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杰对人类语言了解颇深。几十年来，他到课堂外冒险，在肯尼亚、印度、喜马拉雅山脉和苏格兰高地研究语言。在语言学界，关于世界上的语言究竟诞生于个别文化还是建立在一个相似基础上的争论，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阿杰坚定地站在了后者的一边。语言不是随机变化的，他说，“它们有一种共同的设计、结构和模式。”在他的新书《语言无限》（Language Unlimited）中，阿杰指出，我们所造的句子在功能、形式和表达上都是无限的，语言是“想象力的引擎”，他写道。你可以通过《鹦鹉螺》（Nautilus）杂志的“这个简单结构可融汇所有的人类语言”（This Simple Structure Unites All Human Languages）一文深入了解其论文的思想核心。

交谈时，阿杰是个慷慨的诠释者，自嘲而自信，幽默且热情。多年来，我偶然读到过关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的争论，并急于知道阿杰的意见，而他随和地发表了敏锐之见。我们讨论了电影《降临》（Arrival）的精彩之处，谈及洞察他人之心灵一事有多么困难。我请他为我总结其新书的论点，他毫不犹豫，“这与我们能够创造性地运用语言有关。”他总结道，“我们拥有一种不论动物还是计算机都不具备的心智技术，即将语言的各个部分组合起来并从中构筑更宏大意义的能力。”

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有何不同？

David Adger:  动物间的交流往往是一对一的。你听到一声呼唤或一串鸟鸣，那声呼唤或鸟鸣往往与某个确定的意义相关。“有捕食者，快跑”，或是“我想和你交配”。毫无疑问，对于动物们来说，声音和意义之间是有关联的，但人类能够将这些关联组合成高度复杂的结构以承载新的含义，这在动物身上似乎前所未有。

猿、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都非常聪明，它们是非凡的造物。但倭黑猩猩不懂句法，如果你仔细观察我们试图教它们语言时，它们是如何反应的，就会发现，它们在运用一般智力来理解它们认为我们可能想要的东西、想说的话。人类的语言通过将事物相组合的方式来赋予其意义，我们没法让动物做到这一点——就像我们无法教人类跳蜜蜂舞一样。

关于人类语言，你想说什么呢？

David Adger:  人们对语法有一种观念，认为它是别人命令我们去遵循的一套规则。“你应该这样说话。”而我想说，“不，看看世界各地语言的惊人复杂性，再看看它们是多么统一。”我想把大家的想法从这种观念里解放出来，不再认为语法是某种枯燥乏味的、在学校里被灌输的东西。我想让人们看到，遣词造句是一项奇迹，这是我们人类宇宙中了不起的地方，它赋予我们有限的生命以几近无限的能力去创造想象的新世界。

在《语言无限》（Language Unlimited）中有个有趣的悖论。你写道，语言有无穷的创造力，然而我们的认知却受限于语言的结构。这个悖论对人类有何启示？

David Adger:   对，那确实是一个小悖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认为这很像偶数。偶数的数量是无限的，但显然，它们又是有限的，对吧？因为3的倍数和7的倍数就不在其中。语言也是如此，我们能够用语句结构表达无数种事物，但并非任何事物都能被语句结构所表达。所以你完全正确。语言是无限的，但其无限是建立在有限之上的。

这对于我们人类有什么意义？真是个宏大又迷人的问题。或许这意味着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可能有些事情我们永远也没法解决，因为我们没有解决那些事情所需的认知结构。想象一下，假如有外星人，那些物种也许能够思考并解决我们的理解范畴之外的事情。

这就是电影《降临》里的绝妙核心思想。

David Adger:   是啊，这是短篇小说原著和改编电影中最有趣的地方之一。那些外星人以一种非因果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它们从一个整体的视角看待事物，把一个系统看作整体。而我们人类倾向于认为凡事有因必有果，我们把语言当作思考的工具，只是语言可能无法胜任每一项任务。

你写道，所有人类语言都被一个简单的原则所统一，那个原则是什么？

David Adger:  人类语言的真正核心就在于创造了层级分明的句式结构，称作“合并”（Merge）。“合并”的有趣之处在于，它除了为你创造了这些层级，将其与词序和意义联系起来之外，别无它用。当你用某种语言来表达一个句子，我们实际并未过多思考自己在说什么，它们只是自然而然地浮现于脑海，（但愿）准确传达了我们的想法。然而，如果你开始仔细观察这些句子，就会发现它们是按照这个层级结构组织起来的。

我们以动词“跑”（run）为例。在英语中，我们说，“猫跑了（The cat runs）”跑是动词，猫是主语，而动词紧跟主语。当你观察其他语言时，你会看到表达相同含义的同一结构，或许离动词更远。在美国土著语言基奥瓦语（Kiowa）中，你会看到许多成分附着在动词上，一些东西告诉你这个动作是否完成，另一些告诉你参与这一动作的人是集体还是单独行动，以及另外一些，告诉你这整件事是否真正发生了，或只是可能发生了。你能看到这种层次。在众多语言中，你会发现附着于动词的东西，呈现出同样的模式。

这说明了什么？

David Adger:  这告诉我，有某种潜在的深层结构隐含在人类语言组织句子的方式里。

你是说我们的大脑里有与生俱来的语言结构？

David Adger:  我不太愿意用“与生俱来”这个词，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一切都是与生俱来的。显然，我们并非生来就是一块白板，我们生来就有人类的大脑，而人类的大脑以特定的方式看待世界，而非以其他方式。我们无法听到狗能听到的声音，不能看到蝙蝠能看到的东西。我们的构造不同，所以人类的大脑当然充满了先天的东西。有趣的是，有些先天之物是语言特有的，并且对所有语言都是如此，这意味着我们无需习得它们。

同时，我们的认知能力并非体现在所有语言里。标明讲话者对其所谈论之物是否足够证据的动词，称作言据。我们一次次地发现，语言标明了讲话者是否有证据来证明其所见之物，但我们却从未发现一种语言，能够以类似方式提示我们某种局面是否危险。这有点奇怪，因为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种提示很有用。我认为这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的一般认知能力中有概念的子集，一些子集可为人类语言所用，有些则不能。没有人理解为什么，这完全是个谜。但这也说明了这一观点的普遍性，即在某种意义上，只存在一种人类语言。

你的观点可能引发了语言学界唯一一场波及各个流行文化的争论——关于“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的争论。诺姆·乔姆斯基关于普遍语法的观点受到了语言学家兼作家丹尼尔·艾弗列特（Daniel Everett）的质疑，《纽约客》曾介绍他关于亚马孙皮拉罕人的研究，已故的汤姆·沃尔夫（Tom Wolfe）也在其《言论王国》（The Kingdom of Speech）一书中支持了这项研究。什么是普遍语法呢？

David Adger:   普遍语法就是人类独有而其他动物没有的、使我们拥有了语言的能力之集合。这是个非常宽泛的定义，也有个别理论讨论了普遍语法中可能包含的东西。一种理论认为什么也没有，这是个空洞的概念；另一些人则认为，“普遍语法内含丰富，囊括了许多语言特有的东西。”我的观点是“它相当空洞，但仍包含一些东西”。

艾弗列特认为，没有普遍语法这种东西，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对吗？其实，应该由你来描述一下这场争论，而不是我。

David Adger:   我和丹就这一争论进行过许多线上和面对面的讨论，我欣赏他对于皮拉罕人的研究，但我们的意见分歧很大。丹的观点是，如豪瑟（Hauser）、乔姆斯基和菲奇（Fitch）在一篇著名论文所述，普遍语法之核心内容类似于“合并”（Merge）。

你是指“递归”（recursion），对吗？

David Adger:   没错。但递归是语言学中最令人费解的词之一，因为它有大概400种不同用法。丹是这么理解的：一个递归的系统仿佛一组名词短语内含于一组更长的名词短语中，或是说一个句子内含于一个更长的句子中。大体上来说就是一种类型的语法内含于一个更复杂的东西里。

丹认为，豪瑟-乔姆斯基-菲奇的论文意在说明，语言是递归的。不得不说，很多人都是这么解读的，不仅仅是丹。但是丹说：“好吧，让我看看皮拉罕语（Pirahã language）。我这儿有一个论点，皮拉罕语没有那些东西，它就是没有那种能力。”从他的角度来看，既然递归假设对所有语言都普遍适用，那么这个假设就有问题了，因为根据丹的说法，皮拉罕语一定会否定这个假设。

这是论战的其中一半。论战的另一半是，人们说：“好吧，但递归不是这么回事。”关于递归还有一种理解，是说你可以重复使用词句。这也是我的理解。本质上，你已经有了一部分语法，接着你就可以在构建一个更复杂的语法结构时重复使用它，它不必是一组词中词或句中句，你只要重复使用一部分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你构建起这种层级结构，而它们永无止境，为此，你需要一种所谓的递归过程，这个过程使得你可以重复利用（词句）以组织起越来越复杂的语言。这就是递归的方法。

这是否意味着皮拉罕语运用了递归方法，只是换了个名字？

David Adger:   我认为，根据丹的说法，皮拉罕语有一种层级结构。只是他认为那种层级结构是扁平的，因此皮拉罕语没有利用这种大规模递归方法。但其实它用了，它构建起了扁平的、小型的结构。据我所知，近期关于皮拉罕语的研究表明，这种语言中会在句首堆砌名词短语，以标明对话的主题。所以我想皮拉罕语与其他语言并无二致，只不过它呈现出的是扁平结构罢了。

还有一个方面涉及技术层面之外。如果普遍语法是人类独有的能力，那么皮拉罕语当然也具有普遍语法。丹可能会说，“是啊，但普遍语法很空洞。”尽管如此，如果你把一个皮拉罕婴儿塞进一个讲葡萄牙语的家庭里，想必这个婴儿长大后还是会说葡萄牙语。所以怎么能说婴儿不懂普遍语法呢？他们当然懂了。

我觉得普遍语法的争论很有意思，因为它指向了科学领域中关于先天论和后天论更为广泛的文化论战。

David Adger:   你说得对。在语言学领域，文化论战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部分是因为有像乔姆斯基这样加剧两极分化的人物参与其中，部分是因为，你懂的，学者对论战的偏好。其中一场论战发生在那些热衷于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交际现象的人，与那些热衷于认为语言是一种具有结构性的、有条理的、兼具生物与认知心理特性的现象的人之间。大体上，这场论战是形式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之间的论战。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场可怕的战争，但很多根深蒂固的立场是70和80年代确立的，而且它们依旧存在。

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在大量研究句法与社会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我们正在做一个大项目，把苏格兰所有方言绘制成一个巨大的地图集，看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而人们又是怎么使用它们的。我还参与了另一个项目，研究伦敦青少年的俗语，看它们如何被我们所处的多元文化社会所影响，以及它们对语言和语言学的影响。我们确实应当将语言看作是更大的整体图景的一部分，这一图景把万事万物联系在一起，而非置彼此于对立。我认为这种说法越来越正确，尤其对年轻一代的语言学家来说，他们早已远离旧日的文化之战，而愿意以更开放的态度倾听彼此，以更整体的方式思考语言问题。

你写道，语言仿佛小说，于虚空里创造出意义。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彼此交谈时，我们其实是在向对方互掷虚幻世界？

David Adger:   我非常赞同这种观点！这又回到了人类的局限。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是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表征和思考，它们可能一开始就全错了，可我们又试图将它们与他人的虚构世界连接在一起。我想人们的大部分互动都在做这样一种尝试，校准彼此所构筑的虚幻世界，以便能够存活于世。这种现象从文化战争之初便开始了。人们构筑起不同的虚幻世界，并且有时错位得厉害，就像如今我们面对的情境。这相当可怕，是吧？

那人们如何理解彼此呢？

David Adger:   我们的语言让我们既能创造出这些新的思维方式，又能保有我们已经构建的思维方式。所以这里有另一个悖论，即语言既能维持思想，也能创造思想。但如此一来，我们的个体世界便可能截然不同，而试图与他人的世界相融便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作者：Kevin Berger | 封面：Sarah Gonzales

译者：王两 | 校对：山鸡

编辑：山鸡 | 排版：呦呦呦尤

原文：http://nautil.us/issue/76/language/-talking-is-throwing-fictional-worlds-at-one-another

因此，堪萨斯大学语言学教授合著的一篇新论文建议，世代飞船上即使无法配备语言学家，也该配备具有相关知识、知道如何应对上述情形的船员。该文章发表于欧洲空间局超前概念团队（Advanced Concepts Team）的《未来学报》（Acta Futura）四月刊中。

文章中，他们探讨了语言随时间变化的概念，引用了地球上的长距离航行实例，如波利尼西亚岛探险*，并由此外推。

*译注：波利尼西亚（Polynesia）的名字来自希腊语，意为“诸多岛屿”。它位于太平洋中部和南部，包括新西兰、夏威夷、复活节岛等一百多个岛屿。人类对波利尼西亚的探索大约始于公元前1500-1000年，在远距离航行中探险者的语言产生分化，并最终将这些不同版本的语言带往目标岛屿。语言学家认为，所有的波利尼西亚语言可能均由同一种设想中的原型语言（proto-language）演化而来，即原型波利尼西亚语（Proto-Polynesian）。

听起来似乎难以置信，但两位作者用“升调语式”例举了他们经历的世代内语言变迁。

他们写道：“我们越来越经常见到，说话者用升调来结束陈述句，这种现象就是升调语式（uptalk），有时也称‘句末高升’（High Rising Terminal）。升调语式时常会被语法里没有这种现象的人误当成疑问语调，但其实它听起来很不一样，表达了礼貌和亲近。升调语式在过去四十年内才被发现，但已经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年轻小群体传播到了大部分说英语的地方，即使是年轻时并没有这种说话习惯的婴儿潮一代也不例外。

“时间再长一点，新的语法形式可完全取代当前的语法形式。”

想象一下，如果现在试图和乔叟*对话，怕是改进了翻译技术也不足以实现。

*译注：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3-1400），英国小说家、诗人，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坎特伯雷故事集》。

“如果飞船上已历经十代人，会出现新的概念、新的社会问题，人们会创造出新的方式来讨论它们，而这些都会成为这艘船上独有的词汇。地球上的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这些词，除非有告诉他们的理由。你航行得越远，和故乡的人们通信也就越少。一代又一代人过去，慢慢的你也就没有真正的故人可以联系了。你想告诉他们的事情越来越少，因为他们要许多年后才能收到讯息，而在那之后你还要等许多年才能收到回复。”麦肯兹说道。

“随着时间推移，飞船和地球的联系越来越少。最终，也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双方除了偶尔更新状态，已经没有真正的交流。

“从飞船到最终的殖民地，只要语言在变化，问题就变成了‘我们是否还费心学习如何与地球上的人们沟通’，答案是肯定的。因此，如果我们有地球英语和飞船英语，此去经年，两者各自分化，为了与地球通信，你就不得不学一点地球英语，或是阅读操作手册和随船信息。

“同时，也别忘记，在这段时间里，地球上的语言也会变化。所以，他们这种通过早已无人使用的语言版本交流的行为，在我们看来就像是如今使用拉丁语交流一样。”

两位作者还指出，手语的形式也将经历语言适应，以便人们与星际移民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天生聋哑的新生儿之间进行语言交流。

无论如何，他们写道：“本质上来讲，每当一艘新飞船降落到外星土地上，带来的都是语言移民。他们会受到歧视吗？直到他们的儿孙学会当地语言才能有所改善吗？他们可以在抵达之前就与殖民地建立联系，预先学习当地语言吗？

“由于语言适应的出现是必然的，而语言适应将如何发展又充满着不确定性，我们强烈建议，所有船员组都要安排元语言学的加强训练，而不只是简单了解要求掌握的语言。船上还需要有船员熟知的语言政策，可在不参考地球规则的情况下维持运转。”

麦肯兹和潘思科总结道，如果船上还能开展关于语言学演变的研究，那只会“提升（该旅程的）科研价值”。

译者：牙牙；审校：山鸡

Erik Thiessen:Hello, my name is Erik Thiessen. I’m a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a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I’ve been employed here since 2004. I got my PhD i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in 2004. And I spent most of my career studying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So the first question is that they’re asking, some babies talk early, others talk late. So what might give rises to this difference? Is it determined by genes? Does baby’s personality play a role?  

Excellent question. So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notable things about infant language acquisition. That there is a huge amount of variability in the onset of language. Probably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know about this huge amount of variance is that it is much more pronounced in infancy and early childhood than it’s going to be in adulthood. Well, and indeed, this makes sense. For example, some of those twelve month olds talk and some of those twelve month olds don’t talk. But twelve year olds, almost every one of them talks. So big differences early are going to mostly converge to be small differences later in life.  

Another way of thinking about this is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SLI).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is a diagnosis that children receive when they are in the slowest ten percent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With no other obvious cause. No physical deformity. No neural deficiency. The deficiency is just language development being slow and we don’t know why.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se people with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are going to go on and talk normally. So even in this bottom ten percentile of language users, early in childhood, most of these problems and kind of working themselves out. So one of the challenges we face in thinking about the variability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which of these differences that we see in early childhood is going to be persistent differences throughout the lifespan. Some of the early differences are basically just random noise and will wash out over time. But others may continue to show language difficulties throughout childhood and even into adulthood.  

We can absolutely say that there is a genetic component to language acquisition.  For example, if you are an adult who has a diagnosis of persistent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you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a child who is diagnosed with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then is a parent who has had no language difficulties diagnosed. We’ve seen this with twin studies we’ve seen that with family tree genetic analysis kinds of studies (e.g., Tosto et al., 2017). There’s definitely genetic component to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there a personality component to language can acquisition? Maybe. Personality in infancy doesn’t mean the same thing as personality in adulthood. Infant personality is a much more simplified construct because infants simply can’t express as many behaviors, as many opinions as adults can. So we often refer to personality influence by a different term. We call it temperament. And it’s basically like a simplified version of personality that has two dimensions. Are you happy or surly? And do you respond with curiosity to change, or do you react negatively to change? This temperament matrix, it turns out, does predict language acquisition to a little bit. The children who are more outgoing, more resilient in the face of social challenge are going to reach language milestones a bit sooner, all things being equal.

But probably the biggest thing that we haven’t talked about that makes a difference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linguistic input. How much language are you hearing? And more importantly, what contexts are you hearing that language in? So the very same sentence, for example, can be really informative if it’s a sentence where your parent is talking to you and the parent is really making an effort to communicate with you. In contrast, same sentence could be much less informative to a baby if now that sentence is spoken between two adults to each other rather than between adult to the baby. Because when the adult is talking to the baby, the adult is work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 two of them are focused are attending to the same objects of the environment. Whereas when two adults a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the baby could be attending to anything and the adults are making really no effort to make sure that the baby is focused on what the topic of conversation is. So it’s much easier to learn from a setting in which someone is really focused on you and trying to talk about the things that you’re attending to than a setting in which people are talking. But without being explicitly focused on u as an infant trying to learn.  

So is that just simply due to that when we talk to infants we are using infant directed speech?   

Infant directed speech does matter. And infants will learn more from overheard infant directed speech, then overheard adult directed speech. But infant directed speech isn’t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Again, what really seems to be critical here is that when they are talking to an infant, they respond to the things that an infant does. So the infant is looking out of the world and there are hundreds or thousands of objects in the world. What do those hundreds or thousands of things to the mom or dad talk about? Well, they talk about the ones the babies are looking at.  

So if a baby is looking at a ball, the parent is much more likely to talk about the ball. So the parent is responding to what the child is focused on. And that makes the linguistic input really better suited to be a signal that you can learn from.  

Is that related to join the attention or something?  

This is exactly joint attention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And the thing about joint attention is that an adult we negotiate you’re like, well Erik, you wanna talk about that blue thing. I wanna talk about this red thing. We sort of work it out amongst each other. Which of these things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You know, I make a bid to talk about this. You make a bid to talk about that. We go around in circles, we figure it out, we negotiate with each other which of these things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Infants and adults are not negotiating in the same kind of way. Instead, in a really high quality linguistic environment, the infant is demanding, and the parent is providing; the infant looks at something, the infant points at something, the infant does something, and the parent responds to this. Now, this i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when we adults negotiate, we can shift attention. You wanna talk about the red thing.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blue thing. And if you convince me to talk about the red thing, I can shift my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blue thing and focus on the red thing. I can do that as a little I can control what I want to attend to.  

Infants don’t have that same ability to control the focus of their own attention. So if the infant thinks: “ I want to look at the red thing.” and they also heard me saying: “ let’s talk about the blue thing.” The infant doesn’t have the ability to shift their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red thing to the blue thing. So as an adult, if you want to teach the babies about something that they’re not focused on, you’ve got to work really hard to get them focused on that thing. By contrast, if you want to teach the baby something they are already focused on it, much of your work is already done. So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with adults is really hard to accomplish it with infants. As a result, adults seem to adapt to this by basically talking about whatever the infant is looking at.  

And so it’s almost like baby, they are so weak in attention control that they need adults not to “bully” on them.  

That’s right.  

Cool. So maybe we can go to next question. Is it possible that infants they can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and also have an inner speech, but they just can’t express through language?   

So the first thing to say is it is not just possible but it’s absolutely true that infants can understand language, can comprehend language before they can produce language. One of the ways that we know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e you know, a few minutes ago, I said, oh, you know, a bunch of twelve month old babies, twelve month old babies are all producing their first word. Well, that’s mostly true. First word on average appears around twelve months of age. But if you take the exact same input to the baby  and do it in sign language rather than spoken language. Baby’s first word appears in around six or seven months rather than in a round twelve months. And the reason for this is if I hear you talking and I want to imitate it, I have to do that imitation without being able to see my own mouth. So I can’t just do what your mouth did. By contrast, if you’re using sign language and you hold up for some fingers, I can look at my fingers and make the same communicative gesture.

Does this mean that they have an inner speech and inner mental language? Well, that’s really challenging to know. We can’t do exactly the right kinds of experiments, even in adults. We can’t do these experiments very easily, but in adults, we can at least give people instructions. And we can measure things like reaction time to try to get at what these 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look like with infants. Many of these experiments are just not practicable for infants.  

That said, what we know is that infants, even preverbal infants show one of the critical abilities that we think about in terms of having a mental life, which is the ability to represent states of the world that don’t exist. Or, to put it another way to say, I want something, and there are a set of actions that I am going to need to take to make something up here to make something happen. So infants are able to do fairly complicated mean-ends tasks. By mean-ends task I mean a task that requires a goal, and babies need to figure out ways to achieve that goal. But of course, you don’t actually give babies a goal. You can’t say to an infant: Your job here is to do this. Instead, you have to take advantage of a goal that they have. Like, they maybe have a goal to put something in their mouth, because babies love putting something in their mouth. And so you put it there and you say the baby. All right, I know you want to put this thing in your mouth. How are you going to do that? And then you give them a situation, a setting where the object cannot simply be reached out and grabbed. But instead there’s some obstacle on the course. Say that the baby needs to navigate, the need to pull on this to make this open up to reach in and grab that thing. And we know the babies are capable of doing that kind of task, suggesting that they are able to represent: “I want this. How do I make that happen now?” Are they expressing these states in terms of well-formed sentence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No, probably not. So the problem here is not that infants can’t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The problem is that they can’t produce the language, because they can’t see how their own mouth works. And this takes a long time for them.  

How do babies achieve the transition from simply imitating adults speech to actually comprehend the language? So what i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for this transition? For example, a baby can imitate a lot of words, but it is also quite obvious that the baby has no idea what those words mean. What can parents do to help babies comprehend a language? To go beyond simply imitation.  

Excellent question. Probably the first thing to note in this space is that even from the very earliest ages at which we can do testing imit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but even from the earliest ages, it doesn’t seem to be the only part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A classic example of this was done by the famous development psychologist Roger Brown and a colleague of his named Jean Berko Gleason. They did what’s known as the “Wug task”. In the test, you show a child, a novel object, an object they’ve never seen before, maybe a little doll, maybe a little toy. And you say, this is a wug, then you put up a second one. You say, now there are two of them. Now there are two __?

Wugs?  

Exactly. You’ve never heard that word before. So you can’t be imitating; instead, you’re generalizing. You’re taking this pattern that you’ve – learned plural equals add an “s” – and you’re using it in a novel situation. Children do that kind of generalization from a very early age.  

But generalization and imitation exist in a kind of constant tension. If you imitate someone, you know that you’re right, or at least you’re pretty confident that you’re right. Now, if you’re imitating someone who speaks badly, then you know you yourself are speaking badly. But generally speaking, imitating other language users is a good idea, because they’re using language correctly. However, imitation is fundamentally limited in that you can only do things you have previously seen done. So generalization is necessary if you’re going to use language and creative ways. But if you generalize too broadly, now you end up using the language incorrectly.  

So for example, if I’ve never heard the plural of mouse before, I might say “mouses” when it is supposed to be “mice”. In fact, we see children making these kinds of errors. This is called over regularization. And again, it seems to be part of the st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from very early in the process. So children don’t need to learn how to go beyond imitation. They start by trying to go beyond imitation. What they learn seems to be there’s a lot of things happening in language. Some of them you want to imitate precisely some of them you want to imitate kind of closely but not perfectly. And some of them you actually want to ignore. Like when I’m speaking English, I don’t want to speak it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you speak English. I don’t want to mimic your vocal quality or your accent. Those end up being mostly irrelevant. So the challenge for the infant is learning is: “which aspects of language do I want to ignore? Which aspects of language do I want to imitate? Where are things sort of in the middle where I want to do a little bit of imitation coupled with a little bit of generalization?”

How do you help children get better at that process? Well, It’s like any other skill. If I want to learn how to do something, I start by doing that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then I make it more challenging. So maybe I start by doing learning how to pronounce a letter in exactly the same word position. I’m gonna learn how to say /D/ by putt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doggy daddy diaper. I just say i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d. Now when I make it more challenging, I put it at the end of the word so the child can see it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is is, we think, one of the critical things in learning how to generalize; first identify something second, see it in lots of different contexts and seeing something in lots of different contexts helps you to identify which aspects of that thing are critical and should always be repeated, or at least attempted to repeat. And which aspects of that thing are more idiosyncratic and can be, you know, abstracted away from or generalized away from.  

The next question is about statistical learning. So this person is reading something related to statistical learning last year. And she has a really basic question. There are a lot of evidence for statistical learning, both from behavior studies and neural imaging studies, but she noticed that the monkeys are also found to succeed in statistical learning, but monkeys don’t have human language ability. So even though we can deny the statistical learning plays a role in language opposition this might fail to explain human language system comprehensively. How do currently the researchers in statistical learning view this point? Well, this is a really professional reader.

Yeah, absolutely. For the readers who are maybe a little bit less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 here’s a quick definition of statistical learning. Statistical learning is figuring out units in the environment by detecting which aspects of the input go together. So for example, if you hear the phrase “pretty baby”, how do you know the “pretty” is one word and “baby” is a separate word?. Well, one way that you can figure this out is that when parents speak, they almost always say it to make sure when a baby hears “pre” they hear “ty” coming next in English about ninety five percent of the time. When parents are talking to their children, they don’t say complicated words like predilection or prevaricate or precaution all that often. But at the end of that word “pretty”, many other words can occur next. Yes, you might say pretty baby next, but you might say pretty eyes, pretty shoes, pretty outfit. Sounds within a word predict each other pretty clearly. Sounds at the end of a word don’t predict the next word, because at the end of any word, many, many, many other words can follow. So if you can discover which sounds predict each other, you found sounds that could go together within a word.  

So paying attention to how things predict each other could be really important in language. Because of course, language can be described in terms of lots of predictive relationships. When I say “pre” I’m likely to say tty to make the word pretty. When I say “the” I’m likely to have a noun coming because that is part of a phrase that requires a noun. So there’s lots of predictive relations in language. Humans are good at paying attention to this kind of predictive information. And this is what we call statistical learning. And we do think that statistical learning is related to language acquisition. First of all, because of course language has all of these predictive dependencies in it, but second, becaus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statistical learning we think are predict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outcome. Those babies who are good at statistical learning are showing faster vocabulary growth. For example, the babies who are less good at statistical learning.  

But this reader points out a really good conundrum. Yes, other animals can do statistical learning. Yes, we think statistical learning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language, but other animal species also do statistical learning. And no other animal species developed human language. How do we explain this? One way of explaining this, which I think is sort of implicit in the readers question, is that statistical learning might fail to explain language acquisition comprehensively. That is, statistical learning may be useful for language, but you need some other stuff to get language. So humans have the other stuff. Monkeys and other species only have the statistical learning. So only humans who have statistical learning plus whatever can get all the way to language. And there are lots of theories in this space. So for example, one idea is that to get language, you need statistical learning plus something called theory of mind. The idea that other beings can have different ideas than your own. Because language is fundamentally about communicating ideas. And if you don’t realize that other people have different ideas, communicating ideas isn’t something you’re ever going to be motivated to do. You’re going to assume that everybody else has the same ideas you have. So why should you bother to express those things? So maybe it’s the case that humans are the only animal species to get language, because language requires statistical learning plus something extra on humans. Humans are the only species that has those extra things.  

There’s another way of thinking about the problem, which is that statistical learning is a potentially a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for language. That statistical learning is all you need for language. And the reason that other animal species aren’t getting language isn’t that they lack the crucial learning mechanism. They’ve got statistical learning, and that’s all you need for language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problem is that they’re statistically learning the wrong things. So just a second ago, I said, oh, when you hear “the”, you should hear a noun coming. So that’s sort of true. But I lied about some complexity there, because when I say “the”, a noun is not required to come next, What happens is that when I say “the”, a noun is required to come eventually. I can say “the dog”, but I can also say “the big dog”, “the big fluffy dog”, “the big red fluffy dog”. “The” means that noun will come eventually. It doesn’t mean that a noun is going to come adjacently. Language is full of what we call non-adjacent statistical relations.  

Humans seem to be better at detecting non-adjacent regularity. Animals, at least when they’re exposed to linguistic stimuli, seem to be focused on adjacent relationships. And so human statistical learning might work better for language, because humans are naturally interested or able to detect these long-distance relationships, whereas animals perhaps because they’ve got relatively less advanced mental representation capacities, are focused on things that are sort of immediately adjacent. And this makes it more challenging to discover language.  

An alternative thing that might be different between humans and other animal species is things that they find interesting. Despite having the very same learning mechanisms, we know that you learn more from things that you find interesting. We also know that almost every animal species on the planet, when given a choice, would rather listen to a member of its own species than a member of another species. And so it might be the case that animals are doing statistical learning just the same way that humans are. But they just don’t pay that much attention to human speech. They don’t detect the same kinds of regularity in the same kind of facility that humans do, because humans find speech way more interesting.  

So really, there’s a fundamental divide here. Do animals fail because they don’t have some additional capacity to statistical learning? Or do animals fail because they are using statistical learning, the same capacity humans have, but using it in a different way that humans are using statistical learning. And we still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 see. So this is a slightly related question. Is there any lesion study done suggesting that the patients are simply deficient statistical learning?  

There has not been extensive work in this space. And what there is has been somewhat contradictory. To start, we need to explain why this has been challenging work to do. If you want to lesion statistical learning, you have to do a lot. Statistical learning is a really widespread neural pattern. I think that it’s at least possible that almost all of the cells in the human brain are 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that looks like statistical learning. That is a really distributed learning system. But the hippocampus, a structure in the midbrain, really important for memory, does seem to play a pretty important role in statistical learning. And if you lesion the hippocampus, there have been reports of deficits and statistical learning.  

Now, again, this is controversial. Some groups find these deficits of statistical learning with hippocampal lesions. Other groups don’t replicate these deficits. You can’t really do the experiment because you need your hippocampus to make memories and no one can volunteer to get their hippocampus cut. So you’re only working with people who have had natural damage to their hippocampus, and each individual patient is going to present with different damage as a function of how their hippocampus became damaged, as well a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hippocampal architecture that preexisted the damage.  But on the basis of this research, what we can at minimum say is that statistical learning is pretty robust to lesion. Even when you lesion the hippocampus and show deficits in statistical learning, these people are still able to show statistical learning in some domains, in some tasks. So again, we think the statistical learning is pretty widespread, decentralized process.

So the next question circles back to babies learning language. This reader wants to know how young children discriminate between dialects. So some adults, they can switch between dialects and mandarin. So mandarine in china is regarded as dialect-free language. But others seem to be incapable of finding a boundary between the two. Is it due to different family environment in childhood?  

Challenging question to answer. There are major differences in this space between adults. Some adults who acquire a second language or a second dialect seem to produce all of their dialects for all of their languages really fluently in in a way that is accent free. Other people acquire a second or a third or fourth language. And even though they can speak the language perfectly well, they continue to have an accent. They continue to show dialectical patterns. And we don’t have a great sense of why one adult would be accented as a speaker, and one adult would be accent free in their ability to learn language. Age of acquisition does seem to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it. The younger you learn your language, the more likely you are to produce it like a native speaker, rather than producing like an accented foreign speaker.  

We do think that there ar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is space as well, potentially genetically motivate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Some children just might be better at learning to control their articulators,  the mouth, the jaw, the tongue, the lips, and producing things in ways that sound like native speakers produce them. But what we can say for sure is that young infants find this challenge a little easier than older children and adults. Children are able to perceive a pretty wide variety of speech sounds that any language in the world is going to want to use. By the time you’re about a year old, you spent enough time listening to your native language that you primarily perceive sounds that the native language wants to use. And you ignore sounds that the native language doesn’t want. So for example, English uses the “r” “l” “ra” “la” distinction. Japanese doesn’t use the r/l distinction.  At birth, both English learning and Japanese learning infants can perceive the /r/-/l/ distinction. By twelve months of age. Japanese learning infants have lost the ability to perceive the distinction, because it’s not useful in their language.  

So the longer you spend immersed in language one, the better you get at language one, the more you’re going to be biased when you get exposed to language two. You will try to interpret it in terms of what you know about language one. And if you already know language one pretty well, it is really easy to interpret language to in terms of language one. And so if you’ve already picked up one dialect, it’s pretty easy to try to map your new language onto that dialect. Whereas if you’re learning both languages at the same time, one of them doesn’t have an advantage over the other one doesn’t become dominant. And so you can learn them both relatively independently. This probably makes it easier to switch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m using native like or on accent and speech patterns.  

So in terms of accent, how do people actually measure it?  

It’s challenging work to do because you can’t a priori specify what an accent is or isn’t going to sound like. You need to really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language community. You need to get trained raters who know what kind of sound speakers in the light of native community produce and then you can tell speech raters to rate it as being super native like or not super native like. Actually one of the most reliable ways to do this is just give samples of language to people who speak a language and asked them to rate it. How much does this sound like one of you folks said this, or how much does it sound like somebody who’s from not from around here.  

Interesting. So the next question is infant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mirror neuron. Is that related?  

Well, we don’t know. So again, for those readers at home who are maybe have immersed themselves in this literature, a mirror neuron is a neuron that seems to fire or respond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when you are doing an action and when you are watching someone else do an action. This might be really useful for language, because of course, language necessarily require some imitation – or consensus – between speakers.  You have an idea in your head, and you want to convey that idea to someone else. And a mirror neuron might provide a natural translation mechanism, if you will. For I have an idea in my head. Oh, I can see that you have the same idea in your head. That could be what mirror neurons are for allowing us to say: This idea in here is the same as it is out there in someone else.  

However, there is not yet a literature, to my knowledge, that says children who have more mirror neurons are better at learning language. Children who don’t have mirror neurons don’t learn language. There’s not much of a literature yet linking the activity or the actions of mirror neurons to language learning outcomes.  

So at present, I think we say mirror neurons could be related to language acquisition. We’re making a plausible but speculative claims.  

So is most of like the literature of mirror neurons are about like actual like real movement you made with your limbs or hands?   

Yes, exactly.  

And if you really, really want to push like that language, it is almost like you need to observe how their mouths are moving.  

And that would be one way to get the job done for sur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elp us learn how to imitate vocal apparatus, because we can see your mouth moving. And I know that my mouth is moving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It’s a plausible link. But again, to my knowledge, we haven’t really done the neural imaging or the behavioral work necessary to substantiate the claim.  

Cool. So the next one is also related. So how does infant detect the emotional language? Can we make the claim that early stage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a form of acquisition of emotion, expression?

Good question. First, how does the infant detect emotion in language? I think most people in my field think that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nfants learn to do, but rather that it is something that comes basically hard wired out of the auditory system. Now, to give you an example of why this might be think about talking with an animal that doesn’t understand human speech.  

When you wanna tell your dog that they’ve been a good dog, you probably say something like “good dog~”. You probably don’t YELL good dog! I love you! Dog! My dog!  

We tried this on my dog. It terrifies him.  

Yeah, exactly. It seems to be the case that sort of across the mammalian auditory systems in the world, things that are low and slow are soothing. Things that are sharp and high pitched are startling. And things that are loud and abrupt are warning signals. We think that infants get this for free. We think that this just falls out of the way the mammalian systems have evolved their ears over millennia. So infants don’t need to learn to interpret emotion. They pop out into the world predisposed to when they hear low and slow, like, oh, good, cool. Everything is fine. When they hear fast and high pitched, they’re thinking, oh, I’m startled. This just falls out of the way the ear works.  

However, the other part of the question is can we make the claim that early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a form of the acquisition of emotion expression. Emotion comprehension seems to come for free. Expression maybe doesn’t come for free. And one way of thinking about this is that when children are little, very, very little, they don’t do a very good job expressing their emotions. They’ve basically got two states. I’m upset and I’m fine. And that upset covers a lot of space. They could be upset because they’re hungry, because they’re irritable, because they need to be changed. Gosh, it covers a lot of space. So the ability of the infant to express emotion, I think does become more refined over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perhaps because they start out with the ability to comprehend emotional signals pretty well, they can eventually learn to imitate those emotional signals in their own production systems.  

So back to the previous like this hardwired emotion detecting ability. I’m thinking is this universal across species?  

It does seem to be pretty universal across mammalian auditory systems. I haven’t checked in lizards or birds, but mammals all seem to respond in pretty much the same way to this emotion information in speech.

Now the last question is also a super professional one. This question is about the early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international adoptee. For example, one adoptee has been exposed to Chinese in infancy and then completely forgets how to speak Chinese after being adopted by a French family and living there since. However, when she or him is doing this phonological working memory task, his or her brain area is more similar to Chinese-French bilingual rather than French monolingual. So does early language exposure really leave the so-called trace?  

So first of all, the answer does seem to be, yes, early exposure does leave a trace. Maybe this shouldn’t be surprising. Virtually every experience that we have shapes our brain. So, in some sense, it would almost be more surprising if hearing Chinese for a few years early in your life didn’t shape your neural responses. What’s surprising here is that while the brains of these people are more similar to a Chinese bilingual’s than to a French monolingual’s, even though they completely forgotten Chinese. Their brain responds as though they had learned it but they don’t remember ever having heard Chinese. When you put them in a task that has them discriminates  tones for example. There are no better than French monolinguals are.  

So there’s an early impact on the brain, but it leads to very minimal, very subtle, if any at all, behavioral changes later in life. Now, there has been some work suggesting that if you are an international adoptee and you heard Chinese for the first year or two of your life. And then you forgot it. When you, as an adult, try to lear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you will have a little bit of an advantage over a true French monolingual who hadn’t spent two years of their life hearing Chinese. So there’s some potential savings, but they’re not big.  

So really the challenge in this space is to try to figure out why does the brain adapt in ways that functionally have basically very little effect. Like functionally, it kind of doesn’t matter if you’re a fourteen year old French speaker who spent a year or two of the first part of your life listening to Chinese, or if you’re a fourteen year old French speaker who’s never heard Chinese. Those two fourteen year olds are both going to be French native speakers. One of them has a little bit of Chinese hanging around in their brain. Why doesn’t it have a behavioral effect? When does it occasionally have a little behavioral effect? Those are the questions we’re trying to answer in this space.  

大约120年前，卡塔克洛克语于本卡拉村被创造出来，它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比如伸出舌头表示在动词上加上否定。与使用美国手语（Amerian Sign Language，简称ASL）时人们无声地做口型不同，使用卡塔克洛克时，你需要轻轻拍打嘴唇，发出微弱的爆裂声，表示某个动作已经结束。

“如果你在六点钟，人们准备洗澡和吃饭时穿过村庄，”德·沃斯回忆说，“你可以在整个村庄听到啪啪啪的声音。”

第一次来到本卡拉村时，德·沃斯还是马克斯·普朗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欲成为第一个找出卡塔克洛克语法规律并列出所有手势的语言学家。她说，由于该手语出现在一个聋人数量相对较多的孤立社区，所以那时还“未受影响”。与2000年起开始被发现的一些类似的“乡村手语”一样，卡塔克洛克是丰富的研究材料。德·沃斯知道，如果能抢先将之研究透彻，那将是她的一大成就。

但是研究任何现象都有将其改变的风险。考古学家知道，在古墓中呼吸会提高古墓的湿度，而动物学家用食物吸引野生黑猩猩有可能会改变整个族群的政治。

语言是如何涌现和演化的？而所有语言的共同起源又是什么？新出现的语言为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一扇窗口。但是一些语言学家担心研究环境的纯净度，害怕研究一种可能只有少数使用者的手语会带来外部影响，从而改变其发展。

这就是德·沃斯为什么把手垫在身下坐着的原因——她是在故意避免使用其他语言的手势。如果她改变了卡塔克洛克的发展进程，她的研究有效性就会降低，与语言自然演化研究的相关性也会减弱。唯一的问题是，为了科学利益而将像卡塔克洛克这样的语言隔离起来可能并不符合其使用群体的最佳利益。“

“每个这样的社群都像一场自然实验。如果让你用我们现代人的大脑来开发一门语言，它会是什么样子？”现在已是荷兰拉德堡大学语言学助理教授的德·沃斯问道。“而我们有机会看到多个现代语言产生的案例，这是很有价值的。”

从泰国的手语Ban Khor到加纳的Adamorobe，语言学家已经记录了大约24种这样的语言，并猜测还有更多类似的语言存在。一些研究人员称它们为“年轻的”或“新兴的”语言，特别是当关注的焦点在于它们是如何进化时。另一些人则称其为“乡村”手语或“微型”手语，这反映了这些语言所在社群的规模之小和孤立性。“共享”手语这一称法虽然不太常见，但用来描述这些语言也非常恰当，因为听障者和听力正常者都经常使用它们。

这些语言往往出现于地理或文化上孤立的社群。由于表亲联姻，这些社群中耳聋群体画患病率通常较高。在这些地方，正规教育和全国通用手语并未普及。因此几十年来，人们发明了这些手势和连接这些手势的语法。

由于使用人数太少，这些脆弱的语言出现之日就面临着威胁。一些有钱有势之人意欲使它们消亡，或让手语者改用其他语言。有时，这一强大的幕后推手是聋人协会，他们蔑视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一切事物。

而且，由于手语者对于某些手势的意义和使用方式无法总是达成一致，这些语言可能看起来半生不熟。然而，它们本身毫无疑问就是语言，因为手语者一生都在用它们进行日常交流。

对这些语言的研究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手语的看法。例如，人们通常认为，所有手语，不管覆盖面大小，都使用身体周围的空间以相同的方式表示时间：手语者身后表示过去，身前表示现在，再往前则是将来。但是乡村手语通常略有不同，以卡塔克洛克为例，它根本没有一条时间线。“

但德·沃斯会很快解释说，卡塔克洛克使用者仍然在思考和谈论未来和过去，只是没有指定的语言结构来谈论它们，除了诸如提及他们都知道的事件外。

研究乡村手语清晰地揭示了手语的独特性。但是，由于绝大多数乡村手语只诞生了30到40年，仅足以经历三代人的演化，它们也为实时见证一种语言的诞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研究人员可以跟踪研究诸如词序这样的语言结构是如何出现的，还可研究从第一代开始的语言结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是人类语言能力所固有的，还是另有出处？

探寻这些问题的机会激发了语言学家对乡村手语的兴趣，此外“发现”一种新语言的诱惑也是难以抗拒的。

鉴于这些脆弱的语言受到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很大、风险也很高，研究人员多年来一直在争论该如何对待它们。

南缅因州大学的语言学教授朱迪·克格尔（Judy Kegl），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次遇到尼加拉瓜手语（或被称为Idioma de Señas de Nicaragua，简称ISN），当时没有任何研究先例可供她参考。

1980年左右，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一所学校的聋哑学生用他们的语言直觉把从自家习得的手势拼凑在一起，创造了这门语言。

克格尔说，在与学生的互动中她一直没有使用ASL。“我努力只使用手势。学生们真的扮演了教师的角色，通过使用手势而非ASL，教会了我使用手语。如果我一来就用ASL，这些就不会发生。如果他们没有看到我想要学习他们语言的坚定目标，他们可能就不会教我了。”

她的目的不是保护语言，而是确保语言的发展方式不会因她改变。克格尔引用科幻作品《星际迷航》里的术语，称她也有一套“最高指导原则”：“你不应自以为是地参与并影响其他文化的决策。”

如果人们自己偶然学会了ASL，她不会阻止。但如果当地语言纯洁性遭到破坏，受到污染，她说，“至少保证这影响不是我们带来的”。“

而局外人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们建议最好让这些社群积极融入更广泛的聋人文化，包括教他们更成熟的手语。1999年，克格尔的研究被收录在一份对新兴的尼加拉瓜手语的简介中，随后布朗大学哲学教授菲利西亚·阿克曼（Felicia Ackerman）对此写了一篇尖锐的评论。

阿克曼写道：“显然，[克格尔]宁可让这些孩子无法与外界交流，扼杀他们的人生前途。”（我问阿克曼她是否现在仍这样想，她没有回答。）

对于一些语言学家来说，觉得一种语言会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这种想法太过简单了。他们的这一观点也能支持那些认为人类过于轻易便能拥有先天能力的争议性理论。批评者认为，尼加拉瓜第一代手语者和其他手语之间可能有一些早期的、看不见的接触。为了避免受到这种怀疑，后起的语言学家，如康妮·德·沃斯，也坚持严格的“最高指导原则”。

德·沃斯知道本卡拉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孤立，但她想避免任何可能出现的语言污染迹象。她懂国际手语、英国手语和荷兰手语，不希望这些语言中的一部分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头几个月，我一直坐在自己的手上，直到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不会再使用太多自带的手势，”她说，“我尽量不过多影响他们。”她担心人们可能会无意中习得她的手势，这样她也不能声称那是Kata Kolok的自然演化结果。

这并不是保证语言纯净起源的唯一方法。另一种方法是找到一种在一个真正隔离社群中使用的乡村手语。

2012年的一天，来自土耳其的年轻学生拉比雅·埃尔金（Rabia Ergin），正与塔夫茨大学的其他研究生一起在教室里听讲。她来美国主要是为了学习研究土耳其语句法，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她不久便改变了方向。他们当时讨论的主题是家庭手语（home sign），也就是由听障者和他们的家人之间发明且由他们共享的一系列手势。家庭手语并没有一套既定的造句组词的规则，它真的可以被算作是一种语言吗？

埃尔金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跟其他同学提起了自己远在土耳其的大家庭，其中一些有听力障碍的家庭成员自己发明了一种手语，然后村里所有人都学会了用这种语言和他们交流。

她的同学觉得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可是，就这样，埃尔金风轻云淡地描述出一个大家闻所未闻的、仅存在于孤立社群环境中的乡村手语。

不久之后，她就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她所提到的这种手语，也就是托罗斯中部手语（Central Taurus Sign Language，简称CTSL）。埃尔金告诉我：“我和这种语言来自同一个社群，并且共同成长，这个故事因此更具情感冲击力。”

当埃尔金真正着手开始研究时，CTSL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代，加入了一些全新的结构，包括更明确的表现动词的方式。这无疑是非常宝贵且激动人心的经历——她有机会亲历一个语言发展和改变的过程，而且因为前代的手语者仍然在世，她还可以在时间线上回溯得更远。

CTSL仍然是个非常年轻的语言，但是她认为这并不代表她的存在会对其造成很大的影响。她说，这些手语者们，特别是老几代的长辈们，并不会轻易地从其他语言中采纳新的元素。她常看到人们用CTSL在生活各个方面进行沟通，大家总能毫不费力就把意思表达清楚。她说道：“这个语言用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与此同时，CTSL非常灵活，没有规则束缚，以至于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CTSL版本，也就是说，该语言某些方面在使用者之间是共通的，剩下的就靠当场即兴发挥。而且，手语者们也可以不断变换自己的表达方式。

因此，虽然CTSL起源的环境与外界隔绝，这一语言仍然在迅速地发展变化。

埃尔金目前在马克斯·普朗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工作，她跟踪研究着一个均为聋人的五口之家，他们都是CTSL手语者，几年前搬到了安那木尔旁边的某个城市。这次举家搬迁之后，他们的手语中逐渐浮现出一些土耳其手语的痕迹，也开始偏离以前村庄里核心CTSL群体的表达方式。此外，埃尔金的某个表亲和另一个镇子上某位听障男士喜结连理之后，她的CTSL也在不断改变。

埃尔金补充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努力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以免错过最好时机。”4

最近一种新的研究策略也应运而生，以全新的方式对待乡村手语。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的乌尔丽克·泽山（Ulrike Zeshan），是第一位将乡村手语完全当作ASL一类对待的语言学家。也就是说，乡村手语不享有特殊待遇，并不需要被视为处于萌芽阶段的半语言形态，我们也不必去悉心照看或者保护它们直至它们发展成熟，而是可以直接将它们与其他手语做对比。

正是在这样不同以往的思维方式下，我们才能认识到，某些公认的手语“一般规律”在乡村手语中可能并不成立，所以并不算普遍适用。比如，大部分人都理所应当地认为在一个手语系统中，身体前方的这片空间好似一个舞台，而双手就是舞台上的牵线木偶。在表达“牛在车前过马路”这句话时，大部分手语都会展现出“牛”、“路”和“车”在手语者身体前方的互动。

但是在某些乡村手语中，手语者的角色并非会置身舞台之外，以牵线木偶表演者的角色来操纵这三者。加纳地区的某种手语会从手语者自身的视角来描述牛、路和车之间的关系。所以，语言学家们需要打开脑洞，开拓手语中的各种可能性。

然而，语言学家们仍然要负责地行事。几年前，泽山和一些同事决定写一篇学术论文，专门为可能有机会邂逅乡村手语的研究者们提供一些建议。

但是，他们在考虑研究者的伦理责任时遇到了瓶颈。研究兴趣对于乡村手语意味着什么？研究者们需要与政府当局进行沟通吗？万一当地政府接到消息之后给手语者们送来助听器，或是采取其他技术层面上的干预呢？他们是否会强制村民使用国家通用手语？这些可能的回应在失聪人士的世界观中都是极具冒犯性的，因为它们不仅侵犯了人的身体自主权，还威胁到了当地的语言。

“我们当时没有办法在伦理方面达成一致。”泽山说。最终这篇论文就被搁置了。

这是否意味着科学会与许多尚未被发现的语言失之交臂呢？泽山承认，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对于她来说，伦理比科学知识本身更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研究时造成不良干预，与没有拿到成果相比，会对于一个人的良知造成更直接的打击。”她说。

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们仍然没有明确的伦理准则可以参考，他们只能自己去衡量与其他语言打交道的方式。

但是随着乡村手语研究发展成熟，研究者们发现他们作为个体对于语言的影响并不如担忧的那么大。有的时候，他们正是在自己犯错误时领会到了这一点。5

2012年，丽娜·霍（Lina Hou）和凯特·梅什（Kate Mesh）正在研究查提诺手语（Chatino Sign Language），一种使用于墨西哥瓦哈卡州内两个小社群中的乡村手语。霍目前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语言学系任助理教授，是一位听障人士，而任职于以色列海法大学的梅什并不失聪，但与霍一样，都是ASL手语者。

“我们开始的时候尽量用文字信息交流，避免在该手语社群中用ASL。”梅什说，但是这两位经常一不小心就露馅。

他们实在藏不住，社群中的很多成年手语者很快就注意到了他们的外来语。那么，当地人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他们觉得[ASL]很好玩，”梅什回忆说，但是她又说道，除了与彼此讨论两位研究者的举动之外，当地人根本不会去用这些新奇的手势。之后，她和霍在当地的成年人面前就放松了下来，交流起来更省力了，也并没有影响查提诺手语本身。

她在用查提诺手语时会不经意间融入一些ASL的使用习惯。有一天，她正与一位手语者讨论村子里的篮球赛，球赛的奖金是由参赛者共同筹集的。

“所有人都要交钱吗？”梅什问道。在抛出这个问题时，她用的是查提诺手语中的手势，语法却来自ASL，她在身体前方两个不同位置打出两次“支付”的手势，来表示支付者不止一人。

查提诺手语中并没有这样的表达结构，因此，跟她交谈的那位男士喊来了自己同为手语者的妻子，跟她模仿了一下梅什刚刚的动作。他还表示自己蛮喜欢这个方式的。但是梅什说，这之后，自己再也没看到过他用那种方式打过手语。对她来说，这件事证明了，手语者们也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被影响的。

玛丽·科波拉（Marie Coppola）是康涅狄格大学的一位语言学家，她指出，所有语言都有其缺口，即使是像英语、意大利语和汉语这样的大语种也不能幸免。英语中过于简单的亲属称谓语便是个很好的例子，此外，网络上也经常能找到有关一些有用概念的列表，而这些概念在英语中都找不到对应表达。

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大语种使用者甚至可能并没有认识到自己语言的限制，而小众的手语使用者们也一样。“他们只知道信息在传达过程中是会出现错误，但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平常的，”科波拉说道，“他们也没有其他语言可以拿来对比。”

成年人们尤其抗拒改变，就算外界语言可以帮他们解决日常沟通中的问题，他们也不会轻易接受。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学习新语法会越来越难，虽说学习新词汇反而相对容易一些。

然而，梅什发现，即使作为个体出现的外来人员难以动摇新兴手语，社会文化环境中总体流行趋势仍然有着难以忽视的影响力。当原本比较孤立的偏远社群逐渐与外界建立联系，手语者们也会让他们的语言去适应新的环境，有些人甚至不会再用原本的语言，甚至不会再教给后代。

此外，当代生活环境对于小语种越来越不利。2012年，康尼·德·沃斯重回本卡拉，与她六年前首次拜访时看到的景象相比，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年有成百上千的游客涌来参观这个出了名的手语村，他们的食宿费用为村庄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支持。

旅游经济兴起之后，本卡拉的村民们人人都有了一辆摩托车，很多人因此可骑车到离家更远的地方工作，这也意味着年轻男子比以前更容易娶到外村的媳妇。一些听障孩子开始在学校学习BISNDO，也就是印度尼西亚官方手语。来自游客们的影响力如此巨大，远非单个研究者的微薄之力可以企及的。讽刺的是，很多游客本身就是听障人士。

Kata Kolok能逃过一劫继续存在吗？在人类语言发展的历史上，不乏昙花一现的美好。接下来这个乡村手语的故事则告诉我们，对于某些语言来说，正因与世隔绝，语言才得以留存，一旦这一状态被打破，人们需要采取新的策略才能维持其活力。

矢野羽衣子（Uiko Yano）从小就开始学习使用宫洼手语（Miyakubo Sign Language），该语言在20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左右起源于日本爱媛县大岛，而在筑波技术大学读研究生的矢野成为了第一个将宫洼手语带入科研世界中的语言学家。

她说，以前看的一部关于卡塔克洛克手语的纪录片让她想到了自己的家乡，在那里，所有人也都用手语交流。在手语翻译的帮助下，她告诉我：“在那样一个社群里，不管是否有听力障碍，所有人都会很自然地用手势交流，这还是挺少见的。”

宫洼手语是由15个一起在渔船上工作的人发明的，因此，这个语言的计数系统止步于30或40，整数不会超过200。矢野曾经问自己的父亲：“你是怎么表达225的呢？”

父亲告诉她：“我们就打’超过200’就好了。”

“万一你想告诉别人你有223瓶果汁，”她问道。“要怎么办呢？”

“你要那么多果汁干嘛？”父亲回答。

矢野说，近些年，不断有来自日本本岛的聋人协会联系父亲和他同为听障者的兄弟姐妹们，但是都被他们拒绝了。

父亲告诉矢野说：“我们不需要修改我们的手语，也不需要别人跑来讲我们用自己的语言都会出错。如果真的按照他们的标准做了，我们就无法跟祖父母辈交流了。”

数十年来，从大岛到主岛的唯一途径就是每天几班的轮渡，大家等轮渡的时候会聚在一起，边说话边用手语交流。

然而，2004年时，一座连接两岸的桥梁取代了轮渡。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上网，有了自己的电脑和智能手机，也有更多人与来自岛外的另一半喜结连理。

诚然，这些改变意味着大岛上约7000人口整体上和外界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但同时，用宫洼手语的听障者更被孤立起来了。没有轮渡，就没有跟其他人见面交换信息的机会，网络的便捷也省去了向彼此求助的麻烦。随着听障者们逐渐离开本地去寻找工作机会，岛屿上的手语者总数也越来越少了。

现在，岛上还有约15位听障人士。矢野常把自己在东京的朋友带回自己的家乡，向他们展示自己生长的地方，可她70多岁的姑姑却总觉得有些伤心。
她告诉矢野：“看到你们的时候，我总会觉得孤独。”矢野忙问为何。

“因为每次有人从东京过来，我们都只能用他们的手语，好让他们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姑姑回答。

外面的世界让她原本美好的海岛生活不再平静。“以前，我们可以随意交谈，大家都能很自然地理解彼此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但现在，没人会用我们的手语了，陌生的词汇层出不穷，我根本就不知道其他人在说什么。”

大家想到年轻人的时候，似乎总是想到容易受外界影响、易冲动而不负责这样的特点，但是年轻的手语并非如此。语言虽年轻，使用者却是很现实的，他们与自己所了解的世界不可分割，专心于自己当下的生活。语言学家们常常担心新兴的语言会受到外界过多的影响，这样的考虑更多是把语言作为科学研究的客体，而脱离了使用者本身的经历和感受。

但是所有人类语言都是在商业往来、工作娱乐和婚姻等等各种社会活动中逐渐演化的，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来往交流。各种语言都可以向彼此借鉴词汇，甚至是语法规则。随着我们的地球村越变越小，语言学家们也正在学习如何跟上加速变化的脚步，这些变化在影响语言的同时也促进了语言的发展。

回想起来，康妮·德·沃斯觉得自己刚开始跟村民们在一起时坚持不用自己的手语，的确是有点反应过度了。

后来，她坦诚地跟当地人谈了谈可能会改变他们所用语言的外界影响。“更重要的其实是去告知他们，提高他们意识。”她想告诉他们，世界各地都有听障者，不同的人群所用的语言都可能有所不同，而她想要看看不同之处究竟是什么。

最终，她在当地帮着建起一座学校，用Kata Kolok手语为孩子们提供教育。

“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太过小心了。”她说，不过她认为，可能正是因为自己从一开始就坚持只用Kata Kolok工作，她才能从当地人那里听到一些外人很难接触到的故事。

这些故事中，有一个是讲为什么本卡拉有这么多听障者的。传说中一对夫妇求子不得，就到一个埋葬婴儿和胎儿的公墓祈福，住在此地的一位鬼魂帮他们实现了愿望，但是因为这个鬼魂听不到声音，他们的孩子出生之后也就成了听障者。

年轻的手语急切需要年轻的手语者们。在大岛上，矢野听力正常的侄子是目前宫洼手语最年轻的使用者。她希望他不会是最后一个用自己母语的人，也在不遗余力地想办法让宫洼手语得以延续下去。

“你觉得自己需要为这个语言承担起责任吗？”我问她。

她停下来想了想，然后打起手语，通过手语翻译回答了我。“岛上的人们不会过多地去考虑宫洼手语本身。表面上来看，这个语言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一部分人内心明白它对我们来说是与众不同的，我们的确想要守住它，把它留在我们的生活中，永不分离。”

翻译：狼顾，西子；审校：张蒙，子铭；编辑：酒酒

我曾就因纽特语里有许多关于“雪”的词汇的传言做了一期播客，认为这不过是被广泛质疑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案例之一。这一假说由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Whorf）提出，声称你使用的语言决定了你的思维方式，或至少影响到了你的思维方式。该假说有时候也被称作语言相对论。在那篇文章中我反驳了语言相对论，并总结道：

在不止一种语言中，代表蓝色和绿色的词是同一个。学界有时把这些语言叫做“绿蓝”（grue，是blue和green的混成词）语言，然而说绿蓝语言的人其实是能分辨蓝色和绿色的。即使两种颜色由同一个单词表示，他们仍然能够意识到它们是两种颜色。这就像虽然我们有时把淡蓝色和深蓝色都叫做“蓝色”，但我们仍能分辨它们。但细微的差别还是存在——语言中区分蓝色和绿色的人更易准确地从一组色板中挑出“偏蓝的绿色”，因为拥有专属名词的事物更易被记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更擅长辨认或构想蓝、绿色的差异。

然而，最近我在《史密森尼》杂志上读到的一篇文章似乎挑战了我之前的观点。文章称，德国一个法庭判定政府机关假定每个人非男即女的做法属于违宪。现在人们填写的每张官方表格必须提供第三性别选项，以满足自我认知既非男性也非女性的公民的需要，或者干脆删除性别问题。该文章的作者玛德维·拉玛尼（Madhvi Ramani）认为，这项判决会严重困扰德国人，因为德语是高度性别化的语言。比如，你不能直接说“我是一个老师”，你要么是个男老师（der Lehrer），要么是个女老师（die Lehrerin）。拉玛尼称，德语的特征导致性别二元论在德国人心中根深蒂固。“

那么，你使用的语言到底能不能影响你的思维呢？最简单的答案是：语言能够影响思维，但并没有人们通常以为的那种颠覆性的影响。

此处提到的“颠覆性”的影响所指何物？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例子莫过于2016年的科幻电影《降临》。如果你还没看过，别担心，我尽量少剧透：主人公是语言学家路易斯·班克斯，她学会了一群外星访客的语言，使得她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剧烈改变……这段情节很关键。可以说，它为影片末尾处的“真相大白”夯实了基础。

语言相对论与颜色之名

现在，我们来看看人们为了检验语言相对论，都做了哪些方面的研究。我的例子大多来自俄亥俄州立大学语言学院出版的《语言档案》（Language Files）这本教科书，以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语言学家，语言相对论研究的领军人物莱拉·波洛迪斯基（Lera Boroditsky）的一场精彩的TED演讲。

首先，让我们多谈些颜色名称吧。1969年，布伦特·柏林（Brent Berlin）和保罗·凯（Paul Kay）做了一项著名实验，在研究颜色名称时，他们并没有发现语言相对论的证据，却发现不同语言中被命名的颜色大同小异，创造新颜色名词的次序也有着相似的规律。

另一方面，语言相对论的支持者也有他们的证据，比如我之前提到的例子：比起绿蓝语言的使用者，语言中区分蓝色和绿色的人更易从色板中区别蓝色和绿色。对美洲土著使用的祖尼语（Zuñi）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结果，该语言用同一个词表示黄色和橙色。

语言相对论与空间关系

语言对思维的另一可能的影响之处是空间关系。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习惯性地用“右边”、“左边”、“前面”、“后面”等词汇表示空间关系，但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套空间系统的运作导致了惊人的混乱。比如，谈论舞台剧的时候，我总想不起来哪里是舞台左侧，哪里是舞台右侧。到底是观众视角的左右，还是演员的？虽然每次忘记都会去查明白，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清。

还有，我们说囚室里的犯人在“囚栏之后”（behind bars，意思就是在狱中）。但如果你把自己想象成囚犯，面对囚栏另一边的看守，那么看守眼中的你确实在栏杆后面，可是从你的视角来看，反倒是看守在栏杆后面。要是你转身背对囚栏，岂不是又成了在囚栏之前？

包括几种澳大利亚土著语在内的一些语言就全无此忧，因为他们用东南西北表示空间关系。在这些语言中，你没有左臂和右臂，却可能有“东臂”和“西臂”（如果你正面向南方或北方）。这样一来，就不用具体说明到底是“你左边”还是“我左边”。但这也要求人们脑海中有一幅明晰的地图，并时刻注意自己的朝向。——这些语言的使用者表示毫无压力。“

假如你让我指出东南方在哪，我得想好一会儿——要是我身处陌生的地方，还可能需要指南针的帮助。然而，一名说澳大利亚土著语的人轻而易举就能做到。这是否意味着语言影响了他们的思维？也许，但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在这些人的文化中，识别方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把方位纳入了语言结构。也就是说，是他们的思维影响了语言。

接下来这项有趣的实验或许更好地支持了语言相对论。研究者让被试坐在一张桌子前，桌上有一个箭头，要么指向北面（被试的右边），要么指向南面（被试的左边）；当箭头指向北面（被试右边）时，研究者要求被试转180度面对另一张桌子，桌上有两个箭头，分别指向南面和北面。这时候向北的箭头指的是被试的左边，而向南则是右边了。这时受试者被询问哪个箭头和第一张桌子上的箭头指向一致。被试会将“一致”（the same）理解为箭头向北还是向右呢？英语母语的被试几乎全部选了向右的箭头，而说一种特定的玛雅语的被试则始终选择指向北面的箭头。在这种玛雅语中，方位词是绝对的。似乎两组被试的语言“癖好”导致了他们对“一致”的不同理解。

语言相对论与性别

接下来终于轮到了性别话题，即本文题眼。在语言学框架下，“性别”具有专门化意义，意思是我们依据某些名词和代词的共性，将它们归属于各种类别（子集）。一种语言可能会拥有数十个这样的类别，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种语言有至少177个名词类。假如一种语言仅有两三个类别，那么这些类别一般被称为性别。按照不同的名词分类方法，一种语言可以拥有自然性别或语法性别，或两者兼有。

在拥有自然性别的语言中，名词类大致符合真实世界中事物的分类。比如，一种语言可能有一个指称生物的名词类（包括人、食蚁兽、蜗牛等）和一个指称非生物的名词类（岩石、房屋、麦片等）。我们称这样的语言拥有两种性别，即生命（animate）性和无生命（inanimate）性。

例如，日语中会相应区分有生命名词和无生命名词的存在动词（existential verb）。比如，“有块石头在我靴子里”中无生命的石头搭配动词“ある”，而“有条蛇在我靴子里”就得用“いる”，因为蛇有生命。

语言自然性别的另一种分类形式为阳性（masculine）、阴性（feminine）以及中性（neuter），分别指称男性生物（如男孩、父亲和叔叔）、女性生物（如女孩、母亲和姑姑）以及非生物或我们认为不具有男/女性特质的生物。英语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说英语者用代词“she”（主格）和“her”（宾格）指代女性生物，“he”和“him”指代男性生物，用“it”指代几乎其他所有东西。

现在我们假设有一种语言的阳性和阴性词类不仅包括指代生物的名词（如阳性的男人、丈夫、祖父；和阴性的女人、妻子、祖母等），还包括一些指代无生命对象的名词，这样的一门语言拥有语法性别。由于这类语言通常包含不同的性别代词，使用者根据语法性别选用等价于“他”或“她”的代词来指称某事物，而不是一律用“它”。这类语言也可能用不同的形容词，乃至定冠词和不定冠词形式来修饰不同性别的名词。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就属于这类语言。比如，西班牙语中“钥匙”的定冠词是阴性的，写作“la llave”，而“口袋”（我喜欢把钥匙放口袋里）的定冠词是阳性的，写作“el bolsillo”。“

谈论语言的性别已经够复杂了，但更麻烦的是谈论人的性别。过去几十年间，人们渐渐用“gender”取代了“sex”以表示性别，不仅因为“sex”意谓含混令人尴尬（也有性交的意思），更因为社会逐渐意识到，由于我们的自我认同处于一个从极端男性化到极端女性化的连续谱上，基于X、Y染色体、生殖结构等生理属性划分性别可能与个体的心理和情感认同相龃龉。

可是即便我们承认人类的性别是一个连续谱，数千年来，语言的性别仍仅有两三种。两者的割裂让我们不禁发问，语言系统的语法性别是否会影响使用者对非二元社会性别的态度？基于这个背景，我们来看看莱拉·波洛迪斯基的研究。在一项被广泛引述的研究中，她分别让说西班牙语和德语的被试描述一个在两种语言中拥有不同的性别的对象，比如钥匙。她的团队向被试展示一把钥匙，但不说出钥匙的西班牙语或德语单词。我之前提到，西班牙语的“钥匙”是阴性的。波洛迪斯基发现，说西班牙语的人倾向于用符合女性刻板印象的词语描述那把钥匙，比如“小巧”、“美丽”等，即使研究者并没有用语言提醒他们“钥匙”的性别。与之相对，德语的“钥匙”是个阳性词，说德语的人倾向于用符合男性刻板印象的词语描述它，如“实用”、“沉重”和“强劲”。

这说明了什么？在人为实验环境中，语言的性别系统似乎的确影响了使用者。可是在真实世界中又如何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者们于2012年调查了100余个国家及它们的语言，并得出结论，比起那些第一语言使用自然性别或不分性别的国家，第一语言使用语法性别的国家的性别平等状况相对更糟糕。令人惊奇的是，性别最平等的几个国家语言中使用的是自然性别，而非完全无性别区分。原因在于，无性别语言中的中性代词可以指代任何性别，听者得自己理解并决定指称，而人们往往偏向于构想一个男性。反之，如果语言中的代词区分性别，比如“他”和“她”，人们就可以选择用额外的词强调不同性别的存在或重要性，而这在无性别语言中是不可能的。

假如德语是性别中立的

拉玛尼想知道德国的新法律会不会改变德语。我认为假以时日这是有可能的，但前提是德国人自己愿意做出改变。那么，为了让德语变得性别中立，必须做好哪些准备呢？我们可以从英语的历史变迁中获得一些启发。

理论上，完全无视语言性别与现实中的性别关联是一种手段，可惜实际上行不通。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描述典型男性对象的名词依然会自成一类，描述典型女性对象的名词同理。那么有没有更为可行的做法呢？首先，与拉玛尼的洞察一致，我们需要不显示某人性别的代词。英语中曾经有过“he or she”这样的词组。在英语的早期阶段，我们和现在一样也用代词“they”；过去一两个世纪里该用法在使用手册和语法指南书中被贬损，直到最近几年才重新受到尊重。德语中也可以发生同样的事情。事实上，他们现在已经用德语版本的“they”作为单数代词“you”的礼貌形式（虽然这种用法需要大写）。这样看来，再给它增加一项性别不确定的单数指称功能并非天方夜谭。

接下来我们看看德语的定冠词和不定冠词。如果德语使用者真的想转向性别中立，他们可能得创造一个貌似现有词汇但实际有所差异的新词。德语中与“the”等价的词是“der”、“die”和“das”——“Der Junge”（男孩）、“Die Mutter”（母亲）和“Das Glas”（玻璃杯），那么他们或许可以造一个类似“de”的性别中立词。类似的变迁在英语中也发生过。英语曾经用三种不同形式的定冠词搭配三种性别，然而在中古英语时期，区分渐渐变得模糊，到最后我们只剩下“the”这一种百搭形式，它是性别中立的，而且单数复数都可以用。不论“the boy”还是“the boys”，“the girl”还是“the girls”，我们都用“the”这个词。德语中与“every”、“no”之类等价的词以及形容词都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改变，它们都有阴性、阳性和中性的不同形式。

指代人的德语名词又如何？拉玛尼讨论了一些常见的德语名词对，它们就像英语中的“actor”（男演员）和“actress”（女演员）一样，男女形式各一。或许我们最能想见的通向性别中立之路便是重复英语中的变化。英语中的一些阴性形式，比如“actress”，已渐渐淡出了我们的使用，而阳性形式则作为性别中立词使用。也有一些名词对被从来不区分性别的较新名词取代，比如“server”（侍者）把“waiter”（男侍者）和“waitress”（女侍者）都取代了。

上述种种变化真的会发生吗？这得取决于德语使用者的态度了。如果他们认为语言的性别中立很重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性别中立词，这些变化便会产生。然而，反对语言性别中立的人也会坚决地拒绝这些新词或新用法。拉玛尼在文章中列举了几个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同时，在新用法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会自然地接受它们。我得加一句——如上各种情况，对英语来说全都属实。

语言和文化态度

当我们考察如本文讨论过的那些实验证据时，很容易忽略语言在种种方面未能影响我们的思维的事实。例如，如果你年纪够大，你可能会注意到某些指代被情绪化的主体（如少数族裔、残障人士等）的词汇曾经只是普普通通的词，甚至被认为是科学或礼貌的，现在却成为了侮辱中伤的用法，并不得不被新的委婉语取代。你的生命中一定经历过不止一次这样的变化。语言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委婉语轮转”（euphemism treadmill）：因为人们对少数族裔和残障人士的负面态度也会被附加在新的委婉语上，每个新词和旧词的命运如出一辙，委婉语的变迁就和车轮一样不停转动。新词并不能改变人们的态度，即使我们每隔一两代人就替换一轮词汇，态度总是不变的。

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是Slate杂志的广播节目“词汇谷”（Lexicon Valley）的主播，他在《我们伟大的贱嘴巴》（Our Magnificent Bastard Tongue）一书中指出语言相对论在许多情况下似乎是无效的，而该论的拥趸无视了这些事实，委婉语轮转就是其中一例。还有一个例子是英语中无意义的“do”的使用。我们用“do”构造否定句和疑问句，比如我们会说“Fenster didn’t move”（芬斯特没有搬家）而不是“Fenster not moved”，我们说“Did Fenster move?”（芬斯特搬家了吗？）而不是“Moved Fenster?”。问题是古英语中的否定句和疑问句压根就没有“do”。麦克沃特认为，如果我们就此得出“英语使用者对否定性和不确定性尤为警觉，以至于我们必须在这两类句子中使用‘do’以示强调”的结论，那可太愚蠢了。

另一方面，知晓语言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思维则是明智的。广告商和政客一直懂得这个道理，并因此使用大量的隐喻。有一个尤为可怖的例子展示了语言如何影响人们的思维并进而影响行为——使用将某些人群“去人化”（dehumanize）的语言。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种族灭绝行为往往有前兆，那就是在语言中将目标群体与掠食性动物、害虫或疾病相比较。这种做法促使人们更容易克服伤害或杀死人类同伴的道德厌恶感。此类历史事实值得我们当代人铭记在心。

最后，我的结论是，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被嘲笑了几十年，当下各个领域的研究确实发现了语言的内在特征能够改变你思维方式的证据——然而，都只是细微的影响。如果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果真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显著，使用委婉语就应该能大大改变人们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如果它跟另一些人坚称的那样一无是处，我们就不用担心那些阴险的隐喻和去人化的语言了。

翻译：有耳；审校：狼顾；编辑：EON

一项近期的基因组研究发现：以对语言的重要性闻名的FOXP2基因，并没有在过去的几十万年中经历过强选择性事件。这项于8月2日发表在《细胞》上的研究推翻了一些2002年的研究结果——当时，科学家们发现了有关于一个FOXP2变体基因经历过强选择性事件的证据。

科学家们第一次发现FOXP2的不同等位基因的重要性，是在一户叫做‘KE’的英国家庭中。此前那项2002年的研究就通过表明了FOXP2基因的“对言语有利”的等位基因经历的强选择性事件，而支持了“FOXP2是智人的语言演化中的关键一步”的大众观念。然而，在那以后的许多研究也在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和丹尼索瓦人（Denisovans）的基因中找到了与人类一样的FOXP2等位基因。

沃尔夫冈-埃纳德（Wolfgang Enard），一名来自德国慕尼黑大学（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的人类学教授，是2002年论文的共同作者。他在最近这项研究发表之后告诉《自然》记者：“明确FOXP2基因并没有用一个等位基因‘横扫’人类种群，是一件好事。”

《自然》编辑发现，埃纳德的2002年研究只包括了20个参与者，其中几个有非洲祖裔。而最近的这项新研究则有一个更大、更多样化的数据库，因而发现FOXP2并未造成选择压力（然而此项研究对20万年前的选择性事件并不确定）。新论文的作者认为：2002年研究的错误结论可能来自于其较小的样本数量和较弱的多样性。

翻译：@octavarium1999

他公开反对目前“瘟疫般泛滥但内容贫瘠”的实验：研究员们在毫无行为学和心理学现象的理论支持的情况下，像记件工作一样碎片化地测量大脑的结构。他表示，如果只单纯累积这种碎片化的研究，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整理解思维系统。

他举了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的例子。这是一种得到充分研究的圆虫（一种非寄生性线虫，身体透明，常见于分子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研究）。我们已经彻底研究了秀丽隐杆线虫——它的302个神经元、所有神经元连接和全部的基因组。“但是我们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行为模型，”他说，“我们还是缺了些什么。”

珀佩尔并不是在攻击现状。最近他的实验室完成一项基于自然行为（real-world behavior）设计的脑活动研究，在语言神经学领域发现了一些超出预期的结果。

和珀佩尔的批评类似的观点可以回溯到数十年前。在70年代，颇具影响力的计算神经科学家大卫·马尔（David Marr）表示，要想了解行为产生的原因，我们需要研究大脑和其他信息处理系统面临的具体问题和产生的具体解决方案。他称其为计算层分析（computational level of analysis）。

如果只研究这个系统做什么（算法层面），或是系统怎样在物理层面实现这个目的（应用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在马尔去世之后出版的《视觉计算理论》（Vision： A Computation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uman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of Visual Information）里，他写道：“企图通过研究神经元来研究知觉，就像试图通过研究鸟的羽毛来研究其飞行一样：这不可能。”

在去年发表于《神经元》（Neuron）的一篇论文里，珀佩尔和论文的共同作者沿袭了计算层分析的传统。他们在文中探讨了那些看似“难以抗拒”，但是如果过分依赖，可能会让科研误入歧途的操控和测量大脑的工具。

很多研究试图通过定位在具体活动中放电频繁的脑区，来映射出特定神经活动和行为之间的联系。例如，研究大鼠走迷宫时如何选择时，大脑的哪些区域亮了。问题在于，只关注频繁放电的脑区的研究员们很容易忽视行为发生时其他脑区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可能跟被研究的活动一样重要。他们也可能无视这个神经活动和大鼠感到紧张的时候的神经活动一样，所以此时放电的脑区也许并非负责做选择的脑区（而是负责生成或是感受紧张的脑区）。

最糟糕的情况是，如果实验室研究不具备对自然活动的代表性，这种实验很可能毫无意义。例如，在人造迷宫里大鼠的神经活动可能和在野生状态下完全不同。所以，将试验结果外推是有风险的。就算是优秀的实验设计也只能对这样的状况做有限的修正。

然而，珀佩尔的反对者认为，神经科学有重大进步的原因，正是来自于他所批评的那类研究。珀佩尔认可这些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但他坚持认为，如果更多研究始于对相关行为动机的系统分析，而非直接操控产生行为的神经活动的话，神经科学可以对复杂的认知和情绪现象，而不是神经和基因的细枝末节，有更加充分的研究。毕竟，注重复杂目的性的分析可以帮助研究员们设计更有效的研究。

正是这样的理由驱使着珀佩尔和佛罗伦西亚·阿萨尼尔（ M. Florencia Assaneo），一位在珀佩尔实验室工作的博士后，完成一篇近期发表在《科学》杂志子刊《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上的论文。他们的实验室主要研究语言处理，即 “声波如何把信息塞入你的脑子”。

当我们听人讲话的时候，耳朵将声波转化为神经信号，这些信号会被不同的脑区处理和翻译，最先处理的脑区是听觉皮层。多年的神经生理学研究结果显示，听觉皮层的脑电波会对应声波的强弱变化的频率，将听觉信号分节并锁定。基本上就是说， “脑电波像冲浪者般在声波里起伏。”大脑很可能是通过声波的强弱变化来区分音节，辨识语义，从而将长串的语言信息“分节装载”，转化为便于处理的小块信息。

更有趣的是，一些研究发现，当人们听口语的时候，一些被“分节装载”的信号同样会出现在控制语言的运动皮层里。这样的现象几乎就像听者在无声地重复念出他们听到的话。这样的活动也许可以帮助理解语言。

然而阿萨尼尔强调，任何类似的解读都富有争议。由于在运动皮层的神经活动并不总是会发生，科学家们只能猜测而不能定论。研究员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听觉皮层直接造成运动皮层的神经活动，还是其他区域的活动同时影响听觉和运动皮层的活动。

阿萨尼尔和珀佩尔的研究方式十分新颖：他们将自然环境中的语言活动和神经生理学理论联系在一起。他们注意到，在听觉皮层里，被分节装载的信号大约是4.5赫兹，正好也是在自然环境下人们说话时念出音节的频率。

阿萨尼尔让被试者听波封（envelope）为2到7赫兹的无意义的音节串，并测量他们的听觉和语言皮层的神经活动。使用无意义音节串是为了避免大脑产生语义解读，因为这可能会间接影响运动皮层。

她解释道：“当我们听到可以理解的声音时，神经网络会以更加复杂的方式被激活。”如果是听觉皮层的信号导致了运动皮层的活动，那么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两处的信号会和彼此同步，然而如果运动皮层的神经活动独立于听觉皮层，那么前者的活动将不会随着音节的频率变化而变化。

阿萨尼尔观察到的结果十分有趣，而且出乎意料。珀佩尔说，听觉和运动皮层确实保持了一定程度上的同步，但是仅仅到5赫兹的频率为止。一旦声音变化的频率超出正常口语变化的频率，运动皮层便不再与之同步。一个计算神经科学的模型之后证实，由于运动皮层本身的振荡频率通常处于4到5赫兹之间，阿萨尼尔的神经生理学的结论符合计算神经科学的模型。

珀佩尔和阿萨尼尔认为，这个复杂的结论再次证明联系行为学研究和神经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们的实验设备有160个测量频道，而且可以将取样频率提升到1赫兹。这样的设备产生极多的神经生理学数据，而如果他们仅仅寻找数据之间的关联的话，无疑会发现一些本不存在的关联。

只有从语言学和语言行为研究的信息出发，研究人员才能够将他们寻找的数据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在这个例子里，研究人员们需要明白4到5赫兹的频率有值得特别关注的地方。听觉和运动皮层的相互作用是如此的微妙，没有现存的理论支持的话，研究员们是不可能想到去寻找这样的规律的。

阿萨尼尔表示，他们会继续探索脑电波和语言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目前，他们期望知道类似自然语言的音节串是否会提升同步频率的上限。她说，“可理解性或注意力，很有可能会提升听觉皮层和运动皮层同步频率的上限。”

许多研究者坚信，语言确实在人类认知活动中扮演着某种角色，但这一猜想仍缺少实证支持。

认为语言可以塑造人类认知和思维的观点，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语言相对论”假说。该假说认为，语言不只是对思想的基本表达，更对其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我们世界观的形成。起初，人们对此兴味盎然，但在20世纪60年代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这一观点逐渐衰落。

尽管如此，相关研究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许多研究者坚信，语言确实在人类认知活动中扮演着某种角色，但“这种角色”的性质和程度，仍显得难以捉摸。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家特里·雷吉尔（Terry Regier）表示，“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对大家说：‘看啊，我们进行了相关的实验，并且得到了答案’。”但实际上，能够支持“语言相对论”的实验证据“仍不具备可复制的信度”。

如今，认知科学家正在尝试一些新技术，试图解答这一难题。方法包括直接观察人类大脑活动，即在其接受外部感知时，追踪脑部血流及脑电波活动情况，从而使研究人员获知语言作用于认知功能时的神经运行机理。此外，研究团队也将婴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这些胖乎乎的小脑袋，我们得以了解人类在学会说话之前大脑处理感觉信息的能力。相关实验确实得出了惊人的结论——语言，确实影响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2016年，日本研究人员通过测试婴儿对不同颜色和形状的神经反应，试图观察婴儿能否对颜色进行区分。研究发现，在婴儿尚未学会说“绿色”和“蓝色”两个词汇时，当颜色在蓝色与绿色之间转换，婴儿脑部特定区域的血流会加速，这表明大脑对蓝绿两种颜色的感知是不同的。而当被试婴儿看到两种深浅不一的绿色时，脑部血流并未发生相应变化。

该实验引起了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安娜·富兰克林（Anna Franklin）心理学实验室博士生爱丽丝·斯凯尔顿（Alice Skelton）的注意，她希望进一步了解，婴儿大脑是如何界定不同颜色的。在她的实验中，她将被试婴儿固定在汽车安全座椅上，并向他们展示不同颜色的方块。每当一种颜色被呈现在婴儿面前，研究人员就会记录婴儿从盯住色块到看向别处的时间，然后更换一种颜色。由于婴儿总是喜欢不一样的事物，当下一个色块是一种新的或明显不同的颜色时，更容易抓住他们的眼球；而如果色块的颜色与前一个类似，他们就会显得不感兴趣。

研究发现，婴儿通常把颜色分为五组：红、黄、绿、蓝、紫，这一分类接近于人类视觉的自然支配。安娜·富兰克林（Anna Franklin）实验室的其他研究也表明，正在牙牙学语的幼儿对颜色的认识并未有什么不同，即仍然基于人类视觉对颜色的感知，而不是他们新学到的词汇。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对于成年人，语言确实可以对颜色感知产生影响。爱丽丝·斯凯尔顿（Alice Skelton）认为，随着人的成长以及掌握更多的颜色词汇，是语言教会我们分辨更多的色彩。“实验的意义并不旨在说明，所有的颜色分类都只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结果。而是说，文化对认知的影响基于在生物学建立的区隔上产生影响。”

····

想要弄清楚文化对人的影响——具体到语言对人类认知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个难解之题。回到希腊人和英国人对蓝色的感知问题上，有人就认为其结果不过是词汇本身的差异：由于希腊语中的蓝色本来就有两种说法，被试者自然就会为不同的蓝色打上“ghalazio”或“ble”的标签。而英语被试者虽然只用了“蓝色”一个词，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辨别出颜色的深浅，或许只是因为英语中没有可用的两种“蓝色”词汇。

（语言影响认知）的说法很难被否定，因为它确实是合理的。

对此，这一实验的设计者、威尔士班戈大学认知神经学家纪尧姆 · 蒂埃里（Guillaume Thierry）相信，“（语言影响认知）的说法很难被否定，因为它确实是合理的”。他试图进一步了解被试者看到不同蓝色时的脑部活动状况。在新的实验中，被试者不需要说出自己看到的颜色，研究团队将通过头皮电极跟踪人类视觉系统的微小变化，直接观察被试者看到不同蓝色后的神经信号活动。

实验向被试者交替展示一组圆形和方形的色块，当被试者看到方形时需要按下一个按钮。这些色块在蓝与绿的明暗色调之间随机切换，但参与者事先未被提示需注意颜色的变化。脑电监测结果显示，希腊语被试者的视觉系统对颜色为“ghalazio”和“ble”的色块反应明显，而这种变化在英语被试者中没有出现。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一脑电活动发生在200毫秒内，比普通人识别出这一单词的速度更快。

当被试者被问及看到了什么时，多数人甚至不记得看到了不同颜色的圆形。他们回忆出方形改变了颜色，但只能记得部分圆形的颜色变化。所有被试都能够回忆出方形有深浅两种蓝色，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在方形上。而当圆形色块中的蓝色发生深浅变化时，只有希腊语被试者下意识地表现出了差异。蒂埃里认为，“这是一个转折点……即表明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其视觉系统也存在差异，同时并不能用其他方式解释这种差异。”

在此基础上，蒂埃里的研究团队又进行了形状认知实验。如西班牙语单词“taza”既可指代茶杯，也可指代马克杯；而英语中则有不同的单词。在对分别以西班牙语和英语为母语的被试者展示“茶杯”“马克杯”“碗”的图片后，当看到“茶杯”和“马克杯”时，英语被试者的脑部活动表现的更为活跃。

这些被迅速触发的脑部活动发生在人们的无意识状态下，问题在于，这种语言对认知的影响是否会延续到后续行为中？蒂埃里表示，这一点仍然难以确定：“我们的研究结论基于人类大脑的无意识反应，而在这种研究中，一切行为和态度的关联都只是不确定的。”

但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仍旧未能找到不同语言的使用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的证据。在现实中，“语言相对论”可能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有些看起来可能十分寻常。也许多学习了一种表达“蓝色”的单词仅仅是改变了你在爱琴海度假时的印象。

我们看到的、闻到的，以及一切感知过程，多少都会激起一些思想上的变化。正是出于这一点，语言和认知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仍值得我们继续探索。研究语言对颜色认知的影响只是第一步。雷吉尔称，“从更宽泛的角度出发，类似研究有着普遍性的意义，是一种对人类思维交互过程的观察。”

当我们想到比喻时，我们可能会想到在学校中学到的那种比喻：作为一种诗歌技巧或一种修辞手法。但比喻不仅仅局限于诗歌的世界——它们无处不在。我们把时间比作金钱（“花时间”），把争论比作战争（“你攻击了我的论点”，“我捍卫了我的论点”），把爱比作旅程（“他们的关系走到了尽头”），把情绪状态比作方向（“他感到情绪低落”，“兴奋得像是上了天”）。有人曾经测算过，我们每说出25个词语，就会用到一个比喻。然而，因为比喻根植于我们的语言之中，人们常常忽视了它的存在。

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比喻就能对我们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它们也能成为别人试图影响我们观点的一种工具。

在斯坦福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中，被试阅读了一段简短的文章，讲述了发生在假想中的一座名叫艾迪生的城市的罪行。其中一半被试看到的文章说，罪行就像“病毒肆虐”了这座城市。另一半被试看到的文章则稍有不同，说罪行就像“野兽征服”了这座城市。除此之外，其他内容都是一样的。

就这么几个字眼的不同，被试对于应该怎样应对罪行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当被问及解决方案时，那些读到“野兽”比喻的被试认为，应该用更具惩罚性的措施来解决问题，比如，判处更长时间的监禁。那些读到“病毒”比喻的被试认为，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罪行发生的根本原因。在如何解决罪行问题上，不同的比喻对被试观点所产生的影响比被试所支持的共和党或民主党对其观点所产生的影响更大。

不仅仅是诗歌技巧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提出，从根本上讲，我们对于概念的思考方式是比喻式的。换句话说，我们不仅仅会打比喻，我们还是通过比喻本身来进行思考的。我们依赖于我们所熟悉的简单事物（比如金钱）来理解更复杂和抽象的事物（比如时间）。

由于比喻在我们的思维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所选择使用的比喻就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认知，从而能对现实世界产生后果。比如，2015年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使用战争或战役比喻来形容癌症（“抗击”癌症），会让被试更少采取癌症预防性措施，比如，限制酒精摄入量和戒烟。但另一方面，战争比喻却能帮助人们严肃看待气候变化。珀切斯学院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把阻止气候变化的努力形容为是“战争”，而不是“竞赛”，会让人们在减少碳排放问题上更有紧迫感。

比喻还能增强文化上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比如，康奈尔大学的克里斯滕·埃尔默（Kristen Elmore）发现，将思想形容为“灯泡”，而不是“种子”，会让被试认为，像阿兰·图灵这样的著名发明家的思想更加伟大。然而，当这些比喻被用于女性发明家时，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这时，如果用的是“种子”比喻，她们的思想则会被人们认为更伟大。也许这是因为我们经常听到著名的男性科学家被他们天才般的闪念所击中的故事，比如，本·富兰克林在雷电交加的雨天放风筝时得到了关于电的灵感，或者艾萨克·牛顿在看到苹果从树上落下时得到了关于地心引力的灵感。而另一方面，我们会认为女性获得成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就像种子播撒在花园，需要时间才能开花结果。这种刻板印象深植于我们的语言之中。

我们不会有意识地注意到比喻对于我们思维的影响程度。在罪行比喻实验中，当研究人员问被试，是什么影响了人们对罪行的看法，几乎没有人提到比喻的影响。相反，被试提及的内容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比如，关于罪行的统计数据。尽管比喻可以让复杂概念更容易被理解，但它不可避免地会简化、重塑和扭曲我们对这些概念的认知，从而在无意识中改变我们的想法。

超越了语言的比喻

比喻不仅存在于语言之中，它们还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如果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那就让我们看看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巴格（John Bargh）的研究成果吧。被试要么被给到一杯冰咖啡，要么被给到一杯热咖啡。然后，他们被要求阅读一段关于一个人的描述文字。手握热咖啡的被试更倾向于认为文字所描述的那个人是一个暖男。

为什么一杯咖啡就会产生这种影响？

认知科学家认为，我们用于理解现实世界的很多比喻都是基于我们的身体在物理世界中的体验。心智体验建立在身体体验之上，因此，我们会使用物理比喻来理解抽象概念。这就造成了某些观念，比如，社交层面的温暖和身体层面的温暖在我们的心智中被交织在了一起，以至于身体上的温暖感会激发我们产生出社交上的温暖感。

物理环境会影响我们思维方式的倾向，对于我们如何形成重要的观点，包括道德判断，会造成重大的后果。尽管我们习惯于认为，基于严谨的推理，我们的道德认知是理性的，然而心理学研究表明，很多道德认知基于的是直觉情绪，比如，恶心感。就像身体温暖和社交温暖一样，身体恶心感和道德恶心感也交织在我们的心智之中，会导致令人惊讶的后果。比如，剑桥大学心理学家西蒙尼·舒纳尔（Simone Schnall）发现，通过让人们闻到恶臭，激发起身体上的恶心感，会导致人们做出更扭曲的道德判断。舒纳尔还发现，通过让人们洗手，激发起身体上的清洁感，会导致人们的道德判断更仁善。

比喻，甚至是出现在纸张上的比喻，也能在我们的心智中激发起身体反应。一项神经科学研究表明，读到“他度过了艰难（rough，也有条纹粗糙的意思）的一天”，而不是读到“他度过了糟糕的一天”，会让被试的大脑产生出对条纹的联想。如果比喻与身体和器官有关，则会导致我们在脑海中模拟这些身体感受，这也正是它们能对人类思维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原因所在。

无处不在的诗歌

比喻潜伏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想、我们对他人和环境的评估，甚至在你手握的咖啡之中。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被诗歌和艺术所打动的原因所在吧。我们的大脑是用比喻进行思考的，当艺术给予我们新的比喻时，它也能给予我们新的思考方式。

在艺术领域之外，我们可以注意到比喻无处不在，并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我们还能警觉到，他人是否试图使用比喻来扭曲现实，或者形塑我们的看法。

语言很重要。如果我们留意我们的语言，我们就能让它产生积极的影响。就像诗歌，我们能用优雅而准确的方式使用我们的语言来创造比喻，让这些比喻具有说服力，并且能够给予人们以新的方式来思考事物。

翻译：王培

编辑：EON

原文：https://qz.com/1241030/metaphors-can-change-our-opinions-in-ways-we-dont-even-realize/

神经学家埃里希·贾维斯发现，鸣禽的发声技巧和人类的语言都源于控制运动学习的神经通路。

当洛克菲勒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埃里希·贾维斯（Erich Jarvis）在2015年荣获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颁发的Ernest Everett Just奖时，他发表了一篇讲述引领他走上生物学之路的文章《生存在大环境下的少数族裔科学家》。文中提到“我相信，有证据显示文化经验会影响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而一切从这个信念开始。

贾维斯在纽约的哈莱姆区长大。他最初是一名舞者，在表演艺术高中学习芭蕾舞，获得了多个奖学金以支持他继续深造。在亨特学院读本科时，在父母的鼓舞下，他决定转而学习生物学。他的母亲一直鼓励他从事对社会有益的工作，而他的父亲虽从事音乐工作，但一直对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贾维斯父亲多年饱受精神疾病和无家可归的折磨，在他攻读硕士期间，父亲被一个青少年帮派枪杀。）

在洛克菲勒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贾维斯在杜克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并于2016年返回洛克菲勒大学任教。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致力于研究鸟类可以模仿新声音以及产生复杂多变发声（也叫做声音学习）的神经学和遗传学机制。他使用鸣禽来阐述语言能力如何进化，并为人类语言障碍提供新的思路。

他的探索包括：改进基因组组合，探寻不同生物群体间大脑结构的相似之处，并通过操控基因使鸟类和小鼠更好地发声。贾维斯完全改写了鸟类大脑的命名法则，从而使科学家们能更容易找出鸟类与脊椎动物大脑之间的关系。他领导了一系列的鸟类基因组测序工作（他现在是“基因组10K工程”的联合主席，在为脊椎动物进行测序工作），用来构建精确的进化史。这项工作促成了他的主要理论之一：鸣禽、人类及其他生物的声音学习是独立出现的，是由于大脑中的一条原始的运动学习通路被复制而产生的。

《量子杂志》最近采访了贾维斯，讨论了声音学习和语言的进化，父母及舞蹈背景对他学术事业的影响，以及科学界所需的多样性。

声音学习和语言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声音学习是模仿和学习非天生声音的能力。语言则包括了一系列的特质，包括了声音学习这一语言中最独特和专业的组成部分。

你可以训练狗懂得“坐下”或者“跑”的意思。这是通过听觉习得的，将声音与听到的事物相结合。但是狗并无法直接发出“坐下”的声音，而这才是声音学习。

只有极少的物种能够进行声音学习。在鸟类里，只有鸣禽、鹦鹉和蜂鸟能进行声音学习。世界上有大约40种鸟类谱系，但除了上述三种外，其余的鸟类均不具备声音学习的能力。在哺乳动物中，除了人类，还有海豚、鲸鱼、蝙蝠、大象和海豹具备这种能力。

那声音学习是如何进化的呢？

我刚提到的所有物种都有不能模仿声音的相近物种。比如与人类相近的黑猩猩或者亚鸣禽类鸟类均不具有这种能力。所以能进行声音学习的物种更有可能是独立进化出这种能力的。但是当我们观察声音学习的大脑通路时发现，这些通路都是相似的。它们都嵌入在控制学习如何移动肌肉群的通路中。但若它们是独立进化的，又怎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我们假设这可能产生于胚胎发育过程中运动学习通路的复制。人类和鸟类的声音学习通路来自于已经存在的结构中，它们有相似的联通性和功能：只不过它并不用来控制手脚或眼睛的运动，而是控制着产生声音的肌肉。正因为这种相似性，所以即使是独立进化的，它仍从周围的运动区域中继承了相似的特质。

那这是否意味着，在声音学习乃至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存在限制因素呢？

正是如此。翅膀的进化就是一个好的比喻。脊椎动物的翅膀至少经历了三次进化：蝙蝠、鸟类、和翼龙（一种远古会飞的爬行动物）。翅膀的每次进化都在身体的上肢完成。其中的一个限制是重心。换句话来说，因为上肢是飞行所需能力最少的地方，所以翅膀在此处进化。另一个限制是已经存在的手臂。

对于语言通路来说，它存在的基础是用来控制肢体运动而非声音的运动学习通路。事实上我们最近发现，鹦鹉具有两个声音系统，就像人类有两个声音学习通路一样：鹦鹉的两条通路是一条包含着另一条，而人类的通路是紧紧相连的。这样看起来鹦鹉大脑中复制的通路又再次被复制了。

为什么其他动物身上没有发现这一现象呢？

有很多假说可以解释这一现象。我认为动物的天敌是声音学习进化选择的克星。我们提出性别选择有利于声音学习的进化：声音的多样性会吸引异性的注意，而性别选择是至关重要的。但为什么声音学习没有更普遍呢？我们认为天敌是其中的阻碍因素：脊椎动物的听觉通路会调整声音。也就是说，具备声音学习能力的物种可以不断变化它们的声音，而这种变化更容易吸引捕食者的注意并被其捕食。

但这种复制现象甚至没有在相近物种中产生，这不令你感到惊讶吗？

是啊，这种现象为什么没有更普遍呢？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想吧：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这种通路的雏形呢？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某些物种中找到了。我们正在关注一种亚鸣禽的物种，声音学习的部分脑区已经在其脑中产生了。另外，我们在小鼠脑中找到了仅在人类（而非其他哺乳动物）脑中产生的原始通路。

由此我们提出了“声音学习的连续进化假说”。首先你的脑干控制着天生的声音系统。然后，你的前脑中产生一条复制的声音通路，这条通路是从运动学习通路中复制出来的。但它像小鼠脑中的通路一样只是一个雏形。之后，这条复制的通路与运动学习通路分离，并形成了鸣禽脑中类似语言的通路。最终，这条通路再次复制成一条或者多条相邻或相绕的声音学习通路，就像鹦鹉和人类脑中的一样。这可能是我们通过声音产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解释。

在小鼠身上找到声音学习通路的雏形有什么意义吗？这是否意味着，小鼠正在进化出声音学习的能力？

是的，它们有可能正在向着更高级的方向进化，并逐步进化出声音学习的能力。当然这是在不存在天敌的情况下。但这一能力并不是它们所需要的。我们正在尝试通过基因操纵将它们引向那个方向。雄性小鼠在求偶时使用的是一串特殊的超声序列，这种声音本身是很复杂的。但他们不能像人类一样改变声音。

人类之于灵长类以及鸣禽之于其他不具备声音学习能力的鸟类而言，在特有的语言区域存在基因差异。而我们并没有在小鼠脑中发现这种基因。我们正在试图将人脑中这类特殊的基因植入小鼠脑中的原始通路，去观察这种做法能否促使小鼠的通路进化成与人类一样的。我们希望能够训练它们改变声音、声调以及他们求食时发出的特定声音。理想的状况是我们训练出可以发出某种特定声音的老鼠，另一群小鼠发出另一种声音，再用基因操控去看它们能不能互相模仿对方。

是什么控制着物种模仿声音的动机呢？

我们提出了一个假设，但还需要更多证据来证明。小孩通常不会从教他们说话的人身上学说话，他们更容易通过倾听并复述其他人说话并获得奖赏这个过程中进行学习。这其中包含了社会互动问题。当你说“爸爸”或者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句子，你的父母会将你抱起并给你一个拥抱作为鼓励。

我们认为正面反馈是声音学习机制的一部分。

听自己同类声音的录音的鸟长大后并不能模仿听到的声音。他们发出的声音是异常的。但如果与他们相处的是活的鸟类，即使他们来自不同种族，他们也会对其他鸟类的声音进行模仿。鸟类更倾向于模仿其他种族的活鸟，而非模仿自己种族的录音。社会互动及从其他生物获得反馈的过程对声音的模仿有决定性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没办法模仿全部鸣禽的声音。我的一个博士学生Constantina Theofanopoulou和我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催产素（一种亲密荷尔蒙）可能控制着声音学习的社交机制。当孩子说出“爸爸”时会得到拍拍背或者一个微笑作为反馈，这种反馈给了孩子被奖励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声音学习通路中释放催产素，从而强化声音学习通路中如何发声的记忆。

你对鸟类的研究对人类的口语有何意义呢？

我们一直在研究一种叫做FOXP2的基因。这种基因在人类的突变会造成语言障碍。携带FOXP2基因突变的人有着良好的听觉能力，他们能够相对较好地在认知和听觉层面上理解语言。但他们很难发出声音。将这个基因从鸣禽的脑中取出后，它们也出现了无法模仿声音的症状。所以我们最初认为该基因对声音学习有决定作用。

但是我们最近发现，提取人类变异基因植入小鼠的基因组，它们仍然能发出声音，只是无法发出雌性小鼠喜欢的更复杂、先天的声音序列。这个现象启发我们，这个基因可能已经存在于老鼠体内了，并被用于进行声音排序，它的存在可能比高级的声音学习进化更早。人类和鸣禽比小鼠更依赖这个基因。它也说明了，我们可以使用小鼠、鸣禽，结合连续理论，作为研究语言障碍的模型。

但在此之前，我们要先去研究鸣禽和人类脑区的对比，以及其中同源与聚合的细胞类型都是什么。

你最初并没有投身科学，而是学习舞蹈。它对你的科学追求有何影响？

我在高中时是一名舞者。我大部分的家庭成员，尤其是我母亲这边，都是从事表演艺术的。我在纽约的表演艺术高中就读，主修芭蕾舞。我也学过一些爵士和非洲舞蹈。在我高中毕业之后，我听从了我妈从小到大教导我的道理：做对社会有正面作用的事。我认为从事科研工作比做舞者能更好地影响社会，而且我也的确非常喜欢科学。我学习成为一名舞者的过程也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名科研工作者。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你需要非常自律，而我已经从大量的舞蹈练习中学到了。你还需要有创新精神，就如同要设计舞蹈动作。你需要在成功之前成熟很多次失败。很多实验不只失败一两次，练舞也是这样。另外，科研和舞蹈一样，都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他们都是需要抱以巨大的热情去做的工作。

你现在还跳舞吗？

还在跳。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停止跳舞，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停下来[笑]。我上大学后跳了好多年的非洲舞，直到我去杜克大学当教授也还没有停止。然后，大概六年前，我改跳萨萨舞，在来纽约前还会和科博兄弟舞蹈团一起表演。

你提到了你的母亲对你成为科学家的影响。那你父亲呢？

我的父母都在高中学习音乐和艺术，并成为了歌手。但是我的父亲对科学有很大热情，在大学的时候他的专业是化学。后来他因为有了我们四个孩子而辍学，与社会也有些脱节了。我的父母最终离婚了。虽然在6岁之后我就没在和父亲一起生活，我还是常常见到他。他影响着我的思考：他试图成为一名科学家是为了什么？他试着去解释宇宙奥秘和文明起源。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我继承了他未竟的事业。是他的热情影响了我。

作为一名非洲裔美国人，他获得的机会比我少得多。比如他会觉得自己被一些老师区别对待了。他学习非常用功，在小学和初中跳了两级。他过世前给我讲过，他从布朗克斯的一座少数族裔学校出来，被安排在一所都是白人的学校里，他认为学校的老师都厌恶他并且有意在考试上刁难他。这样的经历也影响着我，影响我思考作为有色人种意味着什么。我也有孤立的感觉：即使在本科的时候，我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也基本都是白人。我去杜克大学之后，即使在南方有更多非裔美国人口，在校园里仍旧不是这样的情景。我开始留意人们的想法。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说出了种族歧视的话，比如当我去面试研究生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不要去纽黑文的那片区域，那里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的居住区，那里挺危险的。我会想，我刚刚听到了什么？或者我会成为史上第一个获得某奖项的非裔美国人，有人也许会暗示说，我是因为肤色才得了这个奖。

就像我母亲说的：“你不能只做到和他们一样好，你需要做到更好。”对于一个有少数族裔背景的人来说，这句话司空见惯了。

在你执教的过程中，你致力于发展针对少数族裔学生的项目，找他们来洛克菲勒从事研究。你的经历对此有何影响？

有很多既有才华又努力的人，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平等的机会，他们的才能和努力都无处发挥。亨特学院给了我一个机会。我们一起在洛克菲勒执行一个项目，把本科学生带入到高强度的科研机构、诺贝尔得主实验室中，给这些学生一个机会。

我们应该开始“修补漏水的水管”了，支持少数族裔作为博士后和教职人员把他们留在科学领域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一个新项目，提供了八年的奖学金。这个项目叫做汉娜·H·格雷研究计划，它是以一名前董事的名字命名的。我们应该修正社会的思维方式。我们在研讨会和课堂上讨论着无意识偏见，并为受到偏见影响的人创造机会，使他们相信自己的价值。我相信榜样的力量。

不同背景的人对科学是有价值的。当背景多样时，你需要去注意文化差异的同时，文化差异本身也会产生新点子（好点子）。毋庸置疑，多样性使得科学进程更加广阔和更有效率。

翻译：史天

校对/编辑：EON

原文：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erich-jarvis-in-birds-songs-brains-and-genes-he-finds-clues-to-speech-2018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