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非常躁动，许多人还有神经疾病，主要是意识模糊和谵妄。”她说，“我们已经对重症监护室一些躁动不安、需要镇静剂的患者见怪不怪了，但这一次特别反常。这次的情况特别吓人，尤其是我们收治的许多患者还非常年轻——大多是三四十岁，甚至还有一名18岁的患者。”

赫尔姆斯和同事们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了一项小规模研究，记录了他们医院的新冠肺炎患者的神经症状，包括认知障碍和意识模糊等。这些症状都是“脑病”（encephalopathy，脑部损伤的总称）的标志——同年2月，武汉的研究人员在当地的新冠肺炎患者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

一些科学家怀疑，新冠肺炎并非通过损害患者的肺部进而导致呼吸衰竭和死亡，而是通过损害脑部——其他症状还包括头痛、中风和癫痫。

时至今日，已经有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个研究发现，新冠肺炎患者普遍出现了神经学异常。轻微症状包括头痛、嗅觉丧失和刺痛感，严重者则可能出现失语症、中风和癫痫。这也是对新近研究的补充：新冠肺炎——一直以来主要被视为一种呼吸系统疾病，也会对机体的肾、肝、心脏和几乎所有器官系统造成严重破坏。

“我们还不知道新冠病毒导致的脑病是否比其他病毒更严重，但说真的，我们已经看到了相当多的病例。”神经学家艾丽萨·弗里（Elissa Fory）如是说，她来自于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亨利·福特基金会（Henry Ford Foundation）。“随着病例数增加，除了常见的临床表现之外，你还会看到不太常见的症状——我们正在目睹大量异常症状的出现，所有人一辈子都没见过这种情形。”

尽管对发病率的估计值说法不一，但似乎感染新冠病毒（即Sars-CoV-2，导致新冠肺炎的元凶）的患者中，大约有50%出现了神经疾病。

这些神经问题的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包括医生在内，许多人可能都没意识到神经学异常的出现——一些患者在癫痫发作时，只是看起来有些恍惚，并没有震颤的症状。重症监护室里有着哔哔作响的仪器和镇静剂，病床之间相互隔离，这样的环境可能加重或引发谵妄症状，还会使我们无法将任何症状和病毒联系起来。

更棘手的是，很多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从未接受过病毒检测，尤其是在他们不咳嗽也不发烧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如果患者有神经症状，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这些症状是否与新冠病毒有关。

“事实上，相当比例的新冠肺炎患者只有意识模糊的症状。”——他们既不咳嗽，也没有身体乏力，麻醉学和危重症医学副教授罗伯特·史蒂文斯（Robert Stevens）如是说，他来自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Johns Hopkins Medicine）。

“我们正在面临一场继发性的瘟疫，那就是神经疾病的大流行。”

另一种疾病

自从瘟疫爆发，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新冠病毒并不仅仅是普通感冒病毒的升级版：它有许多离奇的、不常见的，有时甚至让人恐惧的特征。

比如说，绝大多数病毒导致的瘟疫（包括流行性感冒），其死亡率曲线都呈现U型，病死者大多是老年人和儿童。但感染新冠病毒的儿童，往往只有轻微症状。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对男性的影响也尤为严重：在全世界范围内，尽管男性和女性的感染率相同，但住进重症监护室的患者有70%都是男性。

“快乐缺氧”则是另一个谜团。通常情况下，我们血液的“氧气饱和度”约在98%左右。低于85%会导致意识丧失、昏迷，甚至死亡。然而很多新冠患者的血氧浓度都低于70%，甚至60%，但他们的意识仍完全清醒，认知功能也十分正常。

还有一个事实是，很大一部分病毒携带者都没有症状。对这部分人群的估计数字说法不一，但冰岛一项大规模检测的报告发现，高达50%的病毒携带者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

最让人不安的是：尽管大约80%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很容易恢复健康，但一小部分人的病情会迅速恶化，并在数日之内死于呼吸衰竭和多系统器官衰竭。这样的患者多数是老年人或有特殊潜在健康问题的人，但并不是全部。

“如果说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新冠肺炎的症状表现具有极高的异质性。”史蒂文斯说，“现在我们知道，新冠肺炎影响的是许多不同的器官系统：患者不仅会死于肺功能衰竭，还有肾功能衰竭、血栓、肝功能异常和神经症状。”

“我接诊的有些患者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两到三天就痊愈了，也有些患者已经住院好几个月了。”

史蒂文斯还注意到了其他怪异之处，但不知该如何解释。“新冠患者似乎对我们常用的药物缺乏敏感性——我们不得不使用常规剂量五到十倍的镇静剂。”他如是说。

病毒学家得花上数年来探明这一入侵者的生物力学。尽管研究人员已经用了六个月的时间观察新冠病毒和它的受害者，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表科学研究，但我们的疑问仍远多于答案。最新的疑问是：病毒会感染大脑吗？

脑部症状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新冠病毒的神经学影响是一种间接结果，它可能是由下面二者之一造成的：大脑缺氧（即许多患者表现出的“快乐缺氧”反应）或是机体免疫反应的副产品（即著名的“细胞因子风暴*”）。弗里和赫尔姆斯都认为，神经学影响是“由细胞因子介导的”。

*译者注：细胞因子风暴是指机体感染微生物后引起的体液中多种细胞因子迅速大量的产生，是一种严重的危及生命的综合症状，也标志着一种不受控制和功能失调的免疫反应。它可能导致全身性炎症反应、多器官衰竭、高铁血红蛋白血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疾病。

其他人则不那么肯定：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病毒可以直接侵入大脑。

“如果你一个月之前问我，有没有什么得到发表的证据证明新冠病毒可以穿过血脑屏障，我会说没有。然而，目前许多报告都说明，它完全可以。”史蒂文斯说。

在日本，研究人员报告了一个病例，一名24岁的男性被发现昏倒在自己的一地呕吐物里。被送往医院的途中，还出现了全身性的癫痫发作。对他大脑的核磁共振扫描显示，他有急性病毒性脑膜炎的迹象，通过腰椎穿刺，还在他的脑脊液里检测出了新冠病毒。中国的研究人员也曾在一名患有重症脑炎的56岁男性患者的脑脊液里发现了新冠病毒。在对意大利的一名新冠肺炎患者进行尸检时，研究人员在大脑的血管内皮细胞里检测出了病毒粒子。而在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新冠肺炎患者进行尸检是严格受限（或被完全禁止）的，这使得意大利的该项研究显得愈发重要——也愈发令人担心。

在一项还未经同行评审的研究*中，研究者利用干细胞分化出的神经组织，制造了一个类人脑器官。类器官中缺少血脑屏障和小胶质细胞等部分，主要由神经元构成。四天时间内，新冠病毒在这团黏糊糊的神经组织中不断复制，并依靠侵吞周围细胞的氧气，杀死了大量细胞，其感染效率甚至令研究人员也感到吃惊。

*译者注：此处可参考文献 Song, E., Zhang, C., Israelow, B., Lu, P., Weizman, O. E., Liu, F., … & Heltke, J. (2020). Neuroinvasive potential of SARS-CoV-2 revealed in a human brain organoid model. bioRxiv.

事实上，如今一些科学家怀疑，新冠病毒并不是通过损伤肺部导致呼吸衰竭和死亡，而是通过损伤脑干——让我们在无意识状态下也能正常呼吸的指挥中心。也有一些专家对此持相对乐观的看法。耶鲁大学的免疫学家岩崎明子（Akiko Iwasaki），也就是进行类人脑器官研究的实验室主任，她指出，即使新冠病毒有感染大脑的可能，也只会侵袭极少数人群。

尽管类人脑器官研究的结论看似惊悚，但活体人脑所处环境远比类器官更复杂。通常情况下，大脑受到“血脑屏障*”的保护；除此之外，还含有小胶质细胞，它们同样对阻隔病毒起到一定作用。更何况，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指出，新冠病毒能够在活体人脑内增殖。前人进行的尸检研究中，所发现的病毒均未处在复制状态下。新冠病毒增殖所需要的的条件十分严苛，需要ACE2（新冠病毒受体）的表达达到足够的程度。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神经病毒学家阿文德拉·奈斯（Avindra Nath）指出，活体人脑内ACE2的mRNA和蛋白质含量都非常低，在脑中的分布区域也不足，达不到允许新冠病毒增殖的水平。

*译者注：血脑屏障（blood-brain barrier）是一层特化细胞**，位于大脑和脊髓内的毛细血管中，将微生物和其他有毒物质隔绝在外，避免其感染大脑。

**特化细胞又称终端分化细胞，是一类具有不可逆的脱离细胞周期的细胞，已丧失分裂能力，但仍保持着生理机能。

但是，在不那么乐观的情况下——即新冠病毒的确能穿过血脑屏障，那么病毒不仅有可能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核心，或许还将残留在此处，并可能在数年之后卷土重来。

虽然十分罕见，不过这种死而复生的现象在病毒中并非没有先例：比如导致水痘的带状疱疹病毒，它们通常感染脊椎中的神经细胞，在之后的成年期又以带状疱疹的形式重现——小时候得过水痘的人，大约有30%在之后的某个阶段还会患带状疱疹。

其他有可能死而复生的病毒，则造成了更具破坏性的长期影响。其中最臭名昭著的病毒之一，是导致了1918年大瘟疫的流感病毒，它会对中枢神经系统内的多巴胺神经元造成永久性的严重损伤。（尽管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流感病毒无法穿过血脑屏障，如今一些科学家认为是有可能的）据估计，全世界有五百万人曾受到一种极度疲劳的侵扰，它被称为“昏睡症”（sleepy sickness）或“昏睡性脑炎”（encephalitis lethargica）。

昏睡症的幸存者中，许多人一直处在不省人事的状态。“他们既说不了话，也感受不到自己还活着；这些人脆弱如孤魂野鬼，消极似走肉行尸。”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在他1973年的回忆录《睡人》（Awakenings）里写道。他在书中描述，一些患者陷入昏睡长达几十年，直到使用了左旋多巴（Levodopa，L-DOPA）以后，神经递质多巴胺得到了补充，他们方才苏醒。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神经心理药物学教授戴维·纳特（David Nutt）表示，他本人在上世纪70到80年代治疗过许多患者，他们从1957年英国流感大流行之后，一直患有重度抑郁。

“这些人的抑郁症病程迁延，且病情顽固——就好像他们的情绪回路全都被关掉了。”他如是说，也警告道，我们可能会目睹同样的事情以更庞大的规模再次发生，“对于转出重症监护室的新冠患者，我们需要进行系统性的长期观察，收集他们神经受损的证据——之后，如果有必要，还需要进行干预治疗。”

凡是有神经症状的新冠患者，都应当接受干预治疗，缓解神经损伤并防止其他长期影响的出现。例如，可以使用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类抗抑郁药物、干扰素（一种自然合成的蛋白质，常用于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等疾病）等。但这并没能实现，纳特指出：“真正让我头痛的是，英国所有的健康信托基金都只针对新冠肺炎的症状——没人关注神经机制，比如患者脑内的5-羟色胺含量。”

纳特计划招募20名患有抑郁症或其他精神疾病的新冠患者参加研究，采用帝国理工最先进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设备，探测脑部炎症或神经递质水平异常的迹象。

在巴尔的摩，史蒂文斯也计划对转出重症监护室的新冠患者进行追踪研究，同样利用脑部扫描，结合详细的认知测验来研究患者的认知功能（如记忆容量）。

在匹兹堡，通过世界新冠肺炎神经功能障碍研究*，匹兹堡大学的神经学家雪莉·周（Sherry Chou）已经组织了一个由17个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借助脑部扫描等手段检测新冠肺炎的神经症状。

*译者注：此处可参考文献Frontera, J., Mainali, S., Fink, E. L., Robertson, C. L., Schober, M., Ziai, W., Menon, D., Kochanek, P. M., Suarez, J. I., Helbok, R., McNett, M., Chou, S. H., & GCS-NeuroCOVID Study (2020). Global Consortium Study of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 in COVID-19 (GCS-NeuroCOVID): Study Design and Rationale. Neurocritical care, 1–10.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07/s12028-020-00995-3

周指出，虽然病毒对肺部造成了十分直接、可怕的威胁，但它对神经系统的持续性影响更加严重，也更具破坏力。

“尽管新冠肺炎的神经症状不如肺部症状那么常见，但人们往往难以从神经损伤中完全康复，与其他器官系统（例如肺）相比，治疗神经损伤也要耗费更长的时间。这会导致更严重的残疾，甚至可能致死。”她如是说。

在法国，赫尔姆斯比任何人都清楚，病毒对神经的影响有多严重。她接诊的一名新冠患者两个月前就出院了，但仍患有病毒性疲劳（viral fatigue）和重度抑郁，因自杀风险而急需紧急咨询，为此BBC不得不推迟对赫尔姆斯的访谈。而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她见过很多与之相似的，处在痛苦之中的人。

“她意识模糊，无法行走，一心只想去死。这太糟糕了。”赫尔姆斯说，“她才60岁，却对我说‘新冠杀死了我’——意思是，新冠肺炎杀死了她的大脑。她已经生无可恋了。”

“这太棘手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预防这种损伤。没有任何疗法能防止患者的大脑受损。”

肺功能衰竭的患者可以戴呼吸机，肾脏受损可以用透析机救治——如果运气够好，两种器官都能恢复正常。但是，我们并没有给大脑用的透析机。

编译自：
https://www.bbc.com/future/article/20200622-the-long-term-effects-of-covid-19-infection
https://www.the-scientist.com/news-opinion/sars-cov-2-can-infect-human-brain-organoids-677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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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兜虫；审校：Orange Soda

为何我们的大脑不擅长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

时至今日，一种来势汹汹的微生物挟持了我们所有人，把勤劳又好动的人类统统塞进屋里。被关在家里（如果有家的话）的我们彼此隔离，却又紧紧相系，共同期盼这贪婪的病原体能减缓传播，别再感染更多人——新冠病毒已经夺走了太多的生命。

漫长的隔离期，我们通过屏幕观察外面的世界。在纽约，病死者的尸体被包起来，堆在一起塞进冷库；军用卡车运走意大利的死者；曲线不断上升，医护人员在哭泣，政客们则强装镇定。我们不禁思绪万千：我要不要多买点罐头？家人们都安好吗？我的嗅觉还正常吗？我们是不是封城封得太晚了？等疫情结束了我还能找到工作吗？疫情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现在可以出门遛狗了吗？

人类天生不擅长应对这种钝刀子割肉式的威胁。比起抽象的威胁来，我们更能应对一次性的袭击。倒不如给我们抢劫犯、龙卷风，或者剑齿虎这样迫使我们战斗或逃命的危险吧，而不是旷日持久的不确定性，眼睁睁看着杀死了数万人的传染病仍在蔓延。

那么，人类的大脑对这一切作何反应呢?

“我们的大脑在尖叫，” 来自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心理学和脑科学教授苏珊·克劳斯·惠特伯恩（Susan Krauss Whitbourne）笑称，“这个术语估计有点太专业了，但此时此刻我们的大脑中的确充满尖叫声。”

惠特伯恩教授解释说，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触发了我们脑中古老的警报系统。警报声震耳欲聋，没人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安静下来。

新冠肺炎暴露出了我们的医疗体制之薄弱、社会安全体系之衰败和经济状况之脆弱；除了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它还揭露了我们在神经生物学方面的缺陷——风险评估方式与“战或逃”（fight-or-flight ）反应方式的短板。这些来自另一个时代的神经缺陷塑造了一切，从疫情爆发时我们如何应对（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如何没能应对），到我们当下正在承受的精神负担。

问题在于我们的神经结构。人脑就像一座三层古建筑，在漫长的岁月里，由演化之力偶然建成。而古老的威胁探测器则位于地下室里。

它在5亿年前的原始浆液中萌发，由鱼类传给我们的爬行动物祖先（这些形似蜥蜴的生物从水里爬出来，开始在岸上生活）。直到今天，我们的爬虫脑*仍然掌控着我们最基本的生命活动：呼吸、睡眠、心跳、吞咽和运动。

*译者注：爬虫脑由脑干、小脑和基底核等结构组成，是三重脑假说中最为原始的脑。三重脑假说由美国神经学家保罗·麦克莱恩（Paul MacLea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将人脑分为爬虫脑、古哺乳动物脑和新哺乳动物脑三个部分。其中，爬虫脑负责调控生物体最基本的生理功能；古哺乳动物脑又称边缘系统，调节与觅食、生殖行为相关的动机和情绪；新哺乳动物脑，即新皮质，控制人类的语言、抽象思维、计划等高级认知功能。）

爬虫脑接收的信息来自古建筑二楼，这层结构从1.5亿年前开始存在于哺乳动物体内，赋予我们的边缘系统以潜在的魔力：存储记忆的海马体，控制情绪反应、血压和激素水平的下丘脑，以及负责处理恐惧的杏仁核——自从我们体内的血液变得温暖，这个形似杏仁的小东西一直对我们的生存极为关键。

当毛茸茸的哺乳动物终于进化成人类，我们大脑皮层的最外层也随之出现。它是人脑的管理层，有着宽广的脑叶和惊人的能力：学习、说话、计划、预测、思考，还有人脑最爱的想象力。

在神经系统的众多演化之中，威胁探测依然是底层结构的职责。一有风吹草动，杏仁核就会启动我们著名的“战斗-逃跑-僵止”反应，催促我们采取行动。杏仁核向下丘脑发出求救信号，后者随之释放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唤醒楼下一层的爬虫脑，使身体加速反应。心跳、呼吸和血流的加速，让我们能在一瞬间躲开迎面驶来的汽车，或者从一条蛇的眼前跳开。研究显示，杏仁核对危险非常敏感，我们甚至都没意识到草丛里有蛇爬来，就会迅速躲开。

问题是，在现代世界，边缘系统和爬虫脑可能会因反应过度而声名狼藉：作为我们潜意识的一部分，它们可能会把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源错当成关乎生死的威胁。遇到截止日期和堵车时，这些脑区激活的反应就和在捕猎猛犸象和野牛时的反应一样，而这会伤害我们的身体。肾上腺素和皮质醇长期保持在高水平，将对心脏、动脉、新陈代谢乃至大脑造成损害。

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原始脑区无法区分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这一缺陷导致了恐慌症和焦虑症的发生，也是新冠病毒让我们如此头痛的原因。

当我们的大脑思考新冠肺炎造成的威胁时，它也在翻来覆去地想象病毒可能带来的一系列毁灭性影响。边缘系统戳了戳地下室里的爬虫脑（它在刺激机体采取行动上从不三思后行），这让后者激动得好似从灌木丛里一跃而起的微生物。

惠特伯恩说：“威胁激活了你的杏仁核，以及‘战或逃’症状。在一定程度上，你依从着脑干和那以下的控制做出反应。不过，更高级的大脑结构也加入了战局，试图调控恐惧感并形成应对策略。”

惠特伯恩还提到，在这种情况下，疫情反映出一种独特的威胁：大脑不得不对一种未知的危险做出反应，而与此同时，这一努力控制未知危险的过程本身也会对大脑造成极大的影响。

她指出：“你身处的世界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通常，我们有机会去适应大事件的发生。哪怕回到‘9·11’发生的时候，人们也有一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的时间去消化它，然后发现一切都变了。但这类事件并没有对你的身体造成全方位的、翻天覆地的影响。”

“这是个前无古人的局面。它不像战争，你并不像二战中遭受轰炸的人们那样，处在炮火纷飞的战场。战争的受害者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尽管这很恐怖，但他们至少能亲眼看到一切的发生。”

人类对无形的事物的记录总是断断续续的，比如圣诞老人、上帝或是气候变化。据估计，人脑20%到30%的区域都用来处理视觉信息。研究也表明，我们容易忘记不是亲眼看到的东西。

这还不是新冠疫情故事的全部。在神经科学领域，人们普遍认为确定的威胁会诱发恐惧，而未知的威胁则会引发焦虑，这是大脑的第二级防御系统。例如，在2016年伦敦大学学院开展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电子游戏中敌人的可见度越高，玩家的运动反应速度越快，这一结论与恐惧诱发的“战或逃”反应一致。而当敌人躲起来的时候，玩家的杏仁核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评估威胁，这使得他们的反应时间变慢。

惠特伯恩怀疑，新冠肺炎这种不可见的特性，引发了大脑在恐惧、焦虑和平静之间来回波动的反应。

我们知道目前没有能治愈这种病的药物，也没有可用的疫苗，这足以激发我们的逃跑反应。但是，新冠疫情当前，我们又能逃到哪里去？封城已经把我们关在了自己家里（或者任何我们能够找到的庇护所里），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思考自己的感受。

惠特伯恩说：“当我们有时间思考，大脑的高级结构之间就会有更多交互，理性和令人揪心的恐惧相互撕扯。当然，这个过程也存在波动，因为你可能一会儿感到平静，一会儿又碰上了让你害怕的东西。”

关于抗疫期间人们被要求作出微小牺牲的搞笑表情包已经在网上传开了。其中一条写道：“同样是响应号召，你爷爷奶奶上的是战场，你上的是自家沙发。”

但是，对一些人来说，待着不动本身就是一场战斗。毕竟，恐惧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它曾让穴居人不断寻找最完美的巢穴，也让害怕挂科的学生通宵苦读，对新冠病毒的恐惧则促使焦虑的人们多掏50美元买洗手液。同时，爬虫脑的恐惧反应带来的生理作用提升了我们的能量水平，使得我们行动起来。这就是“战或逃”的本质。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流行病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Pandemics）一书的作者史蒂芬·泰勒（Steven Taylor）说，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我们的大脑希望采取行动。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我们发现它十分危险，影响范围也极广，几乎覆盖了整个世界。之后，我们按照指令采取了重大措施，那就是洗手。

泰勒还提到，对一些人来说，这似乎还不够：“人们希望感觉自己在真真切切地做些什么，而不是坐在家里无所事事。”

纵然是泰勒教授，也难以消化其中的超现实性。“昨天我突然意识到，在一场疫情中，写写关于它的文章是一回事（我也确实这么做了），而真正经历这一切又是另一回事。往窗外看去，街上空空荡荡，这让人感觉有点迷茫。”

泰勒是治疗焦虑症的专家，他从2018年开始写书。读过病毒学家关于下一次大瘟疫即将来临的警告之后，他试图探究心理因素在这类危机中扮演着什么角色，这促使他深入了解历史上发生过的瘟疫。随后他发现，人们的恐惧和看法能影响疫情的蔓延：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对“待在家里”这一要求的服从程度，将决定病毒的传播范围和死亡人数。

泰勒从写这本书起，就坚信它会在未来某天发挥重大作用。据他回忆，他的编辑却不这么想：“他对我说，‘是的，这本书很有意义，但没人会读它。’”就像J·K·罗琳（J. K. Rowling）曾因为她的小巫师系列丛书收到过退稿信，当时的裁决现在看来有些匪夷所思。泰勒随后找了另一家出版社，在2019年底出版了自己的书——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新冠病毒在武汉悄然登场。包括人们的大规模恐慌、卫生习惯和情绪反应在内，他几乎所有见解都变成了现实。

泰勒说，瘟疫爆发的过程也是悲伤情绪蔓延的过程，“因为，生活中所有重要的社会活动，那些文化中的里程碑，例如婚礼，在疫情中都被取消了。我上周还通过网络电话（Skype）参加了一场葬礼。”

这一切都让人感到自己丧失了对生活的控制，而被恐惧驱动的人们，往往“需要一种获得了控制权的幻觉”。泰勒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会进入恐慌性抢购模式。这不光是为了让自己在面临威胁时能有点事做，也是因为囤货给了我们一种错觉，让人感觉自己可以掌控形势。像恐惧一样，恐慌性抢购也是会传染的。据估计，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至少杀死了5000万人，那时人们疯狂囤积维克斯达姆膏*，认为把薄荷软膏擦在胸口上有用。不过，泰勒没有预料到21世纪的瘟疫流行会带来离奇的囤货行为。他说，温哥华的人们囤积大麻，而在其他地方，人们狂囤卫生纸。“我实在无法向你形容我有多讨厌谈论卫生纸。”

*译者注：维克斯达姆膏（ Vicks VapoRub）又称伤风膏，搽在胸前能使感冒者呼吸通畅。

韦仕敦大学脑与心智研究所的神经学家安德里亚·索杜（Andrea Soddu）说，脆弱和恐惧会促使人们做一些“不那么理智的事情”。索杜研究人类意识，他将其描述为一场辩论，而辩论双方分别是我们的爬虫脑和高度进化的额叶执行系统，尽管我们察觉不到这一点。

索杜说：“当我们感觉特别脆弱的时候，就会开始想太多。”当大脑陷入了恐惧的循环，人们需要有意识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他说道。“你得让大脑分分心，可以做点美食，出门散步，或者做些手工。否则，恐惧就会变成一个你无法逃脱的漩涡。”

索杜认为，这个漩涡也揭示了加拿大和美国人囤枪的动机。某头条新闻报道，威斯康星州的一名男子声称，他买武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防止入侵者来偷东西。卡尔加里一家射击场的老板告诉加拿大电视台，疫情爆发以来，枪支的销售量上升了35%。另一位新泽西的枪支店店主告诉《明星纪事报》（Star-Ledger）：“来买枪的人嘴里念叨着‘我要买枪，我要买枪’……他们快要崩溃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商人则向《夏洛特观察家报》（Charlotte Observer）透露，自家商店有了新的宣传语：“为您家的厕纸保驾护航。”

与新冠疫情中的大多数事情一样，轻微担忧迅速转变成了全面恐慌。曾几何时，它不过是一次感染了几十人的区域性疫情，一种连名字都没有的新型病原体。下一刻，它就蔓延到了全球，学校也纷纷关闭。尽管我们看到了武汉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临时医院，也明知“非典”之后的所有病原体都只是过眼云烟，但新冠肺炎的硬着陆还是让我们倍感意外。

索杜指出，就像悲伤一样，“大脑对坏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否认”。

某些情况下，否认可能是件好事。它是一种保护性的、无意识的机制，大脑利用它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以便慢慢消化令人痛苦或震惊的消息，防止陷入精神上的漩涡。不过，否认当然也有黑暗、有害的一面。它会阻止你采取合适的行动。

索杜来自意大利，他认为，人们拒绝接受新冠已经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这解释了为什么自己的祖国在疫情中遭受了如此严重的破坏。“人们会想，‘噢，这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人们感觉自己是无敌的，感觉这些事情影响不了自己。所以很多人还是和以前一样，否认事实，拒绝正视可能的后果。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都离自己很遥远。”

“人们拒绝遵守规定，尤其是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认为这就是造成疫情蔓延成如今这样的最终原因。”

在公共卫生领域，否认是一种著名流行病，它通常伴随着一种错误的感觉，认为远方的灾难对我们没什么威胁。比如埃博拉病毒，从1976年就出现了，但直到2013至2016年埃博拉出血热在西非爆发，它才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生物伦理学家麦克斯韦·史密斯（Maxwell Smith）说道。“因为那时瘟疫可能会感染加拿大和美国的人们。”

这位来自韦仕敦大学健康研究学院的史密斯教授继续解释道：“然后，突然之间你开始思考这是不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去几十年我们从不考虑这件事，因为它只会影响非洲的贫困国家。一旦它变成了影响自身利益的事情，我们才开始上心——可那时已经火烧眉毛了。”

史密斯也提到，如果你过早地采取遏制措施，疫情又比想象中更轻（就像2009年的H1N1流感），就会引发公众的不信任，人们会指责你反应过度。他称之为“公共卫生悖论”，即一项方案有多么成功，取决于事件中没有发生的部分（而且，要是最坏的结果没有发生，人们还会质疑公共卫生方案的必要性和价值，史密斯补充道）。

针对新冠病毒，我们采取的策略是逐步升级自愿的封锁措施。“当人们习惯了这些措施，你就会说‘我们必须加大管控力度’……你不能因为预料到了这一切，就在1月中旬直接把全国都封锁起来。因为等到2月中旬或3月，病毒传播到这里时，人们可能已经不再信任公共卫生机构了，因为我们早先采取的措施过于夸张。”

史密斯教授提到，当前的疫情为大众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他们认识到管控措施的重要性。因为人们可以真真切切地看到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哪些措施起作用了，哪些没有；以及管控力度不足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对付一个看不见的敌人的情况下，对世界形势的观察成为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视觉动力，说服人们乖乖待在家里隔离。

从强制性隔离到教堂、操场和公园全面关闭，隔离的范围在逐步扩大，社会规范似乎也在飞速发生变化。结果是，新冠疫情时代的生活预示着崭新的道德时代正在到来。在这个时代，随便散个步、在人群里打个喷嚏都会引来怀疑，你走出家门的每一步都被猜疑所笼罩。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配合。最开始的一段日子里，温哥华海滩上的游客、佛罗里达度春假的游人，和出门买菜的“雪鸟”*们是拒绝配合的典型人群。泰勒同时也兼任加拿大政府流行病专家小组的风险与人类行为顾问，他说，当局知道社会管控措施的推行会受阻。随着大规模的社会管控和随之而来的经济下滑，人们普遍认为这场瘟疫的流行会带来痛苦和绝望。

*译者注：在加拿大，“雪鸟”（snowbird）一词特指那些每年冬天前往美国南方避寒过冬，春暖花开之际再飞回来的退休人群。

泰勒说，人们并没有轻视政府要求自我隔离的决策，“人们只好自言自语：‘那要从什么时候开始隔离？’你很清楚，自我隔离对每个人来说都代价高昂，也知道人们遵守不了多久。”

“居家隔离期间，有的人会遭遇婚姻破裂，有的人会得幽居病*，还有的人将丢掉工作，失去房子，面临破产。财务方面的影响会对一些人造成沉重打击，并影响他们的幸福感。”

*译者注：幽居病（cabin fever）指的是长时间呆在封闭空间导致的不安、易怒状态，常见于冬天。它更多地表示一种心理状态，而非器质性病变。

“所以，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比如加拿大或美国，疫情拖得越久，反抗的人就越多。”

韦仕敦大学的神经学家索杜最近听说了一个类比，他认为这能很好地概括，为什么全世界必须团结起来抗击新冠病毒。他说，现在的情况不像小行星冲向地球，当一股巨大的外部力量向我们袭来，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现在是你坐在一辆大车上，所有人脚下都有个刹车踏板，为了不让车撞到墙上，每个人都得踩下刹车。我们要是齐心协力就能做到，但这股合力却姗姗来迟。”

这是为什么呢？

索杜说：“这是因为集体意识的缺乏，我们已经失去这种意识了。”

人类是否天生就懂得在面临威胁时进行社会合作，科学界对此仍无定论。很少有专家会质疑，合作让我们这个物种得以生存：我们举全村之力抚养小孩，众人合力把野牛拖回家。不过，我们是否生来就有形成集体的倾向，回答这个问题可不比在先天和后天之间划清界线更简单。针对婴儿的研究表明，移情的渴望从我们人生的第一年就开始出现。双生子研究指出，基因决定了我们自利或利他的倾向，但随着环境改变，基因也会即兴演奏出不同的旋律。

索杜认为，在当今世界，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独居生活，而这种生活极少认可集体的价值。他说：“我父母和祖父母都经历过战争，那时候每个人都有集体意识，想着‘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吧’。”现在，人们倾向于把社会看作“给人增加负担（比如征税）的东西”，而不再是一个共同实现目标的集体。索杜指出，近40年来不断下跌的选民投票率印证了这种冷漠的与日俱增。虚拟社交网络上日渐薄弱的人际关系，以及我们对他人幸福的普遍漠视，也都佐证了他的观点。

索杜还提到：“新冠疫情之前，如果你某天早上准备起床上班的时候感觉身体很不舒服，一量体温发现自己烧到了37或38度，你会怎么做？你会觉得‘没什么大事，我得去上班了’，然后吃片阿司匹林就出门了。”你没准会传染其他人，甚至可能导致免疫力低下的人患上重病，但这点顾虑不足以改变你的想法，索杜说道。“我们已经丧失了关怀弱势群体的责任感。”

多伦多瑞尔森大学社交媒体实验室主任菲利普·梅（Philip Mai）则持不同意见，他见证了集体意识在网络上蓬勃发展。梅及其团队的项目受到政府资助，正在追踪和处理网上与新冠病毒有关的虚假信息，还负责更新各省的信息。梅说，虽然还处在起步阶段，但社交媒体俨然已经成为了疫情期间的社交中心，无论是加拿大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一样。

梅还提到，人们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些很实用的信息，比如哪些商店的卫生纸卖完了，哪些商店还有。“然后类似的团体一下子涌现出来，（人们纷纷说）‘我买豆子的时候可以顺便帮老人捎点东西，如果你需要帮忙就联系我吧’，像这样非常有用的信息还有很多。”

“社区就是你的邻居们和你每天要接触的那60个人，这样的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独居，所以我们把科技产品作为媒介。我们需要以更宽广的视角看待社区。”梅说道， 梅所在的社区包括他远在越南老家的亲人（他们能从社交媒体上看到他晚饭吃了什么）和他在推特上关注的用户，“感觉网友的真实程度不比我邻居差。”

科技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了人脑，改变了它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认知，这就是另一个未完待续的故事了。梅提到，几周之前，大家还在说看屏幕的时间太长会损伤我们的大脑。时至今日，在疫情的封锁下，“它却被视为了与家人朋友联系的最佳方式，”还有助于保持大脑的愉悦和健康。

社交媒体的一大风险就是信息（也包括虚假信息）的冲击可能会让人变得麻木。梅指出，人们受够了各种相互矛盾的说法，最后决定“我什么也不听了”，这可能导致“信息疫情”*的出现。他把信息流比作飞流直下的瀑布：“你需要做的是把瀑布变成一个可以随时开关的水龙头。”

*译者注：信息疫情（infodemic）指过多的信息反而使人们难以辨别出可信的信息来源和可靠的指导，甚至可能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危害。

尽管有很多例子都说明，当人们对他人伸出援手的时候，人性之善也在网络空间中闪耀，但恶心的事也越来越多：网上出现了一群自封的疫情小警察、扫货的囤积狂（油管上关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对夫妇的视频爆火，内容是他们买了整整两货车的肉），还有以隔离为耻的人（他们在#covidiots标签下直播，反抗保持人际距离的规定）和其他自命不凡者。梅说，也是同一批人在网上说“你上飞机之前就知道有风险了，被困在摩洛哥就是活该”或者“祝你在秘鲁玩得开心——你可得在那边呆上一段日子了，这都是你自己的错”。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看到当时正在经历疫情的武汉得到多少援助，因为有些人觉得，如果你当时不按照原本的方式生活，现在就不会遇到麻烦了，所以你纯粹是活该。”

网上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疫情爆发是人类罪有应得，我们不计后果地剥削这颗星球，终于自食恶果。因此，按照圣经的风格，命运降瘟疫于人间，我们不得不待在家里，把自己的车和飞机都乖乖停好。一个脸书热帖用苏斯博士*的风格写了首诗来描绘这场瘟疫，随着疫情爆发，“地球之肺总算能稍微喘口气了”。

*译者注：苏斯博士（Dr. Seuss）是美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图画家，代表作《戴帽子的猫》，他的生日3月2日被定为全美读书日。

这个帖子很可能也激发了一大批创作者，制造非同寻常的“正面假新闻”。疫情停摆期间，伪造的自然美景照片重新风靡全网，这是除了卫生纸之外另一件让泰勒惊讶的事：“我们本来以为网上的假新闻传播的都是恶意，可是与此同时，这种虚假又正面的内容也在兴起，实在让人着迷。”假照片上，海豚在威尼斯清澈的运河里畅游（其实是在撒丁岛拍的），还有假新闻说中国有几头大象喝多了玉米酒，醉醺醺地睡在风景如画的花园里。泰勒说：“这些假照片之所以风靡一时，是它们描绘的景象让人开心。为了让其他人也快乐起来，看到的人纷纷把照片转发出去。这事是我始料未及的。”

泰勒也认为，当人们逐渐意识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地球造成的破坏，这些假的获奖摄影作品就在人们心中有了独特的吸引力。

这可能是由于疫情迫使全社会开始反思（我们早该这么做了），人类对其他生命形态的漠视，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造成致命的后果。毕竟，要是一个小小的微生物就能颠覆近200个国家的一切事务，威胁数十亿人的性命，那它会不会改变关于自然阶层的观念，让人类意识到自己不再处于顶端？不管我们在这场灾难中表现出什么姿态，人类会一败涂地吗？

几周之内，全世界对新冠病毒的反应比以往任何拯救地球的行动都更团结、积极。然而，同样作为威胁，新冠疫情对大脑的冲击与气候变化的影响十分相似。这两种威胁都是抽象的、全球性的。不过，虽然人们感觉对一种新型病毒作出有效反应已经很难了，但从神经生物学角度来说，要迅速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甚至还要更高。气温和海平面的上升几乎完全看不见摸不着，视觉上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还发生在千里之外（拜拜啦，南极洲），时间上也非常缓慢。气候变化是一种旷日持久的威胁，未来几代人会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它的影响。而对地下室里的爬虫脑来说，还是先应付朝你扑来的剑齿虎更要紧。实际上，很多研究都指出，人脑评估未来威胁的能力十分差劲，主要是人们不觉得未来的自己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否则就会为了退休生活勤锻炼、多存钱）。

几项脑成像研究发现，想到此刻的自己时会激活内侧前额叶皮层，该区域涉及行为与社会认知，起高级管理作用。每当人们想到家人和其他自己关心的人，这一区域就会高度活跃。而想到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人，激活程度就偏低。当被试想象未来的自己的时候，此脑区的激活程度同样较低。

2017年，加州未来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Future）主任简·麦格尼格尔（Jane McGonigal）在《石板》（Slate）杂志上撰文描述了这一现象，称未来的自己“对我们来说就像陌生人一样”。

她补充说：“大脑的这一异常行为，可能让我们难以做出对未来的自己和社会都有利的行动。你的大脑越是把未来的自己当成陌生人来对待，你就越不可能做出亲社会的选择，而这些选择长远来看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益的。”

当疫情过去之后，人类评估风险、应对威胁的方式会有所改变吗？我们适应世界的漫长历史是否能迫使我们意识到，在“后新冠时代”，需要作出改变的正是我们与世界相处的方式？——这是疫情带来的另一大不确定因素。

译者：兜虫；审校：Orange Soda
原文：https://thewalrus.ca/your-brain-on-covid-19/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讨论：新冠病毒是什么，它究竟源自何处？这一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给了我们哪些困难和挑战？我们应该期待特效药和疫苗吗？疫情当下，神经现实团队特别策划了新冠系列的播客节目，我们将从病理学、心理学、传播学和公共卫生的角度，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起，全方位剖析此次事件带来的影响。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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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纲要

01:57 新冠病毒是什么？
05:26 临床如何诊断？
06:34 新冠病毒的传播和吃蝙蝠有没有关系？
08:42 新冠病毒在中老年人里重症率高的原因
10:25 如何预防？
13:09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意味着什么？
16:56 医务工作者现在面临的困难
26:58 新冠病毒的微生物学特征
29:00 R0的流行病学意义
37:40 新冠肺炎和SARS有什么区别？
46:52 有没有特效药？
51:08 药物研发到推向市场要经过哪些程序？
53:55 双黄连口服液真的有效吗？
1:01:45 要多久等到疫苗？
1:06:37 新冠病毒的起源
1:10:59 中国疾控中心是否有意隐瞒疫情信息？
1:19:11 疫情当下的心情

勘误：播客中将新冠病毒和人类SARS病毒的基因组序列相似程度说错，实际应为约79%。

延伸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

中国研究者关于新冠病毒受体可能为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的论文报道 Evolution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from the ongoing Wuhan outbreak and modeling of its spike protein for risk of human transmission

对99例感染患者进行临床特征研究后，发现免疫力低下的男性更易感染，该论文发表于《柳叶刀》 Epidemiological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99 cases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n Wuhan, China: a descriptive study

《第一财经》：特别报道 | “失踪”的口罩和红十字会“黑洞”

新型冠状病毒概念图（来源：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s Public Health Image Library）

1月31日，香港研究者在《柳叶刀》发表文章 Nowcasting and forecasting the potential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the 2019-nCoV outbreak，估算的基本传染数 R0 为2.68，同时，该模型估计至1月25日武汉已有75815人感染新冠病毒。下图为到1月28日为止，官方通报的感染确诊人数变化趋势。

《柳叶刀》1 月 30 日发表一项研究（Genomic characterisation and epidemiology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mplications for virus origins and receptor binding），对取自武汉市 9 名患者的 10 株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基因组序列进行了新的遗传分析，发现2019-nCoV的基因组序列与人类SARS病毒基因相似度约79%，文中还发表了新冠病毒的谱系图。

美国一例患者在使用瑞德西韦后出现快速好转（原文链接，中文翻译），有望在治疗新冠病毒中起到重要作用，在中国将开启临床试验。

中国研究者对425例感染患者进行追踪后，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 Early Transmission Dynamics in Wuhan, China, of Novel Coronavirus–Infected Pneumonia ，此文随后在网络上引发了大量有关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对新冠病毒人传人进行隐瞒的争论。

《记录一下首次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经历》描述了病原体检测机构工作人员使用 mNGS 技术最先对新冠病毒进行检测研究的经历。

20 個炎上的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傳言？用科學來破解！

病毒不是源於武漢的海鮮市場？從分子演化學角度看 2019 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的起源與傳播

人物

Nevaeh：医学博士在读，神经现实译者。哲学，艺术，物理，和十七世纪。曾居住在 Icarus，不伦不类的外星人。
杨凡：经济学出身。因为研究行为经济学，去脑科学领域做过科研民工，主要做语言方面的研究。现在又回头从事金融行业。有自己的一档播客[顷刻]。
汉那：UCSD 认知科学本科在读。心灵哲学；语言认知；科技人文；后人类。写字，摄影，嗜咖啡。游荡者。书呆子。野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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