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 该数据发表于作者写作本文的2020年6月。

关于事实，我们暂且先说到这里。在“新冠肺炎”进入我们的词库一年多来，它已经成为了一种隐喻。和许多疾病一样，新冠肺炎被视为一场恶战中的大敌。这场疫情是一盏聚光灯，随着特朗普的频频操作，社会不平等和全球供应链的问题都被无情地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它也是切中时弊的一束X射线，映射出最隐秘、腐朽的内里。正如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写道：新冠肺炎是一道“入口”，它借由大规模移民、经济破坏和威权监管的出现，向我们展示了未来的图景。

新冠肺炎或许是一种新型疾病，疾病的隐喻却并不新奇。1978年，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3篇文章；半年后她稍加修改，将其著成《疾病的隐喻》一书。桑塔格的关注点比书名所暗示的更为广泛：“隐喻”充当了一个转喻词，意指一系列象征性比喻。在书中，桑塔格追溯了在漫长的19世纪中，结核病在文学想象中留下的印记，以及20世纪人们对于癌症的幻想。书中两个相伴而生的理想是真实和健康，而隐喻是它们共同的敌人。桑塔格写道，清除自身的隐喻性思维，既是看待疾病最坦诚的方式，也是经受病痛最健康的方式。

尽管结核病具有传染性，但它的象征意义却和其他流行病有所不同。通过在修辞上把结核病描绘成一种让人心思更为敏感的疾病，结核病可用来表达对自我的一种浪漫理想。霍乱、伤寒和黑死病的感染，是因为个体身处感染区内；相反，结核病则被理解为一种意喻着隔离和出走的疾病。这点并非偶然。从19世纪开始，在疗养院隔离，或前往罗马、山间、太平洋等地旅行，成为结核病的治疗手段，这种诊疗结果往往意味着受到家庭与社区的珍视。病体的物理隔离，有些避世绝俗的意味，被视作结核病人的内在不同于他人的外化表现。

疾病以一种使人个体化的模式被理解时，它能被纳入一种表达框架，并作为使内在实质可见的标识，以供人反向解读。这种理解也在小说中得到了印证：小说的主人公具有某种“易感染结核病的人格类型”，正是其内在本性和激情，使他们感染了结核病*。在此过程中，人们从疾病的物质现实出发，塑造了疾病的象征力量，最后病体本身被我们想象中它的对应物所覆写。结核病人呼出的气息中，会带有“腐肉的气味”，但这令人不快的现实，不过是其浪漫形象构建中一个可被忽视和擦除的细节。要当一个结核病人，就是要变得敏感、有趣、超凡脱俗。

*译者注: （前方剧透预警）比如在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中，英沙罗夫意识到自己不能重返保加利亚，因思念和沮丧而日渐病弱，染上了结核病，最后客死他乡。似乎正是因为英沙罗夫受挫的激情，使得他病入膏肓。

这种形象直到20世纪依然根深蒂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的小说《钟形罩》（The Bell Jar）中稍加调侃了对结核病的描绘。埃斯特·格林伍德去看望她的运动员男友巴迪，他正在疗养院中准备度过这个夏天。“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期望巴迪的疗养院是什么样子。”埃斯特想，“我想我是期望见到一间小木屋，耸立在一座小小的山顶上，那里的年轻男女都面色红润，非常迷人，有着闪动着病态的双眼。”至于巴迪本人，她以为他会很憔悴，“双颊深陷”。恰恰相反，整个疗养院以晦暗阴沉、肝脏般的红褐色为主，而且巴迪还变胖了。更糟糕的是，他还有雅兴写了首诗，是关于贝壳和棕榈树的。

在桑塔格看来，当疾病的病因成谜且难以治愈时，疾病的象征意义就会变得丰富。抗生素的发现使得结核病失去了其象征作用。随着20世纪结核病的治疗方式（至少在西方）变得简单直接，结核病的象征意义被一分为二。“疯癫”（Madness）取代结核病，成为了具有艺术气质的疾病；而剩下那些缺乏美感的部分，则被另一种无法被诗化的疾病所接管，那就是癌症。

癌症的象征意义有些复杂。结核病的发展是时间性的，而癌症则是空间性的：结核病情会日渐恶化，而癌细胞可在全身范围不断增长。结核病是一种肺部疾病，而癌症可以扩散到身体的任何部位，包括那些更羞于启齿的性器官或排泄器官。而关于容易罹患癌症的人格类型，这种幻想仍未改变。结核病被解读为激情天性的流露，而癌症被视作压抑情感的代价。

疾病的隐喻有两种。我们可以给疾病取一个别称，比如“癌症是一种入侵”，或者我们可以用疾病的名称来谈论其他事物，比如“斯大林主义是一种癌症”。桑塔格说，在第一种情况下，“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在第二种情况下，对于疾病的“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桑塔格认为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将过度的意义附加于疾病之上，而扭曲了病人有关疾病的经验。

不过这两种情况应当区别对待。“斯大林主义是一种癌症”是对疾病的“利用”；它通过疾病来阐明其他事物，预设了癌症比斯大林主义更为直接易懂，否则又何必要通过癌症来表述斯大林主义呢？恰恰因为把癌症说成是易于理解的，反而使得癌症本身的含义变得模糊不清。“癌症是一种入侵”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句话更可能被人们用来解释自己身上的疾病。奥德丽·罗德（Audre Lorde）在其回忆录中常常触及这种意象，她在《癌症日记》（The Cancer Journals）中写道：“我不仅仅是个患者，我曾走上过女性主义运动的前线，且现在依旧站在与癌症抗争的战场上。……我拒绝在自己眼里，从一个战士降格为一个受害者。”

罗德和桑塔格都在40多岁时，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两人都因乳腺癌切除了乳房；桑塔格也因此失去了胸部和部分腋下的肌肉。她们都关心，在病中和病后如何坦诚地生活。桑塔格专注于有关癌症的散文创作，而罗德审视了癌症治疗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罗德写道：安装假体让她更容易把乳房切除看作一类美容技术。反过来，这种粉饰门面的伪装反而掩盖了来自死亡的威胁。对于罗德来说，战士的形象即是“我们终有一死”（memento mori）的象征。

桑塔格的价值观要求一种真理：我们要看到疾病真实的面目。不过关于疾病的真理是什么呢？桑塔格有时被指责为某种形式的实证主义，她认为关于疾病的真理只能用实验室和临床研究中那种冷静、客观的语言来讲述。罗德关于癌症的文章是一种自白，而桑塔格拒绝从冷静客观的分析跌入个人化的自传。（然而，女性的论作总被解读为是个人化的。丹尼斯·多诺霍（Denis Donoghue）称，《疾病的隐喻》“是一本非常个人化的书，但为了合乎体统而假装是一本论著”。）《疾病的隐喻》可能是在她癌症康复后写的，但它绝不是一部回忆录。正如安妮·博耶尔（Anne Boyer）在《不死者》（The Undying）一书中所指出的，在描述乳腺癌和化疗时，桑塔格从未在同一句话里同时使用“我”和“癌症”这两个词。

桑塔格用文本的晦涩来对抗一种浪漫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将身体视作不断发号施令的权威。生而为人，就是要发现自己是被他人解读和阐释的个体。无论是对于在社交场合中游刃有余的“现充”还是紧张不安的“社恐”，社交总是一种在展示与隐藏之间来回切换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自我的塑造取决于我们将哪些看作密不示人的隐私。而疾病打破了这种动态。疾病的部分作用是，扰乱从我们模式化的、天生的行为中涌现的自我感知，以及我们将这种感知投射到社会环境的能力。在疾病中，我们对于身体的感知不再是“由内而外”可以把控的，而是由他人加工过的有关这具身体的经验（例如医生或朋友对于病状的描述），从外部接管并渗透了我们原本的感知。博耶尔的回忆录中戏剧化地表达了这一进程。“生命……在肿瘤学这一陌生的术语下被打破了。”她写道：

病人变成了信息……护士会询问我关于自己身体的感受。他们把我描述的感觉输入电脑，点击对应的症状，而这些症状长久以来被指定为某一特定的种类、名称，以及对应的保险种类……我把自己的感觉信息化了。是医生在解读我——或更确切地说，在解读我的身体变成了什么样子。

对于桑塔格和博耶尔来说，癌症是一种令人压抑的体验，让能够被他人解读的身体代表她们本人、甚至越过她们本人说话。只不过对于桑塔格来说，这里的身体是通过关于癌症的道德隐喻来表达的；而对于博耶尔来说，则是通过官僚化医学中苍白的词汇。在桑塔格的分析中，疾病的隐喻使得她对于他人来说变成是可解读的，而她也理所当然地对此感到厌恶。

不过也有像罗德这样的病人，在疾病威胁着要吞噬他们之后，也会使用隐喻来重塑他们对身体原本的感知。对于这样使用的疾病隐喻，桑塔格应该会如何看待呢？这很难说：虽然桑塔格告诉了我们很多，要如何不去谈论疾病，但对于我们应当如何谈论疾病，她却相对少言。有一些零散的线索：在她之后出版的著作《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中，她把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瘟疫年纪事》（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视为疾病写作的范例。《瘟疫年纪事》出版于1722年，为1665年在伦敦爆发的鼠疫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当然，这是一部纪实小说：笛福将死亡人数列成表格，否认有虚构情节；他故意巨细靡遗地描述，但却十分引人入胜。他的小说像是一块透明玻片，我们可以透过它看见鼠疫万人坑和紧闭的房屋，他们就在那里，不曾被解读。桑塔格赞同这一做法，因为他没有“进一步将鼠疫理解为一种天罚或……一场巨变”。

桑塔格与她过去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在1965年的论文《论风格》中，她写道：“所有的描述都在一种特定的风格中体现……因此严格来说，没有现实主义这种东西，除非它本身是作为一种特殊的风格习惯。”说明性的、非个人化的和平实的写作，就像任何其他形式的写作一样有选择性，就像华丽绚烂、与世隔绝或美好无缺的作品一样，是情感的投射。我们梦想着有一种可以直击事物本身的描述，但关于这种“没有风格的、透明的”描述，只是一种执着的幻想。而当桑塔格写《疾病的隐喻》时，她似乎已经陷入了这种幻想：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医学的语言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视角。其写作越接近于纯粹的流行病学记录，也就越接近于这种渴望已久的透明性。

这听起来像是，桑塔格通过医学语言为病人们提供了一种专属于他们的表现疾病的方式：一种完全中立、不带观点的语言来描述疾病。在这种解读下（桑塔格便是被如此解读的），这样的观点很难有吸引力。毕竟，实验室和诊所并非虚幻的场所。疾病总是与人相关的，它对患者来讲是真真切切在“此处”发生的事情，或对他者而言是发生在“彼处”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罗德和博伊尔是在指责桑塔格对隐喻的反对忽视了疾病始终是一种个人事件，而不仅仅是医学事件。

不过，桑塔格的文章值得更细致的解读。她对隐喻的怀疑并不是要求一种剥离了个体性和倾向性的语言。准确地说，她怀疑的是幻想。她认为，我们关于疾病的语言应当起到提防幻想的作用，而非引发幻想。隐喻并不能做到这一点。隐喻的内容是可塑的、开放性的，并且难以给出确切的说明。当一个隐喻“看上去是对的”时，往往说不清这是为什么。隐喻以一种微妙的、难以捉摸的方式，重构了我们的思维。

《疾病的隐喻》既非不加评判的医者宣言，也非指导我们如何客观表达的说明书。隐喻可以被用来重构有生命的身体，但当我们这样使用隐喻时，这种重构有陷入“建立在幻想基础上”的风险。真正困难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其他选择？还是说生存的意志总会陷入某种形式的幻想？

桑塔格自己的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1975年，当桑塔格第一次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时，她的医生都很悲观。医生告诉她，她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她一气之下离开美国前往法国，尝试一种在美国没有的激进化疗方案。她挺了过来，却又两次被诊断出患有癌症。70岁时，她得到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诊断：白血病。一年后的2004年，桑塔格去世。

2008年，桑塔格的儿子出版了一部描述她生命最后岁月的回忆录。他写道：“我的母亲一直认为自己是那种对于真理抱有绝对渴望的人。确诊后，她依然保有这种渴望，但她渴望的是生命，而非真理。”正如她的儿子所记录下的，她对于生命的渴望，体现在她对治疗抱着一种勉强且强横的乐观态度。“为了让她相信自己会被治愈，我的母亲需要相信，她所深爱的人也对此深信不疑。”桑塔格的一生展现了以真理为上的价值观念有着怎样的局限性。剥离了幻想的生命可能无法生存，而当面对死亡时，最平实的语言也能成为幻想的载体。最后一课是最难学习的：幻想与真理之间的界限可能会很模糊。如果桑塔格像她的医生预测的那样，在1975年便因为癌症去世，那么她可能从一开始就像是一个耽于幻想的人。

2013年，当我第一次读到桑塔格的文章时，我患有严重的疑病症。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开始为自己的健康感到恐惧，并持续了近十年。我担心最多的是癌症。我怀着近乎痴狂的心情，想象着肿瘤在我的乳房和肠道中生长。当然，阅读桑塔格的文章并不能治愈我的疑病症，但确实帮助我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病情。桑塔格关注的是，那些因为疾病被赋予过多意义而遭受痛苦的人们。我一直都很痛苦，因为我没意识到自己对于疾病的执迷，其实是对于疾病所代表的东西的执迷。桑塔格反对对疾病的阐释，但阐释正是我所需要的：只有当我发现疾病有意义时，我才能明白我可能并不是真的生病了。

2020年3月，当疫情在英国蔓延时，我的疑病症又复发了。但这一次，我并不是一个人：每个人都和我一样，担心自己可能会染上新冠病毒。

对于癌症和结核病幻想的关键在于，两者从来都不是一种集体经验。而新冠肺炎不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得这种病，但我们都共同经历着这场疫情。因此，它所带来的幻想不是个人化的（不是所谓“易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格类型”），而是世界性的、历史性的，且常常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正如桑塔格在文章末尾所详细论述的那样，政治上对疾病的使用，通常是将内乱与疾病进行类比，或是将持不同政见者视作政治体中的“毒瘤”。但近来对于新冠病毒的想象有所不同。对于右翼来说，新冠病毒是一个被过度炒作的精英阴谋，是以自由之名需要与之斗争的又一股力量。对于中立群体来说，新冠病毒让人联想到的不是内乱，而是我们都必须经历的一场集体试验，病毒也许能把我们团结到新的国家、州、城市的共同体中。而在左派言论中，疫情导致了政治的破裂，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它告诉我们，我们习以为常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梦魇；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回到这种状态。

不过，为我们提供了应对近来新冠幻想的最佳指引的，也许是灾难片而非隐喻。灾难电影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它提出了有关证实（vindication）的认识论问题：灾难电影的一个常见套路是，有人察觉到灾难即将来临，但当他们试图提醒别人时，别人会觉得他们不是神经病就是精神病。正如天灾一样，一场危机常常被视作一个会揭露出此前隐藏着的真相的事件：对左翼而言，是资本主义的矛盾与虚伪；对中立群体而言，是不应该因为身份政治而分裂的群体团结。新冠幻想借用了灾难电影的“证实认识论”（vindicatory epistemology）：无论我以前认为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都被疫情给证实了。这种幻想最好斗的版本是，认为这场危机应当而且必须说服其他人，我们是正确的。这似乎证明，世界末日也有好的一面：它至少意味着人们不再争论。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些关于证实的幻想呢？一个简单的解决方式是：抵制并揭露它们，就像桑塔格对待疾病的隐喻那样对待这些幻觉。这种方式很可能是正确的。但一个更艰难的解决方式回到了桑塔格身上，在面对死亡时，她最终被迫陷入自己对疾病的幻想：我也能挺过这次癌症。生命促成了一条奇怪的规则：人们向死而生，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没有对未来注定的死亡采取某种反抗，就很难好好地生活下去，而是踟蹰于虚无主义的悲慨，或是不问前路的愚勇。

民主政治也有着类似的结构：它需要一场永不停歇、难断胜负的争论。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若非毅然坚守着这样一种幻想，认为只要我们足够善辩，虽不能骗过死神，却足以弥合分歧，那么我们很难甚至根本无法很好地与人争辩。我们需要相信自己的论证会起作用，我们的对手将会（或至少可能）甘愿屈从于我们语言的力量。为了忍受争论，我们需要幻想着，争论总有一天会结束。

作者：Rachel Fraser | 封面：Rebekka Dunlap

翻译：三木 | 审校：汉那 | 编辑：杨银烛 

原文：https://thepointmag.com/criticism/illness-as-fantasy/

这听起来就像一部暑期档大片的情节。

一位英俊的国王被赐予了超人的力量，但由于令人无可忍受的傲慢自大，他对他的王国构成了威胁。一位平平无奇的旅人入场，向他发起挑战。挑战结束后，国王的力量得到了克制，两位英雄成了密不可分的好朋友，踏上了穿越整个王国的冒险之旅。

这个故事能够流传至今，这个事实本身就值得一提。它就是《吉尔伽美什史诗》，被刻在4000年前的一块古巴比伦泥板上，是现存最古老的伟大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故事在当时极其流行，因为在下一个千年中，我们都能找到它的重复版本。

更加令人惊叹的是，这个故事直到今天仍人被传颂、被欣赏，其中的基本元素许多都能在此后的大量流行故事中找到踪迹，比如故事中温暖人心的“基情”。

如今，这些共同特征成了专攻“文学进化论”的学者们的主要兴趣。这些学者研究是什么构成了一个好故事，以及从《奥德赛》到《哈利波特》中某些叙事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演化原因。

故事是一种逃避主义吗？

尽管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故事叙述出现在文字之前，我们可以假设叙述数千年来都对人类的生活至关重要。一些岩洞壁画，如法国肖维岩洞和拉斯科岩洞中3万年前留下的那些，似乎展现了一些戏剧化的场景，可能与口头讲述的故事并存。

“如果你环顾岩洞，你将看到不同的画面，这似乎是一个与狩猎探险有关的叙述，”密歇根大学的丹尼尔·克鲁格（Daniel Kruger）说。这些叙述可能包含了群体中的重要课程。来自上一次冰河时期的一些传说可能流传至今。（参见“最古老的故事是什么？”）

最古老的故事是什么？

[vc_row][vc_column][vc_cta h2=””]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今天我们仍在阅读的一些传说也许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早期。丹尼尔·克鲁格指出，《吉尔伽美什史诗》等传说和《旧约全书》中的《创世纪》都包含了一场神秘大洪水的细节，这或许就是中东地区上一次冰河时期结束后的某些真实的地质事件所留下的文化记忆。

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上的土著居民中长期流传着关于“埃布勾勾”（Ebu Gogo）的传说，这是一群霍比特人一般的小矮人，没有语言。这些传说似乎与当地发现的一些考古遗迹有关，它们来自人科的一个亚种，在一万多年前灭绝。“当地实际上流传着一些关于这些小矮人的故事，传说他们并不会使用语言，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说些什么，他们就会重复。这样的一个故事竟然能够流传上万年，这真令我感到惊讶。”这一切都证明了故事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提供关于遥远过去的群体记忆。

通过对欧洲和亚洲不同文化群体中口头传说的传播进行地图标记，一些人类学家还估计，某些民间传说，例如浮士德式的《铁匠与恶魔》，可能与第一批印欧民族的定居者一同到来，在六千多年前扎根；这个群体随后分散开来，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一路上携带着自己的故事。[/vc_cta][vc_column_text]

如今，尽管我们已经不再围绕在篝火前，但是人们认为成年人平均每天花6%的清醒时间在不同的屏幕上欣赏虚构故事。

如果故事是一种纯粹的逃避，那么从演化的观点来看，人们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和精力也太多了。心理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已经发现了虚构故事的许多潜在益处。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故事叙述是一种认知游戏，能够锻炼我们的心智，让我们模拟周围的世界，想象不同的策略，尤其在社交场景中的策略。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约瑟夫·卡罗尔（Joseph Carroll）说：“故事教我们理解他人，它是关于共情和心智理论的练习。”

脑部扫描为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阅读或聆听故事激发了大脑皮层中的多个区域，这些区域已知和社交和情绪处理有关；并且，人们阅读虚构故事越多，他们就越容易与他人共情。

旧石器时代的政治

演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的史前心事仍在塑造着我们喜爱的故事模式，这点至关重要。例如，随着人类演化出更大的社会，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合作，避免成为一条只索取而不付出的“社会蛀虫”；我们也不能让某些个体滥用统治权力，损害群体的利益。从那时起，我们讲故事的能力，和我们所讲述的故事，可能就随之演化成一种交流合理社会规范的方式。克鲁格说：“故事所教给我们的就是要反抗暴君，自己也不要成为暴君。”

与此同时，多个研究已经发现，合作是全世界流行叙述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伦敦大学人类学家丹尼尔·史密斯（Daniel Smith）最近拜访了菲律宾的18个狩猎采集部落，发现他们的故事中近80%包含道德抉择和社会困境（与之相对的是讲述自然的故事）。关键在于，这些故事被他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所诠释。在不同实验任务中，那些最注重故事讲述的部落也被证明是最合作的，这点与演化理论的假设完全相符。

《吉尔伽美什史诗》提供了古代文学的一个范本。在故事的开头，从吉尔伽美什国王的武力和勇气看来，他似乎是个完美的英雄；然而，他也是一个傲慢自大的暴君，滥用自己的力量，利用他对领主的权利霸占任何一个他看上眼的姑娘；直到受到陌生人恩基杜的挑战之后，他才最终理解了合作和友谊的价值。这个故事传递给听众的信息十分明确：就连英雄国王也要尊重他人，更别说你了。

在《故事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Stories）一书中，奥克兰大学的布莱恩·博伊德（Brian Boyd）描述了这些主题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明确呈现。当佩内洛普等待奥德修斯归来的时候，她的追求者终日在她家饮酒作乐；当奥德修斯终于回到家，伪装成乞丐的样子，他们甚至不愿意给他一个睡觉的地方（这可是在他家里！）。当奥德修斯卸下伪装，发动了血腥的复仇，他们最终得到了因果报应。

你可能会以为我们对合作的兴趣被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崛起的个人主义所稀释了，但克鲁格和卡罗尔发现，这些主题仍然体现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最受欢迎的一些英国小说中。

研究人员让读者们对超过200部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打分（从简·奥斯汀作品开始，到E·M·福斯特的年代结束），发现反派的主要缺陷最常是不顾他人感受寻求社会统治的行为，或滥用现有的力量；而主要人物似乎不那么个人主义，也不那么有野心。

以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为例。工于心计的宾格利小姐为了寻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试图讨好富有却傲慢的达西先生，并撮合她的兄弟和达西的妹妹，同时瞧不起任何社会地位更低的人。而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班内特恰好相反，她对这种向上爬的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兴趣，甚至拒绝了达西先生的第一次求婚。

威廉·萨克雷的《名利场》与之相反，它玩弄我们对主角的期待，将冷酷无情、野心勃勃（可能还会杀人）的贝姬·夏普置于小说的中心，而她那更加讨人喜欢（却平凡无奇）的好友阿梅利亚成为二号人物。《名利场》，用萨克雷本人的话说，是“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但从演化的角度看来，贝姬最终被她所在的社会抛弃，这样的报应仍然警示着那些存有私心的人们。

软帽和倭黑猩猩

演化理论也能为爱情故事的主要元素提供依据，比如女主人公总是偏爱可靠的“爸爸”形象（例如《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先生和《理智与情感》中的爱德华·费拉斯）或者“浪子”（例如玩弄女性的韦克翰先生或威洛比先生）。“爸爸”或许更能提供长期的安全和对年幼孩子的保护，但是根据一个演化理论“性感儿子假说”（sexy son hypothesis），对一个不忠诚的浪子倾心也有好处，因为他们能将自己的美貌、狡黠和魅力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也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性成功。（译者注：韦克翰先生和威洛比先生分别是《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中的人物。）

选择“浪子”的结果就是你的基因有更大的几率能被传递给更多的孙辈——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伴侣拈花惹草的行为将令你心碎。因此，尽管我们知道了文学作品中那些坏男孩的恶劣行径，我们仍然会为他们感到心跳加速。

克鲁格说，在这些方面，奥斯汀等作家具备演化心理学家的直觉，他们对两性互动的理解“准确得出奇”，走在了我们的理论前面，“我认为这就是这些故事得以长青的一部分关键因素。所以，简·奥斯汀在两百年前写下的这些小说，今天仍然在被拍摄成电影。”

从这些作品中得到的启发还会更多。例如，近期的一项研究分析了幻想小说和恐怖故事中那些绝对邪恶的角色，例如哈利·波特的宿敌伏地魔和《德州电锯杀人狂》中的人皮脸。这些角色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奇特的外表，这似乎是为激发我们对传染和疾病演化出来的恐惧而设计的；以及，考虑到我们内在的部落文化，反派通常携带着一些特征，说明他们是某个“外族”成员——难怪好莱坞电影中有那么多坏蛋带着外国口音。同样，这些作品的理念，就是和这些邪恶力量的交锋最终将强化我们自己的利他主义和对群体的忠诚。

在接纳了这些对文学作品的演化解读的人中，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是最有名气的人之一。他说，故事情节的许多常见元素甚至能在我们的灵长类表亲的阴谋诡计中找到。在关于这个话题的论文集《文学动物》（The Literary Animal）中，他写道：“如果阅读大量的对倭黑猩猩群体的系统、无干扰观察笔记，你会发现19世纪英语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所有主要主题：联盟的建立和破裂，个体的崛起和他人的衰落，阴谋的酝酿，复仇，感恩，荣誉感受挫，成功和不成功的求爱，丧失和哀悼。”

麦克尤恩指出，我们应该赞美这些演化趋势，它们赋予了虚构作品跨越几块大陆、几个世纪的核心力量。“除非我们与作者共享一些核心的情感基础、一些深层的基本假设，否则我们将无法享受来自一个遥远的时代、或一个极不相同的文明的文学作品，”他补充道。

在这些深层的基本假设中，诞生了像《吉尔伽美什史诗》这样的作品，它在今天仍然鲜活；它那关于忠诚友谊的信息超越了时间，为我们所有人带来训诫，哪怕此时距离作者将笔尖落在泥板上已经过去了四千年。

翻译：玛雅蓝

编辑：EON

原文：http://www.bbc.com/culture/story/20180503-our-fiction-addiction-why-humans-need-stories

年轻读者要求免受课本里令人不安内容的危害，这可能在历史上尚属首次。然而几千年来，阅读一直被视作是对精神健康的威胁。根据古希腊的家长制文化，苏格拉底说大多数人无法自己掌握书面语。他担心对于许多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未受教育的人，阅读可能引起困惑和道德迷失，除非智者劝之。在写于公元前360年的柏拉图对话集《裴德诺篇》中，苏格拉底警告对书面语的依赖将削弱个人记忆，并移除记忆的责任。苏格拉底用希腊语pharmakon（药）作为写作的隐喻，指出阅读可以是良药，但最有可能是毒药的矛盾。危言耸听者会重复他的警告：几个世纪以来，文本类似于有毒物质。

许多希腊和罗马思想家的担忧与苏格拉底相同。触发警告（trigger warnings）由希腊剧作家米南德于公元前三世纪提出，他感叹阅读行为会对妇女产生有害的影响。米南德认为妇女被强烈的情绪和薄弱的理智左右，因此他坚持认为“教妇女读写”和“喂邪恶的蛇更多毒药”一样有害。

公元65世纪，罗马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塞涅卡认为“阅读很多书是一种干扰”，让读者“又晕又脆弱”。对于塞涅卡来说，问题不在于特定文本的内容，而是无节制阅读造成的不可预知的心理影响。“小心，”他警告道，“阅读大量作者和书籍可能使你变得散漫。”

到了中世纪，文本的潜在危害成为基督教恶魔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华盛顿言论自由专家、《焚书》（Burning Books）的作者黑格·博斯马吉安（Haig Bosmajian）认为，探讨教义的文本被批评为能够毁灭身体和灵魂的有毒物质。教会担心无监督的阅读可能是异端行为，亵渎性文本如《犹太法典》被投入了大火，或者“幻化成致命的毒蛇、瘟疫和腐朽。”

通过让读者在心理上迷失方向并在道德上被污染，阅读作为一种媒介持续影响着每个历史时期的西方文学文化。1533年，英国前大法官和新教改革的激烈反对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谴责新教神学家如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的著作的出版，认为它们是威胁要用“瘟疫”感染读者的“剧毒”。纵观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诸如“道德毒药”或“文学毒药”的用语经常被用来提醒人们注意书面文字毒害身体的威力。

–

–

随着早期现代小说的出现，人们开始担心阅读给读者心态带来的风险。小说评论家声称读者面临着脱离现实的危险，因而容易受到严重心理疾病的伤害。

英国散文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断言：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别是其处理日常生活问题的倾向，有着隐匿的后果。在写于1750年的作品中，他警告“对现世的精确观察”比之前的“冒险故事”更加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它与读者的经验直接吻合，从而有能力影响他们。令约翰逊不安的是，针对敏感青年的现实主义文学未能提供道德引导。他批评浪漫小说融合了人物“好与坏”的素质，而不指明读者该去效仿哪位。

离经叛道的模仿动机严重危及女德。哲学家让· 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他的小说《朱莉》（Julie）中警告道：当女性打开任何一本小说的那一刻——并“敢于阅读哪怕其中一页”，她就沦为“堕落女子”。

沿袭这种套路，1780年的女性杂志警告称，小说是“引诱者骗取女性芳心的强劲动力”。有这种问题的小说当属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畅销书《帕梅拉》（Pamela）（又名《贞洁得报》（Virtue Rewarded））：大约15岁的女孩子拒绝诱惑和强奸，最终获得了美满的婚姻。这类警告的争论毫不犹豫地指出，由于女性读者都极易受到大喜大悲的感染，她们冒着被无节制的性激情所淹没的风险。

小说是18世纪英格兰道德恐慌的焦点，人们批判其引起个人和集体的创伤与心理障碍。在18世纪后期，“阅读传染病”和“阅读狂热”被用于描述和谴责无节制阅读这种危险文化的传播。

大众阅读被当做“隐性传染疾病”，通常与目击非理性的破坏行为有关。最令人震惊的是其诱发自残行为的潜能，这种行为包括敏感青年的自杀。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一个单恋导致自我毁灭的故事），被广泛谴责掀起了大西洋两岸效仿自杀的浪潮。

尽管这些主张几乎没有现实基础，其拥趸仍然从神学家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发表的两卷研究《对自杀主题的全面调查》（A Full Inquiry into the Subject of Suicide）中找到根据。摩尔声称按照他的批判和分析，维特要为引起年轻读者自杀浪潮负责。虽然缺乏实证，但摩尔建立了一种将阅读浪漫小说与自残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传统。他将《少年维特的烦恼》融入了与自杀有关的“科学”文献，被后人所效仿。

在1779至1819年间出版的六大卷研究《完整医疗监管系统》（A System of Complete Medical Police），德国医生约翰·彼得·弗兰克（Johann Peter Frank）综述了自杀问题。在众多自杀原因中，弗兰克列出以下几项：“缺乏信仰，沉溺酒色，无所事事，骄奢淫逸和随之而来的痛苦不适，尤其是阅读诸如《少年维特的烦恼》这类将自杀表现为‘愤世嫉俗的英勇事迹’的有害小说。”

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科学被用于合法化这类有关阅读的健康警告。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在他的《精神病医学调查和观察》（Medical Inquiries and Observations Upon the Diseases of the Mind）——精神病学上第一个美国研究文本——指出书贩子极易患上精神错乱。拉什用心理学的说法重述了塞涅卡的古老警告，他指出，出于职业需要，书贩子们的思想在话题之间频繁且快速地转换，从而更容易罹患心理疾病。

–

–

19世纪大众读者的出现，致使关于通俗文学带来的医学和道德上的危险后果的警告激增。1851年，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将“糟糕的书”比作“智力的毒药”，因为它们破坏了思想：例如卡尔·斯平德勒（Karl Spindler）的《庶子》（Der Bastard）、爱德华·利顿·布尔沃（Edward Lytton Bulwer）的《戈多尔芬》（Godolphin）以及欧仁·苏（Eugène Sue）所著《巴黎的秘密》（Les Mystères de Paris）似乎都有潜在的危险，正是这些通俗小说令叔本华担忧。他将流行与文化品味的降低联系在一起，这种论调又反过来毒害了读者的心智。

19世纪期间，通俗文学保守派批评家经常发表读者直接受到通过阅读小说产生的情绪的影响这一言论。传染病的说法不是简单的隐喻：对有毒思想的吸收不仅是一种精神行为，也是一种身体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情绪可能像感冒一样，在许多情况下，它可能导致创伤性精神疾病，甚至导致身体上的自残行为。尽管《少年维特的烦恼》写于1774年，直到19世纪它仍然被指责煽动年轻读者自杀。

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后半期，阅读的医学化和道德化在应对所谓煽情小说的急剧扩张时获得了新的动力，这种小说的发展起始于轰动一时的《包法利夫人》。福楼拜的伟大小说刻画了一个医生的妻子为了追求生命的激情和力度而偷情，并最终选择自尽。这部杰作之后，廉价而流行的“低俗怪谈”开始大规模出版，据说造成的精神疾病比身体疾病还要严重。

1875年，纽约恶习抑制协会发表了一则由美国道德家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撰写的报告，康斯托克谴责“精明而狡猾”的淫秽物品经销商，并向老师和监护人叮嘱道：（他们）“成功地向青年的天真和纯洁注入更具危害性的病毒，如果不加抵制，它们将成为体内最致命的疾病……时刻警惕吧，守护图书馆、衣柜、孩子及受监护人的往来信件和人际关系，以免这种传染病蔓延到你的美满家庭并破坏它。”

康斯托克号召父母阅读孩子们的信件并检查他们的阅读材料，这不只是维多利亚时期痴迷于道德污染的表现。就像当时的触发警告的提倡一样，康斯托克秉持着这样一种坚定信念——可疑文本代表着对读者心身健康的严重威胁。

害怕文本产生恶劣影响的道德家得出结论：审查在功能上相当于检疫。例如在1929年，《星期日快报》的编辑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把推进道德“退化”的作者描述为麻风病人，他的目的是迫使社会承担“从这些麻风病人身上驱赶麻风病从而净化自身的任务”。

–

–

尽管被耸人听闻的言论狂轰滥炸，大众读者仍然乐于无视这些健康警告的只字片段。纵观近代的大多数时期，人们绕过监管，并表示愿意通过阅读踏上未知的旅程。他们对阅读的开放态度被人文主义者和激进文化潮流所鼓舞，激进文化潮流肯定了读者受益于同整个文本建立联系的能力。

大众市场、廉价的系列文学和色情小说的兴起，表明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家不能抑制大众对消遣小说的需求，无论他们应该提出何种健康警告。同时在21世纪，大众读者自身寻求免遭阅读那令人痛苦的健康影响。两者之间存在差异。

如今，不是宗教道德家而是大学生要求给奥维德的诗附上触发警告。我在学校的同事刚开始执教时都会指出，有些学生要求有权选择不看那些带有个人攻击和给人造成心理阴影的文本。这种对脆弱性的自我诊断不同于居高临下的道德检疫的传统呼吁。从前，家长式的审查否定广大读者的成熟，他们坚持认为文学阅读对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现在年轻读者又坚持认为他们和同龄人应该免遭令人痛苦的文本的危害，他们否定自己的成熟。

触发警告运动代表了一种保护弱势群体免受任何创伤性和危害性影响的尝试。矛盾的是，曾经作为当权者统治工具的审查，如今重塑成可以用来保护弱势者免受心理伤害的武器。

触发警告的支持者们通常很在意自身的思想和情绪，其争论更多的是他们自己的意见而非对文本内容的评估。事实上这种警告的倡导者完全漠视文学价值，对他们希望以健康警告处理的文本的内容也无动于衷。鼓动他们担忧的正是这样一种信念：如果读者未能准备好应对不期而至又难以预料的阅读体验，他们可能会受到心理伤害。

然而，有关阅读带来心理伤害的任何报告似乎都基于传闻而非严格的实证。正如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麦克纳利（Richard McNally）在他去年发表于《太平洋标准》杂志的研究中所评论的：“对于触发警告的使用不只是低估了大多数创伤幸存者的适应能力，它可能向那些经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发出错误信息。”

对触发警告的争论中的关键不是心理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它突出了脆弱性和敏感性，并减少了适应能力。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们认为自己无法应付令人不安的阅读材料，他们经常被推到阅读和争论“危险”文学的风口浪尖上。

在强加于触发警告的讨伐上有一点绝对正确。纵观历史，人们总是害怕阅读，这并非没有缘故。阅读的确是一项冒险的活动：阅读拥有捕捉想象、引起情绪波动和强迫人们面对生存危机的能力。事实上，对于许多人来说，踏上通往未知的旅程的兴奋让他们开始捧起书本。

有谁在阅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或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不使自己“体验到一种全新的虚弱或性感受的敏感时刻”呢？文学评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语言与静默：1958-1966文集》中如此发问。正是阅读抓住我们所不知道的，提供一种我们完全无法控制的经验，它在人类追寻意义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也是它总是让人担忧的原因。

翻译：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