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想宣传的对心理和生理上的好处包括：消除或减轻压力、焦虑、抑郁症、躁郁症、饮食失调、糖尿病、药物滥用、慢性疼痛、高血压、癌症、孤独症和精神分裂症。它是每个人的灵丹妙药。 冥想还有明显的人际和集体效应。正念冥想和其他从佛教衍生的冥想技巧，比如慈悲和仁爱冥想，可能会增加亲近社会的情感和行为，产生更大的社会联系和利他主义，消除侵略性和偏见。某人宣称，“如果在世间，八岁以上的人都学会冥想，那么暴力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除。”这句话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这项有益的活动自然被应用在了各式各样的场合。冥想技巧已经在军队中推广，目的是提高士兵的幸福感和工作效率。狙击手会利用冥想从情感上超脱杀戮行为，稳定将要夺取生命的手（与冥想相关的祥和、宁静等反杀戮的元素早已被干净剔除）。公司会利用冥想抵消压力和倦怠，表面上看，这是善意的目的，但它也能帮助公司创造顺从的员工。在学校，冥想的干预旨在让孩子们平静下来，更好地应对获得高分的压力。在这里，我们的目标也是减少不良行为和侵略性，以增加亲社会性和合规性。

心理学研究通常对冥想的功效持乐观态度。事实上，关于冥想亲社会性的研究结果几乎全是支持态度——它不仅有改变个人，还有改造社会的力量。所以，冥想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这一理论似乎是有根据可循的。由此带来了在各种环境下应用的前景，比如在社会冲突中的应用：消除战争和恐怖主义。然而，问题出在为了支持这种说法所做的研究上。

去年，实验心理学家Miguel Farias，Inti A Brazil和我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荟萃分析，研究那些主张冥想能增加亲社会性的科学文献。我们评审了在冥想者和非冥想者之间进行的随机对照研究，回顾了20多项研究，评估了不同类型的冥想给亲社会情感、行为产生的影响，例如如何感受同情心、同理心和个体的联系。

我们审查的研究使用了各种方法和干预措施。例如，有一种为期八周的冥想干预，称为“正念减压课程”。人们学会了如何进行有意识的呼吸，并修习了“活在当下”，释放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与此同时，与冥想者进行比较的对照组每周进行一次关于同情心益处的小组讨论。另一项研究比较了引导式放松，参与者会聆听关于深呼吸和放松的录音，而对照组则待在等候室里什么也没做。大多数研究会要求参与者填写关于自己冥想干预经历的调查问卷，以及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的同情程度。 一些研究还会进行对同情行为的评估，例如，某个案例评估了个体在逐渐拥挤的等候室里让出一把椅子的意愿程度。

最初，研究结果似乎充满了希望。我们的荟萃分析表明，冥想确实对亲社会性产生了轻微的积极影响。但随着发掘的深入进行，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虽然冥想会使人们感到更富同情心或同理心，但它并没有减少侵略性或偏见，也没能改善人们的社交关系。所以，即便亲社会性的益处并不容易判明，但它们显然是能够被衡量的。问题的焦点在于衡量这些益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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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剖析研究，我们进行了二次比较，试图了解方法论思考会如何改变我们最初的发现。该分析着眼于对照组的用途以及施加干预的导师是否也是该研究的作者，这些都有可能造成结论的偏见。而我们的研究结果令人震惊。

让我们从对照组开始讲起。设置对照组的目的是隔离干预的效果（在我们的研究中，施加的干预就是冥想）并消除无意识的偏见。通过在药物试验中发现的无效对照剂效应，首次揭示了适当控制条件的重要性。简单的讲，就是即使没有使用活性剂（或药物），治疗仍是有效的。为了避免这种影响，药物试验中的每个组都会接受相同的治疗，唯一的区别在于对照组使用无效对照剂（或糖丸）而另一组则接受真正的药物试验。测试者和被测试者都不知道被测者所属的组别（这被称为双盲设计），有助于消除无意识的偏见。通过这种方式，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活性剂是否有效。

但是，在行为变化的研究中，应用对照组/无效对照剂是很棘手的，因为当治疗不仅仅是药丸而是一种行动时，更难创建一个对照组（或无效对照剂）。对照组必须类似于被干预的小组，同时又要减少一些区别于实验组的重要成分。这就是所谓的主动控制。与实验组相比，被动对照组不用做任何事情。

当干预组与只完成了调查问卷的被动对照组进行比较时，发现冥想确实可以增强同情心。因此，可以认为，与被动待在等候室的对照组相比，在干预下参与了为期八周的仁爱冥想的参与者增强了同情心。

我们的分析表明，冥想本身并不能使世界变得更富有悲悯。

但是，我们是否真的隔离了冥想的影响？还是我们只是简单地证明了做某事比什么都不做更好？同情心的增强也许是因为个体们花了八个星期的时间来考虑如何更具有同情心，又加上对从事一项新的活动感到愉悦。主动对照组（例如，讨论同情的参与者）能够更有效地隔离冥想干预的效果，因为这两个群体现在都参与了涉及培养同情心的新活动。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冥想本身并没有使世界变得更富有悲悯之心。

精心设计的控制对照实验允许采用双盲设计进行研究。通常认为给冥想干预开发有效的无效对照剂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它早已实现——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20世纪70年代，先验冥想研究的鼎盛时期，Jonathan C Smith完成了一本71页的手册，描述了冥想技巧的基本原理和益处。他将手册交给了一位研究助理，助理没有意识到这项技术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因此，他充当了无效对照剂的角色。随后他开始向对照组的参与者描述这项技术的优点。（而实际的无效对照组中，参与者被指示要每天在黑暗的房间里静坐20分钟，思考他们渴望的东西）。关键点在于，无效对照组可以用来研究冥想，它只是不经常被使用。

双盲设计有助于消除参与者从研究人员那里意外产生的偏见。这些偏见在心理学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被称为实验者偏见（实验者无意中影响了参与者的行为）和需求特征（参与者以他们认为会使实验者满意的方式行事）。 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讨论了规避实验者偏见和需求特征的重要性。最近的研究表明，实验者偏见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冥想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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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围绕实验者偏见和需求特征的讨论中，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回顾的48％占比的研究中，冥想干预由该研究的一位作者（通常是其主要作者）主导。更重要的是，很少有人去尝试控制热情洋溢的导师和研究人员对参与者造成的潜在偏见。这种偏见通常不是故意的，而是潜意识下，给予实验组的参与者优待或表现的特别热情。作者本人扮演导师在研究中相当盛行，我们决定在荟萃分析中对其进行统计研究。我们把使用作者本人的研究与使用其他导师或其他形式教学（例如录音）的研究进行了对比。我们发现，只有在作者自身也是施加干预的导师的那些研究中，同情心才会增加。

实验者偏见往往与需求特征密切相关，参与者的行为或反应方式与研究者的期望一致。例如，参与者可能会不顾自己的真实感受做出反应——更热衷于有关同情心的问卷，因为研究人员本人对同情心充满热情。围绕着冥想的嗡嗡声被描绘成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的疗愈，是改善健康和思想的关键——这点也很有可能反馈给了希望从冥想干预中获益的参与者。然而，我们所研究的文献中几乎没有哪项研究为预期效果做了对照控制，而对这种方法论的关注在冥想的研究文献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实验者偏见的普遍性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个令人困扰而又很少讨论的偏见涉及数据分析和报告。解释统计结果并选择要强调的内容同样具有挑战性。数据并不自辩——数据是由学者们负责解释的，而他们的思想并不是白纸一张。学术界经常要在承担公正分析数据的责任和学者自己的信念、愿望以及期望之间划出界限。 2003年，哈佛医学院的Ted Kaptchuk总结了一些在科学报告中普遍存在的解释性偏见：证实偏见，拯救偏见（通过实验寻找选择性错误来证明期望的合理性），以及“时间证明一切”偏见（因为事实上额外的数据可能支持它，所以保持一个折中的期望）等等。在我们审查的冥想文献中，绝大部分都存在这类问题。

我们遇到的最常见的偏见是“证实偏见”，也就是支持先入为主观念的证据比挑战这些信念的证据更加有利。证实偏见普遍存在于过度报告边际显著（不甚重要的）实验结果的形式中。 当使用统计检验时，0.05及以下的p值通常表明结果在心理学研究中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是，习惯性的做法是将结果报告为“趋势”。再或者，假若结果接近又未达到理想的0.05截止值，则报告为“轻微显著”。问题在于，心理学对于什么可能构成“边际显著”并未达成共识。在我们评审的论文中，p值范围在0.06到0.14之间，也就是说连边际显著都几乎没有。（p值检验是不是最准确的科学方法尚有争议，但如果我们使用这种类型的测试，就应该遵守规则。）

拥护冥想的观点和捍卫其声誉的斗争使得公布负面结果变得更加困难。

在统计方法被设计成有明确的削减的自由的情况下，当没有结果的时候，发现效果的机会就增加了。使用“边际显著”的另一个问题在于进行报告时要排除偏见。例如，在某项研究中，作者报告了相比于对照组更有利于冥想干预的边际显著差异（p = 0.069）。然而，在下一页，当作者报告不同于冥想组的差异结果时，他们声称完全相同的p值是“非显著”的。只有当结果证实了他们的假设时，p值才是“重要的”。事实上，我们审阅的大多数研究都认为边际显著性和具有统计学意义是相当的。

证实偏见很难克服。期刊依靠审稿人来发现它们，但其中一些偏见已经成为常规操作（比如报告边际显著的影响），它们经常会被漏掉。审稿人和作者也面临着学术压力，这些压力使偏见更容易发生，因为期刊更倾向报道积极的结果。但是在冥想研究中还存在另一个复杂因素：许多研究人员，也就是期刊文章的评论者，他们不仅是冥想的从业者和爱好者，而且也是冥想项目的提供者。他们个人会投资于冥想项目，使自身或者自己的机构从中获利。拥护冥想的观点和捍卫其声誉的激烈斗争使得公布负面结果变得更加困难。

我的目的不是诋毁科学，但科学家确实有责任建立一个旨在无偏见并了解其局限性的证据基础。这点很重要，因为冥想力量膨胀的结果为推销其益处提供了神奇的信念。正念网站将冥想作为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快乐药丸”来推销，据说只要孩子们能够保持深呼吸、活在当下，它就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带来世界和平。但是，我们是否能确定冥想不会对个人和社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冥想是否有可能刺激功能失调的环境，还是实际上它本身却会指向精神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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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或耐克这样利用冥想技术的大型公司，已经在实践和认可其益处的群体中形成了紧张。那些更加传统的人则认为，没有伦理教导的冥想会走上歧途（比如狙击手稳定地进行杀戮射击，或者顺从的员工屈从于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倘若冥想不适合你呢？更有甚者，如果它让你感到沮丧，焦虑或引起精神病呢？在最近的文献中，这些症状的证据是可以预见，20世纪6、70年代的报告就警告了先验冥想的阴暗面。存在一种风险是，那就是接受精神治疗的少数病例被心理学家认为有精神病的倾向。

在《The Buddha Pill》一书中，Miguel Farias和Catherine Wikholm对冥想直接引发的抑郁、焦虑、烦躁、躁狂和精神病症状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他们认为，科学界尚未评估不良影响的普遍程度，人们很容易认为，可能出现的少数轶事案例是由于一个人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易患性造成的。但是在Google上进行简单的搜索显示，在冥想论坛和博客中，抑郁症，焦虑症和躁狂症的报道并不少见。例如，一个佛学博客上有许多关于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报告，被称为“黑夜”。 一位博主写道：

我曾度过了一场相当恐怖的“黑夜”，它持续了九个月之久，令人痛苦、绝望、恐慌、无法集中注意力（以至于难以完成简单的任务）、拒绝社交（因为感觉很糟糕，还由于缺乏注意力，我很难跟上和理解别人在说什么）、孤独、幻听、轻度偏执、对待朋友和家人态度很差、长期怀旧和悔恨、强迫性思想（通常是关于死亡），等等。

在佛教界，这些所谓的“黑夜”是冥想的一部分。在理想的情况下，“黑夜”是在佛教教义的框架下与经验丰富的导师一起完成的，但那些没有这样的导师或在世俗背景下冥想的人呢？

目前，文献中未报告的不良影响或许是偶然出现的，但更有可能的是，那些受此影响的人以为这是冥想的一部分，再或者他们最初并没有将此与冥想练习联系起来。考虑到冥想的正面形象和没有相关负面报道，很容易认为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只是会停止冥想，但许多网页和文章往往把这些消极或矛盾的情绪作为冥想的一部分，这些感觉会随着练习而消失。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继续练习可能会导致精神病的全面发作，或有其他轻一些的不良影响。例如，在1976年，临床心理学家Arnold A Lazarus报告称，一名年轻人发现先验冥想所承诺的好处根本就没有出现，还没来得及质疑这些夸大了好处的说法，他更是体会到了强烈的失败、徒劳和无能。

在最好的情况下，个体会有精神科医生或经验丰富的冥想导师来指导他们，而那些独自冥想的人可能会落入精神疾病的魔爪中。 Lazarus警告说，冥想并不适合每个人，我们需要考虑个体差异，并意识到其在世俗背景下应用的不良影响。他曾如此评价先验冥想，“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研究人员和治疗师需要了解不同类型的人修习冥想的益处和风险——这并不是个好消息。

在《The Buddha Pill》中，Farias和Wikholm写道：

[我们]没有停止相信冥想带来巨大改变的能力，但是我们担心冥想的科学是一种歪曲的观点：冥想的发展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压力更小、改善我们的福祉。它的主要观点是相当激进的——破坏了你对自己是谁的认知，动摇你自我意识的核心，这样你就会意识到“一切皆是无”。但我们并不是如此看待在欧美地区推广的冥想课程。在这儿，冥想已经被改造成一种天然的药丸，它会使你的头脑“冷静”下来，感受“快乐”。

必须提出一种更加平衡的冥想观，一种理解冥想的局限性及其不良影响的观点。总有一天，人们对这种强大且难以理解的修习将有更全面的了解。目前，我们对它的理解大多是扭曲的。

翻译：橘子汁
校对：亦兰
原文：Does meditation work

冥想真的有效吗？最先出现在神经现实。

一年前，像很多瘾君子一样，我也曾有过一次自我崩溃的预感。整整15年，我一直是一名网瘾者，每天都在博客上频繁更文，甚至组了一个团队在高峰时间内每20分钟刷新一次网站。每天早上一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刷网上的新闻，刷完这个网址刷那个，看完这篇推文看那篇，关注各种突发新闻和热点事件，浏览无数的图片和视频，跟上各种网络当红消息。一天下来，我能就发生了的事情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发表看法、进行辩论、或者讲笑话。有时，事件发生后，我会连续好几个星期都在疯狂跟进事件发展的方方面面，以便能够将他们编成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文章。我曾陷于和读者们的对话中无法自拔，他们对我的文章吹毛求疵、针砭不一、提出修改意见。我的大脑从未这么高强度、长时间地周转于各种不同事件之中，还是以一种公众的形式。

也就是说，我便是早期形态的“网虫”。随着时光流逝，我意识到我不再是一个人。脸书的出现，相当于让每个人都拥有了自己的博客和受众。越来越多人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使他们时刻能够关注热点消息，也使他们不得不持续地筛选、吸收和消化网络信息洪流，正如我曾经一度那样。推特以一种能够不断更新短文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用户们就像我长久以来一样，对脸书上瘾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后，各类应用软件不期而至，像雨后春笋般，完全占领了我们剩下的一点点闲暇时间。如今它无处不在，这样虚拟生活，这样永不停息，这样时刻更新。我记得2007年，当我决定在博客上加大赌注，每半小时后左右更新一次的时候，我的编辑像看着一个疯子似的看着我。但如今，那份疯狂已是平常稀疏，曾经高大上的专业博客儿如今也已全民皆是。

Andrew Sullivan: My Distraction Sickness – and Yours

An endless bombardment of news and gossip and images has rendered us manic information addicts. It broke me. It might break you, too.

我过去经常开玩笑说，如果有人被网络杀死了，那么我一定会是第一目击者。多年后，这个笑话早已烟消云散。在我博客生涯的最后一年，我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一年内我得过四次支气管感染，已经根深蒂固难以痊愈。假期，也只是难得的睡觉时间。甚至我做梦都会梦到我每天用以更新网站的代码。当我越来越离不开网络的时候，我的朋友们也逐渐与我疏远了。我的主治医生再给我多一疗程抗生素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说道：“你从艾滋病中幸存就是为了死于网络？”

但是网络给我的奖励那么多：一天内多达10万次的点击量/粉丝，一份有利可图的新媒体事业；一系列使我焦虑、狂怒或有如神助的事情；占领全球性话题中心的一席之地；衡量成功与否的方法——一份巨大而好看的数据——对我的作家灵魂来说，我就像一直在洗着多巴胺澡一样。我不断地激励自己，如果你想将自己改造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一名作家，你就要走在时代的前头。问题是，我没能将自己重新改造成为一个“人”。

我尝试阅读，但这些技能似乎已弃我而去。翻了几页后，我的手指就抽搐似的地寻找键盘。我尝试冥想，但我一边努力稳定思想，脑子却一边无法运转。我做了一份长期训练规划，但是它每天只能让我释然一个小时。网络这个虚拟世界越来越普遍的同时，各种线上噪音也越来越吵杂。尽管我每天都长时间独自地、寂静地盯着一台手提电脑，但我却感觉我似乎身处于嘈杂的人群之中，万千话语不绝于耳，眼前景象瞬息万变，新奇点子层出不穷，各种情绪生动形象——门庭若市般/如同站在风口，听得见风呼呼呼地狂吹。我知道这些都无可避免，我也知道这项技术无法扭转，但我开始害怕，这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会不会让人变得行尸走肉般。

过去的几个月，我意识到，像多数瘾君子一样，我正陷于一种否认的情绪中。我一直将网络生活视为我真实生活的点缀，它曾经也确实是的。没错，我每天都花好几个小时以无形之音和别人交流，但我的真实生活和真实肉体都还这儿啊。然而，当我变得不再健康、不再快乐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不是鱼与熊掌可兼得的状态，而是水火不兼容的状态。这一个小时，如果我花在网络上了，那我就不可能再花在现实中。这一分钟，如果我专注于一场虚拟交往中，那我就不能会有一场现实邂逅。这一秒，如果我沉浸于某些琐碎杂事中，那我就不可能有所思考、有所沉淀、或者有所感悟。同时处理“多重任务”，只是一个幻境。这是一场零和博弈。我要么活在网络上，要么活在人类一直居住的世界里。

于是，15年之后，我决定要活在现实中。

自从印刷机被发明以来，信息科技中的每一次革新都会带来巨大的恐惧。先有对《圣经》白话文会破坏基督教正统的恐惧，后有对新兴电视媒介的深恶痛绝（19世纪50年），文化批判家哀悼每一次的科技转变，每一次转变都代表着人们的注意力被更严重地破裂——后来，20世纪末期，此前想都不敢想的彩色有线电视出现了，现在又出现了如今深不可测的网络，但是社会总能成功地自我调适和适应发展，没有造成任何破坏，而是得到了很多不言而喻的进步。因此，单纯认为这次的大众注意力分散事件视是反乌托邦的，未必过分简单。

但它确实标示着人类跨越的“一大步”。数据使人迷惑。在地球上的每一分钟，YouTube的用户都会上传总时长为400小时的视频，而Tinder的用户则会浏览文件超过10万次。每一天，脸书上点赞次数都会高达几十亿次。网页如今也比过去增加了大量内容，火速发文，每隔几分钟就更新新闻最新走向。博客、脸书、Tumblr、微博以及宣传网页重新定位，彼此借鉴然后分别对同一事件进行报道。

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通过购买杂志或者报纸来了解这一事件（即如今所谓的文章、视频或图片），也不再是通过收藏自己喜欢的网站，或者自主选择阅读文字或者观看视频图片。相反，我们是被社交媒体上无数的小干扰引导至各种为我们量身打造的资讯。不要自以为很聪明，可以控制自己去点击哪些内容。硅谷的技术宅们和他们日趋完善的算法早就发现了能让你不知不觉上钩的“鱼饵”。此前的任何一项信息科技都不曾如此深入地了解其用户——也不曾拥有过能不断刺激用户参与网络的能力。

而且它渗透得如此之快。我们几乎忘记10年前还没有智能手机呢，2011年的时候也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拥有一部手机，如今智能手机持有量已接近三分之二。仅考虑年轻人的话，这个数字达到85%。46%的美国在去年告诉Pew的调研员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真相：没有手机他们就活不下去了。智能手机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内从无名小卒变成了举足轻重的大腕。没有手机信号的领域——飞机、地铁、荒野——也正在迅速减少。甚至徒步者的背包都设置了为手机充电的装置。可能如今唯一“幸存”的领域只有莲蓬头了吧。

你觉得我是在夸大其词吗？2015年一份小规模却详细的针对年轻人的研究显示，他们每天使用手机5小时，共85次，使用时间一般持续不到30秒，但在逐渐增大。正如揭示的这般：用户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他们有多上瘾，他们实际按手机的时间是他们以为的两倍。但是无论他们有否意识到，这项新技术已经占领了这些年轻人大约三分之一的清醒时间。

这些干扰常常让人觉得愉悦。当然，因为它们大部分都是你朋友们的“杰作”。当涉及到你认识的人（或者你认为你认识的人）的时候，你大脑的注意力便开始分散，这正是点对点社交媒体的聪明之处。从最早的改革开始，人们开始异常地乐于聊八卦，这也有部分是出于朋友间、家人间相互知晓消息的需要，毕竟我们的社交网络正在不断扩大。我们就像糖一样紧紧地粘在了信息上，我们聊八卦就像吃了糖一样，所以我们无法克制地想要放纵的冲动。就像《大西洋杂志》提到的那样，一名Snapchat的常规用户，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和1万甚至4万个朋友交换照片。随着照片的增加，它们就会出现任何人可见的评分，开启受欢迎度和社会地位的魅力之旅。研究进化的心理学家们将会证实，这是要命的。如果我们总能得知彼此的消息、新闻以及八卦——贯穿我们整个社交网络——那么我们将束手无策。

你只需看一下你的四周——人们无时不刻不在低头玩手机，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开车的时候，遛狗的时候，亦或与孩子玩耍的时候。观察一下你在排队买咖啡、小憩、开车、甚至如厕的时候，都在干什么。一到机场，密密麻麻地都是伸长的脖子以及无神的目光。我们曾经抬头环视四周，而如今已然变成了低头族。

如果外星人五年前曾造访过美国，然后如今再来访，难道这不是马上映入它眼帘的景象吗？它看到人类已经养成了一种奇异的新习惯——并且，人类已被手机奴役。

决心戒网的几个月后，我来到了这个冥想治疗中心，将我的生活和事业都抛诸脑后。我猜这其实是座大型戒瘾诊所，我猜对了。静默几个小时后之后，你就会开始期待出现一些能吸引你注意力的干扰或者骚动，但是这些事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份静默深入骨髓。没人说话，没人对视——这便是某些佛教徒所说的“沉默是金”。我们的每分钟都有所安排，所以我们几乎所有时间都在闭着眼睛冥想，有时是在规划好的森林路线上一边慢慢行走一边冥想，有时是在公开场合静默饭局上。十天内我只有在三次咨询会、两次冥想指导会以及关于正念的卧谈会上，才有所闻有所读。

我前九个月都在做冥想的练习，但是在人群中，我还只是一名初学者以及一名旅客（其他人参加的不是六周计划就是三个月计划）。静默已经是这些人生活中至关紧要的一部分了，这已是越来越明显的事实——他们简单的生活轨迹、他们滑翔似的走路方式、他们脸上坦率的表情，全都吸引着我。如果不是发疯般的无聊，那么他们究竟在经历着什么？

还有，我每天都在他们身边打转，他们如何能做到完全不为所动？通常情况下，如果突然有个人闯进房间来，一般都会有阵骚动。但是在这儿，静默似乎笼罩了整片地方。我曾经如此依赖手机，文字语言和图片语言陪伴了我那么久，无穷的文字和图片轰炸了我那么久，但我却感觉异常孤独。和这些冥想者在一起，我虽然在静默和黑暗中独自一人，却感觉几乎和他们融为一体。我的呼吸变得缓慢，我的大脑变得沉稳，我的身体更能为我所感受，我能感受到它在吸收食物，呼哧呼哧地吸气，皮肤的发痒以及脉搏的跳动，就像是我的大脑在远离那些抽象而遥远的事物，靠近那些具体而近处的东西。

曾经不甚注意的事情开始引起我的注意了。我来的第二天，在穿越森林的一次冥想行走中，我开始注意到穿过树叶罅隙中的秋日阳光，还有新落叶子的印着污点的五颜六色，以及生长在树皮上的苔藓的结构、树根纠缠并且穿过古老石墙的途径。那一瞬间，我的第一反应是拿出手机拍照，口袋却空空如也。所以，我静静凝视。在某种程度上，我迷路了，并且只能依靠我的方向感找到回路。数年间，我第一次听到了鸟语。好吧，其实我一直都有听到，但这是长久以来我再一次侧耳倾听。

我的目标是“思”得其所。我的朋友山姆·哈里斯是一名无神论冥想者，在我离开之前曾告诫我：“你感到痛苦，说明你在思考。”我不应该将所有事情都封闭于我浆糊般的脑袋里，而应将它们引导至阒静而深刻的那片重塑思想和灵魂的待耕之地。

很快，新闻世界以及激烈的政治初选逐渐离我远去。我想起多年前曾看过的一部令人着迷的纪录片——菲利普·格罗因的《大宁静》，它取景于阿尔卑斯山上古老的加尔都西会的总修院。其中有这样一幕，一名新来的僧侣正在花园里进行修剪。虽然他有意从一项任务进行到下一项，然而他似乎处于另一时空。他从一处沟渠走到另一处，但却看似无所向无所往。他像是在漂浮着，又像是思绪从一处飘到另一处。

在我看来，他已经从我们所谓的时间中逃脱了。无需和时间赛跑，无惧于浪费时间，直面为人忌惮的乏味。我看着其他冥想伙伴在周围行走，他们双眼明睁，却目中无我，我感觉到时钟的行走在变得缓慢，我们在通往死亡的跑步机上的步伐也变得缓慢。我感受到了一种自由的踪迹，人们曾经如此熟知这种自由，我们的文化却似在匆忙地有意遗忘它。

我们都明白这个奇异世界带给我们的欢乐——和他人的联系、自我肯定、段子、黄片，还有各种信息。我承认这一切。可一旦我们做好付出代价的心理准备，我们就会开始只看得到代价。这项新科技的微妙之处在于它会诱惑我们相信它没有弊端，它超越了万事万物。网络生活只是叠加在线下生活罢了。我们可以事先短讯联络再见面，我们可以一边一起吃饭一边刷回复，我们可以活出作家雪莉·特克尔所说的“混合生活”。

但是，正如我在博客生涯中发现的那样，坐在一起边吃饭边刷手机的家庭只是貌合神离。用特克尔的话说，他们就是在“一起孤单”。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如果你一边和你儿子看足球比赛，一边和朋友发短信，那么你并没有完全和你的孩子在一起——并且他也心知肚明。真正和某个人在一起，意味着你要全身心地投入，从对方的眼神、声音、肢体语言和当下的语境中得到无数的小信号，并且无意识地对每个信号做出反应。这些才是最深奥的社交技巧，我们历经千万年才逐渐习得。正是这些使得我们脱颖而出，成为“人”。

由于虚拟现实快速地代替真实现实，即使和我们交流的人翻了数倍，我们的交流范围却缩小了。我们移除或者大量筛落和他人在一起而得到的信息。我们将他们浓缩成社交网络中的点——一个脸书的粉丝，一张INS上的照片，一条短信——在这个可控的幽静的世界里，既不会突然出现真实人类交流，也不会为其所妨碍。我们成为彼此通讯录中的一员，一个我们自身的有效影子。

想一想，你现在有几次给别人打过电话。一封短讯更加简单、快速、无压力。打电话可能要花更多时间，可能使你不得不将就对方的癖好，忍受对方的离题，甚至还要提供情感安慰。你还记得你上次留语音信息或者真切地倾听他人是什么时候吗？现在有emoji就足够了，或者比较在酒吧搭讪和翻阅Tinder资料，哪个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对象。前者效率低下，要求人们花费（很可能是浪费）大量时间；后者将人们变成无限延长的衣架上的一件件衣服，任君挑选。

怪不得我们更偏爱应用程序。亲密互动的整个时空都被压缩成了一个简单而随手滑过的程序。我们将自己的脆弱藏起来，张牙舞爪；我们在照片上粉饰自我。被否定依旧使我们感到剧痛——但是当一项新的虚拟比赛出现时，疼痛就变少了。我们甚至让性爱变得更加安全，毕竟美丽的意外、做爱的风险，甚至两人在一起的时间都大大降低。我们漫游的时间大大超过了和所爱之人/物在一起的时间。

人类自古来的技能正在衰退。比如说，GPS导航就是帮我们找到去往陌生之地的天赐之物。但是，正如尼古拉斯·卡尔所说的那样，导航让我们连看路都不用看了，更不说记路，观察周围的环境，它让我们无需再利用重复记忆，即使它一度使我们拥有了方向感以及能够控制日常生活的力量。作家马修·克拉福德曾实验过自动化和网络生活如何锐减动手做事的人数，比如说，用双手、眼睛和身体去制作一张木凳、一块布，或者是克劳福德某次更为引人入胜的案例分析中所举的管风琴。通过掌握工具，进而使它们成为我们身心的灵活延续，我们才真正成为了人这一物种。看似单调而重复的事情发展成了一项技能——给予了人类自尊以及相互尊重的一项技能。

确实，网络自动化的生活更加高效，它增大经济收益，它结束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的单调乏味和浪费的时间。但是完成日常工作的技艺所带来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它无法给予我们，以技艺为生之人也许最能体会这份缺憾——这也是一种自我的象征。

事实上，我们现实生活中最为熟练的就是这些陪伴我们数以万年的技艺——直到科技和资本主义认为它们彻底无用。如果我们想要找出绝望之所以能在众多落后的社区迅速蔓延的原因，过去实践技艺的衰落——以及它们曾给予人类生活的意义——便是一项如经济指数般值得一探的因素。

还有那些我们曾用于缔结日常交流的纽带——邻居的点头致意和寒暄，每天在街上或超市里擦肩而过的脸庞。虚拟交流的诱惑也大大缩减真实交流的机会。当我们走进一家咖啡店，店里每个人都只专注于他们的线上世界，所以我们也只好进入自己的网络世界。如果你邻座的人接电话并开始大声说话，就像你不存在一样，你就会意识到，你并不存在于她的私人空间内。慢慢地，公众场合——我们和朋友见面、交流和学习的地方——消失了。特克尔在一座美国城市中这样描述众多小后果中的一种：“50多岁的卡拉觉得她在缅因州的波特兰市的故乡生活已经被掏空了。‘有时我在街上走，我是唯一的一个非低头族……所有人都形在而神不在。他们都在和遥远的某人聊天。我真的很想念他们。’”

多巴胺——一条精心编辑的微博或者Snapchat上的不断成功给我们带来的即时快感——对我们的奴役有否使得我们更快乐？我怀疑它反而是使我们更不快乐了，或者说使我们更难以意识到自己的不快乐，使我们觉得手机只是一种非药物类的强效新兴抗抑郁剂。在一片关于沉思的文章中，基督教徒作家艾伦·雅各布斯最近赞扬了喜剧演员路易斯·C.K.不让孩子接触智能手机的行为。在柯南·奥布莱恩的脱口秀上，C.K.解释道：“你需要有独自一人无所事事的能力，这正是手机在剥夺我们的东西。在你生活之下，你总会感觉到空虚……总会感觉人生徒劳无功而自己孤苦伶仃……因此，我们发短讯和兜风……因为我们一秒也不想独自一人。

他回忆起某一瞬间，他正在开车，此时收音机里正好播放一首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歌。它引起了一股突然而不知名的悲伤。他下意识地拿起他的手机，给尽可能多的朋友发短讯。然后，他又改变了注意，把手机放回原处，将车停在路边轻轻哭泣。他允许自己这一次独自面对情绪，允许自己为情绪所打败，允许自己放纵情绪并且放弃手机的援助。接着，他就以一种已离我们远去的方法自我痊愈，即凭自己之力爬出梦魇之穴。 因为灵魂如果不再有不是被屏幕点亮的黑夜，那么也不会迎来希望之晨了。就如他提到的我们如今生活的纷繁的现代世界：“你再也没有彻底的悲伤或者彻底的快乐了。你只会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满意，然后死去。这也是我不想我的孩子人手一部手机的原因。”

早期治疗结束后，新奇感褪去，我的冥想技能得到了更有力的测试。思想开始沸腾，记忆模糊当下，静默环节开始渗入一丝焦虑。

然后，出乎意料地，这样子三天后，当我正行走贯穿森林，我受到了震撼。我仍然不确定是什么引起的，但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树影斑驳、平静如水的森林唤醒了我儿时的记忆——小溪潺潺地流下山坡，小鸟穿梭于雾气中。我曾是个独孤的小男孩，整天都在故乡（英国苏赛克斯郡）的灌木林和树林中晃荡。我曾经和朋友们一起探索那片地方，但我也算是独自一人——在脑海中幻想各种情景，打造我可以悬挂或者阅读的角落、记住穿越树林的每一条小路，以及标记我无意中发现的每一朵花、每一棵杂草、每一个霉菌。但是，我也在逃离家庭，妈妈在生完弟弟后得了双相精神障碍，整个人都垮了，并且从未真正痊愈过。我春春期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进进出出医院，她的病情使她无法隐藏自己的痛苦，并且常常因敏感的长子而备受煎熬。

后来我意识到，我也因此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听着她不断的失声尖叫，看着她和父亲大打出手，我却从来不知道该如何阻止或者帮忙。我如今仍记得，她到小学接我回家时坐在车中泪流满面的样子，她很明显对那个家十分恐惧；我也记得，她向我敞开心扉时我紧紧抱着她的样子，她一边哭泣一边轻声诉说，她在这个小镇上完全依靠丈夫的生活已经看不到出路了。小时候，从我4岁开始，她有好几次被带离我身边。现在我仍能清楚地回想起，当我们去看望她时，她所在的治疗机构的走廊和房间长什么样。

我知道这个创伤仍然在我的灵魂中留下了疤痕。我花了20年去治愈它，揭开它，探索它，了解它是如何使得和他人亲密接触变得如此可怕、如何使得我的青春期抑郁症发作得更为严重、和最强大的爱所产生的痛苦共处又是如何使得我变得如此支离破碎。在我第一次被它淹没和解释前，我从未如此真实地感受到这份伤痛。就像是，我突然和我一直逃避的事情面对面了。我暂停行走，靠着一根树干休息，突然发觉自己往前俯下了身体，因这刚刚浮现的痛苦而颤抖不已，哭了出来。

而这一次，虽然我成功地回到了冥想大厅，但却无法得到释怀。我不能打电话给我的丈夫或者朋友，和他们讲诉这件事。我也不能查邮件或者更新INS或者给某个能为我分担痛苦的人发短讯。我又问不出口我的伙伴们是否有过和我相似的经历。我唯有静候心情变轻松，但它却越发沉重了。时间在静默中溜走了，而我的心脏狂跳不止，我的大脑一团乱麻。

我决定尝试描述我的感受来排解愁思。“极度煎熬”这四个字在我脑中的取名大赛夺得头奖。一天后，当我向指导老师进行咨询的时候，那15分钟内，我都在有点语无伦次地倾诉。听完我恐慌的、痛苦的告白后，导师看着我，一边的眉毛向上扬着，像天使般地微微一笑。“噢，这很正常，”虽然面无表情但却很温暖地说，“不要担心，给点耐心。它自会消退。”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过了第二天后，那份痛苦开始消退了，我的冥想有了进步，悲伤逐渐变成了平静和安宁。我从童年里感受到了其他的东西——树林的美丽、朋友的欢愉、姐姐的支持、外祖母的爱。是的。我祈祷着，我祈祷得到释然。但这次的改变不像是神助的调解，更不是努力之果，更像是重访、治愈和恢复这样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就像是一份古老的、久埋地下的礼物。

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其书《诡异的时代》中探索了现代西方人是如何普遍失去宗教活动的，他以“社会幻想”一词描述我们看待社会的角度——即那些具有互斥性和排他性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连结。他认为，我们并没有一下子就完全从信仰过渡到现实。某些宗教观念或活动与其说使人虚伪，不如说使人一脸死气沉沉或者事不关己的模样。此外，无论有心或无意，现代商业都在逐渐削弱我们的灵性，它对沉默不予重视，仅仅喜爱喧闹以及各种活动。我们之所以生活在一个逐渐失去信仰的文化环境中，不是因为科学不认可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而是因为现实主义的白噪音消除了那份信仰赖以延续或者重生的沉静。

有人回忆起，英国宗教改革威胁到了修道院，天主教虽曾一时残忍迫害新教徒，却没有驱逐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和伏尔泰认为启蒙运动的立场是倾向于基督教的：从奉为天人到不屑一顾的态度转变。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破坏了这份安静，现代资本主义使商业变成我们的中心文化，以及使需求的高效匹配成为我们最高集体目标。

我们成为了一个“把事情做完”的民族——看美国的发展以及它蒸蒸日上的成就就知道了。 几个世纪过后，静默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变成了过气之物，甚至变成了被我们淘汰的无用迷信之标志。上一个十年的智能手机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彻底把“静默”这个棘齿给扭曲掉了，静默所剩无几的最后阵地——我们生活中无作为的细小罅隙——也有条不紊地为刺激和噪音所填充。

但我们一直都对静默有所需求，因为无论我们的现实成就多么厉害，也没法真正满足我们。我们总有新的需求和新的欲望，总是需要更新或者修复，总是感觉欲求不满。网络热潮向我们揭示了：我们一直在手机上滑动手指，因为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完全被满足。上个世纪的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尖锐地称之为“致命的务实”，现实生活的这个悖论似无尽头，并且没有出路，只有无止境的努力，并且是注定会失败的努力。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精神上的对这种徒劳无功的调解，一种高于这种无限循环的人类成就的尝试。在光做之上有另一种认识；死亡的巨大静默笼罩在生命的尽头，我们最终都要安息于此。从我小时候第一次跨进教堂的那一瞬间起，我就明白了，这个地方非比寻常，因为它是如此的安静。这个空间本身就充满了静默——那些在影院中绝对不会出现的礼拜仪式的停顿，那些我们做礼拜时与心交流的些许寂静，以及那些让我们觉得无需匆忙的礼拜场所。这份静默即我们曾一度认为的神圣，它标志着一个与充满着噪音、商业活动和购物的世俗世界截然不同的场所。

唯一一个与其有所相似之处的地方便是图书馆，馆内的静默也寓意着超乎其上的某样东西——学习需要时间和耐心，最求真相使我们将现实生活抛诸脑后。正如我们偶尔在一出悲剧中豁然醒悟时的静默时分，沉默意味着我们正和某些高于日常的事物、某些比言语更为深刻的事物交流。我能清楚地想起艾滋病纪念毯首次陈列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的那年——1987年。人们大量聚集，成千上万兴奋不已的群众一波一波地走近纪念毯。但是他们越走近，越被这幕疮痍满目的景象所吸引，他们无法发声，空气中笼罩着一股巨大的空虚。那时的静默似乎在说，这不一样，这并不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大多数居民，包括我们自己，早就明白这点了。千年前，历史学家迪尔梅德·麦卡洛克就认为犹太圣经中无法命名的沉默上帝和柏拉图提出的神这一概念有所重合。神这一说法超乎人类理解并高于所有人类，无法用言语准确地去描述。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中隐藏的上帝通常都是不言而言万物。和佛一样，耶稣也是沉默寡言却字字珠玑。他是一名传道者却在沙漠中探索了40天；他是一名囚犯却拒绝进行自我辩护。在治疗的见习期，他们留下了两扇描绘着耶稣的窗户。其中一扇，耶稣被绞死前独自一人在客西马尼园中惊恐地汗流不止。另一扇，他正坐在最后的晚饭台前，叛徒约翰正将其头埋在耶稣的胸前。两幅图中，耶稣都沉默无语。

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传统显示了噪音与静默、庸碌度日与掌控人生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和矛盾。安息日——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共同遵守的宗教制度——便是一场集体静默，我们在永恒之光下冷静地自我反省。它在数个世纪中每周一次地帮助西方公民反省他们的生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却逐渐被商业噪音所剥夺。这反映了当下一种支离破碎的观念：没有使我们远离喧嚣和工作的避难所来缓冲和提醒我们，大多数凡夫俗子都无法持续得到这种精神生活。但就像现代街灯渐渐遮盖天上的星光，汽车、飞机、工厂和数字屏也一样掩盖我们的静默之时，即使这种静默曾一度被认为对人类想象力十分必要。

这改变了我们。不知不觉中，它逐渐移除我们大脑和灵魂中能够沉思的部分，而沉思独立于压力、欲望或者责任等。但智能手机几乎把它们都驱除了。梭罗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便对那些压力发出过哀叹：“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的可爱；我却也不愿意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除非是万不得已。”

如果你在火人节期间，也就是科技精英们的劳动节期间，走进内华达沙漠的暂时寺庙，你会发现寺庙里几乎无人在说话。一些人在门口徘徊，一些人双手合十默默哀悼，还有一些人往纪念墙上写字，而其他人就在跪着或者冥想着或者坐着。这间装饰华丽的宽敞木屋，只有那座高大的木制男雕像能够与其相媲美，节日到达高潮的时候，无论是男雕像还是整座寺庙，都将被烈火燃烧，而成千上万的人则静静地看着这场大火烧毁一切。

网络世界的创造者们纷至沓来，以逃避他们施在我们身上的东西。他们来到这个没有手机信号干扰的荒漠。你将你的手机放在沙漠外的帐篷里，在这几天内都只是无用之物。你必须依靠自己（你要利用自己带进这个暂时城市里的东西存活七天）以及明白此处人人平等。你只能作为一个真实人类，和其他真实人类交往——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跳舞，体验，在数个阵营内都建立了小团体。对很多人来说，这才是他们一年中最开心的日子——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寻找着乐趣和友谊，嗑药找嗨，或者信步漫游，或者惊叹敬畏。

这种新型的宗教形式就像一次中世纪嘉年华，颠覆了控制我们生活的习俗。它又就像一个安全阀，释放网络噪音引起的日渐膨胀的压力。尽管轻易被嘲笑，但它正尝试着寻回我们文明中失落的一部分，它还揭示了在这个新兴的注意力分散的时代，也许我们并不是彻底束手无策。有人意识到，我们可以开始去平衡它，去重新学习我们已经丢弃了的东西，去好好管理我们的神经机能症，防止我们彻底崩溃。

这次更为人性化的“纠正”正快速扩展。比如，根据益普索公众事务研究的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美国已经有了接近2千万名瑜伽习艺者。截止2016年，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倍。同时，“正念”一词已经成为了一部分人口中的流行语，另一部分人眼中心智健全的新表现。在我看来，在过去的15年中，人们对静默的突发狂热，以及对大麻的突增忍受度也很难解释，它们竟不受当下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的影响。大麻是大众注意力分散时代的一种自我治疗药物，简易而快速地带领我们进入深刻的沉思之中，在那个世界里，必需的时间和空间都触手可及。

如果教堂能够明白，现在对信仰最大的威胁，并非享乐主义而是注意力分散，也许他们才能重新吸引疲惫的数字一代人。基督教领袖似乎认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分散来对抗分散。他们提供的服务已经变质成精神抽搐，他们的教堂在白天不开门，开门的时候则被各种噪音和灯光充盈，尽管静默环节确实吸引了一部分身心疲惫的人。但是天主教冥想的神秘——念珠串、赐福祈祷或者静观祈祷的神秘——是重新发现自我的传统。修道院——对更多人开放——也可尝试去回应瑜伽运动日渐增大的相同需求。

想象一下，如果有更多平常的地方能够有所作为：像是已经餐馆就要上交手机，或者推荐无WiFi安全区域的咖啡店？或者更为实际些：如果我们同意在交流时把手机放进一个小盒子里，就能吃多一些；或者午餐时间谁先玩手机就要受惩买单？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重新创造每周一次的“数字休息日”——不看手机的24小时。或者我们就直接把手机调成静音模式。人类在长期中都是自给自足的。每一次创新都会有一个反应，甚至我们新文明中最尖锐的分析家，如雪莉·特克尔，都预见了我们终于能重新取得生活的平衡。

但我还是有所怀疑。网络生活无所不在的诱惑创造出一种仍难以调整的精神氛围。我进行静养后的数天、数周然后数月，我的日常冥想环节有了些许的逐步不前。有一段时间，我限制自己翻阅《纽约时报》的每日简报；然后慢慢地，我发现自己正在浏览堆挤在屏幕里无数资源的吸引眼球的大标题。过了一会儿，还是狗改不了吃屎，我又在跟进竞选的每一条新闻了，虽然我知道每一条最新新闻都在瞬间变成上一条新闻，虽然我的工作早就不需要综合这些信息了。

还有其他的陷阱：每一位青少年都难以抵抗网络小黄片的诱惑；手指轻轻一按就可以轻易更换一批网友；网络游戏能让我们短暂逃开现实生活，无需进行真人交往；Instagram开发了视频功能以及关注功能；我冥想让头脑清醒，越来越不需要手机了。我将每日的冥想时间从1个小时缩短到25分钟；差不多一年后，我能做到每隔一天冥想一次了。我知道这会有点儿悬——通过冥想保持清醒状态的关键是遵守规则并持续每天练习，无论你想不想，或者你觉得它还有没有用。就像每周一次的弥撒，正是这样的常规习惯，逐渐为我们的生活打开一片新天地，让我们能够喘息。但我回归后的世界似乎阴谋策划夺走这片小天地。正如泰伦斯·马力克导演的《生命之树》里的最年长的儿子所说：“我做我厌恶的一切。”

我还没放弃，即使每一天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在放弃。还有书要读，还有地要走，还有朋友要相伴，还有生活要活。我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只是人性弱点之书中的另一个故事。但这场注意力分散流行病是我们文明中一个较为特别的弱点，它对我们的大脑没有多大的威胁，虽然大脑处于高压状态会有“变形”。它的威胁主要是针对我们的灵魂。也就是说，如果网络噪音还不有所收敛，我们甚至有可能忘记自己还有灵魂。

来源：New York Magazine

翻译：罗杏红 校对/编辑：EON

喧嚣的网络时代，何处安放自我？最先出现在神经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