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听起来就像一部暑期档大片的情节。

一位英俊的国王被赐予了超人的力量，但由于令人无可忍受的傲慢自大，他对他的王国构成了威胁。一位平平无奇的旅人入场，向他发起挑战。挑战结束后，国王的力量得到了克制，两位英雄成了密不可分的好朋友，踏上了穿越整个王国的冒险之旅。

这个故事能够流传至今，这个事实本身就值得一提。它就是《吉尔伽美什史诗》，被刻在4000年前的一块古巴比伦泥板上，是现存最古老的伟大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故事在当时极其流行，因为在下一个千年中，我们都能找到它的重复版本。

更加令人惊叹的是，这个故事直到今天仍人被传颂、被欣赏，其中的基本元素许多都能在此后的大量流行故事中找到踪迹，比如故事中温暖人心的“基情”。

如今，这些共同特征成了专攻“文学进化论”的学者们的主要兴趣。这些学者研究是什么构成了一个好故事，以及从《奥德赛》到《哈利波特》中某些叙事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演化原因。

故事是一种逃避主义吗？

尽管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故事叙述出现在文字之前，我们可以假设叙述数千年来都对人类的生活至关重要。一些岩洞壁画，如法国肖维岩洞和拉斯科岩洞中3万年前留下的那些，似乎展现了一些戏剧化的场景，可能与口头讲述的故事并存。

“如果你环顾岩洞，你将看到不同的画面，这似乎是一个与狩猎探险有关的叙述，”密歇根大学的丹尼尔·克鲁格（Daniel Kruger）说。这些叙述可能包含了群体中的重要课程。来自上一次冰河时期的一些传说可能流传至今。（参见“最古老的故事是什么？”）

最古老的故事是什么？

[vc_row][vc_column][vc_cta h2=””]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今天我们仍在阅读的一些传说也许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早期。丹尼尔·克鲁格指出，《吉尔伽美什史诗》等传说和《旧约全书》中的《创世纪》都包含了一场神秘大洪水的细节，这或许就是中东地区上一次冰河时期结束后的某些真实的地质事件所留下的文化记忆。

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上的土著居民中长期流传着关于“埃布勾勾”（Ebu Gogo）的传说，这是一群霍比特人一般的小矮人，没有语言。这些传说似乎与当地发现的一些考古遗迹有关，它们来自人科的一个亚种，在一万多年前灭绝。“当地实际上流传着一些关于这些小矮人的故事，传说他们并不会使用语言，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说些什么，他们就会重复。这样的一个故事竟然能够流传上万年，这真令我感到惊讶。”这一切都证明了故事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提供关于遥远过去的群体记忆。

通过对欧洲和亚洲不同文化群体中口头传说的传播进行地图标记，一些人类学家还估计，某些民间传说，例如浮士德式的《铁匠与恶魔》，可能与第一批印欧民族的定居者一同到来，在六千多年前扎根；这个群体随后分散开来，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一路上携带着自己的故事。[/vc_cta][vc_column_text]

如今，尽管我们已经不再围绕在篝火前，但是人们认为成年人平均每天花6%的清醒时间在不同的屏幕上欣赏虚构故事。

如果故事是一种纯粹的逃避，那么从演化的观点来看，人们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和精力也太多了。心理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已经发现了虚构故事的许多潜在益处。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故事叙述是一种认知游戏，能够锻炼我们的心智，让我们模拟周围的世界，想象不同的策略，尤其在社交场景中的策略。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约瑟夫·卡罗尔（Joseph Carroll）说：“故事教我们理解他人，它是关于共情和心智理论的练习。”

脑部扫描为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阅读或聆听故事激发了大脑皮层中的多个区域，这些区域已知和社交和情绪处理有关；并且，人们阅读虚构故事越多，他们就越容易与他人共情。

旧石器时代的政治

演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的史前心事仍在塑造着我们喜爱的故事模式，这点至关重要。例如，随着人类演化出更大的社会，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合作，避免成为一条只索取而不付出的“社会蛀虫”；我们也不能让某些个体滥用统治权力，损害群体的利益。从那时起，我们讲故事的能力，和我们所讲述的故事，可能就随之演化成一种交流合理社会规范的方式。克鲁格说：“故事所教给我们的就是要反抗暴君，自己也不要成为暴君。”

与此同时，多个研究已经发现，合作是全世界流行叙述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伦敦大学人类学家丹尼尔·史密斯（Daniel Smith）最近拜访了菲律宾的18个狩猎采集部落，发现他们的故事中近80%包含道德抉择和社会困境（与之相对的是讲述自然的故事）。关键在于，这些故事被他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所诠释。在不同实验任务中，那些最注重故事讲述的部落也被证明是最合作的，这点与演化理论的假设完全相符。

《吉尔伽美什史诗》提供了古代文学的一个范本。在故事的开头，从吉尔伽美什国王的武力和勇气看来，他似乎是个完美的英雄；然而，他也是一个傲慢自大的暴君，滥用自己的力量，利用他对领主的权利霸占任何一个他看上眼的姑娘；直到受到陌生人恩基杜的挑战之后，他才最终理解了合作和友谊的价值。这个故事传递给听众的信息十分明确：就连英雄国王也要尊重他人，更别说你了。

在《故事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Stories）一书中，奥克兰大学的布莱恩·博伊德（Brian Boyd）描述了这些主题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明确呈现。当佩内洛普等待奥德修斯归来的时候，她的追求者终日在她家饮酒作乐；当奥德修斯终于回到家，伪装成乞丐的样子，他们甚至不愿意给他一个睡觉的地方（这可是在他家里！）。当奥德修斯卸下伪装，发动了血腥的复仇，他们最终得到了因果报应。

你可能会以为我们对合作的兴趣被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崛起的个人主义所稀释了，但克鲁格和卡罗尔发现，这些主题仍然体现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最受欢迎的一些英国小说中。

研究人员让读者们对超过200部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打分（从简·奥斯汀作品开始，到E·M·福斯特的年代结束），发现反派的主要缺陷最常是不顾他人感受寻求社会统治的行为，或滥用现有的力量；而主要人物似乎不那么个人主义，也不那么有野心。

以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为例。工于心计的宾格利小姐为了寻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试图讨好富有却傲慢的达西先生，并撮合她的兄弟和达西的妹妹，同时瞧不起任何社会地位更低的人。而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班内特恰好相反，她对这种向上爬的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兴趣，甚至拒绝了达西先生的第一次求婚。

威廉·萨克雷的《名利场》与之相反，它玩弄我们对主角的期待，将冷酷无情、野心勃勃（可能还会杀人）的贝姬·夏普置于小说的中心，而她那更加讨人喜欢（却平凡无奇）的好友阿梅利亚成为二号人物。《名利场》，用萨克雷本人的话说，是“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但从演化的角度看来，贝姬最终被她所在的社会抛弃，这样的报应仍然警示着那些存有私心的人们。

软帽和倭黑猩猩

演化理论也能为爱情故事的主要元素提供依据，比如女主人公总是偏爱可靠的“爸爸”形象（例如《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先生和《理智与情感》中的爱德华·费拉斯）或者“浪子”（例如玩弄女性的韦克翰先生或威洛比先生）。“爸爸”或许更能提供长期的安全和对年幼孩子的保护，但是根据一个演化理论“性感儿子假说”（sexy son hypothesis），对一个不忠诚的浪子倾心也有好处，因为他们能将自己的美貌、狡黠和魅力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也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性成功。（译者注：韦克翰先生和威洛比先生分别是《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中的人物。）

选择“浪子”的结果就是你的基因有更大的几率能被传递给更多的孙辈——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伴侣拈花惹草的行为将令你心碎。因此，尽管我们知道了文学作品中那些坏男孩的恶劣行径，我们仍然会为他们感到心跳加速。

克鲁格说，在这些方面，奥斯汀等作家具备演化心理学家的直觉，他们对两性互动的理解“准确得出奇”，走在了我们的理论前面，“我认为这就是这些故事得以长青的一部分关键因素。所以，简·奥斯汀在两百年前写下的这些小说，今天仍然在被拍摄成电影。”

从这些作品中得到的启发还会更多。例如，近期的一项研究分析了幻想小说和恐怖故事中那些绝对邪恶的角色，例如哈利·波特的宿敌伏地魔和《德州电锯杀人狂》中的人皮脸。这些角色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奇特的外表，这似乎是为激发我们对传染和疾病演化出来的恐惧而设计的；以及，考虑到我们内在的部落文化，反派通常携带着一些特征，说明他们是某个“外族”成员——难怪好莱坞电影中有那么多坏蛋带着外国口音。同样，这些作品的理念，就是和这些邪恶力量的交锋最终将强化我们自己的利他主义和对群体的忠诚。

在接纳了这些对文学作品的演化解读的人中，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是最有名气的人之一。他说，故事情节的许多常见元素甚至能在我们的灵长类表亲的阴谋诡计中找到。在关于这个话题的论文集《文学动物》（The Literary Animal）中，他写道：“如果阅读大量的对倭黑猩猩群体的系统、无干扰观察笔记，你会发现19世纪英语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所有主要主题：联盟的建立和破裂，个体的崛起和他人的衰落，阴谋的酝酿，复仇，感恩，荣誉感受挫，成功和不成功的求爱，丧失和哀悼。”

麦克尤恩指出，我们应该赞美这些演化趋势，它们赋予了虚构作品跨越几块大陆、几个世纪的核心力量。“除非我们与作者共享一些核心的情感基础、一些深层的基本假设，否则我们将无法享受来自一个遥远的时代、或一个极不相同的文明的文学作品，”他补充道。

在这些深层的基本假设中，诞生了像《吉尔伽美什史诗》这样的作品，它在今天仍然鲜活；它那关于忠诚友谊的信息超越了时间，为我们所有人带来训诫，哪怕此时距离作者将笔尖落在泥板上已经过去了四千年。

翻译：玛雅蓝

编辑：EON

原文：http://www.bbc.com/culture/story/20180503-our-fiction-addiction-why-humans-need-stories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荒诞的事情。最有反讽意味的现象之一，就是一部分声称捍卫真理、对抗无知的人士，正在复兴某些已被彻底扒皮的伪科学。一小拨人类学家、智商研究人员、心理学家和自诩为高格调异见人士的学者，如今出面力挺所谓“逆耳的事实”，鼓吹某些种族天生比其他种族更聪明的观点。此类观点经数量惊人的主流媒体和边缘媒体合力传播，影响着新的受众群体，被他们引为自身种族优越感的理论依据。

种族和智力之间存在关联，是所谓“种族科学”（race science）或曰“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的主要原则。种族科学家声称，不同种族群体的社会结果（如预期寿命、学历、财富和监禁率）差异自有其进化论依据。特别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黑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逊于白人，因为前者往往天生智力较差。

尽管种族科学一再遭学界扒皮，但近些年又有卷土重来之势。如今，热心推动种族科学的人大多是“极右派”明星，他们喜欢利用伪科学从学术角度为民族主义政治站台。如果你认为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天生不聪明，那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平权法案或外国援助等自由主义救济手段注定徒劳无益。

最近有许多例子表明，右翼人士为种族科学击鼓助阵。例如，2016年7月，时任布莱特巴特新闻网老板、后来成为特朗普麾下首席战略家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一篇文章中隐晦地提到，一些被警察枪杀的黑人或许是罪有应得。“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天生就具有侵略性和暴力倾向，”班农写道，此话令人不禁联想到科学种族主义最臭名昭著的论点之一：黑色人种在遗传学上较其他人种更具暴力倾向。

在种族科学复兴的背后推手当中，有一位在不久前还是个知名的主流公众人物。2014年，前《纽约时报》科学记者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写了一本关于种族科学的书，堪称过去20年内最大的毒草。此书名为《令人烦恼的遗产》（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韦德在其中重复了三条种族科学的陈词滥调：一、“种族”这个概念，对应着不同人类群体间深刻的生物学差异；二、不同种族人类大脑的进化方式有所不同；三、这一点在不同种族的平均智商差异中得到证实。

韦德的书问世后掀起了轩然大波。139位世界顶级的人口遗传学家和进化理论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封联署信，指责韦德篡改滥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细节更为详尽的批评。芝加哥大学遗传学家杰里·科因（Jerry Coyne）将韦德的理论称作“最糟糕的科学”。然而，一些右翼人士接纳了韦德的观点（这可能并不令人吃惊），将他塑造成一个诚实知识分子的典范，并且声称，令他噤口的并非学界大腕的反对，而是“政治正确”的原则。

“对我的书的攻击纯粹是政治性的，”韦德告诉斯蒂芬·莫利纽克斯（Stefan Molyneux），后者是极右翼新科学种族主义最有名的推动者之一。上述言论发表于特朗普当选后的一个月，韦德在莫利纽克斯的YouTube视频栏目中接受采访，这档视频的观看人数以千万计。韦德继续说：“这些攻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它显示了这种群体信仰极尽荒谬的一面。”

莫利纽克斯近期访谈的另一位嘉宾是政治学家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他是《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的作者之一。书中认为，穷人、特别是贫穷的黑人，天生就不如白人和亚洲人聪明。此书于1994年首次出版时，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被学术评论家们批得体无完肤。

身为大学校园抗议活动的经常性靶子，穆雷已经成为保守派的名义领袖。保守派想把进步人士描绘成没有思想的伪君子，指责其抛弃了构成自由社会根基的开放话语原则。这种逻辑促使一些主流文化人物将穆雷尊为科学辩论的偶像，或者至少借此显明他们自己胸怀博大，能够接纳“真相有时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可能性。去年四月，穆雷现身于非虚构作家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的播客上。穆雷利用这个平台声称，攻击他的自由派学术评论家们“撒谎时没有任何明显的负罪阴影，因为我猜想，在他们自己的心目中，他们自认为是在做上帝的工作。”（这期播客节目题为“禁忌知识”。）

在历史上，种族科学不仅塑造了政治话语，也塑造了公共政策。《钟形曲线》出版后的第二年，正值共和党把持的美国国会削减穷人福利的准备阶段，穆雷在参议院福利改革委员会作了专家证词。最近，帮助推动共和党最新的富人减税政策的国会议员保罗·瑞安（Paul Ryan）又声称穆雷是贫困问题专家。

现在，随着种族科学重新回归主流话语，其影响业已通过诸如班农这样的人物渗透到美国政府的上层。英国也未幸免于这种复兴:《伦敦学生报》（London Student）最近披露，一个关于情报和遗传学的半秘密会议在伦敦大学学院举行了三年，而该校并不知情。与会者中包括来自阿尔斯特大学（Ulster University）的88岁的进化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他自称是一个“科学种族主义者”。

科学种族主义没有消失的原因之一是，公众对种族主义的听信度高于科学。这为像穆雷和韦德这样的人留下了一个机会，与他们的媒体支持者一起，把自己塑造成理性调查的温良捍卫者。我们一直以来全力攻击他们明显的偏颇立场，以致于忽略了讨论科学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阐明一个问题：种族科学家们究竟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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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和智力一样，是个出了名的模糊概念。个体往往与其他种族的成员共享更多的基因，与本种族成员的基因相似性反而较低。事实上，许多学者认为，种族是一种社会结构——但也不否认有一些群体（科学术语中的“人口群体”）拥有大量共同的基因遗传。因此，种族科学在科学上的基本出发点并不牢靠。

所谓的种族科学，至少和奴隶制和殖民主义一样古老。直到1945年，在许多西方国家它还被视作一种传统智慧。尽管在纳粹大屠杀之后，种族科学被新一代的学者和人文主义者所拒绝，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它又沉渣泛起。从那时起，它就经常重新回到主流话语中。

种族科学的捍卫者声称，他们只是简单地描述事实本身，而事实并不总是令人舒服。

1977年，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我在国立高中读最后一年，当地大学的社会学讲师向我们发表演讲，然后接受问答。他被问到黑人是否和白人一样聪明。他否认了这点，表示智商测试证明白人更聪明。他指的是美国心理学家阿瑟·詹森（Arthur Jensen）在196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那篇文章声称，人类智商80%取决于基因，而不是环境，黑人和白人的智商差异基本上是由基因决定的。

在种族隔离的南非，为了支持白人至上的统治制度，发明了这样的观念：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特征、个性和智力潜能。在美国，种族和智商的话题也同样被政治化，詹森的论文被用来反对福利计划，例如旨在帮助儿童摆脱贫困的“有利开端方案”（Head Start programme）。但这篇论文发表后很快遭到强力反驳，43年后，纽约时报将此称为“一场国际性的舆论风暴”。尤其是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学者们发表的驳斥文章多达数十篇，学生们还烧毁了杰森的雕像。

最近，关于种族和智商的观点的复兴始于一个看似无害的科学观察。2005年，世界上最著名的进化心理学家之一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某犹太研究机构发表演讲，提出“德系犹太人天生特别聪明”；次年，他又在美国自由主义杂志《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长文，重申了这一观点。长期以来，这种说法一直是种族科学佩戴的一张微笑假面：如果说犹太人天生更聪明，按此逻辑，其他人自然就不那么聪明了。

平克的文章背景是200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德系犹太人智慧的自然历史”，由三位人类学家在犹他大学共同撰写。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认为德系犹太人的高智商分数表明他们比其他任何人（包括其他犹太人群体）更聪明。

这种进化的发展理论据信起源于公元800年到1650年之间。当时主要生活在欧洲的德系犹太人受反犹主义的限制，只能从事货币借贷生意，因为在基督徒看来，这是一种等而下之的行当。该论文认为，这种智商上的快速的进化是可能的，部分原因在于，犹太人不和外族通婚，意味着“非常低的内向基因流动”。这也是德系犹太人中家族黑蒙性痴呆和高雪氏症等基因病的发病率畸高的原因之一。研究人员声称这些疾病是指向高智力的自然选择的副产品；据说那些携带上述基因变异或等位基因的人比其他人更聪明。

平克在其发表于《新共和》上的文章中沿用了这一逻辑，又在其他地方称道那篇关于德系犹太人的论文“论证充分到位”。他接着谴责那些怀疑讨论种族间遗传差异是否具有科学价值的人，并声称“个性特征是可测量的，可在一个群体中遗传，一般而言在不同群体之间略有差异”。

在随后的几年里，尼古拉斯·韦德、查尔斯·穆雷、理查德·林恩，以及名望日增的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等一批人积极参与到关于犹太人智力的学术讨论当中，以此作为重磅材料，用以宣扬他们的观点，即不同人群的智能遗传有所不同。这个团体的另一个成员是记者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他曾在1994年为《钟形曲线》极力摇旗呐喊，在他当时任编辑的《新共和》杂志上专门撰文推介此书。2011年，他再次加入辩论，以自己的热门博客“The Dish”为平台，宣扬不同的人口群体在智能潜力上天生不同。

沙利文指出，德系犹太人和西班牙系犹太人之间的差异在数据中是“惊人的”。这是种族科学修辞学的一个典型例子，即宣称尊重数据，而不是政治立场。极右派甚至用另一个名字重新定义了种族科学，称之为“人类生物多样性”，听起来像是直接从大学课程目录中摘录出来的一样。

在种族科学的语汇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反对它的人关于人类平等的本质的追寻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臆想。最近，彼得森在一期YouTube访谈中告诉莫利纽克斯：“关于智商方面的研究文献揭示，没有人愿意陷入这种情形。”就连著名社会科学家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也批评自由主义者是“智商否定者”，他们基于一种误导性的信念，认定社会结果完全依赖于后天培养，是可变的，因而拒不接受不同人群因遗传造成智商差异的真相。

种族科学的捍卫者声称，他们只是简单地描述事实本身，而事实并不总是令人舒服。沙利文在2013年写道：“我们仍然是同一物种，正如贵宾犬和小猎犬是同一物种；但是，一般来说，贵宾犬比小猎犬更聪明，而小猎犬的嗅觉则比前者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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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重现于公众讨论中的种族“科学”——无论体现为贬抑黑人的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学说，还是所谓德系犹太人拥有更高智力水平的所谓友好主张——通常至少包含以下三种说法中的一种，而无论哪一种都没有科学事实依据。

第一种说法是，远在45000年前，当欧洲人的祖先克鲁马努人来到欧洲大陆时，他们面对的自然条件要比在非洲严峻得多。更严峻的环境挑战导致了高智商的发展。理查德·林恩在2006年写道，面对北方的寒冷气候，“智能较差的个体和部落渐渐绝迹，而更聪明的个体和部落则得以存活下来。”

这里姑且不提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农业、城镇和字母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并不以寒冷而闻名，单说一点：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表明，史前撒哈拉以南部非洲即已存在现代水平的智慧。过去15年间，南非印度洋沿岸的洞穴考古发现表明，在7~10万年前，一批生理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将赭石与骨髓脂肪和木炭仔细混合在一起制成颜料，制作珠子装饰自己，又制作鱼钩、箭头和其他复杂工具，在有的步骤中需要把它们加热到315摄氏度（600华氏度）。相关研究人员，如南非考古学家克里斯托弗·亨希尔伍德（Christopher Henshilwood）指出，这些人都是聪明的、有创造力的人，就像我们一样。正如他所说：“我们正在把现代人类拥有象征性思维能力的起点向后推——一直推到很久很久以前。”

种族科学的第二个基本论点是：人类的身体不断进化，至少直到最近为止，不同的人群进化出不同的肤色，在某些疾病的患病可能性，以及乳糖耐受性等方面均有差异。那么，凭什么认为人类的大脑就不能持续进化呢？

这里的问题在于，种族科学家们没有遵循同类比较的原则。上述的身体变化大部分涉及单个基因突变，它们可以在相对较短的进化期间内传播到整个种群。相比之下，人的智力——甚至智商评估时所测度的特定智力领域——则涉及到一个或许由数千个基因组成的网络，这方面发生任何可察觉的进化，可能至少需要10万年的时间。

“很难指出哪怕一个基因与年轻健康成年人的正常智力切实相关。”智力并不会被整齐地包装在任何一条DNA链上并贴上标签。

考虑到如此之多的基因在大脑的不同部分发挥作用，以某种方式促进智力的发展，因此，至少在过去的10万年里，认知进步的证据很少，也就不足为奇了。克鲁马努人研究领域公认的顶级专家之一、美国古人类学家伊恩·塔特萨尔（Ian Tattersall）指出，早在人类离开非洲前往亚洲和欧洲之前，他们已经在脑力方面达到了进化的顶点。他在2000年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没有适当条件在物种层面展开任何有意义的生物学进化。”

事实上，说到不同群体的潜在智力差异，人类基因组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遗传变异非常有限。1987年进行的一项DNA研究表明，今天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的非洲祖先：“线粒体夏娃”，生活在大约20万年前。由于这种在进化论语境中相对晚近的共同祖先的存在，人类群体拥有的共享基因比例较其他哺乳动物更高。例如，生活在非洲中部的黑猩猩的单一亚种，其遗传变异性比整个人类群体要大得多。

迄今为止，没有人成功地分离出任何“决定”智力的基因，指向该方向的所有研究论断都在同侪审查中化为尘土。正如爱丁堡大学认知老化专家伊恩·德瑞教授（Prof Ian Deary）所云：“很难指出哪怕一个基因与年轻健康成年人的正常智力切实相关。”智力并不会被整齐地包装在任何一条DNA链上并贴上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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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种族科学决定性地植根于第三种说法之上：不同群体的智商平均值有遗传基础。如果这种说法被驳倒，那么整座大厦——从德系犹太人智力优越论到所谓黑人贫困的必然性——就会随之崩塌。

在我们能够正确评估这些说法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智商测试的历史。公众普遍认为，智商测试提供了一种测量恒定智力的方法，但是当我们更深入地观察，就会发现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智商测试诞生于1904年，它的发明人、那位谦虚的法国人阿尔弗雷德·比内（Alfred Binet）深知人类智力太复杂，不能用一个数字来表示。他着重指出，“智力……不能用测量线性表面的那套方法来衡量，”并补充道，过分强调智商“会造成形形色色的错觉”。

但是比内的智商测试法被美国人所接受，他们认为智商是与生俱来的，并运用这套方法来指导移民政策、种族隔离主义政策和优生政策。早期的智商测试包含了大量的文化问题。（比如，一战期间美国士兵智商测试中有一道题：“卡菲尔人有几条腿？2，4，6，8?”）随着时间的推移，测试内容逐渐不那么变态，并已证明在测量特定智力倾向方面是有用的。但我们并不能从中得知，智商得分的主要影响因素究竟是基因还是环境。要想弄清这点，需要更多的信息。

检验这个假说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看你能否通过学习提高智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表明纯属环境因素的教育水平会影响智商测试得分。众所周知，经过有针对性的智商测试练习，测试得分就会上升，但是其他形式的学习也会有所帮助。2008年，瑞士研究人员招募了70名学生，其中一半学生练习基于记忆的电脑游戏。结果这35名学生的智商测试得分都有所提高，而另外35名在整整19周的试验中每天进行针对性练习的学生，分数提升幅度最大。

另一种用来证明智商取决于先天而非后天因素的方法，是在同卵双胞胎出生时加以鉴别，然后安排他们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中长大。但这种实例并不常见，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一直令人怀疑——比如20世纪英国心理学家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的研究，他声称已经证明了智商是与生俱来的。（伯特死后，人们发现他伪造了很大一部分数据。）

1979年，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心理学家托马斯·布沙尔（Thomas Bouchard）发起了一项真正的双胞胎研究，尽管该研究的资助方是公然持种族主义立场的先锋基金（Pioneer Funds），但他的研究结果令人颇感兴趣。他研究了同卵双胞胎，他们有相同的基因，但是在出生之时就被分开了。由此可以看出环境和生物学因素在同卵双胞胎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贡献。他的理念是，如果这对双胞胎在不同环境中长大，但是出现了相同的特征，那就说明基因在其中起到主要作用。

问题在于，该研究中的大多数同卵双胞胎被收养到同一类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因此，他们最终发展出相似的智商水平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极少数情况下，双胞胎被收养到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教育水平的家庭当中，结果智商差异很大，其中一对双胞胎智商相差20分，另一对双胞胎智商相差29分，套用某些智商分类术语来讲，这相当于“迟钝”和“高智商”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在环境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后天教育对智商的影响似乎比先天禀赋要大得多。

然而，百年以来，人类基因并未发生改变。在这段时间里，人们更多地接触到抽象逻辑，而这恰恰是智商测试所测量的那一小块智力领域。

但是，当你的目光从个体转移到整个群体时会发生什么呢？先天因素是否仍对智商平均值有所影响？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智商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或许非新西兰人吉姆·弗林（Jim Flynn）莫属。智商测试是一种校准测试，在任何特定时间全体测试对象的智商均值都是100。在20世纪90年代，弗林发现，如果要维持这个平均值，每一代智商测试都必须更具挑战性。他发现，按照现行标准衡量，一百年前人们的平均智商为70分左右。

然而，百年以来，人类基因并未发生改变。但弗林指出，在这段时间里，人们更多地接触到抽象逻辑，而这恰恰是智商测试所测量的那一小块智力领域。有些人群比其他人更多接触到抽象的事物，这就是他们的平均智商得分不同的原因所在。弗林据此得出结论，不同种群之间的智商均值不同，完全取决于环境因素的影响。

在一些人群中观察到的平均智商分数的变化，进一步证实了以上结论。提升速度最快的是肯尼亚儿童，一项研究显示，在1984年至1998年的14年里，肯尼亚儿童的平均智商提升了26.3分。究其原因，与基因完全无关。相反，研究人员发现，在半代人的时间里，肯尼亚儿童的营养状况、健康状况和父母识字率均有所提高。

那么，德系犹太人的情形又当如何解释？自从2005年犹他大学的那篇论文发表以来，其他科学家的DNA研究表明，德系犹太人的遗传孤立程度远低于该论文描述的状况。针对“德系犹太人群的高发遗传病源于快速的自然选择”这种观点，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些疾病是由一个随机突变引起的。而且，没有证据表明携带此类致病基因变体者的智力水平比其他人更高或者更低。

但是在智商测试方面，这篇论文却实实在在地遇到了难以逾越的绊脚石。二十世纪头二十年间进行的多次智商测试屡屡表明，德系犹太裔美国人的得分低于平均水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美国士兵进行的智商测试发现，北欧人的得分大大高于犹太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尔·布里格姆（Carl Brigham）对考试数据进行了分析，他写道：“我们的数据……更倾向于反驳普遍认为犹太人非常聪明的观点。”然而，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的智商测试分数却高于平均水平。

针对以色列两代米兹拉希犹太儿童的研究结果也可以看出类似的模式：老一代的智商为92.8，年轻一代是101.3。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在1948年和1990年，美籍华人的平均智商分别为97分和108.6分。1972年到2002年间，非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之间的智商差距缩小了5.5个百分点。

没有人可以合理地宣称，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犹太人、华裔美国人或者非裔美国人的基因发生了变化。纽约大学的人类遗传学项目负责人哈里·奥斯特雷（Harry Ostrer）在读过犹他大学的那篇论文之后，对史蒂芬·平克的观点表示异议：“从科学角度而言它很糟糕，不是因为其论点非常冒犯人，而是因为它是糟糕的遗传学研究和糟糕的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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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已经奠定了我们对真实的科学的认知。这位曾经凭借一己之力解码人类基因组的美国生物学家，针对“种族与智力之间存在关联”的主张，公开宣称：“在科学事实或人类遗传密码中，没有任何依据能证明肤色可以预测智力。”

然而，种族科学仍不放弃支持右翼的臆想。今天的右翼活动家们从既往争论中汲取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他们利用YouTube平台，攻击左翼自由派媒体和学术机构，指责它们不愿意正视“事实”，随后，他们将种族科学用作一种政治手段，推进他们小政府、反福利、反外援的纲领。

时至今日，这些政治目标变得越发清晰可辨。在对尼古拉斯·韦德的访谈过程中，斯蒂芬·莫利纽克斯指出，不同的社会结果乃是不同种族间的先天智商差异造成的——如他所云，结果就是高智商的德系犹太人和低智商的黑人。韦德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在影响黑人社会结果方面，“偏见所起的作用很小，而且还在不断减少”。紧接着，他便开始谴责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是一种浪费”。

与此类似，萨姆·哈里斯在播客里采访查尔斯·穆雷时，指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钟形曲线》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喜爱，继而询问探讨种族智力差异的目的何在？穆雷立即不失时机地表示：它可用于抵制某些政策，比如，基于“无论男女、无论种族，人人平等”的理念而制定的教育和就业平权法案。

种族科学不会很快消失。其主张只能靠着科学和教育，缓慢然而刻意地予以消除。而且，这些主张必须被消除——不仅因为它们会造成可怕的人道主义灾难，更因为它们确实是错的。右翼人士声称，这些观念在政治上令人不适，因而可能受到审查制度或污名化的威胁。但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此。归根结底，种族科学是糟糕的科学。或者说，它根本不是科学。

翻译：武权

校对：Lynda

编辑：EON

原文：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mar/02/the-unwelcome-revival-of-race-science

我们骑跨赤裸的神经元，剥去它们的鞘，直至生命最幸福的时刻和最深刻的亲密关系。

当我还是一名神经解剖学学生的时候，曾解剖过一颗装在半加仑桶内的人脑。我们的实验室手册绘制出了大脑的原位图，那是沿中线切开的半颗爱尔兰老人的头颅，图谱画出了各个部位正常工作时该有的样子。我和实验室的合作伙伴花了整整一个学期，层层剥开那颗头颅，了解它所积累的经历。我们用拉丁语和希腊语给出粗略的轮廓标签。在考试中，我们可能会在脑桥和延髓的小分区里寻找如针一般的细小结构，可能会被要求描绘出小孩碰到热炉后瞬间缩手时的信息流。这些正是神经科学的魅力：它提供了一份经验的图谱，一份只需用柳叶刀和镇定的双手便可描绘的图谱。那年我21岁，震惊万分，彻底被迷住。

大概过了一年，我加入了几名研究生的午后活动，在齐踝深的水塘到齐腰深的水域中捕捞各式各样的鱼类。带领我们的是一位见解独特、思维灵活的鱼类学教授，他手把手教我如何使用围网：把手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倾斜渔网，它会在我的身后漂荡。他还教给我怎样在水里移动，把鱼儿赶进渔网中去。尽管我对这些知之甚少，他仍然很尊重我。当我眺望着蜿蜒在伊利诺斯州平原的费米利恩河时，他问我：“既然你是一名神经生物学家，那么告诉我：为何水流会如此迷人？”

或许是因为那溪水潺涓、浮光跃金，时而平静时而捉摸不定，我把答案留在了心里。那时的我们不会想到在今后的20年里，我们会继续讨论他这个奇怪的问题和当时尴尬的沉默。

也许我们太羞于谈论自己的奇思妙想。神经科学家想要的不仅仅是绘制大脑的“通航水域”，条条支流，潺潺涟漪。我们对大脑中负责情爱与欲望的区域完成了元分析。就算我们拥有了这份有关情欲的、亲密的“地形图”，那又怎样？正如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所写：“你们掌握的那些事实很有用，但它们并不是我的家园。”我们真的可以了解到为何刹那的接触会使心狂跳不止吗？为何那一瞬间的触觉感受会主观延长，十年之后才消失殆尽？答案应该始于皮肤，止于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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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当苏格兰医生亨利·福尔德斯（Henry Faulds）漫步日本海滩时，发现陶器碎片中留有史前工匠的指痕。而当时通过类似方法制作的壶器可以显示出更多的细节，这促使他开始注意人手之间的细微差异。当时的博物学家通常在叶子表层刷上薄层印刷油墨，把植物的纹路转印到纸上，以记录异国蕨类植物的微妙形态。福尔德斯对手指和手掌的复杂纹路做了类似的记录，发现他的朋友和同事们都不一样。

1880年，福尔德斯发表了他的发现，并在文章中提出将手印运用到犯罪学中。他建议使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把手印印在玻璃上，重叠处就可以利用幻灯投影出来。从烟灰或血液中采集到的信息可用于确定或排除嫌疑人，而残缺无头尸体的身份也可以因此而得以鉴别。

福尔德斯很快收到了威廉·赫歇尔爵士（Sir William Herschel）的回应：他已经开始用指纹识别孟加拉国的囚犯和抚恤金领取者。赫歇尔把收集到的大量指纹数据传递给了弗朗西斯·高尔顿（Sir Francis Galton）。高尔顿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表亲，同时也是数据统计的先驱。1892年，高尔顿比较了指尖中央球部的斗形、箕形和弓形纹路，在这个小小的三角区域里，细纹交汇于一点，发出无数种排列组合。高尔顿估计出现两枚指纹相同的概率大约是六百四十亿分之一。显然，我们的手纹线和指纹的组合比世界上存在的手指的数量还要多的多。至此，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指纹似乎已成为身份的代名词。

电压每次激增，都能长成一分微小而可预测的愉悦。

指纹拥有多样性，也就意味着同样存在恒常性。做个小实验：舔一下手指，就像你看书翻页时做的那样。你会本能地舔在手指捏住轻小物体的地方，在这个区域的中央，绕着中心一圈圈堆砌起来的脊线和凹纹，正是指纹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你在物体上往任意方向移动手指，物体将沿垂直于指纹脊线的方向运动，这样能保证摩擦力作用在每一条脊线上，好似推墙一样。指尖中心的球形部分包含了最精细、最密集的脊线。如果你沿着手指往掌心看，可以清楚地发现脊线越来越宽。我们手指上最最精细的脊线正好位于我们手指最先触碰到物体的区域中央，这绝非巧合——那里同样也是触觉神经末梢最密集的地方。回想一下你是如何爱抚恋人的——指尖慢慢地滑过皮肤，抑或展开手掌，最大面积接触恋人的肌肤。

当触觉的压力和深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受体神经元的表面变形、细胞拉伸，直到压力大到足以打开相关通道，让盐离子流入和流出细胞。离子流引起的电压变化沿着神经轴索传入脊髓，继而传递到其他神经细胞，最终到达大脑。我们之所以能判断物体的光滑程度和柔韧程度，是因为传递压力分布状况的神经冲动可以快速到达我们的大脑，从而在短时间内分辨触觉的变化。假如没有这种能力，触觉感受就会像半速播放的磁带那样，模糊又粗糙。和其他物种一样，我们通过让“导线”绝缘来达到这一传递速度。神经细胞高度分化，需要伴细胞（companion cell）辅助维持生存。一些伴细胞分化成了包封轴突的形式，一层层扁平地包裹在轴突的外侧，就像包裹着小宝宝的特大号襁褓，又像电线的橡胶涂层。

绝缘神经元（译者注：有髓神经纤维）负责细微的触觉，但是人体内还有第二类感觉神经元没有髓鞘包裹。这些裸露的神经末梢反应较慢，会对较粗糙的刺激作出反应。科学早已证明，这些无髓鞘神经元能回应温度、疼痛和瘙痒。但直到最近研究才发现，它们也能回应爱抚带来的愉悦感。当人类被试的皮肤被轻缓抚摸时，瑞典的研究人员记录下了神经元的相关数据。电压每次激增，都对应一分微小但可预测的愉悦感受。虽然在手指和手掌上的无毛皮肤中未发现这类神经元，但它们存在于身体的其他部分；也许你会带着爱意抚慰它们。无髓鞘神经纤维大量存在于常并在一起讨论的一类部位：嘴唇、乳头、生殖器和肛门。阴蒂和龟头里密布着感觉神经元的无髓末端。令人惊叹的是，我们通常认为这些神经元负责痛觉，仿佛我们不曾了解性接触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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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星期五，我都和一群鱼类学家在附近的酒吧聚会。我喜欢醉醺醺的辩论，乐意在湿纸巾上记录精心构思的论据，热爱喧嚣和嬉笑。某天晚上，我偶遇了从前的神经解剖学搭档，感觉亲切又激动。当我们握手再见时，我假装没注意到他悄悄用中指挠我的掌心。这种隐晦的触摸很奇怪，至少在美国中西部是这样，这是一个童年时期表示暧昧的暗示。从成年男子那里收到这个手势真是很独特的体验。我和朋友一起分析了手势的涵义。这并不是他唯一一次的特殊举动：他知道我没有摩托车，但是还是不止一次邀请我和他一起骑车兜风。

在进一步的公开分析中，我却没有提及到，他在我掌心的抚摸刺激得我背脊一麻。私下里我记录下了内心的震撼，并把带有记录的笔记本藏进了一个盒子。产生这样的情绪波动，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是某个人的性趣对象。这种情绪波动配合具有性意味的语境，一些情欲“电荷”自然会产生；情欲“电荷”加上我体内压抑的情感“能量”，这不难解释为什么我会心率上升、下体一硬。

虽然我可以接受这个不太靠谱的结论，但我发现，我越来越难以否认自己的迷恋之情——对于那位沉迷于流水的生物学家。我期待每周五他的陪伴；若在拥挤的桌子上我们意外产生亲密接触，我会十分高兴。快乐的时光延续至深夜，我们在酒醉之中讨论关于性向的生物学。

我知道很多神经内分泌学的知识：睾酮的释放受任意与性欲相关的气味控制、著名研究的取样偏误、人类大脑的可塑性。49岁的他问，如果性向是如此的不固定，那我为什么不和男人睡觉。我反驳说，虽然我没有同性关系的经历，但事实上，我会考虑在合适情况下和同性睡一觉。房间突然显得又吵闹又封闭。于是我们付了账单，他开车送我回家。尴尬地在我家门前停车，熄火，瞎扯一番明天的工作后，我下了他的车。

不久后，我们偷偷溜出去吃午餐。我们一同欣赏日环食在斑驳的树荫下投射明亮的光环。私下他教我如何在几英寸深的激流里依靠呼吸管浮潜，面朝着光滑的石头，捕捉五颜六色的鱼儿。

在这部分裸露的信息流中，触感可以是温暖的、激动的，甚至是充满痛苦的。

每个触觉感受器把电压向上传递至脊髓和大脑，像藏着信息的漂流瓶似的，电压沿着由感觉神经轴突构成的细长通路流动。每条电流会传达自己的信息，无数的电流合并成两条北上的信息流。

在这些信息流中，不同触觉有着不同的通路。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神经外科医生威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利用电流刺激癫痫患者的大脑，探索癫痫相关的大脑皮层区域。患者在整个过程中必须保持清醒，以便医生询问他们经受微弱电流刺激时的体验。仅仅是电流便足以引起手臂的触觉感受；当这附近的皮层区域受刺激时，就会感觉肩膀被触摸。

彭菲尔德发现大脑里有准确的“体表控制地图”。他沿着皮层上的一条条褶皱研究，绘制出大脑中负责触觉和运动的区域，同身体表面不同位置的映射示意图。他绘制的感官侏儒（homunculus）是神经科学中的标志性形象——身体扭曲变形，就像早期的世界地图，“畸形”程度反映了不同部位的触觉发达程度。 例如，人体对触觉最敏感的区域变得膨胀。“人体映射示意图”的三维重建以怪异漫画的形式揭示了人类的进化之路。我们的手指、脸庞、手掌、嘴唇、舌头和生殖器均变得过大。大脑对于运动的控制也呈现类似的扭曲——手和嘴的触觉感受和运动控制都相当精确。弹琴或者“吹箫”，会激起同等程度的、专门化的感觉和运动。

或许，触觉最大的特性就是帮助我们揭示了大脑强大的可塑性。一些人生下来带有“并指”，即多根手指合并生长在一起，该组手指被大脑认为是一个单位。当手指被分开，它们对应的皮层控制区域也会跟着变化，产生新的独立边界。专业的弦乐家可以用左手弹出和弦或咏叹调。演奏滑音、断音、颤音，左手对应的皮层也会逐渐扩大。

如果不断使用能引起神经表征扩大，那么停用则会导致它们缩小，这会让相邻的神经元占据空出的空间。与面部触觉的相关神经元毗邻手臂的神经表征；在失去胳膊的截肢者的大脑中发现，面部触觉的神经表征扩大，占据了临近闲置的区域。生殖器的触觉神经元和骨盆肌肉的控制神经元并列在皮层的中心凹处，就在足部对应的皮层区域下方。在神经可塑性方面有一个极具启发意义的例子，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神经科学家拉马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援引了两名截肢者的案例，称他们失去一只脚，生殖器官的敏感性却因此提高了。一名病人报告称，他的高潮可以从生殖器延伸到幻足上。

拉马钱德兰的一名学生推测，这种“大脑重组”助推了中国封建时代缠足习俗的流行和发展。1912年，缠足被废除。缠足这种残忍的行为是将年轻女孩的脚弯曲、束缚，历经多年，直到脚掌折叠成皮夹状，或者说好听点，莲花状。虽然缠足的初衷是令女性走起路来显得婀娜多姿，但圣迭戈的临床医生保罗·麦克戈奇（Paul McGeoch）认为，这些女性也会经历足部对应的皮层萎缩和生殖器神经侵占空间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英文学术界开始引用赞美缠足的文章。一些人宣称缠足改善了阴道状况，或者足部对性抚摸的反应异常敏感。这些文献莫名其妙地和缠足及厌女症相联，但它与我们对皮层可塑性的理解却是一致的。

触觉改变造成的神经表征变化揭示了经历对大脑发展的影响。大脑的发展与无数神经元的增长或衰退相关；神经元的树突和轴突被流经它们的信息所改变。一位专业音乐家朋友长期在欧洲工作，抄写为中提琴创作的珍稀音乐，时常睡在浴室中。在他家里，他在一张地图上用图钉标注一些城市——他与这些城市里的人发生过性关系。地图上布满了图钉。我试图想象他的大脑皮层是什么样的。他是用左手指触摸皮肤的吗？当他热情洋溢地演奏协奏曲时，嘴唇是否在颤抖？我们在世上走过的道路改变了自己，这些经历丰富多彩而又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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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醉酒辩论两个多月后的寒假，我陪同生物学家前往委内瑞拉。在起飞前一天晚上，我第一次完成了博士项目的申请。我用针式打印机整理了草稿，剪开后在酒店的办公室复印。起飞前几个小时，寄出了最后一份申请书。几小时后，飞机降落，我是近视，把大海上的加勒比群岛认成了白日里的星星。加拉加斯是一座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还有更多的人挤到了城市周围的山上。我们途经了一片公交车“墓地”，车辆白色的框架如白骨一般深陷入了土壤。机场相当混乱，团队带领我们前往一家酒店，在那里度过一夜后，又出发去内陆。

在洛斯亚诺斯大草原的第一个早晨，我们醒来便遇到了房东——一位在当地大学工作的年迈移民，边弹钢琴边唱佩茜·克莱恩（Patsy Cline）的歌，煮咖啡时会用滤网过滤煮沸的牛奶。第二天，我们驾驶着两架老吉普和一辆路虎驶入了委内瑞拉的大草原。北美洲正逢冬季，人们更愿在南美的洛斯亚诺斯度过一段时间，探索草原的神奇与美丽。在潮湿的季节，浩瀚的平原会被奥里诺科河的水淹没。到十二月时，热度又会蒸发浅层地表水，留下充满种种野生动物的池塘：色彩鲜艳的鱼类，和它们种类繁多的天敌——淡水豚、鹳和蟒蛇。

在接下来的10天里我们开车，露营，骑行。我们开车到达圭亚那地盾，那里布满火山岩，就像月球一样。我们把凯门鳄从渔网取下，油炸水虎鱼做晚饭；还有一只巨大的食蚁兽穿过我们的营地。那几天我所经历的冒险、友谊和亲密，比以前在生活体验过的总和还要多。那里到处都有鱼可抓，供我们随意拍照，留作科研素材。每天晚上，我们两人紧紧地抱住彼此，好像随时都可能有人进来把我们分开一样。

无髓鞘感觉神经元形成了一条与触觉性质相关的信息流，即触觉的实质涵义。在这部分裸露的信息流中，触感可以是温暖的、激动的，甚至是充满痛苦的。多条支流聚集到负责区分触觉的“流域”中，这个部分为我们对纹理质地的体验赋予含义。裸露的信息流也会经过一条通道上溯至终点，这条通道在解剖学上被称为前外侧系统。前外侧系统和大脑负责调节我们的社会经历以及亲密性关系。

哺乳动物同伴被称为“宠物”，是因为抚摸它们和因抚摸产生的催产素牢牢维系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例如，下丘脑是位于人体上颚之上的脑区，负责协调激素的释放，也负责调节排卵和精子的产生。作为对下丘脑调节的回应，性腺细胞会分泌多种激素，如睾酮、雌激素、黄体酮，每一种都会产生生殖刺激。在脊椎动物中，排卵前雌激素会逐渐上升，而后黄体酮迅速增多。渴望交配的雌鼠会拱起背部，尾巴挪到一边，方便雄鼠进入。20世纪70年代，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在雄鼠的爪子上涂墨水，以记录交配时雄鼠抓住的雌鼠的腰臀位置。一旦雌鼠发情，它们体侧的墨迹显示：即使雄鼠放错爪子的位置，它们也不会发怒。雄鼠紧紧靠在雌鼠拱起的背上，这样的触觉通过前外侧系统传入雌鼠的大脑——这是一个在我们想到去问母亲、恋人、朋友给予的抚摸是否有共通之处以前，一直都被我们忽略了的事实。

一种特别著名的激素——催产素，受到各种触感的刺激后从下丘脑中释放出来。新生儿和母亲之间的肌肤会促进催产素释放。哺乳期间，婴儿吮吸乳汁的感觉也会促进催产素的释放，从而引起母乳的分泌。催产素分泌的场景有很多，按摩、拥抱、狒狒群体间互相整理毛发、啮齿动物舔舐幼崽等等。罗马尼亚孤儿院里的儿童很少被抚摸，缺乏情感体验，同时他们血液中催产素的水平也较低。催产素被视为与父母、朋友或情人形成永久情感纽带的基础。据推测，哺乳动物同伴被称为“宠物”，是因为抚摸它们和因抚摸产生的催产素牢牢维系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它们皮毛柔软，与狼或非洲野猫大不相同，似乎是为了我们触觉的愉悦而专门设计的。盯着你狗狗的眼睛看，若时机刚好，你大脑自然会释放催产素。

另一种由下丘脑释放的蛋白质类激素β—内啡呔，尽管较少受到重视，但它增加快感和抑制疼痛的效力非常显著。内啡肽的受体与吗啡、海洛因和奥施康定等麻醉类药物的靶细胞相同，它们均能提供独特的愉悦温暖的体验。抚摸能刺激内啡肽释放。灵长类动物是触觉感知型的社会动物。如果不需要抚摸就能产生内啡肽，我们会失去相互抚摸的兴趣，猕猴也会厌倦被梳理毛发，就好像海洛因成瘾者厌倦了性爱一样。我们身体内的内啡肽也许能解释，为何在难眠的夜晚，恋人纠缠的躯体是如此美妙，令人沉醉。合成型麻醉剂能给人带来纯净的拥抱体验、纯粹的温暖和慰藉，但在清醒时，我们无法拥有这些极其强烈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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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年末，我得出发去国家的另一端开始博士项目。生物学家帮我把行李打包，放进了一辆破旧的福特野马。尽管我们认为在一起的时光结束了，我仍在第一年寒假重返草原，与他带来的一大群学生和科学家们一起工作学习。大草原仍然美得令人窒息，但紧张的工作让我们少了彼此间的慰藉，也没有过多的私人时间。我们相处得太过拘谨，以至于最终我忍不住向他发火——这也惹怒了他。然而，生活中还是有一些美好的瞬间，让集体生活不那么乏味沉闷。

在其中一站，我们发现了一段狭窄的河流，水流下的河床宽阔平坦，裸露着石子。我们带上工具，两人或四人一组，踏入蜿蜒曲折的河流，将藏在岩石和缝隙中的鱼赶进我们的网兜。我独自前进，来到一处，那儿的水流在石面冲刷出一个几英尺深的小坑。湍急的水流里，甲鲶鱼藏身于黑暗的角落中静待夜幕将临。我戴上面罩和呼吸管，没脱衣服就扎入水底，紧紧抓着岩石稳住身体。河水不断拉扯着我，我握住岩石，向上望着那阴影里的鱼群。那儿约摸有六条，每条都有8到10英寸长，有着红木般的甲壳，鱼肚子压在石头上。当我憋不住气时，我冒出水面，站起身吹出呼吸管里的水换气。我看见他在远远地望着我——这让我感到了刹那的幸福。

一天夜里，我们小队扎营在偏远的河岸边，位于阿普雷河（西班牙语：Rio Apure）某处，这条河流附近有很多奇异的生物。我们头一次听到红面吼猴低沉的吼声。一名来自皮奥里亚的爬虫专业的学生从灌木丛中跑了出来，手里握着一只蜥蜴。“那是什么？”他喊道，“是野猪么？”后来还是在那里，当我趟过浑水时，突然感到一阵被叮咬的尖锐刺痛。那是一条电鳗，我们后来在围网里捕获了它——体长3英尺，有着红色的下巴和鲶鱼似的光不溜秋的头顶。这之后我们又抓到了44种鱼。我们拍了照片，扎了帐篷，畅饮朗姆酒。那晚，马群雷鸣般的嘶吼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它们从营地旁奔腾而过，帐篷随着马群的踢踏颤抖不止。

电鳗是一种体型相对巨大的长刀鱼（一种刀形鱼类），可以利用电流感知浑水中猎物的位置。电流是神经和肌肉的语言，最初长刀鱼用它探索暗处，而它的近亲电鳗则放大强化体内的电流，用来狩猎和恐吓。不均匀地分布在单个神经元上的盐离子所产生的电压通常小于0.1伏，而电鳗可以产生600伏电压，这足以为几个大型电器短时供电，给神经痛觉通路带来爆击更是绰绰有余。这种疼痛似乎有长久的历史。如果把目光从人类移到其他灵长类、啮齿类、哺乳类，乃至爬行动物、禽类或蛙类，我们会发现相同的神经解剖学路径。目光再远一点，越过电鳗，穿过海参和海星，到达昆虫类。痛觉的神经路径变得难觅踪迹，但是我们仍能找到类似于痛苦的感受。果蝇，常被用于遗传学研究，能学会规避带有任意气味的轻微电击。学会给一种动物造成痛苦，也就能给其他所有动物痛觉体验。生物规律是“吝啬”的，总有相似之处。

抚摸的舒适感到底存在多久了？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指出，古老的灵长类动物间存在互相梳理毛发和抚摸的行为，如黑猩猩、大猩猩、狒狒和猕猴等。一些狮尾狒群体甚至会花费20%的时间用于梳理毛发。利用抚摸加强社会纽带，这种行为似乎已存在3000万年了。但是，和美洲的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在这种社交行为出现的2000万年以前，红面吼猴在这革新的行为出现之前，就已经从人类的种群中分离了出去——它们不能体会到这种与性无关的亲密行为带来的乐趣。

积极的、充满爱意的抚摸从何而来？也许在3.5亿年前，脊椎动物第一次学会交媾时便发生了。

即便红面吼猴可能无法从拥抱中体会到任何喜悦，另一些南美洲的同类却偏爱此道。比如，一对伶猴就时常拥抱，梳理毛发，或者把尾巴缠在一起。在哺乳动物中，互相交流的习性也在不断发展。新的学说认为，亲代抚养机制源于自然选择。例如，繁衍和哺乳引起母体分泌催产素，加强了母亲与婴儿的联系。催产素促进了草原田鼠雌雄之间的配对——这种啮齿动物分布在美国中西部，以家庭为单位活动。性高潮、伴侣和家人的爱抚都会促进催产素释放。催产素只是众多神经调质的一种，它在抚育方面的作用已经塑造了我们的性生活与社会生活。

除了哺乳动物，鸟类同样会关爱幼崽，它们通常结对繁殖。它们会梳理羽毛，咕咕叫，却不会分娩和哺乳。那么，它们的大脑怎么决定自己应该爱谁？难道鸟类的依附关系是一种全新的感情？还是说，各种亲密关系是由更深层更古老的机理转换而来？积极的、充满爱意的抚摸从何而来？也许在3.5亿年前，脊椎动物第一次学会交媾时便发生了。

体内受精是陆上脊椎动物的特征，比如爬行动物、哺乳动物和鸟类。发表于2011年的一篇论文指出，通过对小鼠进行基因工程改造，它们的神经元能够发光便于计数，这样能找到对抚摸敏感的神经元。作者客观地表示，这些神经元主要分布在脊髓内支配生殖器的区域。鉴于性感带的神经元末梢和爱抚的感受器很相似，它们的功能自然也很相像——将在肌肤上游走的抚摸转化为快乐的火花——似乎可以说，触摸的愉悦起源于交媾的痛感。

还有个小问题。沿着族谱继续回溯——这次不再与其他脊椎动物作比较——而是青蛙和蝾螈。两栖动物早在体内受精出现之前就从演化树上分离出去了。然而，和人类的近亲一样，它们的交配往往需要抱对：雄性用双腿夹住雌性，分别释放精子和卵子。把生殖细胞混合在一起，这对于陆生脊椎动物和一些四条腿生物来说至关重要——毕竟它们不能把生殖细胞排放到大海里，通过水流传播。也许我们会把肢体的亲密同呼吸的空气和已离开的水域相联系，事实上，它存在于彼此交织的四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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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相距千里，我们总是会努力待在一起。多年来，我们在专业会议上相见，一起进行短途旅行，一起度过漫长假期——总能从工作中挤出几天到几个星期。我们每一次相处总是短暂又热烈。在公共场合，我们遵守礼节规则；无言地互相膝盖碰膝盖，在影院灯光暗下、眼睛尚未适应黑暗时握住对方的手。八年分别再聚后，我们变得更加宽容，谨慎地分享了我们与他人交往时稍纵即逝的亲密时刻，就像密谋反对传统的同谋者。

我很快就要博士毕业，继续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他也将从科研岗位离职到华盛顿应聘。最终，我被聘为一名大学教师，而他选择提前退休，与我一道去大学城，那里树木茂盛，气候湿润，布满了自行车道。我们买了一所房子，逐渐习惯了一起生活。我们在一起裸睡：刚开始我们面对面，后来一个人抱着另一个，然后换位，彼此搂着直到天明。我们即便可以好几天或几周忍受双方性格上的极大差异，长时间的同居最终让我们都疲惫不堪。一场吵闹后，我们和衣而睡。与疯狂的过去相比，现在的性爱显得平淡又多余。那年春天，当他在奥沙克山脉间捕鱼时，我另寻了新欢。

夏天一到，我就逃到云雾缭绕的巴拿马山谷中，开始了田野调查的时光。当我在草丛中探寻时，无线电接收器探测到了神秘的电流声——藏匿于深处的老鼠在唱歌。那儿长期湿冷，我和公园守卫一起住的那间房子没有电力和暖气。我难受的时候就喝朗姆酒、抽大卷烟——那是一个同尼加拉瓜反叛份子打了六年仗的男人送给我的。独居之时，我的思绪就会飘向柔和的、幻想之中的亲密关系：星期天清晨，一起躺在吊床上阅读报纸；工作日晚上，一同分享葡萄酒和温暖的沐浴。

我们对亲密行为的渴望源自灵长类动物的基因遗传。社会心理学家，可以说是最专业的灵长类动物学家了，他们记录了触觉在人类群体中扮演的复杂角色。比如，被销售人员触碰过的客户态度更加友好；我们习惯给接触过的服务员更多小费；在公共电话亭发现遗落的硬币后，如果失主在离开前触碰过我们，我们更倾向于把钱还给他。当然，接触的身体位置很有讲究。比如，大多数人对理发师保有一定的忠诚度。其他人群也有类似的例子。在南非和纳米比亚，进行狩猎采集活动的昆申（ !Kung San）部落中，女性形成了理发组织，这有助于确定和维持社会地位。在大学生和青少年中，电动剪刀和卷发器似乎发挥了类似的作用。虽然许多文化中，多数成年人已经将这一工作委托给了熟练的专业人士，但我们对这些人士展现的忠诚并不会表示给其他服务者。我从不限制自己去单一的餐厅，或只找固定的店员买衣服。我们是社会动物，在很大程度上，自我的身份是由我们接触的人和接触我们的人所界定。

触碰将我们嵌入社交网络。我们选择公开哪些接触以及向谁坦白，这些选择将我们定义为一个群体。

我们对触摸的反应传递了放松和信任，而且愿意被多次触碰更是体现了给对方的信任。 触摸让双方关系变得亲密，我们的顺从意味着双方都默许这一发展。社会科学家观察了爱情中出现的抚摸，得到了普遍性较高的结论。在追求的早期，男性往往比女性更容易主动抚摸对方。在求婚的兴奋期，爱抚的频率会因互表爱意而增加。作出爱情的承诺后，亲密的爱抚似乎有所减少，而女性会继续主动爱抚，男性会更加热烈地回应爱抚，往复交替。我们通过能感受爱抚的神经元传达兴趣和承诺。当伴侣需要承诺时，便恢复抚摸；当需要自主的空间时，则主动减少抚摸——从而找到温柔舒适的相处方式。绝大多数人都能不经训练就理解这些亲密的信号。

触碰交流不仅发生在我们和朋友与恋人之间，也发生在我们与周围的人群间。我们在私密空间里的触碰交流及其对象，与公开场合中的触碰是大不相同的。在198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密苏里大学的心理学家弗兰克·威利斯（Frank Willis）和克里斯汀·林克（Christine Rinck）要求本科生被试记录他们给予和接受的触碰。1498次接触中有779次被认为是私密行为，包括：亲吻面颊、抚摸大腿、生殖器间的摩擦——这些互动大多数发生在私密空间，比如家里和汽车中。以此类推，我们会为自己的不忠感到羞耻，至少不愿意透露这些事情。所以对拥有一个情人这件事要慎重考虑：触碰将我们嵌入社交网络。我们选择性公开的那些接触以及坦白的对象，会将我们定义为一个群体。

当彭菲尔德绘制触觉和运动的皮层图时，有一块出现了明显的缺失。皮层中缺少痛觉和温觉的区域，那是明显可以打破意识表层的地方。当代的研究方法表示，表现强烈情感的触觉与皮层中被称为“脑岛”的隐藏区域有关。用电极刺激脑岛，你会体会到疼痛或温暖的感觉。轻抚手臂，脑岛便会被激活。如果有一名男子躺在大学医院的功能核磁共振仪器上，即便周围嘈杂又超然，但当女友给他手淫时，他的脑岛仍会出现激活现象。

看起来，身体的感觉会集中在岛叶皮层的后端，然后向前移动到前脑岛，同时与身体状态相关的信息融合在一起，这类信息包括饥饿、性欲、警觉，和被情感中心过滤的、来自外部世界的感觉。中风和外伤导致的脑岛损伤会导致病态的缺陷。

躯体失认症患者感受不到身体的存在，他们可能认不出自己的胳膊，或者把别人的胳膊当成自己的。失认症是指自身有病却不自知的可怕疾病。比如，失明的人相信自己能看到。或者身躯麻痹，又坚信自己拥有“感受”。有一种解释是，前脑岛负责自身存在的感觉，而这感觉是皮肤将相关体验的神经信息流处理过后感受到的触觉。前脑岛的损伤会混乱这一信息流，导致我们最安全的知识——包含我们对身体的 “所有权”和完整的感官体验的知识——不过是一个脆弱的叙述罢了。

岛叶皮层不仅在感受抚摸时活跃，在想到抚摸时也会变得活跃。它不仅在痛苦和想到痛苦时活跃，想到其他人的痛苦时也会如此。这也是身体感到疼痛的原因。我们有时感到痛苦，或许这都怪岛叶皮层——失恋后消极颓废，喝多了躺在混合了眼泪和尿液的浴缸里，任由黑色的烟蒂漂在水面上。也许我们可以指责它令生命像断骨一般悸动。我们沉浸于主观感受，对于时间的体验无限扩大。脑岛的活动大概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十年之后仍可以记得：两人在房间里的位置，一个站着，另一个坐着，气氛紧张地交谈，时有停顿；交谈中说了某句话，尴尬的局面渐渐转为和谐。我们也许可以据此解释记忆的不连贯性——记忆点之间总是存在间隔。往前跳跃几天，就能记起一个怀抱的温暖，一段舞步的纠结；正如威利·纳尔逊所请求的那样：不要忘记。再往前回溯几个月：我们在橡树下骑行，苔藓稀疏，露水尚浓；我们在潺潺溪流中猎捕颔针鱼；我们在昏暗酒吧里小酌，时光流淌，暮色四合。仿佛电影胶片快速回放，我们之间的激情一祯一祯凋零。也许岛叶才是心灵公正的编辑，当挚爱枯萎成一段旧时光，它默默收集过去的碎片。嗯，可能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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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访问华盛顿特区时，我在美国国家美术馆稍作停留，欣赏查克·克劳斯（Chuck Close）的作品《范妮》（Fanny）。这是一幅大型绘画，详细描绘了一位女性饱经岁月布满皱纹的面庞，她的喉咙上有一道疤痕，那是气管被切开后留下的。这幅肖像是柔情的体现，由或轻或重的手指印画而成——说是绘画，实际上更像雕塑。我沿着史密森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街道漫步，看着孩子们将手放上古代艺术作品（来自澳大利亚博拉戴勒山的古人手印）的复制品，与它们相重合。手印上涂了法兰西、婆罗洲和阿根廷洞穴中吹出的红色颜料。孩子们跨越万年，快乐地与它们接触。

我略掉了西班牙卡斯蒂略洞穴中的遗迹——人类学家们争论不休，争论着这些遗迹究竟是由现代人类还是尼安德特人留下的。在附近的博物馆里，一名讲解员停下脚步，描述早期人种的脚印。他解释道，整个足迹化石学学科都在试图理解触摸留下的痕迹。在我们没有登上陆地之前，一只肺鱼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岸边行走；在我们完全进化为人类以前，一位母亲带着孩子直立走过一层灰土；在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拍摄之前，他把手印在格鲁曼中国戏院的湿水泥里。像找到瓷器碎片的福尔德斯一般，我们痴迷于对触摸的记录。

我们是在海中一起游泳的两条鱼，我们是混合交融的海洋。

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将我们对触摸的迷恋描述成各种交感巫术。他认为存在一种巫术思想，能够通过触摸传递物质的特性。弗雷泽在他的著作《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写道：“在南斯拉夫，女孩可以把她倾慕的男人脚印下的泥土挖出来，放在花盆中种上金盏花，它被视为永不凋零的植物。若金盏花永不谢败，她心上人的爱情也会随之绽放，永不凋零。”我们很容易把巫术思想视为愚蠢的荒唐事，但我更倾向把它看作一件来自4亿年前的、难以捉摸的人类遗产。我承认，我还留着一件他的衬衫，藏在我的破旧衣衫里。那是我刚搬到研究生院时，他寄给我的。他的味道在衬衫上保留了很多年。

在我们分手的夏天，我在巴拿马度假。一个无所事事的夜晚，我随手翻译了几首聂鲁达的诗歌。我想借此排遣心中的烦闷，同时提高西班牙语水平。我知道了un relámpago是一道闪电的意思；还知道了，聂鲁达像惠特曼一样，热爱描写水流、光和触摸。惠特曼歌颂被压抑的痛苦之河，这之中却有愉悦的浪花激荡翻腾：我们是在海中一起游泳的两条鱼，我们是混合交融的海洋。聂鲁达歌颂水流、梦想、赤裸裸的真理。他想知道青蛙是否会小声嘀咕两栖动物的不雅事，公牛是否会向骟牛咨询关于母牛的种种。他敬畏地问道：星河为何淌如流水，雨中敲击着怎样的乐曲。他惊叹于人类的无知。

当然，他是对的。我们的理解是碎片的、虚构的——记忆是一段由斑斓的碎片拼成的故事，以一种令人愉悦的方式。就像用海玻璃制成的风铃，它的旋律精巧，熟悉却又难以捉摸。聂鲁达写道，当风在耳边低语真理时，我们才会在遗忘中寻得答案。而他的问询依旧熠熠闪光。

翻译：橘子汁

校对：肖荷，何宗霖

编辑：EON

文字版

如果我给你看这张潘通色卡，然后问你这是什么颜色，你会怎么说？这张呢？还有这张？你也许会说蓝色、紫色和棕色，但如果你是来自科特迪瓦，以沃贝语为母语的人，你大概只会用一个词来指代这三种颜色。因为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指代基本色彩类别里每个颜色的词。在英语中，我们有11个指代色彩的词。俄罗斯语中有12个这样的词，而沃贝语只有3个。

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一种语言只有三到四个色彩词，那么他们通常能预测到这些词分别指代什么颜色。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正如你猜想的那样，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色彩词。但吸引研究人员的，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这些颜色究竟如何得名。我们习惯于将颜色分门别类，但事实是，它是一条连续的色谱。但困扰我们的是，为什么基本色彩中有“红色”，却没有“黄绿色”。

二十世纪60年代之前，人类学家相信不同的文化群体仅仅只是在色谱中随机选择颜色来定义。1969年，两位伯克利的学者——保罗·凯伊和布伦特·柏林——共同出版的一本书挑战了这一假设。他们选取了20位不同母语的被试，让他们观察330种色卡，然后依据基本色彩词将这些观测结果分类。他们最终发现了一个普遍规律的蛛丝马迹：如果一种语言仅仅只有6个基本色彩词，那么这些词通常是黑色（或深色）、白色（或浅色）、红色、绿色、黄色和蓝色；如果一种语言只有4个基本色彩词，则为黑色、白色、红色、绿色或者黄色；如果一种语言只有3个基本色彩词，那么就是黑色、白色和红色。他们还发现，各种语言的色彩词会在进化中依序演变，即不断以一种特定顺序发明出新的色彩词。黑色和白色首先出现，紧接着是红色，然后是绿色和黄色，再接着是蓝色，最后出现像棕色、紫色、橙色或灰色这样的词。这个理论是革命性的。

凯伊和柏林并非第一个对人类如何定义颜色产生兴趣的人。1858年，威廉·格莱斯顿，也就是后来四次出任英国首相的革命家，出版了一本关于古希腊荷马史诗的书。他惊叹于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并没有很多用来表达色彩的词汇，当颜色确有不同时，荷马会用同一个单词来指代“在我们看来完全不同的颜色”（引自格莱斯顿）。比如，荷马会用同一个单词：紫色，来描述血、乌云、波浪或者彩虹，他甚至用“像葡萄酒一样的深色”来形容大海。同时，格拉斯顿发现荷马根本没有提及蓝色或橙色。一些研究人员将《荷马史诗》和其他古典著作视为证据，误以为那时的人都是色盲。

19世纪后期，有一位名叫W.H.R.里弗斯的人类学家踏上了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探险之路，在那里他发现了有些部落仅仅只有红色、白色和黑色这三种色彩词，但其他部落却多了蓝色和绿色。“里弗斯想要调查一些偏僻部落的文化差异，于是他在位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托雷斯海峡上的几个岛屿上开启了探险之旅。他的职责本来是研究这些岛民的心理特征。” 据他所说：“一个族群中色彩词的数量与他们的智力和文化发展程度有关。”他用这项发现来佐证他所谓的巴布亚人在生理上没有欧洲人发达。

柏林和凯伊没有发表这些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言论，但他们的理论遭到很多批评。 一方面，批评家们指出这项研究的样本量太小——仅仅只有20名被试。这些人都是会说英语的双语被试，不是仅会单语的本族人。这些被试也来自工业社会，很难概括整个世界的全貌。

这项研究的棘手之处也与如何定义“基本色彩词”有关。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伊莱语，只有三个基本色彩词：黑色、白色和红色，但是伊莱语中有大量描述日常物件的词汇，比如天空、灰尘和树浆，伊莱语中的这些颜色代替词，几乎包括了所有英语色彩词。又比如菲律宾的哈努诺语，是一种能同时传达色彩和物理感觉的语言。哈努诺语有四个色彩词，但这些词与以下物理感觉一一对应：轻vs. 重，强vs.弱，湿vs.干。颜色辨别测试并不完全适用于这些语言。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柏林和凯伊回应了这些批评。他们把这项研究称作世界色彩调查。他们在2600名说110种不成文语言的本族人中进行了相同的色彩标记实验，这些被试都来自非工业社会。他们发现，经过几处修改之后，色彩层次理论依然成立。这个理论适用于83%种语言。当凯伊和柏林统计了各语言在定义颜色时的平均“焦点色”，他们得出了一张热点图。这些数据与英语色彩词中的平均“焦点色”非常接近，你可以在图上看到这一点。

保罗·凯伊如是说：“结果就是大多数语言在色谱上分割相似的区间来区分不同的颜色，有一些语言在色谱上分割的区间较少。”

因此色彩层次理论普遍应用于全世界各种语言，不过，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红色先于蓝色出现？有些人猜测色彩层次理论与这些颜色在自然环境中的突出程度相一致，红色在血液和泥土中都可见。另一方面，蓝色在制造业兴起之前非常稀少。

最近，认知科学家通过运行计算机模拟程序，进一步探究语言如何通过人类之间的交流实现进化。在此实验中，多种颜色一次性地展示给一个虚拟被试，通过一系列沟通，这些被试共同形成了一套色彩标记方法来区分不同的颜色，那么这个标记方法中的颜色是以何种顺序出现的呢？首先是浅红色，紧接着是绿色和黄色，接下来是蓝色，最后是橙色。这与原来的色彩层次理论非常接近。这项模拟实验还显示了，颜色本身的特质与色彩层次理论有关，红色基本上比其他所有颜色都明显。这些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这一结论很重要？大概是因为，尽管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有着诸多不同，人类在如何解释这个世界上，有着奇异的相似性。

翻译：子铭

压制：EON

来源：Aeon 翻译：  谢沛鸿 校对：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