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头来，她葬送了数百条人命。”艾米莉神情严肃。这位说话温柔的金发女子今年27岁，正在和她的新舍友介绍伤寒玛丽¹的故事。两周前，艾米莉搬进了她位于布鲁克林的公寓。现在，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和一群她希望能称作朋友的人一起，一边观看奥斯卡典礼，一边闲谈着大规模死难。电视间位于这栋三层居民楼的地下室，里面挤满了二十个人；他们主题迥异的对话时分时合。人们看着电视，同时闲聊着，分享意见，交换着电影冷知识。这群人充满活力，年轻而又多样。

¹译注：玛丽·马伦，美国第一位伤寒杆菌的携带者。她自身没有表现出症状，却在十几年间至少感染了数十人。

本·史密斯（Ben Smith）的生意贩卖的正是这种交流——或者说温情。史密斯是Tribe²的首席执行官和联合创始人。该公司的口号是“我们帮你交朋友”，他们在布鲁克林运营着七处共享生活空间。Tribe提供精装修房，租金略贵：多人间的一张床位每月要750到950美元，而单人间要1150到1700美元，卫生间和厨房则需要与他人共用。不过，按史密斯的说法，“真正的产品是一起住的人。”

²译注：意为“部落”

Tribe有不少住户最近才搬到纽约市，而公司的目标就是为他们提供提前打造好的社交关系。“在纽约可以过得极度孤独，为了新工作而搬到这里的人应该特别有体会，”史密斯说。初来乍到，如果什么人都不认识，就不免陷入上班回家、两点一线的陷阱。“在和我们一起住之前，不少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在大学毕业后搬到旧金山时，艾米莉已经体验过了这样两点一线的可悲生活：自己的房间——办公室——自己的房间。她生性安静但不腼腆。可她的同事寥寥无几，也没能和在Craigslist上找到的室友熟络起来。一年过去了，她一个知心朋友都没交到。“糟糕透了。”

今年冬天早些时候，艾米莉搬到了纽约。比起直奔Craigslist，她在网上搜起了共享生活空间。Tribe看上去是最注重社区氛围的，因此她申请加入，通过之后就搬了进去。这一次，她发誓不会重蹈覆辙。

艾米莉的经历并不少见。孤独感无处不在，特别是在年轻人之间。我们从美国的这一头搬到另一头，不少人从经营多年的社交网络中分离开来。我们晚婚晚育，甚至直接不婚不育。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工作，常常是孤军奋战，不受传统办公室的约束，也没有和同事们战友般的友谊。

当然，搬家、独自生活、不结婚成家，或者放弃朝九晚五的工作，为灵活投向自由职业，这些举动的背后都可以有合理积极的原因。但和这些社会变动同步出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迷茫，没有归属感，或者缺少线上生活之外的社会支持系统。

资本主义厌恶真空，而踏进这片集体社交虚空的是成群的公司和企业家，兜售着结束社交孤立的法宝。近十年来，“随叫随到”的人际关系已经变成了一门红火的生意，也是强大的营销机会。从共享生活公寓到共享办公空间，到帮助建立人际关系的app，促进人际关系的服务获得了不少投资和基础设施。但这些解决方案真的管用吗？还是说这只是一张昂贵得令许多人望而却步的小小创口贴，由风险投资撑起来，却勉强盖在了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上？

目前估值470亿美金的WeWork自2010年成立以来，明确地将促进连接奉为企业宗旨的一部分。如联合创始人米格尔·麦克尔凯维（Miguel McKelvey）告诉《纽约时报》的那样，公司不只是“打造办公空间”，而是“建立全新的基础设施以重建社会关系，重新提升人际关系的潜能”。WeWork在全国各城市有数以百计的竞争对手，它们也大多如此宣传：它们不只是供人专心工作的场所，更是有意义的人类互动的孵化器。

2016年，WeWork发布了WeLive，在共享办公的宗旨之上更进一步，直接让成员住在一起。（其官方的目标是“将昨日僵硬、孤立的住房模式，转化为今日灵活、社区驱动的体验”。）自那以来，共享生活已经从怪事一桩，变成吸引年轻新居民的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纽约、华盛顿特区、奥斯汀、旧金山、西雅图和丹佛都有它的身影。

随着共享办公和居住空间逐渐流行开来，帮助用户建立线下关系的服务也日渐风靡。Hey Vina创立于2015年，是一款为女性交友而设计的app。几个月之后，约会软件Bumble推出Bumble BFF³，提供的是同样的服务。今天，交友软件如此之多，以至于每一类人都能选择专属于自身群体的软件。新手妈妈想和别的妈妈做朋友？试试Peanut。狗主人想认识别的养狗的人？用Meet My Dog。如果你想和别人交流爱好，无论是学一门新的语言，还是“谨慎地使用宗教体验致幻剂（entheogens）来探索内心世界”，都能用Meetup找到自己的伙伴。

³译注：BFF是“Best friend forever”（好朋友一辈子）的缩写。

尽管形态各异，这些公司都承诺能提供人际关系。“我们之所以在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相信，帮助人们融入群体有着巨大的价值。”创立Tribe的史密斯说道。

毫不夸张地说，社交痛苦会改变人心智的运作方式。神经科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生前在芝加哥大学做了将近二十年关于孤独感的研究。在他带领下，研究人员找到了有力的证据，表明长年累月的社交痛苦会影响大脑，使其进入自卫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孤独的结果如同悲剧——它会像陷阱般将人牢牢锁住。孤独的大脑高度警惕，无时无刻不在感知社交威胁。这种机制让神经系统时时刻刻草木皆兵，摧残身体的同时催生更多的孤独感。

最近，一项共有两万名成年人参与的全国调查发现，将近一半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时常或者总是感到独自一人、无所归属。然而，史蒂夫·柯尔（Steve Cole）表示，相关的报道经常把孤独感（loneliness）和独自一人（aloneness）混为一谈。这位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基因学研究者经常与卡乔波合作。与媒体报道的观念恰恰相反，孤独感是主观上觉得缺少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或者无所依靠。这个区别十分重要。

将我们与社交关系网断绝开来的场景，在现代生活中比比皆是。上大学，为工作搬家，失去家庭成员，迎来第一个孩子，全都可以暂时把我们推入社交痛苦的状态。“在学术研究中，长期孤独和短期孤独是有区别的。”爱丽丝·王（Alice Wang）说道。她现任爱荷华大学蒂比商学院营销学副教授，专注于研究孤独感和社交排挤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与长期孤独的人不同，因为情况有变而孤独的人还没有陷入习得性的被动；远离朋友家人的大学新生就是很好的例子。相反，他们渴望建立连接。对于这群人，王表示，提供社交机会建立连接的服务或许有用。

然而对于终年寂寞的人来说，仅仅是社交机会很可能远远不够。让大脑过载的人进入有陌生人的社交场合中，“实际上可能会让事情恶化”，柯尔说。这些公司是在尝试着回应明确的社会需求，但是，“我们沒弄懂这种渴望，也没搞清楚它存在的原因。”

2009年，时年23岁的奥莉维亚·琼（Olivia June）决定搬到旧金山。尽管没有任何具体的职业规划，她十分喜欢这座城市，而且最重要的是，姨妈让她暂住自己家里，不收一分钱房租。

适应新城市的过程十分寂寞。在这周围，她一个好朋友都没有，而在家待业的她也交不到好朋友。日日夜夜都在刷剧中模糊地度过了。（《全美超模大赛》特别好看。）琼现在还记着沐浴在阳光里的女孩们的笑声，引来自己惆怅地望向窗外。看着她们走在去早午餐或者瑜珈课的路上，她想着：我怎么样才能认识她们？我怎么样才能成为她们？她孑然一身，却甚至不愿意认清孤独的感觉；这太让人羞耻了。从姨妈家搬出去之后一个月左右，她试过钻OkCupid⁴的“后门”，在上面约看到的女孩子出来玩。只是做朋友的那种。

⁴译注：OkCupid意为“好的，丘比特”，是一款约会软件。

“我遭到了无数拒绝。”

用这种方式，琼最后还是有了几次朋友之间的约会。而无论是在公交车站，在家附近的咖啡馆排队，还是做志愿者，琼都和人闲聊，也慢慢地认识了更多的熟人。尽管如此，她还是很难找到“自己人”。2012年，为了广撒网，她开始在市里的许多葡萄酒酒吧里组织下午酒会。和与会的人交谈后，她意识到寂寞与被孤立的感觉很是普遍。

2015年，琼创立了Hey Vina，一款帮助女性结交新朋友的app。反响热烈极了。几个小时之内，就有一千多人注册。一个星期内，数字变成了十万多人。今天，这款app有上百万的用户，在158个国家提供服务。

在Hey Vina发布之际，约会网站Bumble也收到了很多用户请求，这些用户希望除了浪漫关系，发展朋友关系也能有一种轻松的方式。“一旦踏出了大学校门，交朋友就再也不容易了。”首席品牌官亚历克斯·威廉森（Alex Williamson）说。2016年，这家公司发布了Bumble BFF，这个功能就是为寻找友谊的女性设计的。

今年24岁的史蒂芬妮·劳丽是高级会计师，在位于西雅图的Moss Adams工作。去年和男朋友搬到一起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也属于缺乏友谊的人。“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我发现自己的朋友关系都有点肤浅。”其中，她和几位大学闺蜜的情谊都围绕着喝酒和参加派对。现在，当她和男朋友住在一起了，她开始更加认真地考虑婚礼的事情，特别是，“如果很快就要结婚了，我要找谁当伴娘？谁会答应？谁能抽出时间，履行这样的承诺呢？”她说，“我好像找不到谁。”

去年六月，她注册了Bumble BFF。她的第一印象是，不回消息在Bumble BFF上面和Bumble本身一样泛滥成灾，甚至更糟糕。App里面有很多看上去很有趣的人，但要在现实中见面就不容易了。她总是和觉得有戏的人配对，互发消息，约个咖啡，结果就被人放鸽子，还经常不事先通知。“第一次的时候，我心想，‘这人真不靠谱。’”她说，“但这种事情至少发生六次了！”（不回消息在Bumble BFF上面确实是个问题，威廉森承认，同时公司也在尽力改善。“我们是价值观驱动的公司，而毫无征兆就不回消息的做法违背了我们全部的价值观。”）

尽管劳丽还没在这款app上交到任何密友，她打算继续划着手机。九月，她成为了一名Bumble城市大使，意味着她接受公司的报酬，负责每月在西雅图组织活动。最近天气变得越来越好，她希望人也能靠谱起来。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Tribe的体验，布雷登表示。这名外向的新西兰人去年刚搬进这个共享生活空间。尽管大多数住户都过得很好，有的人难以合群。自从他搬进来，有几个人已经自愿搬走了。用布雷登的话来说，这些人体验到了“社交管制”：“这可能关乎性格……你就是没法合群。”

肯尼斯·斯特林（Kenneth Sterling）是Tribe的业务管理总监。他明确表示，Tribe面向的人群不仅要有融入群体的想法，还要有能这么做的社交能力。这意味着有踏出房间的意愿，但也暗示需要落入特定的年龄区间。虽然Tribe集聚不同种族的人——按首席执行官史密斯的说法，百分之五十的住户都是有色人种——却没有人看上去超过35岁。

大家心知肚明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要加入这里，成员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尽管Tribe没有纽约的很多共享生活空间那么贵，但它也远远称不上便宜。哪怕是多人间的食宿费也让许多年轻的新纽约客无力承受。（Tribe曾经运营过一个非正式的奖学金项目，为一位创业者和一位电影制作者提供六个月的免费食宿。史密斯称，他希望将来能继续这项计划。）

申请过程包括视频面试和信用检查，目的是测试申请人的经济和文化契合度。但筛选过程并不完美。“有些人一开始会比较腼腆，但最后他们能和社区里的人打成一片。”斯特林说，“我们也遇到过一些没能成功融入的人。我们会把事情处理好，让他们可以搬走。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合适就是不合适。”

营销学的王教授表示，对于长期孤独的人来说，过分敏感的心态是个问题。孤独的大脑长期过载运行着，它对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社交管制”都极其敏感。“如果感受到任何负面的东西，他们会马上退缩，”她说，“还有，如果觉得别人不需要自己参与也能建立关系，那感觉就更糟了。”听着她说的话，我想起了大学刚开学的那几个星期，一阵阵的笑声和音乐从外面传来，而除此之外房间里寂若死灰，这令人感觉痛苦不堪。

要做什么才能帮助长期孤独的人？按柯尔的说法，那些收集用户数据，或以高于市场价提供办公室和公寓服务，将为投资者盈利作为主要目标的公司，或许并不能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法。长期孤独是个顽疾，但有些证据表明，向着一个使命或者超越“小我”的目标前进——这常常需要和他人合作——可以帮助孤立的个人重新回归社会群体。

一个社区之所以是社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成员——哪怕那些不总能和他人融洽相处的——都积极地为某种更伟大的事物奋斗，而整个群体都因此受惠。目标可以是为了生存（对我们的祖先来说），为了赶上客户的死线（如果你是某个广告团队的一员），也可以是为了注册投票者（如果你是一个政治竞选活动的志愿者）。

同样的，劳丽，这位Bumble BFF的城市代表，和其他Bumble的西雅图城市大使关系密切，更甚于通过app本身遇到的人。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拥有共同的目标：为本地的Bumble用户举办吸引人的活动。他们定期在群聊上交流合作。到了现在，“我可以和他们谈天说地。”劳丽说，“我们的关系很是密切。”

“这些市面上的app全都缺乏这样的使命感。”柯尔说。共享生活公司的价值就在于提供流畅的住房体验，同时自带室友。它们通常位于找公寓令人头疼的城市里，因此十分有用。相亲app则帮助有共同兴趣的人约个咖啡；共同办公集体帮助人们集中注意力，拓展人脉，参与活动。对于身心健康，想要结识新朋友的人来说，这些服务确实能帮上。

艾米莉最近离开了Tribe，和其他四名在共享生活空间认识的朋友一起，搬进了位于布鲁克林的五居室公寓，这套公寓属于他们自己。房租便宜多了——她一个月付850美元，而不是1400美元——而且和她已经结识、喜欢的室友，搬到一个感觉更稳定的地方，让人心情舒畅。“Tribe让我有了这群美妙的好友。和他们在一起，我能自信地说：对，我想留在纽约。”

但我们难以想象那些长期在孤独中煎熬的人，也会有这样的美好结局。建立一段关系，更不要说一个社区，需要容忍风险和拒绝，需要恒心，也经常需要一个凝聚人心的使命，而不只是“认识新朋友”。尽管数百万美元涌进了这些创业公司，要使得期望成为现实，风险投资远远不够。

翻译：Haoyang Yu；审校：嘉嘉

在二十一世纪，孤独变得无处不在。评论家们称它为“流行病”，如同麻风病一般，又像是一场文化的“无声瘟疫”。2018年，英国甚至任命了一位“孤独大臣”（Minister for Loneliness）。然而，孤独既不是一个普世的生存状态，也不是一种纯粹本能的内在体验。它并非一种单一的情绪，而更像是复杂的情绪集合，包含愤怒、哀悼、恐惧、焦虑、悲伤和羞愧。它还涉及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随着时间推移，根据人们对自我、上帝和自然世界的理解而不断变化。换句话说，孤独是有历史的。

英语中的“Loneliness”（孤独）一词出现于1800年左右。在此之前，最接近孤独之意的单词是“Oneliness”（独身一人），仅仅用于描述独自一人的物理状态。“独身一人”如同“独处”（Solitude），源于拉丁语Solus，意指物理意义上的单独一人，并没有暗指任何感情上的缺失。独身一人或是独处并不是病态或是令人厌恶的，而是为一个人提供了在和上帝共处或是独自陷入沉思时所必需的空间。由于上帝始终常伴在每个人身边，一个凡人是永远不会真正孤独无依的。然而在一两个世纪之后，“孤独”（loneliness）一词的含义里充斥着空虚和社交关系的缺失，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本“独身一人”的意义范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当代的“孤独”概念源自于现代西方的文化和经济变革。工业化、不断增长的消费主义经济（consumer economy）、宗教影响力逐渐消退以及进化生物学的普及都在强调一个观念：“个体价值”重于一切。传统父权主义社会里人人皆有明确社会地位责任的理念已经不复存在。

在十九世纪，政治哲学家用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替维多利亚时代人们追求个人财富的行为辩护。

而现代医学强调情绪和体验由大脑产生，并将身体状态分为正常与异常，曾经主导了西方医学两千年的四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及其带来的四种气质类型（多血质、粘液质、胆汁质、抑郁质）让位于这一基于个体身体的健康新模型，这也突显了向个体中心的转变。

在二十世纪，新的心智科学研究，特别是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成了判断一个人情绪健康与否的主导依据。卡尔·荣格（Carl Jung）在他1921年的著作《心理类型》（Psychological Types）中，首次定义了内向型和外向型人格。内向型和神经质、孤独联系在一起；外向型则与社交能力、合群与自力更生相连，在美国，这些概念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们和自我完善、独立自主及志在必得的美国梦相关的个人品质紧密相连。

而与内向相关的负面联系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孤独会蒙受如此多的社会污名。孤独的人鲜少愿意承认他们的孤独感。尽管孤独能使一个人更富同理心，孤独的人却时常成为鄙夷的对象，拥有强大社交关系网的人也倾向于避免和孤独者打交道。现在有人将孤独与一些传染病相提并论，就好像孤独真会传染似的。当我们用现代流行病的理解框架来描述孤独问题时，我们很可能在为公众恐慌添柴加火，并且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将孤独描述为一个普遍存在但本质上取决于个体特质的问题，反而让它难以得到解决。

几个世纪以来，作家们认识到精神健康和社群归属感之间的密切联系。服务社会是另一种服务个体的方式，因为，正如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在他的诗《人论》（An Essay on Man）里写到的那样,“真正的自爱和社会之爱是一样的。” 因此，已故神经科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 提出孤独具有生理和社会功能这一观点，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孤独正如饥饿，是一个显示我们身心健康受到威胁的信号。这个威胁源于我们被自己的族群排斥。”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在《紧急时刻的祷告》（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中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小块大陆，整体中的一部分”。如果“一块泥土被海水冲走，欧洲就会失去一角…无论谁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对一些人来说，在英国脱欧或是特朗普自恋的执政表现背景下，多恩的这番话染上了一丝辛酸。这些政治环境的混乱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了我们将孤独描述为现代疾病的做法。在多恩所推举的公民政体（body politic）里，国家被比作人的身体，而社会政治秩序的混乱则被比作人的疫病。而在我们的现代语境下，孤独被看作现代社会的瘟疫。

译者注：公民政体是一个中世纪常见的比喻。这个观点将国家比做一个身体，统治者比作一个国家的“头”。其中将社会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比作人类的瘟疫。

我们现在亟需一套更为精细的评估标准来确定是谁孤独，何时孤独以及为何孤独。政治家们抱怨孤独，因为它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特别是在社会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的今天。孤独的人更容易患上癌症、心脏病和抑郁症，而且与不孤独的人相比，他们过早死亡的可能性高了百分之五十。然而变老后成孤家寡人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与欧洲大部分地区不同，美国和英国并没有跨家庭养老的习俗。孤独和强调个人经济独立的文化息息相关。

在英国，1830年代前，老年人主要还是由家人朋友，邻里和教区负责照看。然而，在此之后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扶贫政策，旨在取消除了年老且残疾的人之外所有人的经济补助，限制了给济贫院的经济补助。同时，他们将济贫补助变成一项贷款，并人为地使贷款的审批过程变得非常官僚主义且不近人情。城市生活的兴起和本地社区的衰落，外加将特殊需求人群集中安置在专门建造的建筑里的行为，造成了越来越多空巢老人的出现。各国历史不同，强调个人主义的国家（如英国、南非、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和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如日本、中国、韩国、危地马拉、阿根廷和巴西），其人民体验孤独的方式很可能完全不同。这样看来，不仅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也会造就不同的孤独体验。

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们需要开始怀念过去的集体生活，或是断言社会隔离感在维多利亚时代之前完全不存在。恰恰相反，我认为人类的情绪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是息息相关的。正如同对触犯社会道德准则行为的义愤填膺需要一个人有正确的是非观和个人责任感，孤独感也只可能存在于一个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将人看作是独立于社会组织的个体，而不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显然，个人主义的出现侵蚀了社交和群体纽带，并且催生了在1800年前并不存在的一套描述孤独的语言。

过去，哲学家讨论的重心是如何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而现在文化的重心转移了，我们讨论更多的是关于个人选择、欲求和成就的问题。“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作为贬义词首度出现在“loneliness”一词正流行起来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这并非巧合。如果孤独是现代瘟疫的话，那么它的病因同样是现代的问题。而也许，只有当我们了解了孤独的历史之后，才能从孤独中逃脱。

翻译：胡嘉嘉

校对：张蒙

原文：One is the loneliest number: the history of a Western problem

上世纪70年代，卡乔波和Richard E. Petty合作发展了详尽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在1992年和Gary Berntsen提出了“社会神经科学” ，因对孤独的系统性研究而闻名。

在社会神经科学领域，他致力于研究社会关系（social connections）的神经机制，探索社会影响和人际关系对情绪和认知的作用。他聚焦于驱动人类互动的神经、激素和遗传学机制，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大脑、行为和健康。他最近研究社会隔离和孤独对人类福祉的有害影响。

卡乔波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孤独与白细胞基因表达的关系，他和史蒂夫·科尔（Steve Cole）的研究指出，孤独的人更容易出现炎症反应。他随后的工作表明，孤独能够对人的感觉、行为和生理造成影响，甚至导致早逝。卡乔波还认为，社会合作能力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大属性。

纽约大学的社会神经科学家Jay Van Bavel在Twitter上发表数篇推文表达哀悼之情，“他是这个领域绝对的大牛，他的每一篇论文都是杰作，无论他是从经验、方法论、理论还是哲学出发。”

卡乔波著有《人类天性和对社会关系的需求》（Human Nature and the Need for Social Connection）。

《卫报》曾经采访了卡乔波对孤独的研究经历，以下是访谈节选。

你已经研究社会关系和孤独超过二十年了，你是怎么想出这个研究主题的？

90年代早期，我规划了一个新的领域——社会神经科学，研究社会物种的神经机制。社会物种的成员之间会形成稳定的关系，因而有了社会和文化。然而神经科学还没有真正研究过他们。

神经科学家们强调研究个体的大脑和细胞，他们有抗拒过社会神经科学的某些方面吗？

当我1992年提出这个概念时，我期望得到同行们的强烈反应，因此在最早的论文里，我提出并解释了“社会神经科学并不是自相矛盾的说法”。一切都进展的还不错，但我立刻认识到光有理论还不足够，我需要有说服力的实证。

你选了孤独作为研究方向？

其实我一开始感兴趣的是社会关系。我的论点是我们由社会关系所定义，那么当你缺乏社会关系时大脑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当时指出大脑是形成、观察、培养和巩固社会关系的器官，你有没有社会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感觉有。这是客观孤立和感觉孤立之间最大的不同，很快我们就发现感觉孤立正是孤独，而孤独研究还未有人涉及。

有些人有着很庞大的社会关系，但是仍然感到孤独。

是的，其实社会关系少一点更好。一个经典的案例是，亿万富翁看到所有人都想和他成为朋友，但是在他眼中没有人是真情实意，因为他们被视作利益驱动者。

你在书中提到，在回答“你有多少知己”这个问题时，25%的美国人回答一个也没有。如果知己就是优质关系的表现，一个知己足够改变脑化学变化？

“足够”这个说法总是太过轻率，但显然一个好过于没有。两个也许好过一个。这个问题真正的答案取决于语境。举例来说，当你处于战争中时，那么一个好友就不够，你的身边需要一小群人。

知己可能会是心理医生吗？

不会。看心理医生比没有朋友好一些，但我们发现，避免孤独的方式不是“获得”（朋友）。不管经济学家是怎么说的，我们的天性并非如此。我们需要互助性保护。如果你只是接受别人的协助和保护，这难以满足更深的归属感。去看心理治疗师满足了某些需求，但没有满足对丰富的互惠联系的需求。

你用一些数据表明孤独是有传染性的，这个结论怎么得出来的？

孤独的传染机制其实非常简单。在一项研究中，我们观察了人们的关系在每三、四年的变化。传染过程随着时间发生。比如说你和我是邻居。我因为某些原因孤独，而你是我的朋友。作为突然变得孤独的人，我更可能用谨慎和防御的态度对待你，将你视作潜在威胁（因为你有可能离开并增加我的痛苦），你意识到了这点，所以我们会有更消极的社交反应。过三到四年时间，我们不再可能是朋友了。对于你我来说，我们都少了一个知己。

所以关系应该对双方都有益？

是的，而且不止如此。因为你与我互动的更少了，当你去工作时更有可能消极对待别人。孤独就这样传染开来。

你在书中引用了一句悲伤的话“我能准确记得我们之间不再用眼神交流的年份……”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很痛苦地逃避关系呢？

我们的喜好总是会适得其反。孤独如冰山，我们能意识到它的表面，但其中有大量系统性发生的东西潜藏在深处。

统计数据表明，目前美国独居的人比1980年多出了30%。独居的人不一定孤独，但独居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变化。这是否能帮助解释问题？

没错，独居人数在增长，部分是因为人口老龄化以及女人比男人长寿。独居是否导致了孤独尚不清楚。比如说，当人们搬到老年住宅时，他们更容易感觉到孤独，因为即使他们自己居住，他们被剥离了对家庭、朋友和社区的感觉。

你将人类描述为“强制性群居”，并表示如果我们设计一个人类动物园，应该加上一条注释“不要在房中独处”。在多大的程度上这是一种普遍的特质？

我们发现孤独是遗传的。社会性被编写在我们的大脑和DNA中，有着个体差异。就孤独的遗传性而言，隔绝带给人的痛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很难被它困扰到，但也有人深受其扰，以至于变得有些反常。那些没有受到影响的可能会是精神病态者。我有一个来自一位进化生物学家的例子，如果我让你形容一下坏人的特质，你想到的三个词是什么？

无情，冷酷，精于算计。

那么好人的三个特质呢？

友善，慷慨，富有同情。

好的。你的回答实际上跨越了年龄和文化。好人首要关注的是与他人的联系，而坏人只关心自己。没有这种普遍的认同，我们不会成为社会物种。

但社会总是让我们竞争，我们赞赏自我依赖和独立的品质。

是的。但社会关系与反竞争无关。想一想奥林匹克运动会，这项基于竞争的伟大赛事能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合作同样被视作一项普遍的好特质，但是华尔街银行家们也在损害其余所有人的利益下串通一气。所以他们身上的品质不是好坏分明的。

你的研究表明孤独是主要的公共健康问题，你是如何评估孤独并说服政策制定者接受你的说法的？

首先，孤独的普遍性是多少？孤独的发生率在20%到40%，我们自己的研究显示有26%的人属于孤独人群。也就是说，四个人中就有一个经常感到孤独。

那如果长期感到孤独，它对健康有什么影响？将所有其他因素考虑在内时，长期孤独将早逝的几率增加到20%。这和肥胖的影响一样，尽管肥胖不会让你像孤独那样痛苦。

然后我们研究了是什么让你更加脆弱。在内分泌学、遗传学层面，孤独的人的大脑里发生了什么？孤独如何影响免疫和抵抗力，当大脑进入自我保护模式时，哪些基因关闭了，哪些激活了？首先，我们发现孤独降低了有效睡眠。你的睡眠是碎片化的，而且你睡醒时总是很累。你孤独时，累积的损害比不孤独时更多。你不会马上就患上心脏病或癌症，但是肯定会看到它对免疫系统的作用。

减缓或者治愈孤独的最好方法是什么？你有一项工作是针对刚刚回家的士兵……

是的。我的最初关注点不在治疗，因为我的研究资金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他们一直在督促我们：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所以我们关注刚回家的士兵，他们是长期最孤独的人群之一，我们进行了所有可能的干预。

什么方法最有效？

我们研究了四种主要的治疗方法。第一个是社会参与。将孤独的人群聚集在一起没有用，因为这种做法混淆了孤独和独处。

第二个是社交技能：基于人们孤独是因为不善交际的观点。事实上，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几乎所有人都有良好的社交技能，但是当你经历孤独时，你开始越来越关注自身，你的大脑进入自我保护状态。你未必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你开始像离群的动物一样处于群体边缘。如果你感觉自己很脆弱，你不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因此失去了社交技能。

第三个方法是社会支持。这意味着孤独的人有了周围人的支持，就会被“治愈”。这不是答案，因为走出孤独需要互惠关系而非单向关系。如果只是支持的话，人们在医院不会孤独，因为周围都是支持他们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住院的人经常感到孤独。

在最后的方法中，我们观察孤独的人如何看待他人，帮助他们理解大脑进入自我保护状态时会发生什么。这种方法似乎有用，尽管我们只应用了几次。

你们是怎么做的？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重新训练士兵们与他人相互交流：如何解读话语、眼神和姿势。然后我们教他们什么是错的，我们告诉他们用客观法探索交流的不同方式。

因为长期孤独的人处于保护模式，只关注自己的痛苦和焦虑，他们更不擅长发现社交中的种种迹象？

是的。这会导致他们遭到更多排斥。军队里这种现象尤为普遍，在那里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军队有一种文化可以是支持性的，但如果你虚弱的话，会被认为无法承担压力，人们有意或无意地疏离你。遭到排斥的人最终会变得脆弱、抑郁、孤独，有时还会想自杀。

关于孤独我们谈论了很多，那么孤独的相反面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有趣。正如我之前说的，我最初的兴趣是社会关系，不是社交孤立，我用了很多词语来解释它，但都不太精确。因为每个词似乎都只能用来描述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不能涵盖所有。最终，我开始用“常态”（normal）一词。

用过时的说法 “友善”作为孤独的反面怎么样？它从根本上体现出你的观点：亲切和归属是健康关系的象征。

行，也不行。我认为友善是解决孤独的良好开始。但是答案并不是快乐或者待人友好，因为长期孤独的人需要的不仅是这些。事实上，我认为孤独有些像疼痛、饥饿和口渴，这三者也没有相反的描述，除非你用不痛、不饿和不渴来形容。孤独也是如此。它保护我们的社会身体（social body）。长期孤独是有害的，但是短期的孤独可以是积极且必要的，因为它突出了对社会关系的需求。

编译：EON

话说那是50年代末的某个晚上，弗瑞达弗罗姆-瑞茨曼（Frieda Fromm-Reichmann）坐在书桌前，开始着手写作一篇论文。在这之前，其他精神分析学家都忽视了她将要描述的这一主题。甚至于弗洛伊德对此也只是轻描淡写。尽管概念已然成型，但是瑞茨曼还不确定，她写到，是“哪种内在的能量”使她与孤独相关的问题纠缠不休的呢？可能是从那位年轻的女性紧张症患者开始的吧，她只有在瑞茨曼问到她有多孤单的时候才开口交流。“她把两只手的大拇指竖起来，其他四指弯向手掌内，”瑞茨曼写道。大拇指孤零零地立着，“完全孤立于藏起来的其他四指。”瑞茨曼轻声回应：“这么孤单吗？” 一来一去，那个患者“紧张凝固的表情随即冰释，好像得到了巨大的满足与慰藉，她的手指也张开了。”

弗瑞达弗罗姆-瑞茨曼，这位矮矮胖胖的心理医生后来以“被新患者错认为是个管家”而闻名世界。这位患者叫乔安娜·格林伯格（Joanne Greenberg），患有非常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被其他心理医生定义为无法治愈，而瑞茨曼治好了她。格林伯格离开医院之后，去读了大学，成为了一名作家，随后格林伯格将她挚爱的心理医生以“弗雷医生”的形象永久定格在她的畅销书——《未曾许诺的玫瑰园》（I Never Promised You a Rose Garden）中（这本书随后改编成电影，同时发行了同名流行单曲）。为了躲避希特勒，瑞茨曼从德国来到美国，她坚信通过信任与亲密关切，没有哪个患者是无法治愈的。她认为几乎所有的精神疾病的深处都有孤独的影子，而孤独的人又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存在。她曾责备过她的同事们，只因他们面对情感上无法企及的患者，没有冒着被情绪感染的风险，主动向他们伸出援手，反而抽身离去。“对‘孤独’产生的谜一般的恐惧触及到我们心底可能存在的孤独，我们躲避孤独，同时为此感到内疚。”瑞茨曼说道。

The Lethality of Loneliness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we understand how isolation can ravage the body and brain. Now,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it?

瑞茨曼在1959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论孤独》（On Loneliness）的论文，被认为是“孤独研究”这一飞速发展学科的奠基性文献。过去的五十年间，理论心理学家几乎已经完全摒弃了精神分析，一翻身，通通变成了生物学家。随着对细胞和神经功能愈发深入的研究，他们亦愈发认为“孤独”如瑞茨曼描述的一样——令人望而生畏。现在，“孤独”已经被和一系列身体上的不适，同时和一些过去的精神疾病关联起来。

可以这么说，这些发现产生的影响与疾病的细菌理论同样重大。就像从前，我们知道传染病会致命，但是不知道是细菌在传播这些疾病，我们直觉上认为孤独会加快个体步向死亡，但是尚不能解释一二。心理生物学家现在发现孤独会释放误导性的激素信号，重新安排控制行为的基因，同时也没放过搅和身体其他系统。他们已经证明长期的孤独不仅会致病，它还会致命。在众多的死亡风险因素当中，情感隔离的排名和吸烟不相上下。一份由孤独引起，或因孤独加重的疾病不完全名单包括老年痴呆症，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甚至癌症——肿瘤在孤独人群中扩散的速度更快。

孤独的心理学解释自瑞茨曼提出后并未改变太多。“真正的孤独”，不是索伦·齐克果（Søren Kierkegaard）提出的“关闭状态”或者在文明社会中离群索居；“真正的孤独”，不是艺术家愉快地隐居创作，不是当你的朋友在外玩耍时，你却因感冒而不得不呆在家里；不是暂时对你的朋友和伴侣不满——当然如果你一直不满，那也许你真的是一个孤独的人了。

瑞茨曼甚至将“真正的孤独”与哀恸区别开来，毕竟在经过调整之后，哀恸是可以恢复的；亦和抑郁症区别开来，抑郁症可能是孤独的症状，但通常不是引发因素。她提到孤独，实际上就是对亲密关系的渴望——这个定义并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

现在心理学家普遍接受了瑞茨曼定义为不属于“孤独”的那些表现，同时增加了瑞茨曼一定会同意的一条。他们坚持认为孤独必须是由内而生、主观的体验，不是外在的、客观的状态。“孤独不是独处的同义词，与他人共处也并不能免于个体感受孤独。”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写道，他是研究孤独的心理学家当中的领军人物。卡乔波将情绪因素置于社会因素之上是由于他笃信破坏身体和大脑的罪魁祸首是情绪。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观点。另一派学说坚持认为孤独是社交失败的产物。因为缺乏关心照料，缺乏社会支持，孤独的人相比不孤独的人更易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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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孤独作为公众关注的一个领域，一直被视作是社会问题，即过度保守文化，或者社会规范崩溃的产物。然而今天，孤独被视作是公共健康危机。孤独的标准问卷——UCLA孤独量表包含20个围绕“亲密感”的问题，比如“你是否感到与人亲近？”。将近百分之三十的美国人在某一时期感觉和他人并不亲近。孤独的程度随年龄不同而不同，对老年人的威胁尤甚，表现在加速器官衰退，缩短寿命。但即便在非老年人中，孤独依旧无孔不入。AARP（美国退休者协会）在2010年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45岁及以上成年人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汇报自己长期处于孤独状态。十年以前，这一比例是五分之一。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婴儿潮出生的那一代人以每天一万人的速度步入退休年龄，孤独的美国人数量一定会继续攀升。

很显然，孤独的人越容易患病，他们越需要更多照顾。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尽管说随着对孤独了解的深入，我们能够更好的治疗这一情况。但于我而言，孤独的生物学表象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提供了通过最佳实证方法得到的确凿证据，证明几个世纪以来，那些诗人、蓝调乐手和电影导演为遭受孤独蹂躏的灵魂和肉体而悲悼都是正确的。正如诗人奥登（W. H. Auden）所述：“爱或死，选其一为之。”

哪些人身上带有孤独的标签呢？他们是那些局外人：并不只是老年人，还有穷人，被欺凌的人，与众不同的人。调查发现即便不属于以上任何一个群体，被歧视的人更容易感受到孤独。女性比男性更孤独（尽管未婚男性比未婚女性更孤独）。非洲裔比白人更孤独（尽管拉丁裔和白人女性比非洲裔女性更孤独）。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比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孤独。无业和退休的人比工作的人更孤独。

孤独感受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感觉到被拒绝，同时这也是孤独当中，对个体伤害最大的一部分。心理学家是通过研究男同性恋在艾滋病大流行时期的体验发现的这一现象。疾病摧毁了他们的免疫系统，而一开始，好像仅仅摧毁的是“他们”的免疫系统。这场危机被忽略了一段时间，紧接着引起了全民恐慌。不久之后，全国人民都呼吁将男同性恋隔离起来。对于那些研究社会体验如何影响个体健康的心理学家来说，艾滋病大流行就相当于一个自然实验，其造成的影响之极端，以至于任何一个道德健全的人都不会有意让他人遭受。艾滋病来源于一种病毒感染——HIV病毒。这个病毒摧毁了一个独特群体的免疫系统，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可以相互比较，而这一群体作为整体又可以和未感染的对照组进行比较。这使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科学家们尝试回答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社会体验能否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死得更快。这项任务因疾病侵袭更多人而变得更加紧迫。

UCLA实验室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得以加入一项长期试验。该试验参与者为并不知晓自身HIV病毒感染情况的男同性恋。大约半数参与者被检查为病毒感染阳性，这其中大约三分之一参与者同意接受研究人员刨根问底的审视，包括回答一系列关于毒品使用、性行为、对自身同性恋取向的态度和情感支持的程度等问题。到1993年，这组感染病毒的人群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罹患艾滋病，大约四分之一的人不幸离世。

史蒂夫·科尔（Steven Cole）那时候还是实验室的一个博士后研究员，渴望能够突破该领域的身心二元论。那时候他告诉我，心理学才刚刚开始领会到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认知世界是如何重塑我们的物质世界的。UCLA的科研人员期初研究加速疾病进程的社会因素时，测试的是如社会经济状态和社会支持水平等看似显而易见的影响因素。说来却奇怪，贫穷或者缺少家庭朋友的支持并不会大幅度加速一个艾滋病患者死亡的进程。（不过持续的哀恸状态——这一普遍存在于那段时期男同性恋群体中的情绪状态，似乎会削弱病毒感染者的免疫系统。）

最终科尔意识到需要尝试从男同性恋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他来说这并不容易：“我是个从市郊来的直男。我曾对性别持定型观念，但我从来不了解他们这些人的生活。”之后他读到一本书，欧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污名：管理受损身份的笔记》（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a Spoiled Identity），书中详细叙述了“装作”他人的辛苦。他知道了未出柜的男同性恋必须谨小慎微，维护好关于他个人信息的点点滴滴，始终活在暴露的恐惧中，或担心因身份而被勒索敲诈。对亲密关系，或者至少对友谊也划出非常明确的界限。“就像游走在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旁边。”科尔这样描述道。

科尔认为躲在虚假身份背后的人对他人的拒绝更加敏感。他的脾气会紧张的像上紧了的发条，而他的应激反应系统则是“快一点，再快一点。”他的心跳会加快，应激激素会大量涌进他的身体，组织会充血，白细胞会喷涌而出抵御外界入侵。如果这种应激觉醒状态很快消失，那对这个人的身体是无害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连续一年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那他的血压就会逐渐上升，免疫系统当中负责抵御像普通病毒这类虾兵蟹将的功能将会逐渐丧失。

压力如何成就我们，又如何摧毁我们？

压力在我们的体内暗流涌动，一生当中都在破坏身体和大脑，造成毒性影响。

他说的没错。科尔发现，预估一个HIV阳性的男同性恋是否会很快死去的一个社会因素就是他是否出柜。感染HIV的未出柜男同性恋比出柜的男同性恋一般会早死两到三年。科尔在艾滋病患者的分离白细胞中注入去甲肾上腺素之后发现，病毒复制的速度加快了两到三倍。针对这一发现他思索良久，但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人类会被设计成这样，孤独居然会削弱我们抵御疾病的能力。“上帝想让我们压力大的时候就死吗？”

当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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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不希望我们孤单。换句话说，自然选择将那些需要他人的人筛选出来。人类的社交属性远远高于其他哺乳动物，甚至高于绝大多数的灵长类。为了发育出我们的“社交大脑”，我们必须擅长于合作。为了养育孩子，照顾他们缓慢成熟的大脑皮质，我们需要从族群中获取帮助。我们烧火做饭，为嗜糖的大脑灰质供能，这又需要我们组织安排夜班，为篝火添柴。跟人类的捕食者相比，我们太过弱小。他们追赶我们的时候风驰电掣，而我们跑的时候则显得蜗步龟移。

“孤独可以如此显著的影响基因，这可不简单，它改变了我们既往对人类发育的认识方式。”索米说道。

假设我们当中有个人从族群中走丢了，或者说因为偷懒，亦或是偷了东西被踢出族群，那她怎么办呢？她会发现自己正茕茕孑立于无边无际的热带草原中，一时间暴露在猎食者的雷达里，准备成为它们的美味佳肴。如果她的神经系统在持续感知孤立中过载了，那不消说，她一定会吓得冲回家。卡乔波认为我们天生就认为朋友和家人之外的世界是不愉快的，就如我们生来就发觉某些食物令人作呕。“那你觉得我们对苦味的敏感程度比起甜味要高千倍万倍是为什么呢？”卡乔波问我。“因为苦味暗示着危险！”

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茕茕孑立”的时刻包括我们第一次离家去上大学，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去结交全新的朋友。九十年代中期，卡乔波（现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和当时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同事们将该校本科生分成了三组：不孤单的，偶尔孤单的，以及孤单的。这些学生身上扎着血压计、传感器和呼机。每天呼机都会响起九次，连续九天，学生需要在听到呼机响声后填写调查问卷。卡乔波还把学生都收进大学医院留观，让他们戴着装有感受器的帽子，监测睡眠长度和质量。接着卡乔波从这些学生身上提取了唾液样本，从中量取在应激情况下释放的激素——皮质醇的水平。

如他所料，那些存在躯体压力症状的学生并不是没有几个朋友的人，而是那些因为没有亲近的朋友而内心不满的人。这些学生的血管阻力也比同龄人要高，这是由于在长期应激状态下血管收缩。高血管阻力意味着高血压，意味着心脏要多做功来抵消增加的外周阻力，意味着血管壁会遭受更多冲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的话，就会转变为心脏病。科尔证明孤单可以加速患病者死亡的进程，而卡乔波则证明了孤单会使健康的人患病，而这都是通过同样的生理机制实现的，即战或逃反应。

一个著名的实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畏惧拒绝。十多年前，UCLA的社会心理学家内奥米·艾森伯格（Naomi Eisenberger）与她的同事在一起实施了一场实验。被试被一个个带进实验室，玩一个叫做电子球（Cyberball）的传球游戏，被试和另外两个计算机模拟的“玩家”进行游戏。计算机玩家一开始和人类玩家玩的不亦乐乎，然后逐渐转变到不再理会人类玩家，只有两个计算机玩家互相传球。功能磁共振成像显示当被试体验到“被冷落”时，大脑的某个部分（背侧前扣带皮层）会亮起来，而这部分在人躯体感受到痛觉时也会亮起。

我问艾森伯格，我们遭遇躯体伤害和社会攻击的信息是由大脑的同一个部分处理的，但是为什么大脑不会把这些信息搞混呢？她解释说，因为躯体伤害同时会激活大脑的另一处结构，即负责定位疼痛的部分——哪条胳膊？哪条腿？还是在我身体里面？而背侧前扣带皮层处理的是疼痛令人不悦的情感信息，不论这疼痛是由社会攻击造成还是由躯体伤害引起。她将其称之为疼痛的“情感构成部分”。治疗慢性疼痛的手术中，医生会划开背侧前扣带皮层，使其失效。手术后，患者汇报说还是能感觉到引起不适的感觉来自哪里，但他们补充到，这种感觉不再引起不适了。

孤独是天生的这种说法听着似乎有理，至少我们剩下的人可以摆脱掉这层阴霾。然而研究证明，我们只说对了一半，孤独大概有一半是遗传的。对8000多个荷兰的双胞胎进行的纵向研究发现，如果双胞胎中有一人描述自己为孤独，缺乏关爱，那另外一人描述同样情况的占到总数的48%。不论被试者的年龄、性别和抚养方式是否一样，48%这个比例都一直稳定存在。研究人员总结称这一现象必定反应出了基因层面，而不是环境层面对孤独的影响。为了理解某种人格特质存在48%的遗传率是什么概念，我们用某遗传率为100%的外观特质举例，比如孩子的眼睛颜色100%遗传自父母，48%是怎么一回事应该不难理解了。话又说回来，尽管说基因使得孩子趋向于孤独，也不能说孩子在未来长成为孤独的个体，全部都是基因作祟。另有52%来自于他周围世界的影响。

进化论，这本用故事描绘地球上每一个存在的书，当然也为人类如何能从这种广泛的性情差异中获益留了一则故事。一个拥有各色不同性情的族群，相比起拥有完全一样性情的族群，更容易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生存。想象一下，当一个族群安居乐业生活了若干年，突然，山脚下出现一批不速之客气势汹汹杀将过来。一种情况下，壮年男性并没有全都出去打猎（留在家的也许是不喜欢冒险的，或者干脆就是孤独），另外一种情况下，全村壮年男性满心欢喜去打猎，想着家中一定不会有事。这样看来，前者抵御外来入侵，或者至少保护住子嗣的几率相比后者就要大一些。

虽然基因及后天都在我们还年幼时就为日后孤独的出现添砖加瓦，但是缺乏一对有爱心、可靠的父母，同时没有任何补救措施的话，我们整个后半生都将会在孤独这条小径上越走越远。不仅如此，孤独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将会变得易怒，悲观，害羞，自我怀疑，以及对批评高度敏感。最近研究发现，这些后天的情绪反应了我们的大脑自出生那一刻起是如何被塑造的。

证明早期的大脑受关爱的影响的证据，部分来自于另一起臭名昭著的自然实验：在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şescu）统治罗马尼亚期间，禁止节育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弃婴。有不少文人墨客用令人心痛的文字描述了这些弃婴在狄更斯孤儿院，成长到二十岁期间遭受的情感及教育方面的困境。在颅脑扫描问世后，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孤儿院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大脑中的“灰质”相对较少。意思就是构成大脑的神经元数量比较少。如果这些孩子日后没有被领养，他们大脑中的“白质”发育也会较少。“白质”负责联通大脑的不同结构，将信号从这一点传达到那一点，可以理解为大脑的“局域网”。研究这些孤儿的案例发现，他们的杏仁核以及前额叶皮质，这两个负责记忆、情感、决策和社交的部分，就根本没有完成联络。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在孤独者的脑袋里能查到的信息很有限。因此，绝大多数的研究孤独儿童的生物反馈的对象都是猴子。我去年拜访了一个位于马里兰州郊区农田里的灵长类动物实验室，实验室负责人史蒂夫·索米（Steve Suomi）是一个率真友善的前心理学家，现灵长类动物学家。索米的研究对象是猕猴，这种可爱的小生物有时也被称作“小强类生物”，因为就像我们人类，把它们扔到绝大多数环境下都能够生存下去。

索米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是基于他的导师，哈利·哈洛（Harry Harlow）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在威斯康辛大学开始的实验。哈利·哈洛因在新生猕猴上进行骇人听闻的隔离实验而臭名昭著。小猕猴出生后几个月时间都被关在笼子里，陪伴它们的只有用铁丝、瓶瓶罐罐和卡通玩具拼凑而成的“猴子妈妈”。幸运的小猕猴还会有用布裹着的“妈妈”。（令人称奇的是，一块柔软的布就能让紧张的猕猴宝宝镇静下来。）最严酷的案例当中，小猕猴被孤立在V型容器的底部。诚然，这些实验极尽残酷之能事，然而哈洛证明了母爱的缺乏能够摧毁猴子和同类社交的能力，而“布妈妈”能够消减孤立带来的最坏的影响。这些小猴子通过数年的治疗之后才得以返回到同类中去。在那个时候，哈洛的观点并没有被普遍接受。美国心理学部门的掌门人其时都是行为学家，他们对动物及人类行为持有“生来空白，后天养成”的观点，因此对猕猴宝宝生来就对爱，或者至少对某种触感有渴求这一观点嗤之以鼻。

爱抚是神经元的抒情诗

我们骑跨赤裸的神经元，剥去它们的鞘，直至生命最幸福的时刻和最深刻的亲密关系。

然而时代不同了，哈洛主张的“后天需要先天”也成了目前的主流观点。（法律也不同了，使得索米很难进行他老师那种实验，当然他自己本来也不想做这类实验。）但是索米现在拥有高科技：取下一点试验猴的脑组织送去可以进行基因检查的实验室（比如史蒂夫·科尔的实验室），就能够看到哪些基因被激活，哪些被关闭。索米能够展示孤独是如何塑造大脑和身体的。随着猕猴的成长，索米能够通过观察孤独猴子的生活表现，它们加入新的猴群的时候处于阶层位置，它们是否能够生育等行为，将其与影响大脑和免疫系统的基因活动关联起来。

索米将小猴分为三组抚养，第一组完全和同伴关在一起（混乱的、威廉·高丁的小说《蝇王》描述下的那种童年），第二组和“布妈妈”关在一起，只不过每天有几个小时放出来跟其他小猕猴玩闹，第三组和自己的妈妈放在一起。索米发现，前几个月和母亲分开的小猕猴体内，一些负责免疫系统的基因出现了不同的表达形式。这其中包括负责表达炎性蛋白的基因，以及负责表达抵御外来微生物入侵蛋白的基因。

另一个令索米兴奋的发现来自于第一组，即同伴抚养小猕猴的大脑组织：它们的前额叶皮质中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基因活动改变。这部分又称作“大脑的CEO”，其主要职能是抑制暴力冲动和不合理的行为。（人类大脑中，这部分的神经连接异常目前已经和精神分裂症及多动症关联起来。）有些偏差出现在引导大脑生长的基因中，目前已知这些基因异常会引起神经结构的改变。这一系列发现和罗马尼亚孤儿大脑扫描的结果产生一种遥远又奇异的共鸣，证明了孤独的猴子比其他正常猴子会表现得更加奇怪。

在众多的死亡风险因素当中，情感隔离的排名和吸烟不相上下。索米说：“一个在人机体以外的东西能够如此强烈的影响基因，这可不简单。它改变了我们既往对人类发育的认识方式。”我不需要遗传学的知识，就能感受到同伴抚养猕猴的生长缺陷有多严重。索米带我去观察它们的活动。它们紧紧抱着彼此，挤成一团，呆在笼子的最里面。他说这些猕猴有时候会因为表现懦弱而迎来其他猴子的攻击。有时候它们未能认出猴王，未能及时扣头行礼，结果被揍的更多。最不安的猴子会摇晃不停，用手抓自己，揪自己的头发，看起来就像是患有严重自闭症的人类儿童。

索米补充说，后续完善的看护照顾可以极大改善这些问题猴子的生活。他指出有些小猴子被送去给奶奶辈猴子看护，这些猕猴不仅表现得更“猴子”了，大约半数的基因异常都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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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孤独，这一社会情感可以深入我们的身体，重塑细胞和基因，那我们可以对此做点什么呢？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列表指出童年剥夺的代价，悲痛地谈论起这些卫生政策中的孤岛，即我们将犯罪和低学业成就视作和肥胖、糖尿病这类医学问题迥然不同的情况。就赫克曼而言，以上所说的情况都是一种社会疾病的表现症状：未能帮助有困难的家庭抚养他们的孩子。赫克曼认为美国经济社会底层家庭孩子的生活，越来越像索米实验室中孤独猴子的生活。随着接近半数的婚姻以离异而告终，而婚姻本身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经济上有困难的人来说又变得更加遥不可及，他们的童年变成了一个孤独又混乱的体验。单亲妈妈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或者说没有足够的金钱参与促进情感交流的社交活动。

赫克曼说“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也带来童年不平等的加剧，同时加剧的还有育儿环境的不平等。” 美国儿童中罹患如多动症之类精神疾病的儿童数量，在最近三十年里第一次超过了患有躯体疾病的儿童数。赫克曼并不认为患病人数的增加是由于孩子没有从学校拿回全A的成绩单，家长就去找医生开多动症的证明。他认为归根结底是由于情感匮乏。“母亲非常非常重要，而现在母爱却供不应求。”

赫克曼一直在研究两个著名的儿童早期干预项目的数据，一个是七十年代的初学者项目，一个是六十年代的佩里幼儿项目。这两个项目都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如果我们将贫穷家庭中的孩子在非常小的时候就送入这些项目，提供给他们及其父母以额外的支援，那么他们长大之后会比同类未参加项目的孩子更富裕，更健康，主要表现在身体脂肪含量低，生病少，受教育程度高，特别对于男性来说，他们更可能保住一份工作。赫克曼在对佩里幼儿项目的研究中发现，每投资1美金，在未来的十年中，可以带来7到12美元的存款回报。他告诉我，最有效的经济社会政策之一，就是为那些弱势群体孩子所在的育儿环境提供帮助。

如果你不能一口气改变和这个社会，但你至少可以一次改变几个人。卡乔波和他的同事露易丝·霍克利（Louise Hawkley）正在开发一个引导孤独者学习跟他人相处的项目。他们以前还考虑过设计一款移动应用，像是某种唠叨的“电子妈妈”，帮助有需要的人打破他们的既往社会习惯。（你需要从列表中划掉一项任务，比如要求你今天跟某个人交谈，可以是收银员，或是图书馆工作人员。）然而他们没有为这个项目募集到资金。于是他们就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一个简单且低科技的解决方案。就是以研讨会的形式，包括一位讲师，一块屏幕，一支激光笔。参与的学生学习辨认面部表情，翻译语气，同时学习停止主观臆断，这是孤独者总是倾向于做的，他们总认为遇见的人会评价他们或者回绝他们。霍克利说，他们学习的是“社会认知”的艺术。她的目的是向孤独者展现出他们对人类本性，社会习俗的认知并不总是准确的。

卡乔波和霍克利正在陆军基地测试他们的社会认知科目，通过开展课程，帮助战士们加强社交技能，引导部队领导能够及时发现部队中的孤独者并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部队生活。美国陆军心理学家保罗·莱斯特少校（Major Paul Lester）说，目前还没有收到最终结果，但是他收到一些报告，其中提到经过这些课程训练的战士，战后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几率要小。莱斯特坚持让我在文中提到，陆军没有同意每年向这项实验投入五千万美元是因为陆军的主要担忧，落在自杀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上。不过如果说孤独训练可以降低自杀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战士数量，这自然最好不过了。陆军将这些课程视为适应军队生活的必修课。莱斯特说到，最强的战士是和其他战士有良好互动的那些人。要知道战士们的生活因为在不同的基地间转运而充满各种社会干扰。

想象一下这些社会认知项目，通过不断扩大影响，逐渐取代现在小学、中学课堂人类生长发育课中的陈词滥调。尽管这个听起来很吸引人，但是很显然，这些都是打补丁式的解决方法。如果存在这样一位经过训练的老师，能够辨认她课堂中的孤独小孩，并及时提供援助及支持，这将彻底的改变这个孤独小孩的一生。内奥米·艾森伯格向我指出，现在学校异常看重孩子的躯体伤害，但是对社会攻击造成的伤痛则是不予重视。艾森伯格说：“你不能打别的小朋友，但是在疏离其他小朋友这方面，就没有人管了。”

科尔想象可以给人们提供治疗孤单的药物，特别是当孤单加重如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时。比如β受体阻滞剂，这类药会降低压力造成的躯体反应；比如消炎药；或者干脆用泰诺，毕竟躯体疼痛和精神疼痛在大脑中是重叠的，而事实证明泰诺真的可以减少伤心带来的疼痛感。

更深层次的针对孤单的研究促使我们认可人类面对社会压力时，表现出无与伦比的韧性。这种对孤单的易感性既可怕又令人振奋。说可怕是因为孤立造成的躯体限制，实在太过容易就能被遗传到下一代身上，特别是当其来源于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弱势群体时。考虑到我们在这类能够帮助弱势群体的项目上获取的经费正在缩减，而议会中，特别是共和党，则一直不遗余力地阻止为这类能够引发更多更好项目的行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因此，我们确实有理由害怕。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关于我们人类的韧性还有不少令人惊叹的事实。把一个孤儿寄养之后，他的大脑就开始修复缺失的神经连接。引导一个孤独者不再以恐惧和猜疑来回应他人，随着时间的进展，她的身体释放的应激激素将逐渐减少，而因此患病的次数也将随之减少。养个宠物，或者皈依某个超自然的存在，你在UCLA孤独量表中的评分就会下降。哪怕只是加入一个运动团体，或是加入教会都会引起科尔所说的“分子重塑”。他说：“要说从这研究中学会了什么，那就是我们的一生不仅仅是由童年决定的，我们必须做好人生中的选择。”

翻译：Erafat. .，校对：EON

社会神经科学家，也是提出这个思想实验的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指出，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这块围场必须首先考虑人类之间保持情感连结的需求。

用卡乔波的话来说，人类是“强制性群居动物”。但这样看来，这并不是大部分人目前的生活方式。我们远离家庭，我们独居，而社交、工作与购物，则都通过网络进行。

它的负面影响非常严重：不论处于哪个年龄层或人生的哪个阶段，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体会过孤独的噬咬感。而我们才刚开始了解，强烈的孤独感所产生的后果有多严重。孤独会改变我们的大脑，它像是能够攫取且操控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让那种被孤立的感觉愈演愈烈。但孤独的影响绝非仅仅心理层面，它也在伤害我们的身体。如若我们听之任之，孤独对寿命的损害，与吸烟和肥胖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一直觉得孤独是件烦心事，不像那些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剧毒的环境污染，那至少还有的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环境对基因的影响作用的史蒂夫·科尔（Steve Cole）这样说道。这听起来可能太悲观了，新的研究发现为我们克服群体孤独这个棘手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也许能帮助我们减轻孤独感。

我们常认为，孤独感是由社交孤立所引起的问题。它显著影响着老年人，或那些不太出门且没有亲友陪伴的弱势群体。频繁见诸报端的数据表明，近半65岁以上的人群表示电视是他们主要的陪伴。

即使孤独经常被如此定义，但它也许与我们独身一人或与朋为伴都无关。“孤独不是社交隔离，它是在情感上与社会隔离。”芝加哥大学的卡乔波说道，他已经在这一领域研究了25年。

即使孤独经常被如此定义，但它也许与我们独身一人或与朋为伴都无关。

人们对社交活动的预期和现实的错位，导致了孤独。孤独者并不会仅仅因为有人陪伴，就能得到缓解宽慰。相应地，社交自由者也并不会因为在一段时间内独处而感到孤单。我们早已知道，独处对健康有害。但直到现在，人们才逐渐明白，感到被孤立也会带来同样的伤害。

孤独者患有以下疾病的风险不断上升，包括“所有常见慢性病——心脏病、神经性疾病，癌症，” 科尔说，“与孤独相关的恶性疾病风险范围极广。”近150个学术研究的元分析数据表明，低质量的社交关系加剧了人的死亡风险，其程度与吸烟、饮酒以及其他被人熟知的因素如缺乏活动、肥胖是相同的。“就人口统计上来说，孤独使早期死亡率上升了26%。”卡乔波表示，“这与慢性肥胖者的数据基本相同。”

一个显著的原因是孤独会削弱人的意志力，所以我们更倾向于沉溺在自我打击的行为中。我们会冒险作出糟糕的决定——从不健康的饮食，到拒绝锻炼身体。社交孤立感同时也会增加心理健康风险，比如焦虑、压力、抑郁和饮食紊乱，这些都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破坏。

触目惊心的研究结论

然而，最受影响的可能是控制免疫系统的基因。在卡乔波和科尔共同进行的第一项研究中，他们比较了两组被试者的白细胞基因表达。第一组为六名持续感到孤独的中年人，另一组为八名一贯社交自由的人。在较孤独的那组人体内，负责炎症的基因更为活跃。“这种迹象非常触目惊心。”科尔说。

炎症是受伤与细菌感染时，身体的第一道防线。但太多的炎症反应也与癌症、抑郁、阿兹海默症和肥胖相关。对于病毒传染，研究中孤独的人也相应有更少基因活跃度，来调整免疫反应。“就是你最不希望你该有的长期状态的样子。”科尔说。这项结果也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卡乔波的思想实验：一旦缺少社会联系，动物园中人类居民的健康就要承受灾难性的后果。

不过，既然孤独对我们有害，为什么进化要使我们拥有这种感受？这也许并不难易理解。孤独带来的短暂痛苦也许帮助了我们在进化过程中生存下来。像人类这样的灵长目动物，倾向于群居以求保护。“孤独是生物警戒系统的一部分，就像饥渴和疼痛一样。”卡乔波说。所以我们需要听从这种源自于关系分离的痛感和空虚感——孤独，并改变自己的行为，寻找族群带来的后盾。

通过该以进化论为依据的说明，科尔和卡乔波所见的免疫系统改变也得以解释。炎症的蔓延，免疫功能的降低，都是我们所称的“对逆境的保守转录反应”。这就是说，“战或逃”反应抑制了人体的默认免疫功能，后者正是我们抵抗病毒感染的卫道士，我们的免疫系统对细菌感染的反应也因此更有效。“如果你被剑齿虎咬了一口，这种微生物就会随着伤口出现。”卡乔波说。

一旦致命的恐惧逐渐消失，人体通常会转换回抗病毒的模式，以保护我们免于社交传染的病原体。但长期孤独者的身体则持续处于抵御剑齿虎袭击的状态，即使剑齿虎永远也不会来。

过多的炎症也会改变大脑，作出抵御威胁的行为。“炎症伴随的生活令大脑多疑、警惕、应激。”科尔说。在一场研究中，卡乔波和他的团队测量了人的大脑在见到威胁性图片和中立性图片时不同的活跃程度，并得出：孤独者更快地调节成社交威胁模式。相似地，高度警惕也解释了孤独感与低睡眠质量之间的相关性。

炎症反应还会抑制你的下丘脑区域，你与他人的互动就有该区域的参与。人进化成如此是为了自然地隔绝患病者的社交活动，科尔说。但是在现代社会，这样的行为却将人带进恶性循环中，造成愈来愈多的孤独。

所以我们很容易想见，为何长期放纵的孤独感会失控。但这不能根本地解释为何一些人会感到孤单，而在同样的场景中，另一些人却不会。答案很复杂：对孪生儿的研究表明，一个基因成分使一些人对强烈的社交联系有更强的需求，但是环境因素明显起到决定性作用。

你并非一人

这就解释了为何现今年轻人似乎特别脆弱。比如说，年轻人组成团体的数量已下降，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大学的心理学家珍·特文格（Jean Twenge），即《我这一代》（Generation Me）的作者如是说。根据一项民意测验，在美国，声称单身且独居的青年人从2004的52%上升至2014年的64%。”这当然不一定能说明他们是孤独的，但现代生活中，一段稳定的恋爱关系是社交互动与扶持的关键来源。”

此外，许多年轻人在同一城市停留不够久，因而难以扎根，特文格说。早先普遍还是夫妻带着孩子，现在人们单身时就为了一份工作或其他事物而搬家入住，并在没有亲密关系的状态下终此一生。社交媒体的使用旨在跨越这道鸿沟，却只是让问题复杂化。

为了保持关键的五种人际关系，有个简单的方法，邓巴说——你需要付出40%的努力去社交以维持它们，“这意味着你需要规律地与他们见面。”一些微小改变，比如删减社交媒体上的熟人，给现实中的朋友的状态更新设置通知，花时间与一个核心团体相处，这些都能帮助我们减轻孤独感。

知道不论什么社交情况下孤独都可以击溃任何人，可以帮助我们消除耻辱感。

但一旦它掌控了你，你又能做什么？最有效的方式似乎是从内心着手，而不是扩展自己的社交网络。关于通过干预以减少孤独，一项元分析发现，心理上解决孤独的最成功的方式是认知行为训练。孤独者所体会到的高度威胁感意味着，他们更容易关注并记住负面的细节和事件，他们的行为也实现了自己的负面期望，维持孤独感的恶性螺旋。

相似地，科尔早期的一个实验调查使人更不倾向于屈从孤独对健康起负面影响的因素，有迹象显露表明，找到目标感和人生的意义有助于克服孤独的负面效应。“如果你认为孤独者的世界观充满威胁和敌意，这项研究建议你帮助他人，来抵抗这种心理，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科尔说，“这种间接与孤独作战的方法让我有点儿激动了。”此外，他还留意一些抗炎药物，看它们是否能打破这一负面反馈循环背后的生理机制。

最后，知道不论什么社交情况下孤独都可以击溃任何人，可以帮助我们消除耻辱感。卡乔波回想起一项实验：他催眠一些人并使他们感到孤独后，他们的个性也立即改变了。在不断地催眠和唤醒过程中，性格也来回变化。在此研究之前，人们更关心的是不孤独人群与孤独人群之间的比较。“没有一个是真的。”他说。相反，这是一个关于我们如何、何时感到孤独的故事，以及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避免它。我们可以忘了老一套的印象，比如一个老人只有一台电视机陪伴，或一个对Instagram上瘾的少年：我们任何人都会感到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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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孤独

社交或反社交？

在那些社交媒体爱好者看来，它是孤独的解毒剂。即使是在时间或精力不允许线下见面的情况下，社交媒体也能帮助人们建立联系。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正是社交媒体导致了孤独，尤其是年轻人，那么事实到底是什么？

为了调查社交媒体的急剧增长与加剧的孤独之间的联系，匹兹堡大学的布莱恩·布里迈克（Brian Primack）调查了1700位19至32岁之间的被试。他对比了社交媒体使用的时间和频率和使用者的情感变化：“支持社交”或“情感隔离”之间的关系。布里迈克本以为孤独会出现在社交恐惧和社交狂热这两个极端，但事实上，据他所说：“我们发现重度社交爱好者更加孤独。”

那么到底是因为社交媒体引起了孤独，还是孤独者都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呢？密歇根大学的伊桑·克罗斯（Ethan Kross）两周内每天给智能手机用户发五条短信，询问他们距上次短信后，使用脸书的情况，以及他们的感觉。“我们发现，难过并不会导致这些用户在脸书上趴很长时间，”克罗斯说，“事实是，使用脸书越多，你的感觉越糟。”

但使用脸书也有好坏。“最糟的情况是，人们消极浏览网站，拖动他们新闻动态的进度条，漫无目的地逛主页。”克罗斯这样说。这大概是因为，人们会装饰他们的主页，让他们的生活看上去比实际更好，这让消极浏览这些主页的人们感觉更糟，而不会影响那些使用网站聊天或交朋友的人。他还发现，你在网络社区里从未谋面的朋友越多，产生情绪问题的风险更高。

夜不能寐

即使感到孤独并不糟糕，它仍然能让你夜不能寐。那些认为自己孤独的人，通常睡得不好，感到疲乏，在白天也无法集中精力。

不管是不是实际或感觉上的社交隔离，抑或精神健康问题，睡眠质量差这一现象普遍存在。“孤独和睡眠糟糕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路易斯·阿森努特（Louise Arseneault）这样说。

应激激素暂且不谈。阿森努特团队发现，孤独或在过去遭遇暴力创伤的人更容易有睡眠问题。他们得出如下结论：孤独会加剧已知风险。考虑到孤独的进化根源在于让人们更想要成群结伴，这一结论是有意义的。

如果以一己之力抵御野兽非常危险，想象一向扔下长矛进入梦乡…你无法估计睡不好的代价，而你的大脑也因此作出反应。”芝加哥大学的约翰·卡乔波说道，他还发现孤独的人会在夜晚经历更多惊醒时刻。

什么是孤独？

孤独经常被错误地定义为没有朋友或缺少陪伴。

然而，并非有意的落单或被切断联系，都更易使人孤独。孤独实际上是对于社交孤立的主观感受。

有时，这种安慰可能没什么用，但我们进化出孤单的感受，可能就是为了确保我们为求自保而寻找他人。它在人类的经历中深深扎根。为何在同一情况下，有些人感到孤独，而另一些却不？遗传似乎起到一部分作用。而新的研究指出，不通个性的人对此也有不同的适应能力。

内向与孤独也是有区别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史蒂夫·科尔表示。“内向者乐于独自一人，或者起码伙伴的数量很小。而孤独者渴求大量的社会交集，却无法得到，其原因经常是他们感到恐惧、受到威胁，对社交中的拒绝非常敏感。”

显然，孤单并非由朋友的数量决定，不论是现实生活中，或是网络上。它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孤独如同死亡，是对生命最公平的事物之一。

显然，孤单并非由朋友的数量决定，不论是现实生活中，或是网络上。它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孤独如同死亡，是对生命最公平的事物之一。

你有多孤独？

为测量孤独，研究者通常用UCLA孤独量表。该量表由丹尼尔·罗素（Daniel Russell）和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事发表于1978年。完整的版本有20个问题，但罗素设计了一个更简短的版本，以防太多人对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变得熟悉，而歪曲了测试结果。

用不同的量级回答下列问题，量级分为1-4，1表示“从不”，2表示“偶尔”，3表示“有时”，4表示“总是”，然后计算您的总分。

1. 你为独自一人做这么多事情而感到不快的频繁程度？
2.你感受到没有人可以说话的频繁程度？
3.你感到对独处忍无可忍的频繁程度？
4.你感到没人理解你的频繁程度？
5.你发现自己在等待别人来电或致信的频繁程度？
6.你觉得自己完全孤单的频繁程度？
7.你感到与周围人群无法沟通的频繁程度？
8.你渴求陪伴的频繁程度？
9.你觉得难以交到朋友的频繁程度？
10.你感到被别人排斥的频繁程度？

你的得分是：
20 ：此调查的平均水平
25或更高：表明你有相当高的孤独感
30或更高：表明非常高的孤独感

孤独的种类

急性 VS. 慢性

我们经常能体会到孤独，尤其像搬家、生小孩或亲友离世等等改变人生的重要时刻。但慢性孤独会慢慢改变我们的想法和行为。它会让我们在解读社交语境时感到艰难。它也会影响我们的大脑，使我们不再想亲近他人。如此循环，孤独会导致新一轮的孤独。

“慢性孤独是我们最需要担心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史蒂夫·科尔（Steve Cole）表示。基因组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针对有害身心的孤独提供了新的见解。孤独会影响人的免疫反应，并增加人们患上神经性疾病和癌症的风险。

“因为这种慢性发炎的孤独，会让你沉溺于单一世界观，单一的生活方式，拖着日渐脆弱不堪疾病摧残的身体度日。”科尔说。

因为患上慢性孤独的人会把周围所有人都推开。所以这很难治疗。但了解这个情况有助于我们及时干预。

社会型 VS. 情感型

社会隔离可以被定义为在个人层面缺乏亲友陪伴，在社会层面，根据英国心理健康基金会的解释，由个人实际社交网络决定。

情感孤独指的是人们客观感受到的隔离，与社交网络无关。

重要的是，这两种孤独对我们的健康都有负面影响。

这看起来很怪，但是我们中的一些人经常独处却不觉得孤独，然而有些人经常交际却倍感孤独。据芝加哥大学的约翰·卡乔波和《孤独》的共同作者所言，我们都需要不同程度的社交。这与数量无关，却决定着我们是否会感到情感隔离。

环境也有很大影响。有些人，例如青少年和那些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往往因为不能准确理解社交语境而感到孤独。

谁正感到孤独？

大多数反孤独运动聚焦在老年人身上，但是调查显示，孤独是年轻人的一大问题。一项调查了1000位年轻人的研究发现，仅仅58%感到他们有亲密的朋友可以求助。英国心理健康基金会发现，越年轻的人越有可能感到孤独。这可能与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关，年轻人靠科技满足对情感连结的期待，在线上而不是线下维持关系。

你面临如下风险吗？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我们应对孤独的能力经受了考验…

搬家或换工作
丧失亲友
离婚或分居
生小孩或失去孩子
失业
贫困
心理疾病
残疾
毒瘾或酒瘾
照顾亲人
单亲父母

然而真相是，高浓度的孤独感对于一个敏感而有悟性的人来说几乎无可避免。我们存在，而它深嵌在我们复杂玄妙的存在中：

我们寻求他人的认可，而好多内容在分享时令我们感到舒畅，却会让社会不安。 我们脑海深处的许多想法太过古怪、太过微妙、太多反差、让人警惕，以至于无法放心向任何人倾诉。我们总在表达诚实与获得接受之间艰难抉择。不难理解，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

倾听他人、感同身受地浸入他们的体验会耗费大量精力。我们实在无法责怪别人不一心一意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我们身上。他们会想约我们见面，然后花费更多精力把谈话的重心放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上，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

我们终将独自面对死亡，这意味着我们的疼痛也须由我们独自承受。别人可以递来安慰和鼓励的只言片语，而在生活中，当我们在各自的汪洋里载沉载浮，其他的人，友好的和不友好的，都只站在岸边，兴致盎然地向我们挥手。

找到一个心意相通、真正与我们在同一频道的人可能性实在太小。我们渴求完全的调和，然而时不时地总会失调：我们于不同的时间诞生在这个世界，从不同家庭走来，有着不同的经历，就像是用不同的原料做成的。所以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他们想的与我们不同。所以当一起仰望星空，我们希望他们说一些深邃美妙的话，他们却可能正在想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就是这么滑稽。

我们很难遇到真正能够理解我们的人，然而他们确实存在。也许他们曾经在街头与我们擦肩而过，尽管双方都没有意识到、或产生任何相识相知的念头。也许他们两周前在悉尼去世了，或者要到22世纪才会降生。我们只是需要一点运气。

越是深思多虑、越是有洞察力，情况就越严重——周围和我们一样的人将越少。孤独是我们为复杂心灵和繁密思绪而不得不多缴的税。

长久以来，与某个人裸裎相对的欲望远远压过与某个人好好交谈的欲望——因此我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一段关系中，却与对方没什么好说的。盖因我们曾经那样宿命般地只沉浸在他们英挺的鼻子的形状、美丽的眼睛的颜色中。

然而事已至此，我们却大可不必被这蔓生的孤独吓坏。

德国作家歌德看起来是有很多朋友的人，却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某个激愤时刻宣泄般地自白道：“从来没有人真正理解过我，我也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过任何人；没有人能理解其他任何人。”

这样一位伟人的爆发对我们是有帮助的。看，这并不是我们的错：距离感和双方的互不理解并不意味着生活出了什么差错。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预料到的。而意识到这一点的好处也显而易见：

当我们接受了孤独，我们将获得创造力：我们开始通过“漂流瓶”与世界沟通。我们唱歌，写诗，著书，写博客，逆流而上——周围的人永远无法完全理解我们，但另外的人，时间和空间另一端的人，也许可以。

整个艺术史便满是人们无法在近处找到交流对象的记录。我们能拾起公元前10世纪去世的罗马诗人藏在字里行间的亲昵，能抓住1963纳什维尔的歌者灌注在唱片里的忧郁。

孤独让我们在时机到来时能够真正地享受亲密。它让我们与自身深入对话，赋予我们人格。我们不会重复别人千篇一律的想法，我们有自己的观点。我们也许在当下被孤立，但当我们终于找到某个人，我们将建立起更亲近更有趣的纽带。

我们以为并不孤独的那些人，其实也是孤独的。多年以后，那些在当下总是欢笑的人也许会在某个契机告诉你，他们总是感到无法被理解。明媚与欢笑并不意味着他们找到了答案；这只是在长久得令人绝望地掩藏着一个事实：我们都无可救药地孤单。

孤独让我们优雅，让我们奇异地迷人。它暗示着在我们的身上有常规社交无法触及的东西，让我们引以为傲的东西。正如我们隐隐怀疑、但由于害怕显得傲慢而不敢体会和表达的那样，孤立感是深度的标志。当我们承认孤独，便加入了藉由爱德华·霍普的画、波德莱尔的诗、里奥纳德·科恩的歌而相识的人组成的俱乐部。孤独地，我们成为了一项久远而宏大的传统的一部分；我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有了了不起的伙伴。

承受孤独总好过忍受身处错误人群中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只不过是我们对友谊与陪伴坚持抱有更真诚更热切的念想，而孤独，是这份坚持让我们付出的代价。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是个孤独的人，但是直到我遇见约瑟芬的那个夏天，我才真正明白了人类的孤独有多深。三个月前约瑟芬在剑桥读完经济后来到巴黎，而我则是在哈佛念完历史过来的。由于我们俩都是从外地来，我们一见如故，很快就打得火热了。她不无伤感地说，迄今为止的夜晚，她每晚都留在自己的公司，坐在花神咖啡馆里的阳台上，吃着和剧里一样的尼斯沙拉，喝着一样的灰比诺酒，看着三三两两的朋友结伴而过。

How loneliness generates empathy and shapes identity | Aeon Essays

Loneliness is hell: debilitating yet formative. Can we avoid the pains of loneliness yet enjoy the pleasures of solitude?

在接下去的几周内，约瑟芬总是打电话约我吃饭，去参观她公寓里的图书馆，或者参加各种各样意味不明的活动 （在她公寓里举办的假面舞会、巴黎郊外的划船比赛、到她巴伐利亚州的房子里吃饭） ，然而当我持续一周两次地和她于日落时分在同一个海滩上见面后，我再也没有答应和她见面了。

我无法说出我拒绝她邀请的原因： 我来巴黎是为了独处，并且很担心别人打扰我的独处，但从结果上来看，我并没有被打扰到。正如我所猜想的那样，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地方——没有划船比赛，没有房子。约瑟芬只是想找个人聊天。夏天即将结束的某一晚，她承认了这一事实。从此她就没再出现了，也没再给我打电话。

在学术上，孤独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逐渐为人所知，在罗伯特·韦斯（Robert Weiss）出了《孤独： 情感孤立和人际孤立的体验》（Loneliness: The Experience of Emotional and Social Isolation） 一书后，才变得主流。但是直到1978年，对孤独的研究才终于成为一门严谨独立的研究。那一年，包含20项指标的UCLA孤独量表问世，用以衡量人们关于孤独和人际孤立的主观感受，出版物对孤独的解释开始有了正确性和可比性。

然而，孤独仍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上帝创造亚当之后，上帝说： “独自一人是不好的，我要给他创造一个同伴。”也许因为是 《旧约》 普遍存在人们的脑子里，所以哲学家本·拉扎尔·尤什科维奇（Ben Lazare Mijuskovic）在其书《哲学、心理学和文学中的孤独》（Loneliness in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Literature）中说到： “人类无时无刻不受到孤独的折磨。”但是，孤独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一些人独自过一晚就会觉得孤独，而其他人数月不和人交流也不觉得有什么。“这些人虽然不爱社交，却很满足于少许的必要社交，甚至他们就是喜欢独处。”朱丽安·霍特·隆斯坦德（Julianne Holt-Lunstad） 如是说，她于2015年在 《心理科学展望》（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孤独的报告，“而其他人频繁社交，却依旧感觉孤独。”

尽管有这么多不确定因素，但大多数人不会选择延长孤独，或者漫长的不期而至的独处，也不愿让孤独成为多余的浪漫状态——美其名曰“美好”——这是一种特别的刺痛感，就像被炒鱿鱼或者离婚的人会被安慰说，“这样是最好的”。事实上，长期独孤有很多弊端，像是严重抑郁症、不可修复的认知损害等。在这个项目的研究上，隆斯坦德统计了一些广泛的独立研究数据，在这些研究中，被试被连续跟踪观察了大约7年。她发现，那些不爱社交、喜欢孤独或者独自一人生活的人，相较于有规律社交活动的人，在研究期间有30%的更高可能性会死去。

那些承诺要将我们和他人更密切地联系起来的高科技，反而将我们和接触他人的机会隔离开来了。

有趣的是，在艺术和文学中的理想化孤独只是一种虚幻。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热情地讨论他独处的时光，“我发现大部分时间独处都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他在著作《瓦尔登湖》（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为什么要感到孤独？ ……我不比湖中大笑的潜鸟孤独，也不比瓦尔登湖本身孤独。”哦，独处多么浪漫啊！ 他请求他的读者们去思考。然而，瓦尔登湖坐落在一个大公园之中，整天都有野餐者、游泳者、滑雪者和冰上捕鱼者来来往往。在他的独处过程中，梭罗经常和爱默生通信； 他每周回一次家和朋友们吃饭或者吃他妈妈烤的曲奇饼。当然他不孤独，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孤独过。

但是，责备梭罗是不公平的——或者任何其他看似孤独却从未真正孤独的人。孤独可以是一种可怕的状态，相应地，人们在竭力避免它。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美国人汇报说他们的孤独感减少了，然后人们推测，其他的先进国家定也是如此。一系列的发明创造直接或者间接地使人们避免了孤独： 社交媒体、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这些科技发明保证了人们总是相互联系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凭借着苹果手机、互联网以及假以时日的人造人，人们一直处于在虚拟陪伴当中。但是，正如奥利维亚·莱恩（Olivia Laing）在其书 《孤独的城市》（The Lonely City）中说的那样，那些承诺要将我们和他人更密切地联系起来的高科技，反而将我们和接触他人的机会隔离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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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孤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悖论。虽然它可能会引领我们走向可怕的地步 （孤立、抑郁、自杀） ，但它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观察社会。我们会有多个角度，更多地掌握自我的控制权，因为孤独驱使人们热爱生活。重要的是，孤独能确保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历史上——甚至神话里——孤独，是我们通向美德、道义和自我认知的唯一狭路。

在写于公元前2100年的《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 中，只有当上帝杀了恩奇都，他的朋友和跟随者吉尔伽美什才能完成找到永生之渊的旅程。并且只有当耶稣独自在沙漠中面对恶魔度过40个日夜，既没有上帝的帮助也没有天使们的帮助，他才能证明他可以抵抗一切诱惑。“天使们来照顾他”，写了《马太福音》的那个抄写员这样说，前提是耶稣完成他的使命。

五世纪时的圣人西门·斯泰莱特（Saint Simeon Stylites）困于群众不停地向他寻求建议和祈祷，而跑到现在的叙利亚塔拉达外的一根一立方米平台中的柱子上，静坐了37年。为了生存，西门赖于镇上的少年爬上柱子给他送面包、水和羊奶。他想，如果他无法避开地面世界里的各种忙碌，也许他可以找个地方自己呆着——并且他可以真真正正地控制自己的世界和思绪——如果他站在离天空更近的地方的话。（他最终建起了50英尺高的柱子。）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功脱离孤独的状态，但是那些做得到的人对自我和他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们重新审视自我并且成功地再融入社会。因此，我们需要在孤独中取得一个平衡，这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事情。

当然，经历孤独并不是说一定会变成高尚的人，但是它仍有一些其他的益处： 根据一份2015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感觉到社交孤立 （或者像一些户外艺术家或者作家宣称的处于社会边缘） 会使我们更好地关注和监管社会，使我们的观察力得到提升。

芝加哥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助理斯蒂芬妮·卡乔波（Stephanie Cacioppo） 和她同在芝加哥大学工作的丈夫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 使用电神经成像的方法中进行了小组实验。他们发现，那些认为自己特别孤独的被试对威胁刺激的照片的反应速度是非孤独被试的两倍。（孤独人群在接触到刺激源的116毫秒后作出了反应，而非孤独人群则是252毫秒后。） 正如约翰·卡乔波在另一项相似的研究中表述的一样： 孤独的人更会注意到别人的不幸。

孤独的人更能注意到别人的不幸，这在潜意识层面已经被反应的速度验证了。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孤独的人更有同情心。讽刺的是，他也可能是因为孤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人和他们的世界。

最具备创造力和最有魅力的人也常会宁愿独处。莎伦·H·金（Sharon H Kim）是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名助理教授，专注于研究个人和集体创造。她最近找到的证据表明，人们如果可以不进行那么多社交活动，就会更具备创造力。金的研究中最有趣的是，不是说一定要真的要和社会隔绝，只是需要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和社会隔绝开来。金宣称，创造力来源于建立特殊联系的能力、整合不同信息的能力。然而，孤独的人能更好地完成这件事，这样的观点仍是主流。“具有创造力的人更懂得分辨关系、创造联系和用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可以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事情。”爱荷华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南希·安德里森（Nancy C Andreasen）在写给 《大西洋月刊》 杂志的一文上这样说道。她提到，通常获取创造力、魅力和新思路的唯一方法，就是经历孤独。

我们保持着孤独的几种状态： 放弃家的概念、只交暂时的朋友、进行毫无意义的性爱。这些事情可能看起来很消极，但它们都和保留自我息息相关。

从革新层面上讲，孤独是人类必经的一部分。帕梅拉·奎尔特（Pamela Qualter） 是中央兰开夏大学发展心理学领域的一名研究者，根据他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稍许的孤独是生存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一种既允许我们立刻成为自我，同时又使我们成为更广泛的社会的一分子的状态。

奎尔特的研究表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孤独后，一旦你跨越了某个既定的因人而异的孤独的界线，你就会感受到一种“重入渴望”，会使你和他人重新建立生物学上联系。任何年纪的人都拥有这种力量，它会使孤独感转瞬即逝。除开这种想要重新和他人建立联系的冲动之外，我们也要承担被困其中的风险——虽然我们孤独，却没有想要摆脱的欲望。虽然孤独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痛苦但很重要的感受，但人类的常态就是迷失。

“孤独使得我们人类成为一个物种。”约翰·卡乔波在电话里这么告诉我。没有孤独，我们就会易于只考虑自己，不想要和其他人建立同样的联系。他补充道： “无法忍受孤独的人最容易患精神病。”

人们有意或无意地维持孤独的状态有很多种方法： 放弃家的概念、只交暂时的朋友、进行毫无意义的性爱。虽然这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很消极，但它们都无意识地和自我保留息息相关。当灵魂发散得太薄弱，当他必须处理大量的人际关系和工作，以及所有不是独处依旧感觉孤独的地方，一个人的灵魂就会萎缩。

尤什科维奇认为，寻求隔离，找出孤独所有存在的痛苦是“一种有效控制幻觉威胁、在强大的他人概念面前自我消失的威胁的方法，因为这是被非个人化、官僚化、工业化和机械化的社会，或者被暴力的、创伤的人际交往所不容忍的。”

虽然去思考这些问题很痛苦，但如果组成我们的所有东西——我们爱的、恨的、想要的、渴望的——变成了仅仅是别人感受的升华，那么会怎样？ 如果我们变成了一块薄弱的三菱镜，只能折射那些勇于深掘自我的人的光芒，那么会怎样？ 如果我们自己不敢冒险去尝试孤独的话，那么会怎样？ 毋庸置疑，自我认知的丢失比孤独更麻烦，虽然孤独也有各种风险、痛苦和缺点。如果我们不做自己了，我们又是谁？

我经常会思考孤独，它如何被荒废，同时它又如何成为反思的空间，继而成为智慧的一种形式，以及能渲染其他情感的一种主要情感。重要的是，我现在觉得，如果不愿意去面对我们的孤独，那么我们也丢失了我们的自由。

在我最孤独的时候，我曾深夜游荡于城里不那么威严的地方，在巴黎巴尔维尔和拉雪兹神父公墓附近，深深地审视我这个人的每一处地方，因此我能感受世间万事万物。我还发现了在我之外有一种几近无限的对生的渴望。我越蜷缩在自我的角落，宇宙就越有可能变得更大。

托姆布雷（Cy Twombly）在1970年创作了名为 《无题》（Untitled） 的艺术作品，这是他坐在他的助理兼长期同伴——尼古拉的肩膀上创作出来的。尼古拉沿着画布前前后后地移动，使得托姆布雷能够用蜡笔创造出四排不间断的线条。托姆布雷有一次告诉批评家大卫·西尔维斯特 （David Sylvester） ： “这些线条是一种感觉，从柔软、如梦如幻到坚硬、贫瘠、孤独、结束和开始。就像是我正在经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而我必须处于这种状态中，因为它亦不可避免。我不知道如何驾驭它。”

这一直都让我觉得是对孤独的不定平衡最贴切的描述——从某些柔软的简单的东西到恐怖和看似无穷的现实里。但是，当我们背对它，我们就会意识到如果没有这一切，画布不可能如此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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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从巴黎搬去纽约的时候，我应聘了一份看似体面的工作，以及寻找一次进入“真实世界”的机会，我的父亲总是这样说的，“真实世界”。我也同时远离了我的孤独，和一群本地同事一起坐在摩天大楼里，晚上就和朋友去喝酒，如常人般。我变得不那么孤独了，但我也却变得越来越空虚——缺少自我反省的时间，而正是反省不停地提醒我，我还有将希望的情绪转变成开心的能力。

我尝试着去寻找孤独。我漫步曼哈顿街头，但尽管我独自一人，来往匆忙的路人完全不在意我，我却仍无法感受到我在巴黎时感受过的孤独。有太多人可以聊天了——太多短信、太多来往拜访的老朋友、太多被拖去参加的派对。我觉得我失去了我的自由，而我的思维漫游能力和创建不同联系的能力有了一定模式。毫无疑问，这很不错。不孤独是一种让人安心的感觉，但与此同时我知道某些神圣的东西正离我而去。

约瑟芬最近从伦敦给我打电话，她曾在皇家艺术学院攻读硕士。我们的这次对话很短暂。她说她在萨默塞特宫里的一个咖啡厅里学习。她告诉我说，在巴黎的那个夏天的其余时间她都只和侍者、店员、出租车司机讲话。她再也没有试着要去和别人交谈，小狗Fortuné依旧是她最重要的陪伴。

她现在回到了大学，她感觉孤独正在慢慢将她覆盖，就像“盒盖上的白色”——后来我发觉这比喻来源于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但是，就像她说的，她更加意识到了孤独——更好地理解她自己以及她的世界。她的社交套路和夸夸而谈不能像独处一样带她到那么深刻的地方，即使独处于她而言确实是最为痛苦的事情。

然后她引用了桑塔格的话——在莱茵河边第一天遇见她的时候，她手上正拿着的书的作者，“一个人，一个人，”她说，“我是一个人，我感到疼痛……但是第一次，尽管有过无数的痛苦和现实问题，我在这儿。我平静，完整，成熟。”

孤独即地狱。我知道，但是我仍忍不住再次去刻画它，在这一刻。

翻译： 罗杏红！

编辑：EON

直到今天，这些理论仍然以颓废的社交网络与快餐文化以及基督教中天堂的概念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然而亚里士多德却提出了第三种设想。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他认为真正的内在幸福（eudeamonic happiness）本质上并不仅仅是一种感觉或某种万能的承诺，而是一种实际行为。

“幸福是用一种实现自身目标的方式来生存，”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古典学家海伦·莫雷尔斯（Helen Morales）指出，“它是一个欣欣向荣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在告诉我们‘别再憧憬明天的幸福了。真正的幸福是投入到这一过程中去。’”而数千年后的今天，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幸福出现在了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人类基因组。

这些研究结果是最近一系列社会基因学研究中的最新发现。2007年，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和行为神经科学教授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教授史蒂夫·科尔（Steve Cole）与其他科研人员发现了孤独感和基因表达的联系。

在一个小规模实验中（此实验随后被大规模重复），他们对比了六名感到自己被社会孤立的实验对象和八名正常实验对象的血液样本。结果表明，感到孤独的参与者的基因组产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会增加患炎症性疾病的几率以及减少抗病毒反应。这些参与者的大脑似乎把孤独感当成了危险信号，因此让个体进入防御状态。

用历史学和进化论的语言来说，卡乔波认为这一反应可以是件好事，它能让免疫细胞更快地到达感染部位并促进伤口愈合。但过度的免疫反应会危机生命。炎症不仅能促进癌细胞以及动脉斑块的生长，还会导致脑细胞障碍，从而让人更容易患神经退行性疾病。科尔指出，这种应激反应实际上是以我们长远的健康为筹码来换取短期的存活。他总结说，我们的身体“被设定会将痛苦转化为死亡”。

2010年初，科尔在洛杉矶的一个研讨会上分享了他的科研。科尔的硕士同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一个著名的积极心理学家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 就在他的观众席中。科尔的科研引发了她的思考：如果像孤独感这样的高压力状态会让基因组做出对个体有害的反应，那么持续的正面体验是否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弗雷德里克森指出：“内心幸福和感官幸福都曾被指出和长寿有关联，所以幸福对人体的益处应该有迹可循。” 研讨会的第二天，弗雷德里克森就与科尔通了邮件，并且在当年秋天就获得了合作项目的经费。弗雷德里克森的团队将会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测定一组实验对象的幸福模式，并对他们的血液样本进行分析，寻找可能存在的规律。

弗雷德里克森认为感官享受会比内心幸福更加有利，实实在在的快感会比人生的意义和目标这些抽象的概念对基因组产生更可观的影响。然而科尔却对幸福和生物学的关联表示怀疑。他跟许多科学家合作过，试图找出一切可能让基因组产生变化的活动，从瑜伽，到冥想，再到太极。他得到过非常有趣的数据，但大多数研究结果都只能让他付之一笑。“日复一日，我毫无收获。”

弗雷德里克森和科尔的第一个研究规模并不大。虽然只有八十个研究对象，但科尔对研究痛苦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很清楚该在血液样本里寻找什么。“那时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当人受到威胁或犹豫不决时，基因表达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科尔说，“即使只是这样小规模的实验，我们都可以有信心地说‘这些是我需要观察的结果’。”

对数据进行分析后，他们发现弗雷德里克森的预测是错误的。“感官享乐，比如你的快乐程度和对人生的满意度，和基因表达毫无关联。”科尔说。随后他分析了基因表达和内心幸福感的关联。“我们分析数据时得到了非常可观的结果。”虽然数据不多，但结果十分显著。“这让我大吃一惊。”科尔说。

这项研究表明，内心感到幸福的人更有可能拥有与感到被社会孤立的人截然相反的基因特征：前者的发炎反应低于后者，抗病毒反应则高于后者。继2013年这个研究首次进行之后，它被成功复制多次，其中包括两个研究对象分别为180人和120人的研究。

根据科尔的说法，这项研究的显著效应告诉我们，内心幸福的缺乏对人体的伤害不亚于吸烟与肥胖。他们还指出，虽然内心幸福的人通常也拥有多方面的感官享乐体验，幸福对健康的益处只有在那些拥有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内心幸福的人生的人之中才会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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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传说中的幸福人生究竟是什么呢？当我们说到内在幸福时，我们又在说些什么？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内在幸福是理性和优越性（arete）的结合（然而后者的概念已经被基督教的道德说教扭曲。）

“内在幸福是好的体验，但同时也是对卓越的追求。”莫雷尔斯对我说。“拿乌塞恩·博尔特（Usain Bolt）来说，那些让他成为杰出运动员的体能训练对他来说是不愉快的，但是实现自己的梦想，并成为一名优秀田径运动员，这会给他带来幸福感。”

另一方面，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内在幸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联系感。“这指的是那些超越短期的自我满足，把我们与更宏大的东西联系起来的内在幸福的方面。”

但科尔指出，联系感似乎并不是内在幸福的前提。“博尔特应该并不是以一种亲社会的心态，抱着造福人类的目标跑步。那么内在幸福究竟是做自己认为美好和重要的事来自我实现，还是说它更多涉及的是某种亲社会行为？”科尔认为这个问题还有待探索。

在世界的另一端，还有一个更加激动人心的线索。早在上世纪90年代，心理学家布莱恩·R·利特尔（Brian R. Little）就在研究一个他称为“个人任务”的概念。他和剑桥大学的研究员“分析了足足几千人的上万项个人任务”。他们的研究表明，大部分人在任意时间有大约15项个人任务，有的琐碎到“提醒老婆用完电脑以后记得关机”（这也是我的个人任务之一），还有的宏大到“给中东带来和平”。利特尔把后者称做“核心”任务。他的研究反复表明，一个能让人感到幸福的个人任务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它对我们来说必须要有意义，同时我们要有能力去实现它。（比如说，如果你是个过度肥胖又患有恐旷症的退休老人，那么成为世界上最快的田径运动员对你来说基本是不可能的。）

我向利特尔描述了科尔和弗雷德里克森的研究，他认为他们的研究和他的结论基本一致。然而，内心幸福这个概念的定义却有一定的可塑性。“个人任务只是有可能，但不一定能增强与社会建立关联的可能性。”利特尔说。这完全取决于个人需求。“一个特拉普派修道士的个人任务需要的社会联系不会像一个普通伯明翰小伙子的个人任务需要的那样多。”

事实上，这个可塑性也许是利特尔的个人任务和亚里士多德的内心幸福最振奋人心的特征——它让寻找快乐成为一个真实的可能性。即使是最痛苦或最内向的人也可以找到一个有意义的，适合自己的任务。这个任务不仅能给我们带来幸福感，我们完成它以后兴许还能增几年寿。

来源：The New Yorker    翻译：Rebec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