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把少数人群和弱者看作非人类

这种露骨的“去人化”（dehumanisation）有一个惊人实例：脑部扫描显示，当一小群被试学生观看流浪汉和瘾君子的照片时，他们脑中与“思考人类”相关的神经活动比他们观看地位较高者的照片时更弱。另一项研究发现，反感阿拉伯移民的人倾向于认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是（生物意义上）未充分演化的。类似的例子不可胜举，比如有证据表明年轻人把老年人去人化，无论男女都不把醉酒的女人当人看，等等。而且，去人化的倾向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就有所展现——五岁大的儿童已经认为群体外个体（比如和该儿童的性别不同，或者来自外地）的脸，比群体内个体的脸更不像人。

二、我们体验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之情

根据2013年的一项研究，四岁的儿童就会幸灾乐祸了。如果儿童认为那个人的痛苦是咎由自取，幸灾乐祸的感觉就更为强烈。近期另一项研究称，比起花钱买贴纸，六岁的儿童更愿意花钱看一个反社会的玩偶被暴揍。

三、我们相信因果业报（karma）——我们假定苦难中的世人罪有应得

1966年，美国心理学家梅尔文·莱纳（Melvin Lerner）和卡洛林·西蒙斯（Carolyn Simmons）首次展示了这种信念的危害。在这项被后人奉为经典的实验中，一个女性因为学习过程中犯错而受到电击惩罚，而当女性被试知道自己将再次观看她被电击时，她们评价她为不讨人喜欢、不值得尊重。此后的一系列研究揭示，为了维护对公正世界（a just world）的信念，我们多么乐意怪罪穷人、强奸受害者和艾滋病人，认为他们的命运纯属活该。延伸开来，我们看待富人时的无意识美化或许可以用同样或类似的机制来解释。

四、我们偏执而武断

如果人类是理性、开明的，那么只需要呈现相关事实就可以纠正人们的错误认识。然而，1979年的一项经典研究表明这种方式其实无效——强烈支持或反对死刑的被试完全无视了种种能够削弱自己立场的事实，甚至反倒更加坚持最初的观点。背后的原因似乎部分在于，我们认为相反的事实会侵蚀我们的身份认同感。更糟糕的是，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知识和理解力太过自信，并相信自己的观点总是优于他人，这就阻碍了我们发掘更多相关事实的脚步。

五、比起与自己的思想共处，我们宁愿触电

2014年一项极富争议的实验发现，在对自己施加痛苦的电击与进行15分钟的平静冥想之间，67%的男性被试和25%的女性被试选择了前者。

六、我们过度自信，虚荣自负

倘若受制于谦逊与自知之明，我们的非理性与独断或许还不会这么糟糕，然而我们绝大多数人总是自我膨胀、招摇过市，对于自身的能力与特质（比如车技、智力、吸引力）极度自信——这种现象被称为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begon Effect），因为在乌比冈湖这个虚构的小镇，“每个女人都很强健，每个男人都很英俊，每个孩子都是中等以上”。讽刺的是，我们当中最没水平的人的过度自信倾向最为严重——这就是丹宁·克鲁格（Dunning-Kruger effect）效应。这种徒劳的“自我增强”现象似乎在道德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极端而非理性，比如“你认为自己的公正、守纪吗？”之类的问题。事实上，连监狱里的犯人都认为自己比平均大众来得和善、诚实、值得信任。

七、我们是道德的伪君子

请务必警惕那些对他人的道德过失闻风而动、大加挞伐的人——这些道德传教者极有可能一样“有罪”，只不过他们对自己的过错更宽容。一项研究显示，对于同样一个自私的行为（在实验人员提供的两项任务中，为自己选择轻松快速的那项），如果“受害者”是自己，人们评价这个行为更不公平。长期被研究的行动者-观察者不对称效应（actor-observer asymmetry）也是类似的道理。这一效应有一部分在说，我们倾向于将他人的负面行为，比如伴侣的不忠，归因于他们的特质，而将自己同样的恶行归因于身处的情境。这种自私自利的双重标准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普遍感觉不文明行为不断增多——近期研究显示，同样一个粗鲁行为，如果是陌生人做出来的，我们会认为它比朋友或自己做出来的严重得多。

八、我们都是潜在的“喷子”

每个曾卷入推特骂战的人都会承认，社交媒体可能放大了人之本性最糟糕的一些方面。其部分原因在于网络去抑效应（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以及我们在匿名状态下更容易做出不道德行为（在互联网上匿名可容易了）。研究显示在日常生活中有施虐倾向的人（令人担心的是，这些人不在少数）尤其容易变成网络喷子，而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糟糕的心情和被其他喷子攻击的经历能够让人们自己上线喷人的可能性翻倍。而且，少数喷子就能引发滚雪球效应，导致负面情绪疯狂蔓延——研究者发现在CNN网站的读者讨论区里，“被警示标记的留言占总留言的比例，和被标记的用户比例，都与时俱增。”

九、我们偏好有精神变态特质却又无能的领袖

美国人格心理学家丹·麦克亚当斯（Dan McAdams）近期断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公然的攻击和侮辱行为具有一种“原始的吸引力”，他“煽动性的推文”就像雄性黑猩猩头领的“挑衅展示”一样，“以威慑他人为目的”。如果麦克亚当斯的评价没错，它还适用于一种更普遍的模式——有人发现，在领导人中具有精神变态特质的人的比例，远高于其在普通人中的比例。对纽约金融领域领导人的调查发现，他们精神变态特质的得分极高，而情商低于平均水平。今年夏天发表的一项元分析研究称，在较高的精神变态特质与领导人职位的获取之间的确存在显著联系（虽然表面看起来较微弱）。这是个可怕的发现，因为精神变态同时意味着领导能力低下。

十、具有黑暗性格特质的人对我们有特别的性吸引力

证据显示，我们不仅选举具有精神变态特质的人担任领导，而且，不论男女，都至少在短期内容易被展现“黑暗三件套”特质的人吸引，从而使得这些特质繁衍增多。所谓“黑暗三件套”指的是自恋、精神变态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一项研究发现那些被描述为自利、冷漠、好操纵他人的男人对女性有更大的吸引力。有理论认为黑暗特质成功地表达了较高的“配偶品质”（mate quality），包括自信、乐于冒险等。这会影响到人类种群的将来吗？或许会的。2016年的一篇论文称，被自恋男性的脸强烈吸引的女性倾向于生更多小孩。

但你也别太难过。这些发现并没有宣称，人类克服基础本能的努力从来是徒劳。其实我们不妨说，只有承认并理解自身的缺陷，我们才能更好地克服它们，并严阵以待人性的天使降临。

翻译：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