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的研究员正测试经典的“情绪匹配”范式：屏幕上一张张面孔闪现，受试者在怒、悲、喜的固定列表里选词。这位实验员做了一个不寻常的动作——把那些情绪词全部删掉，只让受试者自由写下任何想到的情绪。那次的实验发现，情绪识别率从75%跌到不足50%，而在偏远文化群体中，准确率更是近乎随机。她后来回忆道：“只需要稍微调整实验方法，传统情绪观一向支持的“情绪识别普遍性”现象便显著下降。”

这位实验员名叫丽莎·费尔德曼·巴雷特（Lisa Feldman Barrett），是科学畅销书《情绪：情绪是如何产生的》（2017）的作者。书中，她公然挑战达尔文以来“情绪普世、面孔万能”的正统，提出大脑实时“构建”情绪的理论。也是在那本书里，她提出一个新概念——情绪粒度（Emotion Granularity）。

情绪粒度指个体区分并命名情绪体验的精细程度。高粒度的个体拥有更丰富、准确的情绪词汇与体感映射。有趣的是，情绪粒度被指出和多个“看似无关”的重要功能有着着向关联：决策、注意力和内感受。而科学家们也在一次次实验、复现和质疑中慢慢道出这份结论的原委。

情绪粒度渗透生活

决策

2024年《心理学前沿》的一篇元分析荟萃了43项实验研究，样本量近8600名参与者，发现情绪粒度越高，个体对决策框架的转换越灵活，落入“偏误”的可能性也越低。换句话说，我们更可以跳出我们的“直觉性思维”，深思熟虑后决策。研究者进一步指出，情绪粒度高的个体在投资情境中的损失厌恶，即“同等程度的收获和损失的情况下，对损失有更强烈的“痛觉””更低，在并购模拟情境中的过度自信指数总体下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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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的传统基础建立在两个常识性的假设上。第一个假设是，我们可以准确地感知到他人的情绪。换句话说，人的面孔和身体被认为是能够传递快乐、悲伤、愤怒、害怕和其他情绪的，如果你观察得足够仔细，就可以像阅读纸上的文字一样阅读这些情绪。第二个假设是，情绪会不可避免地由外部世界的事件引发，而你可以学会用理性控制它们。这种绝对理性也正是西方文明最崇尚的。例如，在很多司法系统中，声称情绪劫持了理智的激情犯罪（crime of passion）和存在有理性计划的预谋犯罪（premeditated crime）之间有区别。同样的观念也存在于经济学中，几乎所有流行的投资者行为模型都将情绪和认知分离开。

这两个核心假设都非常有吸引力，并且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符。然而，在当下这个神经科学的时代，没有一个假设能够经得起科学检验。来自我的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的大量研究表明，仅是面孔和身体的话，并不能以任何一致的方式传达任何特定的情绪。此外，我们现在知道了大脑不存在分离的情绪和认知过程，因此其中一个过程是不能去控制另一个过程的。如果这些表述违背你的常识，我能够理解。但是我们的情感体验无论如何引人瞩目，都不能反映我们内部发生的生物学反应。我们对情商的传统理解和实践亟待调整。

让我们先假设你能够准确地感知到另一个人的情绪。从表面上看，这似乎足够合理。瞥一眼某人的脸和肢体语言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感受，对吗？从小我们就被教导，笑脸是一种意思，皱眉却代表完全相反的意思。挺胸抬头是骄傲的表现，垂头丧气则代表了悲伤。

这个假设有一个大问题：在现实生活中，面孔和身体不会以这样简单直白的方式出现。快乐的人有时会微笑，有时不会。有时他们甚至会哭泣（比如在婚礼上）或是在悲伤时微笑（在思念已故的挚爱姨母时）。同样，一个皱眉的人可能是生气或只是在努力思考，甚至是在消化不良的情况下。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情绪具有特定的、一致的表达方式。

大量科学研究证实了这些观察。当我们在人们的脸部放置电极以记录肌肉运动时，会看到面孔的主人表达相同的情绪时，面部的肌肉会以不同的方式运动。就身体而言，数百个研究表明，同一情绪在不同样例中由不同的心率、呼吸、血压等因素构成，而并非千篇一律的样板式构成。

即使是在大脑中，我们注意到单一的情绪，例如恐惧，也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大脑模式处理，无论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人之间。这种多样性不是随机的——它依赖于你所处的情景。

简而言之，就感知他人的情绪而言，面孔和身体并不会提供标准答案。

简而言之，就感知他人的情绪而言，面孔和身体并不会提供标准答案。相反，个体与个体表达情绪方式的差异才是常态。你的大脑可能会自然而然地开始对某人在情景中的动作做理解，这一过程使你能够猜测个体的感受，但你始终是在猜测，而非觉察。如今，我已经非常了解我的丈夫，能明白他皱眉何时意味着他在困惑，又何时意味着我最好还是别出现。这是因为我有着多年的经验，来理解他的面部运动在不同情况下所代表的含义。然而，一般而言，人们的肌肉运动非常多样。现代文化流行训练情商，我们需要了解这样的多样性，并确保你的大脑能够自主理解它。

第二个有缺陷的假设是，理性思维能控制情绪。情绪常被视为需要付出认知力才能驯服的内在猛兽。然而，这个观点根植于大脑演化的伪科学论。关于情商的书籍和文章声称，你的大脑中有一个从爬行动物那里继承来的内核，而你从哺乳动物那里继承来的野性、情感脑层包裹着这一内核，而上述这些都被人类独有的逻辑脑层包裹并控制着。自1950年以来，这种叫“三位一体大脑”（triune brain）的三脑层观点都很流行，却缺乏现实依据。大脑并非分层进化的。大脑就像公司，随着规模的扩大会调整组织。人类的大脑与黑猩猩或猴子的大脑之间的区别不在于脑层，而在于微观层面上的的布线*。如今，已经发展了数十年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你的大脑中并没有特定的部分专门用于思想或是情感。当数十亿的神经元一同工作时，两者都是由你的整个大脑协作产生的。

*译者注

大脑的微观布线，即大脑中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映射情况。

虽然三位一体大脑论纯属虚构，但却引发了很成功的公共关系运动。就算是三位一体大脑论已经被脑演化专家证伪的数十年后的如今，人们仍然会用“蜥蜴脑*”（lizard brain）这样的短语，并相信情绪是大脑的微小回路在受到正确诱因时，不受控制地激发而成的。而且，在某些深处，认知和情感仍在生物层面战斗。毕竟在西方文化中，许多人就是这样体验情感生活的，就好像情绪方面想要做冲动的事情，而认知方面会抑制这样的冲动。这些令人信服的经历-——情绪上的失控和理性上的控制——并没有揭示它们在大脑中的潜在机制。为了提高对情商的理解，我们必须抛弃大脑的运行机制是脑层之间的博弈的想法。

有理有据地定义和实践情商的方式源自现代神经科学视角对大脑功能的解读，称作构建（construction）：科学家发现，大脑根据需要自动且动态地产生所有的思维、情绪和感知。这个过程完全是无意识的。看似你有类似反射的情绪反应，且毫不费力地感知到其他人的情绪，但其实，你的大脑在做着其他毫不相关的事情。

总结来说，你的大脑最重要的任务并非思考、感受甚至观察，而是维持你身体的活力和健康，确保你能够生存并茁壮成长（并最终生育）。你的大脑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就像老练的预言家，大脑在持续预测着。它的预测最终会变成你体验到的情绪和你从他人那里感知到的情感表达。

*译者注

蜥蜴脑，又称爬行脑，在三位一体大脑理论中认为其是大脑最为原始的部分，掌控运动。

你的大脑存在于一个无光无声的盒子中，名为头骨。它所接收的是世间正在发生之事的感官作用——躯干传感器传递的声、光、气、味、触——并且要推测是什么引发了这些知觉。因为，不同的声、光、气、味、触有着不同的诱因。为了做出这些推测，你的大脑依赖于过去的经验：在过去类似的情况下，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知觉？从演化的角度，又是什么对你的生存有益，并且为了生存繁衍会继续被需要？根据所处的特定情景，你的大脑能够结合过去的经验来对这些感知做出最恰当的反应。以史为鉴，你的大脑不断预测着你要经历的每一件事、做出的每一个动作，以此来猜测世间发生了什么，以及你该如何去应对。

从大脑的视角来看，身体不过是又一个可理解的信息源——心脏的跳动、肺部扩张的拉力、发炎导致的发热等等。这些身体变化在客观层面上并无情感意义。例如，胃痛的诱因可能是厌恶、焦虑，又或者单纯是饿了。因此，绝大多数时间，大脑都在对你的身体需求（水、葡萄糖、盐）进行微预测，并试图在需求出现之前满足它们。在此过程中，你的大脑还会预测这些生理变化带来的感受，例如，感知到你的心脏在胸腔中怦怦直跳，以及你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这些持续不断的预测——是自主且无意识地发生的——形成了你所想、所感、所见、所嗅或以其他方式所体验到的一切的基础。情绪、思想和认知就是这样产生的。

因此，情商所需要的是能通过预测以制造大量且灵活的情绪的大脑。在棘手的情况下，通过过去的情绪，你的大脑将构建最有效的情绪来提供帮助。如果你的大脑有很多可选项，你将会更有效率。如果你的大脑只能做出刻板的快乐笑脸和撅嘴的悲伤，那么这就会是你在他人身上所体验和感知到的全部。但如果你的大脑能够让你皱眉地愤怒、微笑地愤怒、瞪大眼睛地愤怒、眯眼地愤怒、大喊地愤怒、无声地愤怒甚至是与他人一起地愤怒，那么你的大脑就能够更加细微地根据所处的情况调整你的情绪和行为。换句话说，你拥有了更好的情商工具。

当你学习新词汇时，你就造就了大脑的微布线，让它有能力构建新的情感体验。

这种能力被称为情绪粒度（emotional granularity），我和我的学生在约20年前发现了它。我们要求数百名测试参与者在手持计算设备（这是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记录下他们全天的情绪。从数据中，我们发现人们使用相同的情感词，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同样的事情。例如，一些人使用类似“愤怒”、“害怕”和“悲伤”来表达完全不同的体验，而另一些人会交替使用这三个词来表达“感觉不好”。

情感粒度有点像品酒。葡萄酒专家能够察觉到风味及其细微的变化，即使是来自于同一葡萄园的不同批次。经验较少的人可能无法品尝出这些区别，但或许他们至少可以把黑皮诺*和梅洛或赤霞珠区分开来。葡萄酒小白很难做出这些区分，或许他可以区分开干葡萄酒和甜葡萄酒**，或者对他而言它们尝起来都只是酒精。

*译者注

赤霞珠、梅洛、黑皮诺都是常见的酿酒红葡萄品种，所酿的酒在颜色、口味和口感上存在差异。

干葡萄酒和甜葡萄酒是两种葡萄酒类型，在口味上的区别主要存在于含糖量，甜葡萄酒的含糖量更高。

同样，表现出高情感粒度的人是情绪专家。他们的大脑能够自动构建具有细微差异的情绪体验，例如惊奇、诧异、吃惊、惊呆、震惊。对于适度情感粒度的人而言，这些词可能表达了相似的概念——“惊讶”。对于情感粒度较低的人而言，这些词可能都只对应着情绪激动。

情感粒度是情商的关键因素。如果你的大脑能够自动构建出不同情感，并很好地区分它们，那大脑可以更好地根据你所处的情景调整你的情绪。你也更有能力在瞬间预测和感知他人的情绪。你了解越多的情绪，你的大脑也越能从别人的行为中自动构建情绪含义。虽然你的大脑永远只能猜测，但当它有着更多的选项时，它能够正确猜测的可能性会更大。

如何使你的大脑产生更多样的情绪并提高自己的情商？一种方式是学习新的情感词汇。每个新词汇都会使你的大脑有能力做出新情绪的预测，你的大脑可以将其作为构建未来体验和感知并指导行为的工具。并非认为其他人是一般性“高兴”，学着去区分更多的细节，而不是做出“其他人是高兴的”笼统判断。他们是“喜出望外的”，“心满意足的”，还是“心怀感激的”？他们是“生气的”，“愤慨的”，“厌恶的”，还是“愤懑的”？更细的情感粒度可以让你的大脑为一系列不同的行为做好准备，而更一般性的情绪（愤怒、高兴）会提供更少的信息，并限制你的灵活性。

通过扩大情绪词汇量来提高你的情商是具有神经科学基础的。你的大脑并非静态的；它能够根据经验重新自我布线。当你专注于学习新词汇——情感相关的或是不相关的——你都在塑造大脑的微布线，让它更有能力构建这些情感体验与对他人的情感感知，并在未来更加轻易地完成这些构建。总之，你学习的每一个情感词汇都是未来的情商新工具。

能够构建更加细微情感体验的人，有超出预期的社交优势。耶鲁大学情绪智力中心*的研究显示，拓展孩子的情感词汇知识，能够提升其在学术上的表现以及社交行为。表现出更高情感粒度的成年人通常更为健康，更少看医生，更少服药，且住院时间更短。

*译者注

耶鲁大学情绪智力中心网站：https://ycei.org/

外语是提升你大脑情感库中新情感词汇的庞大来源。你可能已经知道了“schadenfreude”，这是一个来自德语的词汇，意思是“因他人的不幸感到高兴”（或者用中文的说法幸灾乐祸）。其他语言中充满了英语中没有直接对应的情感词汇。例如菲利宾语中的“gigil”，表达了“一种想要挤压可爱到令人无法忍受的东西的冲动”，以及“iktsuarpok”，表达了“因纽特人在等待某人到来时的期待和急切的感觉”。当学习到这些外语词汇和其背后的概念时，你将会拥有能力从他人那里到感知这些情感，甚至亲自体验到它们。

有趣的是，情商也知道什么时候不去构建情绪。当你感到不知所措时，请花点时间思考对你感受的非情绪化解释。可能你胃里的那种感受并非焦虑，而是决心。也许那个暴躁的同事只是饿了。与母亲交谈时感到压力并不意味着她说错了什么。记住，你的大脑总是在猜测，且这样的猜测有时会是错误的。

二十年前，当《情商》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时，科学家们还不知道会预测的大脑，或是你听到的词汇会影响你的大脑布线，而情感粒度才刚被发现。毕竟，科学只是我们凭借手头已有的证据对世间之物如何运作的最佳理解。当人们有了新发现，解释有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就是科学的运作之理。许多传统上被置于情感领域之外的因素，例如你的词汇量，都会对你所感、所见、所做有着深远的影响。为了将情商引入现代，我们必须了解到这些因素是什么——即使它们挑战了常识——并明智地运用其来了解他人和自己。

译者：苏打美式；校对：胡夏天；编辑：eggriel

原文：https://nautil.us/emotional-intelligence-needs-a-rewrite-6418/

但是，因情绪留下眼泪或许不是人类独有的行为。今年8月22日发表在《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上的一项研究表明^[1]，狗也能流下幸福的眼泪。研究人员发现，当宠物狗在与仅分开了几个小时的主人重聚时，它们的泪水会充盈眼眶。研究者的直觉告诉他们：这是由于催产素的骤然激增，即所谓“爱的荷尔蒙”，因其在社会联系中的重要作用而被命名。

论文题目：

Increase of tear volume in dogs after reunion with owners is mediated by oxytocin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心理学家洛里·科根（Lori Kogan）^[2]评论：“这是一篇非常有趣的论文，很有巧思。”她也补充道，这项研究还在“非常初步”的阶段。科根的研究方向是人与动物的互动。她曾研究过狗主人的催产素动态，并称这篇论文的发现与她对动物的专业知识和个人经验均相符。她说：“我们所有养狗的人都知道，当我们与他们重聚时，狗真的非常非常高兴看到我们。”

催人泪下的重聚

几年前，日本麻布大学兽医学院的动物行为研究员菊水武文（Takefumi Kikusui）的贵宾犬小茉莉（Jasmine）刚做了妈妈^[3]。根据菊水写给《科学家》（The Scientist）的电邮中回忆，当小茉莉给她的宝宝喂奶时，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事情：她流泪了。这让他想到，催产素可能会增加泪水分泌。而催产素是一种雌性激素，在雌性哺乳动物分娩和哺乳时产生的更多。

菊水的研究小组^[4]以及其他研究人员^[5]曾发现，当宠物狗与它们的主人互动时，它们体内的催产素会增加。菊水说，他和他的团队假设，在长期分离后与主人团聚“对狗来说是一个关乎情感的事件”，其标志是泪水分泌和催产素激增。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研究人员将幼犬与它们的主人分开几个小时，再让他们重新团聚。在它们见到彼此的五到七分钟后，科学家们对狗进行了希默氏泪液测试（Schirmer tear test）来检验泪水量。研究者也检验了在狗与非主人的熟识者分开再重聚后产生的泪水量，并将其与前者对比。不出所料，狗在与它们的主人重聚时产生的泪水，远远多于与熟人重见时所产生的眼泪。

为了验证催产素是否能够促使泪水分泌的增加，菊水的研究组在狗的眼睛上涂抹了一种含有此激素的溶液。另一对照组的狗涂抹了含有相同氨基酸成分制成的无激素容液，以此对比证明了催产素显著增加了泪水分泌。

荷兰蒂尔堡大学的心理学家阿德·温格霍茨（Ad Vingerhoets）^[6]长期研究情绪和泪水分泌之间的联系（甚至曾撰写《为什么只有人类哭泣》[Why Only Humans Weep]^[7]），称催产素促进泪水分泌的想法是合理的。虽然人们对情绪性眼泪产生的机制还不完全了解，但有些研究者认为，一种通常与催产素有生理联系的荷尔蒙——催乳素^[8]，促进了眼泪的产生。温格霍茨举了个有趣的例子。他提起2004年的纪录片《骆驼骆驼不要哭》（The Story of the Weeping Camel）^[9]中的一幕：一只最初拒绝自己幼崽的母骆驼最终允许它吸吮奶水，而她也开始流泪。所以他说，也许非人类动物也会哭泣。

你的狗爱你吗？

温格霍茨说，这篇论文最让他赞叹的是菊水和同事们发现了所谓“喜悦之泪”。他说，大多数关于情绪性流泪的研究都是围绕消极情绪展开的。一部分原因是，即使对人类而言，研究者对与积极情绪有关的流泪都是未知的，神秘而不可测。而该研究团队做出了与积极情绪相关流泪行为的发现，这对他来说“非常了不起”。

温格霍茨补充，未来研究可以在更多负面情绪上展开。“失落、分离、思乡之情、丧亲之痛……这些都是我们认为最催人泪下的情境。对我而言，观察负面情绪是否也伴随着狗泪水分泌的增加，将是一个有趣的跟进研究。”

菊水认为这项课题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对于人类，特别是成年人^[10]，情绪性眼泪被认为是具有社会性的^[11][12]：唤起同情心、共鸣感，或是鼓励他人的突出的行为表现。狗的眼泪可能有类似的社会性功能，但也可能不是。菊水写道：“我们还不清楚狗与狗之间的重聚是否会分泌更多的眼泪，我们也不清楚狗是如何用眼泪来互相交流的。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狗其眼泪的社会功能。”

在菊水的研究团队之外，克罗地亚里耶卡大学心理学家阿斯米尔·格拉查宁^[13]（Asmir Gračanin）猜测，狗有可能只为我们流泪。“它们与人类共同演化。如果我需要在所有哺乳动物中选择一个研究，我一定会研究狗的行为，用它们探索是否存在某种特殊的动物与人类之间的交流。”

尽管科根认为狗并不是动物中唯一会因情绪流泪的，她同意格拉查宁的猜测。她说：“我们对狗的驯化比任何其他动物都要多……因此这种流泪行为在狗身上可能更容易发现。但我认为，这种相似的行为也可能在猫身上发现……也许马也可以如此。这些与我们有长期陪伴关系的动物都很有可能表现出这种相似的行为。”

但格拉查宁也提出，正因为狗与人类有如此特殊的长期联结，他们的眼泪并不是由情绪驱动的。相反地，这可能只是一种生理现象——由于人类已经存在这种社会信号，流泪的狗被“人为地选择了”。

它懂我意思吗？

格拉查宁指出：“无论身体还是行为，狗都对新环境非常敏感并能很快适应它。”眼泪普遍能引起人们的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因此，更易流泪的幼犬可能比不爱流泪的幼犬得到更多的照顾。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菊水团队新的研究中发现，人们对带有眼泪的狗的照片比没有眼泪的狗的评分更高，认为它们更加可爱。由此，格拉查宁表示，慢慢地，驯化狗的人可能无意中让狗习得了哭泣，就像人们选择了可以动眉毛的狗一样。^[14]

但这并不代表狗的眼泪都是没有情感的。格拉查宁说：“我们需要思考，什么是情感？”狗是否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对于喜悦所带来的生理变化？换而言之，当你的狗看到你时，它是真的很喜悦，还是只是在进行几千年来选择性进化所带来的机械性生理反应？

格拉查宁指出，第二种猜测也许带来更令人深思的演化意义：它也许侧面反映出人类的情感是如何产生的。他说，即使人类拥有独一无二的、使人流泪的情感，我们的情感和表达情感的方式仍需要源于某个演化的原点。也许，在流泪的狗身上，我们见证了这种“过渡性的演化行为”——最初没有情感参与，而在被选择时而夸大、变得富有情感——“也许有一天，它会成为真实的情感信号。”

科根说，如果狗真的会因喜悦而流泪，这或许可以证明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之间不存在硬性界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或许会发现其他那些我们认为人类有别于动物的点，其实都没有那么特别。而这，只是又多了一件，让我们变得没那么特别的事。”

译者：Yvonna；编辑：eggriel；校对：eggriel

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哥哥，心理学先驱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1884年的《什么是情绪？》一文中提出了他经典的思想实验：试着想象，如果我们把身体的症状移除，情绪还会剩下什么。比如说，悲伤可以“没有眼泪，没有心塞，没有胸痛吗？只剩下认为特定境况‘糟糕’的认知，却并无感觉，也没有其它”。詹姆斯对此的结论是“完全没有身体体验的人类情绪是不存在的”，这一结论引发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辩论：一些研究者将情绪抽丝剥茧，建立实验室模型以判断因果次序，并唤起被试（大多数是本科志愿者）的情绪。

人类学家则从另一个方向入手。如果从爱、愤怒与伤心交织的真实生活片段中开始，那么就会对“什么是情绪”的定义问题有不一样的见解。人类学家对詹姆斯的思想实验反唇相讥：试着想象一种没有文化和社会背景的情绪，即没有情绪出现的经纬度，没有情绪的形式和意义，情绪还会剩下什么？是被剥光的意识？赤裸的心？还是什么都没剩下？如果像我一样，花时间呆在情绪生活相当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情绪的标准化定义，即对于“愤怒”“伤心”和“爱”的普适解读就更不太可能了。情绪这一类别本身开始摇摇欲坠。

以一个远在印度尼西亚西部的孤立岛屿：尼亚斯岛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我和我的妻子在那儿生活了两年半，我们在丘陵地带做田野调查。在尼亚斯岛定居最严重的障碍不是高温的热带气候，也不是与世隔绝（尼亚斯岛是印度尼西亚最贫穷岛屿之一），而是一系列独特的、时而不甚愉快的情绪，尤其是那些围绕着礼物交换的情绪。

在几乎每个社会，给予和接受都是和情绪交织在一起的行为。礼物和收礼人的匹配，回报或者偿还的必要，都是微妙的事情，充满风险。在尼亚斯岛，礼物的呈现、获得、竞争和索取几乎是一种艺术，伴随着特定的情绪表演出来。但是礼物交换和情感的联系往往不直接，有时候令人费解。对外来者而言，尼亚斯既颠覆着概念认知，更带来了不少私人问题。踏足尼亚斯人的山顶定居点，面对高大的房屋和阴沉的石砌广场，你会进入一个不同的情绪世界。

在他们的语言中，“尼哈”既有“人”的意思，也指尼亚斯居民。尼哈靠刀耕火种和养猪维生，生活总是围绕着宴席展开。他们自己也大方承认，宴席带来巨大负担。一顿大餐要招待数百位客人，屠宰好多头猪（40头以下算“少”）。在与礼物交换相关的情绪支持下，宴席组织了生产和再分配，并纳入负债和义务的声望经济。（令人伤感的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猪瘟、一场地震、一次海啸以及发展导致的传统消逝几乎结束了宴席循环。）

占主导地位的情绪是“痛苦的心”（painful heart），一种由悔恨、嫉妒、恶意酝酿出的有害情绪。人们常谈论它，揣测他人正有着“痛苦的心” ，却极少承认自己有。生活中的诸多行为都围绕着这一情绪展开，如施展巫术、破坏作物和对鱼塘下毒。在一个由竞争和声望塑造的社会，“痛苦的心”是耀武扬威的高人一等的作风的阴暗面。那些被忽视、被抢了风头的人，对举办宴席的“大人物”怀恨在心，是他们的秘密敌人。他们亟待安抚。

当我第一次在“尸横遍野”的屠宰场发表演说，我以“不再有怨恨！”这句话作结，意在讨好大家，但或许略显放肆，演说稿其实是由村秘书代笔的。假如我让每个人都吃痛快了，又怎么可能有怨恨？正是这种肉食份额的简单计算激发了所有的宴席，从猎头和部落战争的荣耀日，一直到如今我的社交圈初次亮相。

除了到处参加宴席，尼哈还是不知疲倦的演说者，而且每次宴席演讲的主题都一样。不过，演说的关键倒不是列举欠债（他们的终极关注），而是主人公的“心”。他们精细地剖析着每个群体的不满和期望，把心描述为“被挤压的”“烧焦的”“有斑点的”“白色的”“腐烂的“，甚至是“毛茸茸的”，但无论如何都是对竞争对手策略性的和吹嘘性的情绪回应，协商如此进行着。

情绪让交换充满活力，并指引其方向。（带着痛苦的神情）辩称 “被挤压的心” 意思是陷入对立需求的两难境地，并拒斥两者。“宽广的心”（双手展开）是对劲敌的宽容。“热烈的心” （跺地板）是直白的警告，迫使敌人装死，卑躬屈膝，显得“心胸狭小”。至于“毛茸茸的心”的意味我一直没明白，但它蕴含的情感是糟糕的，一种内心扎了毛刺的感觉——听者可要留心了。

尼哈是不知疲倦的演说者，而且每次宴席演讲的主题都一样。不过，演说的关键倒不是列举欠债（他们的终极关注），而是主人公的“心”。

这些俗语有种冷酷的愉悦感，一种幸灾乐祸的悲观情绪。只有不安情绪的鉴赏家能够造出意为“当你的心脏感觉好像吞下一个猫毛球一样”的词组。尼哈的修辞法与其说是民间心理学，更像一种情感勒索，一种贪婪榨取、拒不忍让的方式，它间接评注了心脏的跳动，同时也实时播报着收支平衡情况。

他者的奇情

如果你喜欢爱伦·坡，此时可能会想到他1843年的作品《讲故事的心》（The Tell-Tale Heart）：一个死去男人的心脏，在地板下有力地跳动，让杀死他的人不得安生。在一个起源于尼亚斯的神话中，某位首领有颗会说话的心脏。心脏被后裔保存在罐子里，像一个离开身体的良心一样叨扰着他们。厌倦了这些责备，后裔们将罐子扔了，智慧和权威一同顺流而下，越过海洋到达当时被荷兰人殖民的新西兰地区。

二战后，荷兰人被驱逐出，1949年印度尼西亚独立。神话被当成历史。但是贫困的尼哈从来没有重新获得情势的控制权（我在尼亚斯的时候，他们称遥远的国家政府为“我们的统治者”）。只有在他们演说时，才重新掌握主权，掌控住神谕之心的情绪力量。

那个喋喋不休的器官告诉了我们什么？我想，它促使我们将尼哈理解为“操纵大师”。他们不熟悉情绪理论，没有读过马基雅维利，但掌握了“心脏有其理性”的基本论点（可以说他们是该论点的化身），用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话来说，情绪是对世界的看法、意图，也是我们所感受到的回应，比起感受或无声的反射，情绪有更多层面的含义。我们也许也知道这点，至少我们能通过自身理解这点（他者的情绪，尤其是文化上的他者，总是没那么复杂）。

但是好辩的尼亚斯岛人向我们展示了更多东西。在他们造作的修辞和血腥的表演中，尼亚斯人带领我们进入“痛苦的心”这一既陌生又骇人的情绪领域，在小说和戏台之外都无人探索过的这方人类之心的暗室。民族志恰恰可以探索这一私密地带。

让我们从田野中短暂休息，喘口气。别忘了，围绕情绪的那些问题尤为复杂难解。人类学是一场进行比较的探险，但是，对于情绪，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比较的是什么？我们称为“愤怒”和“喜悦”的情绪具有普遍性吗？还是每种文化有其自身形式？情绪像物种一样是自然类（natural kinds）吗，还是像“毛茸茸的心”一样是文化的发明？在一连串的行为中，情绪是否有开始和结束？是否有几个基本情绪，剩下的都是它们的变种？如果差异是根本上的，我们又如何知道？

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给出了多种答案，详尽地探索了认知、情感、情境和结果的相互关系，但是通常他们书写的主体像他们一样，是欧美人或西方化的。作为多元文化的专家，人类学家很警惕对人类本性的概括。世界民族志充满了这样的例子，这些人类行为方式不符合我们对于情绪的惯常理解。我们可能料想得到，激发特定情绪的情境各异；旅行爱好者也知道，人们展现情绪的方式各异。但这些例子绝不止于此：事实上，人们反应方式的差异化是大多数情绪理论无法解释的。这里有些许例子，一些人们不大熟悉，一些广为人知：

1. 生活在马拉西亚雨林的基翁人在发觉自己有吝啬行为时会感到头晕。这是因为吝啬行为是对分享原则的僭越，超自然法则强制要求违反分享原则的后果即时生效。虽然我们或许会因愧疚、罪恶感或怀疑感而感到刺痛，根据自我价值和他人的在场评估困境，也会因糟糕的表现而难过，然而，基翁人不会将对错误的感知转变为情绪。他们会感到头晕。
2. 一个相反的例子展现了身体感觉也是一种情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波斯蒙人将饥饿体验为情绪状态。
3. 与波斯蒙人的文化逻辑相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拜宁人看来，“独自呆着的人将孤独感受为饥饿”。对于拜宁人来说，食物和社交相关联。孤独就会饥饿。
4. 如果有人被蛇咬死，厄瓜多尔热带低地的瓦拉尼人会极度愤怒，仿佛那是起谋杀，而不是感觉悲伤或害怕。这里的想法更容易理解。在瓦拉尼人眼中，没有死亡是自然发生的，他们总是怀疑是巫术作祟：是谁放了蛇？奇怪的是，他们的即刻反应是愤怒，这与广大情绪科学家的期望相反：他们普遍认为严重的损失会自动激发伤心的感觉。
5. 塔希提人带来了另一种挑战。据称他们没有表示伤心的词语，甚至都没这个概念。面对损失，他们会无精打采而不是悲痛。
6. 或观察一下巴西东北部的贫民窟居民，他们看起来对普世的“母爱”很冷漠。他们选择性地哀悼逝去的婴儿，无动于衷地任凭虚弱的婴儿死去。
7. 回到故土，让我们思考一下现代旅行者，他们给辩护律师提供了一种新的减刑理由，确切地说是一种“新”情绪：空怒（air rage）。在加压机舱内，空怒的症状与成因与人们在地面上大发脾气都（情有可原地）有所区别。

面对这些无法解释且不可通约的例子，你必须同意哈姆雷特里说的“霍雷肖，天地间有很多奇事，你纵有再多学问也料想不到”。

情绪是清晰可辨的吗？

这些（经大幅压缩化简的）民族志中的奇珍异宝质疑了这样的推论：尽管有明显的文化差异，但是共通的情绪让我们彼此相似，甚至有人会说情绪让我们成为人类。这一陈词滥调在某种基本意义上当然不假。我们也确实能跨越文化边界，对他人不明原因的微笑和眼泪作出回应。但是即便在我们熟悉的圈子里，大多数情绪只有在叙事情境下才是清晰易辨的。大笑或者皱眉，都有其背后的故事。向更广阔的世界进发，面对迥然不同的规则与原因，冒险猜测塔希提人遭受损失时或瓦拉尼人狂怒时的奇妙心境，你还是迷惑不解。同理心失效了。至少在情绪的领域，一致性论题已然崩塌。

这种差异有多深呢？正如田野工作者展现的一样，思考、行为和与他人的连接都经过文化的折射。但除了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人类学家都不太相信情绪生活有根本性的不同，他们要么将情绪看作演化的生理禀赋，要么视之为普遍模式在文化塑造下的不同变种。在这些脚本中，一些情绪被强调，另一些则轻描淡写。

一个简单的例子证实了这点。乌库是一个为了生存相互依赖的爱斯基摩族群，他们深受愤怒情绪困扰，教导他们的孩子掌控愤怒，竭尽全力不要发怒。让·布里格斯（Jean Briggs）关于乌库的经典民族志名为《从不愤怒》（Never in Anger），实在很贴切。在乌库，即便最轻微的恼火都被谴责为“孩子气”。布里格斯本人在发脾气时被驱逐出了冰屋。

在我们更具竞争性也更以自我中心的世界，愤怒有助于开诚布公、消除麻烦，因而有时被看成是好事。愤慨是抗议的燃料，是“义愤”的旗帜。这种社会差异似乎有其功能适用性，因此易于理解。情绪需适应于由文化界定的情境，行为需要控制，脾气要调整。但心理机制保持不变。

这种在人类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成为共识的温和相对主义，得到了硬科学的支持。但是它依赖于一种对情绪如何运作的简单看法，许多构成情绪的东西都被撇除了，这反过来让我们看不到民族志学者在田野中苦苦探寻的那些微妙差异。

科学通常的运行方式是：分类对象、识别过程和组分、监控相互作用，并归属因果时序。情绪研究者研究情绪的标准（什么是原型，边界在哪里）；对事件的评价如何与情感相关联；以及反过来，情感如何体现积极和消极的评价；然后他们假设一般情绪有哪些共同点，也就是一些抽象情境，比如愤怒通常是源于受到冒犯，悲伤通常是因为有所失去。模型通常由将元素置于方框中的图表构成，箭头和反馈循环连接着这些方框，标识输入输出。

这样的训练对厘清过程和概念非常有用。但是当情绪从生活场景中撕裂，意义和实用的功能也随之剥离了。如果没有我个人经历，也就是被我错怪的伴侣、曲折的过去、狂热的超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折磨感、借以表述的语言，或者犹太基督的成长背景，我的愧疚情绪会是什么样的？我的、你的、她的愧疚情绪以极为关键的方式有所差异，并且影响着随之而来的行为和表达。巨细靡遗浮现出来的细节，即会带来差异的差异，在以共同点为核心的方法之下隐而不见。

在我的作品《情绪世界》（Emotional Worlds）中，我论述称只有叙事才能捕捉生活的复杂性，并提供一个关于情绪事件如何展开、如何被经历、有何作用和意义的准确实证解释。对于人类学家来说，现实故事是一个比实验更好的模型。

情绪事件的模拟、词汇分类任务【无聊是一种情绪吗？狂怒（rage）是一种愤怒（anger）吗？】以及对面部神情跨文化认知的测试，当然会揭示不少关于认知机制和身体系统相互作用的道理。但是，这些都省略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那些定义了主观经历的事：我们对其如何感受，它们又意味着什么？用术语来说，前述工作缺乏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

对于爱和懊悔的体验来说，我们不能将感觉从概念结构，或者其赖以展开的关系组织中孤立出来。自然情绪不是一台机器，并不可以拆开观察来弄清原因和功能，然后重新组装并激活。不仅因为情绪是在真实时空下展开，也因为情绪是被科学凝视不可见的意义和历史所激发、延展、调制的。

考虑到尺度、错综复杂性、时间深度、嵌入的背景等原因，用人类学方法研究情绪并不能效仿自然科学，而必须坚持它最擅长的，即提供整体性而私密的描述。这些足够丰富的描述能以跨文化的视角阐明，我们作为具有文化禀赋的社会性动物，那些被当成物种共性的机制究竟如何。同样重要的是，人类学必须对其他生存方式保持开放的心态——奇怪的情绪生活最终可能不仅仅是普遍主题的变体。提前确定情绪是什么，或带来什么，是个糟糕的做法。

在近处体会情绪生活

让我们回顾基翁人，与基翁人一同生活在马来西亚雨林的西格妮·霍威尔（Signe Howell）在《社会和宇宙》（Society and Cosmos） 一书中充满羡慕地描写了基翁人。霍威尔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是基翁人仅仅拥有五六种指代情绪的词语（英语有上百个）。基翁人缺乏代表“思考”和“感觉”的词汇，这是世界民族志罕有的。基翁人称，有必要表达情绪时，他们会援引肺的状态。（这是否等同于“思考”或“感觉”有待讨论。）对于披头士的歌词“她爱上我，我感觉很棒”，基翁人可能会改编成“她爱上我，我的肺很好”。

但是在雨林深处，情绪的呈现又有何必要？人们认为强烈的激情是危险的，避之不及，而害怕是个特例，因为害怕能躲避危险。引发争执的情形需要避免（霍威尔从未见到愤怒）；一旦发生坏事，人们就怪罪为触犯了禁忌；感受到情绪的机会少之又少。没有问候，没有道别，没有感激的交换，也很少有互动。这是一个树立着各种规则和禁忌的冰冷的丛林。

在爪哇东角的外南梦农村的田野彰示着另一种形式的镇定。如果说尼亚斯是一场劫难，是火的洗礼，那我们在爪哇的两年半则受到了更温和的情感教育。在爪哇，我们遭遇的困难是识别（recognition）：如何倾听表达微弱且命名模糊的情绪。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尼哈会表示反对），情绪化代表了软弱和脆弱。人们进行大量的训练来培养自我掌控力，以平息那些可能会“导致疾病”或疯狂的强烈感情。重点不是压制恼人的思想和情感，不是积蓄烦恼，而是更少甚至不去感受烦恼。这需要时刻对逆境、损失和挫败进行重新审视，并避免易激发情绪的情形。

在《情绪的世界》一书中，我梳理了一些难以捉摸的例子：一个农夫在他的水牛中毒后仍然保持镇定；一个乡村的酋长在清真寺被宗教狂热分子击败后得病，而不是感到羞耻和狂怒。这些例子需要更深入的叙述才能说明白。不过日常的场景也同样揭示着抑制的情绪风格，这是由文化培育和惯习共同导致的。在爪哇神秘主义者（“我们”村1/4的成年人）眼中，人类这一“世界缩影”与可见世界的交互主宰着宇宙，而情绪则是依照这样的宇宙运行的。像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一样，神秘主义视愤怒和焦虑为对世界的无用回应，与其说是反应粗野，不如说是误判。然而这些普通的、不善思忖的村民做出了相似的判断。他们不会站出来、说出来，而是采取“顺其自然”的轻巧姿态来管理情绪、保持平静。

民间戏剧和狂热游戏将人们最惧怕的东西摆上舞台，而在这些场合之外，暴力情绪使人害怕、惹人嗤笑。通过发怒或哭喊寻求关注的孩子会被同伴取笑。到5-6岁时，孩子们“学会”并“成长为人”。但是“还没有成为人”的婴儿一旦表现出任何负面情绪，就能得到安抚：“他们的哭声恼人”。当我儿子还是婴孩时，隔壁“祖母”给他一条挂满树莓的树枝，他特别喜欢。他自己把果子摇下来后，变得极度愤懑。老妇人被他的哭声打动了，只得用绳子把树莓一颗颗系上去。

如何处理悲伤尤其具有启发性。酋长女儿的第二个孩子在2岁时突然死亡，6年后她和她的丈夫才能拜祭死去的孩子。他们没有保留任何照片，“因为我们不想想起他”。他所有的东西都被其他人拿走了且没有归还，这样就不会有任何引发回忆的东西。

另一个例子展示了一种更容易实现的脱离。资深民族主义者和激进的反共产主义者史拉默因中风而死亡。一些人将他的疾病归因于他前一年过世的儿子，其他人认为他是在赎罪，类似因果报应。他的妻子抱怨他在睡梦中对着空气乱抓，中风时也不停歇。史拉默的一个追随者在病床前慰问他时，震惊于昏迷的老人突然笔直地坐着，怒目而视。他模仿那吓人的神情，说：“我以为他想咬我。”

“对于史拉默的过世，你感到伤心吗？你会想念他吗？” 我问他。他们曾经很亲近。“不，没必要。”他回答说。准确来说，他是这样说的：“我不再跟他有任何关系了。”他在史拉默生病时感到伤心，但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中风和诡异的苏醒似乎打破了鲜活的情感联结。情绪意味着紧密联结。和一个死人、一个食尸鬼，不会有进一步的往来。这并不典型。虽然每个例子不同，有着独特的人物和历史故事，然而联结和断开联结的方式受文化形塑，并在叙事中变得可理解。

民族志没有捷径。但只需管窥田野，就能发现人类学方法对情绪的研究是如何不同于其他学科，而且它们能互为补充。沉浸式的田野调查、民族志方法，并不是精密科学。当你自己是实验的一部分，是一件活生生的乐器，被你的东道主吹奏把玩，这样的实验怎么可能是精密科学呢？但这也不是主观主义或初涉该学科者容易秉持的相对主义——该立场认为任何观察尼亚斯社会如何运作的视角，都是同等有效的。

民族志与传统实证主义科学的分道扬镳之处在于这样的基本事实：情绪片段的意义源于文化、人际关系和事实的纠缠，这种纠缠性不为中立、疏离的观察者所见。为了理解人们是怎样的，他们想追求什么，在乎哪些风险，你需要脱下科学家的外衣，走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分享喜悦和悲伤，体会他们的内心世界。这样会很耗时、效率不高，也会像生活本身那样混乱，但这样做也有积极的一面：给冰冷的科学工具提供新的视角。

翻译：张婉娴；校对：有耳；编辑：酸酸；封面：coco

如痛苦一样，无聊感是一种令人嫌恶与不快的体验，然而为了更好地生活，我们需要这种无聊感。

上世纪20年代，有一个叫爱德华·H·吉布森（Edward H Gibson）的美国杂耍演员曾在舞台上扮演一个“与死亡抗争”的角色，一天两次的演出，他一演就是19个月。被宣传为“人肉针垫”的吉布森在表演时，会让台下的一位观众把50至60枚大头针插入自己除腹腔及腹股沟以外的身体部位。

有一次，吉布森不小心被热煤气炉烧伤，但他却没有任何感觉。让他知晓自己被烧伤的，仅仅是烧伤皮肤处散发出的恶臭气味。他声称自己除了头痛，从未有过其他疼痛体验。无论是曾被斧头砍伤过膝盖，还是他曾用一柄无击锤手枪打穿了自己的左手食指，亦或是某次生气时，他的鼻子重重地砸在钢琴上后受了伤，他都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吉布森并不是普通人，然而他也不是超人。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这种感觉迟钝是先天的。这类疾病很少见，但并不是不为人知。先天性无痛症患者的生活并不平顺，且大多很不幸地十分短命。在医学文献中，许多这类患者在遭遇诸如撕裂伤、挫伤、骨折、烧伤等各种伤痛之时，没有任何感觉。对于疼痛的无感，让他们生活得粗心而疏忽。虽然几乎没有人会喜欢疼痛这种体验，但确实是它，或多或少让我们远离麻烦甚至危险。

疼痛并非人类所遭受的唯一一种不愉快的体验。无聊感是否亦然？它是否也是有用的呢？这种感觉不乏一些哲学界的拥趸。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以及心理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Adam Phillips）都阐述了忍受无聊感的重要性。罗素声称，要受得住百无聊赖的状态，因为这种能力是“过上快乐生活的要素”，而菲利普也就其对于儿童身心发展的意义做出了一番推测。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无聊感能生成创造力，且与艺术不无关系。而在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一篇简短的日记条目中，这位女作家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最有趣的艺术往往是很无聊的：“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很无聊，贝克特很无聊，罗布·格里耶（Robbe-Grillet）很无聊，等等。也许，现在的艺术必须无聊。”

最终，马丁·海德格尔从本体论的角度指出，极度的无聊感能够让我们有所裨益。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为无聊感的辩护，也许是最为出名的，在《赞无聊》一诗中，他称颂了无聊感存在的重要性。在1989年达特茅斯学院的毕业典礼演讲上，他将无聊感称之为一扇“探向时间无限性的窗户”，告诉我们，它能够从自己的视角打量我们的存在，为的是证明我们的有限，乃至我们行为的徒劳。

这些作家都准确地评价了无聊感。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无聊感固然珍贵，但“变得无聊”却没那么美好。这似乎有些煞风景，但并非错觉，主观地去尝试无聊，并不值得。我们需要感谢它，同时也要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它。

····

尽管会让我们感到不适与不悦，疼痛感还是颇有价值的。它不仅仅是一种可靠的信号机制，让我们知晓身体受到了伤害；也“刺激”这我们，让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采取防御措施来保护自己。如果没有疼痛，我们将对自己所受到的伤害视而不见，也许，哪怕我们注意到这些伤害，也对其漠不关心。

通常情况下，无聊感是某种感知错配的结果，是横亘在刺激需求与其有效性间的一道鸿沟。

不妨想像一下一种没有无聊感存在的生活。乍一看去，我们中的许多人会找到一种合心意甚至理想化的图景，但不妨再细细想一下。我们说的不是那种丧失了无聊场景的生活，类似吉布森这样的人“与疼痛无缘”，仅仅是因为他们感觉不到疼痛。然而，这种生活仍然满是危险与艰辛。类似地，某人的生活中体会不到无聊，他也会“与无聊无缘”——但仅仅是因为他在生活中体会不到无聊而已。如果我们失却了无聊的能力，那么所有的场景——无论其有多么细碎、庸常、单调——都不会让我们无聊。万事万物都不再让我们感到无聊。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同一门课程如此，将看似无穷无尽的时间消磨在办公室中亦如此。然而，还是有一些场景“会”让我们无聊。

通常情况下，无聊感是某种感知错配的结果，是横亘在刺激需求与其有效性间的一道鸿沟。我们想要那些求而不得的事物。无聊感就是我们对于这些缺失的意识。在某些单调的行为中，我们之所以感到无聊，是因为我们想寻求更多我们能够发掘到的变化。在某些熟悉的场合下，我们之所以感到无聊，是因为我们渴望新奇事物，而非送到我们手边的这些。在完成必须完成之任务的过程中，我们之所以感到无聊，是因为我们想做的，是一些与我们需要完成任务所不同的事情。如果说无聊感来源于未实现的欲望的话，那么为了消除这种无聊感，我们就必须满足这些欲望。换句话说，为了摆脱无聊感，我们需要寻求那些看上去与我们的愿望一致的行为。

我们不妨把无聊感视为一种内在的警报。当警报拉响时，它是在向我们传达一些信息，它标志着某种不如人意之情况的存在。然而这个警报也具备某种冲击。无聊感给予我们的负面且有害的体验是在“刺激”着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在“迫使”着我们——追求变数，看上去更加有意义、更加有趣的变数；正如同一阵强烈的疼痛告诉我们，不要把大头针插到身体上一样。

当感到无聊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常常置身于某种茫然且陌生的情境中——也就是说，与我们的兴趣和预期相去甚远的情境。它对我们无甚意义，我们手足无措，我们心神不宁。我们的思维在漫游，我们在内心里盘算着不一样的目标。甚至，我们对于这段流逝时间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在一种无聊的状态下，时间似乎过得特别慢。无聊感让我们感到不快，我们想要逃离它的魔掌。当我们手头上正在做的事情不能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话，因其本身的特性，无聊感会促使我们去追寻那些不一样的目标。

这被称为无聊感的“动机化身”。此论调被近来的心理学理论所支持（例如，多伦多约克大学的约翰·伊斯特伍德（John Eastwood）、华盛顿州立大学的谢恩·本奇（Shane Bench）、德州农工大学的希瑟·伦奇（Heather Lench）、南安普顿大学的威南·范·蒂尔堡（Wijnand van Tilburg）以及利默里克大学的埃里克·伊古（Eric Igou）均有关于此方面的著作）。然而，它也符合一种对于情感的现象学解释。

这种解释将我们的情感体验视作我们价值观的一种展露。情感为我们打开世界的大门，告诉我们它充满价值。它是让我们能与我们的社会及实际存在相适应的一种途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即时且有前提的理解——理解什么对于我们是重要的，同时让我们适应生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是让我们存在于世并有所行动的一种途径，它要求我们采取行动，有所作为。

如果无聊感可以被某个APP实现的话，我们也许要为其付费。

无聊感的这种“内在警报”模型完美地契合了上述的现象学论调。无聊感让我们与发现自我这种情境的特征相适应。它警告我们，我们当下所做的事情，并不能让我们得以满足。它描绘着不一样的行动与事物。我们还能从某种情感体验中要求些什么呢？如果无聊感可以被某个APP实现的话，我们也许要为其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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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方的文学及哲学经典已经赋予了无聊感一种不那么受人待见的形象。在我看来，此类评价部分要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是以一种令人沮丧的散漫眼光来看待无聊感这件事的。当我们在谈论无聊感时，通常关注的是那种平庸无为、稍纵即逝且令人厌弃的心理状态。也会有人谈论到，他们在许多情境中，都有感到无聊的倾向——这被心理学家称之为“无聊倾向性”。

兹事体大。有无聊倾向的人会在众多不同的情境下遭遇无聊感，甚至是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觉得有意义且有趣的情况中也亦如此。不分场合地感到无聊，意味着以一种漠然冰冷的习惯去体验整个世界——那些情境、目标、规划并不能吸引你，它们与你保持着距离，它们不归你所属。不出大家所料，无聊倾向与不少生理、心理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这些问题不可小觑，甚至会危及到生命。无聊倾向应当、也已经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但是，我们应当明确区分无聊倾向与切切实实的无聊体验这两件事情。并非每一个感到无聊的人都有无聊倾向，正如同并非每个曾经有疼痛体验的人都是慢性疼痛患者一样。

让我们最后一次比较一下无聊感与疼痛感吧。如果说疼痛感常常预示着伤害的到来的话，那么无聊感则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与我们的预期规划并不相符。此外，如果疼痛感常常旨在刺激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以保护自己的话，那么同样地，无聊感则促使我们去寻找一些不一样的事物，一些不那么无聊的事物。它将我们从一个心理区间送往另一个心理区间。哪怕无聊感不是包法利夫人如此急切等待的那只白帆船，它或许也是次好之物。

因此，若是下回无聊感向你袭来的话，最好不要轻易忽视它，也别通过玩智能手机这种方式欲盖弥彰。无聊感也许是在试着告诉你一些事情。毕竟，你总是去忽略疼痛吗？你总是靠手机来对付它吗？

翻译：沈持盈

原文：https://aeon.co/essays/life-without-boredom-would-be-a-nightmare

之前的一堆研究结果表明，拥有积极的情绪，身体会更健康，活得也会更长久。早在1952年，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医生出过一本书《积极思维的力量》（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70年代还有一个名叫诺曼·考辛斯（Norman Cousins）的病人还宣称坚持微笑，连慢性疾病都能治好。

而朗达·拜恩（Rhonda Byrne）最近出版的《秘密》（Secret）一书，鼓励大家把自己对物质、爱、健康最深处的愿景告诉宇宙，然后宇宙就会把这些愿景变成现实。

这几十年来对正能量的执念还在继续。听说过耶鲁最受欢迎的公开课《幸福》吗？耶鲁大学目前有超过1000名学生修了这门课，它是耶鲁316年以来最受欢迎的课程。

作为西北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专注积极情绪和健康方面的专家，我担心自己也曾有过鼓吹积极情绪的行为。我曾经做过一个项目，致力于帮助人们每天更多感知积极的情绪。也许这样有助于人们面对压力问题，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没想到我的研究也落在了积极心理学的范畴里。而这正是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的《失控的正向思考》（Brightsided）以及露丝·惠普曼（Ruth Whippman）的《焦虑的美国人》（America the Anxious）所批评的。有一次我公开提到即使是压力大到爆表的时候，还是有可能拥有积极情绪的。这样对心理上或身体上都有好处。然后观众席中的一位男士很生气地说，“这是过分乐观！”

埃伦赖希、惠普曼和这位男士的观点有可取的地方。过度强调积极情绪，就是否定了负面情绪在我们人生经历里的意义。负面情绪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比如说驱动我们采取行动，以及帮助我们下决心放弃那些不可及的目标。

如果有人正处于痛苦时期，比如被确诊得了癌症或者正在照顾痴呆的伴侣，外界都会劝他们要积极面对苦难。可是这样只会给他们造成更重的心理负担，仿佛眼前的罹难都是自己不积极面对造成的。要知道他们不应该为遭遇负责，他们也无法改变这种遭遇。

“积极面对一切”这句万金油就像一个封条，一下禁止人们负面情绪的释放。并且强摁着他们的头，命令他们微笑，赶紧克服当下的困难。

但我们要做的恰恰应该是给予他们支持，逐渐锻炼他们面对负面情绪的能力，而不是责怪他们怎么还不把自己从悲伤的坑里挖出来。这样才能减轻他们本身在承受的压力。

最可怕的是，我们忽略了如何改善社交里人们所属组织里的环境，压迫、歧视和不公平等才是长期造成压力的源头。

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能直接否定积极情绪的正向作用。毕竟大量实验研究证明，保持积极情绪，身体会更健康长寿。

在我的研究里，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在压力大的时候如何获得更正向的情绪，而非不容许人们有负面情绪。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强压之下，人们是可以同时感受正面和负面情绪的，这样能更好地调整自己的抗压状态。

除了我们实验室以外，麻省总医院的杰夫·霍夫曼（Jeff Huffman）博士和他的同事们也在做同方向的研究。他们发现，指导心脏病住院患者提升积极情绪，有望改善他们的健康和体力活动——患者从急性冠心病的发作中恢复时的一个关键的健康行为。

把注意力转移到细微而美好的小事上，比方说看一看落日，喝一杯咖啡等，也会慢慢开心起来。对身边的人友善一些也会增添幸福感。

没有必要时时刻刻都强求自己正能量爆棚。每天找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来做，获得愉悦感。比如找个地方散散步，感受一下春天里温柔的风。增加愉悦感在一天中的比例，去冲淡那些压力。

翻译：Root

编辑：EON

原文：https://undark.org/article/whats-wrong-with-positivity/

在后面的篇幅中，我们将感受性作为两个问题的复合物。第一个问题，感受性指的是一种感受，是任何一种主观体验都具备的成分，有些体验是愉快，有些是痛苦，有些是幸福，有些则什么也没有。我把这称为感受性Ⅰ。

另一个问题则更加深奥。如果主观体验都伴随着感受，那么感受状态一开始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一问题超出了心智如何通过体验来获得具体的感觉特性，比如大提琴的声音、红酒的味道或者海洋的蓝色的问题。它要解决的是更直接的问题：知觉映射的构建是一种生理活动、神经化学活动，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它们像某某事物？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它们？这是感受性Ⅱ。

感受性Ⅰ

感受性Ⅰ无论意识表象的主题是什么，情绪和随之产生的感受都会作为忠实的和声伴随着表象。当看着清晨的太平洋被温柔的灰色天空笼罩时，我不只是在看，还在表达着对这种壮丽美景的感情，感受到一系列的生理变化，要是你问起来，我会将其解释为安宁的幸福感。这并未经过我的深思熟虑，我无法发动这些感受，也无法阻止它们的产生。它们就这样来了，就这样存在了，只要意识客体存在于我的视线中，在我的思绪中不断回响，它们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韵律存在。

我喜欢把感受性Ⅰ看作音乐，看作一曲伴随着当下心理加工残余部分的乐谱。但是要注意，音乐演奏也是在心理加工中进行的。当我意识中的主要客体不是海洋而是真正的乐章时，我的心智中将出现两条音轨，一条是此刻正在演奏的巴赫的作品，另一条则是类似于音乐的音轨，是我用情绪和感受的语言对真正的音乐作出的反应。对于音乐演奏来说，这正是感受性Ⅰ，我们可以称之为音乐的音乐。或许，对这种累积在人们心智中的平行“音乐”线条的直觉正是复调音乐的灵感来源。

在一些真实生活情境中，必要的感受性Ⅰ或许会减弱甚至不出现。

最乐观的可能是阻断情绪反应的药物作用，想一想安定这样的镇静剂，百忧解这样的抗抑郁药物，或者甚至是普萘洛尔这样的β肾上腺素受体拮抗药物，如果服用足够的剂量，它们都会削弱人们的情绪反应，进而削弱对情绪感受的体验。

在抑郁这种常见的病情下，情绪感受也无法产生。众所周知，抑郁患者的积极感受消失了，甚至伤心等消极感受也被严重削弱了，因此产生了一种情感钝化的状态。大脑是如何产生必要的感受性Ⅰ的呢？知觉机制会映射所有你希望映射的客体，并由某些脑区来展示这些映射；与此同时，大脑还拥有各种各样的结构，能通过产生情绪来对这些映射信号进行反应，进而产生后续的感受。这些敏感部位包括我们之前接触过的一些结构：著名的杏仁核、几乎同样著名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以及基底前脑和脑干部位的一系列神经核团。

情绪触发的方式很有意思。产生表象的区域能够将信号传递到每一个情绪触发区，有时是直接传递，有时会进一步加工。如果信号符合某个区域产生特定反应的配置，也就是说，如果信号是一种能够引发情绪的刺激，就会触发一系列的活动，在大脑的其他部分产生反应，进而在躯体内部产生反应，其结果就是情绪。对情绪的知觉读数就是感受。

这一刻我拥有了复合的体验，秘密在于大脑能够在不同的位点对相同的内容同时反应。例如当我看到太平洋的表象时，在一个大脑位点上，情绪加工最终形成了幸福的感受；在另一个大脑位点上，产生了有关天气的一些想法，比如天空并没出现典型的海洋云层，更像是棉絮的样子，是一种不均衡的云朵；又或者我会对大海产生一些想法，大海是如此壮美、光线与海风令人感到如此惬意，等等。

正常的意识状态通常包括了多个需要觉知的客体，而这些客体多多少少是以整合的方式被处理的，虽然客体之间很少会民主地平等分配意识空间和加工时间。不同的表象具有不同的价值，基于这一事实，表象的强化程度也就不均衡了。反过来，这种不均衡的强化程度会为表象产生“顺序”，自发形成编辑表单。

为表象赋予不同价值的过程部分依赖于表象所引发的情绪及意识领域背景中所产生的感受，也就是感受性Ⅰ的反应，虽然微弱但不可忽略不计。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感受性问题更适合被放在心智的标题下讨论，虽然传统观点将其当作是意识问题的一部分。感受性Ⅰ的反应关注的是心智中加工的客体，并为心智增添了另一种元素。我认为感受性Ⅰ并不神秘。

感受性Ⅱ

感受性Ⅱ聚焦于更复杂的问题：知觉映射是一种神经活动和生理活动，为什么却能被感觉像某种东西？要对这个问题作出不同层次的解答，我们需要首先聚焦于一种感受状态，也就是描述机体内部状态的原始感受，我将其看作心智和自我两者的基础。之所以从这里开始，是因为我对感受性Ⅰ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如果有关机体内部的感受是伴随着所有知觉映射的必然产物，那么，我们必须首先对这些感受的起源进行解释。

解释的第一步是要对一些关键的事实进行考量。感受状态最初起源于少数脑干神经核团的运作，它们之间紧密地相互联结，接收着来自机体内部的高度复杂的整合信号。在利用躯体信号调控生命的过程中，核团的活动改变了这些躯体信号。信号出现在环状回路中，躯体与中枢神经系统沟通，中枢神经系统又对这些信息作出反应，躯体信号的改变由此进一步得到强化。

这些信号无法与产生它们的机体状态相分离，从而产生了一种动态的组合单元。我假设，这一单元会产生一种躯体状态与知觉状态的功能性融合，导致两者之间不再具有明确的分隔线。负责将有关躯体内部的信号传递至大脑的神经元与内部结构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因此，所传递的信号不只关于肉体的状态，实际上还涉及肉体的延伸。神经元会对生命进行彻底的模仿，从而成为生命的一分子。简而言之，在这些脑干神经核团复杂的相互联结中，我们会找到“为什么原始感受感觉上像某种东西”这一问题的端倪。

然而，也许我们能更进一步，去探索微型神经元回路水平。神经元在功能上与其他活细胞截然不同，而在组织方式上又与其他活细胞类似，基于这一事实，上述观点获得了立足点。

神经元并不是从躯体接收信号的微型芯片。负责内感受的感觉神经元是一种专门化的躯体细胞，接收着来自其他躯体细胞的信号。此外，细胞生命的许多事实表明存在一种“感受”功能的先驱。单细胞生物对具有威胁的入侵物非常“敏感”。刺激阿米巴原虫，它会收缩，远离刺激物；刺激草履虫，它会避开刺激物。我们能观察到这些行为，并自信地将这些行为描述为“态度”，但我们非常清楚这些细胞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我们躲避威胁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状况并不一样。但是，这种行为的另一面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些细胞的内部状态是什么呢？细胞没有大脑，更不要说用来“感受”刺激的心智，但它还是会产生反应，因为有东西改变了它的内部状态。

把这种情境置换到神经元上，神经元的内部可能也存在一种生理状态；基于越来越大的细胞回路对这种生理状态的调节和放大，产生了原感受，它与原认知相对应，二者产生于相同的水平。

神经元的确具有这样的反应能力。以它们固有的“敏感性”或者“应激性”为例。鲁道夫•利纳斯曾以此为线索，提出感受起源于神经元专门化的感觉功能，然后被放大到回路中数量庞大的神经元。我的观点也是这样的。“机体生存意志”的建立源自机体内众多单个细胞的态度聚集在一起，这与利纳斯的观点类似。这种观点凭借的是细胞功能总和的概念：众多肌肉细胞通过同步收缩联合起来，产生了一种单一、集中的力量。

这一观点中还存在一些有意思的微妙之处。相对于其他躯体细胞而言，神经元的专门化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神经元和肌肉细胞都能兴奋的事实。能够兴奋是一种细胞膜特性。细胞膜对带电离子具有局部通透性，使之能沿轴突从一个区域传递到另一个区域。库克（N.D.Cook）指出，细胞膜反复地短暂打开对于为了保护生命而几乎密闭的神经元内部来说是一种危害，这种漏洞可能是瞬时原感受产生的原因。

我并不是在断言这就是感受的起源，但我认为这一问题值得探索。

最后请注意，由于量子效应的存在，这些观念不应该与众所周知的那些试图在神经元层面定位意识起源的研究混为一谈。

对于为什么躯体的知觉映射会感觉像某个东西的问题，另一个层次的答案需要通过演化来推论。如果躯体的知觉映射能够让有机体朝着回避痛苦、寻求快乐的方向前进，那么它们就不应该只是感觉像什么，而是必须感觉像什么。在演化的早期，痛苦和快乐状态的神经构造必然已经出现了，并在演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可能依赖于我所强调的躯体与大脑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在神经系统出现之前，无脑的有机体已经具有了明确的躯体状态，就好像我们所体验到的痛苦和快乐一样。神经系统的出现意味着多了一种以具体的神经信号描述这些状态，同时将神经与躯体的各部分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方式。

答案的另一个相关方面指向了快乐与痛苦状态之间存在的一种功能分离。在快乐的情形中，它与理想、顺利的生命管理运行有关；而在痛苦的情形中，它与受阻、充满各种问题的生命管理运行有关。状态范围的两端关系着特定化学分子的释放，它们会对躯体的新陈代谢、肌肉收缩，以及大脑形成新知觉映射和回忆旧知觉映射产生影响。撇开其他原因不提，愉快和痛苦的感受也应该是不同的，因为它们映射的是完全不同的躯体状态，就好比某种红色与某种蓝色不同是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波长一样，又好比女高音歌唱家的嗓音与男中音歌唱家不同是因为女声的音频更高一样。

我们常常会忽略，来自躯体内部的信息会通过流入血液的众多化学分子，从缺少血脑屏障的大脑部位直接传递到大脑，这些部位包括脑干的极后区和多个名为室周器官的脑区。用“众多”来形容可能的分子数量并不是一种夸张，因为基本的名单上就已经包含了几十种例子，常见的递质和调质可能有：躲不掉的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5-羟色胺、乙酰胆碱，以及诸如类固醇、胰岛素和阿片类物质等激素。当大脑的接收区域浸没在血液中时，合适的分子就会直接激活神经元。举例来说，这就是极后区的有毒分子能导致呕吐反应的原因。

但是，这些区域产生的信号最终还会导致什么呢？一种合理的猜想是，它们会导致感受的产生或对感受进行调节。这些区域发出的投射高度集中于孤束核，同时广泛地发散到脑干、下丘脑、丘脑的其他神经核团及大脑皮层。

除了感受的问题，感受性Ⅱ的其他部分似乎更加容易理解。以视觉映射为例，视觉映射是对视觉特性的概略，包括形状、颜色、运动、深度。将这些映射相互联结起来就能产生混合的多维视觉场景，这种混合就好像信号进行交叉繁殖一般。这个混合物加上来自视觉门户的信息，比如涉及该加工的眼睛周围肌肉的信息，再加上感受的成分，就形成了一种“合格的”看到了东西的成熟体验。

为了让知觉的品质与众不同，这种复杂性之中还需要加上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收集信息的感觉门户。正如我们所见，感觉门户影响着视角的建立，同时也影响着知觉品质的构建。这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知道马友友的演奏有自己独特的声音，也知道大脑中产生声音映射的部位，但我们不仅是在耳朵里听到了声音，也是用耳朵听到了声音。

之所以会在耳朵里感觉到声音，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一方面孜孜不倦地对进入感觉探测器的信息加以映射，这些信息源自包括耳蜗在内的整个听觉信号链，另一方面也会对同时产生的进入感觉机制周围器官的大量信号加以映射。就听觉而言，这些器官包括覆盖着耳朵的上皮组织及外耳道、鼓膜，以及将机械振动传递到耳蜗的听小骨系统的支持结构。还要加上头部和颈部运动，这些运动不断地让躯体朝着声源作出自动调整。在张望的过程中，我们的眼球及其周围的肌肉和皮肤也会产生和听觉一样的重要改变，这会令知觉增添质感。

嗅觉、味觉和触觉也是通过相同的机制产生的。例如，鼻黏膜中存在嗅神经末梢，会对气味中的化学分子结构产生直接反应。当遇到茉莉花或香奈儿19号香水时，我们正是这样对香味进行映射并将其传递给我们自己的。但是，我们在哪里感受到这些气味的感觉，来自于鼻黏膜中的其他神经末梢，要是在寿司上涂了太多芥末而不得不打喷嚏，这时受到刺激的就正是这些神经末梢。

最后请注意，大脑也会朝着身体外围发出反向投射，投射目标也包括了专用的感觉机制。这可能会完善诸如听觉等感觉的加工，令脑干—躯体回路形成的感受更为柔和。这是一种功能联结，它将大脑与肢体末梢器官外围的感觉链联结起来。这种回路可能会产生另一种反响加工。

流向信号起始地“肉体”的输出补充了流向大脑的输入，帮助内外界相互整合。我们知道这种安排是存在的，听觉系统就是最好的例证。耳蜗会收集来自大脑的反馈信号，在反馈机制不平衡的时候，耳蜗中的毛细胞竟然能够自己发出声调，而不是正常地传递声音。对于感觉机制的回路，我们还需要更多了解。

我相信上文对问题作出了很大一部分说明，成功地将心智中的三种映射统一起来。

• 由适当的感觉机制产生的特定感觉映射，也就是视觉、听觉、嗅觉等；
• 躯体内部感觉门户产生的活动对应的映射；
• 与前两者产生的映射相对应的情绪—感受反应的映射，也就是感受性Ⅰ的反应。

这些感觉将表现出的模样，正是不同感觉信号聚集于脑干或大脑皮层中产生心智的映射时，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样子。

如何将感受性Ⅰ和感受性Ⅱ纳入自我加工呢？自我的构建阐明了心智的构建，这一过程被称为自我加工。由于感受性的两个方面都围绕着心智的构建，因此它也属于自我加工内容的一部分。但有些自相矛盾的是，感受性Ⅱ也是原我的依据，因而同时与心智和自我有关，成为混合两者的过渡。产生感受性的神经设计为大脑提供了对感受的知觉，这是一种纯粹的体验。这一加工拥有了主人公之后，这种体验就被具备心智的新主人认领了，那就是自我。

本文选自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所著《当自我来敲门》中文版，已获授权转载，该书由湛庐文化出品。

当我们感到被排斥时，更有可能实施挑衅行为。以前的研究表明，正义感会驱使我们报复那些侵犯自己的人，而且这种行为还会激活神经奖励中心。但被排斥也可能导致更广泛的挑衅，甚至伤及无辜，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中似乎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的最新研究中，大卫·切斯特（David Chester）和内森·德沃尔（C. Nathan DeWall）检验了“社会排斥”这个观点：通过让我们感到受伤和孤立，社会排斥引发我们利用任何可用手段修复情绪的需求，其中包括通过伤害那些让我们受苦的人而获得满足。研究人员发现，挑衅确实是一种可行的情绪修复方法。

研究人员要求156名被试写一篇关于个人主题的文章，然后与其他人交换文章，以获得关于他们所写内容的反馈。一组被试收到恶意反馈（实际上由研究人员所写）：“我读过的最烂的文章之一”。被试有机会表达挑衅的象征性形式：收到恶意反馈时扎虚拟巫毒娃娃，切斯特和德沃尔在此前后测量情绪。这种行为确实修复了遭到拒绝的被试的情绪，修复后的情绪与收到良好反馈的被试相比难以区分。但复仇可以提高我们的情绪并不意味着挑衅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心情。

为了调查动机，研究人员接下来邀请154名被试来到实验室，并给他们一个药丸，告知药丸会提升他们对接下来的测试的思考。一些被试接着了解到药丸有一个特殊的副作用：一旦它发挥药效，被试的情绪会变得稳定（所有关于药丸的说法纯属虚构，它是一种惰性安慰剂）。接下来，所有被试参加一个电脑游戏，他们需要和另外两个玩家来回传球。与“接受条件”组相比，“排斥条件”组会得到两个游戏玩家（实际上是预编程的计算机响应）的“冷肩”，他们只能接到30次传球中的3次。游戏结束后，被试评价他们感受到的排斥，然后有机会在第二个游戏中对之前的玩家之一报仇。这个游戏是一个简单的反应比赛，每轮比赛中，反应慢的玩家总会收到耳机里噪音的惩罚。当被试更快时，他们可以调整对手遭受的噪音的强度，高达105分贝：一个手提钻或悬停100英尺的直升机的噪音强度。

大多数时候，遭受早期排斥的被试选择向对手（早些时候排斥他们的人）施加更大的噪音。但是对于之前已经被告知药丸具有稳定情绪的副作用的被试来说，则不是这样。在游戏之间的休息时间，这些被试被提醒药物已经完全激活，他们的情绪将保持一个小时。这些被试将噪音限制在没有遭受早期排斥的被试的较低水平。这不是说“情绪稳定”的被试不受冷落的影响：他们的排斥评级与其他被排斥的被试一样高。但是由于药丸，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没有改善情绪的前景，因此抨击他人没有意义。

结果表明，即使看似无意义的挑衅也可以有目的，并产生期望的结果。虽然这项研究聚焦在排斥激发的挑衅，它可以解释在其他情况下，挑衅似乎是缓解坏情绪的合理路径。切斯特和德沃尔推测，“为了获得与报复性挑衅相关的积极影响，人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寻求挑衅”。他们建议我们考虑更好的选择：反思，冥想等。愤怒提供的是一种可悲的安慰，这是一种值得摆脱的习惯。

Combating the Sting of Rejection With the Pleasure of Revenge: A New Look at How Emotion Shapes Aggression” by Chester, David S.; and DeWall, C. Nathan 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3 2016 doi:10.1037/pspi0000080

来源：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翻译：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