的秘密。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对语言的使用和理解，“时间”大家都很好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间时”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假词。而在口语中这样的例子会更直接，因为我们对音节的处理似乎已经打上了根深蒂固的时序印记。

在最近上映的电影《信条》中，配音和配乐的倒放的这些细节，都让我们意识到时间的逆转是如此不可思议。因为我们会不自觉地将事件按照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在时间轴上。只是我们很难察觉，我们大脑中对时间概念的表征正是一条有方向的一维直线。正如乔治·莱可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写道，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基于对空间的隐喻映射，时间是一维的矢量空间。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思维中，时间具有方向性，导致时间的不可逆性，所以才有了无数类似于“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类将时间视作流水的绝妙比喻。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发问，为什么要强调“在我们的思维中，时间具有方向性”？难道在我们的思维之外，时间不具有方向性吗？也许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时间不具有方向性，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会有怎样的变化。但是我们能够轻易想象的是，对时间的一维线性知觉模式，即线性时间的思维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其实本章的小标题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因果”。上面吃饭的例子很好理解由时序关系体现的因果，“因为饿，所以吃”以及“因为吃，所以饱”。这种对事件间因果联系的推理和认知，正是由我们对时间的一维线性知觉模式所导致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试想一个没有因果关系的世界。好在已经有更有想象力的人为我们做了类似的事情，帮助了可能难以想象的我们。在姜峯楠（Ted Chiang）的小说《你一生的故事》里，他描绘的外星生物七肢桶的思维中，我们能些许感受到没有方向的时间。七肢桶没有线性时间的概念，在它们的思维里，事件的发生不存在先后关系，也并不依赖因果联系。它们一生的故事如同电影的胶片，全都未经雕琢、毫无保留地在它们的“大脑”不断重映，未经历的已然发生过。

七肢桶的非线性时间思维并非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有其来源。其实休谟（David Hume）很早就对因果问题提出过他的思考，他认为我们所认为的因果联系无非是感官经验上的连续性导致的，而事件发生时的“恒常联结”却是我们无法察觉的。而对这种因果联系的认识便是基于我们知觉时间的本能。如果我们丧失了时序知觉的本能，那么我们知觉到的世界也许早已尘埃落定，只等我们去经历和感受。在那个世界里，我们的大脑无需再对环境进行预测和控制，那么秩序和文明建立的动力源于何处，我们还未可知。

时间的连续和知觉的魔术

时距知觉描述了我们对事件持续时间的知觉。从武汉乘坐飞机到北京需要约2个小时，认真上完一节课大概需要45分钟，在繁忙的十字路口等待红灯变绿可能需要60秒，这些都是我们对事件持续性的描述。手表秒针往复的转动，沙漏中不断下落的流沙，我们借助这些计时工具来确认时间究竟持续了多久。但是当我们失去这些外部的时间线索后，我们对时间流逝的知觉似乎开始像魔术一样欺骗着我们的大脑。正如当你沉浸地听完一节你十分感兴趣的课程，45分钟好像转瞬即逝；而如果是在红灯面前焦躁地等待着通行，那你的感觉一定也和绝大多数人一般“度秒如年”。

已有很多实验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并非天生的计时者，这种知觉的魔术时时刻刻都在上演。在《大脑是台时光机》一书中，有一章介绍了一些在历史上真实进行的隔离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在与日常生活完全隔离野外山洞或特制的实验室中独自生活几天到几周不等，在实验过程中，他们无法获得任何有关外界世纪时间的线索或信息。结果发现，绝大多数参与者被剥夺了来自于外界的计时线索后，都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时间膨胀感”（time dilation），他们认为实验持续的时间都比实际的时钟时间短了20%-40%。

相比于几天乃至几周这种大尺度的时距估计，认知科学家们更容易在传统的心理行为实验室中，以人类为被试研究几秒左右这种小尺度的时距知觉现象。总的来说，研究者们通常都会使用“前瞻性计时”任务来观察我们究竟如何知觉时间。所谓“前瞻性计时”任务，就是参与者在完成任务之前就被告知了这个任务是和计时相关的，因此在任务过程中被试会有意识的去计时，这和在任务结束后要求被试回忆刚刚的任务持续了多久这种“回顾性计时”是不同的。具体来说，研究者通常采取的“前瞻性计时”任务有四种类型，其一是口头估计，即对一个给定的时间间隔进行口头估计；其二是时距复制，即通过按键或打拍子对一个给定的时间间隔进行复制；其三是时距产生，即要求参与者产生一个主试给定的时间单位；最后一个是比较任务，即要求参与者判断目标刺激的时距是比一个参考的时距长或短。结果发现，人们往往并不能准确地去估计时间，并且对时距估计的准确性往往受到目标刺激的物理属性的影响。

总之，实验室结果表明，在脱离了外部的计时工具之后，我们对时距的知觉变得如此不可靠，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并非天生的计时者。

神经科学的已答与未答

我们用物理学的方式记录和使用时间，于是发明了高效稳定的计时工具来帮助我们维持生产生活的秩序；同时我们用心理学的方式理解和感知时间，于是当人类尝试解开时间知觉的密码，便自然转向了我们的大脑。

由于科学伦理的要求，研究者一般使用两种策略来研究时间知觉过程中的大脑活动。其一是使用无创的电生理记录或神经影像技术，记录普通人类在完成时间知觉相关任务中活跃的大脑区域；其二则是在科学伦理的允许下，将探测电极深入癫痫病人或实验动物的大脑组织，记录他们在进行和时间知觉相关活动时的神经元反应。这两种策略都让我们观察大脑是如何解码时间的。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有很多以人类为参与者的无创神经成像研究的结果表明，在进行时距知觉相关任务——例如计时任务时，个体大脑的顶叶皮层和辅助运动区有很大程度的激活。其中，最近发表在《神经科学期刊》的一篇文章指出，当研究者进一步尝试将个体对时间的表征区分为对客观时间的知觉和对时间的主观感知之后，核磁共振功能成像结果表明，大脑右侧顶叶皮层中缘上回的信号似乎表征了我们对时间距离的主观感觉。

除了时距知觉，对时序知觉的研究也一直如火如荼。正如前文所述，对时间顺序的知觉常常表现为对事件发生先后顺序的记忆，所以从神经元层面探讨时间知觉和记忆的关系，试图找到大脑中专门负责处理时间信息的“时间细胞”也是神经科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过去十年中，研究者们以大鼠或小鼠为研究对象，并在它们大脑中的海马和内嗅皮层发现了所谓的“时间细胞”（time cells），这些神经元能够对事件发生的时间进行规律放电。在最近一项发表在PNAS的研究中，研究者以需要大脑植入电极治疗的癫痫病人为研究对象，同样在海马和内嗅皮层发现了“时间细胞”的踪迹，这是首次来自人类被试的证据。

然而，神经元在对事件的编码的过程中总是同时包括了时间信息和空间信息，其神经元的放电模式和外界系统的变化密切相关，这种变化既可以解释为位置的改变，也可以解释为时间的流逝。为了更精细地考察神经元对时间知觉的放电模式，研究者们不得不尝试将神经元活动中时间和空间的成份加以分离。今年五月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上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研究者在小鼠的大脑海马神经元中，发现了一种独立于基于空间位置变化的事件编码模式。这种神经元放电模式在控制了小鼠的空间位置变化后，仍然能够对一个完整事件中按顺序组织的经验单元响应。因为2014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荣誉等身，大脑中负责空间定位和导航的GPS——“位置细胞”（place cells）和“网格细胞”（grid cells）开始在学界被人们所熟知；而在现在和不远的将来，大脑中时钟——即表征人们时间知觉的“时间细胞”也一定会在人类探索大脑奥秘的进程中迎来属于它的舞台。

神经科学尝试为我们在大脑皮层乃至神经元尺度揭示时间知觉的奥秘，但同时这种接近还原论思想的方法论，在面对时间知觉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依然束手无策。不管是对原子钟中铯原子共振频率的探测，还是对沙漏中细沙下落速度的感知，抑或是对太阳东升西落周期的记录，当我们把试图把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将其解释为“对系统物理状态变化的度量”，并将时间知觉看作神经系统对上述度量过程响应的时候，我们貌似巧妙地绕过了时间知觉中最神秘莫测的部分，那就是人类意识中的时间感。达利（Salvador Dalí）在《记忆的永恒》一画中，也许表达了他对时间感独特的思考，时钟时间刻在表上似乎没有改变的余地，但是时间感在我们的大脑中正如画中搭在树枝和桌面上那粘腻的“软表”一般扭曲了现实，充满了不可靠与不真实，然而那也许才是时间感真实存在的方式。

讨论到这一层，我们似乎又站到了传统的意识困难问题的面前，对如何解释人类体会到的由客观刺激作用于感觉器官所引发的主观经验感受而不知所措。因为不管是隐藏在线性时间思维中对事件因果的解释，还是隐藏时钟线索后我们对时距不可靠的感知，这种宏观经验意识中的时间感是如何从不同神经元的微观放电模式中涌现？进一步，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延续的角度，这种宏观尺度上的时间感产生和微观尺度上的神经元演化都扮演者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此两者是否存在必然的关联和内在的统一呢？这些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面对未知，更多时候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有感受，但也正是这些未知才让人类的探索不断继续。说不定在遥远的未来，我们就能超越感受而去理解、描述、解释和控制现在的未知，但届时必将有全新的未知在等着我们！

参考文献

封面：Leonard Dupond
作者：物离
编辑：阿莫東森

在2014年六月初举办于纽约的世界科学节上，霍肯伯里发起了关于时间知觉的专题讨论。他在轮椅上回忆道：“大约38年前，我乘车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条公路上。当时我正在车后排睡觉。我醒过来后发现司机也睡着了。车子正在偏离公路。坐在旁边的乘客看上去好像是慢慢地越过司机，抓住方向盘，用尽全身力气往回转，然后车子开始向右侧偏离。之后，我们慢慢地撞上了防护栏，车子在空中翻转，我直觉感受到我的人生即将发生变化。”

已经退休的消防队长理查德·加萨韦（Richard Gasaway）把这种明显时间减慢的行为称作“神经性时间扭曲”（tachypsychia），大致上可以理解为“快速意识”。为了研究“态势感知”（situational awareness）、撰写博客、以及发表演讲，加萨韦进行了上百次的采访。从中，他得出“这种现象折磨着很多急救人员”。加萨韦认为自己也亲身经历过“神经性时间扭曲”。这让他更加相信这个现象是总体应激反应中的一部分。他说，对于急救人员而言，这是种危险的现象，因为它能够歪曲我们的态势感知，影响我们做出决定的过程。

但是，神经性时间扭曲究竟是事实还是一种错觉？贝勒医学院的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为了解答这个疑问进行了一场实验。他与同事们发明了一个形似手表的“感知秒表”。这个秒表来回显示红色数字以及它们的负像（发亮的红色背景以及不发亮的数字）*。秒表来回显示的速度超过了图像的临界融合频率（critical fusion frequency, CFF），也就是指在来回切换中能融合显现出统一图像的阈值。伊格曼假设，如果他可以让在人们看秒表的时候被吓到，他们的CFF就会突增，进入到慢动作感知模式。这样一来，他们就能瞬时看见秒表上的数字了。

*译者注：秒表来回切换两种画面，一是数字发红光，背景不发光；二是同样的数字，但是数字不发光，背景发红光。

时间并没有变慢

为了进行这个实验，伊格曼带领着20个人来到位于达拉斯市的零重力游乐场。他把这些参与者带到一个名为“空心灌篮”16层楼高的蹦极设施上，让他们带着秒表从31米高的地方自由落体，直到落至网上。这些参与者们需要在他们2.5秒的惊心迫降中留心观察秒表。有一名参与者全程闭眼，所以她没有提供任何数据。

其他参与者的数据明确地说明：没有人在下落过程中看得见数字。不过，当他们在估计自己下落时间的时候（脑海中回忆的同时手上用秒表来记录时间），他们所估计的平均时间比那些看着他们自由落体的旁人所估计的要长于三分之一。伊格曼总结，在这种折磨人的情况下，主观上将时间放慢的经历是一种记忆的加工品，并不是对于时间的真实感知。总之，时间对任何人而言都并没有变慢。伊格曼解释道：“在正常情况下，大部分经过感觉中枢的东西你都会忘记。但是在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所有的事情都被记录了下 来，保存在记忆里。”他继续说道，因为大脑不习惯这种高信息密度的记忆，“它会理解为这一切事情肯定都是缓慢发生的。”[1]

不过，万一有实验对象并不是受到“危机将至”的影响，而是有着某种精神或者认知上的缺陷呢？伊格曼与同事们让患有精神分裂症与对照组的实验对象，从一系列快速闪动的屏幕上识别出刺激（例如字母、图片、和人脸）。伊格曼说，结果显示“一次对你而言长达100毫秒的频闪，对于精神分裂患者而言可能长达120毫秒”。他推测，这20%在感觉水平上的差别能够掩饰高认知能力上的时间絮乱。比方说，这会使一个人常规性自言自语的对话变得难以描绘。伊格曼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分裂症患者经常听到的声音，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主观上去尝试理解时间絮乱的体验。[2]

根据发表在《动物行为》（Animal Behavior）上的一项跨物种分析报告，人类有限的临界融合频率表示着人类属于包含了动物界中众多动物的更大范围的群组。人类平均的CFF是60频闪每秒，这也就是为什么电视的频闪速度会等于或者高于这个频率。在动物界，CFF可以低至海蟾蜍（Bufo marinus）的6.7，也可以高至地松鼠的108或者是普通绿头苍蝇的240。普遍而言，新陈代谢速度越高或者体积越小的动物，就拥有越高的CFF。[3]

CFF差异的奇妙之处

这些具有差异性的CFF值，看上去能够提供一些奇妙的解释。怪不得苍蝇会那么容易逃过你的手。高达240的CFF使得它们能够在糖浆里奋力前进时，看清你向着它挥去的手。那么鸟类在错综复杂的植被里上演的航空特技呢？CFF有100的它们很可能在视觉上就用超人的速度环顾了周围环境，所以它们才能够在空中做出更快速的调整。

有证据显示，这种时间方面的因素对于地球上的生态竞争很关键。那篇发表在《动物行为》上文章的其中一位作者安德鲁·杰克森 （Andrew Jackson），同时也是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动物学家。他说：“时间感知可能是一个在生态位区分上十分重要，却又被忽视了的指标。” 例如，在捕捉乌贼时，冷血的剑鱼会让温血涌入眼睛以增加自己的CFF值。杰克森说：“当它们想在深海冷水处捕捉行动相对缓慢的乌贼时，这个能力想必是给它们了一个巨大的优势。这样来看，剑鱼像是另一个时空来的访问者……乌贼存活下来的概率很小。”人类并不能用这种使温血进入眼睛或者大脑的做法来增加CFF值。这么做就像是加热人体组织让它们进入高热的范畴， 拆散蛋白质、逼迫细胞自杀。

话虽如此，杰克森相信人们的CFF可能稍有不同，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性格、才能、选择和感知上的不同。他说：“如果一个人的CFF高于其他组员，那么他实际上拥有着能够快速反应的潜力，而这种速度对于其他组员们却是难以置信的。我想知道这是否能够解释这种现象：有时踢足球时你技高一筹，可以很轻松地过人。你会感觉这场球对你而言很慢。” 杰克森手头上待研究的事项，都是一些关于人们天生不同的临界融合频率，以及人们的CFF在不同情况下如何变化的研究。他 说：“最有趣的是这些差别是否能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杰克森正在申请经费来研究这些问题。他说，如果钱不是问题，他很想招募像李小龙和勒布朗·詹姆斯的快动作狂热者，因为我们可以相信他们超乎常人的CFF在其惊人的武艺上发挥了作用。关于CFF与认知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杰克森说他对低CFF人士能否注意到面部表情之类的微妙线索很感兴趣。杰克森还想探讨另一件事：我们是否可以为了提高体育表现或者帮助治疗时间性的障碍，来训练人们来提高他们的CFF。

研究人员告诫，目前我们手里少量的数据还不足以确定CFF与主观时间感知之间的联系，更别说在人类身上得出任何关于CFF的结论了。但是动物与动物、普通人与精神疾病患者之间CFF的差异，以及对于时间的主观经历，留给我们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会有人像剑鱼一样生活在另外一个时间维度里吗？

参考文献

[1] Stetson, C., Fiesta, M.P., & Eagleman, D.M. Does time really slow down during a frightening event? PLoS One 2, e1295 (2007).
[2] Parsons, B.D., et al. Lengthened temporal integration in schizophrenia. Neuropsychologia 51, 372–376 (2013).
[3] Healy, K., McNally, L., Ruxton, G.D., Cooper, N., & Jackson, A.L. Metabolic rate and body size are linked with perception of temporal information. Animal Behaviour 86, 685-696 (2013).

翻译：Anna Wen；审校：曹安洁

有关时间哲学的意见分歧是怎么产生的？虽然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哲学家们已经争辩了几千年的问题，但事实上，他是最近才开始被重视的——我认为，这个辩论一个多世纪以前才开始，始于一个人：约翰·麦克塔格特（John McTaggart）。

时间并非独立存在？

麦克塔格特是剑桥大学的哲学家，在20世纪之初正在三一学院工作。罗素曾写道，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麦克塔格特“比我还内向”：他太害羞，连罗素的房间都不敢踏入，而罗素也害羞得不好意思邀请他进来。罗素和麦克塔格特都是“三一疯狂茶话会*”的一员：罗素是“疯帽子”，麦克塔格特则是每天一副睡不醒的无辜模样的“睡鼠”。虽然麦克塔格特性格温润，思想却非常新颖、有独创性。一名同事说，他“让学院会议变得欢乐了很多”，因为他经常用“所有人都同意的论据来支持没有任何人想到过的结论”。

*译者注：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疯帽子茶话会”的典故。

麦克塔格特从最早的研究开始就着迷于时间。他并不是一个人——在那段时期，很多其他哲学家们一样对此很感兴趣。但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对时间的看法。

和很多其他人类创造的东西一样，哲学也有时尚潮流。西方哲学界对于时间的兴趣时有时无。中世纪的哲学家们偶尔会苦苦思索时间，比如奥古斯汀和托马斯·阿奎纳对于上帝是否永生的思考。17世纪中期开始，时间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常常就“绝对主义”展开辩论。牛顿和其他绝对论者认为时间有自己的本质，并独立于被创造的世界。

到18世纪中期时，人们又渐渐不讨论时间了，尤其在英国。这段时期里主要的英国哲学家，包括杰里米·边沁，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乔治·贾丁（George Jardine）和玛莉·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都选择无视时间。这个现象有一部分要归因于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于抽象、玄奥的研究的抵制。直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几十年后，英国哲学家才开始转变态度，重拾对时间的兴趣。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绝对论者（absolutist) 给出的论据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很多绝对论者都认为我们无法把时间从宇宙中删除。即使宇宙毁灭，时间还是会一直存在，也就是说时间是独立的，并不依赖于人类。但康德认为，我们无法想象没有时间的宇宙并不能证明任何关于宇宙的特质。这种无法想象所揭示的是一些关于人类心灵的事实。我们才是时间的起源：这是一种思想的形式，是我们能够经历任何事情的先决条件。因为人类大脑天生就会把所有经历都放在时间模式下，所以我们无法想象没有时间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然而，在我们大脑外的、实际上独立于我们存在的世界里，可能的确没有时间。我们之所以不知道脱离时间的事物本身的模样，是因为我们只能用时间感知世界。

康德认为大脑在人类感知构成中有重要的作用。世界本身或许是非时间性的，但人类眼中的世界却与时间不可分割。这是“观念论”（idealism）的一种，强调心灵活动的重要性。

康德之后，观念论席卷了德国，但它到达英国的脚步却尤其缓慢——苏格兰哲学家威廉·哈密顿（William Hamilton）是第一个认真讨论康德的理论的人，而且是在1836年——在《理性》出版的五十多年后。尽管反应有点慢，观念论随后也在英国生根发芽，并演变成了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观念论运动”。那时的英国哲学家们把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放在一起，各种观念论争奇斗艳。

观念论同时捆绑了时间的非真实性。从格林（T H Green）到布拉德莱（F H Bradley），几乎每个英国观念论者都否认时间的真实性。1885年，当麦克塔格特成为剑桥大学的学生时，接纳观念论并否认时间已经是一种“基本礼节”（de rigueur)。他欣然地接受这些观点，撰写了很多关于黑格尔的大部头著作，同时用康德和莱布尼茨的理论增色。

时间的不真实性

虽然麦克塔格特否认时间的存在并不令人惊奇，他否认的方式却不同寻常。他认真思考过，假设时间是真实的，它会是什么样子。在《时间的不真实性》（The Unreality of Time）中可以看到一些他对此的思考。

想象以下三个事件：一场暴风雨，一道闪电，一声雷鸣。我们应该如何给它们排序？

麦克塔格特把事件分为两种序列。A序列和B序列都根据时间的早晚来给事件排序。闪电总是发生在开始下雨后，但却比雷鸣要早到来。

但除此之外，A序列包含一种特别的事件：“当下”。它把更早发生的事情标为“过去”，更晚发生的则是“未来”。如果闪电正在当下发生，那下雨就成为了过去，未来将会打雷。

麦克塔格特反对时间的论点分为两步。首先，他认为A序列对时间必不可少。在B序列中，每个事件在时间线上的位置都一直是一样的，所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闪电总会发生在暴风雨之后。相反，在A序列中，随着当下的前进，情况会因此改变：暴风雨曾经发生在当下，现在却已经是过去了。打雷曾经存在于未来，但总会来到当下。他认为时间必然包含这种从未来到当下，再到过去的改变。

其次，麦克塔格特认为A序列无法存在。未来，当下和过去性是不兼容、相互矛盾的。一个事件可以在未来、或是过去，但不可能拥有两种性质。然而，每个事件的确拥有三种性质：暴风雨曾经存在于未来，然后是当下，然后是过去。他认为，因为这些性质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他们是不真实的。如果A序列是时间的本质，同时A序列不存在，那时间也就不存在了。时间是不真实的。他下结论道，尽管我们忍不住透过时间看世界，但真实的世界是没有时间、没有变化的。如他所说，我们就好像在“透过一扇有红色玻璃的窗户”看世界，而因此以为世界是红色的。

流淌的时间

麦克塔格特的灵感来源于哪里？他没告诉我们，但我认为他吸取了一些法国哲学家的新思想。19世纪晚期时，英国正沐浴在理想主义之光中。但同时，以弗朗索瓦·皮利翁（François Pillon）、查尔斯·雷诺维叶（Charles Renouvier）和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为例的法国哲学家们却开始强调时间的重要性。柏格森是其中尤为饱学的一位，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一直在反驳所谓的时间“空间化”。比如说下面这条时间线，表达了运用空间的时间：

纯粹时间是持续的期间（durée）。因为没有空间的加入，所以它是没有杂质的。与数学的时间不同，纯粹时间无法被分割成可数的片段。柏格森表明，只有有意识的生物才能感受到纯粹的持续期间。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一个C音可以与D音融为一体，让我们无法把两者剥离开来。过去和当下的音符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无法被分为独立的单位——我们如此体验持续期间。纯粹时间是动态的，一直在溶化、改变。

麦克塔格特对于时间的不真实性的论点很新颖没错，不过我怀疑，他在建立A序列-B序列这套定义的时候借鉴了柏格森的数学时间对比纯粹时间的理论。柏格森提出的数学时间与麦克塔格特的B序列之间有相似之处：它们都不考虑过去、当下和未来，而且都是静止、非动态的。柏格森的纯粹持续期间与麦克塔格特的A序列同样相似：他们强调过去、当下和未来，并一直在改变或运动。尽管麦克塔格特没有直接阅读过任何柏格森的著作，柏格森的论点在20世纪早期的英国广为流传。柏格森的书从20世纪00年代开始就被翻译成英文，而且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如塞缪尔·亚历山大（Samuel Alexander）和威尔登·卡尔（H Wildon Carr），都用英文在各大期刊上发表过书评。

《时间的不真实性》很快成为了靶子。20世纪10年代，新观念论，一个反对观念论并强调逻辑与科学的主张开始威胁英国观念论的地位。这场运动以罗素、摩尔（G E Moore）、亚历山大和其他一些哲学家为首，也捍卫时间的真实性。在观念论被发表与传播的同时，这些哲学家也一直在抨击麦克塔格特反驳时间的论点。一些早期的批评家包括布罗德（C D Broad）、布莱斯维特（R B Braithewaite）、苏珊·斯泰宾（Susan Stebbing）、约翰·亚历山大·冈恩（John Alexander Gunn）、希尔达·奥克利（Hilda Oakeley）、芬德利（J N Findlay）和维尔比夫人（Victoria, Lady Welby）。

随着20世纪的缓慢前进，这些批评一直在持续。麦克塔格特的著作只有17页。但关于仅仅17页纸，哲学家们却写出了上万页。它目前已经被二十一世纪的思想家们引用超过1600次了——对于一篇过时的期刊论文来说，是非常卓越的成就。你或许会以为，这些抨击早就根除了麦克塔格特的观点，但实际上，它们反而让他的观点更加有活力了。俗话说得好，“只要有曝光都是好的”。这些批判让他的观点一直活跃在哲学界的讨论中，并让它在几十年后依然存活。

A还是B，仍是一个问题

而且，在麦克塔格特的论点被轰炸的同时，它的框架也开始被融合、接受。在捍卫时间的真实性时，哲学家们把他们的观念论和麦克塔格特的A序列与B序列相匹配。渐渐地，在两派的时间理论中，这个框架都被匹配与接受了。B序列认为，时间就是根据事件发生的顺序来给它们排序。过去、当下和未来不是世界的特性：它们只是人类主观意识中的元素。我们说一个时刻是“现在”时就如同在说一个地方在“这里”：哪里是“这里”、何时是“现在”取决于你所处的位置。相反，A序列认为世界上真实存在过去、当下和未来。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真的是过去，而你真的在当下阅读它们。

这些标签甚至在不依托于麦克塔格特的情况下获得了自己的生命。20世纪50年代，唐纳德·威廉姆斯（Donald Williams）为B理论发声，强烈反对“令人厌恶的”动态的当下，并称之为“低级而混乱的一团浆糊”。到了60年代，理查德·盖尔（Richard Gale）发表了一番关于A理论“充满激情的辩护”。我认为A-B理论的讨论的活力起码有一部分来源于物理学的发展。

在赫尔曼·闵可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和爱因斯坦之后，一个被威廉姆斯称为“流形理论”（manifold theory）的观点开始被人们青睐：物理学家们把时间和空间融合成了一种流形，也就是时空（spacetime）。在这个理论中，时间的所有部分和空间一样真实。这支撑了B理论，因为B理论中的“现在”和“这里”取决于你的观点角度。然而，有些哲学家们因为完全相同的理由反对流形理论：如果时间的所有部分都真实存在，那么1066就和2055一样真实。有些人认为这种对时间的描述过于静态，没有捕捉到时间的流动、或者威廉姆斯所说的它的“颠簸感”和“嗖嗖”声。支持A理论的哲学家们通常反对流形理论；他们不认为所有时间都是真实的。例如，布罗德在1923年提出，过去和现在是真实的，未来却不是。

当今的时间哲学仍然充满着关于A-B理论的辩论。有关的讨论过于普遍，以至于人们常常以为时间哲学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围绕着这个主题。但其实不然。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时间哲学家们为上帝是否永生担忧过，也讨论过绝对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我们目前对于“当下”钻牛角尖，并执着于研究它是否是一种真实的世界特性，其实都是因为这个理论在20世纪的一时风尚。讽刺的是，它的起源来自于一位根本就不接受时间真实性的“睡鼠”。

我一直在关注A-B理论的讨论，并且我同意A理论的观点，直觉相信时间的流动。不过我更关心这个话题的历史。它是怎么开始的？什么激发了麦克塔格特的想法？我认为这些起源故事很重要，因为新哲学话题的出现预示着哲学的发展与进步。

这个宇宙中有许多我们不理解的事情。甚至更糟：有很多我们还没意识到我们不理解的事情。这可以用黑洞来说明：黑洞是重力强到光都无法逃离的时空区域。二十一世纪的物理学家们在很努力地尝试搞明白黑洞，但他们的努力其实在1916年才变为可能，因为黑洞理论在那一年才首次被提出。1916年以前，物理学家们甚至不知道有黑洞的存在，也就无法知道还有黑洞等着他们去搞明白。

我认为在哲学中，相似的过程也在发生。美到底存在于雕塑、日落中，还是旁观者的眼中？“树”这个字描述了我脑海中的一个想法，还是真正的、现实世界中的树？哲学家们构想出新的、合理的问题时，同时也会为新的、需要弄懂的事物建立理论。我们或许还不完全理解美，不理解“描述”，不理解当下。但不管我们知不知道答案，仅仅是知道有这些事物等待我们去理解也已经是进步了。如同麦克塔格特——他对于时间的思考，为世界撬开了一道新的哲学问题。

翻译：Lemona；审校：曹安洁

故事要从大约十年前，雪城大学某块黑板上潦草写就的一组方程式说起。现任教于波士顿大学的认知神经科学家马克·霍华德（Marc Howard）和他当时的博士后学生卡塞克·尚卡尔（Karthik Shankar）当时想研究一个数学模型，来描述时间处理。他们想要的是一种神经系统可计算的，用来表示过往的函数——如同心里的一张画布，大脑可以在上面描绘记忆和感知。“想想视网膜，它为视觉信息提供了成像的屏幕，”霍华德说。 “我们认为时间之于记忆也是如此，并且希望用理论来阐明这张画布的工作方式。”

将光的强度、亮度等视觉信息表示为某些变量（比如波长）的函数相当简单，因为我们眼中有专门的受体可以直接测量这些性质。然而大脑是没有所谓的时间受体的。“ 对颜色或形状的感知，[作出的科学解释]是相对明显的，”大阪大学的认知神经科学家林正道（Masamichi Hayashi）表示，“但时间有着如此难以捉摸的属性。”为了编码它，大脑得使用一些不那么直接的程序。

霍华德和尚卡尔的目标，是在神经元级别的尺度描述这个过程。霍华德说，他们出发时的唯一直觉就是他的审美观，即科学规律应该少而美，简而精。

他们随后得出了一组方程式，阐述了理论上大脑间接编码时间的可行方式。他们构想，随着周遭事件的发展，触发感觉神经元的活动，其中的时间组分可以被大脑映射到一层中间表征上——数学上，这个映射是拉普拉斯变换。通过变换，无法直接编码时间的大脑，得以用另一个它可以编码的变量来保存事件。然后，其它神经元可以将这个中间变量映射回来——即拉普拉斯逆变换——以形成时间体验。

就在霍华德和尚卡尔开始充实他们的理论后的几个月，其他的科学家独立发现了被昵称为“时间细胞”的神经元。这些细胞各自调谐（tune）在某个时间点放电，例如有些总在外界刺激后1秒放电，另一些在5秒后放电。它们实质上填充了相邻经历间的时间间隔，细胞的放电情况反映了刺激发生的时间。这正是逆变换部分，即对过往时间函数的近似。 霍华德说：“我想，哦，天哪，黑板上的写的那些东西，它们可能真的在真实世界中有对应。”

“那一刻，我知道大脑会配合。”他补充说。

受到实证支持的激励，他和同事们研究了一个更加普适的框架，并希望这样可以统一大脑内不同类型的记忆：如果神经元用的确实是他们的方程，那么这些方程不仅可以描述时间的编码，还可以描述一大堆其他属性——甚至是思维自身。

但这基于一个前提。自从2008年时间细胞被发现以来，研究人员在方程的一端已经看到了详细的证据，但另一半——拉普拉斯变换，中间变量的表征——则完全停留在理论上。

直到去年夏天。

时间顺序和时间标记

时间拨回2007年，距离霍华德和尚卡尔提出他们的构想还有几年，现在斯坦福担任博士后研究员的阿尔伯特·曹（音，Albert Tsao），当时还是一名本科生，在挪威科维理系统神经科学研究所实习。他在梅·布里特·摩瑟尔（May-Britt Moser）和爱德华·摩瑟尔（Edvard Moser）的实验室度过了一个夏天。不久之前，莫瑟尔夫妇在一个叫做内侧内嗅皮层（MEC）的脑区发现了网格细胞，一群负责空间导航的神经元。曹想知道旁边的姊妹脑区，外侧内嗅皮层（LEC）在做什么。这两个脑区为海马体提供了主要输入。因为我们记录事件在何时何地发生的“情景记忆“是在海马体中形成的，那既然内侧内嗅皮层负责代表后者（地点），曹推论，外侧内嗅皮质则可能会负责时间信号的产生。

曹所思考的这种记忆与时间的联系，是深深植根于心理学的。对我们来说，时间就是一系列事件，是对事物逐渐变化的衡量方法。这便解释了，为什么最近的记忆要比很久以前的清晰，以及为什么当我们回想起某段记忆时，往往还会触发那段时间左右发生的其他记忆。但是，一段有时间顺序的过去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又是通过什么样的神经机制实现的呢？

最初，曹没有研究出任何成果，甚至根本无从下手。因为技术上讲，任何实验变量都有些时间的属性。他记录了在封闭空间内觅食的大鼠，检查了那段时间内它们外侧内嗅皮层的神经活动。但得到的数据让他摸不着头脑，从中并没有明显的时间信号出现。

曹将数据整理好存档，回到了学校，多年来就没再沾手。后来，他成为了摩瑟尔实验室的博士生，并决定重启这项研究，尝试换一种群体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一群皮层神经元，而不是单个细胞的活动规律。 这次他发现了：他看到了一种放电模式，看上去就像是时间。

他和摩瑟尔夫妇及同事们进行了进一步的实验。在其中一组实验中，大鼠被置入一个盒子，自由地走动和觅食。几分钟后，研究人员把大鼠从盒子里拿出来，让它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把它放进另一个盒子，这样作为一个试次，每个试次的盒子内壁颜色黑白交替。他们在大约一个半小时内重复了12个试次，并记录下它们外侧内嗅皮层及附近脑区的神经活动。

放电与时间相关的神经元主要位于外侧内嗅皮层。当大鼠进入盒子时，这些神经元放电率急速增高。随着时间推移，神经元的活动以不同速率下降，有的以秒为尺度，有的以分钟为尺度。到了下一个试次，大鼠重新进入盒子时，神经元活动就又开始增加了。不仅如此，其中一些细胞的活动不仅在每个试次内下降，在整个实验期间也呈下降趋势；而另一群细胞的活动却呈增长趋势。

每个神经元有关于时间的不同活动模式，根据活动模式的组合，研究人员可以——他们推测大鼠也能——将不同的试次分开（好比一个个时间戳，将信号追溯到在盒子里的某个时间段）并按顺序排列。数以百计的神经元似乎是在合作运转，从而对试次的顺序和每个试次的长度了如指掌。

译者注：这里可以和内嗅皮层-海马体对空间的编码做个类比：内侧内嗅皮层中的网格细胞，各自以一定规律响应空间。根据单个网格细胞的活动，你并不能知道动物的位置，但是当把不同网格细胞的信息组合在一起，就好像光的干涉一样，你和动物的海马体都可以推断出动物的具体空间位置。所谓的“时间戳”（如下图），就是外侧内嗅皮层细胞活动的独特而有规律（时间顺序）的组合。

纽约奥尔巴尼医学院（Albany Medical College）的神经科学家马修·夏皮罗（Matthew Shapiro）说：“这时你看到的神经活动模式，不仅仅在链接时间间隔内的信息，它们还将体验到的情景（episode）还原成时空事件的组成结构。”他未参与这项研究。

上述实验中，大鼠似乎在利用这些“事件”发生时周遭情境（context）的不同（墙壁的颜色）来感知时间的流逝。研究人员推测认为，如果情景之间情境没有明显区别，产生的讯息可能会大不相同。因此在另一组实验里，他们让老鼠绕着∞字形的跑道，交替在两个圈里边走边捡食物吃，每圈算一个试次。在这个重复性的任务中，外侧内嗅皮层的神经信号混淆了。这意味着大鼠可能无法区别各圈的时间顺序（?：反正每圈长得差不多，还都有吃的/?）。然而单个试次内，这些神经元似乎关心时间的流逝，这可能是因为，对做这个任务的动物来说，在圈内的每一刻都和上一刻差不少（?：啥时候捡到巧克力豆还是很重要的/?）。“

曹和同事们感到很兴奋，认为他们已经逐渐摸索出大脑认知主观时间的机制，这种机制可以清晰地给记忆打上时间的标签。“我们对时间的感知是很弹性的，”夏皮罗说。 “一秒钟可以永远持续，一天也可以稍纵即逝。在我看来，这正可以用神经元对情景的解构来优美地解释。大脑处理着按序发生的事情，而发生的事情决定了我们对时间的主观估测。”研究人员想要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

霍华德的数学模型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了解到曹的实验结果时（该工作于2017年的一次会议首次公布，并于去年八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霍华德欣喜若狂：曹观察到的不同衰减速率正好符合了他的理论假设：那正是他的构想内的中间表征。 “在我看来，[神经活动的衰减]很像是经过拉普拉斯变换的时间，”霍华德说道——这是他和尚卡尔的模型中，一直缺失研究实证的那块拼图。

“这有点神奇，”霍华德说，“时间细胞被找到的差不多时候，我们写下了这些拉普拉斯变换及逆变换的方程。所以我们在过去的10年中研究逆变换的部分，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实际的变换。 ……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我非常激动。”

“令人兴奋的是，”就职于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研究者、神经外科医生卡里姆·扎格卢勒（Kareem Zaghloul）说，“因为他们所展示的数据与[霍华德的]理论非常一致。”

“我和同事和学生当时推导的东西完全有可能是臆想的。那个方程组可能在大脑，甚至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霍华德补充道，“如今在其他实验室的数据中看到它——真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

建立过去和未来的时间线

假如霍华德的模型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理解，大脑是如何创造和维持过往记忆的时间线的。这条时间线被霍华德比作“彗星的尾巴”：它随着我们生命的延续而不断向后延伸，越往后变得越模糊和简单。这个时间线不仅适用于海马体内的情景记忆，还适用于前额皮层（prefrontal cortex）的工作记忆和纹状体中的条件反射。霍华德说，这些“可以被理解为处理同一形式的过往时间的不同运算”。尽管让我们记住一个事件（比如开学第一天）的神经机制和让我们记住一个事实（比如电话号码）或着技能（如何骑自行车）的神经机制并不相同，但他们可能建立于这个共同的基础。

那些脑区里找到的时间细胞似乎可以支持他们的假说（用霍华德的说来说，“当你去找它们时，它们无处不在”）。另一份支持，来自即将发表的一篇研究——霍华德、华盛顿大学的伊丽莎白·布法罗（Elizabeth Buffalo）和其他合作者让猴子看一系列图像，在它们的内嗅皮层看到的神经活动，和曹在大鼠脑中观察到的一模一样。“不出所料，那是看到图片后的时长。”霍华德说。

他怀疑这个记录不仅是针对记忆的，还为整体认知服务。他认为同样的数学模型也可以解释我们对未来的感知——把函数平移一下就好了。这很可能会揭示大脑计时的原理，因为计时也涉及了对未来事件的预测（预测本身就基于过去经验）。
也

霍华德还发现，用来表示时间的方程，也适用于表示空间，数感，和基于信息收集的决策——其实，只要能用这些方程的数学语言表示，它可以应用于任何变量。“对我来说最引人入胜的是，如果你能够写出大脑正处于什么状态，”霍华德说，“你就像是为思维铸造了一种‘神经通货’……数以千万计的神经元正在做些什么……用方程式和一些变换表达出来，那就是‘思考’。”

他和他的同事们一直致力于将理论扩展到其他认知领域。终有一天，一种全新的人工智能将从这种认知模型中诞生，它将建立在另一种的数学基础之上，与如今的深度学习理论背后的数学大不相同。就在今年1月，科学家就建立了一种新的有关时间感知的神经网络模型，该模型完全基于对视觉场景变化的测量和反应。（然而，这个神经网络仅仅聚焦在图片的感官信息输入部分，也就是只在表面上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曹和霍华德研究的，与记忆相关的深层脑区。）

但在进行任何AI应用之前，科学家需要先确定大脑本身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曹承认，还有很多东西要厘清，比如是谁驱动了外侧内嗅皮质，以及记忆为什么能被做上标记。但霍华德的理论提供了切实的预测，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在追寻答案的路上开辟出新的途径。

当然，霍华德提出的理论并不是唯一的，还有其它理论可以解释大脑如何表征时间。例如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神经元通过突触连接成链，这也可以表征时间。 也有可能大脑用了另一种类型的变换，而不是拉普拉斯变换。

这些不确定性并没有削弱霍华德的研究热情。“即便这些理论都是错的，”他说。 “我们依然是很振奋的，我们还会继续努力研究。”

翻译：Lizzy；审校：顾金涛；编辑：EON

时间也许具有物理属性，但它也具有心智属性，也即是说，从根本上讲，它是大脑的产物。时间测度着我们的生命，也塑造着我们的生命。反过来，我们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又影响着我们如何察觉时间的流逝。你对时间的感知是可塑的和主观的，它会随着情景和信息的输入而变化。当大脑受到损伤时，它也会受到扭曲，或者受到药物、疾病、睡眠不足的影响，或者能够影响意识状态。

然而，一系列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失去对时间的感知与人们的创造力、美好体验和快乐感觉密切相关。

多数情况下，时间总是被我们所做的各种事情填满。当心智处于未被激活的状态时，我们通常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就像美国动画情景喜剧《辛普森一家》当中的一个场景：斯金纳校长吩咐巴特用一整个下午去粘信封，巴特看着时针走得如此之慢，简直抱怨不堪。另一方面，当我们的心智处于完全投入的状态，尤其是处于艺术家、运动员和其他顶级表演者所熟悉的“心流”状态时，我们对时间的感知似乎就会加速，甚至觉得时间完全消失了。

当人们观看现场表演或者注视着他们很喜欢的艺术作品时，很多人都会把当时的状态形容为“入迷”或“出神”。比如，当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观看欧洲绘画作品时，我就进入了一种抽离的、超越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很多人都声称经历过的。当我们沉浸在故事、艺术作品和精湛的表演中时，我们所有的关切和焦虑都消失了，时间似乎停滞了，或者隐退了。这种时间意识的消失反映了表演者或艺术家在创作时大脑的运行过程。

当处于心理学家所谓的“心流”状态时，一个人会完全沉浸和投入在一种心智或身体行为之中，人们通常会声称，他们感受到了时间、空间和自我的变化。这是人们所希望获得的令人兴奋和愉悦的体验，现在神经科学正在试图理解这种现象。“心流”的绝佳例子可以在很多即兴创作的艺术形式中找到，从音乐到喜剧表演，再到诗歌创作，这些即兴创作也被称为“自发创造”（spontaneous creativity）。即兴创作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创造性行为，它能激发起我们的敬畏和钦佩。即兴创作的能力需要有认知灵活性、发散思维和专门的技巧，并且这种能力可以通过培训得到提高。

毫不奇怪，实验已经证明，大脑的额叶区域既参与了对时间的感知和对冲动的控制，也参与了自发创造行为。当即兴创作发生时，心智/大脑似乎也发生了变化。对音乐即兴创作神经机制的研究已经确认了与即兴创作有关的前额大脑区域网络。至少在音乐领域，即兴创作行为似乎是前额叶皮层（PFC）两个关键区域的运行模式发生变化的结果。

无论是爵士乐还是自由风格的嘻哈，研究表明，在音乐即兴创作期间，内侧前额叶皮质会被明显激活。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是大脑中的一个区域，被认为与意向性行为、自发产生的自我表达行为和以目标为导向的追求行为有关。这种观点是颇有道理的，因为即兴表演需要你以很快的速度产生新的行为，你需要为了听众或观众尽可能快地调动这一脑部区域。而即兴创作的反面则会表现出眶额叶皮层（OFC）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激活的下降。OFC和DLPFC这两个脑部区域涉及有意识的自控行为，可以让人集中注意力，努力解决问题。它们还涉及以目标为导向的评估和控制行为或者规划行为。这些外侧区域可以用于评估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以及是否对不恰当或不正确的行为施加了抑制力。然而，正如任何一个技巧高超的表演者会告诉你的，抑制力是即兴创作的天敌。

当mPFC区域被激活时，它就会激发思想的自发产生。当外侧PFC区域被同时抑制时，新奇的想法和行为就会控制不住地涌现出来，导致发散思维和即兴创造力的出现。换句话说，一旦内在评价被关闭，“内在毕加索”就会出现。自由和散漫的注意力与外侧PFC区域的活力受到抑制有关，这使得不同的思想能产生自发的联系，以及导致顿悟或顿察的发生。当DLPFC减少对意识内容的控制时，创造性行为就会出现，从而导致无意识的、即兴的、随机的感觉和想法在“心流”状态中产生。就像当老师没有关注到孩子时，他们就会玩得更疯，当我们减少DLPFC对我们行为的影响时，我们的思维方式就会更像艺术家。

未来的研究还会进一步探索，这种大脑行为模式是否是即兴创作的一种神经机制，并且适用于所有的艺术形式，比如绘画、戏剧、喜剧和舞蹈的即兴创作，还是说，这种机制只适用于目前已经得到证实的音乐和口头语言创作。当外侧PFC区域——在我们行为持续发生的过程中产生主体感知的脑部区域——的活力降低时，表演者的即时决策和行为看上去就像是它们发生在时间之外，是无意识的现象，或者就像是它们“来自于其他世界”。这与很多艺术家的说法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创造性过程有时受到了“缪斯”（文艺之神）或非行为主体的影响。

然而，即兴表演者并不会走上邪路，大脑会即时“审视”你的表演，并为你提供必要的环境（或受众）反馈，帮助你改进表演方法，及时优化表演水准。创造性思维也与“默认模式网络”有关，也即是，当注意力自发产生时，相关的大脑区域就会被激活，而当一个人的注意力受到外在事务的干扰时，这些区域的活力就会受到抑制。当你做白日梦时，默认模式网络就会很活跃，但当你填写申请表时，DLFPC区域就会开始发挥控制作用。即兴创作需要在这两种网络模式的活跃度中寻求平衡，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创造性思维和行为也需要响应环境信息，同时也要受到某些外部规则的约束，才能实现特定的创作目标。

但如果你的自我反思或自我意识过于强大，并且持续时间很长，你就会失去“心流”状态，你的表现就会变糟。当然，你不需要一个认知神经科学家来告诉你这一点，你只需要听听白人说唱歌手Eminem的《Lose Yourself》：

你最好在音乐中失去自我，一旦

你进入了无我，你最好永远不要让它溜走

你只有一次机会，不要错过它

这是宝贵的机会，一生唯有一次。

幸运的是，你不需要通过即兴创作（或者嗑药）来达到“心流”状态。当意识状态通过诸如冥想、催眠、做白日梦等方式发生变化时，外侧PFC活力也会随之减少。PFC活力减少的情况还会出现在快速眼动睡眠（REM）中，而做梦也通常发生在这个阶段，这一现象已经得到了证实。做梦涉及到无规划、非理性的联想；注意力的分散；时间感知的变化；以及缺乏主体感知或意志控制（清醒的梦除外）。当一个人处于完全清醒的状态时，这些相同的特征都与创造力有关。

体验到时间流逝或者时间发生变化、往前行进，是我们大脑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出于适应性的理由进化而来的。我们睡了多长时间？孩子们吃饭吃得有多快？在天黑之前我必须走多快才能到家？感知时间是我们的本能行为，而在现代社会，我们的这种本能又被文化发明强化了，比如，时钟和日历，这使得我们大脑对时间的本能感知变得更加敏感，对时间的测度也变得更加精准。然而，我们同时还进化出了关闭“随时计时”的能力，比如，在艺术家处于兴奋或沉思的时刻。而这种对时间无感的适应能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更有意义。

我们如何选择利用我们最有限、最宝贵的时间，是我们最重大的责任，因为时间是我们天生被馈赠的最伟大的礼物。

翻译：王培

编辑：EON

原文：http://nautil.us/issue/61/coordinates/what-time-feels-like-when-youre-improvi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