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正是我们的大脑运作的方式。大脑被我们的经验塑造，因而我们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境，即便是那些不那么好的情境。

这实际上是我们大脑最为人性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根据当代一些人类演化的观点，我们的祖先经历了一场“认知革命”，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适应环境。有证据表明，在不稳定的极端天气过后，我们祖先大脑的尺寸也有所增大。我们的大脑拥有非凡的灵活性，对此一种颇受欢迎的解释是，那些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原始人类无法存活。换句话说，现代人的大脑是凭借学习和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被挑选出来的。

然而，这种非凡的灵活性的主要代价之一是，人类生来就对事物的运作方式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如果你与某人谈论一件你们共同参与的事件，由于二人讲述的故事差别实在太大，以至于你可能觉得你们中的一个人在妄想。如此一来，你便会明白你的经验如何塑造了你对周遭世界的理解。这一点让人极其沮丧，因为我们一直坚信大脑给我们构建的个人现实世界。还记得那条蓝黑白金裙吗？尽管当某人对现实的看法与你截然不同时，听起来像是一种“煤气灯操纵”。然而，你们对现实不同版本的陈述完全可能是共存的。归根结底，人们记住一个故事的方式反映了人们经历原始事件的方式之间的差异。对这一现象的科学解释被归结为视角差异（differences in perspective）。

经验塑造大脑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是赫布型学习（Hebbian learning）。从本质上讲，赫布型学习是一种生物学机制，允许大脑保存关于环境中特定事情发生频率的数据集。这与运动团队保存运动员的统计信息类似，这些信息会在决定谁去首发、谁被交换时使用。你的大脑能够“计算”不同类型事件的发生频率，并在接收的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使用这个系统弄清接下来最有可能发生什么。

幸运的是，你的大脑获取数据的方式并不需要任何有意识的计算。与此相反，这一工作发生于神经元交头接耳的联结中——在这里神经元们会决定谁与谁交流，以及以多大的声音交流。时机对于组织这样的交流而言至关重要，事实证明，这对于学习来说也十分重要。当两个近在咫尺的神经元几乎同时被激活，它们之间的联结会变强，从而提高了其中一个神经元的信息被另一个神经元获取的可能性。尽管赫布型学习的实际法则比这更加微妙，但我始终记得我在本科习得的顺耳易记的口诀：“若共同发放，则携手相连*”。共同发放得越频繁，神经元之间的联结会变得越强。这就是大脑融会贯通的方式。大脑的这一运作方式表明，如果事件A和事件B实际上总是同时发生，它们就是相同“神经事件”的一部分。一旦这样的事件发生，即便你的大脑只获得A即将在世界中发生的证据，它依然可能假设B也会发生，并为你创造相应的体验。

*译者注：赫布定律（Hebb’s rule），一般表述为“同时激发的神经元，它们之间的联系也会随之增强（Neurons that fire together, wire together）”，目前的翻译参考自顾金涛译作《我们如何看见，又如何思考》（原作名 We Know It When We See It）。

在你的观念逐渐形成时，什么可以“算作”一个经验呢？简单来说，你从所有的神经经验中学习。从大脑的视角出发，在神经元间流动的信号来自于何处都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你在外部世界看到的某些事物，或是一个白日梦般的幻想，还是一个关于自己潜在未来的自由联想。每一个与之相应的“脑电风暴”都会塑造你大脑数据库的景观。

一种所有人都有的经验就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它被认为对我们的心智和大脑有普遍影响。这是因为语言对我们如何思考、如何感受以及我们的行为方式十分重要，以至于我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使用语言。

如果你只会一种语言，或者你的第二语言知识十分有限，又或者你习得第二语言的时间较晚（例如青春期之后），相较于拥有多种语言经验的情况，你的大脑更容易局限在母语中。这样的好处是，相比于那些学习多种语言的大脑，你的大脑会更好地为使用单一语言做准备。大致来讲，使用多种语言的人在使用统计数据来理解或产生一种语言时，有更多的备选项需要考虑。在使用特定的语言之前，他们需要消除不同语言之间的竞争。这意味着即使是他们最精通的语言，他们也会花费几分之一秒的时间才能通达需要使用的语言信息。

广泛地接触不同类型的数据也有益处。学习多种语言的人不仅有更丰富的行动可供选择，并且他们在决定如何行动时也可能考虑到更多的信息，例如哪种语言最适合当前的语境。但是考虑各种情况，以“自然”的方式来应对，其代价肯定会更大。但简而言之，拥有一个有着多种经验的大脑会减慢在特定环境或情境中作出回应的速度，但它也使得一个人为更多情况做好准备。

我们都知道，在孩童时期学习一门语言比成年之后容易很多。这一现象不禁让我们好奇：在生命的早期有多少学习在发生，在之后的生命中又有多少可以为适应环境而发生变化？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大脑的不同部分的发展适应有着不同的特定时期。基于对经验的开放程度和持续时间，可以简单地将大脑区域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几乎全是由负责调控和维持生命的功能区域组成，与经验无关。这些区域是调节呼吸、心率和体温的核心功能区，在不同的环境中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此外，我们还有期待经验的脑区。这些区域的任务是学习解释关于外部世界的特定类型的信息，因为它们生来就是为了接收来自感官的信息。例如，在正常发育的婴儿身上，通过眼睛抵达的光线会传送到大脑后部的枕叶皮层，通过耳朵传导的声音传送到位于大脑两侧颞叶的听觉皮层，通过鼻子获得的气味信息会被位于大脑前底部的嗅球处理。事实是，我们需要学习辨认我们看到、听到和闻到的东西，这些信息使得人类婴儿在出生的环境中发展出专门知识。

然而，许多期待经验的脑区也有接收刺激输入的“关键期”。在生命的初期，它们只是等待着数据输入，并且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可塑性。但随着年龄逐渐增长，这些区域积聚了关于周围世界的大量信息，它们处理它们所期待的事物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受到外部世界的新经验的影响越来越小。

幸运的是，某些大脑区域在我们的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可塑性。这些便是依赖经验的脑区。其中大多是皮层“联合”区，包括我们在一生中习得新词汇的区域。依赖经验的最核心脑区之一位于额叶，它支持着人类适应性特征中表现出灵活性的行为。基底核也依赖于经验。事实上，它们常常被视为最具适应性的脑区，因为它们包含丰富的多巴胺交流信号，能够增强神经可塑性。这对大脑的决策过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不幸的是，这些依赖经验的区域也会将我们引进死胡同：例如，它们塑造了我们对事物的隐性偏见，包括但不限于种族、年龄、性别或性取向。这些偏见通常涉及到我们学习那些高层次概念相互联系的方式，这些概念总是同时出现，或者在上下文中高度相关，但是这些偏见还是会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影响我们对世界的早期的知觉理解。

举个例子，相比于白人的面孔，当一个模糊的物品出现的时机或位置与一张黑人面孔临近的时候，人们更有可能报告他们看到了武器——这已经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不同的人群中、以及各种情境下被反复验证。这一效应由基思·佩恩（Keith Payne）首次提出。在两组实验中，佩恩向60位非黑人参与者展示了一系列工具或手枪的黑白照片，这些图片会在屏幕上以五分之一秒为间隔快速闪过，并询问他们看到了什么。这两组实验的关键点在于，在每个需要辨认的物品出现之前，都会有一张黑人或白人的男性面孔短暂呈现。研究的参与者被告知那些面孔仅仅是预示着事物即将出现的线索，而非与事物的关联性。事实上，研究者们也并没有这样做，黑人和白人面孔在工具和手枪被展示之前出现的概率是相等的。尽管如此，佩恩的实验结果表明，基于参与者的反应时，手枪在黑人的面孔之后出现更容易被辨认。在黑人面孔出现之后，手枪也比工具更容易被辨认；但当二者出现在白人面孔之后时，辨认的难易度没有差别。

尽管这项研究的效应量相对较小，但它依然表明学习对于参与者的大脑而言至关重要。在黑人面孔之后呈现的手枪是该实验中最容易辨认的事物，这一事实表明，平均来看，参与者的神经数据库中包含着黑人面孔与手枪之间足够强的连接，以至于他们的大脑中产生了一条连接两者的捷径。换句话说，为什么人们能够更快地辨认出黑人面孔之后出现的手枪，对这一事实最直截了当的解释是，当仅仅看到黑人面孔时，他们的大脑已经开始填补空白，构建出武器这一概念。

不幸的是，这项原创研究没有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修正它？一个可能的途径是弄清楚驱使偏见产生的数据来自何处。尽管许多每个人拥有枪支，仍然很难相信该研究中的普通大学生有许多（或任何）关于黑人持枪的真实经验。那么，这些捷径是如何产生的呢？简单来说，你在真实生活中关于特定类型的人、地点和事件的经验越少，你大脑的数据库就越是容易被在电视上看到的、在新闻中或社交媒体上读到的、或是在虚构的描述的信息所占据。因此，如果你在电视中看到的黑人更可能拿着手枪而非听诊器，你的大脑便会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世界的真实情况，并将之融入基于经验、你与你所见世界之间的滤镜中。这对于任何一个能从新闻中获取资讯的人来说，结果都不堪设想。

如此一来，当我们与其他人眼中的现实交流碰撞时，我们大脑的自然而然也会被来自于社会的系统性偏见所塑造。这些偏见会使我们以非常快速且不经意的方式产生对世界的理解。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重要区别，即参与这项研究、并在大脑中搭建了这种捷径的人，他们不一定对什么样的人会携带枪支拥有有意识的、明确的想法。事实上，你的明确的信念和你经验数据库之间完全可能是彼此冲突的。

你可以认为隐性偏见是一种过度适应的结果。当你生活的环境比你所希望的狭隘得多，但你大脑对这一环境的依赖已经积重难返的时候，这种过度适应可能就发生了。当我们开始从比过去更狭隘的、受疫情隔离影响的偏见中挣脱出来时，意识到这种过度适应的影响似乎更加有意义。为了修正大脑中已然形成的捷径，我们可以接触更多样化的真实世界的经验，并允许来自不同视角的观点来塑造我们的大脑。如果能够有意识地选择一些经验来滋养我们的大脑，我们便可以凭此来塑造未来自己适应世界的方式。

翻译：Muchun；校对：物离；编辑：eggriel

心理学家们的这种疑惑正是勒加雷想要讨论的问题。几十年来，绝大多数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生活在美国及其他富裕的西方国家的人。勒加雷在内的批评者认为，因为研究的目标人群过于有限，心理学研究者无意间描述了一个有偏向性的人类心智图景。

 “并不是说研究美国中产阶级人口没有意思或没有用处。但问题是他们不愿意声称他们只是在研究这一特定人群。”勒加雷说。“他们想要宣称人类足够相似，因此研究哪个人群都一样。”通常，心理学论文甚至不会提及研究对象的国籍，社会经济地位或其他基本的人口统计数据。

不过另外的一些研究表明，很多情况下参与研究的人群对研究结果有微妙而深刻的影响，而勒加雷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担忧的研究者。关于心理学研究对象多元化的讨论在2010年左右达到了顶峰。当时一篇广为流传的论文指出，心理学这门学科过度依赖所谓的WEIRD（西方[western]、受过教育[educated]、工业化[industrialized]、富裕[rich]和民主[democratic]）社会中进行的研究。这种依赖的后果给行为科学带来了危机。在那时看来，心理学领域的重大改革似乎近在眼前。

然而，十年过去后，许多心理学家发现并没有什么变化发生。关于研究者应该如何在研究中考虑国籍、阶级、性别、性取向、种族和其他身份特征，这些心理学家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并且表达了对缺少实质性改革的不满。

“我们都喜欢谈论这个话题，但是没有人想要实际上做出改变。”肯塔基大学的心理学家威尔·杰尔维（Will Gervais）说道。

在心理学最初的几十年间，心理学研究者大多在在自己身上做实验。但早在二十世纪初，他们已经开始寻求更多的研究样本。大多数时候，他们选择身边最容易取得的样本：当地的学龄儿童，还有自己就职的大学里的学生。考虑到招募人员参与实验既困难又昂贵，这种就近招募的方法一直沿用到了今天。而现在这种方法更是得到了Mechanical Turk等一类平台的支持。作为亚马逊旗下的的一个平台，Mechanical Turk（又称MTurk）专门为自由从业者寻找低收入的杂活。

无论来源，或者说至少在大学校园中，这些样本都倾向于富裕的白人群体。同时这些样本大多来自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即使如此，在发表研究时，研究者们对被试的社会身份经常一笔带过。这是体现他们研究结果的普遍性的一种手段。“他们已经习惯于以忽视人类数据样本的个人及社会身份为代价，来强调他们在实验中作为被试的身份。”历史学家库尔特·丹齐格（Kurt Danziger）在他的《建构被试者》一书中写道。

不过研究者也有充分的理由不去强调种族和国籍之类的身份特征。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家们一直试图在没有任何实际数据的情况下断定群体之间根深蒂固的差异，以此来支持种族主义以及仇外情绪的论点。因此，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学界掀起一股相反的潮流，强调人类体验的共通性。

大多数时间，其他的身份特征也并不重要。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斯（Daniel Simons）说：“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在人与人之间是一致的。”西蒙斯曾发表过关于心理学研究的普遍性问题的文章。

西蒙斯指出，早期心理学研究通常关注人类的基本行为。这些行为不太可能受到文化或环境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学开始研究更复杂的社会行为，并且，用西蒙斯的话来说，“假设相同的一系列普遍原则仍然适用。”今天，很多心理学研究的确深入调查文化或个人经历如何影响研究结果——实际上，文化和环境可能正是问题的核心。在很多问题上，西蒙斯说：“我们就是不知道。”

考虑到我们知识的不足，一些心理学家多年来一直在发出警告。上世纪90年代末，心理学家斯坦利·苏（Stanley Sue）曾表示这个学科太少关注非白人族群的经历。200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六份主流心理学期刊上的研究很少调查西方人以外的人群。因此该研究讽刺地建议，一家顶级期刊应该把自己改名为“美国本科心理学导论学生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

这个问题在2010年得到了广泛关注，当时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和他的两名同事收集了数十项研究的证据，证明在所谓的“WEIRD”社会中长大的人，其行为往往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非常不同。举例来说，一些在工业化国家的人身上百试不爽的视错觉，根本欺骗不了在农村或非工业化社会中长大的人。在与陌生人分享金钱的游戏中，美国的本科学生和玻利维亚亚马逊地区的提斯曼人会表现得截然不同。

“如果一个行为科学的数据库中被试者全部是提斯曼人，研究人员可能会非常担心它的普遍性。”亨利克和他的同事们写道。他们不禁发问：如果一个数据库全部由美国人或欧洲人组成，为什么研究者们就没有那么担心呢？

这篇论文引发了无数的回应、会议和提倡改革的呼声。它被媒体广泛报道，在学术文献中被引用了几千次。但现在是哈佛大学教授的亨里奇说，到目前为止，对于心理学研究这一门学科来说，这篇论文实际上影响甚微。“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人们对样本多样性有了更高的热情。”亨里奇说，“但如果你真正去观察数据，你会发现过去几年的新数据并没有体现出样本多样性的任何变化。”

一些研究支持他的看法。最近发表在著名期刊《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上的一篇论文分析发现，在那些甚至注明了参与者国籍的研究中，94%的研究只使用了来自“WEIRD”社会的样本。而超过90%的研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参与者社会经济地位数据。

在过去的10年中，心理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不过不完全是亨里奇和其他人预想的那样。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在重新进行该领域中许多重大研究时，他们无法重复之前的结果。拙劣的实验实践和糟糕的统计习惯让数据中的随机波动看起来像是显著而有意义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这次可重复性危机的祸因。但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另一个很少被提及的原因是初始的研究样本缺乏多样性：一个研究可能在特定人群中得到验证，但在其他人群中根本不适用。

“我一直认为它们是同时发生的”，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小尼尔·刘易斯（Neil Lewis, Jr.）这样描述样本多样性不足和可重复性危机。

然而，批评人士说，当心理学家们投入大量精力来重复旧的研究并改革他们的实验标准时，他们更少关注样本多样性的缺失。“我们缺乏足够的激励举措来让研究人员弄清楚：他们的发现是否真的适用于所有地方和所有人群。”刘易斯说道。

相反，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心理学家提出，这个领域似乎继续倾向于快速、华丽的研究，而非对研究设计的认真改进。在许多机构中，“如果想在它的奖励机制中获得成功，我会发表二十篇蹩脚的MTurk研究论文，而不是一篇大型跨文化研究。”肯塔基大学的心理学家杰尔维说。“我不认为我们能学到二十倍的东西，但我的简历会更好看。”

一些研究人员说，这个领域中还存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促使他们从研究中得出普遍结论。北卡罗莱纳大学格林斯伯勒分校的心理学家贾丝明·德赫苏斯(Jasmine DeJesus)说:“我们是被鼓励去提出大胆而冒失的主张的，去发表这些看起来具有开创性的论文。”

雪上加霜的是，自可重复性危机开始以来，心理学领域更加期望研究人员在研究中使用更大的样本。新标准因提高了社会科学的严谨性而受到广泛赞扬，但它们可能会给研究少数人群的研究人员带来额外负担，因为通常招募这些人更困难，成本也更高。

这些挑战合在一起会非常难以克服。杜克大学心理学家萨拉·盖瑟（Sarah Gaither）研究身份认同，包括人们认识种族类别的方式。她的大部分研究都关注混血儿童。他们通常被归入一个种族类别，或者干脆被完全排除在研究之外。但是盖瑟的研究表明，混血儿童的经历推翻了一些关于人们如何形成差异概念的假设。

她指出，大部分关于种族分类的心理学研究中，白人占了被试样本的大多数。“当你观察非白人时，你会发现他们看待这些多种族面孔的方式与白人非常不同。”盖瑟说，“如果没有一个多样化的样本，你永远不会知道这种不同，因为我们的大多数论文甚至没有正确报告被试的种族和民族信息。”

盖瑟说她进入心理学领域是因为她想研究被忽略的少数群体。然而，由于没有终身教职，她觉得有必要经常发表论文，这迫使她花更多时间在以网上招募的白人为主要样本的研究上。

而就算她对被忽略的少数群体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吸引到的注意力也更少，盖瑟补充道，“如果你研究少数群体，很自然地，你得到的引用数量不可能像研究更主流问题的人那么多。”她的经验表明，这是因为研究人员能够基于白人为主的样本快速得出结论，但当样本更加多样化时，他们就不太可能这么做。这样的研究最终发表在一份专注于少数群体的专业期刊上，得到的引用可能更少。“如果你不研究黑人，你就没有理由引用一篇研究黑人被试者的论文。”盖瑟说。

一些改革已经被提上日程。心理科学加速器（Psychological Science Accelerator）是一项新的全球行动。这个行动的目标是选择特定的实验，并把这些实验的结论放在世界各地的几十种文化背景下进行测试。根据达尔米特·辛格·查乌拉（Dalmeet Singh Chawla）去年11月在《Undark》杂志上的报道，该行动最近发布了它的第一项研究。该研究使用了来自41个国家的1.1万多名被试，复制了2008年关于人类如何判断陌生人面孔的一项重要实验。

其他一些较为温和的解决方案重点关注发表科学研究的学术期刊的改革。伊利诺伊大学的西蒙斯建议，心理学论文应该添加一个全新的普遍性约束（Constraints on Generality, COG）声明，要求研究人员准确定义他们的研究适用于哪些人群。其他心理学家敦促学术期刊制定明确的政策，支持采用少数群体和非“WIERD”样本的研究，甚至可能是通过设定配额来确保研究能描绘更广泛的人类群体。

该领域最具影响力机构的一些领导人已经听到了这些批评。“我们必须接受样本更多样化的需要，”埃默里大学心理学家帕特里夏·鲍尔（Patricia Bauer）说。他从2020年一月起开始担任《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的主编，任期四年。

不过鲍尔也强调，改变需要时间。她指出，最近有人呼吁2020年该期刊中50%的论文都要涉及非“WIERD”被试群体。“我不认为我能达到那个目标。”她告诉《Undark》杂志。“我觉得50%太高了，但考虑到这一观点，我会采取一些行动。”

在接受Undark采访时，还未就职的鲍尔分享了关于这些行动的想法。这其中包括任命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编辑委员会，以及像她在首次编者按里提及的一样强调在非“WIERD”人群中进行研究的重要性，还有可能要求论文作者更有力地证明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这些样本。然而，关于强制性的普遍性约束声明或其他固定的政策，她有些犹豫:“我不喜欢强制性要求。”她说。

鲍尔强调，研究人员必须平衡不同的需求。她引用了自己最近对美国南部一个社区教育成果的研究，该社区黑人、拉美裔和白人的数量相对平均。将所有人集中在一起，鲍尔拥有足够大的样本来进行各种分析，从而能够从统计噪声中识别出有意义的结果。但是，如果她试图按种族或社会经济地位来划分人口，那么每个群体的数量都达不到统计分析的要求。

“我有时会告诉我的学生，如果一些信息可能会让评审者要求你按更细的分组分析你的数据，那就不要把它写进论文中，因为我们的研究（在统计学上）不是那样进行的。”鲍尔说。

对于那些要求更多关注样本多样性的人来说，这些建议不太可能赢得他们的支持。他们希望更多的信息披露，或者更大的样本规模，而不是简单地忽略信息。“这很令人沮丧。”当我把鲍尔对学生的建议告诉亨里奇时，他说道。

对于一些渴望改革的心理学家来说，这一领域的领导者的反应还不够快。德克萨斯大学的勒加雷说，学界还有一个默认的假设，即最合理的研究——或者说最能指向普遍真理的研究——是那些使用说英语的受试者的研究。

“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一些令人不安而羞愧的民族中心主义。”勒加雷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此感到更多的羞愧。”

翻译：乔恩
校对：曹安洁

1957年，W.H奥登将自己对爱情的期待总结凝练成一行美丽的诗句。这位当时已年过半百，同时也是同性恋者的著名诗人，曾在致友人的信里不无惆怅地写道：“婚姻是他现在唯一的主题。”然而直到大半个世纪后的2015年，美国才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对同性婚姻的禁令。而在全世界，目前已有将近三十个国家与地区，在不同程度上认可同性婚姻的合法性。

但是，同性婚姻合法性的推动，只代表着性少数群体诉求权益保障之路上前进的一小步。即使是在今天，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仍然面对着各种各样隐性或者显性的歧视与区别对待。

在一些国家，人们仍然会因为发生同性关系而被关入监狱或者判处死刑。哪怕是在美国这样已经实现合法化的国家，根据独立研究组织NORC开展的调查显示，2018年仍然有31%的人认为同性别成年人之间发生性关系是“永远错误”的。除此之外，在性少数群体（LGBTQ）中，不同字母所代表的不同人群仍然面对着不同的挑战。比如调查发现，美国对跨性别者的包容程度远远不如对于同性恋者高。

对于很多生活在信息比较流通地区的人来说，这样的现状也许是使人惊愕与困惑的。

惊愕之处在于，如果自己的生活中都是支持性少数群体的声音，一个人就很容易忘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地方，性少数群体仍然置身于连基本权力仍然都缺乏保障的困境之中。而困惑之处在于：抛去政治、社会、宗教和经济等因素不谈，为什么一个人类会对另外一个人类抱有这样强烈的偏见——在对方仅仅是想去拥抱自己真正的身份，仅仅是想去爱自己真正爱的人的情况下？

对性少数群体抱有的偏见，从何而来？

在二十一世纪伊始，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格里高利·M·赫里克（Gregory M. Herek）提出“性偏见”这个概念。

他将性偏见定义为“由于性取向而对一个人产生的负面态度” 。赫里克认为，这个词应该取代“同性恋恐惧症”， 因为它比同性恋恐惧症更具有描述性，并不隐含对于这一现象成因的推测。而且，早有证据表明，对于一些自认为是“同性恋恐惧症”的人来说，他们的生理反应也并不能完全满足真正临床意义上恐惧症的发作生理标准。

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一个很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性偏见”这种消极的态度具有什么样的心理机能呢？毕竟，如果一个人对一个事物抱有某种态度，这种态度对于这个人来说一定是有一些心理上的意义的。可对于性少数群体抱有偏见，又能在何种层面上拥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一种解释是社会表达功能。比方说，通过抱有这样的态度，一个人可以强化自己与自己比较重视的群体之间的联系。这样的功能常常表现为受到宗教原因的影响，在信仰较为重要的群体之中，人们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接受程度往往较低。

当然，值得指出的是，信仰与性偏见之间不存在因果性。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并不是所有对于宗教信仰带来的看法都会演变成性偏见。有很多信徒能够很好地区别对待“教义上”“道德上”与日常生活及立法进程中对性少数群体的态度。

另外一种解释是价值表达功能。与社会表达功能不同的是，价值表达功能的主要目的是捍卫处于一个人自我概念核心地位的价值。比方说，有调查研究表明，男性对于男同性恋的反感程度，与他对于男性气质的支持重视程度呈现负正相关性。也就是说，一个越持“男子汉大丈夫”这种观点的男性，也就越容易产生性偏见。而因为男性气质与女性的自我概念的关联性不强，这种相关性并没有体现在女性身上。即使一个女性对于传统的性别观念十分认可，她们也不会因此而产生反对男同性恋的倾向。

“恐同皆深柜”的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当然，赫里克也指出，对于一些人来说，性偏见这种负面的态度也许与表达无关，而是作为一种防御机制来对抗自己的焦虑而存在。这样的说法起源于精神动力学，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是，这种强烈的偏见都是来自于一种担心自己无法抑制住自己对同性产生欲望的焦虑。换句话说，就是“恐同皆深柜”。

那么，这样的说法有实验证据支持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佐治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展开了一项很有争议的实验。在实验中，他们招募了35名自称是“同性恋恐惧症”的异性恋男性与29名没有“同性恋恐惧症”的异性恋男性。为了测试这些异性恋男性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是否与他们潜在的同性恋倾向有关，这些实验人员给这些男性播放了三段色情影片，这三段影片分别包括男男性行为，男女性行为与女女性行为。

根据“恐同皆深柜”的理论，这些实验人员预测自称为“同性恋恐惧症”的男性，在观看男男性行为的影片时应该也会出现性唤起。而他们的实验结果确实表明，这些“同性恋恐惧症”组的男性，有54%的人出现了生殖器充血，远高于“非同性恋恐惧症”组中出现生殖器充血现象的24%。

但是，这样的实验证据真的印证了“恐同皆深柜”吗？并不尽然。

早有证据表明，焦虑情绪会增强男性性唤起的程度。而单从这一项实验中，我们并不能解读出这种焦虑的来源。也许，焦虑来自于参与这项对隐私性有极大挑战的实验本身；也许，焦虑来自于观看刺激性较强的影片，这些可能性都导致我们无法判断这种充血现象的原因。之后试图复制这项实验的研究人员也屡屡失败。一项2011年通过测量惊恐条件反射（startle response）的研究指出，现有的证据并不能很好地支持“恐同皆深柜”的理论。

更有趣的是，一项2013年的研究结果还表明，不仅一个人对于性取向的态度与这个人对于同性吸引力程度无关，而且一个人的内隐态度往往与这个人的显性态度形成正相关。所谓的内隐态度，就是指一个人对于某种事物的潜意识里的判断。也就是说，无论是男是女，对于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何种态度，他们在明面上表现出来的态度，往往都能很好地预测潜意识中的态度。这样的正相关，恰恰与“恐同皆深柜”所预测的相反。

不过，这项实验中用来测量内隐态度的“内隐联结测验”的信度与有效性，也是具有一定争议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至少目前来看，并没有确凿的科学证据支持“恐同皆深柜”的理论。

生来如此

在关于性少数人群权益的讨论中，常常有这样一种声音：“我不反对LGBTQ，但我也不支持LGBTQ，我持中立态度。”

这样的态度使人无可奈何。表面上，说这话的人看起来确实纯良无害，十分开明，其实在这种言论的背后仍然是对性少数群体持反对态度的。有些人之所以会这么说，往往是出于保持“政治正确”或者“避免争执”的消极态度，其实仍然存在着一种对于性少数群体根深蒂固的误解。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无论是性取向也好，还是性身份认同也好，几乎都是生来如此，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遗传学家们就发现，如果双胞胎中的一个人拥有非异性恋的性取向，那么双胞胎中的另外一个人出现非异性恋性取向的概率也会增高。在被研究的这些双胞胎兄弟中，如果两人是同卵双胞胎，那么两人同时是同性恋的概率为52%，而如果两人是异卵双胞胎，两人同样是同性恋的几率则为22%。

除了基因以外，也有人猜测表观遗传学的的因素也会对性取向的形成产生影响。

在同卵双胞胎中，同性恋出现的概率仍然远远低于纯粹由基因决定的特征所出现的几率。所谓的表观遗传学因素就是指，即使两个人的基因序列核苷酸序列完全相同，因为环境的影响，这个基因所表达的特征也会出现不同。比如说，患有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的女性，在胎儿时期常常处于高雄激素的环境下。虽然激素水平在出生之后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降回正常水平，但是相比于没有经历过高雄激素的环境中的对照组来说，这些女性出现非异性恋倾向的概率会增高。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些表观遗传学上的解释仅仅是一种假说。激素水平与性取向的相关性并不能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直接挂钩。比方说，也有可能是同性恋的基因触发了高雄激素的水平，或者是相关基因同时导致了同性恋与激素水平的改变。这些因素之间的因果链条，在现阶段的科学研究当中，都尚处于模糊的摸索阶段。

没有人需要为爱愧疚

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对于性别和性向的研究一定会更加深入。无论是来自遗传学还是神经科学的解释，都会逐渐帮助我们更好、更科学地理解这些现象。不过这样的科学证据也带来一些潜在问题，它们常常会被纳入性别与性向的本质主义框架内。

无论本质主义者对同性恋持何种态度——要么，认为同性恋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生物属性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要么，认为这样表现形式是生理上的病态——他们的解读都忽略了这个个体所生活的社会世界背景。如果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同性恋也好、异性恋也好，都是在个体与社会之间不断互动的结果，所谓的“真实的本质”并不存在，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人们对于性别与性向的理解受制于自身所处的话语体系内，单纯地强调“生理因素”“科学解释”，也有可能成为性多数群体遏制性少数群体的工具。

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的张晓冰博士的话来说，“不管是理论研究抑或是同性恋群体本身，从一开始都认为同性恋是生来如此，是一种不可改变论。这种理论隐含着一种愧疚感,会导致同性恋者在拒绝矫正的要求时只能说‘我没办法改变’,而不是说’我不愿意改变’”。

但人不需要为选择什么性别、爱什么性别的人感到愧疚。“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 无论是同性恋也好，还是异性恋也好，无论是什么样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爱的本质都没有区别。

那些说“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人，应该意识到，在关于爱与自我的问题上，他们没有权力表达反对或支持。所谓“不反对也不支持同性恋”，就像在说“不反对也不支持三角形”“不反对也不支持彩虹色”一样是无稽之谈。对于性多数群体来说，应该做的只有尊重：无论是异性恋也好，还是同性恋也好，无论是什么样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这些标签背后都是一个个同样活在阳光下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值得被爱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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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儿八经的科学实验一般都搞不出什么大新闻。然而，“看不见的大猩猩”，这项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斯（Daniel Simons）与克里斯托弗·查布利斯（Christopher Chabris）于1999年进行的注意力实验，却是妇孺皆知的经典。

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这个实验，并称它揭示了人类心智的某种本质，即人们“无视那些显然的事物，更意识不到自己的无视”。卡尼曼的观点与目前认知科学领域的主流思潮不谋而合，此外，甚至还可以说他巧妙地点出了行为经济学种种理论的内核所在。

另一位经济学巨擘史蒂夫·列维特（Steven Levitt）曾如此评价卡尼曼的毕生成就，“那一句话里浓缩了所有精髓。”人类是“瞎”的这一观点如此盛行，使得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热情也水涨船高——既然人类那么愚蠢，何不寄希望于 AI 取代人类判断以消除谬误？

然而，人类确实对显然之事恍若无睹吗？最新研究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个对认知科学、行为经济学甚至 AI 领域都影响深远的结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可是，一个人人奉之为圭臬的理论，怎么会错得离谱呢？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西蒙斯和查布利斯的经典实验，看看它能否支持另外一种关于人类心智更为正面的解读。在实验中，被试的任务是观看一段篮球视频，并数出传球次数。当然，为了增加难度，他们被要求只计数穿白色球衣一方的传球，而球场上还有穿黑色球衣的另一队在传球，从而形成了干扰。

下面才是实验的关键之处：当被试努力数着传球时，一个装扮成大猩猩的人缓缓经过镜头。这只“大猩猩”甚至在画面中央停了一会儿，捶打自己的胸膛，再继续前行。实验结果令人咋舌，七成被试没有看见大猩猩。当他们看第二遍时，不禁惊讶得怀疑人生——这么明显的东西我居然没注意？“看不见的大猩猩”的视频在 YouTube 上有数百万次点击（作为科学实验已经了不得了），该实验的诸多衍生版本（比如“月球漫步的熊”）也自带流量，挣足眼球。

争辩当时的实验结果本身是否可靠，多半是徒劳。我们可以大方地承认，大多数人没有发现大猩猩。然而，对这一事实的诠释又是另一码事。我们真的可以据此得出实验设计者以及卡尼曼的结论，即人类“无视那些显然的事物”吗？似乎，完全可以对实验结果进行截然不同的解读。

可以试想一下：你正第二次看这段视频，这次研究人员没有下达任何具体的指令。看完后，你被要求描述所看到的东西。你可能会说，两支篮球队在传球。你也可能会说，有只大猩猩路过。然而，此类事实之外，你的大脑不太可能同时记录其他任何事物的具体数值。其实，视频中有太多“显然”的特征值得你注意并汇报，比如传球的总次数，球员的性别或种族构成，球员步伐移动的总次数……如果你刻意寻找信息，那么球员的发色、服装、表情，地毯的颜色，背景上喷绘的 S 字母等等，都是“显然”的。

我们真的可以据此得出实验设计者以及卡尼曼的结论，即人类“无视那些显然的事物”吗？

简言之，大猩猩实验视频的信息量太大了，“显然”的东西也太多了。这正是关键所在。我们可以称之为“显然谬误”（the fallacy of obviousness）。视频把一切都展示得明明白白，但是遗漏其中任何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熟视无睹。是实验的设计导致被试忽略了大猩猩，毕竟他们得全神贯注地数传球呀。既然他们的注意力早已被这个任务抢占，看不见大猩猩也很正常。只有我们回溯整个实验时，才会觉得大猩猩是多么抢镜。

问题在于，视觉上的“显然”或“重要”，是很难进行科学定义的。我们得考量这些事实的相对性，换言之——对谁显然，又对于怎样的目的而言是显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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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显然谬误，以及为什么连卡尼曼这样的大咖都犯了糊涂，请容我多啰嗦几句。卡尼曼之所以关注所谓“显然”，与他心理物理学的教育背景直接相关。心理物理学关注环境中的刺激与心灵的对应关系，而非心灵自身的本质特性。在心理物理学家看来，所谓“显著性”（salience）取决于环境刺激的内在特征，例如其大小、对比、运动、颜色、意外性（surprisingness）等。在2002年的诺贝尔获奖演说中，他称这些为“自然的评定”。没错，以卡尼曼的视角来看，那只“大猩猩”对于任何观看视频的人来说都应该是显然的；然而同样按照这一视角，视频里的其他所有信息，也都符合显然的定义。

如果“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不能证明人类对显然之事失明，那么它又意味着什么呢？它对我们理解知觉、认知乃至人类意识有何意义呢？

实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另一种结论：何为显然取决于观察者所寻找（look for）之物，而非观看（look at）之物。所谓显然，并非不证自明。正如福尔摩斯的名言，“最具欺骗性的恰恰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并不是在否认事实或“替代性的事实”，而是将质疑的矛头指向了“显而易见”——为什么我们会说有些东西是显然的？它们何以成为显然的？正如前文所言，所谓显然性只不过是与某个特定的问题或任务的相关程度。人类（或其他生物）并不会被动地记录并理解眼前的任何事物，而是主动地在寻找。与心理物理学的论断恰恰相反，感知机制运作的背后是一种从心灵到世界（而非世界到心灵）的驱动力，而“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恰恰可以证明这一点。什么东西会被“看见”，依赖于我们的期望，取决于需要解答的问题，与我们所寻求的目标密不可分。

相比“人类无视显然的事物”的诠释，上述观点乍听之下平庸无奇，实际上却是非常激进的断言。因为它赋予人类以感知的主体地位，而不是把人类降格为被动记录周遭环境的机器。——我们并非如卡尼曼所称，只是像相机一样机械地记录镜头前的事物，根据外界的输入得到固定的输出；相反，思维决定了我们如何观看，这种观看受到大脑中“问号”的引导。被试没有看见大猩猩，不是因为他们“瞎”了，只是有人指示他们去关注其他东西而已。“有多少次传球？”——就好比我问自己：“我的钥匙在哪？”——此类问题使得我们优先关注视觉场景中的某些方面，而不得已忽略了其他。

德国生物学家雅各布·魏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1864-1944）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拥有一幅对于所寻找的东西的“隐藏的图像”（Suchbild）。具体到人类，这幅图像包括脑海中的问题、期望、困难、预感、理论等，它塑造并指引着我们的知觉与注意力。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曾于1966年通过一次生活化的实验阐释了这个道理。在牛津大学讲课时，他转向听众说：“实验是这样的，我要求你们时不时地观察。希望大家积极配合，认真观察！然而，我猜你们有些人没有观察，而是忍不住想问我：你想让我们观察什么呢？”紧接着，他自然引出了对于观察的洞见：“其实我是想向大家展示，为了观察，我们大脑中必须得有一个明确的问题，一个通过观察或许可以解答的问题。”

换言之，不存在中立的观察。外部世界不会指引我们的观察，反之，世界回应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的观察往往有所指向，有时是为了回答特定问题，也有时是为了满足好奇。“所有的观察要么支持某个观点，要么反驳它。”达尔文在1861年这样说。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在1956年也曾强调，在观察和感知过程中，“观察者的本分”（beholder’s share）尤为重要。

我们眼前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无论如何去记录，都不可能达到客观全面。

显然，上述以人为中心并由问题驱动的感知观，与卡尼曼的“显然”之预设背道而驰，后者将观察视为一个关于我们面前实在之物的函数，给定的大小、对比和色彩对应着特定的感知；他不承认所谓“隐藏的图像”，即认知的倾向性以及感知者的属性。卡尼曼认为自然是重要的因素，这一点没有错。然而，自然应该是对感知主体而言的，而非感知对象的内在属性。两者间有根本性的差别。我们眼前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无论如何去记录，都不可能达到客观全面。正如福尔摩斯的那句名言，“问题是我们有那么多证据，无关紧要的把最关键的那些都掩盖了。”“看不见的大猩猩”视频也是这个道理，当海量信息摆在面前，人们只能努力专注于那些能解答问题的证据，只有有意义的、有用的东西会被收入眼底。

如果我们固执地相信人类的本性被盲目与偏见所宰制，便永远无法获得这些深邃的洞见。但话说回来，卡尼曼的功劳值得肯定，他对盲目与偏见的强调进一步发展了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于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有限理性”，促使传统的经济理论脱胎换骨。早先的有效市场（efficient market）理论假设了市场中的行为主体都具备超凡的感知能力，用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59年的话来说，就是“观察者的全知”。这两种对人类认知与判断力的态度呈现了两个极端，颇具讽刺意味。在一个极端，经济学家假设人们无所不知，所有显然（且相关）的东西都被明码标价——百元大钞不会安静地躺在人行道上，因为万能的“经济人”早就抢走了它。而另一个极端的行为经济学家们，则执着于揭示我们的偏见与盲目。

可是，行为主义的科学家们指摘人们的弱点，不正是在扮演上帝，自诩全知吗？两个极端都走不通，便意味着我们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即聚焦于人类通过确定问题、形成预期、提出假设、构建理论以理解环境的卓越天资。只有这样，人性才受到了应得的尊重，它不再被那些关于认知和人类本性的夸张理论所扭曲，不论“全知说”还是“盲目说”。这第三条路可以追溯到1759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观点：“人类社会这个巨大的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则。”艾玛·罗斯柴德（Emma Rothschild）在2001年的《经济情感》（Economic Sentiments）一书中将斯密的思想总结为一种“理论人的理论”（theory of people with theories），它承认个体运用理性和智慧的可能性，与强调人类普遍愚蠢的行为主义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判断力远超人类——这已经成为当代人的正统信条。事实上，心理学、经济学、认知科学等领域对盲目与偏见的过度强调正是这一信条的书写者。去年，卡尼曼在一次演说中宣称：“一旦有足够的数据，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只有人类能做的事情了。”他甚至倡议“应该尽可能地用算法取代人”，人类既视而不见，又受制于偏见，无法区分噪声和信号，所以人类决策应该让位于电脑算法。这种思潮助燃了人们对人工智能以及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相关工具的狂热，一些支持者甚至认为大数据及算法即将重新定义何为科学。比如，《连线》杂志的编辑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就曾在2008年大胆宣告“理论的终结”，因为“数据的洪流必将冲垮过时的科学方法”。我们对于人性本质的假设，自然而然地决定了科研的方向和方法。

该观察什么，哪些东西是相关的，该采集什么数据，这些问题首先是人类的任务，计算机无能为力。

然而，即使最尖端的计算机、最成熟的算法也无法应付“显然谬误”。也就是说，它们永远无法知道什么东西是相关的。早有 AI 支持者意识到这一局限性，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帕崔克·海恩斯（Patrick Hayes）就在1969年的论文中谈论过“表征”（representation）和框架问题（frame problem）。可是现在，在信息和数据处理热潮的席卷之下，这些隐忧被彻底遮蔽了。最近谷歌自动驾驶汽车的新闻就是绝佳的例子，当路口有一辆处于“定车”（track stand）状态的自行车（骑车人踩踏板让死飞车保持原地不动），自动驾驶汽车就彻底懵了。计算机只能按照程序运作，它们没有临场反应所必需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虽然我们可以逐渐改善算法以应对新情况，但这说到底还得依靠人去输入，而计算机几乎没有自主性。

该观察什么，哪些东西是相关的，该采集什么数据，这些问题首先是人类的任务，计算机无能为力。现在的主流 AI 理论恰恰忽略了观察和感知的本质：是问题和理论驱动着它们。当代科学方法和科技历史时刻都提醒着我们，那些最重要的科学发现都依赖于问题的发现和理论的构建，而非大量的数据或强大的计算力。

就拿我们熟悉的牛顿举例吧。按照他对友人威廉·斯图科利（William Stukeley）的说法，他观察到一个苹果掉了下来——多么稀松平常的事情啊，牛顿之前的人们当然都看到过苹果或者别的东西掉落。然而，牛顿心中的问题和理论使得他在平凡的观察中发现了全新的意义和相关性。在科学领域，一些视觉或物理上的“显然”，其实也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牛顿发现太阳光欺骗了我们的眼睛，它实际上不是“白色”的。牛顿当然没有神奇的大数据和计算机，他依靠的是设计精妙的试验，只用了一次简单的观察加上一面棱镜，而不是一猛子扎进数据的海洋。直觉、假设、理论三步走而已。运用这种方法，牛顿展示了白光其实由光谱上各个颜色合成。理论先行于数据与观察，而非跟随其后。类似地，是宇宙日心说的产生，使得太阳绕着地球转这一“显然”的观察拥有了全新的意义。

爱因斯坦在1926年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观察依赖于理论。理论的预设决定了你是否能观察到某种现象。”无论是关乎那只捶胸顿足的大猩猩，抑或是探求宇宙终极实在，这个道理都很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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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诠释“我们中间的大猩猩”实验，其实有点类似罗夏墨迹测试，人们给出的解释取决于所寻找的东西。一方面，可以说实验证明了人类的视而不见，而另一方面，它又展示了视觉观察如何受到个体头脑中问题和理论的指引，或如何跟随他人的指令。然而，我们不能随便选择一种诠释。心理学、经济学和认知科学领域都不乏信奉行为主义的科学家，他们对于人类盲目与偏见这一教条的信仰无比牢固，以至于他们会刻意寻找相应的证据。人们都喜欢盲目、偏见这些耸动的概念，“人们对显然之事视而不见”听上去也比“人们只是在响应问题”有趣多了。然而，科学家们自己对于“盲目”先入为主的偏好，容易导致科学实验的设计、观察、侧重和解读都误入歧途。如果他们铁了心想证明盲目和偏见，就一定能发现那样的证据。

此外，“我们中间的大猩猩”实验的设计和操作过程也很可疑。在2012年《自然》杂志刊登的一封公开信中，卡尼曼对一些探讨心理学中“启动效应”的文献提出了质疑。（启动是一种内隐记忆的效应，指受到一种刺激/知觉模式时，会影响到对另一个刺激的反应。）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于那些展现人类的盲目与偏见的实验，其设计与解释的可靠性因而难以服众。卡尼曼的建议是大规模地复制启动实验 ，然而我认为，我们需要的并非堆砌大量的数据或重复类似的试验。重要的是更好地去解释，以及构想相异的理论。可以想象，仅仅是更多实验数据无疑会进一步证实既有的观点。我反复强调，“看不见的大猩猩”必须得到正确的诠释，同类研究也必须基于可靠的实验设计。

如果一开始就把“对显然之事视而不见”当做无需反思的预设，科学家们的研究设计本身便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偏见，后续的观察、对证据的解释也会一条道走到黑。更讽刺的是，当“人类的盲目与偏见”深深刻在脑海中，研究者也会对人类认知模式中其他更积极的方面“视而不见”。可以说，最致命的问题存在于科学研究的最顶层，存在于那些预设的问题与框架性的理论中。如果我们的理论总是执着于人类的盲目与偏见这方面，我们的实验旨在不断地试图提供证明，或者在日常观察中竭力寻找相关的例子，就会发现证据俯拾可得。对偏见与盲目的“猎巫”行动甚至导致了一些荒唐的结论，比如2013年心理学家基斯·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竟断言“人类往往不如蜜蜂来得理性”。这种思维方式还催生了一些教导读者如何与自身的盲目和偏见斗争的畅销书，比如2008年的《助推》（Nudge）和2016年的《理性商》（Rationality Quotient）。

试图纠正行为、改善决策的努力当然令人钦佩。可是在很多情况下，为什么要相信那些满脑子都是“偏见”这个概念的人开出的处方呢，他们真的知道什么是正确、理性的行为吗？“最后通牒”（ultimatum）就是个简单的例子，经济学或心理学实验中经常出现这种博弈。它的规则如下，两人为一组，每组中只有一个人手头得到一定数额的钱，比方说10美元。有钱的人需要决定将这10美元中的多少分给他的搭档。如果搭档同意分配方式，他们就以这种方式分享10美元；拒绝，则两人都一无所获。

一些经济学家眼里最理性、最正确的做法是，只分给搭档最小的份额，或许是1美分吧。因为作为理性个体，你的搭档面对任何份额都会接受，哪怕只有1分钱。毕竟，1分钱也是钱啊。否则，他就是非理性的人了。可以想见，在日常情况下，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的真实做法与经济学家的理性行为理论相去甚远，有些人给他的搭档很多钱，有些人不屑于接受数额过少的施舍。于是，一些经济学家称这些行为是不理性的，这些人偏离了正轨。然而，更合理的解释是，个体行为因地制宜，与其所处文化环境的行为规范以及与其互动的其他个体都密切相关。大猩猩实验也是如此，那些相互矛盾的观点（不论是偏见说，还是个体中心的情境逻辑），对于同一组数据发现都说得通。

对于那些纠正盲目行为的善意尝试，我们必须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改变对某些东西（比如大猩猩）视而不见的现状，不得不以忽视其他“显然”之物（比如传球的次数）为代价。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对人类提出问题、理论以引导知觉观察的卓著才能，给予更多关注和深入探究。那些揪着盲目与偏见不放的人，永远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换言之，如果继续炮制那些意在寻找、展示偏见与盲目的实验，永无止境地书人类写认知缺陷的罪状，那么我们生成问题与理论的智慧之光将永远被阴霾遮蔽。甚至，痴迷于盲目和偏见可能会贬损人类自身的价值，将科学实践降格为有罪推定，这在道德上颇有问题。

对人类能力的集体嘲弄已经“蔚然成风”。卡尼曼2017年的一场学术讲座的总结陈词便是很好的例证，他说计算机或机器人在三个维度上胜过了人类：它们的数据推理能力强，不会为叙事所迷惑；它们的情商更高；它们还展现了远超于人类的智慧。卡尼曼已经走火入魔了。我们都看到了计算力和 AI（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它们前景无量、振奋人心，这一点毋庸置疑。自动驾驶汽车、自动化工作流程等产品也有望解放人类的劳动力，让我们投身于其他创造性事业。然而，AI 的前景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比如导致大规模失业，超级智能计算机甚至可能灭绝人类。无论保持乐观或是心存恐惧，其实都可以理解。

可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有关 AI 的概念大多都建立在对于人类理性的极度狭隘的理解之上。有些人坚信人类大脑的功能仅仅是某种形式的计算而已，比如雷·库兹威尔（Ray Kurzweil）在2012年的《如何创建思维》（How to Create a Mind）一书中所言。这种观点假设智力、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化约为概率统计与数学计算。人类的计算能力自然比不过计算机；然而，智力与理性可不等于计算，更重要的是关注、辨识最为相关之物的能力。

判定何者是有关的、有意义的，才是智力与理性的关键所在。相关性与意义一直不是 AI 领域的研究内容（即所谓“框架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编程让计算机辨认并注意世界的特定方面，但这必须被预先设置妥当，换言之，这对于计算机是先验的。编程不能创造新观察，提出新问题，以及有意义地自我调整从而适应新环境。自主发问，构想假设，发现并辨识新事物的能力是人类的专利，计算机程序可帮不上忙。没有一种数据处理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切换视角，发现那些表面上稀松平常、理所当然之事背后的玄机。有些事，还是得交给人类。

人类与计算机的交互日趋紧密，交互形式也日新月异，这当然是好事。可那些铺天盖地的“AI 超越人类”、“人脑不过是一台计算机”之类口号的背后，正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界一厢情愿的 AI 狂热。早在1972年，赫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就在《计算机不能做什么》（What Computers Can’t Do）中指出这种乐观主义明显的谬误，还有，不能将大脑比作计算机。对计算的局限性的思考可以追溯到更早，维多利亚时期的计算机先驱艾达·洛夫莱斯（Ada Lovelace）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总之，我最担心的是目前的认知科学、心理学和计算科学领域都像得了传染病一样，痴迷于人类的盲目与偏见；这种四处蔓延的疾病，让科学家们自己成了“瞎子”，对人类本性中具有生产性、创造性的方面视而不见。——卡尼曼等人说得没错，人类的确对许多“显然”之事熟视无睹，就跟瞎了一样。但是，显然并不意味着有关、有意义。与其说盲目是一种缺陷，毋宁说这是人类的特点。

在提出问题、设定预期、构建假设和理论，以及将知觉与注意力投向有关、有用、有趣之事等诸多方面，人类都可谓是天才。我们应该更多着眼于这些人类心智的生产性、创造性的特质。要是大脑没有这些奇妙的能力，我们眼前的科技发展、创新进步、经济繁荣又从何而来呢？当然，人类犯了很多错误，也会继续犯错，这个世界上充斥着大大小小的问题和症结。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应该将目光投向人类的创生性特质，因为这些研究终将帮助我们解决更多问题，并带来进一步的技术飞跃。

翻译：有耳

校对：复旦翻译社

编辑：EON

原文：https://aeon.co/essays/are-humans-really-blind-to-the-gorilla-on-the-basketball-court

如果你是美籍非裔人士，那么，赤手空拳的你比同样赤手空拳的白人死在警民冲突中的概率高一倍。何故？某种种族形象定性（ricial profiling）发挥着作用，但其中精确的心理学机理却不甚清楚。调查显示，警察常常把有色人种手中的手机以及其他不能造成伤害的物件当成杀伤性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警察们是错误解读了他们的所见还是真的看到了一把不存在的枪？

古典心理学将此类失误归因于外界刺激下的执行控制能力失控，即，大脑无法处理自动激活的刻板印象和有意形成的平等主义之间的矛盾。一张黑人的脸庞可能让人自动激活脑中黑人男性更加危险的刻板印象，进而导致脑中相关区域的恐惧反应。但当恐惧是盲目的时，这种能激发个体战或逃的自动反应该被抑制。但自动反应和刻意控制之间的冲突并非总能被完满解决，且会造成错误结果。

心理学、神经科学以及哲学的最新进展对这个大脑中心理论的正统性发起了挑战。具身认知的研究者没有集中研究大脑的相互依赖，而是着重于一个有机组织维持自身运作的生理过程。从这个角度出发，大脑从属于身体，身体则内嵌于物质的、社交的、和文化的具体环境中。现实并非任人采摘，而是由我们机体感受到的不间断的波动召唤而来。法国哲学家Maurice Merleau-Ponty曾在《感知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中写道：身体是我们个人世界的中枢。

神经科学家中越来越流行一个观点，即，大脑不是被动地接受并处理外界刺激，它更像是一个推理机器，积极地预测某地某物和将会发生的事情，最大化生存的可能性。但身体却不是简单地服从大脑对其的严密管控。确实，身体的信号源源不断地与大脑的处理结合起来，共同服务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想象一下，你听到了一扇门被甩起来。如果你在看恐怖片而不是享受轻柔的音乐，那你更有可能想象出一个凶犯。你之所以会做出这个预判，是因为它让你心跳加速并且听到了门的声响。

对这些过程如何与种族主义的现象联系起来，人们知之甚少，但还是提出了一些猜想。如果对行为的预测是正确的，感知（包括警察的感知）似乎很快就会更加接近信念，也更具体化。近期研究强调，来自内脏的信号影响着许多感知范围，从情绪过程到决策制定再到自我意识。比如说，恐怖的刺激源在心跳时比心跳间更加恐怖。

在我位于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实验室中，我们决定考察心动周期是否对种族主义的表达有影响。心脏无时无刻不在向大脑汇报周身的紧张程度。众所周知，紧张程度取决于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在心跳时，采用动脉压力检测器，来监测心壁上的压力变化，同时，向大脑发送一条讯息。在心跳间隔中，传感器毫无波动。这些来自内脏的信号在抵达负责与情绪和动机相关的身体部位前，首先会在脑干中进行编码。相应地，大脑通过尝试帮助有机组织维持自身运作来作出回应。当大脑收到心率上升的信号时，将做出预判，找出潜在的原因，并且考虑哪一块组织该发挥作用来摆脱高度紧张的状态。持续存在的心脑对话形成了大脑代表身体的方式，并生成了对外界环境的认识。

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采用了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方式。这是对警察做出射击判断的快速模仿。将黑人或白人手持枪支或手机的照片展示到被试者面前时，他们要根据感受到的威胁程度，决定要不要开抢还击。在先前的研究中，很明显，相比不持械的白人，被试者更容易射击黑人。

但我们测定了刺激源发生在心跳时和心跳间的所需时间。结果表明，大多数的误伤都发生在黑人出现在心跳之时。用数据说话就是，错误地将手机认成手枪的概率比平均高了百分之十。在这个实验的不同版本中，我们采用了“分辨武器”的方式。被试者首先看到一张黑人或白人的脸，紧随其后的是一把枪或一个工具，他们要尽快分辨出武器还是工具。当一个毫无威胁的物件出现在黑人照片之后时，且当时正好心跳，错误率飙升百分之二十。

但当判断发生在心跳之间时，不管是哪个实验，也不管他们面对的是黑人还是白人的脸庞，我们都没有发现准确度有所不同。似乎是在心脏向大脑传递信号和刻板印象威胁的共同作用下，某种事物被判别为危险的可能性上升。

如此看来，种族偏见既不是人脑中的固定状态，也不是广为流传的文化模式，而是隶属于身体机能涨潮退潮的现象。心脑对话在控制血压和心率，刺激人在应对外界时采取的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在战或逃的反应机制中，心血管功能上的改变决定着机体组织将要做出的动作。尽管大脑可能做到预测，但这些预测不一定准确。我们的研究成果说明种族主义和其他的刻板印象劫持了我们身体应对实际威胁的机制。

波士顿东北大学的心理学家Lisa Barrett Feldman发明了一个新词“情感现实主义”（affective realism），来形容大脑藉由身体认识世界的方式。另一方面，这也是我们为何能怀有乐观主义的原因：如果我们能更好的理解种族偏见背后的神经学原理，那我们就有可能更好地纠正它。但是，这项研究也揭示了悲观的一面。规训我们自身的压力同样规训着我们的身体，也许对我们的基本认知能力也产生了影响。也许我们没有把一部手机看成一把枪，也许我们真的看到了一把枪而不是一个手机。社会很难用新鲜的叙事和先进的政治话语来克服种族主义。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更激进的心理再培训方式，让具体的现实与我们固有的美好信念相一致。

翻译：武权 编辑：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