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一名妇女去医院接受癌症手术，手术很成功，所有的癌灶都被切除了。然而几个星期后，她感到有些不对劲。她回到外科医生那里，外科医生让她放心癌症已经消失了；她又去咨询了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药。

然而这一切无济于事——她越来越确信自己命不久矣。她重新见了外科医生，医生再次安慰她“一切都很好”时，她忽然脱口而出：“黑色的东西！你没有得到黑色的东西！”

医生目瞪口呆，因为他还记得在手术期间，他曾无意向同事抱怨自己浴室里难以清除的黑色霉菌。癌灶在这名妇女的腹部，手术期间她处于全身麻醉状态，尽管如此，医生的话似乎已经留在她脑海里了。当她得知手术中医生的这段对话后，她的焦虑便烟消云散了。

在《麻醉：遗忘的礼物和意识之谜》（Anesthesia: The Gift of Oblivion and the Mystery of Consciousness）一书中，美国心理学家亨利·贝内特（Henry Bennett）向澳大利亚记者凯特·科尔-亚当斯（Kate Cole-Adams）讲述了这个故事。科尔-亚当斯从麻醉医师和心理学家那里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显然，人们在麻醉状态下仍能听到声音，并且受到这些声音的影响，即使他们自己并不记得。

一名妇女在子宫切除术后经历了可怕的失眠，在后来的催眠治疗中她回想起麻醉医师开玩笑说，她将“陷入死亡般的睡眠”。另一名患者在一个小手术后想自杀，随后她记起，当她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她的外科医生惊叫道：“她很胖，不是吗！”

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科学家给30名即将进行心脏手术的患者戴上耳机，并在手术过程中播放了《鲁滨逊漂流记》的删减版本。患者无一记起这件事，但不久后当被问起“星期五”这个词时，他们马上想到的都是书中的故事。

1985年，贝内特要求接受胆囊或脊柱手术的患者佩戴耳机，他们听到的是贝内特说着：“当我来和你说话时，你就轻摸你的耳朵”；对照组听到的则是手术室里的声音。当患者们见他时，那些听到说话的人触摸耳朵的频率是对照组的三倍。

在还是青少年的时候，科尔-亚当斯就被诊断为脊柱侧弯，她开始害怕未来可能要接受纠正脊柱弯曲的危险手术；到中年时，她的驼背越来越严重，她意识到手术是不可避免的。或许是为了克服恐惧，她从1999年开始研究麻醉，在近乎二十年的努力后，她写下了对麻醉这片朦胧缥缈的未知领域痴迷、神秘、恐怖、甚至是幻影般的探索。

除了麻醉，这本书还描述了科尔-亚当斯的童年、父母、几段恋爱和各种精神体验和生存危机——一种漂泊不定而又无时不在的组合，注定要唤起被麻醉的心灵。她记录下许多被遗忘的经历和未曾感受过的情绪，疑惑着：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已经以一种麻醉的状态生活着呢？

麻醉医师描述病人们经历麻醉的几个阶段：从迷失方向，到谵妄，最后进入手术状态。当我们进入麻醉时，他们通过监测脑电波来滴定“麻醉鸡尾酒”，以确保使用的镇静剂不会过多或过少（典型的“鸡尾酒”含有一种止痛药、一种肌松药和一种催眠药。肌松药可以防止手术刀划过时肌肉收缩，早期的肌松药来源于箭毒，是南美洲战士涂在弓箭上用以对抗欧洲人的毒药，而催眠药可以使人失去意识。）但即使麻醉医师能以精湛手法操作麻醉器械，他们对这些药物背后的机制仍然一知半解。

“显然，我们可以开具麻醉药，而且能很好地控制它，”一位医生告诉科尔-亚当斯，“但是在真正的哲学和生理学层面上，我们仍不知道麻醉的机理。”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有意识，这就好像如果你不知道太阳为何升起，就难以解释它为何又会落下。

在科尔-亚当斯试图理解麻醉究竟意味着什么的寻觅之路上，她了解到一系列异乎寻常、充满暗示，而又不可复制的实验（被澳大利亚麻醉医师凯特·莱斯利（Kate Leslie）称作是“幽灵般的小研究”）。

在其中一项研究中，从1993年开始，英国麻醉医师伊恩·罗素（Ian Russell）在即将接受大型妇科手术的患者前臂上均绑上一根止血带。他配好麻醉鸡尾酒（催眠药咪达唑仑（midazolam）以及止痛药和肌松药），然后收紧止血带防止肌松药进入每个病人的手部和腕部。手术期间，通过头戴式耳机向患者播放一段录音：“如果你能听到我，我希望你张开并合上右手的手指。”如果患者移动了手指，罗素就摘下一只耳机并要求她捏自己的手指；如果她捏了，他便会要求感到疼痛的患者再捏一次。

32个受试者中，有23名捏手指表示自己可以听到，有20名再次捏手指表示自己感到疼痛。尽管罗素本应该对六十名患者进行测试，但他对这些结果感到非常不安，以至于早早结束了试验。他认为，这些女性在手术台上可能既有意识也能感到痛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全身麻醉”（general anesthesia）可以被更好地描述为“全身失忆”（general amnesia）。（之后，没有人回忆起听到罗素的声音或捏过他的手指。）

是罗素没有给予充足的麻醉剂吗？（他说他使用的剂量与他在一般手术中使用的一样。）他所察觉的动作是否并非是有意识的？（科尔-亚当斯与罗素一起参加手术，他再次使用了“孤立前臂术”；这一次，当病人抓住他的手指时，他认为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反射运动”。）可能的是，患者有意识，但只是部分性的——能够捏罗素的手指，但不足以知道自己的名字或者回忆生活点滴。

意识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认为，意识不是一种二元状态，而是渐进的；在麻醉下“有点”意识和“有点”自我是可能的。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所谓的清醒镇静（conscious sedation）状态下进行结肠镜检查：他们昏昏欲睡，可以与医生沟通，但对后来的手术记忆甚少。如果你不记得那些痛苦，它还算数吗？它发生在“你”身上了吗？也许在手术中“有点”意识也不是那么糟糕。

“无意识的心灵不是虚无的黑海”，而是一个“活跃而积极”的地方；我们可以将麻醉下的心灵想象成一个音乐厅，指挥失踪了，但管弦乐队仍在演奏。

科尔-亚当斯发现，探究麻醉状态下的意识的研究都不尽完美。像罗素那样使用真实患者的研究往往设计得不好，而使用志愿者的研究并不涉及到真正的手术。她写道，在没有手术的情况下探讨麻醉下的意识，“有点像在没有雨的时候测试你的雨刷。”“即使对于已经麻醉的患者，一个手术切口也会有刺激效果，”她解释说，“当手术刀进入时，她的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有时还会抽搐。 她可能更接近于有意识。”

当然，另一种方法就是向大量经历手术后的患者询问他们还记得什么。2000年，《柳叶刀》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在瑞典两家医院接受手术的1.2万名患者，研究人员发现了18个他们确信是清醒着的患者。这些病人在术后马上以及之后的不同时间段里接受了测验，有的人术后立刻想起他们的经历，其他人一开始没有记忆，但在一两周后回想起了手术。其中还有一人在术后24天后才想起了详细的手术过程。

我们往往认为麻醉状态与睡眠一样。但科尔-亚当斯总结道，事实远比我们想的要匪夷所思——它更像是先拆散你的意识，再拼凑起来。一名叫乔治·马休尔（George Mashour）的麻醉医师告诉她，“无意识的心灵不是虚无的黑海”，而是一个“活跃而积极”的地方；我们可以将麻醉下的心灵想象成一个音乐厅，指挥失踪了，但管弦乐队仍在演奏。大脑系统仍然运作着，但并不同步。也许是因为每个人的意识退化的程度不同，因此人们在麻醉时会有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经历。

墨尔本的一位麻醉医师回忆说，一名患者在搭桥手术过程中发现自己处于清醒状态；尽管这个男人经历了“锯开胸膛”，但他并没有感到疼痛，而且觉得“惊奇而不是惊恐”。（“他是一个非常随和的家伙，”麻醉医师回忆说。）

另一名医生想起一位从手术中醒来的患者看起来“非常满意”，当被问及她为什么这么高兴时，她说：“你不会相信，但我刚刚经历了半小时的高潮！”

但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幸运。在“麻醉”这个主题的核心，有一则澳大利亚女性雷切尔·本马约尔（ Rachel Benmayor）的故事。

25年前，她在剖腹产时，发现尽管自己的肌肉被麻痹了，却仍然留有感觉。（雷切尔的医生本打算给她全身麻醉。）

起初，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随后她感到痛苦万分，仿佛有一辆卡车在她腹部中间来回驶着。（“当你打开腹腔时，空气冲到没有保护的内脏器官上会产生巨大的压力，”科尔-亚当斯解释说。）

她觉得自己停止了呼吸。（一个呼吸机正在帮她。）只有当她听到医生和丈夫说，“看，你有一个女儿了！”时，她才意识到她在手术过程中都是清醒着的。当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她开始恐慌起来，她觉得疼痛和瘫痪会让她发疯。于是她决定试着去“进入”痛苦。

她告诉科尔-亚当斯，她没有逃避这个经历，“我有意识地转过身来，开始感受到疼痛并进入疼痛中，让它把我包围起来。”她感到自己陷入极大的痛苦中 ——然后，突然间，虽然她仍然可以感受到手术的疼痛，但她发现自己在图书馆里。“这种感觉就好像我存在于人类所知道的，以及终将会知道的一切中。”她回忆道。

无论人类是否知道或理解，所有可能被知道或理解的东西都在那里，……它实在太大，太大了，我觉得我被逼到了那里，而我必须活下去。

当她在图书馆时，一个声音告诉了她几条信息：

“生命是呼吸”；

“一切都很重要，一切又都不重要”；

“只有经历痛苦，才能发现真相”；

第四条信息与她的丈夫有关（她没有告诉科尔-亚当斯是什么）。

最后，这个声音告诉她：“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生育。拥有孩子是我们作为人类的首要关注点。” 她说， 即使在手术过程中，她也反对这种想法。然后，她感到外科医生又回到身边将她的刀口缝合。

当她能够再次移动时，她叫来了医生，道出原委，当医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他哭了；她也叫来了丈夫，告诉他那些信息。一时间，她不受控制地颤抖着；过了一会儿，她抱起女儿爱兰歌娜（Allegra）。

她对科尔-亚当斯说：“宝宝的眼中有着一种漆黑的平静，而我只是把她抱在怀里，便觉得她刚从我去过的地方过来。”

读这本书时，你很可能忽视本马约尔的手术发生在1990年。科尔-亚当斯解释说，在那之后，新的医疗协议和监测技术让她这样子的罕见案例更不可能发生了。因为本书中的许多访谈、研究和轶事都是以主题联想的顺序来呈现的，你必须努力提醒自己：它们是来自上世纪的60年代（奇怪科学的鼎盛时期），还是看起来更可靠的90年代。《麻醉》这本书的内容从19世纪50年代发现乙醚开始，囊括了麻醉剂的简史。但它并不是技术进步的编年史，你也不会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去读它。它的一个讽刺之处在于，如果麻醉剂是完美的，那我们也无从进一步了解无意识。

一无所知的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这是《麻醉》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课。尽管“从真正的哲学和生理学角度”，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麻醉的机理，但这并不能阻止麻醉医师每年把他们的工作做得更好。同时，麻醉药的改善及其引起的涟漪效应与意识的奥秘无关，例如，改进的肌松药通过“使强大的躯干肌松弛”，可以使外科医生安全接触到重重防护下的胸部和腹部，这也使得全新的、挽救生命的手术成为可能。

然而，尽管麻醉的技术正在明亮的无影灯下改善着，其余的空间还是保持着黑暗。在科尔-亚当斯看来，这就是存在。我们体验、思考、行动和感受颇多 ，却没有完全了解我们是谁，是什么，或者在哪里。在她书中最精彩的一段内容，她描述了自己的一个梦：她正在寻找一条迷路的狗，发现它“在城镇边缘的围栏里”，这是一条美丽的红色塞特猎犬，躺在笼子里。

“当我进去的时候，这个小生物向我抬起头来，我惊讶地发现它的嘴巴被钓鱼线缝了起来，”她写道。“它跳到地面上，蹒跚着走向我，把前腿搭在我的肩膀上，又将头靠着我脖子的左侧。”她知道这只狗想要得救，但不知如何帮它；令她费解的是，她知道狗的名字是Gadget，在梦结束前她把它留在了身后。

对科尔-亚当斯来说，那只嘴巴被缝合的狗狗是“受那些麻醉后仍有意识的人们的困境所唤起”，同时，他们的拥抱意味着“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鸿沟：一个多言、领会、排他；另一个沉默、不懈、包容。”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小Gadget：无意识的、局部的、沉默的自我，而大脑无法感知它。那些自我一直都在意识深处；有时，在麻醉下，它们试图说话。

翻译：杜璇

校对：何宗霖

编辑：EON

原文：https://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are-we-all-awake-during-anesthesia

过去二十年里，科马克和我都一直在探讨无意识中的谜团和悖论。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类当前“独一无二地”通过组合语法产生接近无限表现力的能力建立在更古老的动物大脑基础之上。这两个进化系统如何调和？科马克将这种矛盾表达为原始无意识对能够感知到有意识的语言的深刻怀疑，甚至是蔑视。在这篇文章中，科马克通过梦和感染的过程来探索这个想法。这是针对想法和挑战的一次富有洞察而广泛的探索，我们的研究机构直到近来才敢开始运用复杂性科学来解决它。

——大卫·克拉考尔（David Krakauer）

圣塔菲研究所复杂系统主席及威廉·米勒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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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称之为凯库勒问题，是因为它是无数个在睡梦中被迎刃而解的问题中最有名的一个。凯库勒在苦思苯环结构时遇到瓶颈，在火边睡着时，他做了那个著名的梦：一条蛇衔住自己的尾巴绕成一个环——如神话里的奥罗波罗（ouroboros）。他随即醒来，自语道：“是个环，分子是环形。”当然，问题不是凯库勒的，是我们的：既然无意识能够完美理解语言，否则一开始它就无法理解这个问题，那它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凯库勒：“凯库勒，这他妈是个环。”然后科学家也许会说：“OK，了解，谢啦。”为什么要用蛇呢？或者说，为什么无意识如此抗拒直抒胸臆？为什么要使用种种形象，暗语，图片？又为什么用梦来传达？

按照逻辑，我们首先应该定义何为无意识。这要求我们先抛开那些现代心理学的术语，回到生物上。无意识首先是一个生物系统，尽可能简洁而准确地说，无意识是用于运行动物的机器。

所有动物都具有无意识，否则它们就是植物了。我们有时可能会把不相干的职能归功于无意识。而当一个系统达到某种必要程度时，它可能就会受制于其专属的运行机制了。例如呼吸，除了那些需要浮出水面呼吸的鲸类动物以外，呼吸并不受辖于无意识，而是受脑干中的大脑和延髓两套系统控制。自治系统在这里行不通，第一头在手术台上麻醉的海豚就死掉了。（它们怎么睡觉呢？半边大脑交替着睡。）但无意识的职能不计可数，从挠痒到解数学题，都归功于它。

语言满足了某种需求吗？不，除人类之外的五千多种哺乳动物没有语言也都过得很好。

普遍来说，问题都是通过语言表述，在解释问题的过程中，语言也是十分实用的工具。但在任何情况下，实际的思维过程大部分属于无意识行为。语言类似某种里程标，可以用于总结得出的观点，以标示全新的起点。但如果你认为你其实是在用语言解决问题，我希望你能写信给我谈谈你如何得出这一结论。我向一些数学界的朋友指出，无意识似乎比他们更加擅长数学。我的朋友乔治·茨威格（George Zweig）称其为夜班。要记住无意识可没有铅笔或者草稿本，肯定也没有橡皮。它解决数学问题的事实却是无可争辩的。它是如何做到的呢？当我向朋友提出无意识很可能用不到数字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思考片刻后认为这不失为一种可能。但具体怎么做的，我们无从得知，就像我们无从得知自己如何习得谈话这个技能。我很难在和你交谈的同时思考下一句说什么，我的局部意识也不会将这些语句组装好后告诉我而我只要复述就好。除了我在忙的事实外，讨论这件事只会引向无穷的回归。真相是，我们脑中有一个我们无法接触到的处理过程，一个处于完全黑暗中的谜团。

我们中一些颇有影响力的人声称，他们相信语言完全是一个进化过程，它不知何故以初始形态在脑中出现，既而变得有用。也许跟视觉同理。但据我们现在所知，视觉可以追溯至约数十个颇为独立的演化史论，这对目的论者来说是诱人的素材。显然，这些过程开始于某个感光器官，对它来说任何遮挡都暗示着潜在的狩猎者。这让它在自然选择中脱颖而出。可能那些有影响力的人认为所有的哺乳类动物都在等待语言的出现吧，我也不甚清楚。但一切都指向语言只在一个物种中出现过一次，继而以可观的速度传播开来。

动物世界中有很多关于信号的例子，这些信号也许会被视作一种原始语言。其中花栗鼠有分别针对空敌和陆敌的警告声，比如它对老鹰的警报就与对狐狸和猫的不同，这种信号非常实用。但这里并没有体现语言的核心思想：一物除了指代它的语言符号外，还有其本身。正如海伦·凯勒在井边顿悟到的那样——水的手语不单单是你想要一杯水，它就是一杯水，杯中的水。这是电影《奇迹缔造者》里出现的情景，海伦触摸到水的流动而感知到语言的神奇，这远非枯坐在家中而不感受大自然所能体会的。

曾经语言的发明被认为无比有用，再次强调，它几乎是在物种间瞬间传播开来。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需要命名的东西比命名它们的音还要多。语言似乎起源于非洲的西南部，甚至包括桑达韦语和哈扎语在内的科伊桑语系中的搭嘴音（吸气音），就是解决发声多样性需求的返祖残余。发音的问题最终靠进化解决，且显然只花了很短时间，我们的喉咙变得更大，以便制造声音。事实证明这一切并非毫无代价：由于我们的喉部演化到咽部的下方，导致我们很容易被食物呛到——一个并非罕见的死因；这也让我们成为唯一一种不能同时吞咽和发声的哺乳类动物。

隔离给我们的物种带来高矮黑白和其他差异，却没能阻碍语言的发展，它视山海为无物地传播开了。它满足了某种需求吗？不。其他五千多种哺乳类动物没有它也过得很好。但它有用吗？太有用了。我们还能指出，初来时它无处可去。大脑并没有预见它的到来，自然也没有为它预留一席之地。它便侵占了大脑中还未被利用的区域。在圣塔菲研究所里的一次谈话中，我提到语言极似一种寄生虫入侵，大卫·克拉考尔说他也有过同样的念头。我乐坏了，因为大卫很聪明。这当然不是想说人类的大脑构造完全不接纳语言，它还能去哪儿呢？如果实在求之无门，我们还可以考证历史证据。病毒和语言在历史上的区别是病毒经过了自然选择才来到，而语言没有。病毒来的时候已经完全加工好，只要拿过来，微调，推入，咔嗒，搞定。但在垃圾堆里可以找到很多不适配的病毒。

语言的进化中不存在选择，因为语言不是一个完整的生物系统而只有它本身。乌尔都语，它是语言的起源，所有语言都由它进化而来。

现在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当然会对此处难以掩藏的拉马克主义报以一笑。我们可以通过多种策略或再定义来规避它，但应该难以成功。达尔文对继承性“断肢”的观点（例如给狗断尾）显然不屑一顾。但观念的继承性仍是个棘手的问题，显然这种继承是习得性的。我们对无意识如何工作并非一无所知。这是人工智能研究几乎忽视的一个领域，人工智能似乎更注重分析性工作以及大脑是否和电脑相似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但那也并非全对。

在已知的无意识的特征中，持续存在性似乎是最有名的一个。所有人都对重复的梦境感到熟悉。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无意识不单单是一个声音（而更有可能是你脑海中的对话）：他搞不定的，对吧？嗯，这人挺笨的。你想怎么办？我不知道。你想试试利用他母亲吗？他母亲死了。无意识又在这些对话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尽可能简洁而准确地说，无意识是用于运行动物的机器。

是什么在起作用？无意识又是怎么知道我们搞不定？什么是它不知道的？我们很难逃出一个结论，即无意识在出于道德冲动教育我们。（道德冲动？这人是认真的吗？）语言的演化起源于命名论，之后是对这些事物的描述以及对其用处的描述。语言成长到现在的形式和形态（即句法和语法的共性）揭示了一条普遍规律：语言一直跟随其自身需求发展。它们负责描述世界，仅此而已。

很快，语言的种种形态都告别了发展阶段，而这些形态最后大都相同。

我们不知道无意识是什么，居于大脑中的何处，又如何出现在那里。最近的动物大脑研究显示，一些颇为聪明的物种有着超大号的小脑，这个结果引人联想。关于世界本身就能塑造大脑的观念正在慢慢被接受。无意识是仅通过我们获取事实，还是它能跟我们一样接触到感觉中枢？你可以用“我们”的主谓宾格尽情发挥，我就试过。有时大脑必须将事实语法化然后转为叙事。关于世界的事实大部分不是以叙事形式录入的，我们得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在谈论什么呢？某个不知名的思想者在洞里坐了一夜说：哇，一个东西除了指代它的语言符号外，还有其本身。是的，这当然就是我们谈论的。不过他并没有讲出来，因为他还没有语言可讲。鉴于他的时代，他只得满足于思维。而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我们的名人说他们也不知道，显然他们根本不认为这发生过——这个暂且撇下不谈。十万年前？五十万年前？更久？事实上十万年是个好猜想。那是在南非布隆伯斯洞窟发现最早已知图像的年代。这些抓痕跟我们在洞里醒来的老兄大有关联。虽然艺术先于语言已是确实，它领先得应该并不多。一些名人声称语言可能已有百万年之久，但并没有解释这么长时间里我们都用它做了什么。我们知道的是一旦有了语言，其他一切毫无疑问也会很快跟上。对“一物除了指代它的语言符号外还有其本身”的理解，植根于我们所做一切，从用彩色鹅卵石交换山羊，到艺术和语言，再到用象征标识来表达这世界微不可见的碎片。

十万年尚可算弹指一挥，但两百万年就不是了。大致来讲，这就是我们的无意识组织并领导我们生活的时长，而且你会注意到，除了最后的一弹指，已知是没有语言参与的。它是怎么告诉我们该于何时在何地挠痒的？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它很擅长。但无意识对完全避免使用语言指令的偏好强烈暗示了它可能不喜欢语言，甚至不信任它，哪怕它们会很有用。这又是为什么呢？它很好地独自生活了几百万年算不算一个充分的好理由？

无意识钟爱的以图叙事模式除了有悠长的历史，还很简单实用。人们可以回忆起一幅图片却很难完全记住一整篇文章。除非那是名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这种情况下，患者的事件记忆虽然正确，却受困于自身文字表达。（阿斯伯格综合征属于一种发展障碍，其重要特征是社交与非言语交际的困难）。普通人脑中储存的知识及信息是海量的，但储存的方式尚不明晰。也许你读书万卷，哪怕你连书里的一个词都记不得也并不影响你谈论其中任意一本。

当你停下来思索并碎碎念：“我看看，该怎么表述呢”，你的目标是从这个我们不知道是啥的知识池里再现一个想法，然后赋予它一个语言形态让其能够得以表达。想要表述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形态不定的知识池的代表。当你向某人解释而对方听不懂时，你也许会捧腮思考另一种“表述”它的方式，也许不会。物理学家狄拉克的学生抱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时，他就只是一字一句地重复一遍。

以图叙事适用于寓言，适用于让人停下思考的故事。无意识关乎规则，但这些规则需要你的合作。无意识想要给你的人生一些大体上的指南，但并不关心你用哪种牙膏。虽然它给你指的路也许很广，但并不包括如何越过悬崖。我们在梦里可以看得到：那些令人惊醒的梦靥总是图像的，并不诉诸语言。这些梦很古老且常常很扰人。有时我们不能发现其中的意义，但某个友人却可以。无意识有意使之难以解读，因为它希望我们去思考、记忆它们。这不意味着你不能向其寻求帮助。当然，寓言经常希望自己转化为图像，当你第一次听说柏拉图的洞穴时，你就已经开始在脑海里刻画这个洞穴的形象了。

重申一遍，无意识是生物作业，而语言不是，或者目前不是。在引用笛卡尔时得谨慎。除了遗传性，鉴定一个类别是否由我们自己创造的最好指南大概是看它是否存在于其他生物中。对语言来说情况很明朗，从幼儿学习艰深的语法时使用的设施来看，融合未知的和已习得的知识的过程非常缓慢。

我苦思凯库勒问题多年却一筹莫展。直到有一天，我和乔治·茨威格结束了一次十小时的午餐。清晨我拿着卧室的垃圾桶下楼，在把它们倒进厨房垃圾桶时我突然知道了答案。或者说我知道我知道答案了。我花了一分钟左右整理思路，想起我和乔治前几个小时都花在认知和神经科学上，并没有讨论凯库勒和他的问题。但我们谈话中的某些东西很有可能引发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反思——我和夜班的。一旦你知道了答案它当然会很简单。无意识只是不习惯而且不乐意给出言语指示而已，两百万年的习惯很难打破。后来我告诉乔治我的想法时，他细思片刻后点头说：“听起来蛮对的。”这把我乐坏了，因为乔治很聪明。

无意识看起来懂得很多，它又了解自己些什么呢？它知道自己会消亡吗？它对此怎么看？它看起来像是一团智慧的集结而并非单体。挠痒部门看起来不像是会同时负责数学的样子。它能同时解决多个问题吗？它只知道我们告诉它的吗？或者——更有可能——它能直接接触外部世界？一些它分配给我们的梦无疑另人深刻反思，另一些则相当轻浮。它没有坚持让我们记住每一个梦似乎说明它自己会处理一些。它真的如此擅于解决问题吗？还是它自身已经消化了失败？它如何拥有令我们羡慕的理解力？我们可以从何得知呢？你知道吗？

翻译：小铁    

审校：子铭    

编辑：EON

上周，小说家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在著名科学杂志 Nautilus上出版了生涯第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一篇题为《凯库勒问题》的三千字科学小品。这篇文章充斥着许多引人遐想的细节：人喉解剖、麻醉状态下海豚的反应、科伊桑语中搭嘴音（吸气音）的起源，这些都指向一对难解的问题：为什么人类语言会源起于某物？语言与无意识又有怎样的联系？

五年前，受邀于《新闻周刊》杂志，我在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采访了麦卡锡。圣塔菲研究所是一个科学理论研究中心，麦卡锡任其董事会成员，他在过去二十年间花了相当一部分时间在此做研究。圣塔菲研究所致力于在各领域，从细胞生物学到人类社会，推动对复杂系统基本原理的理解。麦卡锡这篇文章最早源于与圣塔菲现任主席、计算生物学家大卫·克拉克尔（David Krakauer）的对话，这些年与其他同事和科学家的交流对话也给予了麦卡锡灵感源泉。我们的访谈在圣塔菲图书馆进行，我们几乎要被近八千本类似题为《应用混沌学》和《算法起源》的书籍包围。让麦卡锡深深着迷的，正是诸如此类的学科以及正在研究它们的科学家，而非现代文学的最新进展。当我问他为什么从来不读最新的小说时，他看着我就像是一个人为什么想知道有人拒绝喝脏水一样，“没法儿读”，他说。

麦卡锡的纪实文学，从我们仅有的这篇看，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通俗的惯用语、严肃且破碎的语句、有时还带有他早期小说中言辞宏大浮夸的特点，比如他写：“对‘一物除了指代它的语言符号外，还有其本身’的基本理解植根于我们所做的每件事中。” 语言，据他所说，“视山海为无物地传播开了。”

The Kekulé Problem – Issue 47: Consciousness – Nautilus

Cormac McCarthy is best known to the world as a writer of novels. These include Blood Meridian, All the Pretty Horses, No Country for Old Men, and The Road.

他这篇作品的题目（《凯库勒问题》）引向科学史上一个著名的灵感迸发时刻：经过多年思索和研究，19世纪德国化学家奥古斯特·凯库勒宣称他在梦境中通过“蛇衔其尾”的故事发现了苯环。麦卡锡称之为“凯库勒问题”，因为无意识如何不通过语言解决了苯分子形状仍然是谜。既然无意识首先必须要理解语言才能解决问题，那么它为什么不直接通过语言却要通过梦境来告知解决方案。麦卡锡概括这一困境为：“为什么无意识如此抗拒直抒胸臆？为什么要使用种种形象，暗语，图片？又为什么用梦来传达？”

他的回答——正如他所说——也是在一个类似凯库勒时刻出现的，在一个下楼倒垃圾的清晨，他突然顿悟了“无意识只是不习惯而且不乐意给出言语指示而已，两百万年的习惯是很难打破的。” 麦卡锡称无意识“不乐意”，或者说“拒绝直抒胸臆”，不是语言上偶然的小错。事实上，麦卡锡在整篇文章里都将无意识拟人化为一个古老又神秘莫测，志向与天赋并存的人物。他能解决数学问题，能告诉你何时何地需要挠痒，又在梦境中以图叙事给予你道德指示。

麦卡锡知道这番论调听起来很怪。在宣称“无意识在出于道德冲动教育我们”之后，他在括号内插入了预设中读者会犹疑的问题。“（道德冲动？这人是认真的吗？）”麦卡锡不认为无意识有兴趣微控我们的生活琐事，但他的确深信无意识有益于我们的福祉。无意识，如他所说，“想要给你的人生一些大体上的指南，但并不关心你用哪种牙膏。”

麦卡锡对无意识的想象也反映了他这一类的小说家 ——把省音和谜语糅进叙事中来激发和挑战读者。麦卡锡对无意识以梦境中谜一样的意象来提供指导的解释也是他的文笔佶屈聱牙的另一体现。通过此类意象，他写道。“无意识有意使它们难以解读，因为它希望我们思考、记忆它们。”

这篇文章有一种奇怪的反传统论调，以及一些对麦卡锡称之为“有影响力的人”的嘲讽，这些未被明确提及的正是在此类问题上颇有发言权的心理学和语言学专家。虽然麦卡锡的有些观点已不甚流行了，比如他认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习得过程而非一个生物系统，他的其他观点则仍是学界主流。他对语言和思考的犀利对比正式源于众多认知科学家。当我问心理学家和《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的作者史蒂夫·平克（Steven Pinker），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时，他说：“这篇文章的主题之一是语言和思考不是一回事，这点我完全同意。”

但平克也谨慎看待麦卡锡对凯库勒所谓回忆的过度解读，“在科学史上，梦境和遐想并没有解决太多重要难题”，平克说道。他也提及一个笑话，一个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每晚都梦到她果断地驳斥柏拉图、笛卡尔、康德和其他哲学家的大多数观点。她的男朋友给了她笔和笔记本让她在忘记之前记录下那些反证。第二天早晨，她醒来并阅读了那些她在清晨来临之际草草写就的毁灭性的驳斥：“这就是你说的。”

麦卡锡的小说经常被认为描绘了人类生活的阴暗、血腥和虚无。虽然他对于无意识的思考属于科学范畴，但也有向神学蔓生的趋势：他的叙述，毕竟是关于一个对人类福祉饶有兴致的古老卫道士通过图像透露了他的想法。经过自然选择和几百万年的演化，他终于在人类脑海中形成，使得无意识比传统神学更容易接近。人类在宇宙中仍是孤星，但我心深处却有一些扑朔迷离的声音等待我们聆听。

当我见到麦卡锡的时候，他暗示道无意识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我问起他小说的素材和力量源自何处时，坐在圣塔菲图书馆的皮沙发上的麦卡锡用一个寓言故事回答了我：“佐治亚州曾经有个神射手，他猎杀一切看到的东西，在清晨把它们丢弃，有一个人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射手’，午饭时他又问‘你是用一只眼射击的还是双眼都睁开？’ 他停顿了一下思考了这个问题，最后说道：‘我不知道。’ ’’

来源：The New Yorker 翻译：子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