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指望阅读可以解决世界的问题，说好听点，太天真了。但阅读确实可以让世界变得更有同理心。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阅读虚构作品的人往往能更好地理解与分担别人，即使是那些和他们不同的人的感受。

这种现象归根结底是因为文学小说本质上是对人类体验的探索，基斯·奥特利（Keith Oatley）说。他是一名小说家，也是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认知心理学名誉教授。

“阅读小说让我们更能够真正理解他人，理解他们在做的事情。”奥特利说，“我们能够真正地认识自己的伴侣，或者某个亲密的朋友。阅读虚构作品让我们能够窥见分布于更广范围中的人，然后开始理解他们之间的差异。”

对同理心的研究

心理学家发现，同理心是与生俱来的，因为连婴儿都表现出了同理心。虽然有些人天生就比其他人更有同理心，但在大多数人身上它都会随年龄增长而提高。除此之外，一些研究表明，如果有足够的动机，我们也许真的可以变得更有同理心。尽管培养同理心有许多方法，但大多都涉及践行积极的社会行为，例如了解他人，设身处地地为人着想，以及挑战自己的偏见。而故事——尤其是虚构故事——提供了另一种让我们跳出自我的方法。

虚构作品有能力将我们代入另一个角色的内心世界，让我们能够看到和感受到他们的所作所为。这可以让我们接触到与自己的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通过虚构作品，我们可以体验到另一个性别、种族、文化、性取向、职业或年龄的世界。书页中的文字能够向我们展现失去孩子，卷入战争，生而贫穷，或者背井离乡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综合起来，这种代入可以影响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与他人的关系。

“虚构作品和故事给了我们许多好处。”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心理学家威廉·乔皮克（William Chopik）说，“它们让我们接触到不舒服的想法⋯⋯并给我们提供了机会，能安全、间接地获得他人的视角。这样一来，虚构作品就成了一个练习同理技巧的训练场。”

虚构作品与同理心之间的联系

2006年，奥特利和他的同事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阅读虚构作品”与“在广泛使用的‘同理心和社会敏锐度测试’中有更好的表现”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他们测试了参与者识别作家名字的能力，这样有助于估计参与者阅读虚构作品的数量。接着，参与者完成了人际反应指数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该量表在不同的维度对人们的同理心进行评分。

参与者还做了“由眼观心（Mind of the Eyes）”的测试，测试人们通过视觉线索发现和理解他人想法和情绪的能力。在该测试中，参与者要将情绪的词汇和人们眼睛的照片进行匹配。（你自己也可以在这里*做做这个测试。）研究团队发现，参与者知道的小说家的名字越多（阅读的虚构作品可能越多）在同理心测试中拿到的分数就越高。

*译者注

请复制以下链接至浏览器进入测试：http://socialintelligence.labinthewild.org/mite/

在那之后，心理学界开始探索同理心和虚构作品之间的交叉点。总的来说，研究已经表明，阅读的行为本身就促进了个体的变化。并不是说天生更富同理心的人会被虚构作品吸引，也不是说阅读虚构作品的人有特定的性格特征，使他们更容易有同理心。“当我们把所有这些因素都剔除掉，就像在我们的研究中所做的那样，‘阅读虚构作品能让人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观点依然成立。”奥特利说。

这些年来，一些研究也表明，文学作品，比其它类型的书，更能影响我们和别人的关系。例如，在2013年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文章中，研究人员安排被试阅读文学小说、类型小说、非虚构作品，或者什么都不读。然后，研究人员测量了被试在“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测试中的进步。心智理论，是一个和同理心有关的概念，指的是我们理解“他人拥有信念和欲望，而且这些信念和欲望可能和我们的不一样”的能力。被安排读文学小说的被试，在同理心测试中表现出了最大的进步。而读非虚构作品、类型小说，或者什么都不读的被试，分数则没什么提高。

*译者注

有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未能重复前述研究中令人兴奋的结果，并发现文学作品的读者在心智理论方面“没有显著优势”，参见《阅读文学，能让你更懂别人吗？》。有兴趣的读者可按图索骥，做出自己的判断。

研究人员还指出，文学小说和类型小说的不同也许能解释分数上的差异。文学小说通常更强调角色的发展，所描述的人物和场景更容易打破读者的期待。经典的例子有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宠儿》（Beloved）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

另一方面，类型小说——例如丹妮尔·斯蒂尔（Danielle Steele）的爱情小说和约翰·格里沙姆（John Grisham）的法律惊悚小说——更多地采取了情节驱动的方法。尽管这类书能够取悦那些走马观花的读者，但它们的题材往往更加模式化，更好预测，只是迎合而不是挑战读者的观点。

有些研究特别关注人们对被污名化群体成员的态度，并给出了一些“虚构作品能影响同理心”的最有力的例子。例如，一项2014年的研究表明，意大利和美国的小学生和中学生在阅读《哈利·波特》（Harry Potter）之后，对移民、难民和男女同性恋群体，变得更加有同理心。在这项工作中，研究人员解释说：“《哈利·波特》的世界具有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和随之而来的歧视，与我们的世界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例如，没有魔法能力的人在《哈利·波特》系列里会被区别对待。

2014年，另一个研究团队发现，读《藏红花梦》（Saffron Dreams）的人，对不同种族或民族的人表现出较少的负面偏见。这本书讲述了纽约一名中东裔穆斯林妇女遭受种族主义攻击的虚构故事。但只读了这本书的摘要或非虚构作品的参与者就没有表现出类似的观念上的转变。

奥特利指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故事中需要的东西不同。（但他说，如果你需要推荐，《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绝对不会错。）他说，回忆录、传记和一些历史性的非虚构作品也不应该被完全排除。只要有关于人和环境的有力量的故事，就有可能引起共鸣，留下持久的印象。而观看一个故事在电影中展开，也可能会产生和看书类似的共情效果。

但科学家还并不了解人们会用这些额外的同理心做什么，莎拉·康拉斯（Sarah Konrath）说。她是印第安纳大学莉莉家族慈善学院的研究员。

“较少人会研究阅读对给予、志愿服务和帮助他人等利社会行为的影响。”康拉斯说，“但因为同理心是这种善良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我确实认为读书有利于从整体上促进更多的善良行为。但像任何类型的媒体一样，这种促进可能取决于内容。毕竟，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这本书宣扬的是仇恨。”

同理心的结束？

有时候，同理心会被描述为维系社会的粘合剂。没有同理心，人类可能走不了这么远。我们的祖先依靠互相关心才存活下来——例如分享资源，帮忙治疗病人，以及保护同胞免受掠夺者侵害。我们可能也需要同理心才能继续走下去。然而，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同理心似乎已经摇摇欲坠。

2010年，康拉斯的一项荟萃分析研究发现，通过对该特性的标准测试，大学生的同理心在70年代到00年代之间有所下降。在这段时间里，“同理关注”，或者说对他人不幸的同情心的的平均水平减少了48%。“换位思考能力”，或者说想象他人视角的能力也下降了34%。康拉斯说她正在把10年代的研究也更新到分析中，而这些统计意义上的偏移背后的复杂原因可能很难确定。

*译者注

相关阅读《“太长不看”让我们失去了什么》https://mp.weixin.qq.com/s/PX1td1lbbeG9Ahg2WYmegA

乔皮克说，一个常常受到指责的因素是父母教养方式的代际变化，例如对个人成就和高自尊的过度关注。有批评指出，这种过于关注个人进步的趋势会损害同理心。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是社交媒体的兴起对人与人之间有意义的连接的侵蚀。

但乔皮克也指出，事情可能没有它们看起来那么严峻。

“这种负面的变化带来的后果——以及这种变化在近几代人中的具体程度——有时可能有点被夸大了。”他说，“似乎存在一种道德恐慌，担心年轻人变得不那么有同理心，或者更加自恋。”

作者：Megan Schmidt | 封面：Irene Rinaldi

译者：Sixin | 校对：阿莫東森

编辑：山鸡 | 排版：呦呦呦尤

原文：

报刊杂志们很快报道了这一结论。有些人对此表示怀疑。玛丽亚·尤金妮亚·帕内罗（Maria Eugenia Panero）就是一位试图重复该实验结果的心理学家。2016年，她作为主要作者发表了一篇报告，表示他们未能重复前述研究中令人兴奋的结果，并发现纯文学虚构作品的读者在心智理论方面“没有显著优势”。总的说来，帕内罗和同事们指出，这项研究看起来好得难以置信的原因是它本来就是假的——或者换句话说，它至少不是确凿的决定性结论。

我们和帕内罗讨论了原研究如此吸引人的原因，以及关于艺术与同理心我们到底知道些什么。

关于同理心和心智理论之间的关系，你有什么可以给我们讲讲的？

大家可以把心智理论看作同理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心智理论是一种认知同理心：我知道别人拥有想法和情绪。这种认知同理心有很多层次。第一层是我知道某人X在想什么；第二层是我知道X认为Y在想什么；第三层是我知道X认为Y认为Z在想什么；以此类推。层级高了会变得相当自指。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同理心我管它叫做“情绪同理心”——我真的能感受到其他人的感受。最后就是同情了——我会采取行动来减轻你的痛苦。

那如何测量心智理论呢？

有几种常用的方法。西蒙·伯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发明的一种“由眼观心测试”（the Reading the Mind in the Eyes test）常被用来测量成年人在心智理论上的个体差异。在这个测试里你会看一组人眼睛的图片，然后判断这个人在想什么或者有什么感受。被试要从给定的四个形容词里去选。但是这个测试常常会就被批评，说它太像一个词汇测试了。我们自己的实验和我们想重复的那个实验里都只用了以英语为母语的被试。因为如果你的母语不是英语——或者哪怕是英语——如果你词汇量跟不上，那么测试结果就可能不太好，但这不代表你心智理论不行。目前这个测试基本就是唯一一个能给成年人用的心智理论测试。其他测试有给幼儿用的，对大人来说就太简单了，分不出什么个体差异。我们需要一些针对成人的新测试。

为什么重复实验失败了？

哦，因为原实验的效果量非常小。这是一个统计学概念，就是说不同实验条件下 “眼睛测试”的平均得分差别很小。如果效果量非常小，研究结果就很难重复。说白了它就不是那么可靠。

我们没有像他们一样找到纯文学和通俗小说阅读者之间的“眼睛测试”差别，还有一个原因是两种体裁其实都和心理状态有关。从理论上说就没有什么很好的理由去推测阅读纯文学小说能带来更高的心智理论。

原实验有很高的媒体曝光度，这是为什么？我们是在为同理心“欢呼”吗？还是为了小说？

绝对是，两者都有。几乎任何在《科学》上发表的东西都会获得许多关注。但同时我们也想相信文学。每个人都直觉：我们或许被一部文学作品打动过，或许曾受益于某个故事，又或许曾与一个角色感同身受。我们都希望去相信这些东西的存在，只是一直没能从科学上验证它们。因此当一个研究说——啊我们找到证据了！——这是很激动人心的，动人心弦。还有就是关于自闭症谱系障碍：自闭症患者在心智理论方面会有困难，如果我们能找到帮助他们的方法，那是最好不过的。

对于“艺术能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的争论由来已久。心理学有什么可说的吗？同理心是不是“更好的人”的一部分？

目前我正在波士顿学院埃朗·温纳（Ellen Winner）的艺术与心智实验室工作。团队研究任何艺术与心理学之间的重叠，我们自己平时闲聊也会讨论这种问题。尽管有许多人声称艺术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人，更讲道德、更有同理心，但是这个并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你要是喜欢艺术，它倒有可能帮到你！你的注意力会更集中，或者艺术能使你放松下来。但目前还没发现它能让我们真正意义上地“变好”。

原实验里有一条结论，也是我们确实重复了的，是说一辈子都在阅读很多小说的人确实心智理论比较高（由“眼睛测试”测量）。但要注意的是这个结果不能说明任何因果关系：阅读虚构作品也许会提升心智理论，但反过来说，心智理论高的人更容易被小说吸引也是完全合理的。

也有研究关注了其他艺术类型的作用。有证据表明戏剧对儿童的社交能力和同理心有益。不过，实验需要许多对照组来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比方说，戏剧对社交能力好，有可能只是因为孩子在剧院得以和兴趣相投的伙伴交流互动而已。要是这些孩子喜欢运动，结果没准是一样的。还有一些研究揭示了某些相关性（例如，学音乐的孩子学习成绩较好），但因果关系（音乐提高了学业成绩）还是很难被证明。

那我们颠倒一下：艺术可能不会帮助我们理解或者移情于他人，反而可能是那些理解力和同理心更强的人是更好的艺术家？

我很想说“是”，但确实拿不出具体的科学依据。一名作家，要能预测读者能理解什么不能理解什么，也要知道自己希望笔下的角色掌握什么信息；一名演员，必须真正理解所有角色的视角，以及四下里正在发生的情况。所以我真的很想说“是”；但我没有任何真切的证据支持。心智理论较强的人汇聚到了艺术领域，或者艺术提高了人的心智理论，都有可能。

那你为什么会想研究同理心？

我做过演员。我在纽约学过音乐剧。作为演员我会试图去研究角色，理解他们的生活——尝试着从感情上与他们建立联系，去体会他们的情绪。这种经历本身引起了我的兴趣，甚至更甚于去实践、去演戏！后来我就找到了这个艺术与心智实验室。这里的主要研究者和绝大多数研究生都有艺术背景。实验室负责人埃朗·温纳做过画家，我做过演员，还有另外一个学生做过音乐家。我们都是学艺术出身，从亲身经历出发提出了问题。

那你的实验支持还是否认了你的个人经历呢？

我的硕士论文探讨了演员和分离（dissociation）。分离一般被认为是不好的东西。比如有分离性障碍，包括多重人格；还有人格解体，就是经历精神和身体之间的分离——照着镜子却认不出自己。也有一种分离与幻想（fantasy）和专注（absorption）有很大关系。一个人如果终日想入非非心不在焉，是件坏事儿——你无法正常工作生活了。但一点点幻想是有趣的，也是有益的；它可以帮我们放松下来，用新的方式看待事物。

在戏剧界，我看到的是对演员“成为”一个角色的巨大推力，鼓励他们设身处地，与人物感同身受。这对有些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让他们感觉与真正的自我割裂了。我认为这种情况和分离是很相似的。在我的研究里，演员在分离这一项上的得分相较其他人的倾向于更高。这有可能不是件好事，但是演员的分离是幻想/专注式的，与同理心、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有关。因此，他们不会忘了自己是谁。他们是可控的。这个发现和我回顾个人经历时产生的想法是一致的——能够科学地验证它，真的让我十分满足。只要是可控的，分离就只是艺术的一部分而已。

翻译：石曳；审校：曹安洁

对于越来越多的硅谷人来说，一趟冗长而危险的巴士之旅不是一场模拟，而是现实。脸书和谷歌发源之地圣克拉拉县坐拥全美第二密集的财富。这里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迫使人们流离失所，只有富人才有能力安顿下来。在美国科技中心帕洛奥托，无家可归者的数量在两年内惊人地增长了26%，其中大多是有孩子的家庭。这些人投奔避难所、露营地，而在更艰难的时候，22路公交车是他们的家。

斯坦福的校园一片田园风情，而就在1.6公里外，22路公交车从帕洛奥托驶往圣何塞，整夜穿梭于两城之间。硅谷的无家可归者常到这里寻求安全和庇护，次数如此之多，以至于这里被亲切地称为”22号旅店“。几十个人往返于两地度过午夜，组成一列井然有序而精疲力竭的队伍。他们用90分钟从一地坐到另一地，下车，随后立即回到车上。22路公交车的司机深谙此事。从第一站出发后，一位司机会用车内对讲机广播，“不要躺下，不要把脚放在座位上……尊重下个上车的乘客，因为他们要去上班了。让我们有个美好、安全的旅程；不要出任何差错。任何人想捣乱的话，你知道后果的。”

帕洛奥托的皇家大道上，一辆特斯拉2019年款候在专卖店里，等着被新的千万富翁捞走。沿这条路，一排排房车停放了好几天，里边住着刚遭遇生活变故的家庭。当这样的对比无法再震撼我们，便意味着我们已经对无家可归者的苦难视若无睹了。有时我们完全忽视他们的人性。在一项研究中，神经科学家向人们展示了来自不同群体的照片，包括生意人、运动员和父母，同时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他们的大脑。面对大多数群体的照片时，人们大脑中与同理心（empathy）相关的部分都被激活，只有无家可归者的照片例外。

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生存技能之一，同理心经演化而来。为了更容易地感受彼此，我们几千年来变了许多。我们的睾丸酮激素水平大幅下降，脸庞柔软下来，也不那么好斗了。我们演化出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多的眼白，以使我们更容易地追随他人的目光，我们还演化出复杂的面部肌肉来更好地表达情感。我们的大脑不断发展，让我们更精确地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

随之而来的是极强的同理心。我们不仅能进入朋友和邻居的大脑，知晓他们的思想，还能知晓敌人、陌生人，甚至电影或小说中幻想人物的思想。这让我们成为地球上最善良的物种。与人类相似的物种——比如黑猩猩，它们虽一起行动并在困难时刻抚慰彼此，但它们的善意比起人类来更有限。它们很少分享食物，而且它们的善意仅留给自己的族群，对其他族群则充满敌意。

相较之下，人类是世界冠军级别的合作者，对彼此的帮助远胜于其他物种，这是我们的秘密武器。作为个体，我们很渺小，但合作起来，我们是战无不胜的超级有机体，上能捕猎猛犸象，下能建设斜张桥，统治整个星球。

现代社会已然让善意举步维艰。2007年，人类跨过一条伟大的里程碑——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越了非城市人口。到2050年，将有三分之二人类居住于城市。但我们也因此愈发孤立。1911年，5%的英国公民独居；一个世纪后，这个比例上升到了31%。城市年轻人的独居比例上升得最明显——在美国，18至34岁的人现今的独居比例是1950年的十倍。巴黎和斯德哥摩尔的居民有一半独居，在曼哈顿和洛杉矶的部分区域，90%的居民独居。

随城市扩大和家庭缩小，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认识的人却更少了。那些让我们定期与人接触的仪式——教堂礼拜，团队运动，甚至是买杂货——已经让位于个体追求，而这种追求通常通过互联网完成。街角商店里，两个陌生人或寒暄一二，谈到篮球，学校体制，或者电子游戏，渐而了解彼此的各种琐事。互联网上，有关陌生人，我们首先知道的也常常是我们最不喜欢的部分，例如对方令你反感的意识形态。这让人们在有机会成为人之前，先成为了敌人。

要是你打算设计一个泯灭同理心的社会制度，你几乎不可能比我们所创造的社会做的更“好”了。在某种程度上，同理心已经泯灭了。不少科学家认为同理心是渐渐消失的。过去四十年心理学家测量了人们的同理心，而情况不太乐观。同理心已然稳定减弱，在21世纪尤甚。平均而言，2009年的我们比1979年75%的人更缺乏同理心。

现代社会的地基是人与人的彼此连接，而我们的上层建筑正摇摇欲坠。过去十二年里，我研究了同理心如何运作、如何影响我们。但在今天做一个研究同理心的心理学家，和做一个研究极地冰川的气候学家没什么两样：我们逐年发现它的价值，而它逐年在我们身边消失。一定得这样吗？

无家可归者成了测试同理心最难的关卡。承认这些人的存在是令人痛苦的；这会引发内疚；这会打破人们想象中的公正世界。在同理心的拉锯战中，逃避终成胜者。杰里米和我在斯坦福着手研究的是，我们能否用沉浸式技术使关心边缘人群更容易，更自然，甚至无法逃避。

十多年前，杰里米的实验室这样的技术仅存在于科幻小说。几年前，这样的技术专有、昂贵而且错漏百出，只是个撩人却缺乏实用性的想法。几年后，它爆发了，2014年，脸书以近20亿美元收购了Oculus VR。同时，一系列便宜便携的设备，价格从10至300美元不等，使虚拟现实对普通人来说触手可及。杰里米表示这并非是在媒介领域的跃进。“虚拟现实技术比之前任何媒介在心理层面都强大。”他写道。它的秘密武器就是杰里米所说的“心理在场”（psychological presence）。书籍和电影将我们带入故事，但读者和观众仍然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在故事之外。虚拟现实则完全包裹住人们，让他们置身于故事，以至于忘记媒介本身。他们会将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混淆，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些虚拟经验对他们来说非常真实。

许多被驱逐的穷苦工人最终住在汽车里。作者发现，在虚拟现实中经历无家可归的体验有助于参与者不再非人化无家可归者。

虚拟现实技术增强了幻想，而且几乎肯定会定义游戏与色情作品的未来。但“心理在场”也能让我们在真实经验中有所突破。杰里米表示，这就是这项技术的真正力量所在。橄榄球四分卫借助它提升对运动场地的视觉感知，而医学生用它练习复杂的手术。虚拟现实技术在两类情况皆促进快速、深入的学习。

虚拟技术也能让人们亲身体验成为老年人、其他种族或色盲是什么样的。杰里米和他的同事发现，这些经验减少会人们的刻板印象和歧视。

这些发现让艺术家克里斯 · 米尔克（Chris Milk）称赞虚拟现实为“终极共情机器”。2014年，米尔克制作了虚拟现实电影《西德拉上空的云朵》（Clouds Over Sidra），它讲述了约旦扎塔里难民营中一个12岁女孩的故事。当时，约旦约有8.4万名叙利亚难民。观众和西德拉“见面”，花时间与她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并探索沿途的营地。米尔克最近把这部电影和观看这部电影所必需的Oculus设备带到了瑞士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这些人，”他沉思道，“他们本来或许不会坐在难民营的帐篷里……但在某个下午，在瑞士，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就在那儿。”米尔克说，那种“在那儿”的感受很重要。他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解释道，”你不是通过电视屏幕旁观，而是和她坐在一起。当你往下看，你正和她坐在同一片土地上。正因为如此，你能从更深的层面感受到她的人性。你会以更深的方式同情她。”

这个想法简单而有力。的确，科技让我们更难看到彼此。但换个角度，它能起到完全相反的效果。

米尔奇的电影生动地描绘了虚拟现实的力量，然而，对于沉浸式技术是否真能建立同理心的实验研究寥寥无几。我们有理由心存怀疑。想象你告诉某人他有机会在难民营里待上一个小时，谁会同意，谁又会摇头走开呢？那些不想与人共情的人，很可能压根不想进入一个“共情机器”。的确，虚拟现实技术可能会让已经关心着他人的人更进一步，而问题在于，它是否不过如此。

大约三年前，杰里米和我，还有我们的学生费尔南达和艾瑞卡，决心找出答案。我们设计了一套虚拟现实体验，以帮助湾区的居民以全新视角看到他们无家可归的邻居。使用Oculus Rift，“观众”能探索各种场景，走进无家可归者的故事。观众首先在他的公寓“醒来”，面临着被驱逐，他接着被要求清算家当以维持开销。这一幕后，观众发现自己住在车里。一名警察发现他非法滞留并扣押了车辆。观众最终来到了22号旅店。在这最后一幕中，他还可以了解到其他乘客的情况。如果他“点击”旁边的父亲和儿子，一个声音会解释道，“这是雷，一个父亲，和他的儿子，名叫伊桑。伊桑的母亲患有慢性病，最近去世了。她留下的医院账单让雷负债累累。他们在家庭收容所的候补名单上。因此，在有空位出现之前，他们晚上都睡在公交车上。”

杰里米和我相信，让人们在无家可归者的虚拟生活中走一遭会让他们产生同理心。但是，虚拟现实会比传统方法建立更多的同理心吗？ 为验证这一点，我们在实验中分组，让一些人完成我们的虚拟现实练习，同时让其他人通过阅读同样的故事ーー被驱逐、扣押、 22号旅店ーー同时想象主人公的想法和感受。在许多研究中，这类设身处地的练习已经成功地增强了同理心，这意味着在我们的实验中，虚拟现实技术面临挑战。当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和杰里米打赌，虚拟现实技术并不会比技术含量较低的媒介带来更多同理心。

我错了。一开始，这两项活动都增加了人们对无家可归者的同理心，甚至使他们更愿意向当地收容所捐款。但是当我们进一步测试他们的关怀时，差异就出现了。我们向参与者介绍了一号提案，这是一项无记名投票法案，将扩大旧金山湾区的社会福利住房改革计划，同时略微增加税收。参与我们实验的人说他们支持这项措施，但是当我们给他们机会签署支持这项措施的请愿书时，那些完成虚拟现实的人更有可能同意这项措施。这项技术创造的同理心也更持久。在参与研究一个月后，经历虚拟现实的参与者仍然支持无家可归者的投票倡议，并且比其他参与者更不倾向于非人化无家可归者。

杰里米和我都不相信虚拟现实是完美的共情机器。有些经历根本无法模拟出来。我们可以让某人在22号旅店待上几分钟，但我们没法让他们感受到长期饥饿下无止境的绝望。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虚拟现实可以提高人们的好奇心ーー这促使他们更多地了解那些本来会被忽视的人。杰里米和他的团队已经在湾区附近的商场和博物馆安装了我们的“22号旅店”VR装置，已有几千人体验过。在《杀死一只反舌鸟》（To Kill a Mockingbird）中阿提克斯 · 芬奇（Atticus Finch）给斯科特（Scout）的提议是，“你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设身处地……除非你披着他的皮囊行走于世。”随着虚拟现实技术愈发普及，数百万人将有机会“设身处地”。

翻译：汉那；审校：Ziming Yuan；编辑：兔毛

WHO随后在推文中强调：“我们必须牢记，那些是（活生生的）人们，而不是数字。”

与此次事件一样，世界上许多最大、最难解决的问题都牵系万千民众：在全球难民危机中，有数千万人流离失所；每年仍有100万人死于疟疾；在也门，一场饥荒已经导致1400万人濒临饿死。

我们总是希望如此规模的悲剧，能得到与之相匹配的汹涌蔓延的同情和善意的行动。不幸的是，人类的心理并非如此。大规模的苦难不会放大我们的担忧或同情。它们只会麻痹我们。

想想这些数字。你能想象100万人吗？说真的，设想一下。当我们看到一个生命，我们可以想象它的希望和痛苦。我们可以理解这个生命的生活经历中有无数的复杂性。但100万人呢？6800万人呢？你无法想象。这些数字感觉像是一个抽象概念。当数字大到超过了人类能够关爱和关注的灾难人数极限时，就会出现一种狡黠得令人愤怒的悖论。

这就是精神麻木，它是指随着苦难中受害者人数的增加，我们的同情心以及我们帮助他人的意愿，必然会下降。即使受害者人数从一人增加到两人，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精神麻木意味着人类同情心的回报在递减。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尤其是在像周二回馈日这样的日子里，许多慈善机构会为陷入困境的数百万人做募捐宣传。

研究表明，慈善机构需要突出个人的故事，引起人们的关心。虽然精神麻木似乎是人类心理的一个稳定组成部分，但要知道，总有办法克服它，总有办法让我们与数百万需要帮助的人建立联系。

精神麻木及其解释

我们对精神麻木的了解大多来自美国俄勒冈大学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他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情绪与决策之间的交集。

我经常报道政治心理学。在与科学家的交谈中，我经常问：“什么样的研究能帮助你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答案往往涉及斯洛维奇关于为什么我们对大规模苦难视而不见的研究——无论是世界难民危机，还是国内的医疗卫生难题。斯洛维奇的研究经常被许多试图理解决策的心理学家引用。

这是赤裸裸的真理。“个人的人生没有永恒的价值。” 斯洛维奇2017年年告诉我，“在更大的苦难背景下，单个人的生命价值只会被削弱。”

斯洛维奇最近的一项研究非常简单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实验中，斯洛维奇和他的同事询问参与者他们是否愿意为困境儿童捐款。当实验中的受害者人数从一人上升到两人时，研究人员记录到，参与者对孩子的同情减少了，对孩子的捐款也减少了。

在更大的苦难背景下，单个人的生命价值只会被削弱

举个例子。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可以采取行动拯救难民营里的4500人，你会怎么想？听起来不错，对吧？你会成为英雄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拯救这么多人并不会让你感觉太好，你也不太可能这样做。

斯洛维奇说，在一项实验中，“如果难民营里有25万人，人们不太可能去做能拯救4500条生命的事情，而如果难民营里有1.1万人，人们就更有可能去拯救那4500人”。被拯救的人数是一样的。但是在一个更大的苦难背景下，帮助那群受害者给人的感觉反而没有那么好。

原因之一是：随着苦难中受害者人数的增加，我们感到越来越无力提供帮助，所以我们关闭掉同情的开关。

但这种无助是一种谎言。斯洛维奇提醒我们：“即使是部分领域的改善也能挽救生命。”枪支管制法律方面的微小改变可以救人一命，捐赠不值多少钱的蚊帐也可以拯救生命。即使你不能把一个人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做点什么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也会有所帮助。

在麻木中挣扎是艰难的；这有悖于我们的直觉。

我们面对百万人的困境麻木不仁，但很快就对个人境遇产生共鸣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当更多人陷入困境时，我们为什么不能扩大和累积我们的同情心？答案基本上是，我们的大脑抗拒这种思维。斯洛维奇解释说：“感觉系统并不会叠加。感觉是不能成倍增加的，它并不能做算术题。”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前景理论中也有类似的概念：0美元和100美元之间的差距感觉上大于100美元和200美元之间的差距。差值仍然是100美元，但是人们会变得麻木。当数字从0开始，这种从无到有的差距能带给你更大的冲击。

是啊，大脑无法想象数百万人，但它确实擅长思考和关心个人的问题。

我们可以理解个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患病儿童的故事往往会比大众的危机更让我们关心。还记得查理·加尔（Charlie Gard）吗？2017年，他11个月大，来自英国，患有一种罕见的致命疾病。美国国会的一些共和党人想让加德成为美国居民，这样他就可以得到实验性的治疗。同样是这些共和党人，他们许多人投票赞成医疗卫生立法，而这项立法将使美国数百万人失去医疗保障。那个男孩是个急症患者。而数百万人呢？只是一个抽象数字。

这是精神麻木研究的关键洞见：我们的感觉系统不做数学运算。“放在第一位的是：保护自己。然后是保护在我面前的人，”斯洛维奇说，“保护那些和我们相似的人，就在我们附近的人，最近遇到困难的人，诸如此类——当这些人处于危险中时，我们会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

不仅如此，同理心往往是有偏倚的：我们往往更容易自动地对与我们相似的人产生同理心。

对单个受害者产生的同情有可能转移到更多人身上

有一些方法可以对抗精神麻木。

慈善机构早就理解“可识别的受害者效应”，即单个受害者的形象比统计数字或一大群人的故事更容易引起同理心。

2015年，一名溺水的叙利亚难民男孩艾伦·库尔迪（Alan Kurdi，他的名字也被报道为Aylan）的照片成为公众舆论中关注叙利亚内战的一个强大而悲剧性的焦点。这场内战迄今已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斯洛维奇在引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的一篇论文时表示，看到这张照片，“人们突然开始关心叙利亚战争和难民，而之前数十万人死亡的统计数据并没有让他们注意到这些。”根据谷歌的搜索结果，对叙利亚战争的关注持续了大约一个月。

不仅仅是搜索关注。照片发布后，帮扶叙利亚难民的慈善捐款也大幅增加。

“这些个人或照片的戏剧性故事给我们提供了一扇机会之窗，让我们突然清醒过来，不再麻木，我们想做点什么。” 斯洛维奇说，“如果人们发现能做点什么，比如向红十字会捐款，人们就会去做。但如果他们除了捐钱以外无能为力，那么久而久之，精神麻木就会再次发生。”

我们还可以做些别的事情：无论何时，只要我们能在一场巨大的苦难中强调人的个人遭遇和独特的人性，就能让民众开始关注这个群体。

心理学家早就知道，短语的简单变化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2017年，心理学家库尔特·格雷（Kurt Gray）和同事们尝试了一种措辞上的微调，以增加公众对他人的同情。

这非常简单：如果我们不强调“一群人”，而是突出“群体中的个体”，会怎么样？强调个人的经历和人性是否足以促使人们对这个人的所感、所思和所为感同身受？

这样做是有效的。强调个人的故事会让参与者看到更多的人性。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教训：说“叙利亚难民中的100人”可能比“100名叙利亚难民”更能引起情感共鸣。
然而，如何激发人们的同情心仍然是慈善机构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个世界面临的大问题总是涉及芸芸众生，但我们天生在情感上只有能力关爱与个人维系紧密的小群体。

“看看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问题，”斯洛维奇说，“各种难题牵涉的人数都是如此之多。”

世界上的大问题需要更多的关注。因此我们必须与精神麻木的倾向作斗争。

翻译：孙闰松；审校：亦兰；编辑：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