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国内，由抖音所领导的短视频行业的国内市场规模如今已达3000亿。据《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6月，短视频用户已占全体网民的95.5%^[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指出，我国短视频用户人均日使用时长为151分钟^[2]。

随着短视频不断侵占我们的注意力和时间，你是否好奇过，在沉迷短视频的背后，我们的大脑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上瘾？

浙江大学的一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为我们揭示了短视频与成瘾之间的关联（如图所示）^[3]。该研究对浙江大学的153位抖音用户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其中，约45.8%的调查参与者存在轻中度的抖音上瘾问题，且有5.9%的人对抖音严重上瘾。统计分析显示，自控能力越差，上瘾程度越高。现代常见的焦虑情感可能会促使人们将小视频视为逃离压力的避风港，而缺乏自控力的人可能更难从这种逃避中抽离出来，进而对短视频产生过度的依赖。

青少年短视频沉迷是人们重点关注的问题。由大脑生长发育导致的荷尔蒙水平变化会影响青少年的自控力，并使他们面临更高的心理健康风险^[4]。这可能会让他们更容易对短视频成瘾，并反过来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西南大学2021年发布的一项针对3000多名中国青少年的调查研究显示，过度依赖抖音的青少年更易产生抑郁、焦虑等的心理问题，这些心理问题可能会导致短期记忆的下降^[5]。沉迷手机也容易导致青少年睡眠质量降低，影响大脑的健康成长^[6]。同时，短视频的内容还会影响到青少年的自我评判。对于女性受调查者，使用抖音等社交媒体的频率与外貌焦虑成正相关^[7]。短视频也可能带来更多的向上社会比较*，降低青少年的自信心与自尊心^[6]。

*作者注：向上社会比较（upward social comparison）描述的是一个个体与（他自认为）比他优秀的个体相比较的现象。

此外，短视频也是中老年人退休后的新精神寄托。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教授认为^[8]，中老年人社会生活相对单一，这使得他们能将大量时间投入到短视频平台。同时，因为他们缺少互联网的推荐算法的相关经验，所以在接收这类信息时会更容易沉浸、成瘾。随着年龄增加，认知能力的衰退会干扰到中老年人的自控力^[9]，对社会认同的需求也会诱发对短视频的沉迷^[10]。尽管短视频对中老年人大脑的影响尚不明晰，但可以明确的是，延缓大脑衰老需要规律的体育运动与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11]，刷短视频的行为可能会取代更加健康的生活习惯，对大脑的健康老化造成不利影响。

沉浸时的大脑

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活动的降低是大脑在集中注意力时最明显的信号。默认神经网络主要由内侧前额叶皮质，后扣带回皮质和角形脑回（angular gyrus）组成，是一个横跨整个大脑的大型神经网络。在人们无事可做、胡思乱想的时候，默认神经网络会变得非常活跃。同时，它也参与包括环境观测、自我参照、社会认知等其他复杂的认知功能。

自我参照（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指一个个体在思考跟自我有关的信息时的认知过程，这包括了追忆过去、计划未来以及体会当下。在短视频中，个性化推荐的内容往往与用户喜好、兴趣、经验有比较高的契合，因此，它们会触发观看者的自我参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负责投射过去与未来的内侧颞叶子系统*的活跃度会降低，处理当下觉知的背内侧前额叶皮质的子系统**的活跃度会升高。于是，人们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思维活动被抑制，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当下。与此同时，默认模式网络与初级视觉皮层、初级听觉皮层以及额顶叶网络（frontoparietal network）的沟通被加强。初级感觉皮层解码和加工基础的视觉和听觉刺激。额顶叶网络则负责维持注意力与短期记忆。这些网络的密切合作调动了过去积极的观影体验，这些体验自上而下地调控了注意力的分配，使用户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视频提供的视觉和听觉刺激上。

*作者注：内侧颞叶子系统（medial temporal lobe subsystem，MTL）包含了腹内侧前额叶皮质、顶下小叶后部（posterior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IPL）、海马旁皮质（parahippocampal cortex，PHC）、海马结构（hippocampal formation，HF+）等区域。

**背内侧前额叶皮质子系统（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subsystem，dmPFC）包含了背内侧前额叶皮质、颞顶交界区域（temporoparietal junction）和颞极（temporal pole）。

集中的注意力

后扣带回皮质是默认模式网络的重要枢纽，其主要功能之一是平衡向内与向外的注意力。向内注意力（internally oriented attention）指的是对内部思考的专注，向外注意力（externally oriented attention）指的是对外部刺激的关注。推送视频会使后扣带回皮质与负责短期记忆的额上回（superior frontal gyrus）、额中回（middle frontal gyrus）的连接增强，使观看者的注意力从外部转向内部，同时通过整合短期记忆中储存的视频信息，让大脑对视频信息进行更深度、更有意义、更高级的处理。

在一部分脑区变得更加活跃的时候，另一部分脑区的活动出现了减弱。背前扣带回皮质 、尾状核（caudate），还有一部分的丘脑（thalamus）负责注意力分配以及对抑制的控制（inhibition control）*。当我们在看短视频时，这些区域的活动同时减弱，彰示了自控能力的降低。同时，它们与默认模式网络连接的减弱还会降低个体对自控力的把控和对意识的觉察，使人们在观看短视频时更加沉浸忘我，无法自拔。

*作者注：抑制控制指的是一个个体在抑制自己的冲动时的认知过程，比如在饥饿的时候拒绝食物的诱惑。

上瘾与沉迷

观看视频时，视频的刺激会激活大脑的奖赏通路。奖赏通路内的神经元会释放大量的多巴胺，让大脑将特定的行为与快乐联系起来，使人们产生再次执行这个行为的渴望。2019年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小脑可能也是奖赏通路的一部分，它与腹侧被盖区直接相连，而腹侧被盖区则是处理奖赏的核心区域之一^[12]。腹侧被盖区和黑质（substantia nigra）会共同强化那些能够获得奖励的特定行为。其中，黑质的神经元倾向于编码信息的显著性，让这些信息更容易从其他噪音信息中脱颖而出。同时，腹侧被盖区的神经元会对奖励的价值高低进行编码。这个过程允许大脑着重处理视频提供的感官信息，并让这些刺激显得弥足珍贵。研究发现，相较一般视频，个性化推送的视频会显著激活腹侧被盖区，说明这些算法推荐的视频对于观看者有更高的奖励价值，也会让人更容易上瘾。

人的认知能力会因此受到影响吗？

鉴于短视频的流行是近年来才有的现象，当下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表明短视频本身会对我们的认知能力造成什么确切的影响。不过，现在已有不少科学家着手研究信息技术可能会给人类大脑带来的变化，学术界也存在一些相关的研究案例可供人们参考和推测。

一些研究发现，互联网上短暂而即时的快速信息摄入会使人们更难长时间维持注意力。2020年于《自然》发表的一项关于“社交媒体使用症”（social-networks-use disorder）的研究显示，社交媒体的成瘾程度与注意冲动（attentional impulsivity）*的强度成正比。同时，注意冲动与社交媒体成瘾存在着一种双向影响，即有注意冲动倾向的人也更易受到社交媒体吸引。该研究团队还猜测，网络上的刺激或许能够通过影响大脑的注意过程来削弱自控力，这种冲动会让人们追求即时奖励而忽视长期风险。人们会更容易被社交媒体的铃声和视觉刺激吸引，从而对奖励产生渴望，这会使他们更难抑制自己的冲动[^13]。

*作者注：在心理学中，注意冲动指代无法集中注意力的现象。

另外一项在《世界精神病学》发表的研究综述称，网络中的“信息奖励”（information reward）会通过刺激人的皮质-纹状体多巴胺系统（cortico-striatal dopaminergic system）来强化不断检查手机的强迫性行为^[14]。在综述提到的一项脑成像研究发现，经常一心多用的人在分心任务上的表现更差，但是相关脑区的活跃程度却有所增加^[15]。这说明大脑的工作效率正在“事倍功半”——大脑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却获得了更糟的结果。另外一项关于大脑结构的研究显示，在互联网高度使用者前额叶皮质中，那些与对抗分心、保持任务目标相关的脑区*灰质质量减少了，而灰质是由大量的神经元聚集形成的重要神经组织。这或许暗示了过度使用互联网对大脑健康的损害。然而，这只是科学家对互联网下大脑变化的初步探索，它们的可靠性还需要更多的重复实验支撑^[14]。

*作者注：对抗分心，维持目标聚焦的脑区包括右额极（right frontal pole）与前扣带回皮层。

尽管不少研究都指向了过度使用网络的负面影响，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导致的认知能力下降是长期的、不可逆转的。因此，只要合理分配看小视频的时间，多与家人朋友在现实中喝茶聊天，我们还是能够做到娱乐生活两不误的。

在这个国度的边远之地，有些人藏在大海边，想要逃离人生中许多的“愉悦”之事：在线电影，美味佳肴，友好侃谈，以及眼神交汇……不，这些人不是僧人。他们信仰另一套准则：多巴胺戒断——一种全新的硅谷式生活方式。

这种实践已然风行，或者说至少风行于一些引人注目的群体之中，以至于《纽约时报》在内的媒体相继发表相关文章。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

多巴胺是一种神经递质，参与大脑系统中有关动机、奖励、压力的机制。当我们在Facebook上看到十分可口的纸杯蛋糕，或可爱玲珑的狗狗时，多巴胺就会在大脑中释放。多巴胺戒断背后的理念是：在当今的注意力经济下，我们似乎享受了诸多美事，我们需要从让我们成瘾的刺激中（智能手机、电视、互联网、游戏、购物、赌博）抽身，从而重新掌控时间。

在去年八月发表于领英上的一篇实践指南中，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临床精神科教授卡梅伦·西帕（Cameron Sepah）普及了多巴胺戒断的概念：“从能引起多巴胺强烈释放（尤其是重复性方式）的行为中休息一下，可以使我们的大脑自行恢复。” 

西帕提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休息，渐渐适应了高浓度的化合物，我们就会寻求更高量的刺激来达到同等的愉悦效果。他收获了不少实践多巴胺戒断的客户，例如一些硅谷公司的总裁。他说这基于认知行为疗法（CBT），是一种有佐证的治疗手段，能用来改变影响患者行为的不良思考方式。CBT 常用来治疗成瘾。

但多巴胺戒断被主要来自湾区的一伙人带向了极端。一位女士曾发推表示：”湾区不愧是湾区：今天是我搬来旧金山的第一天，我在Y Combinator的同事跟我说自己在进行多巴胺戒断，所以要缩短我们的谈话（以免分泌过多的多巴胺）。”

初创公司创始人詹姆斯·辛卡（James Sinka）也是一位多巴胺戒断者，他告诉《纽约时报》：“我试着避免眼神接触，因为我知道那会刺激我。我努力躲开繁忙街道的喧哗声。我还要抵抗美食的诱惑。”

在硅谷苦行趋向的背景下，多巴胺戒断的兴起其实不足为奇。近些年，科技大佬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人逐渐拥抱僧侣式的修行。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推特CEO杰克·多西（Jack Dorsey）了。他不停颂扬间歇性戒断带来的好处，即每次几小时或几天的节食。现在多巴胺戒断已有腾飞之势，至少是在湾区之内，它被拥趸们理解为一种极端的苦修过程。

但真有多巴胺戒断这回事儿吗？它是被盲目跟风的伪科学吗？多巴胺戒断是在“重新发明轮子”么——在已知对我们有益的实践之上，冠以神经科学的名词，再将其粉饰一新后推销给我们？

“多巴胺戒断”一词从何而来？

“多巴胺戒断”的名字不是西帕发明的。这个概念最晚出现2016 年的网络论坛上。名叫格雷格·坎修斯（Greg Kamphuis）的男子发起了“多巴胺挑战”，并在Reddit上邀请人们参加为期四十天的戒断：其中包括电视、精制糖、酒精、加工的脂肪、尼古丁、娱乐性药物、咖啡因和色情片，还要“对饭时、社交网络和购物保持谨慎的决定”。

坎修斯把这次戒断描述为“保持健康和动机的迫切尝试”，以及“牺牲几周来探索生命之乐”。我们能从中看到对多巴胺的常见误解：人们通常把它理解为“快乐分子”，它在我们的大脑之中让我们感觉良好。但神经科学家会告诉你，这是一种不准确的过度简化。

多巴胺参与了基于奖赏的学习、记忆和动机的复杂过程。当你看到一个甜点，吃掉它并发现它很美味时，你的大脑就会释放多巴胺，帮助形成一次情景相关的记忆。这种信号正是在说：“记住你吃的是什么，记住你在哪里能找到它！”多巴胺还会激励你重复此过程——下次再动身去寻找那个甜点。当坎修斯开始传播他关于多巴胺戒断的理念时，似乎并没有吸引广泛的兴趣。

但当西帕发布他的指南并传授给硅谷大佬时，这个概念就爆红了。他用“多巴胺戒断2.0”来区分他修改过的方案，相对于坎修斯的版本简单了许多。西帕推荐你对困扰自己的特定行为（不论是游戏、赌博、社交网络、还是其他）戒断一小段时间，哪怕每天一个小时。然而，他说他的方案如今已被错误解读。辛卡（眼神躲避者）这样的人，实行的是“他们自己的极端练习”。西帕告诉我：“这和他的方案完全矛盾。”

西帕认为媒体——他说那些乐意去嘲弄“硅谷男性过剩”的媒体——应承担这种误解的责任。他在一篇博客文章中指出，《时代周刊》错误声称“多巴胺戒断基本上是对所有事的戒断”，而在他的原指南中，他清楚地写明多巴胺戒断不是什么：对多巴胺或是一切刺激的回避。

该指南的确没有倡导对社交生活的完全戒断——事实上，它正是推荐人们在多巴胺戒断时去与身边的人交流与联结。然而，硅谷人将此准则推演到这个方向并不令人吃惊。如果你不想让大众将这种练习理解为对多巴胺的完全回避，那最好不要将其命名为多巴胺戒断。

“多巴胺只是一种解释成瘾过程如何被强化的机制，能用来做一个吸睛的标题。”西帕告诉《时代周刊》，“但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它。”

但当然，一旦一种实践流行起来——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吸睛的名字——它注定会被人们理解为他们原以为的。（值得注意此处的讽刺性：这个名称指的是一种设计来削弱注意力经济的实践，然而它使用的正是用名称来吸引你。）

多巴胺戒背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

有些人将多巴胺戒断理解为减少多巴胺，但这如果是你的目标，那恐怕有问题，因为一般而言多巴胺是不受我们控制的。

当你经历未预料之事时多巴胺会大量分泌——例如在你未曾想到的地方找到了巧克力。但如果这件事变成意料之中的（设想每天中午在你公司的零食屋内都会有巧克力），那么多巴胺就只会在期待得到奖励时释放。所以，一个人真的可以戒断多巴胺吗？

 “那么，如果人在预期任何事——像是要吃巧克力或是进行一段讨论——那不是你通常能够用意识控制的。” 布朗大学研究成瘾问题的神经科学家与精神病学家贾德森·布鲁尔（Judson Brewer）说，“你不能停止预期某些事。如果你看到巧克力，你的大脑会想，‘噢，这看起来很不错！’你不能告诉你的大脑说，‘嘿，别这么想。’”

硅谷创业者们为了拒绝多巴胺，回避从眼神接触到社交的一切，布鲁尔听到这些事迹后开怀大笑。“太荒唐了！”他说，“把它留给那些极端者，或者完全不懂大脑如何工作的人吧。”但老实说，我们应该分辨这种极端的理解与西帕原初所构想的不同：尽管它有让人困惑的名字，但并不意味着要减少多巴胺。

“多巴胺戒断的意义在于，通过长时段内减少冲动性的行为来增加行为的灵活度。”西帕在一封邮件中说：“通过回避引起冲动性行为的制约刺激（如通知消息），并且自然地施以非制约刺激（如焦虑、厌倦或孤独的消极情绪），同时限制制约反应（如拿起手机，或吃掉甜点），长久以来这将减弱此种制约。”

简单来讲，通过回避像手机通知这样的刺激，同时在没有这些诱惑分散注意力的情况下，将自身暴露在不舒服的感觉中，我们可以打破每次手机一响或心情难过就拿起手机的习惯。

这是经典的行为主义视角，而且目前而言它看起来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应该暴露在焦虑、厌倦或孤独情绪下，同时隔绝平时的排解方法（例如查看手机）——你可以在无数的认知行为治疗指南中找到这一理念。

布鲁尔说，他并不怀疑西帕的倡议是否可以准确划分为CBT，也不怀疑西帕的观点是否正确：如果我们不从过度刺激的科技中抽身，我们将寻求更高量的刺激（基础的驯化机制）。然而，他的确质疑多巴胺戒断是否可以作为长久之计。

“你可以强迫自己去戒断，但那不会长期有效。”布鲁尔说。他的逻辑是：如果你余下的人生每周戒断一天，它只会持续剥夺你喜欢的东西。但由于你仍然喜欢它，你还是会忍不住回头。布鲁尔说，更好的方法是教会你的大脑：一种特定的活动（如连着花几个小时刷社交媒体）并不是真正的奖赏。当你意识到一种行为会让你感到糟糕时，就变得容易节制了。你不再需要强迫自己去戒断；相反，戒除正是厌恶所带来的自然结果。

听起来很不错，但你如何做到它呢？布鲁尔说，答案就是正念。通过专注于此刻的经历，你能教给大脑这段经历不是真正的奖赏。

布鲁尔的实验室表明，基于App的正念练习（结合当下的感知与非判断式好奇的态度）能够帮助吸烟者和暴食者减少不健康习惯，效果达到40%。

布鲁尔认为，如果你想消除追求更多多巴胺的冲动，“你需要给大脑更好的替代提议。”它就是好奇心，它比渴望的感觉更好，而且并不是多巴胺驱使的，只要对某事起源于兴趣而不是缺失（即我现在就要不然就去死的感觉）。布鲁尔表示，最好的部分在于，“好奇心这样的内在奖励行为，并不会被驯化——你不会耗尽好奇心的。”

多巴胺戒断是否只是旧瓶装新酒？

硅谷常有的毛病，是这里经常会冒出各种新时尚，并被包装成“创新发现”向外推销，但实际上，这些“时尚”只是沿袭了几百年的常规。举个例子：去年一月份，多西发了一条当他参加间歇性禁食时，是怎样感到时间变慢的推文，并问道：“其他人有过相似的经历吗？”这引来穆斯林群体和其他在宗教仪式中禁食的宗教团体的集体白眼。

现今或许有人会问：佛教的禅修或犹太教安息日，都包含了对电子产品的规避，但也强调对人际活动的积极参与。那么，多巴胺戒断和常规的做法（诸如偶尔休息、享受一个周末、或去度个假），究竟有何不一样呢？ 

西帕表示，非常不同。

“冥想或是静修需要练习正念，有时还要求保持缄默，多巴胺戒断并不包括这些。安息日的重点是不工作才好进行宗教礼拜，而你完全可以一边进行多巴胺戒断一边工作，这样做的前提是两者价值一致。另外，戒断也不是一种宗教实践。至于度假，它一般被视作践行享乐主义的机会，实际上还会带来更多的坏习惯，所以，它基本上是多巴胺戒断的反义词。”

西帕主张他所推荐的戒断方法让多巴胺戒断与众不同，无论游戏、赌博戒断，还是其他打乱你日程安排的方法。这是他设置的日程：

• 一天之中最后的一至四小时-家庭时间（时间的多少取决于工作和家庭的需求）
• 周末中的一天-户外时间（周六日抽一天去户外度过）
• 每季度的一个周末-旅行时间（参加一场当地的旅行）
• 每年抽一周-度假时间（去喜欢的地方度个假！）

这听起来就像是常识；有人就是这么做的。但西帕的观点不是我们需要休假，重要的是休假时间去干什么。假期只是一个容器，多巴胺戒断才是里面装的东西。“我推荐在夜晚、周末或是假期进行多巴胺戒断，因为那时人们才有时间真正去实践。”他如是说。

好吧，如果我们更刻意去考虑如何度过有限的闲暇时光，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更有益。把它当作一次机会，去练习适应现代生活中引起我们不适的事情（比如独处或倦怠），这些不适正是通过电子设备填充的现代生活裹挟而来，无处不在又触手可及。

这个建议本身并不惹人反感。问题主要出在实践的名字，它极易引起误解，加上这项实践据称代表了一种理想的长期策略。尽管西帕说他创造了“我们这个过度兴奋时代的解药”，现实中他看起来创造的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还是一种容易被误理解为严酷禁欲苦行的解决方案。

译者：廿纪梨；校对：tangcubibi；编辑：EON

关于上瘾我已经了解了很多。在20多岁的时候，我就曾同药物强迫症作斗争，并且最终失去了很多我所珍视的事物。但是后来我戒掉了，回到学校，拿到发展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并且在之后成为了多伦多大学的一名教授。有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我研究孩童和青少年的情绪发展。然后在这之后的十年，我将研究方向转向大脑科学，因为心理学的宽泛笔触并不能很好地捕捉那些互动着影响我们性格的具体生物因素。当我重回上瘾，我是一个研究成瘾大脑的科学家。有关上瘾改变大脑的数据无可争议。我想要知道上瘾改变大脑的过程和原因，并客观且科学地理解上瘾，但在研究过程中我也不想失去了解它的主观性：上瘾是什么样的感受，戒掉它又是如何艰难。

挣扎，剧烈的努力，失败和最终的胜利，这些我自己这些年在上瘾中经历的感受，出现在每一个我搜集来的传记里。每一个人都流露出对上瘾痛苦的害怕和因之带来的羞愧。例如，唐娜描述了她引以为傲的作为一个药片小偷的天赋，直到她因为引起家庭成员的怀疑而在抽屉间被抓住。唐娜在洛杉矶的一家医院照顾重病的小孩，朋友和孩子们都认为她是圣人一般的存在，拥有着慷慨热心肠和才能。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她对鸦片类止痛药的饥渴——她在工作后和周末用来给予自己的独特犒赏。

唐娜持续地从朋友和亲属那里偷走药丸，伪造医生处方，夺走她丈夫的止痛片供应来得到那珍贵的令人激动的药丸。她给出了强有力的让人信服的论据，说明从她高压力的生活中为什么自己值得这样的犒赏。最终家人通过安置在她继母卧室中的监控发现她的偷盗行为，这件事伴随着之后大规模的创伤，对药物中止的恐惧，以及之后数月的强化治疗。

唐娜和其他我聊过的形形色色的人所相同的一点，也是所有成瘾者发现成瘾疯狂且可怕的一点，是它持续性的力量，长到那药物带来的欢愉已经结束，长到那慰藉已经转化成延长的焦虑，长到他们已经向自己和他人发了誓，他们不会再继续下去了。就是那反复使得成瘾对于成瘾者、他们的家庭和他们寻求帮助的专家来说如此不可理解，并引发了一阵对于它到底是什么的狂热讨论。

有一个解释是，上瘾是一种大脑疾病。美国国家吸毒研究所、美国成瘾医学学会和美国医学学会将成瘾定义为一种关于大脑奖励、激励、记忆和相关回路的慢性疾病。这种定义不断出现在他们的网站、演讲和论文中，最近的一篇就是《外科医生关于酒精、药物和健康的报告》（2016）。这些权威警告我们上瘾劫持大脑，通过不断的强迫饮酒和使用毒品麻痹掉我们选择和自控的能力。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已经为脑疾病模型的傀儡支持者提供了一个论坛，不断声明政府关于“戒断症状，耐受和酒精相关性发作的解毒”的强调，暗示了理解成瘾的权威道路仍旧是药物治疗。

这种疯狂的药物治疗论已经演化了几十年，它是支持团体酒精匿名（AA）和护理机构奇怪联结之后的产物。它成为西方世界90年代治疗成瘾的主要方法，那所谓的大脑的年代，主要归功于成瘾对大脑改变的发现，有些改变即使不是永久的，也是长期的。

如果成瘾改变大脑，而药物导致成瘾，那么论据在于，可能药物导致病理变化，伤害了神经组织。这种瘾的发作是因为成瘾者们病了，而不是因为他们弱，他们自我放纵，他们是社会的弃儿（在很多地方相当普遍的一种说法）的暗示看上去对成瘾者和他们的家庭有益。他们经常经历的愤怒和厌恶可以被这种疾病的假设所减轻。而已知会加深精神疾病患者苦难的社会指责，也可以被减轻，甚至被逆转，通过成瘾者也无能为力这样简单的假设。

只要疾病模型可行。然而，我们越来越发现它是不可行的。首先，大脑改变并不是判断大脑发生疾病的依据。大脑天生就是来被改变的，这是它的运作方式。在孩童和青少年的发育中，大脑会经历巨大的改变：从出生到成年的过程中，会有大约一半的皮层突触消失。它们在整个生命中随着学习改变：通过学习新技能改变，从驾车到音乐赏析，以及自然的老化。大脑在中风或创伤的恢复中改变，而最重要的是，当人们停止吸毒时，它们改变。

AA已经发出这样的警告很久：一旦成瘾，永远成瘾，所以请小心！

第二，我们现在知道药物并不引发成瘾。人们会对赌博，色情，性，社交媒体，游戏、购物当然也包括食物上瘾。大部分的这些因素在典范但有争议的精神诊断和统计手册（DSM）中被归类为“失调”。此外，药物成瘾导致的大脑变化和这些“行为”上瘾导致的大脑变化看上去相同。而我尤为感兴趣的一点是，药物成瘾中的大脑变化和那些面对着性吸引和浪漫的爱的大脑变化相似：大脑重构它自己，至少在某一程度上来说，当吸引物足够吸引人的时候。

假想的疾病模型的社会和临床好处同样令人难以置信。一方面，精神疾病患者反馈说疾病的标签会引起来自他人更多的反感， 而不是更少。在候诊室中，我们可能不会想要坐在精神疾病患者的旁边。但是，一个有情绪问题的人却看上去和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多的不同。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许多研究表明，成瘾是一种病的信念实际上降低了持续恢复的机率。AA已经发出这样的警告很久：一旦成瘾，永远成瘾，所以请小心！

毫无疑问，12步疗法的团体互助性很有价值，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终生缺陷的假设会促进恢复。昂贵的私人康复并不做得更好，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核心程序仍然围绕12步疗法和医疗监督。 因为复发率如此之高，无论是在AA还是私人康复中，成瘾者持续感到耻辱，孤立和被排斥。我们的一些基本治疗理念必须要改变。 然而，疾病模型似乎将它锁定在位。

那么疾病模型之外的替代理论是什么呢？有一个想法是，上瘾者自愿选择持续上瘾：如果他们不停止，这是因为他们不想停止。 任何一个见过那些成瘾者如何挣扎的人都可以看到这种观点的肤浅。另一个竞争理论认为，成瘾会发展，它是习得性的，这可能使其类似于其他有害的行为模式：种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痴迷于运动或纹身，或迷上了不去工作的爱情伴侣，甚至是施虐狂。 成瘾可能很难被戒掉，是因为它是很深的被习得，或在紧急情况下的被习得，而其他的生活方式并非如此。

成瘾是习得性的这个观点在环境力量的背景下，似乎正在积聚势头。今年早些时候，英国研究人员德里克·海姆（Derek Heim）和尼克·希瑟（Nick Heather）组织了一个由50多名学者、研究人员、政策顾问和专业治疗人员组成的国际政策小组，专门反对“脑疾病模型”。 这个名叫“成瘾理论网络”的小组，强调促进成瘾的社会和心理因素。 虽然一些小组成员忽略了成瘾的生物因素，这种假设上的忽略使得他们尽可能远的远离疾病模型，其他人（包括我自己）认为大脑变化是学习成瘾的关键。 毕竟，我们如何不通过改变大脑的连接来学习东西呢？

问题仍然存在：如果成瘾是习得性的，它是如何变得比其他学习行为更加复杂和根深蒂固？考虑到我们学到的东西，我们经常可以不学习它们，那么为什么成瘾如此难以摆脱？

约翰尼是一个英国工厂经理，他童年时曾在一所寄宿学校待过几年，在那里，牧师的性虐待隐藏在睡前的窃窃私语中。约翰尼成长为一个性格焦躁但能干的人。他结婚，然后离婚，并定期访问他成年的孩子，这是一种相对正常和可预测的生活。直到这种生活被打破。他的朋友和商业伙伴发现很难去监督，并且不可能去干扰他的生活，因为约翰尼接近末期酗酒。

他喝得几乎接近死亡，以至于他惊讶于自己还能醒过来。在酗酒的最后六个月，约翰尼的生活进入了一种行尸走肉的节奏。他的一天开始于走向冰箱，当他走到厕所的时候，掺着冰块的朗姆酒已经被喝完，这样的一天会在他摇摇晃晃地爬向床的时候结束。在几个小时的睡眠以后，他将会开始另一天的酗酒，这样的日子不会停止，直到他下一次失去意识。约翰尼告诉我，他这样的酗酒可能已经算是一种变相自杀。

为什么约翰尼很难克服这种几乎快要摧毁他的行为模式？为什么他的生活和习惯会如此可怕的重复和稳定？约翰尼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么为什么他不能停止？上瘾的习得性模型必须解答这些问题。

我们常常将学习理解为技能学习。语言，自我控制，骑自行车，代数，餐桌礼仪和玩短笛都是这样的技能。但我们同样也学习类似于咬指甲，看电视和折叠餐巾纸这样的习惯。将重点放在习惯上和将重点放在技能上有所不同：简单来说，习惯是无意间养成的；技巧是故意获得的。但是它们在其他方面有区别吗？

我恰巧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农场润饰这篇文章，我与一大群奶牛开心地游了一圈。当奶牛被牵到一个斜坡状的走廊，它们将要在一个小的室外前庭被称重时，它们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要么跟随前面的牛，要么转身，催促其他的奶牛回到他们熟悉的围场。不同的奶牛对于这种情形的处理方式不同。但接待我的主人可以轻易地预测哪些奶牛会做出哪一个行动。基于气质和经验，这些奶牛根据他们学到的习惯做出行为。我并不觉得这样的行为是某种技能。

我会将上瘾称作习惯。事实上，“习惯”一词已经被用来描述瘾很多年了。然而习惯可以很难被具化。他们不只出现在行为上。种族主义是一种不会被看见的习惯，直到它在特定语境中自己显现出来。像种族主义，同情，恋童癖，爱国主义，自私和无私，我会将这些称为“思维习惯”，一种有时在行为中显示的关乎思考和感觉的习惯。但是，我们该如何辨别我们无法（在行为中）识别的习惯呢？让我们从大脑上一探究竟。

从神经的角度来看，习惯是突触反复被激活的模式，当快速激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在不同场合下重复地进入相同的模式。当一个人总是从相似的角度思考问题或者执行相似的动作时，大量的突触在可预测的（即习惯的）配置中被激活。一个区域中神经元激发的模式变得与其他区域中激发的模式同步，这种同步帮助参与的突触形成这些习惯性配置。无论你将他称为技能或是习惯，它只有凭借重复的突触激活才能变得习得性和根深蒂固。

随着每次的重复，激活的突触变得增强或加强（由于每个参与的神经元的结构的修改），并且其他的（较少使用的）突触变得削弱或被缩减。同时，活跃的突触引起与其相连的其他突触的激活，并且因为脑细胞之间的突触连接几乎总是相互的，起加强作用的激活又会被返回。因此，神经元激活的重复模式是自我延续和自我强化：它们形成通路或路径，每当遇到确定的提示或刺激（或思想或记忆）时，通路“被点亮”的概率增加。神经可塑性研究员席格德·卢沃（Siegrid Löwel）在关于神经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规则的总结中提到：“那些会一起点亮的神经细胞，总是纠缠在一起。”

科学家们已经指出在成瘾中至关重要的具体的神经区域，我花了几年时间研究它们。但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了解成瘾的神经习惯生成机制而特意将大脑分区。许多前脑的区域是高度可塑性的或“可编程的”，并且神经元激发模式的重复、加强和具体化的倾向，是一个通用的原则，适用于整个皮层和边缘系统。事实上，这是一个比前面提到的还要普遍的原则，因为它适用于整个神经系统，在神经系统中结构演变和坚固，而不是从外部被编辑。

城市稳定。文化稳定。甚至家庭动力学稳定。家庭论证不可避免地重复着同样的脚本。

所有的生物系统，从生物到社会，从生态系统到大脑，都是复杂的系统。最重要的是，它们是自组织系统。这意味着他们的结构、形状和组织，是由许多随着时间互相改变彼此的组成成分的相互作用生发出来。这些变化引出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原则，然而，这些系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们是自组织；其结构由于组成元素之间反复的相互作用，而形成自我驱动的小的反馈循环。

有一个鲜活的科学术语用来描述自组织系统中的习惯形成模式：“吸引子”。吸引子只是一个复杂（动态）系统中的稳定状态。所以：种子生长成树，然后稳定进入一个吸引子状态，于是树获得一个形状。鸟类飞行时彼此同步并形成V字形（或其他形状）的鸟群。生态系统经历剧变（例如物种形成和物种死亡），然后稳定。城市稳定。文化稳定。甚至家庭动力学稳定。家庭论证不可避免地重复同样的脚本。

复杂系统例如社会或生态系统中的个体，或器官或生物体中的细胞，这些元素持续互动，这种互动导致彼此的改变，而这些改变进一步引起彼此的变化，往复循环，直到它们到达一个稳定的状态，至少一段时间。（请注意，我们并不是在谈论生锈的溜冰鞋躺在沟渠上或着台球停止滚动的稳定性，我们是在谈论一个系统的稳定性，这个系统会持续发展和变化，像所有自然的复杂系统都必须做的那样。）

那么“吸引子”这个词的意义在哪里呢？它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复杂的系统，比如我们和我们的大脑，以一种和溜冰鞋或者台球非常不同的方式达到稳定。它们并没有失去能量；它们持续生长和发展，为了活着。但在一段时间内，组成它们的反馈回路保持同步，促进了稳定或平衡，就像你在适应寒冷空气以后的体温。（技术上，这意味着现在是负反馈而不是正反馈表征了系统动力学。）在那一点上，我们可以说系统已经达到它的吸引子状态。它的组件现在以一种我们称为自我强化的方式进行相互作用。

吸引子的概念对于描述人类习惯的生成非常有用，因为人类的习惯同样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这些习惯不是由我们的基因或者环境预先决定。但是，吸引子对于生长系统的生成具体有多大作用，为什么它们生成，以及它们如何将系统保持在这个状态？吸引子通常被描述成平坦表面上的谷或井，这个表面代表着系统许多种可能的状态。系统，人，可以被看作是一颗在这个拥有很多可能性的表面滚动的大理石，直到它滚动到一个吸引子井。然后它很难从这个井出去。物理学家会说，这个系统需要额外的能量来将自己推出吸引子。这个能量，从人成长的角度来说，则可能是人们用以摆脱某种特定的思维模式或行为模式所需要花费的努力。

成瘾持续产生它想要被满足的需要，而上瘾者通过满足它而习得了满足这种需要的习惯。

在人成长的过程中，常规的成就可以被看做是吸引子。这些成就可能包括学习成为一个合格的语言用户，或陷入爱河和有孩子。然而个人个性发展也可以用吸引子来描述——以特定方式区别个体的可识别特征，随时间持续的特征。

成瘾正是这样的吸引子。成瘾的持续力量并不源于与社会世界的良好契合，也不是源于一些物种的特有倾向。成瘾涉及人与物质或行为之间的一种强烈关系。这种关系本身是一个已经达到自我强化状态的反馈回路，并且与其他有助于上瘾模式的反馈回路互连。这些反馈循环已经驱使系统，也就是人和人的大脑，进入一个随时间加深的吸引子状态。

最明显的是，成瘾的特点是追求某种物质或行为的强烈愿望。这种物质或行为暂时缓解了欲望，但是一旦行为完成或不再满足，或一旦药物或者酒精在身体中被消化，失望和焦虑就会进而生成一种负面的情绪状态。于是，愿望再次建立。这样，成瘾持续产生它想要被满足的需要，而上瘾者通过满足它而习得了满足这种需要的习惯，从而进一步巩固这种习得性行为以及相关的神经模式。那些会一起点亮的，连接在一起。生物学不是监狱，你并不能用开关来打开和关闭这种模式。

布莱恩在开普镇的一所社区学院当过老师，运营过一个成功的生意，将他聪明的大脑发挥了优势。但是因为积累的债务和不太严重的注意力缺陷问题，他开始采取各种兴奋剂来保持清醒。在两年内，他每天吸食冰毒好几次。睡眠变得零星和不可预测。他不能再以直线思维思考，他的理性很快被幻想取代。他的事业失败了，他则搬去和他的经销商一起住，他和幼小女儿的父女关系则变得有些滑稽——他每隔一两个小时就要躲进车里为了不让女儿看到他上瘾发作的样子。 冰毒使人强大，并带来清晰、乐观和聪明的能量。但是布莱恩的睡眠缺失意味着高潮日益短暂。有了第一次睡眠缺失的暗示，他会吸食冰毒，失去理性，进入下一次需求更高的缓解。

其他（互连的）反馈回路促进和巩固成瘾。这些回路包括社会孤立，上瘾使其强化，而社会孤立又使得瘾君子与人重新交流的可能性变得更少。这些回路也包括瘾君子深以为然的理性：如果我是一个坏人，这样被误解，那么我再做也是可以的。 布莱恩是一个懂得自我反省的家伙；他知道自己失去了多少。他持续的自我毁灭看上去似乎是对他失去远见的严厉报复。

成瘾并不关于理性或选择；它与人格缺陷或恶劣的父母无关，即使童年的逆境是明显的风险因素。成瘾与习惯形成有关，它通过反复的、自我强化的反馈循环形成。虽然选择不会被成瘾所阻止，但是相比浅的习惯，人们更难以摆脱固习。

在精神健康方面，成瘾可以被看作吸引子家族的一员。抑郁症，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其他稳定病症有高度反弹性，虽然它们并不使人愉悦。它们被归类为吸引子状态——我们可能将其称为没有吸引力的吸引子，它们像成瘾一样容易，并且势必无处不在。

根据古典学习理论，带来奖励的行为会被重复，而导致不良后果的行为则会消失。然而，这显然不是个性发展的指导原则。相反，似乎最不愉快的情形最有可能变得根深蒂固。以痛苦为特征的精神和情感状态出现在青少年发展中，频率显著，并且它们持续主宰个性和行为多年，如果不是为了生活。为什么一般来说这样的负面状态会成为吸引子，变得具体化和停滞呢？

神经心理习惯通过重复发展，而不是奖励，理性，价值或成功。

或许它们是疾病。精神病学确实私自假设、贴标签并且假装去理解它，然后持续对预防和治疗无能为力。精神病学会让我们把这些症状视为精神疾病：我们可以在DSM或国际疾病分类中找到它们，将它们与一系列可能的症状联系起来。但这并不会帮助我们解释它们。并且即使是这些“疾病”的药物也是众所周知的无效。鉴于这种文化，成瘾被视为一种疾病也不奇怪。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标签对于我们理解上瘾并没有任何帮助。

深度的心理吸引子，如成瘾，抑郁和焦虑障碍在某种情况下会稳定，并且他们稳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样会使事情更加容易。它们稳定，是因为那些促使它们产生强烈情绪的相互作用，这样的情绪会要求认知补偿，使事情变糟。例如，抑郁症涉及失去和低落的感觉，这种感觉唤起反思和自我评价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则倾向于自我贬低。我们检查自己越多，我们看到自己的错误就会越多；低落、悲伤和焦虑的情绪也是如此被放大。同时，焦虑引起了对危险的注意。这是它的直接进化目的。因此，焦虑障碍是青少年成长期间最简单也是最霸道的一种反馈循环之一。人们越焦虑，越会注意什么可能出错，亦愈加会留意到环境中隐藏的危险，以及每种可能性背后的风险。反过来，这种思维则将焦虑持续下去，使人进入一种完全忧虑的状态，完全没有理由对事件进行更客观的诠释。

习惯，特别是神经心理习惯，通过重复发展，而不是成就，理性，价值或成功。我们在某一时刻的想法和感受决定了我们下一时刻的想法和感受。

幸运的是，大多数人走过沮丧，克服恐惧，并终结创伤，虽然这其中的努力、环境、技巧和幸福生活所需的运气绝非轻而易举就能获得。成瘾方面的消息总体上很乐观。所有成瘾物质（包括海洛因，冰毒和酒精）导致的大多数成瘾者得以恢复。根据研究人员的要求、方法和定义，恢复的比例从大约50％到90％不等。延迟停止或者实现控制量的使用因物质、人和文化而异。但专家越来越多的认同成长本身推动恢复。有一些理论提到：在人们成长或变老的过程中，成瘾就会慢慢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而一个人的三观则日趋成熟。虽然重复使得习惯形成，但它也同样产生无聊、沮丧和绝望的情绪，这些消极情绪促使我们重蹈覆辙。

唐娜一开始心理治疗就停止了吸食鸦片。她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不仅理解她的上瘾，并且理解她童年痛苦的治疗师，那驱使她向药物寻求内心安宁并心安理得的欺骗别人的童年痛苦。

在约翰尼就快要杀死自己之前，他停止了喝酒。我们的采访发生在他60多岁的时候，这是一个他曾经不太可能活到的年龄。约翰尼使用AA、精神病学、瑜伽、按摩和书中的每一种方法。他曾经如此痛苦以至于不能将这些方法持续下去。

同时，布莱恩不仅放弃了冰毒，他现在正在完成成瘾研究的博士学位。他拥有三项国际基金，用于对困难人群实行戒毒治疗策略，并应邀在联合国展开关于药物政策改革的讲座。

不是每一个成瘾者都能走出他们的成瘾。有些人仍然过着被奴役的生活，有些人则死去。但是，每一天追逐同样狭窄目标的滞涩、冗余和愚蠢，使戒瘾成为所有创新和乐观人类值得一试的挑战。

抗辩正在兴起。许多人开始把“成瘾”看作思维和行为模式的习得表现，当然，这种模式也可以被遗忘。作为一名神经学家，我承认大脑伴随成瘾所发生的改变，但我认为这些变化，只是大脑正在进行的可塑性的一种表现，鉴于它生来就会随着人类的强烈情感和重复体验所发生变化。当人们坠入爱河，长成胖子，患有强迫性赌博，沉迷网络的时候，也可以记录到类似的变化。同时作为一名发展心理学家（我的另一个头衔），我认为成瘾是一种态度或者自我认知，它会随着人的体验累积和沉淀，通常由童年或者青春期的困境所引发。瘾确实在某些方面就像是得了病，但这仅是它内涵的一小部分。

那么多人最终戒瘾成功，所以我们怎么能说瘾无法戒除？

关于“成瘾”的争论无休无止，这也引起了成瘾专家和他们所服务的人群的巨大反感。上个月，我恰好体验了一次这样的冲突。当时，我受邀参加一家电台辩论，但当一位科学家，他同时也是疾病模型的拥护者，公然表示那些不把成瘾当病的人是在轻视它的时候，这一切变得很糟糕。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甚至提到了一些因为酗酒致死的好朋友。这样的事情实在让人心碎，可我不得不问一句：实际上那么多人最终戒瘾成功，我们又怎么能说瘾无法戒除呢？

争论看似毫无止境。不过如果对于这个问题，世上不存在任何正确的答案，那最佳答案应该是，能给人们带来最大获益，造成最小伤害的那一个。在我看来，这个衡量的记分卡取决于成瘾者他们自身。许多人从疾病模型中得到安慰，是因为这帮助他们弄清楚戒瘾有多难。但对其他人来说，这种疾病模型不仅是个错误，更让他们反感——这是让他们感到无助的理论根基，同时也是走向康复的一个障碍。

“我讨厌被告知自己有病”，这是最近一位网友在我博客上的评论，“我不是生病了，我没得病。过去所造成的创伤、环境因素以及学习行为都体现在我身上…我觉得自己学到了新事物…培养了新技能…走上了尚未开发的新道路。”疾病概念里隐含着“宿命论”的观点，对于拒绝“宿命论”束缚的成瘾者来说，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戒瘾的12步骤康复计划中，第一步是承认自己的无力，这正是迫使这些成瘾者离开的关键。就是在这个时刻，他们告别戒瘾，而且再也不回头。

研究表明这些成瘾者的直觉相当正确。一些研究已经证明，那些对于成瘾是病的信念，增加了旧病复发的可能性。而且这并不让人意外。如果你觉得自己患有慢性病，那坚持上班还努力工作该有多难呢？

如果我们承认，成瘾跟疾病只是存在某些共通点，但在其他很多方面其实完全不同，也许就能不再给它贴上标签，同时更多的去关注戒除它的最好方式。

来源：The Guardian 翻译：黄玉杰 编辑：EON

即使我们已经饱了，又如何能够“再多吃一点”最爱的甜点。DiFeliceantonio等人的研究(2012)指出，被称为新纹状体的大脑区域涉及大脑的奖励系统。大脑激活麻痹系统来抵消腹部肿胀的不适，以便我们继续进食。除了这个系统，当我们做吃喝繁殖这类有益生存的事时，多巴胺奖赏通路是让我们感觉良好的中枢。

但是有其他大脑区域参与到这个通路吗?

奖赏通路开始于叫做腹侧被盖区的大脑中心区域。在这里，特殊神经元释放神经递质多巴胺，它给你一阵喜悦，让你感觉良好。为确保往后重复这个行为，奖赏通路连接到控制记忆和行为的大脑区域。

若记得吃芝士汉堡幸福满满，那你很可能再吃一遍。如果大脑增强允许奖励发生的连接（像是拿起奶酪汉堡，咀嚼，吞咽），那么下次你会更容易付诸行动。吃另一个汉堡，将再次感到一阵喜悦。通过这个奖赏通路，大脑已经确保我们往后会重复这行为。

然而，重复愉悦行为并非总是有益。比如，成瘾药物激活奖赏通路，导致细胞产生大量多巴胺，让你嗨翻天。大脑通过减少细胞数量，补偿这些意外改变，以应对多巴胺过多，以至于下一次用药时效果不会太强烈。

不幸的是，这恰恰导致用药者们加大药量来达到同样“嗨”的程度，这也叫做耐药性。随着大脑持续适用毒品，负责判断和记忆的大脑区域也发生了变化，这种“硬连接”使吸毒成为习惯，铸就瘾君子。

理解奖赏通路与大脑的其他区域（如新纹状体）的关联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可以停止恶循环或减少其影响，并帮助瘾君子们远离毒品。

来源：Knowing Neurons 作者：Kate Fehlhaber

翻译：巧酱 校对/编辑：EON

一年前，像很多瘾君子一样，我也曾有过一次自我崩溃的预感。整整15年，我一直是一名网瘾者，每天都在博客上频繁更文，甚至组了一个团队在高峰时间内每20分钟刷新一次网站。每天早上一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刷网上的新闻，刷完这个网址刷那个，看完这篇推文看那篇，关注各种突发新闻和热点事件，浏览无数的图片和视频，跟上各种网络当红消息。一天下来，我能就发生了的事情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发表看法、进行辩论、或者讲笑话。有时，事件发生后，我会连续好几个星期都在疯狂跟进事件发展的方方面面，以便能够将他们编成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文章。我曾陷于和读者们的对话中无法自拔，他们对我的文章吹毛求疵、针砭不一、提出修改意见。我的大脑从未这么高强度、长时间地周转于各种不同事件之中，还是以一种公众的形式。

也就是说，我便是早期形态的“网虫”。随着时光流逝，我意识到我不再是一个人。脸书的出现，相当于让每个人都拥有了自己的博客和受众。越来越多人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使他们时刻能够关注热点消息，也使他们不得不持续地筛选、吸收和消化网络信息洪流，正如我曾经一度那样。推特以一种能够不断更新短文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用户们就像我长久以来一样，对脸书上瘾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后，各类应用软件不期而至，像雨后春笋般，完全占领了我们剩下的一点点闲暇时间。如今它无处不在，这样虚拟生活，这样永不停息，这样时刻更新。我记得2007年，当我决定在博客上加大赌注，每半小时后左右更新一次的时候，我的编辑像看着一个疯子似的看着我。但如今，那份疯狂已是平常稀疏，曾经高大上的专业博客儿如今也已全民皆是。

Andrew Sullivan: My Distraction Sickness – and Yours

An endless bombardment of news and gossip and images has rendered us manic information addicts. It broke me. It might break you, too.

我过去经常开玩笑说，如果有人被网络杀死了，那么我一定会是第一目击者。多年后，这个笑话早已烟消云散。在我博客生涯的最后一年，我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一年内我得过四次支气管感染，已经根深蒂固难以痊愈。假期，也只是难得的睡觉时间。甚至我做梦都会梦到我每天用以更新网站的代码。当我越来越离不开网络的时候，我的朋友们也逐渐与我疏远了。我的主治医生再给我多一疗程抗生素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说道：“你从艾滋病中幸存就是为了死于网络？”

但是网络给我的奖励那么多：一天内多达10万次的点击量/粉丝，一份有利可图的新媒体事业；一系列使我焦虑、狂怒或有如神助的事情；占领全球性话题中心的一席之地；衡量成功与否的方法——一份巨大而好看的数据——对我的作家灵魂来说，我就像一直在洗着多巴胺澡一样。我不断地激励自己，如果你想将自己改造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一名作家，你就要走在时代的前头。问题是，我没能将自己重新改造成为一个“人”。

我尝试阅读，但这些技能似乎已弃我而去。翻了几页后，我的手指就抽搐似的地寻找键盘。我尝试冥想，但我一边努力稳定思想，脑子却一边无法运转。我做了一份长期训练规划，但是它每天只能让我释然一个小时。网络这个虚拟世界越来越普遍的同时，各种线上噪音也越来越吵杂。尽管我每天都长时间独自地、寂静地盯着一台手提电脑，但我却感觉我似乎身处于嘈杂的人群之中，万千话语不绝于耳，眼前景象瞬息万变，新奇点子层出不穷，各种情绪生动形象——门庭若市般/如同站在风口，听得见风呼呼呼地狂吹。我知道这些都无可避免，我也知道这项技术无法扭转，但我开始害怕，这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会不会让人变得行尸走肉般。

过去的几个月，我意识到，像多数瘾君子一样，我正陷于一种否认的情绪中。我一直将网络生活视为我真实生活的点缀，它曾经也确实是的。没错，我每天都花好几个小时以无形之音和别人交流，但我的真实生活和真实肉体都还这儿啊。然而，当我变得不再健康、不再快乐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不是鱼与熊掌可兼得的状态，而是水火不兼容的状态。这一个小时，如果我花在网络上了，那我就不可能再花在现实中。这一分钟，如果我专注于一场虚拟交往中，那我就不能会有一场现实邂逅。这一秒，如果我沉浸于某些琐碎杂事中，那我就不可能有所思考、有所沉淀、或者有所感悟。同时处理“多重任务”，只是一个幻境。这是一场零和博弈。我要么活在网络上，要么活在人类一直居住的世界里。

于是，15年之后，我决定要活在现实中。

自从印刷机被发明以来，信息科技中的每一次革新都会带来巨大的恐惧。先有对《圣经》白话文会破坏基督教正统的恐惧，后有对新兴电视媒介的深恶痛绝（19世纪50年），文化批判家哀悼每一次的科技转变，每一次转变都代表着人们的注意力被更严重地破裂——后来，20世纪末期，此前想都不敢想的彩色有线电视出现了，现在又出现了如今深不可测的网络，但是社会总能成功地自我调适和适应发展，没有造成任何破坏，而是得到了很多不言而喻的进步。因此，单纯认为这次的大众注意力分散事件视是反乌托邦的，未必过分简单。

但它确实标示着人类跨越的“一大步”。数据使人迷惑。在地球上的每一分钟，YouTube的用户都会上传总时长为400小时的视频，而Tinder的用户则会浏览文件超过10万次。每一天，脸书上点赞次数都会高达几十亿次。网页如今也比过去增加了大量内容，火速发文，每隔几分钟就更新新闻最新走向。博客、脸书、Tumblr、微博以及宣传网页重新定位，彼此借鉴然后分别对同一事件进行报道。

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通过购买杂志或者报纸来了解这一事件（即如今所谓的文章、视频或图片），也不再是通过收藏自己喜欢的网站，或者自主选择阅读文字或者观看视频图片。相反，我们是被社交媒体上无数的小干扰引导至各种为我们量身打造的资讯。不要自以为很聪明，可以控制自己去点击哪些内容。硅谷的技术宅们和他们日趋完善的算法早就发现了能让你不知不觉上钩的“鱼饵”。此前的任何一项信息科技都不曾如此深入地了解其用户——也不曾拥有过能不断刺激用户参与网络的能力。

而且它渗透得如此之快。我们几乎忘记10年前还没有智能手机呢，2011年的时候也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拥有一部手机，如今智能手机持有量已接近三分之二。仅考虑年轻人的话，这个数字达到85%。46%的美国在去年告诉Pew的调研员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真相：没有手机他们就活不下去了。智能手机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内从无名小卒变成了举足轻重的大腕。没有手机信号的领域——飞机、地铁、荒野——也正在迅速减少。甚至徒步者的背包都设置了为手机充电的装置。可能如今唯一“幸存”的领域只有莲蓬头了吧。

你觉得我是在夸大其词吗？2015年一份小规模却详细的针对年轻人的研究显示，他们每天使用手机5小时，共85次，使用时间一般持续不到30秒，但在逐渐增大。正如揭示的这般：用户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他们有多上瘾，他们实际按手机的时间是他们以为的两倍。但是无论他们有否意识到，这项新技术已经占领了这些年轻人大约三分之一的清醒时间。

这些干扰常常让人觉得愉悦。当然，因为它们大部分都是你朋友们的“杰作”。当涉及到你认识的人（或者你认为你认识的人）的时候，你大脑的注意力便开始分散，这正是点对点社交媒体的聪明之处。从最早的改革开始，人们开始异常地乐于聊八卦，这也有部分是出于朋友间、家人间相互知晓消息的需要，毕竟我们的社交网络正在不断扩大。我们就像糖一样紧紧地粘在了信息上，我们聊八卦就像吃了糖一样，所以我们无法克制地想要放纵的冲动。就像《大西洋杂志》提到的那样，一名Snapchat的常规用户，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和1万甚至4万个朋友交换照片。随着照片的增加，它们就会出现任何人可见的评分，开启受欢迎度和社会地位的魅力之旅。研究进化的心理学家们将会证实，这是要命的。如果我们总能得知彼此的消息、新闻以及八卦——贯穿我们整个社交网络——那么我们将束手无策。

你只需看一下你的四周——人们无时不刻不在低头玩手机，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开车的时候，遛狗的时候，亦或与孩子玩耍的时候。观察一下你在排队买咖啡、小憩、开车、甚至如厕的时候，都在干什么。一到机场，密密麻麻地都是伸长的脖子以及无神的目光。我们曾经抬头环视四周，而如今已然变成了低头族。

如果外星人五年前曾造访过美国，然后如今再来访，难道这不是马上映入它眼帘的景象吗？它看到人类已经养成了一种奇异的新习惯——并且，人类已被手机奴役。

决心戒网的几个月后，我来到了这个冥想治疗中心，将我的生活和事业都抛诸脑后。我猜这其实是座大型戒瘾诊所，我猜对了。静默几个小时后之后，你就会开始期待出现一些能吸引你注意力的干扰或者骚动，但是这些事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份静默深入骨髓。没人说话，没人对视——这便是某些佛教徒所说的“沉默是金”。我们的每分钟都有所安排，所以我们几乎所有时间都在闭着眼睛冥想，有时是在规划好的森林路线上一边慢慢行走一边冥想，有时是在公开场合静默饭局上。十天内我只有在三次咨询会、两次冥想指导会以及关于正念的卧谈会上，才有所闻有所读。

我前九个月都在做冥想的练习，但是在人群中，我还只是一名初学者以及一名旅客（其他人参加的不是六周计划就是三个月计划）。静默已经是这些人生活中至关紧要的一部分了，这已是越来越明显的事实——他们简单的生活轨迹、他们滑翔似的走路方式、他们脸上坦率的表情，全都吸引着我。如果不是发疯般的无聊，那么他们究竟在经历着什么？

还有，我每天都在他们身边打转，他们如何能做到完全不为所动？通常情况下，如果突然有个人闯进房间来，一般都会有阵骚动。但是在这儿，静默似乎笼罩了整片地方。我曾经如此依赖手机，文字语言和图片语言陪伴了我那么久，无穷的文字和图片轰炸了我那么久，但我却感觉异常孤独。和这些冥想者在一起，我虽然在静默和黑暗中独自一人，却感觉几乎和他们融为一体。我的呼吸变得缓慢，我的大脑变得沉稳，我的身体更能为我所感受，我能感受到它在吸收食物，呼哧呼哧地吸气，皮肤的发痒以及脉搏的跳动，就像是我的大脑在远离那些抽象而遥远的事物，靠近那些具体而近处的东西。

曾经不甚注意的事情开始引起我的注意了。我来的第二天，在穿越森林的一次冥想行走中，我开始注意到穿过树叶罅隙中的秋日阳光，还有新落叶子的印着污点的五颜六色，以及生长在树皮上的苔藓的结构、树根纠缠并且穿过古老石墙的途径。那一瞬间，我的第一反应是拿出手机拍照，口袋却空空如也。所以，我静静凝视。在某种程度上，我迷路了，并且只能依靠我的方向感找到回路。数年间，我第一次听到了鸟语。好吧，其实我一直都有听到，但这是长久以来我再一次侧耳倾听。

我的目标是“思”得其所。我的朋友山姆·哈里斯是一名无神论冥想者，在我离开之前曾告诫我：“你感到痛苦，说明你在思考。”我不应该将所有事情都封闭于我浆糊般的脑袋里，而应将它们引导至阒静而深刻的那片重塑思想和灵魂的待耕之地。

很快，新闻世界以及激烈的政治初选逐渐离我远去。我想起多年前曾看过的一部令人着迷的纪录片——菲利普·格罗因的《大宁静》，它取景于阿尔卑斯山上古老的加尔都西会的总修院。其中有这样一幕，一名新来的僧侣正在花园里进行修剪。虽然他有意从一项任务进行到下一项，然而他似乎处于另一时空。他从一处沟渠走到另一处，但却看似无所向无所往。他像是在漂浮着，又像是思绪从一处飘到另一处。

在我看来，他已经从我们所谓的时间中逃脱了。无需和时间赛跑，无惧于浪费时间，直面为人忌惮的乏味。我看着其他冥想伙伴在周围行走，他们双眼明睁，却目中无我，我感觉到时钟的行走在变得缓慢，我们在通往死亡的跑步机上的步伐也变得缓慢。我感受到了一种自由的踪迹，人们曾经如此熟知这种自由，我们的文化却似在匆忙地有意遗忘它。

我们都明白这个奇异世界带给我们的欢乐——和他人的联系、自我肯定、段子、黄片，还有各种信息。我承认这一切。可一旦我们做好付出代价的心理准备，我们就会开始只看得到代价。这项新科技的微妙之处在于它会诱惑我们相信它没有弊端，它超越了万事万物。网络生活只是叠加在线下生活罢了。我们可以事先短讯联络再见面，我们可以一边一起吃饭一边刷回复，我们可以活出作家雪莉·特克尔所说的“混合生活”。

但是，正如我在博客生涯中发现的那样，坐在一起边吃饭边刷手机的家庭只是貌合神离。用特克尔的话说，他们就是在“一起孤单”。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如果你一边和你儿子看足球比赛，一边和朋友发短信，那么你并没有完全和你的孩子在一起——并且他也心知肚明。真正和某个人在一起，意味着你要全身心地投入，从对方的眼神、声音、肢体语言和当下的语境中得到无数的小信号，并且无意识地对每个信号做出反应。这些才是最深奥的社交技巧，我们历经千万年才逐渐习得。正是这些使得我们脱颖而出，成为“人”。

由于虚拟现实快速地代替真实现实，即使和我们交流的人翻了数倍，我们的交流范围却缩小了。我们移除或者大量筛落和他人在一起而得到的信息。我们将他们浓缩成社交网络中的点——一个脸书的粉丝，一张INS上的照片，一条短信——在这个可控的幽静的世界里，既不会突然出现真实人类交流，也不会为其所妨碍。我们成为彼此通讯录中的一员，一个我们自身的有效影子。

想一想，你现在有几次给别人打过电话。一封短讯更加简单、快速、无压力。打电话可能要花更多时间，可能使你不得不将就对方的癖好，忍受对方的离题，甚至还要提供情感安慰。你还记得你上次留语音信息或者真切地倾听他人是什么时候吗？现在有emoji就足够了，或者比较在酒吧搭讪和翻阅Tinder资料，哪个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对象。前者效率低下，要求人们花费（很可能是浪费）大量时间；后者将人们变成无限延长的衣架上的一件件衣服，任君挑选。

怪不得我们更偏爱应用程序。亲密互动的整个时空都被压缩成了一个简单而随手滑过的程序。我们将自己的脆弱藏起来，张牙舞爪；我们在照片上粉饰自我。被否定依旧使我们感到剧痛——但是当一项新的虚拟比赛出现时，疼痛就变少了。我们甚至让性爱变得更加安全，毕竟美丽的意外、做爱的风险，甚至两人在一起的时间都大大降低。我们漫游的时间大大超过了和所爱之人/物在一起的时间。

人类自古来的技能正在衰退。比如说，GPS导航就是帮我们找到去往陌生之地的天赐之物。但是，正如尼古拉斯·卡尔所说的那样，导航让我们连看路都不用看了，更不说记路，观察周围的环境，它让我们无需再利用重复记忆，即使它一度使我们拥有了方向感以及能够控制日常生活的力量。作家马修·克拉福德曾实验过自动化和网络生活如何锐减动手做事的人数，比如说，用双手、眼睛和身体去制作一张木凳、一块布，或者是克劳福德某次更为引人入胜的案例分析中所举的管风琴。通过掌握工具，进而使它们成为我们身心的灵活延续，我们才真正成为了人这一物种。看似单调而重复的事情发展成了一项技能——给予了人类自尊以及相互尊重的一项技能。

确实，网络自动化的生活更加高效，它增大经济收益，它结束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的单调乏味和浪费的时间。但是完成日常工作的技艺所带来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它无法给予我们，以技艺为生之人也许最能体会这份缺憾——这也是一种自我的象征。

事实上，我们现实生活中最为熟练的就是这些陪伴我们数以万年的技艺——直到科技和资本主义认为它们彻底无用。如果我们想要找出绝望之所以能在众多落后的社区迅速蔓延的原因，过去实践技艺的衰落——以及它们曾给予人类生活的意义——便是一项如经济指数般值得一探的因素。

还有那些我们曾用于缔结日常交流的纽带——邻居的点头致意和寒暄，每天在街上或超市里擦肩而过的脸庞。虚拟交流的诱惑也大大缩减真实交流的机会。当我们走进一家咖啡店，店里每个人都只专注于他们的线上世界，所以我们也只好进入自己的网络世界。如果你邻座的人接电话并开始大声说话，就像你不存在一样，你就会意识到，你并不存在于她的私人空间内。慢慢地，公众场合——我们和朋友见面、交流和学习的地方——消失了。特克尔在一座美国城市中这样描述众多小后果中的一种：“50多岁的卡拉觉得她在缅因州的波特兰市的故乡生活已经被掏空了。‘有时我在街上走，我是唯一的一个非低头族……所有人都形在而神不在。他们都在和遥远的某人聊天。我真的很想念他们。’”

多巴胺——一条精心编辑的微博或者Snapchat上的不断成功给我们带来的即时快感——对我们的奴役有否使得我们更快乐？我怀疑它反而是使我们更不快乐了，或者说使我们更难以意识到自己的不快乐，使我们觉得手机只是一种非药物类的强效新兴抗抑郁剂。在一片关于沉思的文章中，基督教徒作家艾伦·雅各布斯最近赞扬了喜剧演员路易斯·C.K.不让孩子接触智能手机的行为。在柯南·奥布莱恩的脱口秀上，C.K.解释道：“你需要有独自一人无所事事的能力，这正是手机在剥夺我们的东西。在你生活之下，你总会感觉到空虚……总会感觉人生徒劳无功而自己孤苦伶仃……因此，我们发短讯和兜风……因为我们一秒也不想独自一人。

他回忆起某一瞬间，他正在开车，此时收音机里正好播放一首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歌。它引起了一股突然而不知名的悲伤。他下意识地拿起他的手机，给尽可能多的朋友发短讯。然后，他又改变了注意，把手机放回原处，将车停在路边轻轻哭泣。他允许自己这一次独自面对情绪，允许自己为情绪所打败，允许自己放纵情绪并且放弃手机的援助。接着，他就以一种已离我们远去的方法自我痊愈，即凭自己之力爬出梦魇之穴。 因为灵魂如果不再有不是被屏幕点亮的黑夜，那么也不会迎来希望之晨了。就如他提到的我们如今生活的纷繁的现代世界：“你再也没有彻底的悲伤或者彻底的快乐了。你只会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满意，然后死去。这也是我不想我的孩子人手一部手机的原因。”

早期治疗结束后，新奇感褪去，我的冥想技能得到了更有力的测试。思想开始沸腾，记忆模糊当下，静默环节开始渗入一丝焦虑。

然后，出乎意料地，这样子三天后，当我正行走贯穿森林，我受到了震撼。我仍然不确定是什么引起的，但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树影斑驳、平静如水的森林唤醒了我儿时的记忆——小溪潺潺地流下山坡，小鸟穿梭于雾气中。我曾是个独孤的小男孩，整天都在故乡（英国苏赛克斯郡）的灌木林和树林中晃荡。我曾经和朋友们一起探索那片地方，但我也算是独自一人——在脑海中幻想各种情景，打造我可以悬挂或者阅读的角落、记住穿越树林的每一条小路，以及标记我无意中发现的每一朵花、每一棵杂草、每一个霉菌。但是，我也在逃离家庭，妈妈在生完弟弟后得了双相精神障碍，整个人都垮了，并且从未真正痊愈过。我春春期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进进出出医院，她的病情使她无法隐藏自己的痛苦，并且常常因敏感的长子而备受煎熬。

后来我意识到，我也因此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听着她不断的失声尖叫，看着她和父亲大打出手，我却从来不知道该如何阻止或者帮忙。我如今仍记得，她到小学接我回家时坐在车中泪流满面的样子，她很明显对那个家十分恐惧；我也记得，她向我敞开心扉时我紧紧抱着她的样子，她一边哭泣一边轻声诉说，她在这个小镇上完全依靠丈夫的生活已经看不到出路了。小时候，从我4岁开始，她有好几次被带离我身边。现在我仍能清楚地回想起，当我们去看望她时，她所在的治疗机构的走廊和房间长什么样。

我知道这个创伤仍然在我的灵魂中留下了疤痕。我花了20年去治愈它，揭开它，探索它，了解它是如何使得和他人亲密接触变得如此可怕、如何使得我的青春期抑郁症发作得更为严重、和最强大的爱所产生的痛苦共处又是如何使得我变得如此支离破碎。在我第一次被它淹没和解释前，我从未如此真实地感受到这份伤痛。就像是，我突然和我一直逃避的事情面对面了。我暂停行走，靠着一根树干休息，突然发觉自己往前俯下了身体，因这刚刚浮现的痛苦而颤抖不已，哭了出来。

而这一次，虽然我成功地回到了冥想大厅，但却无法得到释怀。我不能打电话给我的丈夫或者朋友，和他们讲诉这件事。我也不能查邮件或者更新INS或者给某个能为我分担痛苦的人发短讯。我又问不出口我的伙伴们是否有过和我相似的经历。我唯有静候心情变轻松，但它却越发沉重了。时间在静默中溜走了，而我的心脏狂跳不止，我的大脑一团乱麻。

我决定尝试描述我的感受来排解愁思。“极度煎熬”这四个字在我脑中的取名大赛夺得头奖。一天后，当我向指导老师进行咨询的时候，那15分钟内，我都在有点语无伦次地倾诉。听完我恐慌的、痛苦的告白后，导师看着我，一边的眉毛向上扬着，像天使般地微微一笑。“噢，这很正常，”虽然面无表情但却很温暖地说，“不要担心，给点耐心。它自会消退。”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过了第二天后，那份痛苦开始消退了，我的冥想有了进步，悲伤逐渐变成了平静和安宁。我从童年里感受到了其他的东西——树林的美丽、朋友的欢愉、姐姐的支持、外祖母的爱。是的。我祈祷着，我祈祷得到释然。但这次的改变不像是神助的调解，更不是努力之果，更像是重访、治愈和恢复这样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就像是一份古老的、久埋地下的礼物。

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其书《诡异的时代》中探索了现代西方人是如何普遍失去宗教活动的，他以“社会幻想”一词描述我们看待社会的角度——即那些具有互斥性和排他性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连结。他认为，我们并没有一下子就完全从信仰过渡到现实。某些宗教观念或活动与其说使人虚伪，不如说使人一脸死气沉沉或者事不关己的模样。此外，无论有心或无意，现代商业都在逐渐削弱我们的灵性，它对沉默不予重视，仅仅喜爱喧闹以及各种活动。我们之所以生活在一个逐渐失去信仰的文化环境中，不是因为科学不认可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而是因为现实主义的白噪音消除了那份信仰赖以延续或者重生的沉静。

有人回忆起，英国宗教改革威胁到了修道院，天主教虽曾一时残忍迫害新教徒，却没有驱逐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和伏尔泰认为启蒙运动的立场是倾向于基督教的：从奉为天人到不屑一顾的态度转变。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破坏了这份安静，现代资本主义使商业变成我们的中心文化，以及使需求的高效匹配成为我们最高集体目标。

我们成为了一个“把事情做完”的民族——看美国的发展以及它蒸蒸日上的成就就知道了。 几个世纪过后，静默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变成了过气之物，甚至变成了被我们淘汰的无用迷信之标志。上一个十年的智能手机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彻底把“静默”这个棘齿给扭曲掉了，静默所剩无几的最后阵地——我们生活中无作为的细小罅隙——也有条不紊地为刺激和噪音所填充。

但我们一直都对静默有所需求，因为无论我们的现实成就多么厉害，也没法真正满足我们。我们总有新的需求和新的欲望，总是需要更新或者修复，总是感觉欲求不满。网络热潮向我们揭示了：我们一直在手机上滑动手指，因为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完全被满足。上个世纪的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尖锐地称之为“致命的务实”，现实生活的这个悖论似无尽头，并且没有出路，只有无止境的努力，并且是注定会失败的努力。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精神上的对这种徒劳无功的调解，一种高于这种无限循环的人类成就的尝试。在光做之上有另一种认识；死亡的巨大静默笼罩在生命的尽头，我们最终都要安息于此。从我小时候第一次跨进教堂的那一瞬间起，我就明白了，这个地方非比寻常，因为它是如此的安静。这个空间本身就充满了静默——那些在影院中绝对不会出现的礼拜仪式的停顿，那些我们做礼拜时与心交流的些许寂静，以及那些让我们觉得无需匆忙的礼拜场所。这份静默即我们曾一度认为的神圣，它标志着一个与充满着噪音、商业活动和购物的世俗世界截然不同的场所。

唯一一个与其有所相似之处的地方便是图书馆，馆内的静默也寓意着超乎其上的某样东西——学习需要时间和耐心，最求真相使我们将现实生活抛诸脑后。正如我们偶尔在一出悲剧中豁然醒悟时的静默时分，沉默意味着我们正和某些高于日常的事物、某些比言语更为深刻的事物交流。我能清楚地想起艾滋病纪念毯首次陈列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的那年——1987年。人们大量聚集，成千上万兴奋不已的群众一波一波地走近纪念毯。但是他们越走近，越被这幕疮痍满目的景象所吸引，他们无法发声，空气中笼罩着一股巨大的空虚。那时的静默似乎在说，这不一样，这并不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大多数居民，包括我们自己，早就明白这点了。千年前，历史学家迪尔梅德·麦卡洛克就认为犹太圣经中无法命名的沉默上帝和柏拉图提出的神这一概念有所重合。神这一说法超乎人类理解并高于所有人类，无法用言语准确地去描述。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中隐藏的上帝通常都是不言而言万物。和佛一样，耶稣也是沉默寡言却字字珠玑。他是一名传道者却在沙漠中探索了40天；他是一名囚犯却拒绝进行自我辩护。在治疗的见习期，他们留下了两扇描绘着耶稣的窗户。其中一扇，耶稣被绞死前独自一人在客西马尼园中惊恐地汗流不止。另一扇，他正坐在最后的晚饭台前，叛徒约翰正将其头埋在耶稣的胸前。两幅图中，耶稣都沉默无语。

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传统显示了噪音与静默、庸碌度日与掌控人生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和矛盾。安息日——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共同遵守的宗教制度——便是一场集体静默，我们在永恒之光下冷静地自我反省。它在数个世纪中每周一次地帮助西方公民反省他们的生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却逐渐被商业噪音所剥夺。这反映了当下一种支离破碎的观念：没有使我们远离喧嚣和工作的避难所来缓冲和提醒我们，大多数凡夫俗子都无法持续得到这种精神生活。但就像现代街灯渐渐遮盖天上的星光，汽车、飞机、工厂和数字屏也一样掩盖我们的静默之时，即使这种静默曾一度被认为对人类想象力十分必要。

这改变了我们。不知不觉中，它逐渐移除我们大脑和灵魂中能够沉思的部分，而沉思独立于压力、欲望或者责任等。但智能手机几乎把它们都驱除了。梭罗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便对那些压力发出过哀叹：“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的可爱；我却也不愿意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除非是万不得已。”

如果你在火人节期间，也就是科技精英们的劳动节期间，走进内华达沙漠的暂时寺庙，你会发现寺庙里几乎无人在说话。一些人在门口徘徊，一些人双手合十默默哀悼，还有一些人往纪念墙上写字，而其他人就在跪着或者冥想着或者坐着。这间装饰华丽的宽敞木屋，只有那座高大的木制男雕像能够与其相媲美，节日到达高潮的时候，无论是男雕像还是整座寺庙，都将被烈火燃烧，而成千上万的人则静静地看着这场大火烧毁一切。

网络世界的创造者们纷至沓来，以逃避他们施在我们身上的东西。他们来到这个没有手机信号干扰的荒漠。你将你的手机放在沙漠外的帐篷里，在这几天内都只是无用之物。你必须依靠自己（你要利用自己带进这个暂时城市里的东西存活七天）以及明白此处人人平等。你只能作为一个真实人类，和其他真实人类交往——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跳舞，体验，在数个阵营内都建立了小团体。对很多人来说，这才是他们一年中最开心的日子——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寻找着乐趣和友谊，嗑药找嗨，或者信步漫游，或者惊叹敬畏。

这种新型的宗教形式就像一次中世纪嘉年华，颠覆了控制我们生活的习俗。它又就像一个安全阀，释放网络噪音引起的日渐膨胀的压力。尽管轻易被嘲笑，但它正尝试着寻回我们文明中失落的一部分，它还揭示了在这个新兴的注意力分散的时代，也许我们并不是彻底束手无策。有人意识到，我们可以开始去平衡它，去重新学习我们已经丢弃了的东西，去好好管理我们的神经机能症，防止我们彻底崩溃。

这次更为人性化的“纠正”正快速扩展。比如，根据益普索公众事务研究的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美国已经有了接近2千万名瑜伽习艺者。截止2016年，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倍。同时，“正念”一词已经成为了一部分人口中的流行语，另一部分人眼中心智健全的新表现。在我看来，在过去的15年中，人们对静默的突发狂热，以及对大麻的突增忍受度也很难解释，它们竟不受当下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的影响。大麻是大众注意力分散时代的一种自我治疗药物，简易而快速地带领我们进入深刻的沉思之中，在那个世界里，必需的时间和空间都触手可及。

如果教堂能够明白，现在对信仰最大的威胁，并非享乐主义而是注意力分散，也许他们才能重新吸引疲惫的数字一代人。基督教领袖似乎认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分散来对抗分散。他们提供的服务已经变质成精神抽搐，他们的教堂在白天不开门，开门的时候则被各种噪音和灯光充盈，尽管静默环节确实吸引了一部分身心疲惫的人。但是天主教冥想的神秘——念珠串、赐福祈祷或者静观祈祷的神秘——是重新发现自我的传统。修道院——对更多人开放——也可尝试去回应瑜伽运动日渐增大的相同需求。

想象一下，如果有更多平常的地方能够有所作为：像是已经餐馆就要上交手机，或者推荐无WiFi安全区域的咖啡店？或者更为实际些：如果我们同意在交流时把手机放进一个小盒子里，就能吃多一些；或者午餐时间谁先玩手机就要受惩买单？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重新创造每周一次的“数字休息日”——不看手机的24小时。或者我们就直接把手机调成静音模式。人类在长期中都是自给自足的。每一次创新都会有一个反应，甚至我们新文明中最尖锐的分析家，如雪莉·特克尔，都预见了我们终于能重新取得生活的平衡。

但我还是有所怀疑。网络生活无所不在的诱惑创造出一种仍难以调整的精神氛围。我进行静养后的数天、数周然后数月，我的日常冥想环节有了些许的逐步不前。有一段时间，我限制自己翻阅《纽约时报》的每日简报；然后慢慢地，我发现自己正在浏览堆挤在屏幕里无数资源的吸引眼球的大标题。过了一会儿，还是狗改不了吃屎，我又在跟进竞选的每一条新闻了，虽然我知道每一条最新新闻都在瞬间变成上一条新闻，虽然我的工作早就不需要综合这些信息了。

还有其他的陷阱：每一位青少年都难以抵抗网络小黄片的诱惑；手指轻轻一按就可以轻易更换一批网友；网络游戏能让我们短暂逃开现实生活，无需进行真人交往；Instagram开发了视频功能以及关注功能；我冥想让头脑清醒，越来越不需要手机了。我将每日的冥想时间从1个小时缩短到25分钟；差不多一年后，我能做到每隔一天冥想一次了。我知道这会有点儿悬——通过冥想保持清醒状态的关键是遵守规则并持续每天练习，无论你想不想，或者你觉得它还有没有用。就像每周一次的弥撒，正是这样的常规习惯，逐渐为我们的生活打开一片新天地，让我们能够喘息。但我回归后的世界似乎阴谋策划夺走这片小天地。正如泰伦斯·马力克导演的《生命之树》里的最年长的儿子所说：“我做我厌恶的一切。”

我还没放弃，即使每一天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在放弃。还有书要读，还有地要走，还有朋友要相伴，还有生活要活。我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只是人性弱点之书中的另一个故事。但这场注意力分散流行病是我们文明中一个较为特别的弱点，它对我们的大脑没有多大的威胁，虽然大脑处于高压状态会有“变形”。它的威胁主要是针对我们的灵魂。也就是说，如果网络噪音还不有所收敛，我们甚至有可能忘记自己还有灵魂。

来源：New York Magazine

翻译：罗杏红 校对/编辑：EON

一组神经科学家的研究得出结论，宗教及精神体验同爱和吸毒一样，在神经学上有着类似的狂喜感。

这项研究由犹他大学的神经放射学家杰弗里·安德森（Jeffey Anderson）主持。该研究发现，在一组19人的年轻摩门教徒中，当个体“感受到精神力量”时，与吸毒有关的基于奖励的神经系统被激活。具体来说，反复激活的是伏隔核，一个对奖励和增强回路至关重要的大脑区域。与注意有关的前额注意区，以及与决策有关的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区也被激活了。那些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区有损伤的人显示出反社会行为，且其道德判断受损。

研究团队猜测，宗教体验与大脑奖励机制有关，他们希望能够定义这种神经活动，以便更好地理解许多行为背后的动机——从利他主义到暴力，这两种行为常常伴以宗教的名义。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论文作者在《社会神经科学》杂志上指出，“尽管全世界超过58亿例已被报道的宗教体验都附属于个体的宗教活动，参与宗教体验的大脑网络的基本问题尚不清楚。”考虑到历史上和正在进行的以宗教为名义的战争，这一事实更加令人惊讶。

该研究选择摩门教徒作为研究对象，包括7位女性和12位男性，他们都有着一至两年的传教工作。在进行特定的任务时，功能磁共振成像仪与他们的大脑相连，这些任务包括休息、观看有关会员和财政的教会视频、阅读《圣经》节选和宗教领袖的箴言、祷告。每当被试体验到高度的精神感，需要按下一个按钮。当被试更频繁地按下按钮，大脑奖励回路区域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同时被激活。这些大脑区域与吸毒时促使多巴胺分泌导致成瘾的部分一致。

作者承认，需要针对多种宗教进行更多工作，以确认该研究的结果。而且被试有可能“出于表现得与研究目的一致的意愿”，自报了高度的精神感。然而，该研究可能是研究各种宗教行为动机的开始。在CNN对安德森的采访中，他指出这是首例揭示大脑奖励系统关联的研究，是探索各种宗教驱动行为的垫脚石。

“数十亿人基于宗教及精神体验作出人生的重大决定，这是对我们社会行为最有力的影响之一。然而这些体验在大脑中引起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需要付诸更多研究的关键问题。”

当个体被迫以宗教的名义行善或施暴时，是否有相同的机制被激活，这是最紧迫的相关问题之一。安德森说：“明尼苏达州研习《圣经》的路德宗女教徒，和叙利亚策划宗教暴行的人，他们的大脑区域里是否发生了相同的变化？”

目前，论文作者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精神感引起的神经反应只能强化对某一特定信仰的奉献：“经典奖励反应和抽象宗教观念的对应，可能表明一种依附于教义概念和宗教内领袖的大脑机制。”基本上，人们在这些时刻体验到的感觉支持他们选对道德路径的想法。

虽然研究没有特别提及伏隔核和一般的奖励系统与上瘾的触发有关，成瘾促使大脑相信爱和吸毒能够带来愉悦，而这些行为应该被重复。

尽管安德森说这是首例将宗教与大脑奖励系统联系到一起的研究，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正关注宗教背后的神经科学。在极高度的宗教体验期间，脑扫描显示额叶活动减少。相比之下，佛教僧侣的这些大脑区域在冥想期间表现出高度的活跃。在祷告中，调节情绪的边缘系统的活动也逐渐增加。

与此同时，一组美国的分子遗传学家声称，他们已经确定能使一些人对精神体验更敏感的基因VMAT2，该基因在毒瘾上也发挥了作用。

Michael A. Ferguson, Jared A. Nielsen, Jace B. King, Li Dai, Danielle M.Giangrasso, Rachel Holman, Julie R. Korenberg & Jeffrey S. Anderson (2016): Reward, salience, and attentional networks are activated by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devout Mormons, Social Neuroscience, DOI: 10.1080/17470919.2016.1257437

来源：WIRED UK

编译：EON

这些都是好消息，但人们可能会想知道运动是否有任何缺点。

“运动瘾” 听起来有点矛盾，因为我们通常把“上瘾”和不良爱好联系起来，如吸毒或酗酒，但你真的会有一种锻炼上瘾的感觉。

哪怕是适量运动的运动员，在锻炼后也会有“嗨”的感觉，这种感觉由多巴胺和内啡肽这类“幸福激素”的释放引起，它们可以影响情绪。

正如那些由非法毒品和酒精产生的影响一样，这些影响会导致上瘾。因为在任何成瘾中，“嗨”对沉迷很重要，但是成瘾也取决于许多外部因素。

然而，没有人认真对待运动瘾。嘲笑运动成瘾的人认为，“有更糟糕的东西可供成瘾”，仿佛上瘾一词仅是个比喻。

运动瘾并非比喻，它切实存在，而且有害。

运动成瘾者与其他各种成瘾者具有相似的症状。他们伤害自己的身体：这是因为他们不给身体恢复的机会，而这又经常是因为运动强度、持续时间和频率造成。如此痴迷于体育的人不花时间去从伤病中恢复过来。

在运动中，心脏病和骨质疏松症的发生率会增加到很高的水平，因此运动成瘾者会把自己置于有着严重风险的危害中。

但这不只是身体损伤的问题：运动成瘾者也遭受心理上的危害。他们变得依赖于通过运动来感觉良好，而运动之外的生活会变得灰暗。他们还提升了对 “嗨”的耐受性，所以需要更多锻炼来获得相同的结果。不锻炼时，他们体验退行性影响，抑郁和焦虑。

运动瘾也有负面的社会影响：成瘾者疏于与人见面，因为他们喜欢运动胜于朋友、家庭和工作，或与其他人同在时思绪游离，他们在精神上专注于下一次“嗨”起来的运动安排。

运动瘾的复杂性在于，适量的运动和锻炼并无坏处，但过量运动极其有害。然而，这种有害的影响不被理解，也不被广泛承认，社会对运动瘾的认可明显区别于其他类型的上瘾。

但就这么简单吗？运动瘾总是什么值得羞愧，需要治疗或克服的东西吗？在体育运动技能的其他领域，重大伤害因杰出的成果而被容忍，甚至是为卓越可能付出的代价。例如许多芭蕾舞演员毁了脚，许多音乐家在因过度练习或重复演出而受伤。

同样，很多职业拳击手由于反复的对打患有脑损伤，以及田径运动员、足球运动员和橄榄球运动员在高级别运动训练过程中严重受伤。

但这些都是天赋异禀的、能做出美丽、令人兴奋、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事情的人啊。普通人将永远不能够做到这些。他们都成瘾？也许不是。

然而，其中许多人就踩在奉献与成瘾之间的那条边界上，展示着如何执著的追求，超出普通级别，有着伟大成就和重大自我伤害的双重潜力。如果我们重视运动的成就，也许我们将不得不接受这条路上一些附带的损害。

来源：Aeon   翻译：赵一鸣   校对：岳川

那不过是赌瘾恶果的冰山一角。她一般早上7点准时到达赌场，还穿着“止尿裤”。她压根不想起身——哪怕是去一趟洗手间休息一下——（尤其是）当她正连赢数局，得到赌神眷顾的时候。在这种时刻，她便希望能够赢回足够的钱，避免丧失房子抵押的赎回权。

Addicted to Anticipation

What goes wrong in the brain chemistry of a gambling addict.

“那（指赌场）是我能释放压力的地方。”她是这样谈起赌博的，她甚至写了一本名为《钱瘾》（Addicted to Dimes）的书详述她的赌博观。“我什么都不用担心——无论是我的过去，还是我挥霍掉的金钱。你根本不会去想这些事。这就像是，只要一进到那儿，你就像逃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样。”凯瑟琳如是说。

赌瘾以其破坏力和吸引力脱“瘾”而出。对于滥药问题，人们大可将其归咎于药物的化学作用，并狡辩说上瘾是因为反复接触药物而对脑部造成了影响。但赌博会带来极端的人生灾难——有时可能更甚——在没有任何外部刺激神经的化学物质进入体内（的情况下），事实上，也就是没有接触任何显著的“药物”（的情况下）。

“一开始你可能感觉飘飘然，非常冲动兴奋，”唐贤德-莱永说道，“一旦你上瘾了，你就会变得对一切都毫不在乎，进入一种对万物浑然不知的状态。”

归根结底，赌博问题就是一种瘾——一种不顾后果而持续发生的强迫性行为。嗜赌成性的赌客们倾家荡产，赔上了供孩子念大学的资金、他们自己的工作、甚至是他们的生活。他们所谓的生活，在周围的人看来，不过是完全一厢情愿、自私和极其具备破坏性的行为。

要理解赌博“为什么”和“如何”变得具有强迫性，关键是要认识到所有形式的上瘾都是一种“反常学习”(aberrant learning)。但是，上瘾对于我们常与学校联系在一起的“学习”，或是为了应付考试和尝试记忆定理的“学习”，并无影响。

然而，上瘾包含了许多与深度情绪学习有关的变化，那种能让初恋比起代数或是动词时态更难以忘怀的学习。从神经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学习是将经历相互联系起来并影响行为的脑部变化。情绪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奖惩做出反应并将其与行动和环境联系起来的脑部回路变化。

对待上瘾的最佳方法可能是将其看作一种学习障碍－－当惩罚或是其他负面结果不再能阻止人们上瘾时，这种学习障碍就发生了。正如耶鲁大学研究员简·泰勒(Jane Taylor)和她的同事，在一篇关于药物上瘾的文献综述中所解释的那样，这些条件“增强对药物的正面学习和记忆的同时，抑制对（药物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学习”。[1]赌博成瘾的赌客们的脑部扫描图表明，（与药物上瘾）相同的学习过程也在起着作用。[2]

在唐贤德-莱永的个案中，尽管赌博让她千金散尽，让她失去了所有的朋友，让她变得抑郁甚至不止一次自杀未遂，她却并未因此放弃赌博。对于丢掉工作一事，她解释说是因为赌博开始侵占她的工作日。“在我的赌瘾最为严重的时候，我会在上班前、午休时、下班后都去赌博。简直疯狂透顶。我变得不受控制了。”

尽管人们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辩论上瘾究竟是一种疾病抑或是一个误选，但是弄清楚学习是如何“跑偏”（从而导致上瘾），是改进治疗、预防以及相关政策的不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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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 斯金纳(B.F. Skinner)在20世纪中期奠定了奖惩学习这一理论基础，并从一开始就指出了它们与赌博之间的相关性。”娜塔莎·窦·淑尔（Natasha Dow Schull）这样说道。她是《精心设计的赌瘾：拉斯维加斯里的机器赌博》（Addiction By Design: Machine Gambling in Las Vegas）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美国纽约大学传媒、文化与传播学的副教授。

斯金纳告诉我们，老虎机就像是人类的“斯金纳盒子”(Skinner boxes)。“人们总觉得把老虎机称为‘斯金纳盒子’是过度的比喻，实际上他是反过来把‘斯金纳盒子’叫做老虎机”，淑尔如是说，“就像困于笼中的老鼠和鸽子一样，老虎机玩家不过是拉动控制杆，并等待结果揭晓吧罢了。”

在斯金纳早期的研究中，他意外发现了一个使赌博具有上瘾性的重要因素。某天，在实验室工作时，他发现给老鼠们的奖品快要用完了。制作奖品不仅耗时，还得他亲力亲为，但他并不想因此中断实验。所以他改变了奖励方案，不再是当老鼠们推动控制杆时就给奖励，而是每一分钟只给一次奖励。让他惊讶的是，间歇性奖励使得老鼠们推动控制杆的次数更多了，而非更少。

在斯金纳的跨物种行为实验中，他发现了能够产生最稳定反应－－以及产生近乎固执的持续学习－－的奖励模式：不是在动物每次压动控制杆的时候就给他们奖励，而是随即奖励它们，正如老虎机一样。[3]就像好赌的人类一样，鸽子也开始在控制杆前做一些异常的重复性行为。就像是，它们迷信地重复着某种它们认为与过去的“运气”有联系的行为。

但是，为何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会比每次做对了事得到奖励，更买斯金纳所说的“间歇强化”(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的账呢？这便是上瘾核心的学习悖论－－无论是对于赌博、可卡因、购物，还是海洛因－－（这一悖论）能够为我们了解（当动物上瘾时）脑内究竟有什么出错跑偏，提供一些线索。

在爱、纽带、依赖以及上瘾四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神经化学物质。

在进化的过程中，许多情况都要求动物无论面临何种负面结果，都要坚持不懈；对于哺乳动物，尤其是人类来说，觅得并留住佳偶，以及抚养黏人还难伺候的后代，恐怕是最大的挑战。如果我们没有一项在这些情况下促使我们坚持的机制，那么人类早已经灭绝了。“大脑的奖励系统已经进化到可以激励吾等有机体，去做我们的份内之事。”拉瑞·杨(Larry Young)，这位美国艾默瑞大学(Emory University)研究社会纽带(social bonding)的教授如是说。

当正常工作时，我们的基本激励系统会驱使我们求偶，尽管在求偶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拒绝、争吵、恐惧以及其他挑战。这些系统设定了我们的优先级，阻止或是促使我们朝着其计算得到的、能够帮助我们生存和繁衍的最佳方向前进。实际上，我们情绪的根本是用于快速决策的算法。而这些算法是通过被历史挑选的、最能帮助人类生存和繁衍的行为来构建的。

相同的系统也让婴儿们“萌”得让人受不了，“激励”父母们忍受婴儿发出的噪音，以及他们持续且无度的需求－－父母们甚至是“痛并快乐着”忍受这一切。（小猫小狗们也经常利用这个系统，使得我们想要好好照顾他们。）

“在爱、纽带、依赖以及上瘾四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神经化学物质，”杨教授说，“简而言之，它利用的是同一种神经化学物质。但是，爱是脑内的一种关联，它会将某个特定的人与奖励关联起来。”

此外，物品、老虎机、吸食毒品的管子，而不是某个人，变成了注意力焦点。当强烈的驱动力以及生理需要的感觉被转移到毒品或是像赌博这样的活动上时，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问题。当指导选择的机制本身出了问题，想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恐怕十分困难。

杨教授对单配偶制和非单配偶制的田鼠的研究显示，当与伴侣亲密接触时，神经元如何形成新连接。对于单配制田鼠，催产素等的激素分泌，会将（脑内的）奖赏区域和压力的减少与伴侣的出现联系起来。这些化学物质帮助大脑释放天然类海洛因－－如神经递质，即内源性类罂粟碱——它会增强与特定伴侣的亲密关系。但是，这种联系在非单配偶制田鼠中却无法建立起来，因为田鼠拥有多个具有吸引力的伴侣，此外，（它们脑内的）奖赏区域，在交配过程中，也并不会重新“搭线”产生成对的连接。[4]

这个激素纽带过程－－无论是与婴儿还是与伴侣的连接－－都是一种学习，最终使得我们（脑内）的压力系统能够对重要的人做出反应。当我们与伴侣独处并感到安全时，这一过程能够降低血压并使我们保持平静，但当我们感受到另一半刻意保持距离，或是感知到另一半或是与另一半的关系面临潜在的有害威胁，这一过程便使我们提高警惕性。

类似的是，如果你的大脑“断定”某种药物或是活动对于维护你的情绪十分关键，它就会开始扭曲你的选择，并改变你（先前设定）的优先级，使得这种行为能够优先得到处理——这也是为何人一旦恋爱，眼里就只有TA，还把两个人时刻黏在一起视为生活重心，“重色轻友”，或是无心工作的原因吧。（译者注：从前，朋友和工作是生活的重心；恋爱之后，生活重心则转移到了恋人身上。）实际上，催产素已被证明能够降低海洛因和酒精带来的不适反应，并且，它也正被研究是否能够帮助治疗上瘾，因为它与其他物质具有相似之处。

多巴胺计算着期望值，而只有“优于预期”的结果可以让人满足。

多巴胺，这个负责发出兴奋信号的神经递质，与爱、性以及所有已被研究的各种“瘾”密切相关。“当有特别事件发生的时候，多巴胺是那种负责拍板决定的化学物质。”杨教授说。杨讲授和同事们的研究显示，单配偶制的田鼠在交合时，多巴胺水平上升——而嗜赌成瘾的人准备豪赌，或者（可卡因）瘾君子盼着吸一口白花花的粉末的时候，这种多巴胺峰值也会出现。[5]

多巴胺也与对奖励的期望有关。起初，只有当接受奖励的时候，多巴胺水平才会升高；用于预测奖励的联系一旦被（大脑）习得，那么多巴胺就不是在掷骰子或是吸白粉时才达到峰值，而是当人踏进赌场或是看见装有可卡因的包装袋的瞬间（多巴胺就达到了峰值）。[6]

然而，如果当预测的积极结果没有发生（译者注: 即期望落空），脑部特定区域的多巴胺水平将回落——不只是回落到正常水平，而是回落到基准线以下。这（多巴胺水平回落）“惩罚”了不准确的预测，通常，这也会使得人们改变他们的预测和行为。我们称之为“失望”。但在“上瘾”这件事上，却并没有相关的预测更新过程，于是上瘾行为持续发生。

多巴胺系统寻求预测结果，这使得上瘾经历的模式化，对于确定某种药物、人或是经历究竟有多令人上瘾，至关重要。赌瘾仅仅依赖于间歇强化（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 ）——冒险的经历，以及输赢的二元结果，都让人兴奋。结果越不可预测，赌博就越让人无可自拔。而对于药物来说，使用的方式也同样重要：剂量越多元化，越不规律，这种药就越容易让人上瘾。

确实，这也是冲动的赌客们无论输赢依然一往无前的另一个原因——高潮在于期待结果、渴望结果、想象结果，而不是获得结果。赢得再多也无法满足这些过分的期望，输得再多也无法熄灭欲望之火。因为多巴胺计算着期望值，而只有“优于预期”的结果可以让人满足。但是这样的期望在现实生活中，多半只是黄梁一梦。

简言之，大脑就是预测机器，这就是为什么没人喜欢不靠谱的人和事，为什么解开谜题会给人带来一种成就感。我们寻找规律和连接，即便是在随机中：我们尤其喜欢在随机中寻找规律和连接。这使得不可预测的奖励模式——比如玩老虎机——变成引人入胜的谜题，即便我们理性地知道，我们是不占上风的。这样的模式能够蒙骗大脑，使其提高上瘾（事件）的优先级。唐贤德-莱永的丈夫过去常常对她说：“你爱老虎机更胜过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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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瘾”一样，唐贤德-莱永并不是无缘无故迷上赌博的。和许多有瘾的女性一样，她也有一个痛苦的童年——包括精神以及身体的虐待，以及被一个近亲及一名嫌犯持续地性侵犯。另外，她染上赌瘾前也患有精神疾病；在她的案例中，她甚至同时患有强迫症、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双相性精神障碍三种精神疾病。

对于成瘾者的研究现实，心理创伤以及某些基因缺陷——尤其是二者的组合——提高了罹患一系列精神疾病以及对赌博、性、酒精以及类罂粟碱上瘾的风险。如果有用于逃避现实的药物以及活动在手，就能帮助判断问题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但是，赌博以及药物本身并不致瘾，这是经常干扰我们找到成瘾问题的个人根源的一个错误观念。

“所有人都以为，物体是成瘾的原因。”豪沃德·沙佛（Howard Shaffer）如是说。沙佛是剑桥健康联盟（Cambridge Health Alliance）成瘾研究部的主任，同时也是哈佛医学院的神经病学副教授。“所以说，骰子引发赌瘾，轮盘也能导致赌瘾。海洛因造成罂粟碱成瘾。问题是，在这几个实例中，很大程度上，更多的人虽然使用了这些物品，但并没有上瘾。”确实，超过95%的赌客以及80-90%使用易成瘾药物的人（例如海洛因和可卡因）并未出现成瘾问题。[7]

当有情绪或心理问题的人发现，某种容易上瘾的行为能够帮助缓解问题——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这个时候通常他们就会（对这种行为）上瘾了。“我是童年性侵的幸存者，我当时的行为（即赌博）是用来逃避，以及麻痹自己。”唐贤德-莱永这样说。

唐贤德-莱永对酒精或是其他药物并没有太大兴趣。赌博看起来是个相对“无伤大雅”的消遣方式，她也曾对“赌博可能发家致富”抱有幻想。但她赌得越多，胜败就越不重要了。相反的是，唐贤德-莱永赌博是为了接近“那个区域（the zone）”——那个时间、空间和自我都不复存在，以及对世界漠不关心的地方。当他们处于“那个区域”的时候，某些赌客甚至觉得赢钱也很烦人，因为刺眼的灯光、铃声以及其他不和谐的信号让他们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

对于失控的渴望和经历是一致的。唐贤德-莱永和其他的赌博成瘾者都描述说，他们深知他们的行为是不理智以及有害的，但发现自己仍然义无反顾地继续。可卡因、海洛因以及酒精成瘾也是如此。

欲望与快乐之间的分离——即，研究人员所说的“愿望”与“喜好”之间的分离，反映在上瘾是如何在脑内导致学习偏离正轨。当不规律地服用不同剂量的药物时——这正是上瘾时会发生的，因为（药物）供给和用于购买药物的金钱是极少处于稳定状态的——药瘾越来越大，而滥药带来的快乐却越来越少。

间歇强化的随机性在赌博中产生了相似的效果。多巴胺驱动的欲望系统，用于产生强烈欲望的“提示”需求越来越小——但参与了这种经历真正的愉悦的系统，变得具有耐受性，并需要更多愉悦才能感到兴奋，或者，只是感觉正常而已。这种反差让成瘾者不顾一切地，追求一种“得之即弃”的经历。

要戒掉赌瘾是困难的。一方面，是赌客们欠下的赌债。另一方面，无法将“改变大脑”或是引起“疾病”归咎于任何一种实在的物质。赌博的模式和经历的组合，使得大脑对于陷入冲动的死循环毫无招架之力。如果要让人们将滥药视为一种疾病已经十分困难，那找不到可以归咎的化学物质，就会让公众更加怀疑，赌瘾到底是不是值得搞个大新闻。

美国社会对待成瘾问题的方式，其核心是一个悖论。我们认为，像唐贤德-莱永那样的人只要输光了、伤透心了、或是被惩罚够了，他们就会置之死地而后生。但是，“上瘾”被定义为：面对惩罚仍然持续的冲动行为，光靠惩罚恐怕不是解决成瘾问题的最佳方法。许多的研究表明羞愧、当面指责以及羞辱是无效的，还可能导致成瘾治疗弄巧成拙。[8]

因为大部分的成瘾者都在利用成瘾行为来应对压力，所以，寻找压力来源以及用更健康的方式去缓解压力，才是预防和治疗成瘾的关键所在。在唐贤德-莱永的个案中，她需要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来治疗其不幸童年造成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她同时也需要寻求专业帮助，以治疗双相性精神障碍以及强迫症。

最后要说的是，因为上瘾是一种学习障碍，所以关爱、同情以及社会的帮助对于脱瘾是十分关键的。唐贤德-莱永在一个互助小组得到了帮助，通过心理治疗并辅以药物治疗，治愈了她的精神疾病。她的丈夫（在她脱瘾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非常幸运地选对了丈夫。”她这样说道，并提到在整个上瘾和脱瘾的过程中，丈夫始终不离不弃。她还补充说，“我们结婚后，他一直认真履行着自己的结婚誓言。我的意思是，我让这个男人经历了太多苦难。如今我的生活比起我染上赌瘾前好多了。”

 参考文献

1. Torregrossa, M.M., Corlett, P.R., & Taylor, J.R. Aberrant learning and memory in addiction. Neurobiology of Learning and Memory 96, 609–623 (2011).

2. Balodis, I.M. & Potenza, M.N. Imaging the gambling brain. In Zahr, N.M. & Peterson, E.T. (Ed.),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Neurobiology Academic Press, Cambridge, MA (2016).

3. Zeiler, M.D. Fixed-interval behavior: effects of percentage reinforcement. Journal of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r 17, 177–189 (1972).

4. Young, L.J., Murphy Young, A.Z., & Hammock, E.A.D. Anatomy and neurochemistry of the pair bond. 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 493, 51–57 (2005).

5. Volkow, N.D., et al. Cocaine cues and dopamine in dorsal striatum: mechanism of craving in cocaine addictio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6, 6583-6588 (2006).

6. Schultz, W. Dopamine reward prediction error coding. Dialogues in Clinical Neuroscience 18, 23–32 (2016).

7. Szalavitz, M. Genetics: No more addictive personality. Nature 522, S48–S49 (2015).

8. White, W. & Miller, W. The use of confrontation in addiction treatment: History, science and time for change. Counselor 8, 12-30 (2007).

翻译：Olli

校对：罗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