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听起来就像一部暑期档大片的情节。

一位英俊的国王被赐予了超人的力量，但由于令人无可忍受的傲慢自大，他对他的王国构成了威胁。一位平平无奇的旅人入场，向他发起挑战。挑战结束后，国王的力量得到了克制，两位英雄成了密不可分的好朋友，踏上了穿越整个王国的冒险之旅。

这个故事能够流传至今，这个事实本身就值得一提。它就是《吉尔伽美什史诗》，被刻在4000年前的一块古巴比伦泥板上，是现存最古老的伟大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故事在当时极其流行，因为在下一个千年中，我们都能找到它的重复版本。

更加令人惊叹的是，这个故事直到今天仍人被传颂、被欣赏，其中的基本元素许多都能在此后的大量流行故事中找到踪迹，比如故事中温暖人心的“基情”。

如今，这些共同特征成了专攻“文学进化论”的学者们的主要兴趣。这些学者研究是什么构成了一个好故事，以及从《奥德赛》到《哈利波特》中某些叙事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演化原因。

故事是一种逃避主义吗？

尽管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故事叙述出现在文字之前，我们可以假设叙述数千年来都对人类的生活至关重要。一些岩洞壁画，如法国肖维岩洞和拉斯科岩洞中3万年前留下的那些，似乎展现了一些戏剧化的场景，可能与口头讲述的故事并存。

“如果你环顾岩洞，你将看到不同的画面，这似乎是一个与狩猎探险有关的叙述，”密歇根大学的丹尼尔·克鲁格（Daniel Kruger）说。这些叙述可能包含了群体中的重要课程。来自上一次冰河时期的一些传说可能流传至今。（参见“最古老的故事是什么？”）

最古老的故事是什么？

[vc_row][vc_column][vc_cta h2=””]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今天我们仍在阅读的一些传说也许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早期。丹尼尔·克鲁格指出，《吉尔伽美什史诗》等传说和《旧约全书》中的《创世纪》都包含了一场神秘大洪水的细节，这或许就是中东地区上一次冰河时期结束后的某些真实的地质事件所留下的文化记忆。

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上的土著居民中长期流传着关于“埃布勾勾”（Ebu Gogo）的传说，这是一群霍比特人一般的小矮人，没有语言。这些传说似乎与当地发现的一些考古遗迹有关，它们来自人科的一个亚种，在一万多年前灭绝。“当地实际上流传着一些关于这些小矮人的故事，传说他们并不会使用语言，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说些什么，他们就会重复。这样的一个故事竟然能够流传上万年，这真令我感到惊讶。”这一切都证明了故事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提供关于遥远过去的群体记忆。

通过对欧洲和亚洲不同文化群体中口头传说的传播进行地图标记，一些人类学家还估计，某些民间传说，例如浮士德式的《铁匠与恶魔》，可能与第一批印欧民族的定居者一同到来，在六千多年前扎根；这个群体随后分散开来，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一路上携带着自己的故事。[/vc_cta][vc_column_text]

如今，尽管我们已经不再围绕在篝火前，但是人们认为成年人平均每天花6%的清醒时间在不同的屏幕上欣赏虚构故事。

如果故事是一种纯粹的逃避，那么从演化的观点来看，人们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和精力也太多了。心理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已经发现了虚构故事的许多潜在益处。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故事叙述是一种认知游戏，能够锻炼我们的心智，让我们模拟周围的世界，想象不同的策略，尤其在社交场景中的策略。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约瑟夫·卡罗尔（Joseph Carroll）说：“故事教我们理解他人，它是关于共情和心智理论的练习。”

脑部扫描为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阅读或聆听故事激发了大脑皮层中的多个区域，这些区域已知和社交和情绪处理有关；并且，人们阅读虚构故事越多，他们就越容易与他人共情。

旧石器时代的政治

演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的史前心事仍在塑造着我们喜爱的故事模式，这点至关重要。例如，随着人类演化出更大的社会，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合作，避免成为一条只索取而不付出的“社会蛀虫”；我们也不能让某些个体滥用统治权力，损害群体的利益。从那时起，我们讲故事的能力，和我们所讲述的故事，可能就随之演化成一种交流合理社会规范的方式。克鲁格说：“故事所教给我们的就是要反抗暴君，自己也不要成为暴君。”

与此同时，多个研究已经发现，合作是全世界流行叙述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伦敦大学人类学家丹尼尔·史密斯（Daniel Smith）最近拜访了菲律宾的18个狩猎采集部落，发现他们的故事中近80%包含道德抉择和社会困境（与之相对的是讲述自然的故事）。关键在于，这些故事被他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所诠释。在不同实验任务中，那些最注重故事讲述的部落也被证明是最合作的，这点与演化理论的假设完全相符。

《吉尔伽美什史诗》提供了古代文学的一个范本。在故事的开头，从吉尔伽美什国王的武力和勇气看来，他似乎是个完美的英雄；然而，他也是一个傲慢自大的暴君，滥用自己的力量，利用他对领主的权利霸占任何一个他看上眼的姑娘；直到受到陌生人恩基杜的挑战之后，他才最终理解了合作和友谊的价值。这个故事传递给听众的信息十分明确：就连英雄国王也要尊重他人，更别说你了。

在《故事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Stories）一书中，奥克兰大学的布莱恩·博伊德（Brian Boyd）描述了这些主题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明确呈现。当佩内洛普等待奥德修斯归来的时候，她的追求者终日在她家饮酒作乐；当奥德修斯终于回到家，伪装成乞丐的样子，他们甚至不愿意给他一个睡觉的地方（这可是在他家里！）。当奥德修斯卸下伪装，发动了血腥的复仇，他们最终得到了因果报应。

你可能会以为我们对合作的兴趣被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崛起的个人主义所稀释了，但克鲁格和卡罗尔发现，这些主题仍然体现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最受欢迎的一些英国小说中。

研究人员让读者们对超过200部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打分（从简·奥斯汀作品开始，到E·M·福斯特的年代结束），发现反派的主要缺陷最常是不顾他人感受寻求社会统治的行为，或滥用现有的力量；而主要人物似乎不那么个人主义，也不那么有野心。

以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为例。工于心计的宾格利小姐为了寻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试图讨好富有却傲慢的达西先生，并撮合她的兄弟和达西的妹妹，同时瞧不起任何社会地位更低的人。而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班内特恰好相反，她对这种向上爬的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兴趣，甚至拒绝了达西先生的第一次求婚。

威廉·萨克雷的《名利场》与之相反，它玩弄我们对主角的期待，将冷酷无情、野心勃勃（可能还会杀人）的贝姬·夏普置于小说的中心，而她那更加讨人喜欢（却平凡无奇）的好友阿梅利亚成为二号人物。《名利场》，用萨克雷本人的话说，是“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但从演化的角度看来，贝姬最终被她所在的社会抛弃，这样的报应仍然警示着那些存有私心的人们。

软帽和倭黑猩猩

演化理论也能为爱情故事的主要元素提供依据，比如女主人公总是偏爱可靠的“爸爸”形象（例如《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先生和《理智与情感》中的爱德华·费拉斯）或者“浪子”（例如玩弄女性的韦克翰先生或威洛比先生）。“爸爸”或许更能提供长期的安全和对年幼孩子的保护，但是根据一个演化理论“性感儿子假说”（sexy son hypothesis），对一个不忠诚的浪子倾心也有好处，因为他们能将自己的美貌、狡黠和魅力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也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性成功。（译者注：韦克翰先生和威洛比先生分别是《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中的人物。）

选择“浪子”的结果就是你的基因有更大的几率能被传递给更多的孙辈——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伴侣拈花惹草的行为将令你心碎。因此，尽管我们知道了文学作品中那些坏男孩的恶劣行径，我们仍然会为他们感到心跳加速。

克鲁格说，在这些方面，奥斯汀等作家具备演化心理学家的直觉，他们对两性互动的理解“准确得出奇”，走在了我们的理论前面，“我认为这就是这些故事得以长青的一部分关键因素。所以，简·奥斯汀在两百年前写下的这些小说，今天仍然在被拍摄成电影。”

从这些作品中得到的启发还会更多。例如，近期的一项研究分析了幻想小说和恐怖故事中那些绝对邪恶的角色，例如哈利·波特的宿敌伏地魔和《德州电锯杀人狂》中的人皮脸。这些角色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奇特的外表，这似乎是为激发我们对传染和疾病演化出来的恐惧而设计的；以及，考虑到我们内在的部落文化，反派通常携带着一些特征，说明他们是某个“外族”成员——难怪好莱坞电影中有那么多坏蛋带着外国口音。同样，这些作品的理念，就是和这些邪恶力量的交锋最终将强化我们自己的利他主义和对群体的忠诚。

在接纳了这些对文学作品的演化解读的人中，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是最有名气的人之一。他说，故事情节的许多常见元素甚至能在我们的灵长类表亲的阴谋诡计中找到。在关于这个话题的论文集《文学动物》（The Literary Animal）中，他写道：“如果阅读大量的对倭黑猩猩群体的系统、无干扰观察笔记，你会发现19世纪英语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所有主要主题：联盟的建立和破裂，个体的崛起和他人的衰落，阴谋的酝酿，复仇，感恩，荣誉感受挫，成功和不成功的求爱，丧失和哀悼。”

麦克尤恩指出，我们应该赞美这些演化趋势，它们赋予了虚构作品跨越几块大陆、几个世纪的核心力量。“除非我们与作者共享一些核心的情感基础、一些深层的基本假设，否则我们将无法享受来自一个遥远的时代、或一个极不相同的文明的文学作品，”他补充道。

在这些深层的基本假设中，诞生了像《吉尔伽美什史诗》这样的作品，它在今天仍然鲜活；它那关于忠诚友谊的信息超越了时间，为我们所有人带来训诫，哪怕此时距离作者将笔尖落在泥板上已经过去了四千年。

翻译：玛雅蓝

编辑：EON

原文：http://www.bbc.com/culture/story/20180503-our-fiction-addiction-why-humans-need-stories

这群人自称为身体黑客（bodyhackers）。他们在自己的地下室或者车库里，通过生物识别植入物和认知促进剂增强自己的血肉之躯。他们迷恋机械，改造身体，甚至会集结成群，创立赛博格社区，举办各种各样的大会来展示自己与机器的融合。

英国摄影师David Vintiner过去两年一直在关注这种亚文化。他将自己拍摄的超人类主义者的照片分为三类：努力延长生命的人，将植入物当作人体艺术的人，以及试图永久改变人类状况的人。这些照片反映了科学创新者和幻想者之间的奇特结合。

考文垂大学的副校长Kevin Warwick是第一位将硅芯片应答器（能让他自动打开门和灯）植入皮下的人，而且宣称自己为“电子人”（cyborg）。四年后，他推出Braingate，这种装置有着数百个接入神经系统的电极，通过互联网传输信号，一开始控制仿生手，然后直接与他的妻子（也有自己的Braingate）“交流”。Braingate目前被用于研究帮助瘫痪患者，但是Warwick的工作还没有被主流医学、学术界和商业科技公司广泛接受。

James Young在2012年伦敦东部的铁路事故中失去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随后他在一个电竞游戏比赛中获得了一条仿生手臂，它虽然有着机械式的未来主义设计风格，但却又沉又重，“正常”的活动功能也是受限的。Young计划用能够正确贴合骨头的模型将其取代，并最终与自己的神经意图结合。目前他正在众筹一个可以用大脑信号自然控制的骨骼植入物。他说道：“这个项目让我明白，拥有替代功能很棒，但是拥有你需要的核心功能才是最棒的。”

Neil Harbisson住在巴塞罗那，天生具有罕见的眼疾，只能看到灰色。2006年，他的外科医生将一根天线固定在他头骨上。天线会将色谱转换为音符，并通过骨传导将数据传输给他。他用声音看到颜色，例如蓝色对于他来说，是中央C。他说：“这不是两种感觉的结合，而是一种新创造的感觉。”这种感觉也能让他看到紫外线和红外线。

Harbisson成立了Cyborg基金会，用以向世界各地的年轻黑客和超人类主义者们提供参考。他认为自己已经进化为一种后人类的状态，更接近有着相似认知器官的生物，例如同样能感受到紫外线的蜜蜂。他将这种意识称为“跨物种”，并将其同跨性别运动相比。他说：“我们面临着许多和跨性别群体一样的问题，生物伦理委员会曾经不接受变性手术，而我们的情况则是，他们不接受跨物种的手术。”

十年前，被称作“电子眼人”的Rob Spence用摄像机取代了他在童年事故中不幸失去的右眼。他可以用这只电子眼记录和传输他看到的一切。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家为自己安装了这个装置。Spence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同商业公司讨论开发电子眼程序，然而由于法律和医学问题，所有人都最终选择撤出。

Tiana Sinclair是一位计算机科学、语言学和视觉文化的研究者。在上图中，她展示了脑波技术，这个装置通过头盔转化大脑注意力，从而控制外部的物体，例如图片中的无人机。她说：“一旦这种技术发展成为主流，就会有很多可能性，而已经有人通过这种方式控制假肢了。”

编译：EON

When man meets metal: rise of the transhumans

At the borderline of technology and biology, ‘bodyhacking’ pioneers are defying nature to redesign their own bodies. Is this really the future?

这绝非我们的初衷。我们不是研究种族或是战争的学者。我们所感兴趣的是原始的合作行为是如何产生的。所以我们设计了生活在虚拟社会里的计算机程序，并且让它们互相玩一种特殊的游戏。这游戏非常容易触发复杂的社交行为，就像软香蕉滋生果蝇那样容易。

这个游戏被称之为囚徒困境。它有很多种形式，但是游戏的核心在于让两个人选择合作或是欺骗。如果他们同时选择欺骗对方，两人的游戏收益都会很差。如果都选择合作，两人都会获益。但是如果一方选择合作而另一方选择欺骗的话，后者能获取比两人都合作时更大的收益。

这个游戏的普适性广泛到可以引起政治哲学家的兴趣，但其细节又严密到可以用来指导计算机程序模拟。作为一个研究人类行为的数学工具，它可以与伽利略的平滑斜坡，或是孟德尔的豌豆媲美。是选择参与罢工，还是选择溜出罢工纠察线偷偷开工？是选择控制生产以维持高价，还是选择低价倾销破坏价格联盟？是选择在学习小组里尽职尽责，还是选择划水，把工作留给别人做？这些都和囚徒困境这个游戏有关。

Is Tribalism a Natural Malfunction?

What computers teach us about getting along.

计算机模拟的原理很简单：我们让有限理性的计算机程序在虚拟世界里反复玩这个游戏，记录它们的收益，并且冷酷无情地奖赏那些玩的好的，惩罚那些玩得不好的。那些成功的程序们会把它们的策略传给下一代，但并非完全照搬，而是偶尔加上一点微小的变化，以模仿在文化演化过程中常见的随机漂变。

我们还给这些程序们一个简单的语言，以便让它们思考。再加上足够的计算资源可以让它们拥有记忆，并据此作出决断。对于每一代计算机程序，我们都让它们两两配对反复玩这个游戏。这和真实生活有点类似：我们总是反复面对同样的交易伙伴，而如何对待他们是有后果的。两个鲁滨逊在沙滩上如何互动，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对世界的建模。

当我们建立的这个小社会经过一定的发展演进之后，我们所期望看到的是囚徒困境在很多人眼里的最优解：以牙还牙。即程序在开始游戏的时候选择合作，一旦被欺骗就选择用欺骗作为报复，但每次被欺骗仅仅报复一次。以牙还牙是荣誉感的基石，即善待他人（除非有理由不这么做），并且及时地原谅别人。

尽管如此，在我们设定计算机模拟允许所有策略可以任意演化的情况下，结果中还是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东西。经过早起的群雄争霸阶段，其中的某一个计算机程序会迅速崛起，在数百个世代的时间里统治这个虚拟世界。直到某一天它突然崩溃，将世界抛回之前的混乱阶段，如此循环往复。如果这个世界有考古学家的话，他会发现历史是由长期的繁荣和短期的混乱交替构成的。

另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是，参与模拟的计算机程序的“总人口”并不是我们事先预想的那样主要由审慎而具有荣誉感的“合作者”构成（译注：即前文所描述的最优解，或“以牙还牙”策略），而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奇怪组合。有天晚上，我们在将整叠的图表归档的时候突然想出了这个奇怪现象的原因：占据总人口主导地位的计算机程序会用对方的行为模式作为标识，以此识别出自己的同类。

比如说，在囚徒困境的开场阶段，“以牙还牙”的计算机程序输出了一个特定的行为序列：合作，欺骗，欺骗，合作，欺骗，合作。如果它的对手也使用了该行为序列，且上一轮被欺骗的话就以欺骗来回应，上一轮对方合作的话就以合作回应，这样一来它们终究会达到一个永久合作的场景，相互之间给予对方合作收益。

但是对于那些不知道这个行为序列的程序们，情况就不那么令人乐观了。任何对于既定行为序列的偏离都会导致永久的全面战争，有时甚至以自杀性攻击的方式导致参与游戏的两个程序的共同毁灭。因为该行为序列几乎不可能被随机的变异所模仿，所以仅仅只有那些具有统治地位的程序的后代才能获得遗传收益。因为只有它们才能继承这个行为序列，并以此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互相识别、无私合作。所有其它的程序都被消灭了，包括其它的那些使用“以牙还牙”策略的程序。具有该行为序列的程序持续地统治这个世界，直到有一天遗传变异逐渐累积，使得它们的后代们无法辨识出彼此。这时候它们就会兄弟反目，像曾经对待外人那样对自己的亲属们大开杀戒。整个过程仿佛是一个种群层面上的自体免疫疾病。

我们把这个有效的行为序列称为示播列*，出自《希伯来圣经·士师记》中所记录的种族灭绝：

基列人把守约但河的渡口，不让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让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示播列。以法莲人因为咬不准字音，便说西播列。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但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四万二千。

*译注：在《希伯来圣经·士师记》12章，基列人击败以法莲支派，幸存的以法莲人试图渡过约旦河回到本国领土，基列人夺取了渡口，阻止他们回去。为了识别并且杀死这些逃难者，基列人对每一个过河的人进行一项试验，因为以法莲人的方言缺少/ʃ/这个音。

示播列广泛存在于人类文明和冲突之中。在芬兰内战中，不能正确的发“yksi”（芬兰语的“一”）的音的人会被认为是俄国佬。漫步于曼哈顿街区的游客们也会因为把豪斯顿*街念成了休斯顿街而迅速暴露。

*译注： Houston Street名字来源于威廉·豪斯顿，而其拼写正好和德州大城市休斯顿是一样的。

而在我们所创造的虚拟空间里，计算机程序们成功地使用示播列统治世界消除异己。就算统治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继承混乱的也是它们的后代。进化的无形之手找到了一个简单而又残酷的生存方案。

这是个清晰而又野蛮的社会图景。但这只因为我们只给了计算机程序一点点计算资源以进行思考。如果两个完全理性的程序面对面又会怎样呢？如果它们了解对方也是完全理性的话，根据理性的定义，两个完全理性的个体，在面对同一问题时，应该作出同样的反应。在此基础上，两者应该同时选择合作。而这一选择并不是出于利他，而是两者同时认识到如果选择欺骗的话，对方也会欺骗，结果只能导致双输。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社会的频谱。在频谱一端是思维能力极为有限的程序所构成的狭隘文明，最终沦落为残酷的部落社会。另一端是完全理性的参与者构成的合作型社会。

在这个两端由兽性的程序和天使般的理性构成的频谱上，人类处于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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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人类是超级理性的，亦或是在趋近于超级理性，则我们有理由乐观。弗朗西斯·福山在1992年发表他的历史终结论时的想法也许是类似的。尽管福山的论证来自于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如尼采和黑格尔，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对其进行改写：一个足够复杂的对人类社会的模拟将会终结于一个高度理性、自由民主、并且是资本主义式的秩序主流，相对的是分散而不稳定的一些非主流秩序敌人。

福山的论证不仅仅是基于哲学推测，更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共产主义阵营在西方的溃败，电子媒体的繁荣，开放的边界，和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牛市。

而现在，他的思想更像是对过去那个时代的梦想的纪念（他书中一个章节甚至被命名为“卡带式录像机的胜利”）。我们的文化还在演化，但并不像是朝着某种大团圆的方向演化。我们所做的计算机模拟在21世纪的灾难和混乱面前变得真实起来。9/11事件二十年后，即便是自由开放的西方民主社会也开始认同人类行为的黑暗面和比福山要悲观得多的理论家们。

这些理论家比如卡尔·施密特就认为民主社会的审慎仅仅只是威权力量的伪装。或是罗伯特·米契尔斯，他通过对政治权利不平等的研究，认为民主是社会演化的过渡阶段，最终社会将被少数封闭的精英阶层所统治。立场相对的政治学家们都逐渐抛弃了对理性的政治秩序的幻想，而示播列在种族、国家、以及宗教事务上的决定性力量再一次显示出它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在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着一道宽阔而丰富的鸿沟，正如和它们相对应的计算机模型之间存在鸿沟一样。从米勒与我所创造的简单、暴力、理性匮乏的程序，到福山构想中存在于历史终点的超级理性合作者，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自由度可供发挥。所以，至少在模型的世界里我们能够保存一些乐观。

位于伯克利的机器智能研究院（MIRI）专门研究计算机程序在资源受限条件下的行为。研究者们创造出理性并且能够互相检阅其行动代码的计算机程序。他们寄希望于这种程度的信息透明度可以解决合作问题：如果我能通过模拟对手的代码而预测它的行动，那么我可能会认为欺骗是得不偿失的。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对手的代码里包含了对于我的预测行为的模拟，并且试图从中获利呢？在非对称的理性条件下，解决这个问题极费脑力。

某些MIRI创造的计算机程序熟悉的像是你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角色。比如说“结党机器人”就只和它代码一样的程序合作。它只关心代码在字母层面上是不是完全一样。再比如说“公平机器人”就不会纠结于表面相似性，而是试图证明对方会不会和它合作。基本上“公平机器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我能证明我的对手会跟我合作，那我就会跟它合作。

那么这些程序进行互动的结果如何呢？尽管整体的结果是令人矛盾的退步，但某些用来预测程序在囚徒困境中行为的研究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合作的可能性，即使参与者是那些资源受限的程序。比如说“公平机器人”就能在代码不一样的情况下识别出类似的公平程序对手。这一结果说明多样化和合作行为是有可能同时存在的，至少是在参与者足够聪明的情况下。[1]

而且就算是残忍的种族灭绝程序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考。它们来自于电路板，生长于德州的一台超级计算机。它们不能为自己的行为仰赖任何生物性的借口。也许，我们也不应该从自身的基因中找借口：如果一个行为普遍到能用最简单的模拟程序生成，那也许我们的正确做法不是害怕或是崇拜它，而是设法应对和治疗它，就像我们对待癌症和流感一样。

如果我们仅仅把部落心理当作是某些认知系统有待克服的自然缺陷，无论是硅基的还是碳基的认知系统，而不是普遍真理或无法摆脱的原罪，世界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1. Barasz, M., et al. Robust cooperation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 Program equilibrium via provability logic. arXiv 1401.5577 (2014).

翻译：小聂，编辑：EON

费伊·普德汉（Fay Purdham）五岁时宣布她想成为一名母亲。但这有个小问题：费伊出生时还是凯文。“我妈当时说，不不不，你想成为一名父亲。”普德汉回应，“我当时说，不，我想成为一名母亲。那时我妈知道了，噢，我的孩子不一样。”如今普德汉快三十岁了，生活在英国北部的纽卡斯尔，希望子宫植入是变性人的下一个阶段。她幻想着成为一名有着大脚踝的怀孕母亲，还有大的妊娠纹。“想象一下能怀着我自己的孩子，哇，我太爱了。”

英国变性小姐竞赛马上要进行下一轮最佳选择了，普德汉在去年九月份赢得了第三名。她希望通过“为我投资基金”筹集到十万英镑，以支付一名代孕母亲的费用，使用她在做变性手术前21岁时冷冻的精子。她的追求成了国际头条。去年十月，《每日邮报》刊登了一篇吸引眼球的新闻：“变性模特想成为英国第一个身兼父母的人。”

生殖医学上已将母亲的定义从妊娠、分娩的母亲扩展到包括提供卵子的母亲以及生母。现在，这里有了第四种类型：变性母亲。这意味着，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中，母亲可以指一个从女人变性过来有着子宫的男人，以及那些停止服用雌激素替代治疗怀孕的男人，或者是让代孕母亲使用自己变性前冷冻精子的女人。简单来说，“母亲”和“父亲”不再仅根据我们出生时被赋予的染色体和性器官所决定，而是根据我们自己选择的性别。

2014年，一位名叫梅根·斯特布勒（Meghan Stabler）的美国企业主管和变性女性，被“工作母亲”杂志评为“年度最佳工作母亲” ——这是该头衔首次授予变性人。2013年，加利福尼亚州的非盈利组织“一起向前”（Forward Together）发布了母亲节电子卡片，名为“妈妈的节日我们的方式”，以反映性别流动的新现实。而就在去年，奥巴马总统宣布，性别认同不应成为寄养和收养的障碍。

众多团体机构正在拼命跟上节奏。斯特布勒得奖的同年，纽约慈善堕胎基金一致投票决定不再使用术语“女性”，担心他们可能会疏远想做人流的变性男人。北美的助产士联盟(简称MANA)也在挑选它的核心竞争力指南中的段落时,将“女人”和“母亲”这些词替换成“怀孕的个人”、“怀孕的父母”和“生育的父母”。

MANA的举动并不是没有反对声音。一个受尊敬的助产士联盟联合在一起表示了担忧。在一封公开信中，他们公然反对以下意见“加速目前这种趋势…否认重要的生物现实并且进一切断自然与我们身体的联系”，这对女性有着“有害的影响”。

关键是成为一个女人以及一位母亲意味着什么——而谁又被允许成为这样的角色。“本年度最杰出的职业母亲”斯特布勒在《赫芬顿邮报》撰文坚称：“我只是和其他妈妈一样。”她的首要任务是用高压工作来处理家庭事务。但她的声明提出了问题：究竟母性是天生的，就像我们经常被告知的那样——是一个爱的化学反应，是与妊娠和分娩紧密联系的自我牺牲的“变革”过程？或者说，它是一种可以后天学习的东西？最终，变性母亲究竟是强调其中的相似性，或者还是学习接受其中的差异性？

关于“ 女性特征”的声明是一场激烈的战役。“母性很显然具有唯一的女性特征。不是女性不能繁殖。” 《性别伤害：变性运动政治的女权主义分析》（2014）一文的作者、学者希拉•杰佛里斯（Sheila Jeffreys）坚持这一观点，她直言不讳地批评变性运动。纵观整个历史，杰弗里斯认为，男性一直统领着女性及其生殖生物学。她认为这种模式正在被变性女性所重复着。”这是“男人权利的又一章，试图控制妇女的身体和生殖过程。女性应该假装她们的身体并不重要。”

作为回应，变性运动谴责杰弗里斯是一名“TERF”或者说是“反对变性的激进女权主义者”（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变性活动人士认为杰杰弗里斯及那些和她同样思想的人，拒绝承认已经遭受可怕歧视的少数群体，而目前生育权越来越成为突出的问题。

那些从男人过渡的人是唯一的“合法”女人吗？

活动分子认为，要想与这些偏见斗争，语言必须变得更加具有包容性。举个例子，根据变性博主艾米特·斯托弗（Emmett Stoffer）的话，怀孕不再是女人的事情了，它是拥有子宫的人的事情。与女性身体相关的术语, 如卵巢、阴道甚至是妇女，正是原性别特权的例子(原性别是指那些从出生就被指定性别的人与其性别认同一致)。在网站“每日女权”上的一篇文章中，国际变性妇女网络聚会的组织者卢娜·莫布鲁佳（Luna Merbruja）责骂一团糟的固有思想，即“真正的女性”有月经周期。这就意味着，对月经的公开讨论是反对那些永远没有月经的人的一种党派行为。

结果令人困惑。“备受瞩目的变性女性被告知月经一词的使用具有歧视性，例如希望被称为女性的奥林匹克选手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甚至是堕胎服务提供者也不能使用月经一词。所以那些从男性变性而来的是仅剩的唯一‘合法’女性吗？”记者艾莉诺·波克特（Elinor Burkett）在去年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什么造就了女性？》中如此发问。

性别在人们的思想中正逐渐成为我们能选择并按正式意愿改变的东西。它同样被看作是一个染色体谱，每个人可以自己选择介于男性或女性中间的何种位置。一个人可能生来具有男性器官，看起来像个男人，或者是过去以男性的身份生活。但如果这样一个男人开始以女性身份自居，我们必须尊重并像对待女性一样对待她们。这个关于自我决定的巨大实验——否认了生物学和自我崇拜——有助于削弱、颠覆、动摇“母亲”这个词起源的神圣地位。

结合身份政治的崛起，现代医学已经推动身体和精神方面新的前沿。医生们现在可以在体外做出阴道和阴茎的形状；变性人可以增加或者去除他们的乳房，使用荷尔蒙来增长或是脱除毛发，接受整形手术来改变他们的长相。相比之下，子宫移植仍然在开发阶段，但是它本身也说明了子宫移植将可能被加入到外科手术的项目中。

然而即使在这个勇敢的新世界中，母性的圣洁仍然有些古怪。为什么如此传统的(也许有人会说,令人窒息的)一个角色可能会对那些变性女性如普德汉和斯特布尔来说如此重要，问题在于当前性别观念的易变性：因为如果我们与生俱来的性别不再是成就一位“女人”的首要决定因素，那么母性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基准。

在西方传统中，生物决定论坚持认为孩子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变得“完整”。“正是有这个信念，女性在生理上注定或者说程序上是具有母性的。” 多伦多约克大学“母性研究”的先驱安德里亚·欧瑞利（Andrea O’Reilly）这样说。因此，父母身份是实现个人成就的最终道路，并且渴望母性被认为是本能的，是一种在一定年龄的冲动。实际上，欧瑞利坚称：“我们被社会培养成具有母性特征——这正是我们养育女孩的方式。”

“母性”是一个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文化主体，从很多不同的概念中可以看出，母亲是什么，以及他们应该如何行为。在许多土著居民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孩子们不仅由自己的亲生母亲养育，还由许多亲密部落的“阿姨”共同抚养。在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家庭的后代们经常交给奶妈、保姆以及家庭教师照看。与此相反，美国20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超级母亲”被看成是历史的一座里程碑。在电视剧《快乐的日子》（Happy Days）中，马里恩·坎宁安（Marion Cunningham）扮演的中产阶级白人，温和的一夫一妻制的角色正是当时流行文化的体现。这位围裙母亲（千篇一律的郊区生活的产物）留在家里为她的丈夫还有孩子奉献自己的精力。

现在的假想是一个女人可以成为一名宇航员，但你仍然要成为一名母亲。

母亲如何受到女性解放的西方的巨大社会变化的影响。这些转变中最主要的是改变了对女性的期望，她们可以在养育孩子的同时有一份工作：根据网站Ancestryd的统计，从1860年开始，美国职业母亲的数量已经激增了八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选择成为母亲。在2014年，美国人口普查估计了年龄在15至44岁的女人中有47.6%的人从未有过孩子（年龄在40至44岁的女性中有15.3%的人无子女）。

然而，旧习难改。玩具店里针对小女孩们的货架上依然摆放着洋娃娃、童车以及微型烹饪台。相比之下，尽管男孩们以后同样要成长为期望中的父亲们，他们却没有被灌输视父母身份为自己性别与自我认识中与生俱来的一部分。“20多岁的女人拥有美丽的秘密，30多岁的女人拥有母亲的秘密。”梅·弗里德曼（May Friedman），一位在多伦多瑞尔森大学进行妇女研究的副教授这样说。欧赖利同意这一观点：现在的设想是（作为一名女性）即使你能成为一名宇航员，但你仍然要当母亲。

简言之，相夫教子仍然被认为是一种自然和直观的事。关于母性模棱两可的直白讨论，往好处说，是令人不舒服的，往坏处说仍然是个禁忌，包括了不开心的、遗憾的、或者是拒绝有自己孩子的想法。我们现在能根据自己的一员改变我们的性别，但是这个社会还像曾经那样根深蒂固地把女孩子们培养成母亲们，把平静的母性身份当成一辈子的生活目标。

所以那些变性父母该何去何从？在众多变性运动已推翻的知识挑战中，对完美母亲形象的所谓颠覆，就是提倡使用中性词形容“好父母”，并减少非中性词汇的使用。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变性人群中的教养形式绝非统一。一些变性母亲非常恐惧相夫教子，因为她们担心形成性别刻板的印象。举个例子，普德汉悲叹道：“我永远不会经历怀孩子的那种真正的联系。”直觉性的母性，以及粗脚踝：这都是坚持老式的女性美学的思想。

这对那些年轻一代的新变性人来说意味着很多。这些年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变性人是何时以及怎样成为父母们的。在过去，许多人是在做变性手术前有的孩子。一个早期的例子是著名的威尔士旅行作家约翰·莫里斯，同样也是已婚记者詹姆斯·莫里斯，在1972年经历变性手术前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爸爸。苦乐参半的喜剧《窈窕老爸》（Transamerica）（2005）”讲述了一个变性女人与他在17年前意外得来的儿子达成妥协的故事。最近的亚马逊电视剧《透明家庭》(Transparent)（2014-）更广泛地涉及到一个家庭逐渐认识并让步于他们的父亲是变性人这一事实。

如今，六岁的孩子已经可以和他们出生时的性别不一致了，青春期（正如直率的变性模特安德雅·佩芝（Andreja Pejic）的案例）正在被减缓或者被叫停。而且生殖权利变得更加重要：生儿育女有了更加广泛的选择讨论，包括冷冻精子、储存卵子或使用代理母亲。当变性人群已经以他们所期望的性别生活时，养育子女将变得更有可能进行下去。

对于普德汉来说，母性无所不在。当我们在一家时髦的伦敦酒店见面时，她坚持认为她现在是一个“女人”，而不是“新的，超性别”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女人，她一头扎进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冲动，也就是成为一个母亲。在她的Go Fund Me页面上，普德汉写到：“我恳求并且向人道主义求助，我感觉到成为一个妈妈的感觉是压倒性的。被我的孩子称呼为妈妈是我的梦想，请帮助我。”她的时间计划？“噢，上帝。”她探身过来告诉我，“明天，昨天。”

普德汉认为女性特征造就了一个母亲。但是否还有另外的路线呢？哲学家萨拉·鲁迪克在其书《母性的思考：迈向和平政治》（1989）中，提倡使用动词“相夫教子”作为性别中立；她建议，“相夫教子”不是我们性和性别的产物，而是一种实践。在过去，相夫教子只与女性工作有关，代表了女性的温顺、柔和、善良的品质。但在今天的世界，男人可以呆在家里，女人可以上班，性别可以改变 。“相夫教子”必须也扩大到其他范围。

女同性恋夫妇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目前主流的育儿方式。

同性权利已经铺平了道路。洛杉矶的威廉姆斯研究所表示，2009年约有16%的同性伴侣养育着子女，目前在美国境内各州领养小孩均合法，而不用在乎领养夫妇的性别。如今的变性父母育儿争议，正如同从前对于同性双亲的论述一样，即“他们能不能当父母？该不该当父母？怎么当好父母？我认为变性运动正在回到我们最初开始的地方。”欧瑞利说。尤其是近十年来，人们已经见证了学术界有意去除了“母职工作”的性别含义，“这是一次把母职工作和母体生物学分离开来的真正尝试。”

女同性恋夫妇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目前主流的育儿方式。母性，现在“解读成了能够由两位女性所共同分享的一个特质，它同分娩和母乳喂养并没有必然联系。”苏珊·古德温（Susan Goodwin）如是说。她目前是悉尼大学的副教授，合著有《好母亲：澳大利亚的当代母性》（2010）。

特雷弗·麦克唐纳（Trevor MacDonald）是一位正在履行“母职”职务的男士，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养育”。麦克唐纳在20出头的时候从女生变性成了男生，他通过服用睾丸酮让自己长出胡须，声音变得低沉；他做了双乳切除术，但选择不做彻底的变性手术，保留了自己的子宫和阴道。当遇上他的男性爱人并且结婚以后，这一对被认为是“男同性恋”的小两口，决定生个孩子。

麦克唐纳告诉我：“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身体构造可以生宝宝。”他停止注射睾丸酮，之后怀孕了，2011年第一次在家中分娩。自始至终，麦克唐纳自认为男性身份，他的两个孩子——5岁的儿子和1岁的女儿，都叫他“爸爸”。但他还是会在孩子婴儿阶段的时候，采用母乳喂养（从性别中立的角度，这叫“胸部喂养”），并且使用来自母乳网站“为婴儿提供母乳”所捐献的母乳来满足孩子们的哺乳需求。

麦克唐纳遭遇了公开反对：当他在飞机上给宝宝喂奶时，一位妇女责备他，说他的小孩“需要一对真正的乳房”。但总的来说，这次经历不仅让他开始质疑变性人的权利，也质疑起男性的权利，这些问题在他的著作《母亲在哪儿？变性父亲的故事》（2016）中进行了探讨。

“人们看到爸爸带着小婴儿的时候，通常会想，妈妈去哪儿了？她为什么不来照顾这个小宝宝。”他解释道，“我们的文化假定女性应该承担起所有照顾小孩的工作，特别是对于那些年龄尚小的孩子。这使得大家对女性怀有巨大的期望，而这实际上也负面影响了对男性的评判。”

不能恰当融入任意一个群体会造成许多问题。麦克唐纳参加了国际母乳喂养组织国际母乳会加拿大分会（LLLC）在他居住地的分部所举办的联谊会。为了感谢他们的帮助，他后来申请加入其中当一名志愿者。但他的申请被拒之门外：拒绝信说他们需要的是有“母职体验”的人。（其他人则从反面指责他：保守派新闻网站Breitbart.com讥讽说麦克唐纳生孩子这一决定应证了这一事实，“无论经历怎样的整容手术，一个人也无法逃脱自身生理学上的固有潜在天性。”）

当前大部分的强调聚焦于母乳喂养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现实选择，这些强调具有时代性。

“这一切很有趣，因为我根本没想过母亲是怎样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文化定义了它，而且总在谈论它。通过母乳喂养或者给孩子母爱，我看到了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如何履行这一职责。”麦克唐纳沉思着，宣称他会把这称之为“养育”。（LLLC后来更改了申请条件，麦克唐纳现在成了其中的一名志愿者。）

在《实质性突破：关于男人、母亲和母性的谈话》(2015)的一篇文章《束缚被打破》中，A.J.洛维克（A J Lowik）声称“哺乳的生理过程与‘优秀的’母亲（和父亲）的德育建设有所联系”——而这样一种结构正在被变性父母所改变。然而，正如洛维克所指出，当前大部分的强调聚焦于母乳喂养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现实选择，这些强调具有时代性：毕竟，在20世纪初雇用奶妈喂养小孩这一做法相当普遍。

麦克唐纳认为他的子宫、卵子和阴道只是功能性生殖器，并非附属于任何一种性别。它们只是单纯的“生殖所需要的机体部件”。母乳喂养对他而言也只是为了获利，是喂养婴儿的方法。而对其他人来说，这些事情显得意味深长。当美国跨性人、酒吧经理尼克·鲍泽（Nick Bowser）意识到自己怀孕后，承认那段时间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他的妻子比安卡同样是跨性人也是反串艺术家（他们都没进行过性别重置手术）。“我的大脑告诉我是一个人。但我的身体看起来却完全是另一个人。”去年他对ABC新闻电视节目《20/20》如是说。

一个性别流动的世界，也许有助于重组先前人们对家长所应扮演角色的死板期望，但如果相信这将创造一个没有性别的乌托邦——假如乌托邦真的是那样——这也太天真了。“变性妈妈确实会改变母性世界的景象。”古德温说，“但是我怀疑那些变性母亲仍会受到大家的评头论足，也不会拥有自己标准的形式。”

变性爸爸也是这样。当托马斯·比提（Thomas Beatie）2007年受到媒体关注，被称为“怀孕的男人”之后，一些评论员开始质疑，他借用了自己的子宫这是否还能被合理的认可为“男性”。攫取“好母亲”名号的“优秀变性父亲”面临难题，他必须牺牲已经建立起来的男性身份。正如洛维克所说：“一个优秀的变性父亲，是进行母乳喂养的那个人。尽管他自己可能会感觉到性别失调，尽管经历了变性手术，他还是这么做了。他必须忽略自己是否是一个“真男人”这个问题。”

所有成为变性家长的过程——不管是通过领养、代孕、自然分娩或者生育孩子之后再变性——全都困难重重。在这样一个把母性严重浪漫化的社会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偏见：社会活动学家达比·希基（Darby Hickey）表示由于她是一个变性人，她已经被妖魔化成“病入膏肓没法当妈”。

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始终存在的平台，可以密切的自我监督“正确”的育儿方法。母亲们自我推销，把自己暴露到批评之中，而且公开的评判别人。在《赫芬顿邮报》上，希基说她“总是困扰自己到底做的好不好，是不是个‘好妈妈’。”——这些问题因为她的变性人身份进一步加重：“如果我儿子在头上带个发卡或者穿一些粉红色带裙边的裤子，我会感到很担心。担心人们觉得我在试图给他灌输思想。担心他被别人骚扰。担心其他家长不让自己的小孩跟我的孩子一起玩耍。”

‘世界上有一百万种无性别小孩的特定称谓，但是却没有一个无性别家长的特定称谓。’

对于在悉尼扎根的变性人迪·厄格罗（Tea Uglow）来说，养育前妻的两个年幼的儿子（均出生在她“出柜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尝试让以前的经历合理化——要有前瞻性的视角。试图重写过去的历史毫无益处。”

厄格罗不再想要去获得“爸爸”这个男性化的标签，可她的前妻对于共享“妈妈”这个称谓感到有些不安，害怕她会夺走自己的角色。“这有点尴尬。”厄格罗承认。“这世上有一百万种无性别小孩的特定称谓，但是却没有无性别家长的特定称谓。只有当这个词汇存在后，我们才有可能谈论这样的想法。词汇的创造是为了满足需要。以后当我的孩子们摔倒，擦伤膝盖，或者当我走进家门的时候，他们可以不再对着我们喊‘家长’”。

这些期望可能，并且一定会发生转变。尽管变性政策有着新的可见性，但是进行一次关于性别全面彻底的改革并不太可能。从根本上说，“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尝试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脱离出来。”欧瑞利说。——而且不要忘了，对于绝大多数人，男性和女性的性别二元论仍处于支配地位。这种变性运动，它最后到底是会动摇，还是实际上只会巩固关于广泛认可的父母身份的性别论断，还有待观察。

普德汉并不为此苦恼。她耸了耸肩，轻轻拂过自己的长发。“从来没人给过你一本生活指南。人们对这个事情太认真了。”她说着，双眼凝视着泡沫咖啡上漂浮着的肉桂色心形拉花，“别管那么多了。我认为作为一名变性家长，当然是和一名普通家长完全一样的：养育孩子实在太他妈难了。”

原文：Is motherhood gendered?

翻译：任yu芳，黄玉杰   校对：EON

让我们（还有其他人）情潮涌动的事物常常听起来离奇而不可思议。乍一看，长筒雨靴、套头针织衫、停车场，似乎都与清醒意识中的性感毫无关联。但我们知道像这样的事物可以成为情欲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这些情欲唤起元素的不可思议之处不仅仅在于它展示了人之所以为人，它也会在亲密关系中带来麻烦。我们该如何启齿，告诉爱人我们想要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会深深困扰于自己的激动和颤栗将指引我们去向何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坚决反对残忍和暴力，而在幻想中我们（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对被持枪入侵者袭击的想法感到很兴奋。

弗洛伊德是最早认真对待我们关于性的困惑和担忧的人之一。他帮助我们认真看待性，坦诚面对它奇怪的方面，这很好。但他这么做的成本很高。他对我们为什么兴奋的分析与理智能想出的一切缘由相违背，往往涉及深埋在童年的线索，让我们觉得自己如此怪异以至于不知不觉就去抑制这些想法。结果经弗洛伊德之手，性比以往显得更危险更奇怪，也因此更难以对餐桌对面的爱人开口、更难以一种听起来理智的方式表达。

其实这也并没有什么神秘或羞耻可言。性兴奋很好理解，也并不与理智相冲突。它和我们在其他领域想要得到的形形色色的东西一脉相承。尽管我们的欲望之热切有时候听起来怪怪的（甚至可能令人不快），事实上它背后的动机是寻求美好的东西，追寻一种拥有理解、同情、信任、一致、慷慨与善意的生活。将我们点燃的那些东西，在本质上几乎总是在解决我们的忧惧、在象征我们希望事物呈现出的样子。

鉴于此，让我们分析一些常见的情欲唤起元素：

眼镜 GLASSES

焦虑：眼镜是思虑和严肃的象征。戴眼镜的人看起来多思多虑，不知这样的人是否有暇顾及我们。他们也许太忙太重要，而无法对我们和我们的欲望报以关注。

情欲：然而性爱网站的许多版面都在推出戴眼镜的人。为什么？因为当眼镜进入性爱，一种自然的并且重要的焦虑感被摊开而暂时得到了解决：思虑和严肃与身体的兴奋似乎不兼容。想象中的解决之道是戴着眼镜的这个人不仅多思多虑，还对性和身体抱有极大的兴趣。戴着眼镜的性爱象征着心灵与感官享乐并不遥相隔离，敏感与严肃可以在亲密中融汇。

制服 UNIFORMS

焦虑：我们常常害怕权威对我们抱有恶意，不理解或不同情我们的需求。那将使我们的生活无趣而令人厌倦：一切我们想做的事都被禁止，我们被要求做乖顺无趣的人。

情欲：对身着制服之人的性幻想是畏惧权威的一种假想解决方案。任何制服都能点燃激情：从最常见的商务套装，到医生、护士、水手的制服……这些职业让我们感到害怕和威胁，而邀请制服加入我们的性游戏，降低了它们施加的压力。制服仍然代表权威，但是现在权威站在了我们这一边，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对我们报以关注。水手不再冷漠无情地掌控一切，而是为跟我们在一起兴奋不已，她不再是敌人，而是与我们亲密无间。

在情欲语境中的理想状况是，权威能够帮助我们而不是阻碍我们，能够使我们安心而不是威胁我们。我们想象着一个乌托邦，那里的力量、组织、整洁与秩序都是为了让我们更自在、更放松，做更真实的自己。

奴役 SLAVERY

焦虑：我们从小被教育要独立。我们的个人主义文化总是轻视依赖与从属，把我们推向一种理想化的孤独的成熟。

情欲：在情欲中，似乎许多人会被完全的被动和服从点燃，以逃避过于紧绷的成年生活。做一个“奴隶”意味着某个人会清楚地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会负全部的责任，会免除你的选择。这听起来很吓人，因为我们能想象出的大多数奴隶主（甚至大多数老板）都是可怕的。他们并不以我们的福祉为念。他们不会心怀善意。所以我们想要独立，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身边似乎并没有什么人足够好而值得我们去服从。

然而在性情境中，我们深深希望能跟一个值得完全忠诚与投入的人在一起。就像所有性幻想一样，这当然无法在实际上解决引起兴奋感的那些焦虑。但我们不去担心这些幻想在解决现实问题时是否注定失败，在此我们寻求的仅仅是对情欲的诠释和同情。

主宰 DOMINATION

焦虑：当代生活要求极度的礼貌与克制。我们不得不约束自己的张扬跋扈。当然，私下里我们过着全知全能的生活：以为我们知道对别人来说什么是好的，觉得某些人就该被刻薄对待。在内心深处，我们可能想要特别专横、特别苛刻、特别坚持。我们想要强行得到完全的服从。但在现实生活中这很难，因为极少数人会信任我们，让我们拥有这样的权力；我们并不处在能任意施展权力的位置。

情欲：其中的幻想在于某个人会承认我们的力量和智慧，会认可我们的才能，并将自己完全置于我们的掌控之下。不再需要克制，不再需要欲言又止。在性幻想中，某个人将自己交付我们手中，就像我们一直以来希望的那样。这是在尝试处理一个非常微妙但又非常实际的问题：什么时候一个人有权将决定性的力量施于另一个人。性游戏中这一切并不是充斥着焦虑和担忧（可能误解他人的意愿，可能有怨恨，可能伤害到别人），我们发出的指令只会给承受的人带来欢愉。

暴力 VIOLENCE

焦虑：小时候，我们尽可以蹦蹦跳跳，和小朋友们撞在一起也没什么，甚至更开心。而作为成年人，我们必须谨慎再谨慎。一切暴力都被禁止。我们害怕力量，不管这力量是针对我们还是来自我们。

情欲：但在白日梦中：发出一击、或是被击中，也许挺不错的；对方可能粗野起来，你也可以更强势。这可能挺暴力，可能处在野蛮的边缘。然而神奇的是，没有人会真的受到伤害。没有人会失去什么。另一方会接受这些暴力、这些极端的可能性。他们不会被吓住。你不必这么小心；过后，你们将拥有的是爱和闲适，直到下一次。

这幻想在于对我们和他人来说，暴力不再是坏的；我们的愤怒和攻击性可以被安全地消耗，不会给对方造成不快，事实上还会受到欢迎——对方的怒意也不会破坏我们的生活，事实上还会给我们带来温和的颤栗。

户外/公共场合性爱 OUTDOOR/PUBLIC SEX

焦虑：面对公共领域我们很容易害羞；我们感到必须防备着展示出最佳行为：在电梯里，广场上，购物中心里，车库前。甚至大自然也被看作一个敌意满满的危机四伏之地。

情欲：我们渴望在户外、在公共场合、在大自然中能像在家里那样自在。去回应对在电梯、在图书馆的书架间、在加油站后的户外、在公园里做爱的抑制。户外性爱带给我们的欢愉就像野餐：将居家的东西带到室外，是驯服世界的一种方式。任何与室内紧密相连的活动一旦在室外做来都能令人愉悦，因为这象征着我们征服了自己的焦虑——这是一种在这世上就像在家一样放松自在的想象。

来源：The Book of Life    翻译：周一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