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演化而来的警觉和忧虑，被现代生活的重压奖赏并加剧着。

一切从几滴血开始。更确切地说，一切从书中对血的描写开始。当时我正在读路易斯·劳瑞（Lois Lowry）的经典儿童文学《死亡之夏》（A Summer to Die），讲的是女孩莫莉死于白血病的故事。有一段描写她流鼻血，怎么都止不住；这是她患病的第一个迹象。从那以后我每次流鼻血，都确信自己命不久矣。我会强迫性地检查四肢，看有没有异常的淤斑——瘀斑是白血病的症状之一。在我还是个孩童时，就沉溺于思考生命的有限性，或许比有些将死之人想得还多。我的执念太深了，最后不得不扔掉那本刺眼的书。

十几年后，当医生说我患有强迫症（OCD），我一点也不惊讶，我清楚地看到强迫像一根红线贯穿着我整个人生。我被确诊时，我的症状已达到强迫障碍谱系的极端，和很多人一样符合确诊强迫症的标准。

没什么好粉饰的：真正的强迫症是种疾病。它让你无法正常生活——我的亲身经历可以作证。然而，强迫性的观念与如今的文化风尚不谋而合，而功能正常的强迫症患者往往在工作上表现突出，身居社会金字塔顶端。古希腊传奇忒修斯也是个成就非凡的“强迫症患者”，他杀死牛头人米诺陶后，循着阿里阿德涅给他的红线走出了迷宫。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强迫这根线俘获了我，也一直指引着我前进的道路。

我的执念往往是从同一块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迫在眉睫的死亡的威胁；有时是肉体的死亡，有时是社会或道德的。在读《死亡之夏》的那阵子，我还会翻阅父亲书架上弗兰克·奈特（Frank Netter）的解剖书，书里有一些插图细致地描绘了罕见病患者的模样，非常骇人，而我坚信自己注定会患上这些疾病。后来我上了一所竞争激烈的高中，将消亡的恐惧转化为如痴如狂的学习；内心的紧张感把我撕咬得痛苦不堪，但它也鞭策着我在预科物理考试前疯狂地背书。每当我的决心动摇，恐惧便会涌上心头，让我义无反顾地继续努力。

恐惧曾驱使我屡获高分，它也曾让我陷入瘫痪状态。强迫症患者的每个关于特定问题的执念，都伴随着一阵难以遏制的冲动——你感觉自己必须做这件事，才能驱走心中不安的念头。甚至在我把《死亡之夏》扔掉后，我依然一有不舒服就觉得生了大病，强迫性地搜索医疗网站以说服自己并没有罹患淋巴癌或卵巢癌。

成为写作工作者后，我一直在与凭空冒出来的侵入性想法作斗争：还记得你从前那篇关于恐龙踪迹化石的文章吗？你最好再逐字逐句读一遍，确保没有写错东西或漏掉信息源。几乎每个在我脑中轰鸣的强迫性念头都反复叫道：你犯错了，你犯错了。而所有强迫性行为终究是徒劳，那个声音依旧不绝于耳。

说到强迫症，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把床单四角掖得整整齐齐，或者一刻不停地洗手去除细菌的那种人。我完全不符合那种形象——我甚至有些懒惰。强迫症最标志性的症状是侵入性想法，研究发现这些折磨人的思绪的呈现方式数不胜数。的确，有人不停洗手，也有人走人行道必须跳过裂缝，但也有像我这样的人，我们的强迫症看起来更像是存在危机。

许多强迫症患者被多余的暴力想法折磨——比如认为自己会杀死亲朋好友——并且做出强迫性举动以防自己杀人，比如扔掉所有刀具（即使他们连苍蝇都不忍心伤害）。也有些人患有所谓的“情感强迫症”（relationship OCD），他们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偏执地认为伴侣出轨了，并且忍不住去检查伴侣的手机，盘问他们的去向，以确认他们忠心不二。还有个亚型是多虑性强迫症（scrupulosity OCD），这些患者总是觉得自己犯下了道德恶行，只好强迫性地祈祷或寻求原谅，以缓解难以承受的罪恶感。

只有1~3%的人口的强迫观念和行为严重到了有必要确诊为强迫症的地步，然而数千年来，人类其实一直普遍具有执念的倾向。如果人类的思想总是收放自如，我们的物种也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

通过对强迫观念的生物学研究，我们发现人类大脑固有某种促成强迫性思维的机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显示，强迫症患者的三个关键脑区异常活跃：眶额皮质、前扣带回和基底节。关键在于，我们依赖这些脑区识别错误的想法，以纠正思考路线——神经科学家们称之为错误探测。

强迫症患者负责探测威胁的系统过分活跃，以至于产生了“持续性错误测得信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学家杰弗瑞·施瓦茨（Jeffrey Schwartz）说。可以说，强迫症就像一个出故障的汽车防盗器，不管你怎么尝试解除警报，它还是叫个不停。

没人喜欢汽车防盗器刺耳的叫声，但是安全起见，大多数人都愿意装一个。从演化的角度上看，强迫可能是出于类似的道理产生的。“强迫性特质的情感核心在于一种猛烈的焦虑紧张感。”纽约新罗谢尔学院（College of New Rochelle）的心理学家斯蒂芬·赫特勒（Steven Hertler）说。这种紧张感，他解释说，能够刺激我们做出保命的必要行为。那些对于入侵者、蛇、老虎等潜在威胁有执念的人，虽然不太讨人喜欢，但他们杞人忧天的性情保护了亲友的安全，也对后代的生存大有裨益。“在所有演化出来的避害策略中，”德国精神病学家马丁·布伦（Martin Brüne）写道，“强迫症可谓是最极端的一种。”

我们的大脑也可能早早地做好了准备，在生命中的脆弱阶段走向强迫的极端。芝加哥西北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在产后表现出强迫症症状的比率是常人的四倍左右——普遍的症状有一直担心伤害到新生儿，或让它们染上病菌。研究者认为某些强迫可能是生产后的适应性反应（adaptive response），让母亲处于高度警觉状态，无微不至地保护弱小无助的婴儿。

高度敏感的威胁探测系统带来生存优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的威胁探测器都敏锐过头了点。虽然只有约1/40的人患有临床上的强迫症，多达1/10的人曾有过干扰日常生活的严重强迫念头和强迫行为。大多数人的强迫倾向的确是与生俱来的，也存在着个体差异，但是我们目前的文化氛围促进并放大了这种倾向。我们把强迫当作美德称颂，这一集体态度可以追溯到新教的工作伦理（Protestant work ethic）——勤勉是一种神圣的天职。“这种态度不可能是自然的产物。”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在1905年写道，“它只能是长久而艰辛的教育过程的产物。”

如今，这一教育过程——我们系统性地奖赏并强化强迫——从小学就开始了；小孩子刚脱下尿布，就有可能因不爱学习受到谴责。这一过程贯穿着我们的学生生涯；青少年强迫性地“刷”出完美无瑕的成绩，以吸引名牌大学的眼球。我们成年后，教育仍在继续：我们争先恐后地投出一封封注定石沉大海的简历，希望简历上某些玄之又玄的东西能让自己鹤立鸡群。在这个以将韦伯所谓的“经济界适者生存”奉为圭臬的体制下，优越的岗位稀少，竞争者之间的差异微乎其微，而错失良机就意味着经济劣势。难怪我们原本就很敏感的威胁探测器进入了橙色预警状态。

更重要的是，那些凭借强迫披荆斩棘的人收获了丰厚的回报。一看到推荐信上那些暗示强迫的词汇，比如“一丝不苟”、“决不妥协”、“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招聘经理的眼睛都放光了；而且许多招聘经理自己就是得益于强迫倾向节节高升的。许多职业确实要求人们强迫性地顾虑某些事情，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分寸，要确保一切完美落实”，洛杉矶西木焦虑症研究所所长艾达·戈比斯（Eda Gorbis）说。不放过一切细节的犯罪现场调查员，探索宇宙细微玄妙之处的宇航员，还有手握手术刀，毫厘之间决定生死的脑外科医生，这些人都将强迫性特质转化为了积极的人生追求。

还有许多（虽然不可能是全部）强迫症患者也通过类似的方式，把自己狂乱的心灵狡计的优势发挥了出来。现居纽约的喜剧演员兰斯·韦斯（Lance Weiss）患有强迫症，他认为自己在单口喜剧界崭露头角要归功于强迫的天性。他每场表演前都反复演练，力求每个细节都完美无瑕。

“我死抠每个细节。”他说，“我把观众席的每张椅子都坐一遍，检查膝盖和前排之间的距离。”同为强迫症患者的英国作家及顾问阿曼达·格林（Amanda Green）说，破釜沉舟的生活态度赋予了她自主创业并创作八本书的动力。荧幕传奇查理兹·塞隆（Charlize Theron），以及畅销书《星运里的错》的作者约翰·格林（John Green），也都公开谈论过自己的强迫症。

研究者从强迫症的个案中发现，在没有明显缺陷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表现出这些个人特质。“强迫性人格标志性的勤勉与责任心，” 美国心理学家西奥多·米隆（Theodore Millon）和罗杰·戴尔·戴维斯（Roger Dale Davis）写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焦虑能量的控制与利用。”

我的焦虑能量是上天给我的，我难以想象心里这根弦松下来会是什么感觉，我也能理解一定程度的强迫特质对人类的生存繁盛或许是有益的。但每当我脑中的强迫势力占据上风，生活依然举步维艰。

和西北大学那项研究中的母亲们一样，在我其中一个儿子出生后，强迫症卷土重来。虽然我的病史使我属于高危人群，产后荷尔蒙失衡也让我更容易发作，我对这一切竟毫无察觉（或许是我刻意忽视了），在一段时期内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然而好景不长，强迫性思维再次来袭，而且是敌对性的那种强迫思维。当我躺在床上照顾儿子，突如其来的紧张感会攫住我的身体，让我心率飙升。我24岁时写的某篇文章，甚至是高中时候的小论文，都会像一记猛拳一样触发我的威胁探测器。

为了遏止排山倒海的恐慌，我会一遍遍地检查每篇文章，恨不得拿放大镜看每个词，确保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或者与别人的文章雷同。我还会一遍遍地检查引用段落，确保誊录的原文与我的完稿一模一样，精确到标点符号。一旦我发现了错误——我的确发现过几次，因为事实和语词比我们想象中更飘忽不定——我就觉得最可怕的恐惧被证实了。当我终于说服自己这篇文章够格了，我迎来片刻的平静，然而只有几分钟而已。检查一篇文章的草稿过后一小时，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检查彻底，所以不得不再来一遍，邪恶的强迫循环就这样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在旁人看来，我似乎只是个比较勤奋的正常人，然而事实上，我已经看不清坚持不懈与病态执念之间的边界了。

我丝毫不怀疑强迫特质写在我的基因里。我的家族成员中有许多一丝不苟的技术人才，包括外科医生、水管工和工程师。如果施瓦茨在我强迫症发作时扫描我的大脑，我敢确定我的眶额皮质会像圣诞树似的熠熠生辉。然而，绝大多数精神疾病都是生理机制和环境条件交互作用的产物，而我成长的文化环境和现在的生活状态，简直是为了诱发强迫症而精心设计的。

环境百般劝导、鼓励我留意强迫带来的挥之不去的痛苦，以至于我感觉强迫是一条生理律令——甚至它可能真的变成了生理律令。当我被强迫症“尖刺”（临床医生的黑话）突然扎中时，兴奋的大脑好似一头哥斯拉在我背后喘息，我不得不遵从它的指令。“强迫症这种病，是个不知餍足的恶魔。”施瓦茨在有关强迫症的书《脑锁》（Brain Lock）中写道，“你越屈从，它就越饥饿。”

强迫症的一线疗法有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还有属于认知行为疗法的暴露和反应预防（ERP）。前者包括百忧解等药物，而后者需要用令你恐惧的刺激疯狂轰炸你，直到你适应它们。

ERP与遍布世界的灵修有惊人的相似性。冥想是一种屈服的方式，冥想者接受每个当下如其所是的样子。ERP同样包含一种凝练的彻底接受。如果你强迫性地恐惧病菌，并且隔几分钟洗一次手驱赶病菌，那么你必须接受治疗师的指令：在地板上摩擦手，再用舌头舔，然后不准洗手。或者像我一样，接受你的确可能写过一篇非常糟糕的旧文章，但必须遏制住检查修改它的欲望。至于那些总是围绕着追求完美而产生强迫念头的人，“我们通常会建议他们犯些微小的错误，比如漏掉逗号，搞错大小写之类的”，而且犯错后不允许纠正，戈比斯说。一旦你的大脑明白，就算不实施强迫行为，生活还是会继续，你的强迫症尖刺也就会变钝一些。

对那些足够坚强，能够忍受这些不适的人，ERP有奇效。通过直面最大的恐惧，而不是试图借助强迫行为驱逐这些恐惧，我得以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遏制住最严重的强迫周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实验发现，患者接受以ERP为核心的治疗后，如果症状有所缓解，他们以往过分活跃的脑区也“冷静”了下来；这意味着疗法真的可以帮助改变大脑的生理回路。强迫症患者服用百忧解等抗抑郁药后，眶额皮质的活跃程度也降低了。药物与行为疗法或许是殊途同归的。

不过，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患者而言，治疗只能减轻强迫的程度，而无法彻底消灭它。施瓦茨在《脑锁》中记叙了几位患者的故事，他们接受治疗后病情大大缓解，但依然没有根治。戈比斯说，治疗的目的是限制那些恼人的症状，帮助病人全心投入生活，而不是彻底铲除强迫倾向。“应该明确区分两种情况。”她说，“如果你每天有超过一小时的强迫性思维，而且它们造成了很大痛苦，那么你肯定是生病了。但如果只是偶尔发生，也没有让你很难受，那么这还算不上疾病。”

虽然我的症状已经减轻到能够忍受的地步了，我的强迫本性没有消失，而且我认为假如没有它，我也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写作者。我的谨小慎微让我避免了许多严重过失，比如事实错误和不成熟的论证。在这个时代，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羞辱等野蛮的方式惩罚犯错者，因此似乎除了反复核查事实，不断自我怀疑之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应对。（我好几次看到其他作者稍有纰漏，就被公众批得体无完肤。）我还有一个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想法：我需要强迫倾向，因为它能够平衡我同样严重的懒惰脾性。

施瓦茨告诉患者，高呼“不是我的错，是强迫症的错”能够振奋精神，帮助达到正念；这样能帮助病人铭记他们的症状是大脑故障造成的。就我个人而言，这种手段不太有用。我的强迫与对准确性和尊严的合理顾虑几乎无异，因此我很难将强迫视为异己之物。

不过，我深知自己的强迫倾向在程度上是不正常的（虽然内容上有时是正常的），工作时我也必须压制它们，因为一旦放手它们就成了脱缰的野马。有一次我告诉编辑我需要再核对一遍稿件的终校样张（我已经检查过一遍了），他有些气急败坏地回信说，从没有作者像我一样要修改那么多遍。此后我再也没和他共事过。

我上学时成绩优异，我百折不挠地申请写作实习直到被录用，我愿意为了把一个点子付诸笔端反复折磨编辑……都是我的强迫本性使然吗？没错，我那些执念的祖先可能也是这样获得回报的，就和许多或患有强迫症或“正常”的当代人一样。然而，我也下定决心不向强迫症的核心悖论屈服：过度的自我保护会导致自我毁灭。换言之，我始终紧攥着红线不放，但我不再任它牵着我鼻子走了。我的觉悟也减轻了我的痛苦：我终于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强迫倾向与当代文化轰轰烈烈的“集体强迫症”其实密不可分。我因此能够扪心自问，我是否想要服从文化的指令，或以何种姿态随波逐流。假如我能够彻底斩断红线，我会这么做吗？我不确定，但这个问题其实毫无意义：因为我不能够。所以我不得不抓住它，相信它会继续引领我走出迷宫。

翻译：有耳；编辑：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