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的一天，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恩内斯特·马赫（Ernst Mach）上了一辆公交车。他看着过道，望见尽头有一个人，一个他不予理会的“穷酸教书先生”。下一秒钟，马赫意识到那个穷酸教书先生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正从公交车后面的一面镜子里向外望去。

在那短暂的瞬间，马赫变成了自己眼中的陌生人。心理学家估计大约四分之三的人会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经历相似的自我抽离症状。如果你经历过创伤，或者在一次事故中死里逃生，你可能会回忆起那种被不真实感席卷的感觉，回忆起你事如何突然与自己断开联系，或感到自己仿佛悬在空中，正俯视下方。这样的心理状态如同一个经验的安全气囊，让我们得以面对威胁生命的危险，否则这段经历会变得极其骇人。

幸好，在照顾和耐心的作用下，这个安全气囊通常会在创伤事件之后被重新折叠，我们就感觉回到了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活。但在某些不那么走运的案例中，这个保护机制“卡住”了。人们被困在自己的身体之外，无法控制自己的经验、感受和思想——就像马赫，如果他在看到镜子里的“穷酸教书匠”之后无法重新与自己建立联结一样。

这正是简·查尔顿（Jane Charlton）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年前我见到了简，一个三十多岁的英国女人。当时我在伦敦组织一场跨学科工作坊，她在活动上给挨挨挤挤的观众作了一场感人的演讲。在实验室里研究或者从哲学家的扶手椅中看待一个现象是一回事；而当面遇到某个人，他的症状正是你用来论证各种理论或诠释的基石，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如果我静下心来，我几乎能体会到我过去所经历的生活中的色彩和丰富。它伴随着一种期待，一种投身于改变中、在世界上划出一道轨迹的感觉。我想，这正是“生活”的行动本身，我在其他人身上目睹着这一行动，从早到晚，日复一日。我仍然能够从学术的角度理解它，但我几乎不记得那是怎样的感受。这些日子里，我处在一种持续的哀伤中，我感觉仿佛在哀悼我自己的死亡，即使我似乎就在现场见证它。

今天，简和我正坐在布卢姆斯伯里的兰博管道街（Lamb’s Conduit Street），这条街是维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雅各布的房间》（Jacob’s Room）的部分灵感来源。简是英国司法部的欧洲人权部门主管。我们谈起猫、葡萄牙红酒和哲学。她大笑着，打趣着，并告诉我她喜欢待在法国、说法语。从我这个“外部”观察者的角度看来，她的行为举止就像任何一个伦敦人一样，在一个冷雨天的下午喝着咖啡，愉快地聊天。但是在“内部”，简感觉自己仿佛不完全存在。对于她自身而言，她并不真实。

简患有人格解体障碍（depersonalisation disorder，简称DPD），它的典型症状就是与自我和躯体强烈的疏离感，感到疏远了自己的经验、记忆和思想，那是一种强烈而痛苦的感觉。通常，人格解体还伴随着失真感（derealisation），即对周边事物和环境感到疏远。患者报告自己感觉就像僵尸、机器人或者机械，仅仅在完成生活中的动作。这种障碍从19世纪晚期开始被粗略识别，并且根据美国和英国的研究，它影响了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但是我们对它仍然知之甚少。

一扇透明的窗户只有当碎裂时才变得可见，因此我对DPD产生了兴趣，它或许会揭示出我们的自我体验中某些未被研究的部分，并最终解释意识本身。近年来，哲学家中兴起一股潮流，他们质疑“自我”的概念到底是真实的，还是仅仅是大脑为了让我们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存活下去而制造的“幻象”。但是，如果自我不过是一种假象、一个诡计，那么为什么失去“自我幻象”会引发如此强烈的不真实感？为什么失去与自我的联系会令人感到仿佛已经死去，或者正在梦游？如果说人格解体只是某种生理应对机制的故障，为什么带着这种状态生存会如此令人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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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02年3月29日。我当时18岁，到男朋友马歇尔在法国的家中拜访他。（我用了化名，以保护他的隐私。）那里只有我们两人。那些日子不合时宜地温暖、宁静。我们通常起得很晚，然后在下午开车到超市买啤酒和薯片，好让他的朋友晚上过来玩音乐。

那天晚上，他们像平常一样喝酒、抽大麻、弹吉他。马歇尔有一些大麻脂。不知什么时候，他开始把它放到勺子里，用打火机加热，然后拌进酸奶里。我吃了一罐，似乎没什么效果，于是一小时后我又吃了一罐。

我以前抽过大麻脂，那是在我完成高中毕业考试之后的一个炎热的夏日。我不喜欢那种效果，它令整个世界变得朦胧，令我感觉有些疏离，但这股劲儿过得很快。这一次，在吃了第二罐酸奶之后，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的知觉退缩到头脑中，我感觉正从自己的眼窝后面朝世界望去。我感到外界事件和我的大脑的理解、处理之间有一段延迟。突然，世界和我之间出现了一道裂隙。我的身体仍然处在世界之中，我的心智却变成了一个遥远的观察者。

根据精神疾病的“标准”名录DSM-4，DPD发作时通常伴随着焦虑、恐慌和抑郁的症状。除了毒品使用之外，它的触发因素还包括极度的压力、虐待和创伤。部分因为这些对应关系，有研究人员认为人格解体本身可能不是一种障碍。不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DPD视为一种独特的综合征。实证研究显示，只有当DPD症状轻微的时候，焦虑才与DPD密切相关，而严重的DPD患者没有表现出这样的相关性——这是一个反直觉的发现，按理说人格解体症状越严重，焦虑就会越强烈。不过，如果能看到DPD对你和你的具身认知（embodied self）之间的特殊联系所产生的影响，这就说得通了，这种联系对于体验不同形式的焦虑而言是必需的。这个解释与2014年的一项发现相符合，即临床诊断患有DPD的患者表现出感受身体内在状态（例如自己的心跳）能力的下降，和表达共情能力的下降。

相似地，201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人格解体程度较高的人在“镜像模仿”中更少表现出自我偏差，即不自觉地模仿周围的人。人格解体程度较低的人能够更快地模仿和自己相关的动作（例如看到自己的脸被触碰），而在模仿与他人相关的动作（例如看到别人的脸被触碰）的时候较慢。但是，人格解体程度较高的人没有表现出这种趋势，对他们来说，看到自己的脸不会触发镜像模仿。同样，他们的自我认同似乎受到了干扰。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其他和自我概念相关的障碍，例如精神分裂和精神失常，简和其他DPD患者能够意识到自己这种失去联结的感觉是一种客观现象，而非主观现实。用心理学术语来说，他们的“现实验证”（reality-testing）能力完好无损——他们仍然能认识到那种差异，明白自己对一个情境的感知可能与它的真相大不相同。

在法国，发病的第一个阶段，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在周围的人身上寻找安慰，想要持续触摸他们，和他们说话。我想确认自己仍然存在。最终，我精疲力尽地睡去，希望这种感觉第二天就能消退。

然而它没有。第二天早上，知觉的错位仍在持续，实际上它一直持续到接下来三年中的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在新闻中看到伊丽莎白王太后去世。我对所有的报道、所有的仪式准备的那种正经感到厌恶。一夜之间，我变得支离破碎，但是我周围的一切仍在继续。仿佛构成我的每一个部分仍在工作，但是那个至关重要的本质，那个我，却不知所踪。

即使在我说这些的时候，我也能意识到我必须有一个运作的内在生命，一个能够整合这段经验的生命。但是，我失去了将这种意识整合成一段能够为我所拥有的自我叙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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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失去的那个“我”和“自我”之间的桥梁究竟是什么？这涉及到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所提出的一个重要区别。胡塞尔是哲学中现象学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他相信躯体具备两面性：它既是一个物质身体（德语中称为“Körper”），是存在于世界上的有机体，能够从外界被感知；同时，它是一个有机身体（Leib），能通过一个不可分割的第一人生视角从内部体验、经历。例如，一个患有厌食症的人可能主观认为自己的身体太胖，而一个外界观察者可能会认为她极其瘦削，皮包骨头。关键在于，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从内部体验的有机身体（Leib）比外界观察者所看到的物质身体（Körper）更为真实。但是，对于DPD患者而言，物质身体占据了主导地位。

我的朋友萨拉也患有人格解体，她是这么形容的。想象你的手中捧着一个雪球，世界就在雪球之中，而你感觉自己仿佛在玻璃之外。不知为什么，你无法与那个注视着着雪球中的世界的“我”建立联系。这种联系是否存在，完全决定了我是否感觉自己活着。

目前我已经经历了人格解体障碍的四次大发作。目前这次发作已经持续五年了，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随着体验的变化，它变得越发慢性。最初，那种感觉主要是生理上的。就在吃完酸奶之后，我对不久前刚刚产生的感受有清晰的记忆，并且能识别出那种独特的、阻止我感觉良好的生理变化。我的视觉无法恰当地追踪房间里的物体，我感到眩晕，我的反应产生了延迟。那些日子里，我所体验的人格解体主要是一种叙述的缺失。过去仿佛正在不断消散，生命如同一帧帧毫无关联的画面般流逝。

简的叙述缺失涉及另一套现象学观念，主要是关于信息处理过程，而不是身体。胡塞尔认为，客观经历有着内在的时间维度，事件从过去过渡到现在，再迈向未来。他说，成为一个主体意味着“经历”什么（Erleben，意为体验）。这个维度在DPD患者身上似乎是缺失的，尽管患者仍然保留着一种与之相对的能力：作为一个纯粹的有机生物而生存，或者说活下去 (Leben，意为生存)。

这些现象学中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重新组织目前关于心智哲学的辩论。例如，胡塞尔、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丹·扎哈维（Dan Zahavi）和 多罗茜·勒格朗（Dorothée Legrand）都提到过“前反思的自我意识”（pre-reflective self-consciousness）这个概念：那是自我的一种原始而基础的感觉。与前反思的自我意识相对的，是我们所知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意识，其中“我”是自身经验的主体，与之相反的是自身的客体或他人的经验。例如，当我反思自己的想法，在镜子中检视自己，或者在智能手表上查看自己的生命体征的时候，我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经验的客体。但是，当我感觉风拂过头发，沉浸于阅读小说的快乐，或者忍受着牙疼的时候，我感到我是一个主体。

也许，那种完全投入地活着的感觉取决于一种前反思的自我，让我们能够在客体和主体的视角之间无缝切换。用现象学术语来说，我们就是在外部的物质身体、生存和内在的有机身体、体验之间的桥梁上来回穿梭。当这个机制正常运作的时候，这种经验的开放性令人浑然不觉，尽管它参与和维系了我们的几乎一切行动。但是，一旦我们失去了那个联系，比如简似乎就失去了它，那种生活在现实之中的感觉也溜走了。我们被困在那个把我作为客体的领域中，并且再也无法感觉到能够与世界和他人产生相互影响。

当人格解体非常严重的时候，我仍然寻求“存在”，寻求与他人的同在，因为持续的互动仿佛成了唯一能让我与世界保持联系的方式。这其中就包括与身边的所有人寻求肢体接触。这感觉就好像我需要成为那另一个人，因为我的自我感觉已经不足以维持自我的存在。

多年来，我在人格解体的发作和康复中摇摆，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证据，能让我相信我不会完全与自己失去联系，尽管在即将失去那个联系的时候我仍然会感到不适。即使在我挣扎着将每个瞬间拼在一起的时候，我仍然保留着对于我是谁的理论认识。与精神失常之间的一线之差，是这种疾病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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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DPD共处的经验表明，对“我是谁”有着“理论上的”、客观的认识，不足以建立起真正的自我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是世界上一种真实而重要的功能吗？还是哲学家们发明的种种奇异现象当中的一个，好让本来就艰辛的生活愈发艰难？我开口向简询问她的想法，但是她温柔地打断了我，站起身来，她的茶还没喝完。我只是需要确认世界仍然存在，仍然真实，她说。简在周围转了转，触碰了一些物件，看着窗口，嗅了嗅手中散发着香味的肥皂。我感到自己仿佛处在笼罩着她的经验的玻璃之外。但是，有办法让她重新从玻璃中出来吗？

人格解体的康复可能是无法察觉的，就像它的突然发作一样。在法国之后的几个星期、几个月，医生们来了一个又一个，如同走马灯一般；他们给出了不同的诊断，有花粉热，有神经病变，有创伤后压力障碍。但是，最基本的症状仍然得不到准确的诊断，这真令人痛苦。

大约过了不到两年，我的治疗师建议我去看看精神病学家。他最先把我的症状描述为“人格解体”和“失真感”。我从未听过这两个词，但是当他说出来的一瞬间，我知道我得到了诊断。这并没有让我感觉更好一些，但是这给了我一个词汇，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状况的神秘感。

在康复的第一阶段，还有另外两个关键因素发挥了作用。首先是转移注意力——如果我始终参与到某件有趣、好玩或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中，我就能够有片刻逃离人格解体。其次是观察自己的思维过程，并试着释放那些最有毁灭性的想法。这做起来并听上去要难，因为这样的想法占据了你的每一个瞬间。这需要毅力和自制。

简回到桌子旁，暂时确认世界仍在那里。她与DPD共处的经历表明，即使自我在科学上被发现是一种幻象，对于我们而言，它的存在仍然是保证我们投入世界的关键。如果自我对于体验真实如此至关重要，无论它的真实意义是什么，那么哲学家应当小心谨慎，以免淡化了它的意义。

我仍然保留着不被人格解体侵扰时的记忆。那些日子充满了如此的快乐。那是当我感到生活艰难的时候，我试图抓住的记忆——比如仅仅是坐在我的公寓里小小的厨房餐桌上，丝毫感觉不到去实现、去运作、去参与的需要。只是存在着，活着。

Jane Charlton：英国司法部欧洲人权事务部门主管，也是失真（Unreal）董事会成员，这是英国的人格解体和失真障碍慈善组织。

温蒂·约翰逊（Wendy Johnson）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心理学家，她在童年时期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孩子。“有一张关于我的报告卡上说：温蒂太害羞了，害羞到人们只是看看她，她都会受伤！”温蒂现在却不再这样害羞了：“我绝对是一个学会了克服过度害羞的人。”她的研究课题是“含羞”，她认为害羞是外倾性较低的一个指标，而外倾性是人格的关键性特质之一。不再害羞是否意味着她的人格已经发生改变了呢？她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这个回答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大多数人都认为人格是称之为“自我”的本质，它完整且保持不变。在1887年，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做了很多研究，以论证人格在30岁会“像石膏一样”稳定。他的观点滞后了。心理学家们对如何测量人格这个问题争论了很久，最终决定使用“大五人格模型”。至少他们关于人格的定义达成共识：人格指的是个体的思维模式及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一直存在。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质疑这一定义。人格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变。这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有点不安，但是这对于我们中接近90%的，那些希望自己人格可以发生哪怕只有一点点改变的人来说，也可以算是一个好消息。

毫无疑问人格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遗传的，但我们不确定的是它多大程度上由先天基因决定，又有多少由后天培养决定。新生儿不具备上述人格特质，但却有自己独特的行为和反应方式，也就是心理学家称之为“气质”（或者气质类型）的东西。这包含了面对挫折的持久性以及反应性。（与前动性相对应，主要强调个人的行动没有主动性、超前性，只是对于刺激的反应。）反应型儿童会很害羞并且回避新异刺激。气质类型通常被当作人格的生理基础，但它并非是天生的。甚至在人们出生以前，环境与基因就产生交互作用从而对人格产生影响。举个例子，有证据显示怀孕期间焦虑的孕妇更可能生下一个焦虑的宝宝。

童年的经历也会影响我们的人格。研究表明当某个小朋友与拥有外向特质和更努力的小伙伴们相处的时候，他也会变得更加外向与努力。父母的教养行为同样也会对人格产生影响。哈佛大学的杰罗姆·卡根（Jerome Kagan）率先开始对反应性的研究，他发现如果父母鼓励反应型儿童尝试社交与冒险，他们会变的不那么害羞与恐惧。这可能就解释了气质为什么并不总能预测人们五个人格特质的后续评分变化。比如，喜欢微笑的儿童在将来并不一定会变得多么外向。并且，卡根发现只有25%的高反应性儿童会在15岁的时候非常害羞、焦虑、胆小或者谨慎。

从群体层面而不是个体层面来看，到成年时期，基因似乎占影响大五人格每个因素变化的40%左右。不过因此假设遗传与环境分别独立影响人格则是错误的。约翰逊认为它们不会单独影响人格。考虑基因影响的另一个方法是弄清有多少基因与五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明确相关。“一个也没有，”约翰逊说，“每次当我们发现有基因与其中一个因素相关时，都会发现它其实与所有的因素都相关。”

换句话说，环境与遗传以复杂的方式产生交互以影响我们的人格。但是，有没有证据显示这个交互作用到我们30岁的时候就停止了呢？显然没有。事实上，一旦科学家们抗拒了这种观点的直观吸引力以后，他们就有了很多与之相矛盾的发现。

第一个直接的挑战来自于对成年人长期以来的研究。2003年发表的研究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将会变得更加随和、尽责以及情绪稳定。最近的研究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连接，即人格特质与老龄化大脑的生理变化相关。在意大利卡坦扎罗大学，罗伯塔·里塞利（Roberta Riccelli）与她的同事们发现了更高水平的神经质与更厚、更少褶皱的皮质之间存在相关性。他们还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皮质会越来越薄，褶皱则会越来越多。但这是否是一个因果关系还有待考察。

你是谁？

人格是一个容易掌握的概念，但是我们却难以对其测量。多年来心理学家尝试了多种测量系统，最终大多数人选择了“大五人格模型”。该模型包含了五个独立的人格因素：外倾性（extraversion）、宜人性(agreeableness)、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神经质（neuroticism）、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测量的过程即需要被试单独评估他们对一系列陈述句的认同程度，例如“我是这个聚会中的一员”用来测试外倾性水平，“我对于很多事情很担心”用来测试神经质水平。

尽管大五人格模型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该模型也存在一定问题。首先，人们在该测验上的得分并不能很好地代表他们在面对真实压力以及行为后果时候的反应。行为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因具体情况而异。

更为根本的是，我们逐渐认识到把人格分为五个因素还远远不够。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心理学家温蒂·约翰逊说：“这个模型把不符合社会需求的因素排除在外：侵略，异化，残酷，操纵等等。即使是自信心也没有被包含在内。”比如，宜人性测量我们对他人的反应，但它并没有对我们的某些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有人会从工作场所偷窃？为什么有人会窃取其他人的劳动成果？

这导致了我们需要第六个特质，也就是“诚实-谦逊”来测量人的马基雅维利倾向。

加利福尼亚州马林县的心理学家伊莱恩·阿伦（Elaine Aron）认为，大五人格模型忽略了人格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她开创了“敏感”人格特质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对周围环境有更多生理反应的人。他们不一定是神经质的，但在行动之前会暂停与思考，不会鲁莽行事。

今年，新西兰梅西大学的皮塔·梅洛杰夫（Petar Milojev）及其同事发表了一项研究，阐述了人格如何随年龄变化。他们研究了4000名年龄在20岁到80岁之间的被试的数据后发现，人格在成年期早期与60岁以后最不稳定。对此，梅洛杰夫解释说：如果说环境的变化可以改变人格，那这个研究结果就说得通了，因为在成年期的早期和晚期这两个阶段里，人们会倾向于去经历最大限度的境遇变动。

现在我们越来越能确信，重大的生活事件在任何时候都会对我们的人格产生长期的影响。一段浪漫关系的开始可以降低神经质的水平。一项美国的研究显示，离婚让女性变得更具有外倾性与开放性，而让男性尽责性降低。不过一项德国的研究结果表明离婚会让男女都变得外倾性降低。

失业对人格产生的影响更大。我们早就知道失业会对幸福感产生重大影响。“它可能是所有生活事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英国斯特林大学的克里斯托弗·博伊斯（Christopher Boyce）说道。他发现失业对人格的影响有两倍大，它倾向于使人的尽责性与随和性降低。工作也可以改变你的人格。目前就职于米歇根州立大学的内森·哈得逊（Nathan Hudson）发现，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往往表现出尽责性水平的增加。即使是搬家到一个新的城镇都会影响你的人格，举个例子，居住在纽约的人往往是高神经质水平的，而伦敦居民则表现为低水平的随和性。

有一些因素会让人格产生暂时性的改变。比如，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塞巴斯蒂安·辛德勒（Sebastian Schindler）发现，在实验室中诱导被试产生悲伤情绪以后，他们的神经质水平增加了10%，外倾性水平则下降了2%-4%。辛德勒认为这些数字虽然看起来比较小，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探讨的人格是被定义为“稳定与持久“的。

情绪会影响人格（也就是思维与行为的一般模式）可算是老生常谈了。然而在我们一生中，环境塑造人格的程度也很显著。在约翰逊和她的同事去年发表的论文中，她们纵向比较了被试在14岁与77岁时的人格测验结果。他们发现，“虽然测量不够精准，但是找不到有关于人格稳定性的证据。”

这并不是说我们受制于反复无常的环境。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可以积极地塑造自己的人格并从中获益。特别是，有很多研究结果显示，低水平的神经质和高水平的外倾性与更健康还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有相关性。

此外，哈德逊还发现有87%的被试希望看到自己的五项人格指标可以发生改变，哪怕改变的程度很小。他认为这些数据与现实情况相符，即大多数人的理想状态是：更加精力充沛，在社交上更加友善，对他人更爱护，更有责任心，更有生产力，更少的压力和焦躁，更具创造性和深思熟虑。

改变人格的途径之一还有心理治疗。在今年一月份，伊利诺伊大学的布伦特·罗伯茨（Brent Roberts）与其同事声称，四到八周的心理治疗可以让人格发生改变，最显著的是外倾性水平的上升与神经质水平的大幅度下降。

迷幻物也可以改变人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表明，食用神奇蘑菇对人格会产生很大影响。即使单一一次心理测量也会高估被试的开放性水平，但是一年后，他们依然保持高强度的开放性。

不过神奇蘑菇在很多国家是违法的，心理治疗也不针对每个人。那么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改变人格？是否存在一个专属路径通向你的另一个人格？为了探讨这个问题，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哈德逊和克里斯·弗雷利（Chris Fraley）让一群学生志愿者写下他们最想改变的特质，然后帮其确定具体需要改变的行为以实现这一目标。同时哈德逊也指出太宽泛的目标并不容易实现。

四个月后，志愿者们报告人格特质水平出现重大变化——外倾性水平和尽责性水平上升，神经质水平降低。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即行为变化导致特质水平发生变化，而这又反过来导致行为的变化。

心理学家们还在继续争论着成年后人格的可塑程度。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成年期以后人格仍然可以改变。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博伊斯说：“现在你知道了自己在30岁仍具有掌控权，你可以告诉自己你的人格并没有被固定住，仍旧可以发生改变。”

迷失自我

在某些条件下，我们会失去某些觉知自我的关键因素

人格解体障碍

你是否曾经感觉自己从肉身中脱离，以第三者视角观察自己？对于患有人格解体障碍的患者来说，这种感觉持续存在。他们觉得想法与行为已经脱离了自我的控制，这感觉就像是他们变成了机器人或像是活在电影中。

身体完整认同障碍

有一些人认为自己的躯干不是自我的一部分，这感觉会变得异常强烈，以至于驱使着他们把这段“不属于”自己的部分进行截肢。神经科学家认为，这是因为大脑中给予他们身体认知的脑区出现了故障。

翻译：Harrit

编辑：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