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冬季，奥利弗·萨克斯在去世前六个月，给《纽约时报》写了一份类似于讣告的文章。他表达了对自己的一生、对相识的朋友以及对所追求的学术生涯的感激之情。 他写道：“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从全局角度俯瞰了自己的人生，对于它各个局部相互之间的联系有了深刻的认识。”

从广角镜头看待事物，将看起来不相关的细节连接起来，这种能力极大地辅助了萨克斯，也使他拥有诸多头衔——内科医生、神经学家、作家，甚至是过去半个世纪最有名的非虚构类作家。他很擅长书写大脑和心智领域的奇闻轶事，并在描述案例研究方面极具洞察力和同情心。 （《时代周刊》称他为“当代医学桂冠诗人”。）

萨克斯虽然擅长调查神经系统失常，但他的兴趣要更广泛一些。《意识之河》（River of Consciousness）收录了他之前发表的10篇论文，该书篇幅不长但涵盖多方面内容。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 萨克斯描写自然的角度如同达尔文或者是奥杜邦，他也能够涉猎到物理领域又不失可信度，他能够很精确地探索科学历史，精确程度在学术界外的确罕见。（人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假使萨克斯感兴趣的话，可能会编写一些像西方思想史上六位著名思想家的传记，例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威廉·詹姆斯。）

萨克斯从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如实描写他的所写所想就已足够。该书的第九篇文章中这样告诉我们，他当时只是坐在第七大道上喝咖啡，慢慢地看着眼前的世界：

我的注意力来来回回，有时候停留在一个经过的穿红衣服的小女孩，或是溜着一只顽皮的狗的男人，太阳（最后！）从云端里出现。还有其他不仅仅是视觉上出现的事物，例如汽车开引擎的声音，邻座借火点起的香烟味，这些都是一瞬间吸引我的事物。

这些足够提醒我们，意识体验虽然平凡常见，但是身处意识的体验过程却是很令人吃惊的。但我们下面要说的才是需要探讨的：为什么在众多可能获得的感知之中，我们唯独抓住了这些？

到底是为何呢？大脑——由三磅极其复杂的灰质和白质组成的结构，通过感官接受到大量信息，无数电化学信号中，最细微的一些信息流找到了进入我们意识世界的方式。萨克斯并没有提出一种全新的意识理论，但他是罗列问题、定义术语、提醒我们谜团在哪里的高手。由于视觉相对比较容易探测，长期以来都是意识领域研究最常见的入口。威廉姆斯·詹姆斯将视觉感知比作万花筒中闪烁的图像；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则把它比作电影帧通过投影仪时短暂闪烁的光芒。

最近以来，弗朗西斯·克里克和他的支持者克里斯托弗·科赫（Christof Koch）在研究感知和意识的“神经相关区”。同时一名生物学家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也提出了“神经达尔文主义”的意识理论，他的理论关注神经元群的行为以及它们随时间出现的变化。萨克斯通过自己的理解研究进一步发展了他们以及其他思考者的观点：我们的大脑会以某种方式将一些片段编织成经历，再将经历串成记忆，记忆逐渐形成自我。（我还是很好奇如果萨克斯之后是否有读到物理学家朱利安·巴伯（Julian Barbour）1999年的作品《时间终点》（The End of Time），因为巴伯提到只有片刻是真实存在的，其他的都是幻想。）

长期以来，我们发现爬行动物可能是第一批拥有类似“意识流”的生物。两栖动物可能没有这种体验。（当一只苍蝇在视线范围内时，青蛙会反射性地展开它的舌头，但它不会像壁虎或变色龙那样到处看看吃东西。）萨克斯是自然主义者也是神经科学家，但萨克斯同时也是历史学家。这让我们想起达尔文，那个好奇蚯蚓是否有心智的人。

意识的本质是让萨克斯着迷的谜团中最深奥的一个，但时间知觉和记忆机制也引起了他的注意。萨克斯出生在伦敦郊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是个孩子。在写第一部自传《钨舅舅》时，他剖析了自己的战时记忆，生动地描述了两次德国的轰炸袭击（记载于《记忆也会犯错误》的短文中）。在第一次袭击中，炸弹没有爆炸。他的家人和邻居“悄悄溜走…..很多人还穿着睡衣……带着用红色绉纸降低亮度的手电筒。”在第二次袭击中，“一枚燃烧弹，一颗铝箔炸弹落在我们家后院，燃起一股可怕的白热烟气。父亲拿出手摇泵，哥哥们拿了水桶，但在这股地狱之火面前，水似乎毫无用处。

《钨舅舅》出版之后，萨克斯震惊地发现其中一个记忆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两件事都发生了，但他只亲眼看到了第一件事。就像他的兄弟迈克尔解释说，第二次袭击发生时，他和萨克斯在农村，但他的“回忆”却与他们的哥哥戴维在信中的描述完全吻合。戴维的描述最终形成萨克斯的记忆。如果没有迈克尔的提醒，萨克斯是否会发现错误的记忆？ “精神分析，或者说，大脑投影能够察觉出这种差异吗？”

但当一国总统出现这种情况时，这种“记忆”则要面对更细微的检查。萨克斯指出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竞选总统时说道，二战期间敌方的炮火摧毁了我方的一架轰炸机，有名机组人员受伤严重无法逃出，飞行员选择在飞机旁死去。但这也不是真的，这是1944年一部片子《飞行之翼》中的片段。（我在08年《探索时间之谜》一书中谈及到布什总统也有关于“9·11袭击”残缺的记忆，他“回忆”说曾在电视上看到第一架飞机袭击世贸大楼，但这不可能，这是之后才出现的画面。当然特朗普对阿裔美国人在新泽西庆祝911袭击的“回忆”也是虚构的，这或许是来自以色列占区的一个片段。）

萨克斯写道：“尽管一些我们最珍视的回忆可能从没发生过，或可能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意识到这件事仍让人无比惊奇。奇怪的是，这种异变情况比较少见，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记忆是那么可靠可信。”

萨克斯在2015年《纽约时报》的那份讣告中的结尾表达了这样的感激之情：“最重要的是，能够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成为一具富有感情的生命体，成为一种能够思考的动物，于我，这本身就是巨大的荣幸和冒险之旅。”但是，读过《睡人》或《错把妻子当帽子的人》的人都知道，也正如这些文章提醒我们的那样，能享有这份荣幸并参与到这场冒险的是我们所有人，应为此心怀感恩的也是我们所有人。

翻译：JH

校对：tangcubibi

编辑：EON

原文：https://undark.org/article/book-review-sacks-river-of-consciousness/

很难想象，如今我们竟然要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寻找例证。很长时间以来，这些稳固的价值观定义了我们的现代生活。多数人都以为，抨击这些价值观的人来自极端右翼分子：他们是进步主义的敌人、是反科学宗教运动的先锋、是封闭心智的代表。

然而，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认为，还有另一类人，对启蒙遗产的攻击影响更大，他们来自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当进步观的支持者看到如此之多的灾难、倒退、颠覆、新战争揭开了老伤疤、新秩序叠加了旧不义、作为进步副作用的新破坏超过了进步的好意图，他们就对进步观产生了信任危机。悲观主义者怀疑，进步观是否能承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愤世嫉俗者则怀疑，今天的生活是否真的比往昔更好。科学和技术是否真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妙，或者当科技的巨轮滚滚向前，它是否又给生活带来了新的问题，就像在《摩登时代》中查理·卓别林的那台永不停歇的机器？

这些问题并不新鲜。在启蒙运动发生的巴黎，让·雅克·卢梭问过这些问题；在令人胆寒的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后，浪漫主义运动分子问过这些问题；在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问过这些问题。而就在过去几年，这些问题再次以某些新的方式被提了出来。

于是，身为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的史蒂芬·平克开始问答这些问题，他捍卫了如下一些观点：人类的确取得了进步；今日的生活比过去更好；我们的未来——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超越今日。正如平克所说：“我们能够运用理性和同理心增加人类的福祉，这样的启蒙原则似乎已经变得理所当然，甚至陈腐和老朽了。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表明，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

平克的新书《Enlightenment Now: The Case for Reason, Science, Humanism, and Progress》系统论证了衡量进步的各种标准，用图表展示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进步，包括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厌恶、欺凌、交通事故、石油泄漏、贫困、闲暇、妇女权利等方面的进步。在这些变化中，有一项是出人意料的：在美国，无神论者正在增长，而宗教信徒正在减少。我们很容易从图表上找到一些瑕疵：比如，有图表显示，1945年以后每年死于战争的人数呈下降趋势，然而这一趋势似乎看上去还不如从1600年开始的下降趋势那般明显。但如果你能公正地看待这些图表，就会发现，平克提供的大多数数据和分析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他一再坚定地描绘了进步的图景。

对于一本书而言，叙述啰嗦、立场鲜明很难说是好的品质，但就这本书而言，却是它的优点所在，因为平克所要寻找的例证是如此重要、如此困难，以至于任何细微的证据都他不能放过——在当下的历史时期很多人都不相信乐观主义。平克借用了戴维·多伊奇（David Deutsch）（译注：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提出了平行宇宙概念，著有《真实世界的脉络》、《无穷的开始——世界进步的本源》）对乐观主义信念的看法，认为“乐观信念的所有失败——所有魔鬼——都要归结于知识的不充分……”尽管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是第一次重大的反启蒙运动，但平克认为1960年代也出现了一些反启蒙的浪漫主义情绪。他提到了某种宗教倾向，由于人们专注于来世，这就与推动此世进步或者深度关注此世产生了冲突。他提到了民族主义和其他运动让个人利益或者所有人的利益屈从于特殊利益集团。他提到了环境保护主义的一种他所谓的新浪漫主义形式，它提倡让人类服从于自然生态，寻求绿色发展之道，但不是通过技术进步，而是通过谴责当今技术和生活方式来实现。他还提到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衰落叙事，一种预见了我们所在时代正在上演的衰落论或末日论，这种衰落要么通过核战争，要么通过科技毁灭，要么通过现代社会的虚无和堕落得以实现。

面对几十年来的这些怀疑，人们可能还会补上这样一个事实：人性的缺陷从来没有像在21世纪那样暴露无遗。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健康、贫困、平等、生态、正义。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但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挫败，通过数字媒体对负面新闻不间断地、连篇累牍地报道，并强烈呼吁采取行动，让它们变得更扎眼了，也耗尽了很多人的期望。

在过去两年中——之前从未发生过——很多学生在我的课堂上表示，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不平等“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过”。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回答则是，“不，过去要糟糕得多，让我告诉你们1950年之前的生活……”然而，这样的回答似乎并没有让学生感到满意，尤其是当学生的愤怒和痛苦被现实所印证的时候。对于这样的问题，平克提供的大量清晰而科学的数据是一种更好的工具，比起我所讲述的前现代生活的不堪往事，更能重燃人们的希望。

在提供了丰富的数据之后，该书用三个章节捍卫了平克所推崇的人类三大工具：理性、科学和人文主义。在关于理性的这一章节，他将政治偏见和极端化视为是理性实践的新的重大威胁，其中包括他称为学术圈“对自由主义一边倒”的现象。为了驳斥人类在根本上是非理性的这一信念，他正确地指出，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只是表明了，人类有能力做到理性，而不是声称人类总是理性的，而践行理性是有价值的、有益的。在这里（在关于平等权利和进步的未来等章节中），平克对“特朗普主义”（Trumpism）和相关现象做了最有力的批判，但即便如此，他仍不忘持守理性，呼吁理性的拥护者抵制愤世嫉俗地把这个世界视为是后真相世界。他坚信，事实和逻辑是一种累积的力量，是具有说服力的。他观察到，事实证明，揭穿谎言的报道是很能吸引读者关注的，而且这类报道的数量和受欢迎程度都在上升，编辑们已经发现了这一趋势。

平克对科学的推崇是直言不讳的：他认为科学的成就超越了诸多艺术、音乐、文学巨著，是至美、健康、财富和自由的来源。他审视了那种反科学的论调，这种论调试图把科学局限在物质和技术领域，而将伦理、价值观、文化等领域视为非科学。他尤其批驳了把社会丑恶现象归结到科学身上的观点，强调我们需要区分科学本身与科学被人为用于歧途、被误解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源头、造成性别不平等等现象。有些人认为，性别歧视和社会不公等现象是得到了科学结论支持的，但平克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他正确地指出，社会正义运动能够从科学研究中受益，科学是它的同盟而不是敌人。

然而，科学很容易被误用于非正义或破坏行为。对于这种危险，平克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人文主义。它能阻止科学成为进步和幸福的敌人，他认为，要发挥科学做善事的力量，阻止它行破坏的力量。

人文主义定义繁多，但平克的定义是我们所谓的现代世俗人文主义，他把它理解为“追求人类福祉——生命、健康、幸福、自由、知识、爱、丰富的体验——的最大化”，并且“没有排除对动物福祉的追求”，人文主义要“倡导意义和道德的非超自然基础：没有上帝的善（good without God）”。他将这种人文主义与《美国独立宣言》中推动现世社会进步的价值观、与启蒙运动和后启蒙运动关于人权的思想联系起来。平克审视了他所认为的人文主义的智识威胁：比如，那些将人文主义看成是冷冰冰的功利主义的人；那些认为人类天生就有宗教信仰需求的人；那种常见的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典型批评：没有上帝，就没有善或美德。有些读者可能会对该书感到不满，这本350页的书所提供有价值的、令人信服的数据，大多是信仰中立的，它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只有真正的无神论才能确保科学进步会造福人类，而不是伤害人类。然而，平克的世俗人文主义不像当今很多无神论者的言论那样激进。他关心现世的福祉，而不是谴责宗教。他得出的结论是很多有神论者能够并且已经接受了的：进步只是意味着要求我们珍惜生命而不是死亡、珍惜健康而不是疾病、珍惜富足而不是贫穷、珍惜自由而不是压迫、珍惜幸福而不是痛苦、珍惜知识而不是迷信。

平克还简要审视了人们将感性（爱、激情、感受）置于理性之上的信念。但他认为，这种信念是自败的（self-defeating）：只要人们试图相信感性至上的信念，他们就需要为这一信念提供理性论证，而这种论证恰恰证明了理性论证是信念最坚实的基础。然而，当我反思平克的这一论证时，我想起了在科学发展历程的关键时刻，科学曾经以同样的方式遭遇了自败。

作为一个主动的、由人类行为驱动的过程，现代意义上的进步观是由弗朗西斯·培根在17世纪初期第一次做出全面阐述的。当时他认为，人类对经验的协作探索能够发现有价值的真理，从而彻底改造人类文明，让每一代人的生活都可以逐渐比前辈过得更好。这种进步观似乎没有得到众人的响应，因为培根没有拿出证据，证明这一史无前例的进步观可以发挥如此巨大的威力——即便他掌握了证据，人们还是没有能力用合乎理性的证据去证明，合乎理性的证据具有证明的效力。那个时候，时常会出现一些新的发现——木星的卫星、各种昆虫、血液循环——然而，把这些发现投入到实际的应用却进展缓慢。

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汉金斯（James Hankins）曾经说过的那样，直到19世纪培根的信念才得到了认同：如果培根的同行们将金钱和生命投入到科研中，他们就会获得财富，以及能够改变人类境况的技术。正如培根在他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关于因果和事物神秘运动的知识能够扩展人类社会认识一切能够认识的事物的认知边界。然而，在鼓动起人类对理性和科学的热情方面，培根的确成功了。我曾向我的学生们提到过他的一个论证，令他们颇感惊讶：培根诉诸于上帝的性质，认为一个卓越的造物主不可能既将欲望置于人类的身心，又将人类置于荒野，而不提供满足他们欲望的工具和办法。因此，理性必定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独特礼物，也必定是人类想要并且能够获得的东西。

培根的这一论证时常——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会让世俗科学的信奉者感到尴尬。作为无神论者，他们担心，如果他们的追随者意识到，早期的科学没有世俗的证据支持他们对于理性和证据之力量的信仰，会有怎样的后果呢？人们不禁要想知道，培根所在的时代会如何看待平克所提供的这些丰富证据呢？培根自己也许会很高兴地看到，他所预言的未来得到了实现。但当他手里捧着平克的这本书时，他也许会感受到两种观点之间的冲突横亘于自己的内心：一种是他所确信的观点：认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能让我们的今日胜过往昔，并且还能让我们的未来胜过今日；另一种是他不那么确信的观点：无论其论证有多么雄辩和充分，平克坚信，能将我们的才智转化为善并摆脱邪恶的那种人性和富有同理心的人文主义，必定是世俗主义的。

如果不循环诉诸于科学和理性，平克对于科学和理性之力量的证明就不会比培根做得更为成功。然而，对于那些始终相信证据的说服力的人而言，他们很难想象还有一种辩护，能比平克对于进步的事实和可能的辩护做得更成功了。

翻译：王培

编辑：EON

原文：https://harvardmagazine.com/2018/03/steven-pinker-enlightenment-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