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音来自一位坐我身后的老婆婆。这是洛杉矶到华盛顿的深夜航班，机舱昏暗寂静。一个大概是她丈夫的男人喃喃答到，“我希望我已经死了”，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老婆婆说：“噢，别再说这话了。”

我无意偷听，但实在忍不住。我一边听着，一边以不怀好意的想象力脑补了老头的形象。我想象这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一辈子默默无闻，人生梦想未能实现，不是事业没达到意想高度，就是没敢闯荡领另一番前途，或者没把创业念头付诸实践。

当飞机降落，机舱亮起，我终于看清了那个已经活的凉掉的老头。我惊了，我认出了他。他曾叱咤风云，今天依旧举世闻名。哪怕他已经八十好几，他多年前的勇气、成就、和爱国心让他依然像英雄一样被爱戴。

当他走上我身后的机舱过道，各位乘客纷纷对他表示敬意。机长站在驾舱的门口，留住了他，“先生，我自小钦佩您。”这位年长者，尽管几分钟前显然想死，此刻由于往日辉煌得到认可，而露出了骄傲笑容。

出于私心缘故，这个矛盾的场景在我心头挥之不去。彼时是2015年夏天，我刚过了51岁生日。虽然没有飞机上的那位鼎鼎大名，但我事业非常顺利。我执掌一家华盛顿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它欣欣向荣。我写了几本书，卖的很好。人们来听我演讲，我的专栏刊登在《纽约时报》。

然而，我开始怀疑这般好景能否继续。我工作时像个疯子。但即使我每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某天我的事业也会减速直至停止。到了那时，又该如何？会否某天我将幽怨回望，然后希望自己已经死掉？有没有什么我今天可以做的，让我有机会在那乐曲终了之时，避免痛苦，甚至获得幸福？

虽然这些问题比较个人，但我决定以社科研究的严谨态度尝试解答。这感觉有点古怪，仿佛外科医生开刀自取阑尾。但我还是一头扎进了问题。过去的四年间，我一直在寻觅方法，以将“事业下坡”这个东西，从恐惧的根源转变为进步之良机。

来看看我找到了些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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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荒诞的事情。最有反讽意味的现象之一，就是一部分声称捍卫真理、对抗无知的人士，正在复兴某些已被彻底扒皮的伪科学。一小拨人类学家、智商研究人员、心理学家和自诩为高格调异见人士的学者，如今出面力挺所谓“逆耳的事实”，鼓吹某些种族天生比其他种族更聪明的观点。此类观点经数量惊人的主流媒体和边缘媒体合力传播，影响着新的受众群体，被他们引为自身种族优越感的理论依据。

种族和智力之间存在关联，是所谓“种族科学”（race science）或曰“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的主要原则。种族科学家声称，不同种族群体的社会结果（如预期寿命、学历、财富和监禁率）差异自有其进化论依据。特别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黑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逊于白人，因为前者往往天生智力较差。

尽管种族科学一再遭学界扒皮，但近些年又有卷土重来之势。如今，热心推动种族科学的人大多是“极右派”明星，他们喜欢利用伪科学从学术角度为民族主义政治站台。如果你认为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天生不聪明，那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平权法案或外国援助等自由主义救济手段注定徒劳无益。

最近有许多例子表明，右翼人士为种族科学击鼓助阵。例如，2016年7月，时任布莱特巴特新闻网老板、后来成为特朗普麾下首席战略家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一篇文章中隐晦地提到，一些被警察枪杀的黑人或许是罪有应得。“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天生就具有侵略性和暴力倾向，”班农写道，此话令人不禁联想到科学种族主义最臭名昭著的论点之一：黑色人种在遗传学上较其他人种更具暴力倾向。

在种族科学复兴的背后推手当中，有一位在不久前还是个知名的主流公众人物。2014年，前《纽约时报》科学记者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写了一本关于种族科学的书，堪称过去20年内最大的毒草。此书名为《令人烦恼的遗产》（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韦德在其中重复了三条种族科学的陈词滥调：一、“种族”这个概念，对应着不同人类群体间深刻的生物学差异；二、不同种族人类大脑的进化方式有所不同；三、这一点在不同种族的平均智商差异中得到证实。

韦德的书问世后掀起了轩然大波。139位世界顶级的人口遗传学家和进化理论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封联署信，指责韦德篡改滥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细节更为详尽的批评。芝加哥大学遗传学家杰里·科因（Jerry Coyne）将韦德的理论称作“最糟糕的科学”。然而，一些右翼人士接纳了韦德的观点（这可能并不令人吃惊），将他塑造成一个诚实知识分子的典范，并且声称，令他噤口的并非学界大腕的反对，而是“政治正确”的原则。

“对我的书的攻击纯粹是政治性的，”韦德告诉斯蒂芬·莫利纽克斯（Stefan Molyneux），后者是极右翼新科学种族主义最有名的推动者之一。上述言论发表于特朗普当选后的一个月，韦德在莫利纽克斯的YouTube视频栏目中接受采访，这档视频的观看人数以千万计。韦德继续说：“这些攻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它显示了这种群体信仰极尽荒谬的一面。”

莫利纽克斯近期访谈的另一位嘉宾是政治学家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他是《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的作者之一。书中认为，穷人、特别是贫穷的黑人，天生就不如白人和亚洲人聪明。此书于1994年首次出版时，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被学术评论家们批得体无完肤。

身为大学校园抗议活动的经常性靶子，穆雷已经成为保守派的名义领袖。保守派想把进步人士描绘成没有思想的伪君子，指责其抛弃了构成自由社会根基的开放话语原则。这种逻辑促使一些主流文化人物将穆雷尊为科学辩论的偶像，或者至少借此显明他们自己胸怀博大，能够接纳“真相有时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可能性。去年四月，穆雷现身于非虚构作家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的播客上。穆雷利用这个平台声称，攻击他的自由派学术评论家们“撒谎时没有任何明显的负罪阴影，因为我猜想，在他们自己的心目中，他们自认为是在做上帝的工作。”（这期播客节目题为“禁忌知识”。）

在历史上，种族科学不仅塑造了政治话语，也塑造了公共政策。《钟形曲线》出版后的第二年，正值共和党把持的美国国会削减穷人福利的准备阶段，穆雷在参议院福利改革委员会作了专家证词。最近，帮助推动共和党最新的富人减税政策的国会议员保罗·瑞安（Paul Ryan）又声称穆雷是贫困问题专家。

现在，随着种族科学重新回归主流话语，其影响业已通过诸如班农这样的人物渗透到美国政府的上层。英国也未幸免于这种复兴:《伦敦学生报》（London Student）最近披露，一个关于情报和遗传学的半秘密会议在伦敦大学学院举行了三年，而该校并不知情。与会者中包括来自阿尔斯特大学（Ulster University）的88岁的进化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他自称是一个“科学种族主义者”。

科学种族主义没有消失的原因之一是，公众对种族主义的听信度高于科学。这为像穆雷和韦德这样的人留下了一个机会，与他们的媒体支持者一起，把自己塑造成理性调查的温良捍卫者。我们一直以来全力攻击他们明显的偏颇立场，以致于忽略了讨论科学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阐明一个问题：种族科学家们究竟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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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和智力一样，是个出了名的模糊概念。个体往往与其他种族的成员共享更多的基因，与本种族成员的基因相似性反而较低。事实上，许多学者认为，种族是一种社会结构——但也不否认有一些群体（科学术语中的“人口群体”）拥有大量共同的基因遗传。因此，种族科学在科学上的基本出发点并不牢靠。

所谓的种族科学，至少和奴隶制和殖民主义一样古老。直到1945年，在许多西方国家它还被视作一种传统智慧。尽管在纳粹大屠杀之后，种族科学被新一代的学者和人文主义者所拒绝，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它又沉渣泛起。从那时起，它就经常重新回到主流话语中。

种族科学的捍卫者声称，他们只是简单地描述事实本身，而事实并不总是令人舒服。

1977年，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我在国立高中读最后一年，当地大学的社会学讲师向我们发表演讲，然后接受问答。他被问到黑人是否和白人一样聪明。他否认了这点，表示智商测试证明白人更聪明。他指的是美国心理学家阿瑟·詹森（Arthur Jensen）在196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那篇文章声称，人类智商80%取决于基因，而不是环境，黑人和白人的智商差异基本上是由基因决定的。

在种族隔离的南非，为了支持白人至上的统治制度，发明了这样的观念：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特征、个性和智力潜能。在美国，种族和智商的话题也同样被政治化，詹森的论文被用来反对福利计划，例如旨在帮助儿童摆脱贫困的“有利开端方案”（Head Start programme）。但这篇论文发表后很快遭到强力反驳，43年后，纽约时报将此称为“一场国际性的舆论风暴”。尤其是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学者们发表的驳斥文章多达数十篇，学生们还烧毁了杰森的雕像。

最近，关于种族和智商的观点的复兴始于一个看似无害的科学观察。2005年，世界上最著名的进化心理学家之一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某犹太研究机构发表演讲，提出“德系犹太人天生特别聪明”；次年，他又在美国自由主义杂志《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长文，重申了这一观点。长期以来，这种说法一直是种族科学佩戴的一张微笑假面：如果说犹太人天生更聪明，按此逻辑，其他人自然就不那么聪明了。

平克的文章背景是200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德系犹太人智慧的自然历史”，由三位人类学家在犹他大学共同撰写。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认为德系犹太人的高智商分数表明他们比其他任何人（包括其他犹太人群体）更聪明。

这种进化的发展理论据信起源于公元800年到1650年之间。当时主要生活在欧洲的德系犹太人受反犹主义的限制，只能从事货币借贷生意，因为在基督徒看来，这是一种等而下之的行当。该论文认为，这种智商上的快速的进化是可能的，部分原因在于，犹太人不和外族通婚，意味着“非常低的内向基因流动”。这也是德系犹太人中家族黑蒙性痴呆和高雪氏症等基因病的发病率畸高的原因之一。研究人员声称这些疾病是指向高智力的自然选择的副产品；据说那些携带上述基因变异或等位基因的人比其他人更聪明。

平克在其发表于《新共和》上的文章中沿用了这一逻辑，又在其他地方称道那篇关于德系犹太人的论文“论证充分到位”。他接着谴责那些怀疑讨论种族间遗传差异是否具有科学价值的人，并声称“个性特征是可测量的，可在一个群体中遗传，一般而言在不同群体之间略有差异”。

在随后的几年里，尼古拉斯·韦德、查尔斯·穆雷、理查德·林恩，以及名望日增的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等一批人积极参与到关于犹太人智力的学术讨论当中，以此作为重磅材料，用以宣扬他们的观点，即不同人群的智能遗传有所不同。这个团体的另一个成员是记者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他曾在1994年为《钟形曲线》极力摇旗呐喊，在他当时任编辑的《新共和》杂志上专门撰文推介此书。2011年，他再次加入辩论，以自己的热门博客“The Dish”为平台，宣扬不同的人口群体在智能潜力上天生不同。

沙利文指出，德系犹太人和西班牙系犹太人之间的差异在数据中是“惊人的”。这是种族科学修辞学的一个典型例子，即宣称尊重数据，而不是政治立场。极右派甚至用另一个名字重新定义了种族科学，称之为“人类生物多样性”，听起来像是直接从大学课程目录中摘录出来的一样。

在种族科学的语汇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反对它的人关于人类平等的本质的追寻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臆想。最近，彼得森在一期YouTube访谈中告诉莫利纽克斯：“关于智商方面的研究文献揭示，没有人愿意陷入这种情形。”就连著名社会科学家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也批评自由主义者是“智商否定者”，他们基于一种误导性的信念，认定社会结果完全依赖于后天培养，是可变的，因而拒不接受不同人群因遗传造成智商差异的真相。

种族科学的捍卫者声称，他们只是简单地描述事实本身，而事实并不总是令人舒服。沙利文在2013年写道：“我们仍然是同一物种，正如贵宾犬和小猎犬是同一物种；但是，一般来说，贵宾犬比小猎犬更聪明，而小猎犬的嗅觉则比前者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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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重现于公众讨论中的种族“科学”——无论体现为贬抑黑人的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学说，还是所谓德系犹太人拥有更高智力水平的所谓友好主张——通常至少包含以下三种说法中的一种，而无论哪一种都没有科学事实依据。

第一种说法是，远在45000年前，当欧洲人的祖先克鲁马努人来到欧洲大陆时，他们面对的自然条件要比在非洲严峻得多。更严峻的环境挑战导致了高智商的发展。理查德·林恩在2006年写道，面对北方的寒冷气候，“智能较差的个体和部落渐渐绝迹，而更聪明的个体和部落则得以存活下来。”

这里姑且不提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农业、城镇和字母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并不以寒冷而闻名，单说一点：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表明，史前撒哈拉以南部非洲即已存在现代水平的智慧。过去15年间，南非印度洋沿岸的洞穴考古发现表明，在7~10万年前，一批生理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将赭石与骨髓脂肪和木炭仔细混合在一起制成颜料，制作珠子装饰自己，又制作鱼钩、箭头和其他复杂工具，在有的步骤中需要把它们加热到315摄氏度（600华氏度）。相关研究人员，如南非考古学家克里斯托弗·亨希尔伍德（Christopher Henshilwood）指出，这些人都是聪明的、有创造力的人，就像我们一样。正如他所说：“我们正在把现代人类拥有象征性思维能力的起点向后推——一直推到很久很久以前。”

种族科学的第二个基本论点是：人类的身体不断进化，至少直到最近为止，不同的人群进化出不同的肤色，在某些疾病的患病可能性，以及乳糖耐受性等方面均有差异。那么，凭什么认为人类的大脑就不能持续进化呢？

这里的问题在于，种族科学家们没有遵循同类比较的原则。上述的身体变化大部分涉及单个基因突变，它们可以在相对较短的进化期间内传播到整个种群。相比之下，人的智力——甚至智商评估时所测度的特定智力领域——则涉及到一个或许由数千个基因组成的网络，这方面发生任何可察觉的进化，可能至少需要10万年的时间。

“很难指出哪怕一个基因与年轻健康成年人的正常智力切实相关。”智力并不会被整齐地包装在任何一条DNA链上并贴上标签。

考虑到如此之多的基因在大脑的不同部分发挥作用，以某种方式促进智力的发展，因此，至少在过去的10万年里，认知进步的证据很少，也就不足为奇了。克鲁马努人研究领域公认的顶级专家之一、美国古人类学家伊恩·塔特萨尔（Ian Tattersall）指出，早在人类离开非洲前往亚洲和欧洲之前，他们已经在脑力方面达到了进化的顶点。他在2000年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没有适当条件在物种层面展开任何有意义的生物学进化。”

事实上，说到不同群体的潜在智力差异，人类基因组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遗传变异非常有限。1987年进行的一项DNA研究表明，今天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的非洲祖先：“线粒体夏娃”，生活在大约20万年前。由于这种在进化论语境中相对晚近的共同祖先的存在，人类群体拥有的共享基因比例较其他哺乳动物更高。例如，生活在非洲中部的黑猩猩的单一亚种，其遗传变异性比整个人类群体要大得多。

迄今为止，没有人成功地分离出任何“决定”智力的基因，指向该方向的所有研究论断都在同侪审查中化为尘土。正如爱丁堡大学认知老化专家伊恩·德瑞教授（Prof Ian Deary）所云：“很难指出哪怕一个基因与年轻健康成年人的正常智力切实相关。”智力并不会被整齐地包装在任何一条DNA链上并贴上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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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种族科学决定性地植根于第三种说法之上：不同群体的智商平均值有遗传基础。如果这种说法被驳倒，那么整座大厦——从德系犹太人智力优越论到所谓黑人贫困的必然性——就会随之崩塌。

在我们能够正确评估这些说法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智商测试的历史。公众普遍认为，智商测试提供了一种测量恒定智力的方法，但是当我们更深入地观察，就会发现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智商测试诞生于1904年，它的发明人、那位谦虚的法国人阿尔弗雷德·比内（Alfred Binet）深知人类智力太复杂，不能用一个数字来表示。他着重指出，“智力……不能用测量线性表面的那套方法来衡量，”并补充道，过分强调智商“会造成形形色色的错觉”。

但是比内的智商测试法被美国人所接受，他们认为智商是与生俱来的，并运用这套方法来指导移民政策、种族隔离主义政策和优生政策。早期的智商测试包含了大量的文化问题。（比如，一战期间美国士兵智商测试中有一道题：“卡菲尔人有几条腿？2，4，6，8?”）随着时间的推移，测试内容逐渐不那么变态，并已证明在测量特定智力倾向方面是有用的。但我们并不能从中得知，智商得分的主要影响因素究竟是基因还是环境。要想弄清这点，需要更多的信息。

检验这个假说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看你能否通过学习提高智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表明纯属环境因素的教育水平会影响智商测试得分。众所周知，经过有针对性的智商测试练习，测试得分就会上升，但是其他形式的学习也会有所帮助。2008年，瑞士研究人员招募了70名学生，其中一半学生练习基于记忆的电脑游戏。结果这35名学生的智商测试得分都有所提高，而另外35名在整整19周的试验中每天进行针对性练习的学生，分数提升幅度最大。

另一种用来证明智商取决于先天而非后天因素的方法，是在同卵双胞胎出生时加以鉴别，然后安排他们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中长大。但这种实例并不常见，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一直令人怀疑——比如20世纪英国心理学家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的研究，他声称已经证明了智商是与生俱来的。（伯特死后，人们发现他伪造了很大一部分数据。）

1979年，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心理学家托马斯·布沙尔（Thomas Bouchard）发起了一项真正的双胞胎研究，尽管该研究的资助方是公然持种族主义立场的先锋基金（Pioneer Funds），但他的研究结果令人颇感兴趣。他研究了同卵双胞胎，他们有相同的基因，但是在出生之时就被分开了。由此可以看出环境和生物学因素在同卵双胞胎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贡献。他的理念是，如果这对双胞胎在不同环境中长大，但是出现了相同的特征，那就说明基因在其中起到主要作用。

问题在于，该研究中的大多数同卵双胞胎被收养到同一类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因此，他们最终发展出相似的智商水平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极少数情况下，双胞胎被收养到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教育水平的家庭当中，结果智商差异很大，其中一对双胞胎智商相差20分，另一对双胞胎智商相差29分，套用某些智商分类术语来讲，这相当于“迟钝”和“高智商”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在环境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后天教育对智商的影响似乎比先天禀赋要大得多。

然而，百年以来，人类基因并未发生改变。在这段时间里，人们更多地接触到抽象逻辑，而这恰恰是智商测试所测量的那一小块智力领域。

但是，当你的目光从个体转移到整个群体时会发生什么呢？先天因素是否仍对智商平均值有所影响？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智商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或许非新西兰人吉姆·弗林（Jim Flynn）莫属。智商测试是一种校准测试，在任何特定时间全体测试对象的智商均值都是100。在20世纪90年代，弗林发现，如果要维持这个平均值，每一代智商测试都必须更具挑战性。他发现，按照现行标准衡量，一百年前人们的平均智商为70分左右。

然而，百年以来，人类基因并未发生改变。但弗林指出，在这段时间里，人们更多地接触到抽象逻辑，而这恰恰是智商测试所测量的那一小块智力领域。有些人群比其他人更多接触到抽象的事物，这就是他们的平均智商得分不同的原因所在。弗林据此得出结论，不同种群之间的智商均值不同，完全取决于环境因素的影响。

在一些人群中观察到的平均智商分数的变化，进一步证实了以上结论。提升速度最快的是肯尼亚儿童，一项研究显示，在1984年至1998年的14年里，肯尼亚儿童的平均智商提升了26.3分。究其原因，与基因完全无关。相反，研究人员发现，在半代人的时间里，肯尼亚儿童的营养状况、健康状况和父母识字率均有所提高。

那么，德系犹太人的情形又当如何解释？自从2005年犹他大学的那篇论文发表以来，其他科学家的DNA研究表明，德系犹太人的遗传孤立程度远低于该论文描述的状况。针对“德系犹太人群的高发遗传病源于快速的自然选择”这种观点，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些疾病是由一个随机突变引起的。而且，没有证据表明携带此类致病基因变体者的智力水平比其他人更高或者更低。

但是在智商测试方面，这篇论文却实实在在地遇到了难以逾越的绊脚石。二十世纪头二十年间进行的多次智商测试屡屡表明，德系犹太裔美国人的得分低于平均水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美国士兵进行的智商测试发现，北欧人的得分大大高于犹太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尔·布里格姆（Carl Brigham）对考试数据进行了分析，他写道：“我们的数据……更倾向于反驳普遍认为犹太人非常聪明的观点。”然而，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的智商测试分数却高于平均水平。

针对以色列两代米兹拉希犹太儿童的研究结果也可以看出类似的模式：老一代的智商为92.8，年轻一代是101.3。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在1948年和1990年，美籍华人的平均智商分别为97分和108.6分。1972年到2002年间，非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之间的智商差距缩小了5.5个百分点。

没有人可以合理地宣称，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犹太人、华裔美国人或者非裔美国人的基因发生了变化。纽约大学的人类遗传学项目负责人哈里·奥斯特雷（Harry Ostrer）在读过犹他大学的那篇论文之后，对史蒂芬·平克的观点表示异议：“从科学角度而言它很糟糕，不是因为其论点非常冒犯人，而是因为它是糟糕的遗传学研究和糟糕的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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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已经奠定了我们对真实的科学的认知。这位曾经凭借一己之力解码人类基因组的美国生物学家，针对“种族与智力之间存在关联”的主张，公开宣称：“在科学事实或人类遗传密码中，没有任何依据能证明肤色可以预测智力。”

然而，种族科学仍不放弃支持右翼的臆想。今天的右翼活动家们从既往争论中汲取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他们利用YouTube平台，攻击左翼自由派媒体和学术机构，指责它们不愿意正视“事实”，随后，他们将种族科学用作一种政治手段，推进他们小政府、反福利、反外援的纲领。

时至今日，这些政治目标变得越发清晰可辨。在对尼古拉斯·韦德的访谈过程中，斯蒂芬·莫利纽克斯指出，不同的社会结果乃是不同种族间的先天智商差异造成的——如他所云，结果就是高智商的德系犹太人和低智商的黑人。韦德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在影响黑人社会结果方面，“偏见所起的作用很小，而且还在不断减少”。紧接着，他便开始谴责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是一种浪费”。

与此类似，萨姆·哈里斯在播客里采访查尔斯·穆雷时，指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钟形曲线》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喜爱，继而询问探讨种族智力差异的目的何在？穆雷立即不失时机地表示：它可用于抵制某些政策，比如，基于“无论男女、无论种族，人人平等”的理念而制定的教育和就业平权法案。

种族科学不会很快消失。其主张只能靠着科学和教育，缓慢然而刻意地予以消除。而且，这些主张必须被消除——不仅因为它们会造成可怕的人道主义灾难，更因为它们确实是错的。右翼人士声称，这些观念在政治上令人不适，因而可能受到审查制度或污名化的威胁。但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此。归根结底，种族科学是糟糕的科学。或者说，它根本不是科学。

翻译：武权

校对：Lynda

编辑：EON

原文：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mar/02/the-unwelcome-revival-of-race-science

这绝非我们的初衷。我们不是研究种族或是战争的学者。我们所感兴趣的是原始的合作行为是如何产生的。所以我们设计了生活在虚拟社会里的计算机程序，并且让它们互相玩一种特殊的游戏。这游戏非常容易触发复杂的社交行为，就像软香蕉滋生果蝇那样容易。

这个游戏被称之为囚徒困境。它有很多种形式，但是游戏的核心在于让两个人选择合作或是欺骗。如果他们同时选择欺骗对方，两人的游戏收益都会很差。如果都选择合作，两人都会获益。但是如果一方选择合作而另一方选择欺骗的话，后者能获取比两人都合作时更大的收益。

这个游戏的普适性广泛到可以引起政治哲学家的兴趣，但其细节又严密到可以用来指导计算机程序模拟。作为一个研究人类行为的数学工具，它可以与伽利略的平滑斜坡，或是孟德尔的豌豆媲美。是选择参与罢工，还是选择溜出罢工纠察线偷偷开工？是选择控制生产以维持高价，还是选择低价倾销破坏价格联盟？是选择在学习小组里尽职尽责，还是选择划水，把工作留给别人做？这些都和囚徒困境这个游戏有关。

Is Tribalism a Natural Malfunction?

What computers teach us about getting along.

计算机模拟的原理很简单：我们让有限理性的计算机程序在虚拟世界里反复玩这个游戏，记录它们的收益，并且冷酷无情地奖赏那些玩的好的，惩罚那些玩得不好的。那些成功的程序们会把它们的策略传给下一代，但并非完全照搬，而是偶尔加上一点微小的变化，以模仿在文化演化过程中常见的随机漂变。

我们还给这些程序们一个简单的语言，以便让它们思考。再加上足够的计算资源可以让它们拥有记忆，并据此作出决断。对于每一代计算机程序，我们都让它们两两配对反复玩这个游戏。这和真实生活有点类似：我们总是反复面对同样的交易伙伴，而如何对待他们是有后果的。两个鲁滨逊在沙滩上如何互动，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对世界的建模。

当我们建立的这个小社会经过一定的发展演进之后，我们所期望看到的是囚徒困境在很多人眼里的最优解：以牙还牙。即程序在开始游戏的时候选择合作，一旦被欺骗就选择用欺骗作为报复，但每次被欺骗仅仅报复一次。以牙还牙是荣誉感的基石，即善待他人（除非有理由不这么做），并且及时地原谅别人。

尽管如此，在我们设定计算机模拟允许所有策略可以任意演化的情况下，结果中还是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东西。经过早起的群雄争霸阶段，其中的某一个计算机程序会迅速崛起，在数百个世代的时间里统治这个虚拟世界。直到某一天它突然崩溃，将世界抛回之前的混乱阶段，如此循环往复。如果这个世界有考古学家的话，他会发现历史是由长期的繁荣和短期的混乱交替构成的。

另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是，参与模拟的计算机程序的“总人口”并不是我们事先预想的那样主要由审慎而具有荣誉感的“合作者”构成（译注：即前文所描述的最优解，或“以牙还牙”策略），而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奇怪组合。有天晚上，我们在将整叠的图表归档的时候突然想出了这个奇怪现象的原因：占据总人口主导地位的计算机程序会用对方的行为模式作为标识，以此识别出自己的同类。

比如说，在囚徒困境的开场阶段，“以牙还牙”的计算机程序输出了一个特定的行为序列：合作，欺骗，欺骗，合作，欺骗，合作。如果它的对手也使用了该行为序列，且上一轮被欺骗的话就以欺骗来回应，上一轮对方合作的话就以合作回应，这样一来它们终究会达到一个永久合作的场景，相互之间给予对方合作收益。

但是对于那些不知道这个行为序列的程序们，情况就不那么令人乐观了。任何对于既定行为序列的偏离都会导致永久的全面战争，有时甚至以自杀性攻击的方式导致参与游戏的两个程序的共同毁灭。因为该行为序列几乎不可能被随机的变异所模仿，所以仅仅只有那些具有统治地位的程序的后代才能获得遗传收益。因为只有它们才能继承这个行为序列，并以此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互相识别、无私合作。所有其它的程序都被消灭了，包括其它的那些使用“以牙还牙”策略的程序。具有该行为序列的程序持续地统治这个世界，直到有一天遗传变异逐渐累积，使得它们的后代们无法辨识出彼此。这时候它们就会兄弟反目，像曾经对待外人那样对自己的亲属们大开杀戒。整个过程仿佛是一个种群层面上的自体免疫疾病。

我们把这个有效的行为序列称为示播列*，出自《希伯来圣经·士师记》中所记录的种族灭绝：

基列人把守约但河的渡口，不让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让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示播列。以法莲人因为咬不准字音，便说西播列。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但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四万二千。

*译注：在《希伯来圣经·士师记》12章，基列人击败以法莲支派，幸存的以法莲人试图渡过约旦河回到本国领土，基列人夺取了渡口，阻止他们回去。为了识别并且杀死这些逃难者，基列人对每一个过河的人进行一项试验，因为以法莲人的方言缺少/ʃ/这个音。

示播列广泛存在于人类文明和冲突之中。在芬兰内战中，不能正确的发“yksi”（芬兰语的“一”）的音的人会被认为是俄国佬。漫步于曼哈顿街区的游客们也会因为把豪斯顿*街念成了休斯顿街而迅速暴露。

*译注： Houston Street名字来源于威廉·豪斯顿，而其拼写正好和德州大城市休斯顿是一样的。

而在我们所创造的虚拟空间里，计算机程序们成功地使用示播列统治世界消除异己。就算统治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继承混乱的也是它们的后代。进化的无形之手找到了一个简单而又残酷的生存方案。

这是个清晰而又野蛮的社会图景。但这只因为我们只给了计算机程序一点点计算资源以进行思考。如果两个完全理性的程序面对面又会怎样呢？如果它们了解对方也是完全理性的话，根据理性的定义，两个完全理性的个体，在面对同一问题时，应该作出同样的反应。在此基础上，两者应该同时选择合作。而这一选择并不是出于利他，而是两者同时认识到如果选择欺骗的话，对方也会欺骗，结果只能导致双输。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社会的频谱。在频谱一端是思维能力极为有限的程序所构成的狭隘文明，最终沦落为残酷的部落社会。另一端是完全理性的参与者构成的合作型社会。

在这个两端由兽性的程序和天使般的理性构成的频谱上，人类处于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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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人类是超级理性的，亦或是在趋近于超级理性，则我们有理由乐观。弗朗西斯·福山在1992年发表他的历史终结论时的想法也许是类似的。尽管福山的论证来自于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如尼采和黑格尔，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对其进行改写：一个足够复杂的对人类社会的模拟将会终结于一个高度理性、自由民主、并且是资本主义式的秩序主流，相对的是分散而不稳定的一些非主流秩序敌人。

福山的论证不仅仅是基于哲学推测，更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共产主义阵营在西方的溃败，电子媒体的繁荣，开放的边界，和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牛市。

而现在，他的思想更像是对过去那个时代的梦想的纪念（他书中一个章节甚至被命名为“卡带式录像机的胜利”）。我们的文化还在演化，但并不像是朝着某种大团圆的方向演化。我们所做的计算机模拟在21世纪的灾难和混乱面前变得真实起来。9/11事件二十年后，即便是自由开放的西方民主社会也开始认同人类行为的黑暗面和比福山要悲观得多的理论家们。

这些理论家比如卡尔·施密特就认为民主社会的审慎仅仅只是威权力量的伪装。或是罗伯特·米契尔斯，他通过对政治权利不平等的研究，认为民主是社会演化的过渡阶段，最终社会将被少数封闭的精英阶层所统治。立场相对的政治学家们都逐渐抛弃了对理性的政治秩序的幻想，而示播列在种族、国家、以及宗教事务上的决定性力量再一次显示出它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在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着一道宽阔而丰富的鸿沟，正如和它们相对应的计算机模型之间存在鸿沟一样。从米勒与我所创造的简单、暴力、理性匮乏的程序，到福山构想中存在于历史终点的超级理性合作者，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自由度可供发挥。所以，至少在模型的世界里我们能够保存一些乐观。

位于伯克利的机器智能研究院（MIRI）专门研究计算机程序在资源受限条件下的行为。研究者们创造出理性并且能够互相检阅其行动代码的计算机程序。他们寄希望于这种程度的信息透明度可以解决合作问题：如果我能通过模拟对手的代码而预测它的行动，那么我可能会认为欺骗是得不偿失的。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对手的代码里包含了对于我的预测行为的模拟，并且试图从中获利呢？在非对称的理性条件下，解决这个问题极费脑力。

某些MIRI创造的计算机程序熟悉的像是你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角色。比如说“结党机器人”就只和它代码一样的程序合作。它只关心代码在字母层面上是不是完全一样。再比如说“公平机器人”就不会纠结于表面相似性，而是试图证明对方会不会和它合作。基本上“公平机器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我能证明我的对手会跟我合作，那我就会跟它合作。

那么这些程序进行互动的结果如何呢？尽管整体的结果是令人矛盾的退步，但某些用来预测程序在囚徒困境中行为的研究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合作的可能性，即使参与者是那些资源受限的程序。比如说“公平机器人”就能在代码不一样的情况下识别出类似的公平程序对手。这一结果说明多样化和合作行为是有可能同时存在的，至少是在参与者足够聪明的情况下。[1]

而且就算是残忍的种族灭绝程序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考。它们来自于电路板，生长于德州的一台超级计算机。它们不能为自己的行为仰赖任何生物性的借口。也许，我们也不应该从自身的基因中找借口：如果一个行为普遍到能用最简单的模拟程序生成，那也许我们的正确做法不是害怕或是崇拜它，而是设法应对和治疗它，就像我们对待癌症和流感一样。

如果我们仅仅把部落心理当作是某些认知系统有待克服的自然缺陷，无论是硅基的还是碳基的认知系统，而不是普遍真理或无法摆脱的原罪，世界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1. Barasz, M., et al. Robust cooperation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 Program equilibrium via provability logic. arXiv 1401.5577 (2014).

翻译：小聂，编辑：EON

国会启动了对博斯死因的调查，这次欺凌事件变成了一桩全国性的丑闻。最终国会宣布西点军校对此不负有责任，但调查委员会还是严厉批评了西点。国会议员艾德蒙德·德里格斯（Edmund Driggs）措辞激烈地谴责道：“（欺凌事件）残暴、卑劣、可憎、可耻、可恶、肮脏、下流、恶毒、丑恶、粗暴、猥琐、无耻、恶劣、罪恶、声名狼藉、令人发指。”这使西点军校极度蒙羞，军方高层承诺将无情地消除这种欺凌文化。

People are intensely loyal to groups which haze newcomers. Why? | Aeon Ideas

Hazing is an odious, painful, cultural universal. Why do humans feel loyalty to groups which abuse them?

但他们还是没能消除欺凌。就在2015年，西点军校至少30名新生在老生组织的“枕头大战”中受伤。传闻受伤的原因是一些学员在他们的枕套中藏了重物。24名新生发生脑震荡。

“欺凌”或“欺虐”指的是一个团体对新成员的仪式化的虐待和侮辱。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人类学家奥尔多·西米诺（Aldo Cimino）称欺凌的核心特点是强迫性、临时性、非重复性和单向度性，即通常是老兵欺负新丁，通常发生在长期性的结盟组织中。[1]欺凌行为的发生不局限于特定阶层：既出现在精英学校的上流社会俱乐部，也发生于最穷困的街头黑帮。欺凌行为也不局限于某一文化，德国的击剑俱乐部，日本的相扑俱乐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落都实施激烈的欺凌仪式。欺凌行为的最显著特征或许是不管官方如何努力地禁止与根除，它依然广为流行。

举例说，美国有无数的反欺凌计划与慈善团体，欺凌丑闻会在媒体上被充分报道，并且50个州中的44个已经通过了反欺凌的法律。然而研究发现，美国学生中有10%-20%持续报告遭受欺凌经历，而在学生的体育俱乐部中，这个比例接近50%。举一个我自己的研究案例，在调查了超过700名巴西柔术练习者后，53%的人报告称训练伙伴用皮带互抽对方背部是他们的一项提高性活动。

令人不快的欺凌行为为何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大家冒着受伤、法律制裁乃至于死亡的风险也要将其保持下来呢？

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于1962年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人们有一种使自己的信念、态度和行为保持一致的心理冲动。[2]1959年，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和贾德森·米尔斯（Judson Mills）的研究经典地展示了这一效应。[3]研究把为进入一个讨论组而需承受的尴尬和不适分为不同的程度：困难，中等和可控。在困难条件下，被试需要向实验者读12个淫秽的单词和两段直白的性描述。在中等条件下，被试需要读5个关于性的、不淫秽的单词。可控条件下，对加入讨论组不进行任何要求。

最后，让所有的被试听一段讨论组内关于性心理学的对话录音，阿伦森和米尔斯称这段录音毫无价值且十分无趣。被试随后被要求评价他们对这段录音以及其他被试的喜欢程度。结果显示，那些承担了更困难的入会仪式的人对录音和其他被试的喜欢程度要明显更高。研究人员解释道，那些困难条件下的被试试图通过提高对进入的集体及其他成员的评价，来降低完成痛苦的任务只为进入一个无趣集体产生的认知失调。认知失调理论帮助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那些欺凌了他们的集体持有正面看法。

牛津大学的认知人类学家哈维·怀特豪斯（Harvey Whitehouse）提出了一个替代理论，这个理论称承受集体性痛苦的经验创造了一段突出的共同记忆，这段记忆充当了某种“社会粘合剂”，使成员们紧密联系在一起。[4]这种解释同样得到心理学实验的支持，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布洛克·巴斯蒂安（Brock Bastian）与他的同事们近期发现，那些经历了集体性痛苦事件（如喝辣椒水，把手浸入冰水里）的个人对集体成员展现出了更大程度的慷慨。[5]

从演化论的角度来看，研究人员注意到，身理上或者心理上被欺凌的经历可被视作一种“价值信号”：彰显成员的个人力量和集体素质。康涅狄格大学的人类学家理查德·索西斯（Richard Sosis）和埃里克·布雷斯勒（Eric Bressler）分析了19世纪美国各宗教据点的记录，他们发现，相比那些仪式要求低的宗教团体及世俗团体，仪式要求高的宗教团体的寿命更长。[6]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西米诺的自动权责发生制理论认为，欺凌解决了反复出现在人类演化史上的适应性难题：如何精确地评估集体新成员的目的和品质。一直以来，结盟通常都能积累大量的集体资源，包括财富和地位，而在此之后，问题就变成了如何防止搭便车的人攫取集体资源。

奥尔多的回答是通过提高融入集体的代价，将弱势者挡在门外。同时，资深成员的地位对于那些被集体接纳的人来说，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欺凌行为历史悠久且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这是其长盛不衰且难以根除的原因所在。然而，现代体育团体、大学兄弟会等对于避免成为“欺凌无罪”的自然主义谬误的牺牲品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最后，欺凌的好处大可以在一些更加无害的实践找到，包括欢乐的聚会等等。如果奥斯卡·博斯能以这样的方式被他敬仰的西点军校接纳就好了。

参考

1. Predictors of hazing motivation 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Cimino A. (2013).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4 (6) , pp. 446-452. DOI: http://dx.doi.org/10.1016/j.evolhumbehav.2013.08.007

2. 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Oxford, England: Row, Peterson.

3. The effect of severity of initiation on liking for a group.

Aronson, Elliot; Mills, Judson.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9(2), Sep 1959, 177-181. DOI: http://dx.doi.org/10.1037/h0047195

4. Whitehouse, H. (2012). Ritual, cognition, and evolution. In R.Sun (Ed.), Grounding social sciences in cognitive sciences (pp. 265–284). Cambridge, MA: MIT Press.

5. Pain as Social Glue. Brock Bastian, Jolanda Jetten, Laura J. Ferris.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5, Issue 11, pp. 2079 – 2085. First published date: September-05-2014. DOI: 10.1177/0956797614545886

6. Sosis, R. and Alcorta, C. (2003), Signaling, solidarity, and the sacred: The evolution of religious behavior. Evol. Anthropol., 12: 264–274. doi:10.1002/evan.10120

翻译：方八一

校对/编辑：EON

费伊·普德汉（Fay Purdham）五岁时宣布她想成为一名母亲。但这有个小问题：费伊出生时还是凯文。“我妈当时说，不不不，你想成为一名父亲。”普德汉回应，“我当时说，不，我想成为一名母亲。那时我妈知道了，噢，我的孩子不一样。”如今普德汉快三十岁了，生活在英国北部的纽卡斯尔，希望子宫植入是变性人的下一个阶段。她幻想着成为一名有着大脚踝的怀孕母亲，还有大的妊娠纹。“想象一下能怀着我自己的孩子，哇，我太爱了。”

英国变性小姐竞赛马上要进行下一轮最佳选择了，普德汉在去年九月份赢得了第三名。她希望通过“为我投资基金”筹集到十万英镑，以支付一名代孕母亲的费用，使用她在做变性手术前21岁时冷冻的精子。她的追求成了国际头条。去年十月，《每日邮报》刊登了一篇吸引眼球的新闻：“变性模特想成为英国第一个身兼父母的人。”

生殖医学上已将母亲的定义从妊娠、分娩的母亲扩展到包括提供卵子的母亲以及生母。现在，这里有了第四种类型：变性母亲。这意味着，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中，母亲可以指一个从女人变性过来有着子宫的男人，以及那些停止服用雌激素替代治疗怀孕的男人，或者是让代孕母亲使用自己变性前冷冻精子的女人。简单来说，“母亲”和“父亲”不再仅根据我们出生时被赋予的染色体和性器官所决定，而是根据我们自己选择的性别。

2014年，一位名叫梅根·斯特布勒（Meghan Stabler）的美国企业主管和变性女性，被“工作母亲”杂志评为“年度最佳工作母亲” ——这是该头衔首次授予变性人。2013年，加利福尼亚州的非盈利组织“一起向前”（Forward Together）发布了母亲节电子卡片，名为“妈妈的节日我们的方式”，以反映性别流动的新现实。而就在去年，奥巴马总统宣布，性别认同不应成为寄养和收养的障碍。

众多团体机构正在拼命跟上节奏。斯特布勒得奖的同年，纽约慈善堕胎基金一致投票决定不再使用术语“女性”，担心他们可能会疏远想做人流的变性男人。北美的助产士联盟(简称MANA)也在挑选它的核心竞争力指南中的段落时,将“女人”和“母亲”这些词替换成“怀孕的个人”、“怀孕的父母”和“生育的父母”。

MANA的举动并不是没有反对声音。一个受尊敬的助产士联盟联合在一起表示了担忧。在一封公开信中，他们公然反对以下意见“加速目前这种趋势…否认重要的生物现实并且进一切断自然与我们身体的联系”，这对女性有着“有害的影响”。

关键是成为一个女人以及一位母亲意味着什么——而谁又被允许成为这样的角色。“本年度最杰出的职业母亲”斯特布勒在《赫芬顿邮报》撰文坚称：“我只是和其他妈妈一样。”她的首要任务是用高压工作来处理家庭事务。但她的声明提出了问题：究竟母性是天生的，就像我们经常被告知的那样——是一个爱的化学反应，是与妊娠和分娩紧密联系的自我牺牲的“变革”过程？或者说，它是一种可以后天学习的东西？最终，变性母亲究竟是强调其中的相似性，或者还是学习接受其中的差异性？

关于“ 女性特征”的声明是一场激烈的战役。“母性很显然具有唯一的女性特征。不是女性不能繁殖。” 《性别伤害：变性运动政治的女权主义分析》（2014）一文的作者、学者希拉•杰佛里斯（Sheila Jeffreys）坚持这一观点，她直言不讳地批评变性运动。纵观整个历史，杰弗里斯认为，男性一直统领着女性及其生殖生物学。她认为这种模式正在被变性女性所重复着。”这是“男人权利的又一章，试图控制妇女的身体和生殖过程。女性应该假装她们的身体并不重要。”

作为回应，变性运动谴责杰弗里斯是一名“TERF”或者说是“反对变性的激进女权主义者”（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变性活动人士认为杰杰弗里斯及那些和她同样思想的人，拒绝承认已经遭受可怕歧视的少数群体，而目前生育权越来越成为突出的问题。

那些从男人过渡的人是唯一的“合法”女人吗？

活动分子认为，要想与这些偏见斗争，语言必须变得更加具有包容性。举个例子，根据变性博主艾米特·斯托弗（Emmett Stoffer）的话，怀孕不再是女人的事情了，它是拥有子宫的人的事情。与女性身体相关的术语, 如卵巢、阴道甚至是妇女，正是原性别特权的例子(原性别是指那些从出生就被指定性别的人与其性别认同一致)。在网站“每日女权”上的一篇文章中，国际变性妇女网络聚会的组织者卢娜·莫布鲁佳（Luna Merbruja）责骂一团糟的固有思想，即“真正的女性”有月经周期。这就意味着，对月经的公开讨论是反对那些永远没有月经的人的一种党派行为。

结果令人困惑。“备受瞩目的变性女性被告知月经一词的使用具有歧视性，例如希望被称为女性的奥林匹克选手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甚至是堕胎服务提供者也不能使用月经一词。所以那些从男性变性而来的是仅剩的唯一‘合法’女性吗？”记者艾莉诺·波克特（Elinor Burkett）在去年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什么造就了女性？》中如此发问。

性别在人们的思想中正逐渐成为我们能选择并按正式意愿改变的东西。它同样被看作是一个染色体谱，每个人可以自己选择介于男性或女性中间的何种位置。一个人可能生来具有男性器官，看起来像个男人，或者是过去以男性的身份生活。但如果这样一个男人开始以女性身份自居，我们必须尊重并像对待女性一样对待她们。这个关于自我决定的巨大实验——否认了生物学和自我崇拜——有助于削弱、颠覆、动摇“母亲”这个词起源的神圣地位。

结合身份政治的崛起，现代医学已经推动身体和精神方面新的前沿。医生们现在可以在体外做出阴道和阴茎的形状；变性人可以增加或者去除他们的乳房，使用荷尔蒙来增长或是脱除毛发，接受整形手术来改变他们的长相。相比之下，子宫移植仍然在开发阶段，但是它本身也说明了子宫移植将可能被加入到外科手术的项目中。

然而即使在这个勇敢的新世界中，母性的圣洁仍然有些古怪。为什么如此传统的(也许有人会说,令人窒息的)一个角色可能会对那些变性女性如普德汉和斯特布尔来说如此重要，问题在于当前性别观念的易变性：因为如果我们与生俱来的性别不再是成就一位“女人”的首要决定因素，那么母性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基准。

在西方传统中，生物决定论坚持认为孩子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变得“完整”。“正是有这个信念，女性在生理上注定或者说程序上是具有母性的。” 多伦多约克大学“母性研究”的先驱安德里亚·欧瑞利（Andrea O’Reilly）这样说。因此，父母身份是实现个人成就的最终道路，并且渴望母性被认为是本能的，是一种在一定年龄的冲动。实际上，欧瑞利坚称：“我们被社会培养成具有母性特征——这正是我们养育女孩的方式。”

“母性”是一个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文化主体，从很多不同的概念中可以看出，母亲是什么，以及他们应该如何行为。在许多土著居民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孩子们不仅由自己的亲生母亲养育，还由许多亲密部落的“阿姨”共同抚养。在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家庭的后代们经常交给奶妈、保姆以及家庭教师照看。与此相反，美国20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超级母亲”被看成是历史的一座里程碑。在电视剧《快乐的日子》（Happy Days）中，马里恩·坎宁安（Marion Cunningham）扮演的中产阶级白人，温和的一夫一妻制的角色正是当时流行文化的体现。这位围裙母亲（千篇一律的郊区生活的产物）留在家里为她的丈夫还有孩子奉献自己的精力。

现在的假想是一个女人可以成为一名宇航员，但你仍然要成为一名母亲。

母亲如何受到女性解放的西方的巨大社会变化的影响。这些转变中最主要的是改变了对女性的期望，她们可以在养育孩子的同时有一份工作：根据网站Ancestryd的统计，从1860年开始，美国职业母亲的数量已经激增了八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选择成为母亲。在2014年，美国人口普查估计了年龄在15至44岁的女人中有47.6%的人从未有过孩子（年龄在40至44岁的女性中有15.3%的人无子女）。

然而，旧习难改。玩具店里针对小女孩们的货架上依然摆放着洋娃娃、童车以及微型烹饪台。相比之下，尽管男孩们以后同样要成长为期望中的父亲们，他们却没有被灌输视父母身份为自己性别与自我认识中与生俱来的一部分。“20多岁的女人拥有美丽的秘密，30多岁的女人拥有母亲的秘密。”梅·弗里德曼（May Friedman），一位在多伦多瑞尔森大学进行妇女研究的副教授这样说。欧赖利同意这一观点：现在的设想是（作为一名女性）即使你能成为一名宇航员，但你仍然要当母亲。

简言之，相夫教子仍然被认为是一种自然和直观的事。关于母性模棱两可的直白讨论，往好处说，是令人不舒服的，往坏处说仍然是个禁忌，包括了不开心的、遗憾的、或者是拒绝有自己孩子的想法。我们现在能根据自己的一员改变我们的性别，但是这个社会还像曾经那样根深蒂固地把女孩子们培养成母亲们，把平静的母性身份当成一辈子的生活目标。

所以那些变性父母该何去何从？在众多变性运动已推翻的知识挑战中，对完美母亲形象的所谓颠覆，就是提倡使用中性词形容“好父母”，并减少非中性词汇的使用。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变性人群中的教养形式绝非统一。一些变性母亲非常恐惧相夫教子，因为她们担心形成性别刻板的印象。举个例子，普德汉悲叹道：“我永远不会经历怀孩子的那种真正的联系。”直觉性的母性，以及粗脚踝：这都是坚持老式的女性美学的思想。

这对那些年轻一代的新变性人来说意味着很多。这些年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变性人是何时以及怎样成为父母们的。在过去，许多人是在做变性手术前有的孩子。一个早期的例子是著名的威尔士旅行作家约翰·莫里斯，同样也是已婚记者詹姆斯·莫里斯，在1972年经历变性手术前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爸爸。苦乐参半的喜剧《窈窕老爸》（Transamerica）（2005）”讲述了一个变性女人与他在17年前意外得来的儿子达成妥协的故事。最近的亚马逊电视剧《透明家庭》(Transparent)（2014-）更广泛地涉及到一个家庭逐渐认识并让步于他们的父亲是变性人这一事实。

如今，六岁的孩子已经可以和他们出生时的性别不一致了，青春期（正如直率的变性模特安德雅·佩芝（Andreja Pejic）的案例）正在被减缓或者被叫停。而且生殖权利变得更加重要：生儿育女有了更加广泛的选择讨论，包括冷冻精子、储存卵子或使用代理母亲。当变性人群已经以他们所期望的性别生活时，养育子女将变得更有可能进行下去。

对于普德汉来说，母性无所不在。当我们在一家时髦的伦敦酒店见面时，她坚持认为她现在是一个“女人”，而不是“新的，超性别”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女人，她一头扎进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冲动，也就是成为一个母亲。在她的Go Fund Me页面上，普德汉写到：“我恳求并且向人道主义求助，我感觉到成为一个妈妈的感觉是压倒性的。被我的孩子称呼为妈妈是我的梦想，请帮助我。”她的时间计划？“噢，上帝。”她探身过来告诉我，“明天，昨天。”

普德汉认为女性特征造就了一个母亲。但是否还有另外的路线呢？哲学家萨拉·鲁迪克在其书《母性的思考：迈向和平政治》（1989）中，提倡使用动词“相夫教子”作为性别中立；她建议，“相夫教子”不是我们性和性别的产物，而是一种实践。在过去，相夫教子只与女性工作有关，代表了女性的温顺、柔和、善良的品质。但在今天的世界，男人可以呆在家里，女人可以上班，性别可以改变 。“相夫教子”必须也扩大到其他范围。

女同性恋夫妇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目前主流的育儿方式。

同性权利已经铺平了道路。洛杉矶的威廉姆斯研究所表示，2009年约有16%的同性伴侣养育着子女，目前在美国境内各州领养小孩均合法，而不用在乎领养夫妇的性别。如今的变性父母育儿争议，正如同从前对于同性双亲的论述一样，即“他们能不能当父母？该不该当父母？怎么当好父母？我认为变性运动正在回到我们最初开始的地方。”欧瑞利说。尤其是近十年来，人们已经见证了学术界有意去除了“母职工作”的性别含义，“这是一次把母职工作和母体生物学分离开来的真正尝试。”

女同性恋夫妇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目前主流的育儿方式。母性，现在“解读成了能够由两位女性所共同分享的一个特质，它同分娩和母乳喂养并没有必然联系。”苏珊·古德温（Susan Goodwin）如是说。她目前是悉尼大学的副教授，合著有《好母亲：澳大利亚的当代母性》（2010）。

特雷弗·麦克唐纳（Trevor MacDonald）是一位正在履行“母职”职务的男士，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养育”。麦克唐纳在20出头的时候从女生变性成了男生，他通过服用睾丸酮让自己长出胡须，声音变得低沉；他做了双乳切除术，但选择不做彻底的变性手术，保留了自己的子宫和阴道。当遇上他的男性爱人并且结婚以后，这一对被认为是“男同性恋”的小两口，决定生个孩子。

麦克唐纳告诉我：“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身体构造可以生宝宝。”他停止注射睾丸酮，之后怀孕了，2011年第一次在家中分娩。自始至终，麦克唐纳自认为男性身份，他的两个孩子——5岁的儿子和1岁的女儿，都叫他“爸爸”。但他还是会在孩子婴儿阶段的时候，采用母乳喂养（从性别中立的角度，这叫“胸部喂养”），并且使用来自母乳网站“为婴儿提供母乳”所捐献的母乳来满足孩子们的哺乳需求。

麦克唐纳遭遇了公开反对：当他在飞机上给宝宝喂奶时，一位妇女责备他，说他的小孩“需要一对真正的乳房”。但总的来说，这次经历不仅让他开始质疑变性人的权利，也质疑起男性的权利，这些问题在他的著作《母亲在哪儿？变性父亲的故事》（2016）中进行了探讨。

“人们看到爸爸带着小婴儿的时候，通常会想，妈妈去哪儿了？她为什么不来照顾这个小宝宝。”他解释道，“我们的文化假定女性应该承担起所有照顾小孩的工作，特别是对于那些年龄尚小的孩子。这使得大家对女性怀有巨大的期望，而这实际上也负面影响了对男性的评判。”

不能恰当融入任意一个群体会造成许多问题。麦克唐纳参加了国际母乳喂养组织国际母乳会加拿大分会（LLLC）在他居住地的分部所举办的联谊会。为了感谢他们的帮助，他后来申请加入其中当一名志愿者。但他的申请被拒之门外：拒绝信说他们需要的是有“母职体验”的人。（其他人则从反面指责他：保守派新闻网站Breitbart.com讥讽说麦克唐纳生孩子这一决定应证了这一事实，“无论经历怎样的整容手术，一个人也无法逃脱自身生理学上的固有潜在天性。”）

当前大部分的强调聚焦于母乳喂养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现实选择，这些强调具有时代性。

“这一切很有趣，因为我根本没想过母亲是怎样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文化定义了它，而且总在谈论它。通过母乳喂养或者给孩子母爱，我看到了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如何履行这一职责。”麦克唐纳沉思着，宣称他会把这称之为“养育”。（LLLC后来更改了申请条件，麦克唐纳现在成了其中的一名志愿者。）

在《实质性突破：关于男人、母亲和母性的谈话》(2015)的一篇文章《束缚被打破》中，A.J.洛维克（A J Lowik）声称“哺乳的生理过程与‘优秀的’母亲（和父亲）的德育建设有所联系”——而这样一种结构正在被变性父母所改变。然而，正如洛维克所指出，当前大部分的强调聚焦于母乳喂养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现实选择，这些强调具有时代性：毕竟，在20世纪初雇用奶妈喂养小孩这一做法相当普遍。

麦克唐纳认为他的子宫、卵子和阴道只是功能性生殖器，并非附属于任何一种性别。它们只是单纯的“生殖所需要的机体部件”。母乳喂养对他而言也只是为了获利，是喂养婴儿的方法。而对其他人来说，这些事情显得意味深长。当美国跨性人、酒吧经理尼克·鲍泽（Nick Bowser）意识到自己怀孕后，承认那段时间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他的妻子比安卡同样是跨性人也是反串艺术家（他们都没进行过性别重置手术）。“我的大脑告诉我是一个人。但我的身体看起来却完全是另一个人。”去年他对ABC新闻电视节目《20/20》如是说。

一个性别流动的世界，也许有助于重组先前人们对家长所应扮演角色的死板期望，但如果相信这将创造一个没有性别的乌托邦——假如乌托邦真的是那样——这也太天真了。“变性妈妈确实会改变母性世界的景象。”古德温说，“但是我怀疑那些变性母亲仍会受到大家的评头论足，也不会拥有自己标准的形式。”

变性爸爸也是这样。当托马斯·比提（Thomas Beatie）2007年受到媒体关注，被称为“怀孕的男人”之后，一些评论员开始质疑，他借用了自己的子宫这是否还能被合理的认可为“男性”。攫取“好母亲”名号的“优秀变性父亲”面临难题，他必须牺牲已经建立起来的男性身份。正如洛维克所说：“一个优秀的变性父亲，是进行母乳喂养的那个人。尽管他自己可能会感觉到性别失调，尽管经历了变性手术，他还是这么做了。他必须忽略自己是否是一个“真男人”这个问题。”

所有成为变性家长的过程——不管是通过领养、代孕、自然分娩或者生育孩子之后再变性——全都困难重重。在这样一个把母性严重浪漫化的社会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偏见：社会活动学家达比·希基（Darby Hickey）表示由于她是一个变性人，她已经被妖魔化成“病入膏肓没法当妈”。

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始终存在的平台，可以密切的自我监督“正确”的育儿方法。母亲们自我推销，把自己暴露到批评之中，而且公开的评判别人。在《赫芬顿邮报》上，希基说她“总是困扰自己到底做的好不好，是不是个‘好妈妈’。”——这些问题因为她的变性人身份进一步加重：“如果我儿子在头上带个发卡或者穿一些粉红色带裙边的裤子，我会感到很担心。担心人们觉得我在试图给他灌输思想。担心他被别人骚扰。担心其他家长不让自己的小孩跟我的孩子一起玩耍。”

‘世界上有一百万种无性别小孩的特定称谓，但是却没有一个无性别家长的特定称谓。’

对于在悉尼扎根的变性人迪·厄格罗（Tea Uglow）来说，养育前妻的两个年幼的儿子（均出生在她“出柜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尝试让以前的经历合理化——要有前瞻性的视角。试图重写过去的历史毫无益处。”

厄格罗不再想要去获得“爸爸”这个男性化的标签，可她的前妻对于共享“妈妈”这个称谓感到有些不安，害怕她会夺走自己的角色。“这有点尴尬。”厄格罗承认。“这世上有一百万种无性别小孩的特定称谓，但是却没有无性别家长的特定称谓。只有当这个词汇存在后，我们才有可能谈论这样的想法。词汇的创造是为了满足需要。以后当我的孩子们摔倒，擦伤膝盖，或者当我走进家门的时候，他们可以不再对着我们喊‘家长’”。

这些期望可能，并且一定会发生转变。尽管变性政策有着新的可见性，但是进行一次关于性别全面彻底的改革并不太可能。从根本上说，“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尝试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脱离出来。”欧瑞利说。——而且不要忘了，对于绝大多数人，男性和女性的性别二元论仍处于支配地位。这种变性运动，它最后到底是会动摇，还是实际上只会巩固关于广泛认可的父母身份的性别论断，还有待观察。

普德汉并不为此苦恼。她耸了耸肩，轻轻拂过自己的长发。“从来没人给过你一本生活指南。人们对这个事情太认真了。”她说着，双眼凝视着泡沫咖啡上漂浮着的肉桂色心形拉花，“别管那么多了。我认为作为一名变性家长，当然是和一名普通家长完全一样的：养育孩子实在太他妈难了。”

原文：Is motherhood gendered?

翻译：任yu芳，黄玉杰   校对：EON

年轻读者要求免受课本里令人不安内容的危害，这可能在历史上尚属首次。然而几千年来，阅读一直被视作是对精神健康的威胁。根据古希腊的家长制文化，苏格拉底说大多数人无法自己掌握书面语。他担心对于许多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未受教育的人，阅读可能引起困惑和道德迷失，除非智者劝之。在写于公元前360年的柏拉图对话集《裴德诺篇》中，苏格拉底警告对书面语的依赖将削弱个人记忆，并移除记忆的责任。苏格拉底用希腊语pharmakon（药）作为写作的隐喻，指出阅读可以是良药，但最有可能是毒药的矛盾。危言耸听者会重复他的警告：几个世纪以来，文本类似于有毒物质。

许多希腊和罗马思想家的担忧与苏格拉底相同。触发警告（trigger warnings）由希腊剧作家米南德于公元前三世纪提出，他感叹阅读行为会对妇女产生有害的影响。米南德认为妇女被强烈的情绪和薄弱的理智左右，因此他坚持认为“教妇女读写”和“喂邪恶的蛇更多毒药”一样有害。

公元65世纪，罗马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塞涅卡认为“阅读很多书是一种干扰”，让读者“又晕又脆弱”。对于塞涅卡来说，问题不在于特定文本的内容，而是无节制阅读造成的不可预知的心理影响。“小心，”他警告道，“阅读大量作者和书籍可能使你变得散漫。”

到了中世纪，文本的潜在危害成为基督教恶魔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华盛顿言论自由专家、《焚书》（Burning Books）的作者黑格·博斯马吉安（Haig Bosmajian）认为，探讨教义的文本被批评为能够毁灭身体和灵魂的有毒物质。教会担心无监督的阅读可能是异端行为，亵渎性文本如《犹太法典》被投入了大火，或者“幻化成致命的毒蛇、瘟疫和腐朽。”

通过让读者在心理上迷失方向并在道德上被污染，阅读作为一种媒介持续影响着每个历史时期的西方文学文化。1533年，英国前大法官和新教改革的激烈反对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谴责新教神学家如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的著作的出版，认为它们是威胁要用“瘟疫”感染读者的“剧毒”。纵观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诸如“道德毒药”或“文学毒药”的用语经常被用来提醒人们注意书面文字毒害身体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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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早期现代小说的出现，人们开始担心阅读给读者心态带来的风险。小说评论家声称读者面临着脱离现实的危险，因而容易受到严重心理疾病的伤害。

英国散文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断言：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别是其处理日常生活问题的倾向，有着隐匿的后果。在写于1750年的作品中，他警告“对现世的精确观察”比之前的“冒险故事”更加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它与读者的经验直接吻合，从而有能力影响他们。令约翰逊不安的是，针对敏感青年的现实主义文学未能提供道德引导。他批评浪漫小说融合了人物“好与坏”的素质，而不指明读者该去效仿哪位。

离经叛道的模仿动机严重危及女德。哲学家让· 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他的小说《朱莉》（Julie）中警告道：当女性打开任何一本小说的那一刻——并“敢于阅读哪怕其中一页”，她就沦为“堕落女子”。

沿袭这种套路，1780年的女性杂志警告称，小说是“引诱者骗取女性芳心的强劲动力”。有这种问题的小说当属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畅销书《帕梅拉》（Pamela）（又名《贞洁得报》（Virtue Rewarded））：大约15岁的女孩子拒绝诱惑和强奸，最终获得了美满的婚姻。这类警告的争论毫不犹豫地指出，由于女性读者都极易受到大喜大悲的感染，她们冒着被无节制的性激情所淹没的风险。

小说是18世纪英格兰道德恐慌的焦点，人们批判其引起个人和集体的创伤与心理障碍。在18世纪后期，“阅读传染病”和“阅读狂热”被用于描述和谴责无节制阅读这种危险文化的传播。

大众阅读被当做“隐性传染疾病”，通常与目击非理性的破坏行为有关。最令人震惊的是其诱发自残行为的潜能，这种行为包括敏感青年的自杀。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一个单恋导致自我毁灭的故事），被广泛谴责掀起了大西洋两岸效仿自杀的浪潮。

尽管这些主张几乎没有现实基础，其拥趸仍然从神学家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发表的两卷研究《对自杀主题的全面调查》（A Full Inquiry into the Subject of Suicide）中找到根据。摩尔声称按照他的批判和分析，维特要为引起年轻读者自杀浪潮负责。虽然缺乏实证，但摩尔建立了一种将阅读浪漫小说与自残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传统。他将《少年维特的烦恼》融入了与自杀有关的“科学”文献，被后人所效仿。

在1779至1819年间出版的六大卷研究《完整医疗监管系统》（A System of Complete Medical Police），德国医生约翰·彼得·弗兰克（Johann Peter Frank）综述了自杀问题。在众多自杀原因中，弗兰克列出以下几项：“缺乏信仰，沉溺酒色，无所事事，骄奢淫逸和随之而来的痛苦不适，尤其是阅读诸如《少年维特的烦恼》这类将自杀表现为‘愤世嫉俗的英勇事迹’的有害小说。”

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科学被用于合法化这类有关阅读的健康警告。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在他的《精神病医学调查和观察》（Medical Inquiries and Observations Upon the Diseases of the Mind）——精神病学上第一个美国研究文本——指出书贩子极易患上精神错乱。拉什用心理学的说法重述了塞涅卡的古老警告，他指出，出于职业需要，书贩子们的思想在话题之间频繁且快速地转换，从而更容易罹患心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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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大众读者的出现，致使关于通俗文学带来的医学和道德上的危险后果的警告激增。1851年，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将“糟糕的书”比作“智力的毒药”，因为它们破坏了思想：例如卡尔·斯平德勒（Karl Spindler）的《庶子》（Der Bastard）、爱德华·利顿·布尔沃（Edward Lytton Bulwer）的《戈多尔芬》（Godolphin）以及欧仁·苏（Eugène Sue）所著《巴黎的秘密》（Les Mystères de Paris）似乎都有潜在的危险，正是这些通俗小说令叔本华担忧。他将流行与文化品味的降低联系在一起，这种论调又反过来毒害了读者的心智。

19世纪期间，通俗文学保守派批评家经常发表读者直接受到通过阅读小说产生的情绪的影响这一言论。传染病的说法不是简单的隐喻：对有毒思想的吸收不仅是一种精神行为，也是一种身体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情绪可能像感冒一样，在许多情况下，它可能导致创伤性精神疾病，甚至导致身体上的自残行为。尽管《少年维特的烦恼》写于1774年，直到19世纪它仍然被指责煽动年轻读者自杀。

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后半期，阅读的医学化和道德化在应对所谓煽情小说的急剧扩张时获得了新的动力，这种小说的发展起始于轰动一时的《包法利夫人》。福楼拜的伟大小说刻画了一个医生的妻子为了追求生命的激情和力度而偷情，并最终选择自尽。这部杰作之后，廉价而流行的“低俗怪谈”开始大规模出版，据说造成的精神疾病比身体疾病还要严重。

1875年，纽约恶习抑制协会发表了一则由美国道德家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撰写的报告，康斯托克谴责“精明而狡猾”的淫秽物品经销商，并向老师和监护人叮嘱道：（他们）“成功地向青年的天真和纯洁注入更具危害性的病毒，如果不加抵制，它们将成为体内最致命的疾病……时刻警惕吧，守护图书馆、衣柜、孩子及受监护人的往来信件和人际关系，以免这种传染病蔓延到你的美满家庭并破坏它。”

康斯托克号召父母阅读孩子们的信件并检查他们的阅读材料，这不只是维多利亚时期痴迷于道德污染的表现。就像当时的触发警告的提倡一样，康斯托克秉持着这样一种坚定信念——可疑文本代表着对读者心身健康的严重威胁。

害怕文本产生恶劣影响的道德家得出结论：审查在功能上相当于检疫。例如在1929年，《星期日快报》的编辑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把推进道德“退化”的作者描述为麻风病人，他的目的是迫使社会承担“从这些麻风病人身上驱赶麻风病从而净化自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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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被耸人听闻的言论狂轰滥炸，大众读者仍然乐于无视这些健康警告的只字片段。纵观近代的大多数时期，人们绕过监管，并表示愿意通过阅读踏上未知的旅程。他们对阅读的开放态度被人文主义者和激进文化潮流所鼓舞，激进文化潮流肯定了读者受益于同整个文本建立联系的能力。

大众市场、廉价的系列文学和色情小说的兴起，表明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家不能抑制大众对消遣小说的需求，无论他们应该提出何种健康警告。同时在21世纪，大众读者自身寻求免遭阅读那令人痛苦的健康影响。两者之间存在差异。

如今，不是宗教道德家而是大学生要求给奥维德的诗附上触发警告。我在学校的同事刚开始执教时都会指出，有些学生要求有权选择不看那些带有个人攻击和给人造成心理阴影的文本。这种对脆弱性的自我诊断不同于居高临下的道德检疫的传统呼吁。从前，家长式的审查否定广大读者的成熟，他们坚持认为文学阅读对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现在年轻读者又坚持认为他们和同龄人应该免遭令人痛苦的文本的危害，他们否定自己的成熟。

触发警告运动代表了一种保护弱势群体免受任何创伤性和危害性影响的尝试。矛盾的是，曾经作为当权者统治工具的审查，如今重塑成可以用来保护弱势者免受心理伤害的武器。

触发警告的支持者们通常很在意自身的思想和情绪，其争论更多的是他们自己的意见而非对文本内容的评估。事实上这种警告的倡导者完全漠视文学价值，对他们希望以健康警告处理的文本的内容也无动于衷。鼓动他们担忧的正是这样一种信念：如果读者未能准备好应对不期而至又难以预料的阅读体验，他们可能会受到心理伤害。

然而，有关阅读带来心理伤害的任何报告似乎都基于传闻而非严格的实证。正如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麦克纳利（Richard McNally）在他去年发表于《太平洋标准》杂志的研究中所评论的：“对于触发警告的使用不只是低估了大多数创伤幸存者的适应能力，它可能向那些经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发出错误信息。”

对触发警告的争论中的关键不是心理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它突出了脆弱性和敏感性，并减少了适应能力。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们认为自己无法应付令人不安的阅读材料，他们经常被推到阅读和争论“危险”文学的风口浪尖上。

在强加于触发警告的讨伐上有一点绝对正确。纵观历史，人们总是害怕阅读，这并非没有缘故。阅读的确是一项冒险的活动：阅读拥有捕捉想象、引起情绪波动和强迫人们面对生存危机的能力。事实上，对于许多人来说，踏上通往未知的旅程的兴奋让他们开始捧起书本。

有谁在阅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或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不使自己“体验到一种全新的虚弱或性感受的敏感时刻”呢？文学评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语言与静默：1958-1966文集》中如此发问。正是阅读抓住我们所不知道的，提供一种我们完全无法控制的经验，它在人类追寻意义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也是它总是让人担忧的原因。

翻译：EON

“gender ”这个词最初在语言中单纯的文法意思是为了作为区分男性、女性以及中性的名词形式。但是从至少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个词开始有了另一个意思，让我们对性和性别必须加以区分。对于女权运动主义者来说，这种区别很重要，因为这使我们承认女人和男人之间的一些不同是起源于生物学，而其他的不同则来源于环境、文化、教养以及教育——这些被女权运动者称为“性别社会化”。

The idea that gender is a spectrum is a new gender prison | Aeon Essays

The idea that ‘gender is a spectrum’ is supposed to set us free. But it is both illogical and politically troubling

至少，“gender”这个词通常在女权主义者的理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通常是一个基础的，根本性的女性主义理念：“sex”意味着生理上的，也许某种意义上“天生的”，而“gender”则意味被社会构建的。这种观点——为简单起见，我们将其称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观点——认为，性别指的外部强加的一整套规范，这些规范规定和禁止个人可取的行为与道德专断的特点相一致。

这些强加在个体外部的规范不仅具有强迫性，而且代表着一种二元化的阶级或等级制度，一种二元制的价值体系：雄性高于雌性，男人高于女人，男子气质高于女子气质。每个人生来具有扮演两种生殖角色的其中一种的可能性，这是与生俱来的，或者在更早之前由婴儿时拥有的外部生殖器所决定。从那时起，他们将被教育灌输到等级制度的其中一个阶级层次中：如果他们的生殖器是隆起的，则是较高的阶级，反之则是较低的阶级。

从出生开始，以及性别等级的成员身份确认的那一刻，大多数女人们被教育得被动、顺从、柔弱和易被驯服，而大多数男人则被教育得活跃、具有主导地位、强大并且具有侵略性。这种价值体系，以及社交化和教育个人的过程，正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对“gender”一词含义的理解。这样的理解，不难看到对于性别，什么是令人反感的、难以承受的，因为它限制了男人和女人都存在的潜能，并断言男性绝对优于女性。所以，对于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来说，他们的目的是彻底废除性别；停止把人们分成粉色箱子和蓝色箱子两类，并在没有社交性制定的价值体系的强制影响下，允许个人个性和偏好的发展。

这种性别本质的观点对那些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内部和先天经历了解性别，而不是完全由社会化构建成的或是外部强加的人来说，有些格格不入。这些人不仅在性别的构造完整认识上有争议，并且抵制激进女权主义者分析的有关性别是二元化的内在等级制度的观点。从这一观点来看，为了方便，我将称之为酷儿女权主义者的性别观点，使性别的运作变得具有压迫性的不在于它是社会建构以及强制性实施：当然了，问题在于人们普遍的观点就是只存在两种性别。

如果我们承认，性别确实是一个内部的、天生的、我们身份的重要方面，人类两性将得到解放，可以选择的不仅是“女人”或者“男人”，将有更多性别可选。通往解放之路的下一步是对一系列新性别身份的承认：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更认为他们自己是“跨性人”或“非二元性别”或“泛性人”或“多性人”或“无性人”或“半男”或“半女”或“非性人”或“非男非女”或“循环性别”或“量子态性别”……我能列举很多。这种观点的支持者间的一贯论调是“性别不是二元的；它是一个连续谱”。从这个观点继而引出的是我们需要拆除粉色和蓝色的盒子，当然，我们仅仅需要认识到存在不仅这两个盒子，还有更多。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想法，但是它其中存在很多问题，问题致使其内部不连贯并且在政治上缺乏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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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酷儿观点的支持者描述自己的性别身份就是非二元的，并且提出这个观点以反对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被酷儿观点的支持者假定为性别身份是二选一的。从表面上看，有关性别不是二元化而是一条连续谱的声明，以及有关只有一小部分个体可以被描述为非二元性别身份的声明，两者似乎变得有些直接矛盾。如果性别真的是一个谱系，这不意味着每一个人生来就是非二元化的吗？根据定义上来说？如果是这样，用“二元化”来标注描述一个特定的性别身份将是多余的，因为它无法挑出特殊的一类人。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连续谱模型的支持者实际上必须假设性别同时是二元化和谱系的。完全可以被描述成一个连续的且二元化的性能。高度就是一个例子：显然高度是一个连续量，同时个体可以在任何地方连续性地下降；但是我们也有二元化的标签高和矮。也许性别就是以一个相似的方式存在着？

关于高/矮二元理论要注意的是，当这些概念被用来指代人时，他们是相对的或者说是比较性的描述。由于高度是一个谱系或者说是连续量，没有一个个体是绝对高或绝对短的；我们都是比有些人高，比其他矮的。当我们提到某人很高，我们的意思是他们比一般人高，而这些人所在的群体的高度正是我们感兴趣的研究。一个男孩作为六岁来说可以同时是高的，但与所有成年男人相比又是矮的。所以二元化标签高和矮必须是比较性的，并且指的是平均水平。或许聚集在那个平均水平的个体们可能更愿意将自己称为“非二元化的高度”。

然而，连续谱模型的解释似乎不太可能符合那些将自己描述为非二元化性别的人。就像高度一样，如果性别被理解成比较性的或者相对性的，这将公然违抗一贯的主流观点，即个体是他们性别的唯一主宰者。你的性别将由你存在的人群中的性别身份分布参考决定，而非由你个人就可以决定。这只有通过比较我的性别身份和其他人的性别身份分布，以及了解我所在之处才能确定。尽管我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女人，别人可能在性别连续谱上比我的女性特征更近一步，因此比我更像一个女人。

进一步说，当我们观察像高度一样的类似物时，我们可以发现，当观察整个人口时，只有一少部分的人会被准确地描述成高或矮。鉴于高度真的是一个连续谱，二元化的标签被赋予相对性，只有少数在频谱两端的人真正意义上才能被贴上高或矮的标签。我们其余的人，以及属于两者中所有的点的人，人都是非二元化的高度，我们是特有群体。事实上，正是二元化中高和矮的个体是罕见的和不寻常的人。如果我们延长性别的类比，我们可以看到，非二进制性别是常态,而非例外。

称自己非二元实际上是创建一个错误的新二元。

如果性别是一个连续谱，这意味着这是一个在两个极端之间的连续变量，每个人都坐落在连续量的其中某个位置。我假设这个连续谱的两端是男性化、女性化。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吗?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很明显可以看出每个人都是非二元的，因为没有人是绝对纯男性或纯女性气质。当然，有些人会接近的一个极端，而有些人则模棱两可，漂浮在中心地带。但即使是最传统的女性的人也会展示与男子气概相似的一些特点，反之亦然。

对这样一个可能的结果，我比较满意，因为尽管拥有女性的生物学特征以及自称为女人，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二维性别的刻板印象。我不是一个女性本质的理想表现，所以我并非二元化性别。就像其他人一样。然而，那些将自己描述为非二元化性别的人，不太可能满意这个结论。他们的“非二元化人”的身份存在取决于一个更大的所谓“单性别”的一群人，这些“单性别”人不能置身于被社会强制指导形成的男性或者女性之外。

这里存在一个讽刺的事实，即一些人坚持认为他们和一部分他们的性别革命同盟者们是非二元化的性别：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那些符合性别规范的人与那些不与他们性别相符的人群之间创建了一个虚假的二元态。事实上，每个人都是非二元化的。我们都积极参与一些性别规范，被动地默许他人，而同时又积极地抱怨其他人。所以称自己非二元态实际上是创建一个错误的新二元态。至少保守地说, 它也似乎常常涉及把自己放在二元态中更为复杂和有趣的一面，使非二元态的人声称自己既被误解也被二元态中的单性人在政治上所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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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被确定为中性人，声称你可以代表频谱上的所有可能的点吗？在同一时刻的所有点？考虑到一些极端必然意味着存在另一个不兼容的极端，这又怎么可能实现呢？纯女性的特征意味着被动、软弱和服从，而纯男性的特征代表着侵略,力量和支配欲。所有这些在同一时刻出现很明显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同意这些关于男性和女性气质的定义，并且不接受男性被定义为主导角色，而女性被描述成服从的角色，欢迎你提出其他定义。但不管你提出什么样的观点，他们都将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极端。

少数声明自己是无性别的人显然允许自己退出连续谱，通过声明自己是“无性别的”，他们认为自己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因为没有任何的内在性别的体验。我们无法给出任何解释，说明为什么有些人拒绝定义他们在性别方面的个性，而这在其他人身上是不存在的。但有一件关于自称“无性人”的说法是很明确的：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因为同样的原因，也并不是所有人能称自己为非二元态。如果我们都否认我们有一种天生的、重要的性别身份，那么“无性人”的标签将成为多余，因为性别缺失将是一个普遍的特征。无性人只能根据有性别被定义。那些通过他们缺失的性别来定义自己和自己身份的人，因此坚定地认为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天生的、必要的性别，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们自己不是这样的。

一旦我们坚称，关于性别的问题在于，目前我们只承认其中两种性别，那很显然该问问：为了不被压迫，我们应该认可多少种性别呢？世界上又存在多少可能的性别身份呢？

对于这个问题，答案始终如一：大约70亿。地球上有多少人类，就有多少种可能的性别身份。根据Nonbinary网——当今关于非二元性别信息的主流参考网站之一，你的性别，可以是雾，太阳，音乐，海洋，木星，或者纯粹的黑暗。当然，也可以是个披萨。

但如果真是这样，人们也不清楚这种与“人类个性”或“我喜欢的事物”相对照的性别概念，这一切有何意义，把它们称为“性别”是否有助于我们对“性别”的理解。“性别”这个词，并不只是关于个人性格、品味、喜好的一个华丽词藻，也不只是选取的一个标签，让你们能以独特的方式描述自己所在的群体有多大的规模又充满乐趣。性别是一个价值体系，将想要的（或许有时候也不怎么想要的？）的行为和特征与生殖功能结合到一起。一旦我们解除掉这些行为和特征，与生殖功能之间的耦合关系——我们应该这么做——同时一旦我们拒绝了这么一种观点，“世上只存在两种个性，其中一种优于另一种”——这也是我们该做的——那么，继续把这么个东西称作“性别”又有什么意味？“性别”这个词有些什么含义，是“个性”这个词所没法表达的呢？

在非二元性别网站（Nonbinary.org）上，你的性别可以是这样：

（姓名）性：“性别，可以由一个人的名字来进行最恰当的描述。这对于那些暂时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份，但是清楚知道自己不是单性人的群体而言是极好的…这可以当作一个统称使用，也可以当作一个特定的标识符。例如，约翰性，简性，（你的名字）性，等等。”

这个“（姓名）性”的例子完美的展示了非二元性别身份的运作方式，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它们的诞生是为了那些无法明确自己身份，但是知道自己并非单性人的人士。这或许是因为这部分人，相较于那些普通传统如单性人一样的事物而言，太过有趣，且极具革命性，甚至有点离经叛道。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并不是尝试在不破坏牢笼的情况下悄然溜走，抛下身陷牢笼的其他女性。

这种不愿成为单性人的想法合乎情理，也很好理解，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我太遵从自己的内心和情感，性向和性情实在太有趣，丰满且复杂，无法只是简单的当一个“单性女”。我很想超越当前社会所建构的关于女性躯体的刻板形象，也想要打破其他人由于固有的社会观念所产生的对女性的特定假设。很想让大家看到，女性不仅仅只是一名母亲/家佣/满足性欲的对象。希望大家能把女性看作真正的人，拥有着独立思想和丰富深刻的内心世界的人，女性所拥有的潜力远远高出目前社会所认为的那些可能性。

然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是把自己当成“无性别”，也不是尝试在不破坏牢笼的情况下悄然溜走，抛下身陷牢笼的其他女性。特别是，考虑到你压根没法悄然溜走时，尤其如此。即使再多的人鼓吹自己“无性别”，也不会改变我在世界眼中的女性身份。相应地，世界还是会用对待女性的方式对待我。我可以说自己“无性别”，求职的时候可以坚持用这个新的代词称呼自己，但这丝毫不会阻碍面试官的想法，他看到的只是一个潜在的宝宝生产机器，然后他会把这份工作给那些或许不怎么胜任，但不会被生育所牵累的男性求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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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在我们即将到达性别身份政治核心的临界张力点。大部分它的支持者们或许还没意识到，或者是选择了忽视，因为只有当摒弃某些学说的重要原则，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许多人理所当然的认为，“跨性别者”和“变性人”一样，这有点像是，“对于自身性别充满不安和苦恼，渴望自己身体能够更接近异性”。但是根据目前性别身份政治的术语，跨性别与渴望变性压根就没有一点关系。跨性别，只是意味着你从心理上，无法认同你与生俱来的性别身份。哪怕你对自己所拥有的身体特别满意，你也可能是个跨性别者。跨性别，或许只是简单的因为，你相信自己是某种性别，但社会却把你当成另一种。

性别学说的一个重要原则认为，绝大多数人可以称为“单性人”，也就是与生俱来的性别身份，与自己心理认同一致。但正如我们所见，如果性别身份是连续谱，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非二元性别”，因为没有任何人的性别落在这个频谱的两端。我们每个人，会成为谱上的一些特征点。这些点取决于我们各自特殊身份的个性、特质，以及自身对于性别的主观感受。鉴于此，一个人如何变成“单性人”或许并不明晰。从来没有人在出生的时候分到了正确的性别，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呢？当我出生的时候，别人怎么会知道，我以后会发现自己的性别是“霜”，这样一种“冷若冰霜”的性别？

一旦我们认定性别身份或许存在无限可能，那么我们就得被迫承认，实际上，没有人是单性人。因为，从来没有人从一出生就安上了正确的性别。实际上，我们在出生时根本就没有一个性别。只是由于外生殖器的不同，在生殖功能的基础上，被归类到了这两个性别的其中之一。然后，我们按照社会所描述的后天性别规范发育成长。在我们表达自己对于这与生俱来性别身份的信念，决定该选择这性别连续谱上的哪一个性别以前，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和反复灌输，都只是成为这两种角色的其中之一。因此，把跨性别者，定义成“心理上不认同自己出生时所落入的性别谱”，其言外之意是，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跨性别者；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单性人。

所有这一切，合乎逻辑的答案是：如果性别是个连续谱，而不是二元的，那每个人都可以转性。或者反过来，没有人能转性。不管怎样，这是个很深刻却不怎么令人满意的结论，它既能帮助掩盖掉目前女性被压迫的现实，也能帮忙抹除那些变性人的真实体验，使这些经历毫无意义。

避免这一结论的方法是，人们需要认识到性别不是一个连续谱。它不是一个连续谱，因为它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内在本质，也不是个人性质。性别，不是关于人类固定不变、不可或缺的事实，不是非得围绕这个现实来构建我们的社会体系。性别一直以来为社会所建构，通过一个外界强加的层次结构，拥有两种类别，占据了两种价值主张：男人优于女人，男性优于女性，男性化优于女性化。

连续谱类比的真相在于，人类在社会阶层中等级的一致性这个事实，以及人从出生开始所扮演的角色，全部因人而异。有些人觉得依照自己所属的性别规范，过日子轻松简单，没有痛苦。但有些人会觉得，他们所属的性别角色，压抑受限，他们根本没法在这样的规范下生活，所以选择变性来活得更自我。

性别作为一种等级制度，使得男尊女卑（相比男性，女性一直处于从属地位）这一社会规则得以延续，制约了这两种性别的发展。

可喜的是，人类的个性本身就是连续谱，包含着它们所有的种类和复杂性。（实际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谱，因为它并不是简单的从两极延伸的一整个连续谱。它更像是一个大球，包含着类似“非线性”、“变化无常”这些东西）。性别是一种价值体系，它说明了这个世界上存在两种性，取决于你与生俱来的生殖器官。要把所有人从性别牢笼解放出来的首要任务是，叫板现存的性别规范，考虑和摸索自身的性别表达和呈现。任何人都不会，当然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更不会，去阻止别人用这样极富意义的方式定义自己，阻止他们用自己觉得舒适解脱的方式来表达个性。

所以如果你想自称为跨性显示为半女性的女人，那就这么做吧。你可以随意表达自己的身份，从中享受乐趣。只有等你开始在这个性别标签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当你开始要求其他人自称“单性人”，因为你需要这个世界上存在这么一群传统二元性别的单性人，来衬托你让你界定自己的性别；当你坚称那些单性人拥有凌驾于你之上的结构优势和政治特权，因为他们在社会上被视作顺从二元论的群体，却没有人真正理解你的性别身份是如此的复杂、闪耀、多元而独特——只有这时候，问题才会浮现。你自称非二元性别或者流动性人，然后要求别人把自己称作单性人，是故意让绝大多数人留在二元性别论的盒子里，而你的身份却并不受此束缚。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再用那些古板和本质的方式定义人性的复杂，以此创造更多的性别类别，实现性别具体化。解决方法应该是废除目前所有的性别。我们并不需要性别。要是没有这些性别，我们会生活得更好。性别，作为一种双阶层等级制度，使得男尊女卑这一思想衍生发展、源远流长，阻碍了这两种性别个体的自由发展。把性别重新审视为一种身份连续谱，只能代表这种情况毫无改善。

你并不需要拥有对于性别多么深刻、内在和基本体验，才能自由去穿你想穿的，尽情表现，做你喜欢的工作，自由去爱。你也并不是非得展示出女性化的性格，来让这个世界接受你是多么的享受化妆品、烹饪和手工艺。你不用变成“跨性人”，把自己当成一种怪异的性别。解决目前把人们装进粉盒子和蓝盒子的压迫局面，不是去造更多非蓝非粉的五颜六色的盒子。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应该是撕破所有盒子，解除束缚。

翻译：任yu芳，黄玉杰

校对：赵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