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吻”一直是跨越不同大陆和文化、表示特别情感的象征。无论何时何地，社会规范总是将吻与特定关系和情境联系起来，暗示其背后可能有更深的生物学基础。那么，为什么吻要通过嘴唇的突出和轻微的吸吮来表现呢？比如，卷尾猴会用手指戳朋友的眼睛表示亲密，而人类却演变出了“吻”的行为。在这里，我将简要回顾关于人类之吻演化的几种假说。类人猿的社交行为表明，吻很可能是梳理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最终口部接触阶段”。在这一步骤中，梳理者会用突出嘴唇吮吸被梳理者的毛发或皮肤，以清除碎屑或寄生虫。随着人类在演化中逐渐失去体毛，梳理的卫生作用降低了，但较短的梳理过程中仍保留了“吻”作为最后一步。作为一种用来在远古猿类中巩固和加强社交与亲缘关系的仪式行为，这一步骤最终成为唯一保留的信号。

愉悦之吻

很少有自然的人类信号像“吻”那样承载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和社会约束。在历史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习俗至少在4500年间规定了亲密情感可以公开或私下表达的方式：亲吻的对象、时间、部位、方式和次数。例如，在古罗马，吻分为多种形式且有不同角色：osculum是脸颊吻，象征着社交或家庭的亲情而无浪漫含义，此外它还可以用于表示礼貌；basium是唇吻，表示亲人或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不具有性意味；savium则是常在恋人之间带有浪漫或性欲的唇吻。

在今天的拉丁欧洲，女人和异性之间可用左右两边脸颊相贴的双颊吻作为问候，而男性间（除非是至亲或在特定场合如葬礼）则更倾向于握手。然而，这种礼仪在不同地区、社会阶层或情境中差异显著。

尽管社会对于吻的规则在各社会内外存在差异，所有“吻的礼仪”都承担着调节和控制吻所带来的强烈亲密感的共同功能。吻被限定在特定关系的特定社交场合中。这表明吻蕴含着跨越文化的、普遍的生物学意义，意味着它的演化基础比文化习俗本身更为古老。

表达爱意：关于吻演化的假说总结

基于人类生物学和行为学，不同的假说提出了关于吻起源的解释，但这些假说往往无法与野生类人猿的社交行为演化相吻合。有些假说认为女性的嘴唇演化成了性吸引的装饰，或者认为吻源自一种“嗅探”的社交检查行为，但这些假说难以解释吻为何会采取今天的特定形式。

更具说服力的假说则认为，吻的行为可能来源于婴儿哺乳或母亲预先咀嚼食物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与吻一样都涉及嘴唇突出和吸吮动作。然而，这些假说也难以解释吻的社交情境和功能。吻并非出于食物需求，也不仅限于婴儿之间的行为。虽然母亲或看护者传递咀嚼过的食物时会突出嘴唇，但这种行为并不包含任何吸吮动作。即使这种行为在成年后或演化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也很难直接解释为何它会演变成如今吻的形式和功能。

所有非人类哺乳动物都会哺乳，虽然嘴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触觉功能，但并没有任何物种演化出在不同年龄和群体间广泛存在的吻的行为。然而，预咀嚼行为在投入大量亲子关系的灵长类和鸟类中很常见，表明这一行为的古老根源。即便如此，许多人类文化仍保留着预咀嚼行为，尤其在狩猎采集群体中。这说明这种行为在演化过程中保留下来，但功能、情境和动作发生了变化。为何预咀嚼行为会转变为吻的特定形式和功能，依然未有明确解释。

一些最新的历史研究指出，类人猿在某些性情境中有口对口接触的行为，似乎为人类的亲吻行为提供了延续性证据。然而，这些描述多源于比喻和浪漫化的描述，而非科学研究，类似于说狗舔脸是一种“亲吻”。

亲吻的探究：当前研究的局限性

吻的演化最好通过类人猿的生物学和行为来理解，它们是人类祖先的活化石。然而，灵长类学家们的观察也难免受到拟人化的影响。类人猿中的口对口接触很少见，主要出现在冲突后的和解或安慰时，通常还伴随着梳理行为。这些鼻对鼻的接触被称为“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行为与人类吻相似，观察者容易将其与自己的行为对应。但冲突后“吻”是否真的包含突出嘴唇和吸吮动作尚不清楚，仍需详细描述和进一步研究。吻在黑猩猩中也被描述为问候行为，但目前缺乏足够的细节来确定其与人类吻的相似程度。

目前为止关于吻起源假说的一大挑战在于，多数研究未能明确描述这一行为的确切形式。对人类来说，如何“吻”是显而易见的，但缺乏对吻的基本特征（突出嘴唇和吸吮动作）的具体考量，现有假说难以解释为何吻以其当前形式演化，而非其他方式。比如，卷尾猴会用手戳朋友的眼睛或鼻子，以表达社交联系和亲密情感。由此可见，虽然灵长类的社交联结至关重要，但为了被他者理解，这种联结必须通过特定的形式传达。对于卷尾猴来说，或许把手指插进耳朵是一种怪异行为，对社交联结意义不大，类似地，若一个吻没有突出嘴唇和吸吮动作，接吻者可能会误解其意图，或者被对方怀疑吻的真实性。

大多数假说的关注点也主要在性情境和口对口吻的情色含义上。从演化角度看，这暗示普通吻源自口对口吻，但后者只是前者的一种特例（如上文提到的古罗马社会，也见于其他古代和现代社会）。最有可能的演化解释是，口对口吻源自更早的涉及嘴和其他身体部位的吻行为。

要找到吻的演化起源的线索，需要更严格地定义人类的“吻”，并在类人猿中识别出与之在形式（突出嘴唇和吸吮动作）、情境（不同年龄和性别之间）、功能（传达亲密情感或亲缘联系）方面尽可能匹配的行为。如果在类人猿的行为中存在这样的吻，它将作为吻行为演化的同源性证据，帮助描绘出吻如何、在何种情境中、对谁产生了演化的可能路线。

梳理者的最终之吻

在包括类人猿在内的地栖非人类灵长类中，社交关系的主要信号是梳理行为。梳理指的是在他人毛发中挑出寄生虫、死皮和碎屑。通过这种社交触碰，梳理帮助建立和维持联盟、等级和群体凝聚力，并伴随着内啡肽的释放，减轻压力，促进梳理者与被梳理者之间的幸福感，从而进一步巩固社交纽带。因此，梳理在灵长类中代表了一种古老的卫生和社交行为，且常发生在有密切社交关系或亲缘关系的个体之间，不限于性别和年龄。

与典型灵长类相比，人类的梳理行为减少了89%，尤其在卫生方面。这与人类演化中体毛减少相吻合。

演化上讲，随着梳理的实用需求在远古人类中逐渐减少，其后续的社交功能也随之消失。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功能被“声音梳理”所取代，即通过语言交流满足了梳理的社交功能，最终导致了人类语言的演化。这一假说仍存争议，不同研究持赞同和反对意见。

然而，不同观点的共同点是，梳理的社交功能完全被不同的行为取代了。至今尚未考虑过、也无法理论排除的是，梳理的一些遗留形式可能得以保留，保留了部分祖先的社交功能。

梳理行为在灵长类中的频率减少的同时，其持续时间也在缩短；随着人类祖先逐渐失去毛发，梳理时间变得更短，即需要花在同伴或伴侣毛发上梳理的时间减少了。然而，梳理的结尾通常会以相同的方式完成——梳理者会用突出嘴唇并吸吮的动作接触被梳理者的皮肤，以去除寄生虫或碎屑。无论梳理时间如何缩短，这个最后的步骤可能始终保留下来。可能在最终阶段，两个个体仅执行梳理的最后步骤，嘴唇接触他者的皮肤，但已丢弃了梳理的卫生（且已无实际意义）功能。

这个“梳理者的最终之吻”与人类的吻在形式、情境和功能上有着相似性，超过其他任何已提出的行为。它包含突出嘴唇和吸吮动作，发生在群体中不同个体之间（例如不限于婴儿或性伴侣），且通常在有较密切社交关系或亲缘关系的个体之间。

验证该假说的一个可能方法是比较不同毛发厚度群体中的梳理行为。例如，在圈养的黑猩猩中，过度（他梳理或自我梳理）行为常见，往往导致皮肤裸露而几乎没有毛发。如果“梳理者的最终之吻假说”成立，那么可以预测（控制可能影响亲和行为率的相关生态社会因素后），毛发较少或较薄的群体中梳理持续时间相对更短，而毛发较厚的群体则相对更长，因为他们需要更多时间进行清理。这样可以确认无论梳理时长如何，梳理的结尾都会以“吻”收尾。

替代之吻

根据“梳理者的最终之吻假说”，口对口吻源于远古猿类相互梳理的社交场景，尽管这种相互梳理行为与单向梳理相比，在现存的类人猿中较为罕见。然而，将嘴部的接吻作为亲密伴侣间的社交惯例，意味着口对皮肤的触碰已经形成了一种行为形式。由于嘴唇和口部是人体触觉最敏感的部位之一，口对口吻可能在部分上是因为其带来的愉悦效果而被维持和发展下来。

临别之吻：总结

现有的比较证据表明，吻并不是一种新生的人类情感信号，而是灵长类梳理行为的遗留形式，保留了其祖先的形式、情境和功能。曾经用以巩固和加强亲密社交关系的耗时费力的仪式逐渐被简化，直至“梳理者的最终之吻”转变为一种凝固的信任和依附的象征。

在更广泛的人类演化时间轴中，该假说可以将吻的起源与其他重要的行为和生态转变联系起来。例如，目前假设辅音起源于生活在树栖环境中的古代人科祖先，这将语言的起源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但梳理是典型的地栖灵长类行为，因为地面生活增加了寄生负担。作为一种源于梳理的行为，吻仅在当人类祖先开始在地面上度过大量时间时才得以建立，这一变化发生在古气候变化将人类祖先从森林栖息地转向更干燥的开阔地带之后。人类祖先可能由于越来越依赖用于产生交流信号的唇部动作，而保留了梳理过程中的“最终之吻”。未来在探索人类吻行为及其他独特行为的演化过程中，重要的是考虑人类祖先更广泛的社会生态、认知和交流背景的影响。

作者：Adriano R. Lameira

译者：EY

原文：Th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human kissing

1840年的某天，一名男子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见——这是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后来在日记中写下的“最后一记”。费希纳，德国著名的医学博士，后来成为物理学教授，却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失明了。而这样的情况已不是第一次发生。这位科学家经历了长达数月的身体不适：眼前出现闪光、头痛、恶心、食欲不振，失眠和神经症。这位科学家不知道的是，他的悲惨处境最终会给人类带来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一个令人震惊的启示，这将永远改变我们对人类感官以及它们如何与身体机制互动的理解。

没人知道为什么费希纳会病倒。也许是过多的工作使他精疲力竭，像是他部分撰写和编辑了一本共八卷本、七千页的百科全书？还是以科学的名义，将自己变成了人肉小白鼠，从而损伤了他的视力？他在探索余像——一种当一个人停止对一个光源的注视之后留在视网膜上的图像——的感官现象时，使用只有彩色滤光片的眼镜盯着太阳看了太久。这一系列的实验似乎让他陷入了一种灼烧的、永无止境的“光的混乱”中，即使他闭着眼睛，也无法避免。他甚至不得不将自己的卧室全涂成黑色的，以阻止任何光线渗入。

虽然“接近疯狂”，但费希纳有在努力的、缓慢的，从病痛中恢复过来。他并没有采取一点点增添光亮，让眼睛逐渐适应微弱的光线，而是采取了蛮力的方式：每天让眼睛突然且强烈的瞬间暴露在亮光下，在光线造成剧烈疼痛之前迅速闭上眼睛。他也有恢复进食，吃着些奇怪的美食，比如浸泡在葡萄酒和柠檬汁中的生火腿，还有酸浆果和饮料。虽然他的脑子里仍有“不愉快的感觉”，但他终于还是开口说话了。

十月的一个下午，费希纳漫步进了他的花园，这是他生病期间鲜少会做的事。然而，这一次，他迈出了大大的一步，重新融入视觉世界。他把遮住眼睛的厚绷带取下来。阳光洒了进来。当他向花园里望去时，这位科学家看到了一个奇迹般的景象：他看到花在“发光”，好似正跟他诉说着什么。在这个欣喜若狂的时刻，费希纳有了一个惊人的领悟——植物也是有灵魂的。

让我们快进180年。

在新闻源大流行时代的数字迷雾中，当你在LinkedIn上点击页面，会发现，许多新职业的头衔听起来很奇怪：视觉工程师、应用感知科学家、视觉体验研究员、色彩科学家和神经接口工程师。他们的职位说明是“通过消除意图和行动之间的瓶颈，来帮助我们释放人类的潜能。”

有一种职业或许能特别吸引你的眼球：其名为应用感知科学家，为Oculus工作。Oculus是一家小型初创企业，生产一种轻量级虚拟现实头盔，Facebook在2014年以20亿美元收购了它。招聘公告要求具备视知觉、“视觉计算建模”和“实验或建模方法”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有助于我们了解AR/VR的显示需求和架构”。应用感知科学领域的这一新职业与LinkedIn的其他职业还有一个共同点：它要求学习一门听起来晦涩难懂的学科——心理物理学。

一个身处在19世纪中期德国且经历神秘疾病的科学家，和21世纪寻求探索人类感知深度的工程师有什么共同点？1850年10月22日清晨，就在费希纳病情好转，并与花园里的花朵邂逅的仅仅七年后，物理学家、哲学家、相信灵魂、植物和地球本身的永恒意识的古斯塔夫·费希纳，又一次灵感迸发。他开始意识到精神能量和物质能量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们感知外部世界和我们大脑内部世界过程之间的一种可测量的对应关系。

但费希纳需要科学来印证他的理论。因此，他发起了一门听起来充满神秘感的学科，将其命名为心理物理学——一种“身心关系理论”，旨在为两个长期以来呈分离的领域之间建立可测量的联系：由物质与物理组成的宇宙，和由精神与心理组成的宇宙。在费希纳的理论公式中，心理物理学将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就像物理学一样”，且“依赖于经历，以及那些经验性事实之间的数学联系，这些经验性事实需要对所经历的事情进行测量”。他断言，我们可以用数学来测量和计算我们如何感知世界，这永远改变我们如何看待感官和感知与人造机器的关系。

心理物理学在欧洲科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它推动了实验心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在这门学科中，已经有一股将人类思想转化为数字的热潮。那个时期正在崛起的混合科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渴望逃避对感官和思维如何运作的非科学（例如不可测量的）理解，而费希纳为他们提供了弹药。这些科学家开始发展理论，以证明物理现象（刺激）和对这些现象的感官体验（感觉或知觉）之间的数学联系。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试图消除体验、主观自我感知，以“客观”的公式和方程替代人类的感官体验。

费希纳的想法很快的在他那个时代新研发的传感器中得以实现。这些传感器有着听起来很奇怪的名字，如波形示波器（kymographion）、速度计或者计时器，它们测量或以图像化的方式表示血压、视觉速度或反应时间。用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艾蒂安-朱尔斯·马雷（Étienne-Jules Marey）的话来说，这些新仪器试图揭示隐藏的“自然语言”。这种人类感官测量装置是在一种崭新的实验科学环境中研发出的：即欧洲和美国新兴的实验心理学实验室，其目标是创造一种新的人类生存状态：可量化的、可计算的，可预测的。

如今，我们或许可以说心理物理学已死，被埋葬于心理学历史书籍和大学藏品中已被废弃的科学仪器之间。但是，正如我们在LinkedIn上的搜索所揭示的那样，心理物理学在最神秘的地方仍非常活跃。例如，在Facebook现实实验室（Reality Labs）迷题般的行为研究中，拥有神经科学、应用感知研究、机器人学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们，仍在利用费希纳在19世纪末所提倡的，感官、刺激和感知的定量建模。只不过在科学革新的21世纪之下，他们的目标则是创建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XR体验，这些体验非常真实，同时又完全是人造的。

正如一组认知和计算机科学研究人员所声称的那样，“虚拟现实可以被视为一种长期的心理物理学传统的延续，这种传统试图干预我们的感知，以阐明其潜在的机制。”美国艺电公司（Electronic Arts）的游戏测试室和各大学的知觉实验室围绕着一个相似的目标联合起来。它们使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感器——传感器网络、统计建模、机器智能、计算基础设施、人类劳动力和地球资源——来捕捉、计算、建模和模拟人类感知，超越了19世纪科学家们最疯狂的梦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和这些传感器之间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

与Oculus Quest中的传感器不同（这些传感器可以实例化一幅图像的帧速率是否发生了可感知的变化），1860年的费希纳几乎无法使用传感器来实验性地证明他的理论。当时的“传感器”还比较粗糙：人类的感知能力，在心理物理实验的测试下，会产出关于被试者们所经历的事情的口头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可以被计算出测量结果。

换句话说，尽管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从数学逻辑来讲，其方法非常严谨，但它仍然依赖于人类科学家、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们难以避免的，以“主观视角”来报告他们在实验中从被试者那里所感受到的东西。实验员很难衡量其针对被试者的报告是否正确，甚至是否准确。

为了延续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19世纪的科学家们转向对新兴技术的研发，以改善感官反应的测量方式：新的传感器将证明他们的新理论。这些研究人员成功发明了用于捕捉和测量人类及动物感官的仪器。从检眼镜到声哨、嗅觉计、计时器、触觉计和摄影枪，这些仪器让古法成像中的计时摄影得以兴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仪器已然成为了事实上的感官。

它们不仅是当今最早的传感器，这些传感仪器也在人类感官的新知识领域——感觉生理学的构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该领域是将感觉理解为心理和生理知识发展的关键。

受费希纳提出的心理物理学启发，感觉生理学家利用科学观察、实验程序和新兴仪器，研究了一系列常见的生理现象，包括听觉和视觉的空间感知，以及神经元信号发射或量子感应的速度：以阈值和刺激强度差异的形式进行的微小测量。

感官生理学直接将身体和感官纳入了技术循环，在致力于实验和分析活体感官的第批研究实验室中，测量和分析技术的迅速普及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关系。感官被重新赋予意义化为技术本身，而且，就像我们的VR和AR头戴式设备一样，仪器越来越多地融入动物和人类的感官。换句话说，感官变成了传感器，传感器扮演了感知的角色。

在19世纪早期到中期，这种将感官“延伸”到仪器设备中的做法似乎是司空见惯的。诸如听诊器和温度计等设备已经开始取代人类的感官。这些新的实验技术和它们部署的实验室的整体效果是，机器不仅越来越多地调节被研究对象的身体和感知，而且也塑造了研究人员自己的感知。换句话说，研究人员变成了数据分析人员。

事实上，对于那些在生理学、心理学和医学的交叉领域工作的科学家来说，仪器成为揭示身体中流动的无形力量的重要伙伴，这些力量是人类感官自身无法感知的。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艾蒂安-朱尔斯·马雷（Étienne-Jules Marey）对这份感悟有着最为清晰的表达，他说：“我们的感官告诉我们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不得不经常使用仪器来协助我们分析事物。”

这些科学家试图通过一种早期的数据可视化形式，将混乱、不精确的感觉转化为某种外部可读的东西——便是马雷和数学家、哲学家、感官生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所提出的“图形方法”。对于马雷、亥姆霍兹，和当时的其他科学家来说，可视化所隐藏的力量，可能为分析人体内部活动开辟新的篇章。

量化生物体的时代开始了。但这个时代愈发需要更为奇怪的传感设备来推进其科学事业：原始的电极；气动管和机械装置可以连接到不幸的人类和动物的四肢、手臂、翅膀、脚和腿上，例如马雷用于研究活鸟飞行的空气受电弓；记录型设备，如呼吸描记器，其图形化地表示发声过程中产生的喉部运动；抑或是在特定的时间间隔内测量视觉印象如何影响意识的视速仪。

虽然马雷相信这些仪器设备可以使大自然的隐性语言显现出来，然而，这些仪器最终被批评为是不精确的。事实上，图形方法不仅不精确，且被认为具有欺骗性。尽管人们对于这些“自我登记”仪器（无需人工干预就能自动记录或数据自动存档的设备）的全能能力深信不疑，但在人和仪器之间仍然需要一个人类阐释者——需通过双眼去阅读和理解出现在波形示波器或其他仪器设备上的曲线数据刻度。一位法国研究人员写道：“记录装置除了为我们的感官刻下起伏的线条之外，实则什么也不做；一旦涉及对这些摹写的解释，图形方法相比于直接观测，并不具备更高的确定性。

现在情况都变了。

虽然马雷的曲线，看起来有点像智能手机上的Fitbit应用或苹果健康应用程序的曲线，但它们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自动算法取代了直接观察，协同存储着对世界感官数据统计分析的一排排网络服务器，正一步步成为我们人类的新晋感觉生理学家。现在，传感器可以捕捉、读取和分析人体产生的信号——血压、血糖、呼吸、神经——而无需依靠人类观察者。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倾向于错误地认为，精密的电子学、数字信号处理、统计模型和自动化计算消除了感官和机械仪器的不精确性。好在，如果数据不精确，算法总是可以调整的。当这些技术产出被发现表现出文化、性别或种族偏见时，情况也是如此。技术上的解决方案，是识别问题并迅速修复它，而不是一开始就将其定位至设计假定中的根本缺陷。

19世纪末的实验研究人员拿着笔、纸和仪器，准备测量人类对刺激的反应。那时的他们已经离开了最初通过传感器，寻求关于人类感官新知识的科学实验室，转而进入Facebook的现实实验室，或苹果的秘密“运动实验室”——这座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丘珀蒂诺的秘密建筑，不仅雇佣了13名运动生理学家、29名护士和医护人员，而且还雇佣了一支机器大军，记录数万小时的受试者生理数据，以作为测试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的传感器嵌入式产品的基准。苹果公司为其拥有的仪器设备感到自豪。据该实验室的负责人说，该实验室“收集了史上最多的，有关人类活动和锻炼的实验数据”。

因此，将19世纪传感机器的出现与今天进行比较，既显示了历史的连续性，也揭示了根本性的断裂。在21世纪20年代，每个佩戴健身追踪器、智能手表、生物识别衬衫或可穿戴式传感器的人都参与了一个转变过程：在没有人类心理学家或生理学家干预的情况下，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个自我监控的测试对象。

在19世纪，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无数传感测量工具，仍然局限于实验室。记录生理信号的仪器不会像现在那样离开实验科学的研究所，在健身房或办公室随处可见；那时的它们归属于更大体系的科学仪器的一部分。

此外，人们对人类与数字化技术之间的关系也有着根本不同的理解。事实上，即使当时已经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19世纪的工具，将人体感官抽象的表示为图形化的信号，但产出数据相关的人与产出的数值之间仍存在联系。人们会在实验结束后，瞥一眼被煤烟覆盖的鼓表面上的弯弯曲曲的痕迹，然后宣称：“那就是我。”

然而，数学和统计学的自动化计算改变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对时间感知运作方式的理解已然完全不同。之前人们使用波形示波器和脉搏描记器（血压计）时，需要通过手动加快或减慢机械仪器的速度，在旋转式滚筒的物理表面或纸表面上以不同的比例图形记录时间。如今，Fitbits和Apple watch生成的可视化曲线是截然不同的。它们是经过统计计算所带出的副产品：在窗口大小显示屏上，只能看到一个较长的部分延续性信号，或是经统计技术得出。换句话说，输出的该曲线表明着已被人工计算处理后的时间。

就像他们所处的大数据世界一样，在这个世界里，意义依赖于正确的数学，以便在随机的海洋中找到模式和意义，我们新心理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相信，感官的真理可以在数字中找到ーー在基于过去的统计技术中，衡量和预测未来。

也许最重要的是，自从费希纳提出心理物理学以来，感知测量本身的背景和目的，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的生理学家和心理物理学家利用仪器，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测试对象技术化，现在这些科学家们采取了额外的扩张行为。现在的他们将有着近两个世纪历史的心理物理学科学技术自动化，以设计下一代感知机器。如今，我们的服装、汽车、房屋、游戏、商店、剧院和画廊中都有传感器的身影。因此，感知测量开始与设计和创作密切相关。用仪器设备来探测人类的感官，不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感官是如何工作的；也是在运用这些知识来设计和完善系统，在我们的感知和仪器设备之间产生和预测出崭新的联系，又在这些联系中相互扩展着。

与之前的传感器相比，我们的新型传感器能更精确地捕捉和分析我们呼吸、心跳、脑电波、肌肉紧张或反应时间的微秒数和微空间。这样做还有另一个原因。如今，我们的传感器正构思和创造更新的技术，旨在实现那些被遗忘的19世纪研究人员（如费希纳和马雷）梦寐以求的梦想：成为费希纳所说的技术世界本身的生命实体。

作者：Chris Salter
译者：琴心
审校：光影
原文：The Two-Century Quest to Quantify Our Senses

没有人会说花园只有单一的用途，哲学家戴维·库珀（David E Cooper）写过一本简短的书，阐述了赞美花园的诸多理由。在《花园的哲理》（A Philosophy of Gardens）一书中，库珀拒绝仅仅将花园视为获取食物和花朵的实用场所。相反，他给出了关于花园的“谦卑的”和“不谦卑”的提议。不过在我看来，这两种提议都不算“谦卑”，它们都卓有洞见地反映了马丁·海德格尔的美学观。

库珀对花园谦卑的提议是：

花园体现了人类创造性活动对与共存之的自然世界的依赖，但人类往往从未意识到这般依赖……包蕴着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性，这是一种亲密的互依。

请注意这里对互依的强调。显然，自然赋予我们独特的虹膜颜色以及番茄的鲜香，但它又是如何依赖我们的呢？

除了人类对自然的看护为其带来生理学意义上的裨益，库珀还描述了人类如何帮助大自然表达自身。他并没有试图将自然拟人化，暗示自然渴望着我们的掌声。与之相比，花园更像是只在考古挖掘后展现真美的罗马镶嵌画（Roman mosaic）。在人类通过劳动发现罗马镶嵌画之前，它与西伯利亚苔原相差无几——花园中自然的揭示亦是如此。如果我们想到库珀关于花园的不谦卑的提议，花园此刻成为了意味深远的艺术品。花园的“意义”最终被假定为“人类与神秘之间关系的显现”。花园使我们与自然直接而奇异地遇合，这种遇合是一种关乎自然本真的直观暗示，我们却无法以语言描述这样的本真。

理解人与自然的遇合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海德格尔的真理观。现在只要我们提到海德格尔，都有必要警示：他是一个毫无悔悟的纳粹党支持者。如果你可以接受这并不能定义海德格尔的全部哲学思想，那么我们便可以看到他诗意而深刻的美学视角，就如同库珀对花园的描述那样。所以，我们来探索一下海德格尔，看看他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关于花园的启迪。

于海德格尔而言，人被抛掷于一个他们无法全然理解的世界，每当一个关于世界的真理被揭示，其它真理就被遮蔽。这里所说的“真理”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标准事实，比如物理定律或是谁赢得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相反，它们是更本初的真理，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的观念，甚至是讨论事实时选用的词汇。防护衣可以抵挡子弹的物理实验结果遮蔽了物质基本为空的事实，而另一项关于防护衣基本为空的实验则遮蔽了它可以挡住子弹的事实。这就好比挖一个洞来发现真理，却用挖掘出真理的土壤掩没了其他真理。我们必须探索世界，挖掘泥土，揭示真理的宝藏，从而更好地理解世界。但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挖出的泥土必须被置于某处，而这些废渣堆也必然会掩埋其他真理。

在我们踉踉跄跄地试图理解事物时，行动却可以为我们揭示出另一些真相。海德格尔将我们所理解的那一部分称为Welt（译作“世界”），而那些真实却仍隐秘的事物，他称之为Erde（即“大地”）。存在本身需要世界和大地两个部分的沟通和弥合——即我们所理解的，和那本身神秘的，并且我们的确能意识到这二者。对海德格尔来说，能够让我们意识到“大地”的经验或物体，其自身会变得神圣和崇高。重要的是，“大地”在神谕或圣文中投射权威。

延续海德格尔的术语，“世界”向我们教授番茄的种植时间以及玫瑰的修剪方法。然而，尽管植物学科学研究在取得进步，我们对自然的了解仍然极为有限。有哪个园丁不会停下锄草的脚步，惊异于黄瓜的生殖力，木槿花的美，亦或是天冬那在冬日里看似消亡，几个暖日后却又复苏的能力呢？也难怪我们的祖先会认为土地，以及自它而生的植物其实是神祗，拥有超越人类智慧的权威。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神秘”一词不仅指代未知，还指向一种揭示。宗教生活涉及秘密崇拜，在宗教仪式中向其信徒揭示某种真理。这类秘教仪式并非在逻辑或经验证据层面证明真理，而是以经验、情感和艺术的形式来证明。花园也是如此。土壤、植物和昆虫凝结为一种惊异感和崇高感。在花园里，我们理解的和我们无法全然参透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这对海德格尔来说就是艺术的本质：“大地”从“世界”中升起，成为真理的发生。

花园揭示了不同真理的折衷混合。花园中蕴含着抚养孩童的实用指南，他们因而可以长成强壮的大人，就像室内生长的幼苗在移植前需要短暂暴露于寒冷环境中。向我的学生解释这一点时，我把它类比为在家上学的孩子，与其直接从家去公立学校上学，不如先让他们参加团队运动来适应那样的环境。我们都知道，在同一地区种植不同类型的植物有助于保护它们免受昆虫伤害，这告诉我们，多样性在花园中也可以成为力量的源泉。

不过，类似于海德格尔的“大地”在“世界”中升起，揭示出更本初的东西，库珀也认为花园要比大众真理更深刻。园艺也许是生活的最佳隐喻，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诗意哲学中有如此多反映园艺的词汇。 用谷歌检索他的名言，你会发现“栖居就是园艺”（To dwell is to garden）。目前尚不清楚海德格尔这个陈述的真实性以及出处，但他在《筑·居·思》的文本里提出了非常相似的论点。

几乎所有的海德格尔作品都关注作为人类而存在的感觉。他的作品始于深奥的哲学，但演变为类似于诗学神话的东西。库珀将诗歌回转到一种不那么神秘的哲学中，但当他将花园描述为人类与神秘之间关系的显现时，他也变得有点神秘了。音乐和宗教这两种源起仍然朦胧的人类激情难道不也是这样吗？那就这样吧。我们对花园最大的褒奖莫过于，解释花园的唯一方法只能是通过歌颂它。

作者：F Bailey Norwood | 封面：dribbble

译者：景行 | 校对：晏梁

编辑：杨银烛 | 排版：triple y

心理学界的对策是重新审视其专业的激励机制，对不谨慎的研究加以惩罚。同时，心理学界也调查并修改了研究实践和政策：如我们用来从数据中得出结论的形式化框架，渗透到研究中的可疑实践方法，以及由具有误导性的出版模式导致的，严重的文件抽屉问题*。

*译者注

文件抽屉问题（file-drawer problem），反映的是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即发表研究过于强调阳性结果（如心理学中p<0.05），大量阴性结果或小样本研究难以发表，这些不显著的研究结果仿佛抽屉中的文件，不见天日。

目前，为了纠正这些问题，一些改革正在进行。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提倡使用其它统计方法。比如，本杰明（Benjamin）等人提倡从数据中得出更加保守的结论；西蒙斯（Simmons）等人推荐剔除存疑的研究实践；诺赛克（Nosek）等人建议投身开放科学（Open Science）。

期刊编辑们也不甘落后，他们对编辑政策和过程进行了改进。例如，《加拿大实验心理学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引入了开放科学徽章（Open Science Badges）以激励作者对数据和方法提供完整的报告，将注册研究设立为一种投稿类别，还将论文初稿的提交与PsyArXiv（心理学论文预印本和开放科学实践的学科库）整合。

在我们看来，心理学对可重复性危机已经采取了一种严肃的立场，承认问题、承担责任，并制定补救改进措施。基于心理学作出的回应，我们乐观地认为，心理学最终会变得更加强大可靠。然而，我们对心理学是否能通过对研究实践的改进，避免可重复性危机，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理论危机

纽厄尔（Newell）在1973年发表了评论“你不可能赢大自然20次”*。他指出：“心理学，就其当前的运作风格来说，是研究现象的学科。”研究者经常把他们的研究问题框定在巨大的二元对立之中，这很难通过一份实验报告解决。他接着说，通过行为分类、以及用不精确且过于简化的错误二分法来构建研究问题，如果继续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科学研究，将会使得心理学在30年的时间里（即2003年）变得杂乱无序、笨拙不堪。

*译者注

20问游戏是一个问答游戏，至少有两个玩家才能开始玩。其中，一个玩家需要想着一个东西，比如一种食物、一个动物或者一个人，但不能告诉任何人它是什么。其他玩家可以对该玩家进行提问，以猜出这个秘密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比如“这个东西能吃吗？”，“这个东西是猫咪吗？”，但保守秘密的玩家只能回答“是”或者“否”。如果最终没有人猜出这是什么，则胜利属于保守秘密的玩家。（ps 在动画《辉夜大小姐想让我告白~天才们的恋爱头脑战~》第一季第三集中辉夜和会长玩的问答游戏就是20问游戏）在本文的语境下，大自然就是保守秘密的玩家，而科学家们则是需要通过不断拷问大自然以猜出秘密的玩家。

为了代替上述策略，他建议心理学重新专注于发展一种强大的、精确的学科理论共识，将实证记录与一系列逻辑连贯的心理学原则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这样的转变将使得心理学的成果从一堆关系松散的行为事实转变为一种富有成效且可被验证的行为解释。尽管纽厄尔的警告被人熟知，但心理学迟迟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纽厄尔还在世，能够对可重复性危机评论一二，他可能会说出诸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这样的话。

纽厄尔的论文在可重复性危机爆发之际被再度提起。例如，奥伯劳（Oberauer）和莱万多斯基（Lewandowsky）认为，尽管对可重复性危机的讨论和解决都集中在不断变化的研究实践上，但问题的根源在于：对修辞理论的接受，以及心理学对理论与实验之间薄弱且间接的逻辑联系存在令人不安的容忍，他们将这个问题称为理论危机。基于他们的评判，他们建议心理学重新投身于开发和应用严格的形式理论，促进理论与实验之间形成强大且直接的逻辑联系。

在很多方面，奥伯劳和莱万多斯基的提议与当前改革研究实践的努力是相互呼应的。然而，他们的提议将倡议的范围扩大到对理论和数据的改革。作为期刊编辑，我们同意他们的观点。为了避免提前透露本文的结论，在此我们没有提供神奇高明的方法或非常不同的视角，我们的想法与其他人在相关议题上的说法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的贡献在于揭示当前的危机，为下一步的建议提供支持，特别是从编辑和审稿人的角度。

两大传统

我们接收到的大多数论文投稿都扎根于修辞理论，奥伯劳和莱万多斯基称之为发现导向的研究。在这种框架中，研究者会先展现一则语言表述的前提，然后用一项叙事性的实验论证该前提的可行性。举个例子，一位研究者可能会提出，提出一个概念（如怀疑）将影响人们的行为。基于这一前提，他们可能会提出，在房间加点鱼腥味会使人们表现出怀疑——因为“有什么东西闻起来像鱼一样/令人怀疑”（something smells fishy）*(Lee & Schwarz, 2012)。如果人们表现得和预期一样，实验数据便会被解读为支持前提的证据。然而，如果前提并不是实验结果的真实原因，那么实验结果也不能得出相应结论。此外，实验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自由的发明，也因此可以被设计成由研究人员操纵结果的项目。所以，尽管修辞研究对于实验发现很重要，使用创造性的、开放性的叙事实验会导致虚假的肯定结论（false positive）(Oberauer & Lewandowsky, 2019)。

*译者注

fishy在英语中又有“可疑”的意思，“something smell fishy”常用来表达一种社会性的怀疑。该实验通过对比鱼油、臭屁和水的气味，来研究隐喻的具身影响。

我们收到的一小部分论文投稿扎根于形式理论，奥伯劳和莱万多斯基称之为理论驱动的研究。在这种框架下，一位研究者会先呈现一项形式理论，之后对由该理论计算出的具体预测进行检验。事实上，正如亚尔科尼（Yarkoni）和韦斯特福尔（Westfall）曾指出的，预测能够与解释进行区分，具有一些统计学和实用主义的优势。如以记忆的SIMPLE模型为例，如果某人假定，在多维度心理空间中，情景记忆所处的维度反映的是与提取点之间的时间距离，某客体的可提取程度和它与记忆中其他所有客体混淆程度的总和成反比，并且，客体在时间维度上的混淆程度可根据回忆时客体的时间距离比值得出，那么，人们的回忆应该遵循特定的预测模式。如果人们的行为与预测一致（通过数据拟合来衡量），数据会被解读为支持理论，更关键的是，如果人们的行为与预测相反，那么数据会被解读为反对理论的证据。基于这种想法的实验通常没有什么创造性，想一想也不会令人激动。但是，它们与理论之间具有强大且直接的联系，直接说明了理论的有效性和精确性，且这些实验能被重复。

寻找出路

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猜测，我们会认为心理学应该放弃修辞式的、发现驱动的研究，转向形式化的、理论驱动的研究，从而将心理学遭受可重复性危机的风险降至最低。然而，前述的两类框架对于一门重要且严谨的行为科学来说都很重要，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如何将修辞研究从学科方法中剔除，而在于如何以一种减轻可重复性危机，但又能保持实验发现与科学严谨之间的平衡的方式，平衡对于修辞式和形式化研究的投入。

理论驱动的研究

如果心理学是一门理论驱动的科学，可重复性危机可能更像是对可重复性的忧虑。在那个世界中，理论会被形式化地规定，审稿人可以客观地评估理论，实验将对理论的必要预测进行检验，理论评估将通过比较对实验数据的定量拟合的方式进行，实验记录将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条理清晰的网络。在这样一种定义良好、透明精确的世界中，很难想象我们会遭遇可重复性危机。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抛弃带有风险的发现导向方法，转而投身于形式化的研究项目呢？

理论驱动的研究在设计上是保守的，因此缺乏惊艳亮眼的成果。在一些例子中，定义良好的理论促使令人惊讶的观点与实验发现出现。例如，雷斯科拉（Rescorla）和瓦格纳（Wagner）发明了联结学习（associative learning）模型，用于解释阻碍现象（blocking）*中的线索竞争（cue-competition），但该模型之后推动了新的实验现象出现(Miller, Barnet, & Grahame, 1995)。然而，理论驱动研究对于精确度和一致性的关注，而非对发明和发现的关注，会限制实验的广度，因而限制实验发现。尽管如此，心理科学采纳理论驱动的研究方法依旧具有意义重大的好处。

*译者注

在建立经典条件反射联结的过程中，第一个条件刺激与非条件刺激的联结会阻碍第二个条件刺激建立联结。例如，在第一阶段的训练中，先让小鼠训练习得了声音（条件刺激1）与电击（非条件刺激）之间的联结。在第二阶段的训练中，每次声音出现时还会出现闪光（条件刺激2）。在测试阶段，声音单独出现小鼠依然会表现出恐惧反应，但闪光出现则不会引发恐惧反应，这说明，声音阻碍了闪光与电击建立联结。这一现象可以使用R-W模型解释，第一阶段的学习已经使得条件刺激1的联结强度达到最大值，第二阶段继续学习也无法继续增大联结强度。

累计式的实验记录

心理学应该致力于发展和检验基于共识的形式化理论。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理论共识找出成熟的科学分支。这些理论记录了集体智慧，通常以一个方程式系统组织了一种累积的、交互的实验记录。例如，物理学拥有明确的主导理论，用于组织实验工作，推导和检验越来越具体和精确的预测。因为实验者从共同的理论出发，来自不同实验室的实验数据汇聚在一个有共识的、交互的、累积的实验记录中，支持了科学进步，这也是心理学应该追求的。与之相反，心理学子弹发射式的行为调查方法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但却混乱的实验记录，一个实验室产出的数据极少与其他实验室交叉，或推动其他实验室的结果出现。

在本期特刊的背景下，与我们的论文相关的内容是，心理学松散的、理论混乱的结构使得审稿人和编辑难以判断实验报告的结论。相反，编辑和审稿人只能通过方法和统计是否足够严密来评估每一份实验报告。这一情形有着严重和奇怪的后果。举个例子，我们一直在发布“科学证据”，表明人类具有潜在的超能力（比如预知能力；Bem, 2011）。如果心理学想要避免可重复性危机，那么，关键在于，我们要致力于要求清晰且形式化的科学理论，不仅要设想可能性，还要坚持一种标准，即对行为的产生机制提供形式化的、精确的解释。

主动改正

理论共识是可重复性危机的一种天然预防剂。一个从重要的理论共识出发的集体研究项目也会形成一种快速的核查反馈系统，能对识别和纠正错误的发现进行平衡。当一项实验结果与集体智慧出现差异时，相应的集体努力就会启动，证实或纠正这些谜团（实验室的研究者参与到其它实验室的工作中）。一旦集体能对新的事实进行确认，它就会成为集体智慧的一部分，理论共识就会被修正或抛弃。然而，如果新的事实被否定，它将从集体智慧中被移除，研究工作将会继续。

相反，当新的事实与集体智慧矛盾时，心理学理论混乱的状态使得审稿人和编辑难以察觉。因此，在审稿时难以发现误报，一旦被发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虚假结论依然难以被察觉。所以，尽管对研究实践的改革正在帮助心理学解决可重复性危机，如果我们不致力于强理论，重复性危机将依然存在。

总的来说，无论我们的数据和研究实践可以做到多么透明，直到心理学发展出正式的理论共识并形成集体智慧之前，我们的重复性危机将一直存在（Szollosi et al., 2020）。我们认为，心理学应该致力于发展合作的、理论驱动的研究，提倡合作的、累积的研究记录，自然地建立一个核查平衡机制，对新发现进行评估和验证。理论整合是很重要的，正如沃特金斯（Watkins）在1984年首次提到的，心理学家倾向于反感使用他人的理论，将其比作“其他人的牙刷——那个人自己用是可以的…”但不适合“…除此之外的我们其他人”。类似地，2008年，米歇尔（Mischel，2008）也写到了关于终身教职和职业生涯制度的激励机制，这些机制鼓励研究人员彰显自己，但这个规定可能与发展一门保守和累积的科学背道而驰。克服牙刷问题、完成学科整合，可能会包括研究训练中重视建立理论、理论领域进行合作而非区分、跨越子学科的交流（比如 Gigerenzer, 2010）、职业生涯激励的转变，以及编辑和审稿人对发展、检验正式理论共识的鼓励。

发现导向的研究

实验发现对于健康的、有活力的科学而言很重要。然而，发现伴随着风险，因为本质上讲，发现会挑战内省，反对已有知识，有可能产生害处。例如，艾森克（Eysenck）曾声称改变人格可以预防癌症，这是站不住脚的，如今臭名昭著（见Eysenck, 1991; Grossarth-Maticek & Eysenck, 1991; Pelosi, 2019）。

对研究和发表实践的持续改革已经有助于审稿人和编辑更好地察觉并纠正发现导向的研究中的误报。然而，决定一项研究发现是否只是一场错觉的困难始终存在，尤其是在缺乏强有力的理论对实验数据的可行性进行评估的情况下：即使这些观察数据令人激动，但同时难以理解。所以，我们作为编辑和审稿人如何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呢？

汇聚性证据

对于修辞式的结论，编辑和审稿人应该要求趋于一致的证据。前文中提到，李和施瓦茨（Lee & Schwarz, 2012）推测，启动（prime）一个概念将影响人的行为。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们报告了研究证据，在测试房间内引入一股“鱼腥（fishy）”味能够引起人们的怀疑。然而，他们的修辞性假设并不能得出他们这一叙事性实验的结论。因此，他们的证据可以体现可行性，但不能证实假设(这与沃森通过2-4-6找规律任务之中的确认偏误揭示了同样的道理）。不过，这一假设也是重要的，值得探究。 所以，研究者应该如何检验一项无法经反事实检验的修辞假设呢？

如果研究者报道了一系列的叙事性实验，这些实验都是在相同的前提假设下提出的，但在步骤和情景上有所不同，作为编辑，我们会更容易相信这样的实验。实验证据的规模越大，就越难怀疑任何具体证据反映的只是方法论的特殊性，而不是确定性的现象。理想情况下，每一项新的检验应该对原始假设的变式进行检验，以排除其他可能解释。如果总的结论是通过加权不同变式与其错误率（如a= 0.05，除以不同方法检验的次数，详见Benjamin et al., 2018）得出的，那我们会更加欢迎。

总的来说，修辞式的假设难以直接检验，但也不应该劝阻研究者开展研究，相反，在缺少直接检验的情况下，审稿人和编辑应该通过一系列的间接检验来确保假设的可靠性，即要求研究者给出强有力的、谨慎检验过且趋于一致的实验证据。

对溯因结论进行演绎证明

对于溯因结论（abductive conclusions），编辑和审稿人应该要求演绎证明（deductive confirmation）。修辞研究中的结论通常依靠于溯因推理，该过程通过对已有的观察数据寻找一种连贯合理的解释，从而将数据延伸至理论。尽管溯因推理（从结果出发，推测出事件发生的原因，详见Kerr，1998对于HARKing*的讨论）在科学中作用重大（见Tukey 1977年对探索性数据分析的讨论），如果抛开演绎推理（从清晰且能证实的假设导向精确的结论，详见Tukey，1980对于探索性和验证性数据分析合作的讨论**）而独立使用，则会伴随着风险。

*译者注

*HARKing，Hypothesizing After the Results are Known，在已知结果后提出假设，并将之展现为仿佛是先提出了假设再得到了结果。八九十年代出现了提倡事后假设的风潮，如Bem（1987）：There are two possible articles you can write: (1) the article you planned to write when you designed your study or (2) the article that makes the most sense now that you have seen the results. They are rarely the same, and the correct answer is (2) … the best journal articles are informed by the actual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the opening sentence. 此处Kerr所说的HARKing指的是为了让结果看上去最为合理的论文写作方式，详见Kerr, N. L. (1998). HARKing: Hypothesizing After the Results are Know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3), 196–217.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57pspr0203_4对于HARKing的具体探讨。

**对于探索性和验证性数据分析，Tukey的观点是两种分析方式都是需要教授给学生的，对于科学问题我们应该站在更广阔的视角去思考，而不是局限于从问题到答案的狭窄范式之中。假如要进行验证性数据分析，我们需要的是小心与谨慎，采取随机化实验，避免多样性。而探索性数据分析应被视为一种态度、一种有用的技术，且应该先于验证性数据分析被教授。

作为编辑，我们已经观察到溯因推理和演绎推理的混淆，这令人担忧。当我们要求作者重新开展实验，将他们的溯因推理（即由数据得出理论）转变为演绎推理（即由理论得出数据），我们遭遇了阻碍，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数据支持溯因推理得到的理论，那么相应的演绎理论也会预测数据出现。”

正如逻辑学家所了解的，溯因推理和演绎推理是不同的，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就上面提到的问题来说，基于数据D得出理论T的概率p(T|D)不一定和基于理论T得到数据D的概率p(D|T)相等。因此，如果没有被要求的话，应当鼓励将溯因推理转变为演绎推理，哪怕只是通过直接的重复实验。

总的来说，研究实践的改变使得审稿人和编辑们更加轻松了，能够更好地察觉到发现导向的研究中的误报。不过，即使是那些从修辞理论得出实验发现的研究者们也能帮助审稿人做得更好。在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要求特定实验检验（不仅是检验可行性）的理论的情况下，作者可以从一系列的实验中提出汇聚性的证据，可能没有一项实验是修辞假设直接得出的，但所有的汇聚性结果都是由相同的修辞假设驱动的。其次，审稿人和编辑应该鼓励作者，通过将事后溯因推理转变为先验演绎推理，来进行追踪研究。

发表问题

我们已经论证了，采用集体性理论驱动的研究方法、精进对由发现驱动的研究的评估，能够帮助编辑和审稿人在应对可重复性危机方面做得更好。然而，编辑们正承受着额外的压力：它们虽然与科学无关，却也会加剧可重复性危机。

正如纽厄尔的七十年代那样，编辑们会因为出版了那些能吸引下载、引用和录用的发现而受到嘉奖，也会因为出版了那些虽然可靠，却未能满足读者想象的科学研究而受到惩罚。与纽厄尔的年代不同，这些奖惩机制现在已经受到了监控，并作为影响因子和替代指标*被发布。如果一名编辑不关心这些数字指标（如设计编辑政策来增大数字），他们收到的投稿会变少，这些投稿的影响也就更少。尽管我们还没有计算过，期刊版面上枯燥但可靠vs振奋人心但有风险的研究报告倾斜的比例如何，但编辑们知道，把期刊版面留给令人兴奋的发现，而非可靠的、渐进的科学，会是一笔“好生意”。

*译者注

替代指标，即通过社交媒体的注意评估科学价值。

幸运的是，可重复性危机已经对激励系统进行了重组，《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的历史为这些变化提供了一则案例。

《心理科学》是心理学学科最富盛名的期刊之一。早期，它的声誉是基于发布令人兴奋的发现，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并获得了相应的下载、引用和出版。然而，关于重复性危机的重要声明破坏了这场盛宴(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 2015)。

作为回应，该期刊的编辑们在期刊编辑政策上发起了庄严而勇敢的巨变。2014年，艾希（Eich）要求作者们报告充足的统计效力（statistical power）和效应量（effective size）以取代p值，并补充元分析（meta-anlysis）。艾希也引入了开放科学徽章以激励和奖励那些报告了完整详细的实验、数据和分析内容的作者。琳赛（Lindsay）在艾希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引入了预注册的直接重复（Preregistered Direct Replications），并鼓励在实验相关时进行预注册。这种努力（以及琳赛为推广更有力的出版模式进行的巡回演讲）是良好编辑管理的典范，也因此，《心理科学》重获威望。

就我们估计，琳赛是做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然而，是可重复性危机带来的问题为改进的发表模式提供了施展空间。编辑们曾因刊发了有风险的发现而被奖励、因刊发可靠的发现而被惩罚，可重复性危机重新激励了编辑们，奖励刊发可靠的、渐进式的科学，更重要的是，惩罚刊发有风险的发现。

由《心理科学》发起的积极改变如今越来越多地反映在整个出版领域（比如Jamieson et al., 2019; Pexman, 2017）。但是，影响因子和替代指标依然影响并扭曲着幕后的发表模式，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然而，进行改变将继续付出代价。在最后一篇社论中，琳赛（2019）承认，给期刊引入更加严谨的发表实践和政策与《心理科学》投稿的减少是相关的。这一形势表明，为了改进我们的发表模式可能需要后续的努力，以重新规划那些构成科学发表实践的、被扭曲的职业及专业激励系统。所以，作为审稿人、编辑和专业管理人员，我们该如何阻止这些影响发生呢？

克制你的热情。一般来说，相较于报告了保守的、无创意的理论检验的投稿，审稿人对于报告了新颖的、令人兴奋的发现的投稿更加热情。这种不平衡影响了编辑的决策，最终，将实验发现置身于重复性问题中。审稿人和编辑应该多加注意，平衡自己的热情。令人激动的发现和以及实验上没有创新但是对理论的有价值的检验都应被重视，不应厚此薄彼。

用善意杀死自己。审稿人对收到追加实验的要求时的失望之情特别感同身受。并且，基于过去的经验，我们推测，同情会让审稿人在修改稿中提出建议，而不是要求增加实验来验证结论。在《加拿大实验心理学杂志》上，尽管我们鼓励抱着善意批评，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是确保结论是合理的，发布的实验是可以重复的。通过清楚直接地说明，为了解决不确定性和担忧需要添加的任何额外实验，审稿人能够帮助编辑解决可重复性危机。他们也能通过更自由地提出有助于澄清结论的额外实验，在那些结论成为长期公开的实验论文的一部分之前，让编辑负责决定审稿人建议的实验是否有必要。

单一的实验报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次，因此，单一的实验报告会让编辑紧张。尽管如此，在我们的期刊上单一的实验报告还是太常见了。通过明确地说明在无额外实验的情况下单一的实验是否能够得出特定结论，审稿人可以帮助编辑应对单一的实验论文的相关风险。在数据只是展示假设成立、但不能推出假设成立时，审稿人的这份帮助对于编辑尤为珍贵。

专业激励。科学是一种崇高的追求，通过合乎逻辑的审视和追问，进入真理的深处。每位科学家都将自己的生命奉献于此。然而，出版还是出局，这一现实带来了压力，会刺激科学家发表能快速获得工作、职位、晋升和基金的结果（见 Pennycook & Thompson, 2018)）。自然而然地，速度与准确性的权衡会滋长误报和其它类型错误的出现。

尽管我们不清楚审稿人和编辑如何才能改变出版还是出局的文化，从而减轻可重复性危机的一些压力，但学术激励系统需要被重新考虑与设计，在数据和结论形成实验论文之前，给予研究者必要的时间来确保他们的数据和结论经得起审查和重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塑造当前的激励系统的力量必须重新平衡对准确性和速度的偏好，以此鼓励严谨性和客观性，而非产出和指标，这非常重要。正如可重复性危机所表明的那样，更多的数据不一定是更好的数据。

虽然重新设计激励系统的责任落在了专业机构和组织身上，牺牲了一定的专业和科学激励。但编辑可以通过以奖励实验发现的相同方式奖励理论发展，也能为重新设计激励系统贡献力量。

总论

可重复性危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时刻。最初的反应是徒劳的：恼怒、否认、失望以及大量的转向、指责和寻找替罪羊。然而，随着形势的转变，我们转向了一条有效的路径，确定并寻找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早期的应对专注于研究实践的改变，以及发表模式背后激励系统的重新平衡；近期，我们开始重新考虑理论的特性，理论在催生可重复性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寻找解决方法的过程中如何改进理论。通过讨论如何将这些忧虑与审稿过程相结合，我们将它们放进了具体的情境中。

立足于已有的，与正在实施的努力之上，我们是乐观的：这些努力会让心理学变得更强大。我们的一部分乐观来源于历史。在60年代，心理学解决了实验者效应*的尴尬(Rosenthal, 1966)，在70年代，我们面对了抽屉效应(Rosenthal, 1973)，在80和90年代，我们重启了对用于科学决策的统计框架的质疑(Cohen, 1994; Nickerson, 2000)。长远来看，重复性危机是我们不断进行自我评估和改进的历史中崭新但始终如一的部分。也许我们太乐观了，但我们认为最近的困境最终能带来良好的结果。

*译者注

实验者效应，又称罗森塔尔效应、实验者期待效应，在以人为受试者的实验中，实验者的行为、表情等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影响实验的结果，他们预期实验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实验最后就表现出什么样的结果，可通过如双盲实验的方式加以规避。

然而，我们也同意奥伯劳和莱万多斯基的论断。改革研究实践是不够的，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理论危机。为了超越前文提到的“牙刷问题”，进而在探究与提炼主流理论共识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开始追寻合作的、交互式的科学，心理学需要暂停一下，来思考应该尝试发展怎样的理论，然后从共识的框架再次出发。这将涉及到跨越整个学科的合作承诺。我们的讨论将从如何开展实验、分析数据，拓展到如何表达理论，以及建立协作的、成熟的、累积的实验记录，使得不同的实验室能够通力合作，而不是单打独斗。

在实验方法领域的努力证明我们的提议并不是幻想。以记忆研究为例，该领域有许多清晰的形式化记忆理论，可以解释大量实验任务和操纵的数据，MINERVA2就是这样一种理论(Hintzman, 1986, 1988)。

通俗来说，MINERVA2是一种理论框架，清楚阐述了记忆的表征、存储和提取。该模型的一大核心假设是，每次体验会在记忆中由一条独特的痕迹表征。另一大核心假设是，记忆提取具有探针特异性（probe-specific）、由相似性驱动（similarity-driven）、且并排进行。因为提取是由相似性驱动的，探针会提取相似的记忆痕迹，这便是该模型完成再认（recognition）的过程。因为探针会从记忆中提取完整的痕迹，并且完整的痕迹记录了所有相关的事件，所以探针也会提取与其同时发生的、在过去的事件，这就是该模型模拟线索性回忆（cued-recall）、预测和分类的过程。

严格来说，MINERVA2是一种用线性代数表示的记忆计算模型。其中，记忆痕迹是数据框架（即向量），记忆是一个矩阵，提取是一种矩阵运算，而决策是基于提取的信息使用矩阵运算得出的。该模型能够预测一系列现象中的行为，包括再认、频率判断、线索性回忆、分类、功能学习、判断决策、具身认知和语义记忆等。重要的是，若干研究组在一系列问题和现象上对该模型的预测进行了检验，支持了我们想要表达的观点。

独立来看，该模型的任何一项应用都代表一项较小的进步，然而，集体累积形成的结果远超各部分之和。其次，该理论的预测是可以被检验的，即使该理论还没有被用于探究某一特定领域，但它也已经有可能给出相应的预测。或者，如果该理论没能预测某领域的数据，它也能给出框架，用于检验需要哪些额外的假设或操作来将理论延伸到该领域。当然，MINERVA2不是唯一一个被用于组织集体研究项目的模型框架，但是，它为正式的、理论驱动的研究提供了一项很积极的案例。

在应用方面，ManyLabs*和ManyBabies**项目表明，集体性的重复实验是可以被组织起来的。它们也展示了组织的方式，并证明了集体和合作的研究战略是可以有效的。在理论领域，类似的倡议似乎是一个极好的目标。或许，编纂一套模型，并为测试理论提供一个合作的数据库，用以合并和分类候选结果，这将引领心理学开始在一些心理过程的结构上达成一定的共识。

*译者注

*https://www.manylabs.org

**https://manybabies.github.io

当然，很难预测我们的理论共识可能是怎么样的，同时，基于我们学科的多样性特点，得出一个大一统理论也不太可能。例如，加拿大心理学协会有32个分支，要说一项理论能够预测所有这些分支检验过的行为，那是不太可能的，至少是非常难以想象的。然而，心理学不同的分支应该努力寻找到最佳的候选理论，脚踏实地地探究、检验这些理论。如果没有集体的努力，对于心理和行为的问题我们将不太可能得出集体的解决方案。

最后，我们会讨论与纽厄尔（1973）对心理研究和理论的批判有关的内容。在他这篇如今已十分著名的论文中，他提到他心中有两种声音：

“半个我半哀伤半困惑……也许，我们应该合作完成比现在更大的实验研究。前一部分我给出的积极建议正是对如何进行的倡议，它们都有足够的细节和范围来让推理网络收紧，将我们的实验研究紧紧相连。这是我认为对于心理学会有好处的做法。或者，也许我们都应该单纯地继续一起和大自然玩那个20问游戏，也许这样大家都好，就像另一半的我确信的那样，当我们到1992年（我自己选择的退休日期）时，我们能够在弄清心灵的基本结构上有所进展。”

就像纽厄尔所说，我们心中也有两种声音。一种满怀希望，另一种保持怀疑。我们相信，努力搭建的一个共有的理论框架将对心理学有益，有助于解决重复性危机。然而，纽厄尔47年前的呼喊并没有发挥它本应有的强大影响力，所以，也许我们只是过度乐观。不过，我们仍然抱有希望，让人们重拾对于纽厄尔观点的记忆，将使纽厄尔的思想再次焕发生机，如此，在30年的时间里，我们最终将朝弄清楚心灵的基本结构更进一步。

作者：Randall K. Jamieson & Penny Pexman

译者：Xhaiden | 校对：eggriel | 排版：光影

编辑：杨银烛 | 封面：Stuart McReath

达尔文猜测生命起源于单一的祖先“形式”，并推测它只有单个细胞。不久之后，德国、法国和美国的科学家们开始通过研究微生物来寻找其存在“心智能力”（感知、记忆、决策、学习）的证据。这三个小组的研究组长都注定会成就显赫。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是设计了第一个实用智力测验的心理学家，赫伯特·詹宁斯（Herbert Spencer Jennings）奠定了数学遗传学（mathematical genetics）的基础。这两位组长根据自己的研究承认达尔文是正确的：即使是微生物的行为也可以表明心智演化的存在，就像身体的演化那样。然而，马克斯·弗沃恩（Max Verworn），德国生理学界的巨擘，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继而，一场关于心智演化连续性的激烈争论被触发。这种连续性观点认为心智（人类意义上的“心灵”，其他动物中的“认知”）经历了数百万年的发展和变化（实际上是数十亿年）。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20世纪初期兴起的行为/主义将行为作为唯一可接受的科学数据，并在此后几十年里避免直接讨论心灵从而削弱了这场争论。当“认知革命”在世纪中期兴起之后，支持不连续性的观点便被牢牢地确立下来。人们的普遍共识是，在演化的某个时间点上（并且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认知能力好像“噗”的一下就出现在一些动物身上。而在此之前，作为除语言外唯一认知指标的行为，就应该是完全天生的、机械式的、反射性的。尽管其看上去是由认知驱动的，但实际上并不是。直至目前，这仍然是主流观点，并且完全基于人们“直觉上的”合理性。

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是最早引用演化论的认知哲学家之一，他将自然选择称为“达尔文的危险想法”*，因为它表明在自然界中设计的出现不需要设计者，不管是神灵还是其他。就像他的很多哲学家与科学家同事一样，丹尼特不承认心智演化的连续性。然而，我认为达尔文这一被忽略的见解其实是他最激进的想法。这个想法可能在认知科学中引发彻底的哥白尼革命，并且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我们身处其中的位置。

*译者注

Dennett, Daniel C. “Darwin’s dangerous idea.” The Sciences 35.3 (1995): 34-40.

哥白尼革命开启了一次人类视角的转变。1400年来，欧洲学者们一直抱持着普通人的观点，认为地球是天空围绕旋转的不动点。托勒密的宇宙模型将太阳、月亮、恒星和其他行星放置在围绕地球的嵌套水晶球中运动。1543年，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发表了一个详细的替代方案，用太阳取代了地球。我们的星球被罢黜了作为宇宙中心的地位，与其他天体“漫游者”一同围绕太阳运动，而现代天文学也就此诞生。

同样地，达尔文的激进思想也废黜了人类与其他大脑在（西方）认知宇宙的“直觉显然”的中心位置。而在这个位置，达尔文放上了一个不断演化、具有认知能力的生命，它在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变化条件下，努力生存和繁衍。从以智人（Homo sapiens）为参照的大脑中心论，到将生物学和生态学事实考虑在内，这一视角的转变具有深远的影响。其结果是为这一无法回避的自然现象带来更精确有效的解释，而这对理解我们怎样成为人类以及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至关重要。

认知是什么？像很多其他心智概念一样，人们也没有在这一术语的定义上达成共识。这在130年前曾激怒过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此后也偶尔惹恼其他人。我是这么定义的：认知包括生物体熟悉、评估、利用和逃避周围环境特征的方法，以此来保障其生存繁衍。下面我从自己经历入手来阐述这一问题。

21年前，我还是一名做亚洲研究的博士生，我的研究集中在四个佛教命题上。我致力于将其纳入到辩论性西方哲学和科学分析当中。这些命题中隐含着一种非常复杂的佛教心智观：心灵是什么、如何实现、它在无知条件下可以做什么、它经过训练后可以做什么。我在当时被称为认知科学（还只是独一门时）的领域内寻找西方文化中相应的比较对象……但什么也没找到。

除了四箱书和一部装满文章的笔记本电脑，我还收集了一些零散的、不一致的观点和相关的一系列争论，但这些都没能为拥有心智，或心智在行为中的作用提供现实经验上的解释。正如神经生物学家史蒂文·罗斯（Steven Rose）在1998年意识到的（并且什么都没改变），神经科学已经产生了海量的数据，但却没有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它们。在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仍然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尽管这一问题依然存在。

那时的认知科学被三个（几十年前的）参考框架所统治，这几个框架构成了“认知主义”范式的基础：1）人脑；2）认为大脑是一个计算机器的信念；3）“认知是对表征的计算”的观点。第三个信条固执地拒绝简单解释，因为其核心概念所伴随的含混性也进入了该领域内（就好像原本还需要更多）。这一观点大致可以归纳如下：大脑中有一些可辨识的东西“代表”着世界的方方面面，就像是词语在句子中的作用。这些信息由尚未被发现的算法“处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思考、计划、决策等等。除了对表征的加工外，不存在其他心智活动；认知就是这种加工。

生物学和演化论，这两个我认为极为重要的视角，几乎没有一席之地；生理学、情绪和动机也是一样。那些认为动物行为研究对认知科学有所帮助的研究者们，才刚刚开始在这一领域发表文章，并且也没有受到同行们的欢迎。“具身”和“情景”（situated）认知正在获得关注，但更多是对理论显著性的承认，而非对整个连贯体系的认可。还因为缺少鉴别标准，生物学分类的任何特征都可能被当成认知。

但我仍然需要一个比较对象。我决定开始调查生物学，看它是否具有我认为必须持有的答案。我选择从生命之树的根基——细菌开始，来看看它们是否具有能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作“认知”的活动；20年过去了，我仍然在这片沃土上寻觅。

受一位非传统的澳大利亚生物学家所荐，我最初的理论导师是动物学家雅各布·冯·尤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和神经科学家翁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冯·尤克斯库尔的感觉世界（Umwelt）概念（1934年在英语中普及）让我理解了生物体周围世界的特殊性：生物体特有的诸种感觉构造了其周围的世界，并且生物体为这个世界中的元素赋予价值，而这个世界也会依赖于生物体的生存方式而发生演化。例如，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会吸引蚊子寻找血液，但对多数人类来说则会导致短暂的呼吸困难、眩晕和轻微焦虑（就像疫情期间佩戴口罩的体验）。马图拉纳的《认知生物学》（Biology of Cognition，1970）使我意识到，与地球上其他任何物理系统相比，生命是多么奇特。

在马图拉纳看来，生命是自生产的，而不仅仅是自组织或者自我维持。如果一架空客A380有着相同的能力，它就可以从环境中寻找、获取燃料并将之转化为物质和能量来源，以及制造其在飞行过程中正常运作（滑行、起飞、飞行、保持内环境稳定、着陆）所需的各种组件。这还没有谈及繁殖。马图拉纳对认知的说明集中在生物体与环境持续交互的需要上，这种交互使其具有那样不可思议的能力。对马图拉纳来说，这一生物体和环境之间的“交互域”就是认知，以至于“生命过程就是认知过程”（原文斜体）。我已经在细菌上满意地确证了这一断言。

认知主义要求作为交互域的认知发生不早于大脑的起源，而且很可能是在大脑起源很久之后才发生的。在马图拉纳看来（他是一名神经科学家），认知交互域发端于单细胞生命。神经结构只是增加了认知生物体和可利用环境的复杂性，但并不因此产生认知。支持马图拉纳观点的证据正与日俱增。

基础认知（basal cognition，研究不具有神经或具有简单神经系统的生物体的认知能力*）还是一个新生的研究领域。然而，已经有证据表明**，在神经系统出现前，即约5亿至6.5亿年前，演化就已经被认为是为认知的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感知、记忆、效价、学习、决策、预期、交流——所有这些原本被认为是人类的特质，都在各种各样的生命中被发现，包括细菌、单细胞真核生物、植物、真菌、不具有神经元的动物、具有简单神经系统的动物以及大脑。

*译者注

*Lyon, Pamela, et al. “Reframing cognition: getting down to biological basic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76.1820 (2021): 20190750.

**Levin, Michael, et al. “Uncovering cognitiv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onservation and innovatio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76.1821 (2021): 20200458.

然而，再多关于基础认知的证据也不能说服一个顽固的神经中心主义者。（你说的记忆、效价、决策是什么意思？这难道不就是一个定义问题吗？）达尔文的激进思想必须解决一些认知主义解决不了的问题。哥白尼模型也是如此，直到日心说模型解决了托勒密模型所面对的不能预测或解释的发现，它才成为一场革命。这需要第谷细致完善的天文学观察，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伽利略基于光学望远镜改进后获得的观察所提出的理论，牛顿建立在前人工作（“巨人的肩膀”）基础上的引力定律。这总共花费了144年。

达尔文关于心智进化连续性的理论比这更古老，但也更接近人类身份的本质。毕竟，“智慧”就在我们物种的拉丁名中（“Homo sapiens”中的“sapiens”意为智慧）。拥有一个聪明的、理性的心智，被认为是人类的定义特征。相比起一个以生命为中心的心理学，接受一个日心说的宇宙可就算不上什么了。但其实，我们或许并没有选择。

认知神经科学要想理解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工作原理，必须克服它目前所面临的几个挑战，而这是理解认知能力何以从这些系统中产生的先决条件。下面概述了三个挑战。在这三个例子中，我们需要的是更简单的模型系统，以便帮助我们发现生物体与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驱动因素，而这些发现可能意味着其背后存在更基本的原理，并且能够在更复杂的生物体中进行验证。

神经科学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与大脑或神经系统的“功能单元”有关。一个多世纪以来，单个神经元一直是大脑活动的结构单元和功能单元。认知科学的先驱者们将神经元学说作为大脑假定的计算能力的基础，每个神经元被认为是一个类似逻辑门的开关，可以将信息“数字化”（变成1或0）从而进行“编码”。单个神经元被假定执行复杂的编码任务，包括空间中的地点/场所、朝向、位置；一项诺贝尔奖曾被授予此领域的研究*。

*译者注

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John O’Keefe、May-Britt Moser和Edvard I. Moser，获奖理由是“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

但有两个发现动摇了这一说法。一个是人类大脑内不同类型细胞的数量。最近的研究表明存在不少于75种不同的细胞*：24种兴奋型、45种抑制型以及6种非神经元型。它们有什么功能以及怎么交互仍然不清楚。另一个是现在已经清楚的观点，即神经元群（集合、网络和/或回路）更可能是功能活动的单位。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定义一个神经元集合、网络和/或回路，以及理解它们怎么形成和交互、它们随时间推移的稳定性、怎样以及是否嵌套在层级中、怎样产生行为。这些都是仍在进行中的主要工作。

*译者注

Hodge, Rebecca D., et al. “Conserved cell types with divergent features in human versus mouse cortex.” Nature 573.7772 (2019): 61-68.

要理解神经元回路的形成和功能，需要将生物体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考虑其行为。这就是为什么神经科学家拉斐尔·尤斯特（Rafael Yuste）将水螅（Hydra vulgaris，一种具有已知最简单神经系统的淡水动物）作为模式动物来研究神经元回路。这一决定收获了丰厚的回报。当这种微小动物伸展触手去捕获食物，或者收缩成一个小球时，它的整个神经网络就会同时被视频成像*，这样不同的神经回路就会对应到不同的行为上。得益于水螅的再生能力，研究者们通过对离体细胞再生的观察，已经识别出水螅从神经元生长到全身多个神经网络整合的不同阶段渐进序列。然而，水螅行为的生态学意义仍然晦暗不明，要理解某些行为（对生物体）的意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将有助于进一步阐明神经活动的动态（生物学）逻辑。

*译者注

细胞集群内的协调活动既需要认知，同时也有可能构成认知——虽然说这一观点的转换并不容易与认知主义的信条“对表征的计算”相一致，但这在生物学中已经获得了普遍支持。对于细菌（例如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黄色粘球菌[Myxococcus xanthus]）和阿米巴虫（盘基网柄菌[Dictyostelium discoideum]）这类生物，研究者们已经就由数千个相互作用的自主细胞协调的复杂行为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在枯草芽孢杆菌菌群上，研究者们发现了借助于离子通道实现的长距离电信号传递（同样也是神经元电信号传递的机制），这为微生物帮助阐明与复杂动物相关的认知机制提供了“概念验证（proof of concept）”。这一研究结果也进一步导致了原先未知的细菌集体行为的发现。这种集体行为类似于大脑活动的某些认知类型，包括记忆。对由电信号介导的细菌行为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细菌信号转导蛋白之间的网络活性在25年前首次被描述。到今天，信号蛋白大型阵列的网络特性已经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这种特性常见于那些依赖鞭毛在化学梯度间定向移动（趋化作用）的细菌。在高度保守的进化过程中，这种结构被比作“纳米脑”并不夸张，因为它以一个网络的模式工作，能够处理大量信息，对环境中的微小变化保持高度敏感，它位于细胞的前端就像是细胞的“头”，虽然这个头会随着细胞方向的改变而变换位置。

这些阵列所能处理的信息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多。最近发现*，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会拒绝垃圾食物，因为那会让它们生长延缓。趋化作用（即趋向或远离某些状态）是大肠杆菌最消耗能量的行为之一；但令人困惑的是，它们会放弃跟前的食物（即谚语中的“在手之鸟”）转而在其他地方继续寻找更有营养的——这种策略通常是有效的。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一种具有小型脑的蠕虫）也会这么做。如果它过去是以高质量的食物为食，那么它也会舍弃低质量的食物并期待找到更好的。这样的发现在当时是相当震惊的，因为这种行为被认为是需要一种“更高阶”的决策能力。

*译者注

Ni, Bin, et al. “Growth-rate dependent resource investment in bacterial motile behavior quantitatively follows potential benefit of chemotaxi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1 (2020): 595-601.

神经科学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由一个史诗般的科学成果带来的，它揭示出了“令人震惊的失败”。秀丽隐杆线虫大脑的接线图已经完成了，这是一个起始于认知主义鼎盛时期的项目*。线虫的302个神经元间的连接被绘制出来，并且定义了与大多数细胞类型相关的行为。然而，这一惊人的成就并没有揭示出线虫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如此行动——这原本是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据神经科学家科里·巴格曼（Cori Bargmann）的说法，秀丽隐杆线虫的研究“表明（神经）接线图并不是一套明确的指令，我们不可能直接阅读它。”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译者注

2021年发表于Cell的文章。参考Taylor, Seth R., et al. “Molecular topography of an entire nervous system.” Cell 184.16 (2021): 4329-4347.

首先，在更真实的生态条件下，生物体的行为方式有悖于以往通过基因敲除在特定神经元（感觉、运动、整合）和特定行为（前进、后退、进食）之间建立的因果联系。相反，单一行为可能由几个不同的神经回路引起，而一个回路可能会在不同情景中触发不同、甚至相反的行为。总之，一个接线图要比原来所设想的表示更多潜在的行为方式。

其次，环境和生物体的内部状态对行为的影响要比最初认为的重要得多。环境和内部状态的信息被认为由生物分子（神经递质和神经肽）进行传递，尽管具体机制并不清楚。这些信号分子（大部分由神经元自身产生）可以改变神经元功能，从几秒到几分钟、几小时不等；可以与其他目标（其他神经元、肌肉细胞、腺体）作用；以及激活或抑制整个回路。秀丽隐杆线虫会产生100多种这样的分子。

在细菌和单细胞真核生物（相比于细菌有明确的细胞核）中，成千上万个体间的协调活动——相当于多细胞水平的行为，也要借助于信号分子。这种现象被称为群体感应。群体感应分子也被比作是激素，因为它们通过类似的机制来改变生物体的行为。就像动物和植物当中的激素那样（神经递质和神经肽的活性没有区别），微生物细胞产生的信号分子通过四种方式诱导行为改变：1）作用于产生信号分子的细胞内部；2）通过细胞接触作用于相邻细胞；3）作用于细胞周围区域；4）作用于远距离外的细胞。单细胞信号分子其实有很多，只是要远少于多细胞生物。

神经科学面临的第三个挑战不是范式的失败，而是来源于意料之外。传统观点认为，认知过程完全是反应性的：外部世界的某物作用于生物体（输入），导致其作出反应（输出）。这种输入-输出观点正是认知主义的基本思想。上世纪90年代，人们发现在缺乏外部刺激时，大脑也存在自发的、持续的活动，这在最初被认为是成像技术造成的伪迹，之后被看作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现在则是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被定义为，大脑内在清醒静息状态下活跃、在任务导向行为时不活跃的功能连接区域。黑猩猩和老鼠就表现出默认模式活动。在人类当中，默认网络失调则与精神障碍有关。这也意味着它对认知功能的重要性。

大脑内的自发振荡远不止默认模式网络。神经科学家尤里·布扎基（György Buzsáki）——他正在努力吸引人们对“大脑节律”的注意*，他认为这种大脑活动并不是系统噪音，相反它“实际上是我们认知能力的来源”，并且可能是大脑对“神经元信息的基本组织者”。自发低频振荡不仅在水螅上被检测到，还存在于许多生物体上，包括植物、单细胞真核生物、细菌，以及多种动物。如果这种振荡是生命活动的中心组织者——就像艾莉森·汉森（Alison Hanson，尤斯特实验室的驻院医师）所猜想的那样**，那么显然，神经元就不会是产生振荡的必要条件。

*译者注

*Buzsaki, Gyorgy. Rhythms of the Br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Hanson, Alison. “Spontaneous electrical low-frequency oscillations: a possible role in Hydra and all living system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76.1820 (2021): 20190763.

振荡是由细胞膜上的离子通道产生的，这种现象被发现遍及整个生命界。迈克尔·莱文（Michael Levin）的实验室已经证明*，离子通道产生的生物电在动物身体再生的“模式记忆（pattern memory）”中起着关键作用。无头涡虫可以再生大脑，蝌蚪可以再生尾巴，成年青蛙可以（借助诱导）再生功能型后肢，电刺激还可以让一些部位长在它们不该在的地方——例如让蠕虫的第二个头长在其尾巴的位置处。对莱文来说，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接受即使组织中的细胞也继承了其单细胞祖先的某些决策能力这一观点——他称之为“认知透镜（cognitive lens）”，可以为发育生物学、免疫学、神经科学、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领域等诸多领域带来新的转变。

*译者注

*https://ase.tufts.edu/biology/labs/levin/research/index.htm

我们需要的是视角的转变。在《从内向外解析大脑》（The Brain from Inside Out，2019）这本书中，布扎基认为很多神经科学面临的困难问题根本上受制于“人类构建的关于心/脑怎样运作的观念”，这些根据几千年来的哲学和科学猜想建立起来的观念，现在则被用于解释观察到的大脑活动。这就是他称之为“由外而内”的视角：“主流神经科学的主导框架表明，大脑的任务就是感知和表征世界、处理信息，以及决定如何反应……一种‘由外而内’的方式”。这也是马图拉纳所说的“观察者依赖”，从观察者的视角出发而不是被观察的系统。自发活跃的大脑有其自身的逻辑，而对此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布扎基认为，从系统的视角去解码其产生活动的逻辑（即“由内而外”）应该是神经科学的主要任务，而不是将人类的猜想对应到神经元的观察结果上。

我在15年前做了一个类似的区分。我把基于人类经验和反思所形成观念的认知视角称为人类启始（anthropogenic）进路，也就是布扎基说的“由外而内”。尽管认知主义断言，认知可以被不同的物理形式所实现（包括机器人），但这种方法仍然是人类启始的，因为它源于人类的算数能力。与之相反，我称为生物启始（biogenic）的进路则将生物存在模式作为认知的来源，这意味着“由内而外”的视角*。

*译者注

Lyon, Pamela. “The biogenic approach to cognition.” Cognitive Processing 7.1 (2006): 11-29.

如果理解人类认知是我们的目标，那么这种生物启始的进路才是最有前景的方向，它会带领我们超越现在这条蹒跚难行，又望不到头的歧路。在过去70年间，大量公共和私人基金被投入其中，更不必说人们的才能、时间和精力，到如今我们本应该获悉更多关于认知是什么、怎样工作的理论知识，而不仅仅是来自于大脑活动的简单数据。想想自从上世纪50年代之后社会发生了多大的转变。有多少教条已经崩溃和废止？在这么多领域中，我们学到了多少？

人类基因组计划本应该产生一个基因的“蓝图”，但当第一份草图在21年前发表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还有那么多是我们未知的。例如，有太多所谓的“垃圾DNA”确实是垃圾；人类与植物基因组有着惊人比例的重合；在我们的基因组中还携带着单细胞生物转移来的基因。随着整个基因组越来越多地被比较，我们发现在自己与植物所共享的基因中，有一些与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有关，也包括我们人类。此外，对人类生存最重要的系统之一，也就是在个体细胞层面自主运作的免疫防御机制，同样在大约数十亿年前继承自细菌或者其姐妹王国，古菌。事实证明*，记忆和学习的正常功能依赖于神经元与免疫刺激因子（细胞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真正的，不测。20世纪50年代（以及之后），大脑一直被认为具有“免疫特权”；免疫系统不能监视大脑。

*译者注

Lyon, Pamela. “Stress in mind: a stress response hypothesis of cognitive evolution.” Developing scaffolds in evolution, culture, and cognition. MIT Press, Cambridge (2013): 171-190.

然而，我们仍然没有很好地掌握认知的基本原理：不同感觉是怎样整合成一个世界的；记忆在哪里以及如何储存，是否能保持稳定，检索如何改变记忆；如何做出决定，以及指挥身体行动；如何评估效价。

效价是生物体为自身和/或周围事物所处环境赋予的价值，如有利、危险或中性。效价在情绪中的核心作用已经被确立。正在形成的共识认为，人类情绪从根本上参与了身体对其基本功能的调节。近50年来，我们已经知道了细菌会朝向特定（有利）物质移动，并且设法躲避其他（有害）环境。理由细菌行为的效价机制，会有助于阐明在更复杂生物体中情绪是怎样引起行为的吗？除非我们对此开展研究，否则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在《物种起源》的结尾，达尔文描绘了一个“树木交错的河岸”（tangled bank）：在那里，演化进程中的自然选择法则，与当前动植物各不相同的行为方式，这两个因素看似毫不相关，实则相互依赖，共同构成了生命。达尔文认为，所有生命在深层次上都是彼此相关的。我们现在以一种达尔文只能够想象的方式认识到这一点，那是因为我们拥有着不可比拟的复杂工具，有着对进化原理更为丰富的理解——包括发育可塑性、表观遗传、全基因组改变，以及单基因突变，是这些为自然选择机制的奏效提供了遗传变异。

“这种视角下的生命当是伟大的。”达尔文这样写道，他说得没错。我们现在可以从水仙花、蚯蚓、甚至细菌，还有黑猩猩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并且是以一种科学的方式来为此辩护，而不需要任何神秘的面纱或拟人化。我们有着共同的起源，共同的基因，我们通过共同的机制来亲近这个被感知到的世界并为它赋予价值。我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生存，相互依赖，茁壮成长并繁衍生息（对其中一部分来说）。我们都生活在这座星球上，尽管它不是宇宙的中心，甚至太阳系也不是，但它是我们所有生命共同的家园。

是时候接受达尔文的激进思想了，就像我们认为自己的身体是从更简单形式的身体演化而来一样，我们的心灵也由更简单的心灵演化而来。身体与心灵一同演化至今，并将继续如此。

作者：Pamela Lyon | 排版：济一

译者：晏梁 | 校对：eggriel

编辑：杨银烛 | 封面：Shahan Keuork

亚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年轻时写过一个小奇谈，里面就提到了人们最爱的食肉植物——捕蝇草（the Venus flytrap，学名：Dionaea muscipula），相关的描写更接近科学。尽管他笔下的捕捉器有着不真实的大小，大到足以捕获并吞食一个人，但根据最新的植物学发现可知，他准确描述了捕蝇草的捕虫方式——双叶陷阱（two-lobed traps），还有它们彻底消化猎物的过程。而食肉或食人植物能够风靡一时，其中还有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功劳。

在达尔文之前，大多数人不愿相信植物会吃动物。这种事情有违自然阶序。可移动的动物有进食行为，植物是食物并且不能移动。如果植物杀害过其他生物，必定是出于自卫或者偶然为之。达尔文用16年的时间一丝不苟地进行实验，结果表明事实与我们的假设相反。他证明了，一些植物的叶片已经演化出精巧独特的结构，不仅能够捕捉昆虫和其他小生物，还能消化并吸收它们的尸体分解时所释放的营养成分。

1875年，达尔文出版了《食虫植物》（ Insectivorous Plants）一书，他在书中详尽地记述了自己的发现。1880年，他发表了另一本打破人们幻想的书：《植物运动的力量》（The Power of Movement in Plants）。植物能够移动并猎杀这一事实不仅使恐怖小说成为广受欢迎的创作类别，还激发了一代又一代生物学家的研究渴望：想要了解这些植物和它们令人难以置信的习性。

向来性情温顺的开花植物如何演化成了凶残的肉食者？如今，当研究者开始回答这个未解的植物学谜题时，食肉植物再一次迎来了高光时刻。

*译者注：《陆与海》一书中记载道，位于非洲与南美洲的Ya-te-veo以人类为食，这种植物有着短粗的树干，顶部生长着巨大的藤蔓，藤蔓边缘有倒刺，这些倒刺平铺在地上，看上去像是挂着绿色藤蔓的安乐椅。旅行者不管是出于好奇心前去观察，还是在其根茎上休息，都会落入圈套。

自达尔文发表这些发现之后，植物学家、生态学家、昆虫学家、生理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就从各个方面探索这些植物：它们能够将猎物溺死在充满液体的腔体中，用具有黏附性的叶片（类似于捕蝇纸）使猎物无法移动，或将猎物囚禁在捕兽夹式的陷阱和水下吸力陷阱中。他们已经详细地记录下植物捕获的猎物和具体的过程，此外还说明了这种奇特的生存方式所带来的益处和代价。

最近，分子科学取得的进展已经帮助研究者理解调控食肉生存方式的核心机制：例如，捕蝇草如何迅速地捕捉，它如何变成植株的“腹腔”去榨取昆虫的汁液，又如何变成“肠道”去吸收猎物的残留物。但还有一个大问题悬而未决：演化如何使这些食性特异的生物具备了食肉的习性？

研究人员不太能从化石中找到相关证据。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生物物理学家莱纳·海德里希（Rainer Hedrich）在2021年的《植物生物学年鉴》（2021 Annual Review of Plant Biology）上发表过一篇探索食肉性起源（the origins of carnivory）的文章，他这样写道：相关的化石十分稀少，并且化石不能展示分子层面的细节，因此很难完善解释。DNA测序技术的创新意味着研究者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处理这个问题：通过寻找与食肉性相关的基因，明确指出那些基因何时何地表达，并追溯它们的起源。

海因里希表示：尽管基因有时的确可以从一种生物转移到另一种生物体内，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食肉植物是从那些动物受害者身上劫持了食肉基因，从而获得食肉习性的。事实与此相反，一系列最新发现指出，选配和再利用有着古老功能的内源基因，这在开花植物中十分普遍。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植物基因组生物学家维克多·阿尔伯特（Victor Albert）解释道：“生物演化隐秘且灵活。在演化过程中，再利用一些东西总比制造一些新东西容易得多。”

通往捕食之路

尽管听起来有些离奇，在开花植物出现后的1.4亿年间，不同的植物反复演化出食肉性。宾夕法尼亚州的演化生物学家坦尼娅·伦纳（Tanya Renner）表示，这种适应性至少独立出现了12次。

每一次的演化驱动力都是相同的：为必不可少的营养成分寻找替代来源。食肉植物生长在沼泽、营养贫乏的水体或贫瘠的热带土壤中。对植物生长而言至关重要的氮和磷，在这些生境中极其匮乏。含有蛋白质的昆虫和其他的小型无脊椎动物富含氮和磷，同时含有植物生长所需的其他成分。海德里希说：“一株捕蝇草能靠一只大昆虫维持三周生命。如果它能捕捉到许多昆虫，就能长出更多的叶片、形成更多的捕捉器。”

如今，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大约800种食肉植物。一些食肉植物（比如猪笼草和许多茅膏菜科的植物）尽管有着精巧的适应性特征，比如光滑的边沿、长着尖端会分泌黏液的刺毛等，这些能力有助于捕食，但植株仍然只是被动地等待猎物上门。还有一些更为主动的食肉植物：一些茅膏菜会向内蜷曲，将猎物轻轻推进捕捉器具有黏附性的中心。还有一些茅膏菜的外围长着快速移动的触手，能迅速将攻击目标置于死地。其中最精妙的就是捕蝇草，它长着灵敏的刺毛和捕捉器，能够分辨是昆虫触碰还是雨滴击打或枯叶掉落，捕捉器还能判断猎物的大小并据此作出反应。

尽管不同植物的捕捉器在形状和捕杀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但都是叶片变态形成，或者就是叶片的一部分。伦纳说道：“这意味着这些植物不仅有不同的营养来源，获取方式也各异。不过，它们主要还是通过叶片而非根茎获取养分。”

叶片如何发挥不像叶片的功能？为了获得答案，研究者们转向交叉混合的组学（omics）技术：即基因组学、转录组学和蛋白质组学。他们将食肉植物的基因组与非食肉植物的基因组进行对比；为携带遗传信息的转录组测序，观察何种基因何时何地开启表达；还拟定蛋白质列表，找出捕捉器进食时会分泌哪些蛋白。

旧基因的新工作

食肉性的很多特征无法对应到具体的基因。但关于消化和吸收（也是其中最惊人的两大习性）的研究，揭示了演化重新调整既有基因用途的过程：将一些基因放在新的位置，赋予另一些基因新的功能、做出不可思议的轻微调整，使相关基因更好地适应新角色。不少研究案例表明，完全独立地演化为食肉者的植物重新调整了相同的基因。阿尔伯特指出，它们在消化肉类方面采取了相同的解决方案。在这些转换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植物古老的防御系统。

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研究者发现，从捕捉器中采集到的消化液里含有一种酶，在许多植物抗击有害细菌、真菌和食草昆虫的化学防御中，这种酶都发挥着相似的功能。起初，人们并不清楚这些酶是由食肉植物自身合成，还是居住在捕捉器中的微生物制造的。自那以后，植物学家们验证食肉植物确实能够制造许多种酶，也确实发现了几十种。如今迅速且廉价的测序技术使得分子科学家能够识别编码消化酶的基因，还能监测它们在植物捕食以及处理猎物时的活动。

几丁质酶也在此列，这种酶能够分解昆虫外骨骼中的几丁质，还有能分解蛋白质的蛋白酶，以及紫色酸性磷酸酶，它能使植物从业已分解的猎物尸体中吸收有用的磷。上面提到的所有酶都普遍存在于开花植物的防御中，长久地发挥着作用。阿尔伯特说：“当植物开始食用从前避之不及的生物时，产生这些酶的基因重新做了调整。几丁质酶很可能用于防御真菌，真菌的细胞壁中含有几丁质。后来出现了节肢动物，几丁质酶又帮助植物抵御节肢动物。”分解蛋白质的酶也有助于击退攻击者。

演化倾向于使用和改造现存的工具，这种趋势还体现在消化以外的其他习性上。几丁质、蛋白质和 DNA被分解为更小的分子之后，捕捉器必须将它们从外面运输到植物体内。而在一般植物中，吸收养分的任务主要由根负责，转运蛋白持续不断地将养分从土壤运输到植物中。伦纳打趣道：“你可能想不到这些蛋白质还会在叶片中发挥作用。”

这正是海德里希的同事泽克·舍尔策（Sönke Scherzer）在捕蝇草捕捉猎物过程中发现的事实：他最近锁定了两种最关键养分——氮与钾的转运蛋白。为了使叶片能够吸收养分，演化似乎“笼络”了根的基因并让它们投入新的工作。不同之处在于，这些转运蛋白的基因总是在根中活跃表达，但在捕捉器中，只有当养分开始从被分解的猎物流向植株本体时，这些基因才会启动。

所有食肉者的运作方式

基因选配（co-option）是演化创新中的重要推动者，并且总是以细胞分裂阶段偶然的基因倍增为起点。大多数倍增的基因不服务于任何目的，最终会消失。如果闲置的基因获得有用的突变，它们就可以准备好发挥新的功能。阿尔伯特表示：“基因倍增总在发生，有时会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食肉植物或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演化出了食肉的能力，至少目前经过基因分析的那些食肉植物是这样的。

更令人惊喜的是，研究人员检测任何新出现的食肉植物时都会发现，演化总是作用于相同的基因。

2017年，海德里希的同事兼合著者（文章也收录在2021年《植物生物学年鉴》中）、演化生物学家福岛健儿（Kenji Fukushima）加入了阿尔伯特和一个国际团队，研究一种生长在澳大利亚的食肉植物，为其基因组测序。这种植物名为土瓶草（Cephalotus follicularis），类似于许多食肉植物，它也用壶状的捕虫笼捕捉猎物（这种植物的捕虫笼小且矮胖，笼口处呈多齿的唇状），但在APG分类中被列为单独的一个科。

土瓶草是澳大利亚独有的一种猪笼草，只生长在该国西南角的泥炭质沼泽中。对这一物种的基因分析揭示了不同食肉植物的独立演化之路：通过选配（co-opt）和再利用相同的基因来获得食肉技能。| H. ZELL / WIKIMEDIA COMMONS

该研究团队发现了许多与食肉性的不同方面相关联的基因：从植物如何吸引猎物，到如何使得捕虫笼内部十分光滑，以至于昆虫无法逃脱。他们在土瓶草和其他三种没有关联的物种——翼状猪笼草（Nepenthes alata，一种亚洲的猪笼草）、北美洲猪笼草紫瓶子草（Sarracenia purpurea）和阿帝露茅膏菜（Drosera adelae）中探测消化酶的起源，然后获得了极其令人惊喜的发现：这些食肉植物都再次利用了同一种古老的酶——早先在捕蝇草的相关研究中就发现过。这5个物种呈现出了3条独立的演化路径。阿尔伯特指出，这是趋同演化的典型案例。这表明，食肉植物的演化路径是有限的。

通过更加深入的研究，福岛发现，趋同演化不仅仅通过选配相同的基因来实现。一旦酶开始承担与食肉性相关的新角色，它们就会继续演化：会交换一部分氨基酸从而增强自身的催化活性，或是在不适宜分解蛋白质的化学环境中延长活性。福岛发现，这些独立演化出现的食肉植物都置换过相同的氨基酸。

败兴之事

随着对食肉植物的持续探索，研究者发现了更多的酶。“但我们一次又一次发现，它们在亲缘关系较远的物种中发挥着相似的功能。”伦纳这样说道，她正带领团队研究基因选配在食肉植物演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这一发现印证了食肉植物是以相同的方式获得了新的消化技能，但人们也越发怀疑，通过“让正确的基因适时开启”来调控整个过程的这一重要机制，也许并不都是这样演化出来的。

捕蝇草是目前研究得最透彻的食肉植物，人们清晰地掌握了它们的捕捉和消化过程。如果一只不够警觉的昆虫落在它的某个捕捉器上，触碰到一根感觉毛（sensory hair）就触发了一个电信号。如果触发了第二根感觉毛，那就证明它是猎物，不是一粒尘土或一片枯叶。如此一来，捕捉器就会迅速关闭。

昆虫挣扎时会激发更多的电信号。捕捉器也开始制造一类化学物质——茉莉酸*，这种物质能够释放信号让捕捉器关闭边缘，并激活多种酶的合成。昆虫的尸体被分解之后，捕捉器会分泌更多的酶，并开始制造运输养分的转运蛋白，这一过程也由茉莉酸调控。这一套机制继承自植物防御系统，该系统就是以发送电信号的方式来对一只昆虫的攻击作出回应，以此提醒附近的细胞提高警觉——在这一过程中，茉莉酸水平升高，进而激活防御蛋白基因的表达。

*译者注：茉莉酸参与到调节植物的生长、发展、对非生物逆境的耐受性、抵御病原体感染以及昆虫攻击等生理过程中。近来，研究者们发现茉莉酸在食肉动物中扮演着新的角色，在这些植物中，茉莉酸能够激发消化腔的形成，能够调节酶的生产，以应对来自不同猎物的刺激。

这在开花植物中普遍存在，所以在促成肉食性演化的相关假说中，茉莉酸的防御反应是其中极有竞争力的备选之一。事实上，如伦纳所言：“我们最初预测，所有食肉植物的调控程序都是相同的。”研究表明，猪笼草属的猪笼草、茅膏菜以及捕蝇草确实有着相同的调控系统，但这三者的亲缘关系相近，因此并不令人意外。然而，看看这三类植物之外的其他植物，看看时常被忽视的捕虫堇，大千世界还隐藏着无限可能。

捕虫堇是种外表低调的植物，有着莲丛状的叶片，上面覆盖着能够分泌黏液和消化酶的细小纤毛。尽管一些捕虫堇能够向内蜷曲叶片的边缘、用致命的黏稠物质覆盖更多的昆虫，但大部分捕虫堇是完全被动的。捷克共和国帕拉茨基大学的安德烈·帕夫洛维奇（Andrej Pavlovič）就在他的生物物理学实验室中研究这类植物，2020年一经报道，捕虫堇便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帕夫洛维奇和他的同事发现，当他们慷慨地给捕虫堇喂食果蝇之后，捕虫堇会合成大量的酶，其中的大多数与其他食肉植物分泌的相同。截至目前还无异议。然而，检测茉莉酸在指导酶的合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情况十分不同。

就像在其他开花植物中一样，茉莉酸会精心调控捕虫堇的防御应激反应。该团队用针猛刺叶片10到15次，模仿昆虫对植物的攻击，这促使叶片合成了大量的茉莉酸。但是，直接放上猎物并没有触发任何回应。研究团队还尝试了另一种隐秘的手段：直接往叶片上喷洒茉莉酸。在捕蝇草和茅膏菜的研究中，这样做会促使植株合成大量的消化酶，而在捕虫堇这里，几近于无。

因此，捕虫堇以不同的方式完成捕食和消化，尽管我们还没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伦纳表示：“捕虫堇让我们困惑不已。令人好奇的是，到底有多少种食肉植物演化出了它们独有的方式。”

如果达尔文还在世，面对萦绕在这些“最令人称奇的植物”周围的谜题，他会立即投身钻研。也许他并不熟悉现代的技术手段，也会为每秒钟可以获取的信息量而震惊不已。但谈及设计实验检测理论，他一定驾轻就熟。伦纳表示：“基因组测序、对相关的基因进行计数和分析，这远远不够。还需要进行实验，去弄清楚基因到底做了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工作的。”

这意味着研究人员要主动喂养处于饥饿状态的植物。达尔文曾用烤肉、白煮蛋、奶酪、豌豆和其他含有蛋白质的食物碎屑喂养温室中饥饿的植物。如今，喂食清单常由听起来不那么令人反胃的“基底物”组成，其中含有精确定量的氮——除此之外，这个实验思路对达尔文来说可再熟悉不过了。

作者：Stephanie Pain | 翻译：Muchun

校对：FF | 编辑：杨银烛

封面：jisu choi | 排版：光影

原文：

然而，牛顿的确站在那些人们通常“看不见”的人的肩膀上。他在经济上也是如此：他是奴隶贩卖交易的投资者。南海公司是从非洲向美洲运输奴隶的最重要的公司。牛顿买下南海公司上千股份，投资超过十年，获得了极为丰厚的利润（而后他在1720年的经济危机中失去了这份财产）。

艺术不能孤立于它的创造者，无论他们曾想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但是知识——特别是物理和数学的自然律——是被发现的。为什么要用发现者的个人生活或信仰来标记这些发现？正如历史学家詹姆斯·博斯科特（James Poskett）在《地平线》（Horizons）杂志中讲述现代科学的全球化根源时指出，用人名标记发现有很多好的理由。有人认为，通过承认文化背景来对学科“去殖民化”会使学科毫无必要地沾上政治色彩，但博斯科特认为，科学本身就已经政治化了：科学革命是欧洲男性天才——牛顿，达尔文，哥白尼，伽利略，爱因斯坦的专有领域。博斯科特认为，上述想法就是一种政治策略，用于强化如下概念：支持某一特定政府系统，或站在边界某一边的人，会比别人更具求知欲、富于创造性、并精于处理困难事物。

过去四个世纪发生的科学革命不仅是与政治种族冲突、侵略和奴役同时发生，并且正是因为这些事件才能够发生。牛顿对于天体力学的认识并非是在苹果掉落的时候突然出现在他脑子里的，而是因帝国的扩张才赋予其可能性。法国天文学家里歇尔（Jean Richer）等旅行者通过奴役贸易公司的船只到达“新”大陆，并在那里观察天空和钟摆运动。基于这些发现，从未离开过英国的牛顿得以形成他的理论。同样的道理，演化论并不是简单地由达尔文发现，而是由全世界科学家在数十年间形成的。博斯科特由此联系起世界权利的更迭，如西班牙王朝在南美的衰落以及俄罗斯帝国在中欧的扩张。

牛顿曾写过：“全世界都知道我自己不进行任何观测。”像他一样，达尔文欣然承认他是基于这颗星球上的所有发现得到的结论。“我在一本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中找到了明确描述的自然选择原理。”他在《物种起源》中（1859）写道。同样，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1543）中引用了伊斯兰天文学家的发现，并承认那是对于日心说而言非常重要的工作。独立的天才其实是一项现代发明。

这种神话的目的是什么？科学自始至终是权力的工具。如博斯科特解释的，能创造日历和了解某一植物药理学的能力可以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在20世纪，科学的力量变得更加清晰：愈发技术化的学习使得愈发具有毁灭性的武器成为可能。随着冷战的到来，必须假装有一种叫苏维埃科学的东西，或者伊斯兰科学属于一些逝去的“黄金时代”，又或者欧洲是唯一在17世纪发生了知识复兴的地方（其实从廷巴克图到西藏，各处都在兴起知识复兴，并且“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直到200年后，所有参与者都离世时才创造出来）。真相更为复杂、国际化且多样化，但神话更易于理解，苹果树的故事比平方反比定律更容易解释。

但如果现今科学拘泥于崇敬过去呢？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中世纪时期，研究科学或者医学意味着阅读古老的拉丁文或希腊文，正是对于传统的打破才开启了一个发现的新时代。因此，一次有关科学史的诚实对话并不只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它也使发现得以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Horizons: A Global History of Science James Poskett
Viking, 464pp, £25

作者：Will Dunn | 翻译：间二甲苯

校对：杨银烛 | 编辑：杨银烛

封面：Simon Cooper | 排版：光影

原文：

据传，被一个苹果砸在头上之后，艾萨克·牛顿发现了他的第二定律——那个关于万有引力的定律。经过大量实验和数据分析，他意识到力、质量和加速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关系。因此，他提出了一个理论来描述这种关系，即F=ma公式，并且可以用其来预测苹果之外的其它物体的行为。事实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至少对于我们这些后人来说已经足够精确）。

牛顿的这种提出理论的方式和当今科学的发展方式截然不同。Facebook的机器学习工具能够比任何心理学家都更准确地预测你的偏好^[1]；DeepMind所开发的程序AlphaFold能够根据蛋白质所含的氨基酸，对蛋白质结构进行截至目前为止最准确的预测^[2]。然而，这两个系统都对它们的工作原理缄默不言，它们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你更喜欢这个或那个信息；为什么这个序列会生成那样的结构。

你无法掀开幕布来窥视其中的机制。这些系统没有提供任何解释，无法提供一套能说明如何将这个变成那个的规则。简而言之，它们没有理论支持。它们能工作，并且做得很好，如此而已。我们每天都在见证Facebook的预测程序对社会的影响。AlphaFold的影响虽然尚未显现，但许多人相信它将改变现代医学^[3]*。

在牛顿到马克·扎克伯格之间的某处，理论退居了二线。在2008年时，时任《连线》杂志（Wired magazine）的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就预言了它的消亡^[4]**。他认为，我们已经积累了如此多的数据，并且相比于人类，计算机发现数据间关系的能力已经强得多，这就暴露出：我们所提出的理论不过是对现实的过度简化。古老的科学研究方法——假设、预测、检验——很快将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我们将不再寻找事物的原因，而是满足于其中的相关性。

事后看来，我们可以说安德森所看到的是真实的（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认为的人）。大量数据向我们展示出的这种复杂性无法被传统意义上的理论所阐述。德国图宾根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 Institute）生物控制论研究所所长、计算神经科学家彼得·达扬（Peter Dayan）说：“我们的能力已经滞后了，无法写出那些会有助于描述的理论，甚至不知道它们会是什么样。”

*译者注：*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bn5795 《科学》杂志的总编辑霍尔顿·索普在《蛋白质，无处不在的蛋白质》一文中写道：“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其原因有二：它解决了这个在待办事项清单上待了50年的科学问题。就像费马大定理或引力波一样，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解决它。其次，这个技术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领域，就像基因编辑工具CRISPR和冷冻电镜技术一样，将会极大地加速科学发现。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双重意义上的重要年度突破。”** https://www.wired.com/2008/06/pb-theory/ 克里斯·安德森在《理论的终结》一文中指出：“（随着人们从百字节到千字节，再到兆字节甚至太字节，）大量数据的诞生，以及处理这些数字的统计工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了解世界的全新方式。相关性取代了因果性，即使没有连贯的模型、统一的理论或任何机械解释，科学也能取得进步。没有理由坚持我们的旧方式了。是时候问一问：科学可以从谷歌那里学到什么？”

– Björn Öberg –

理论拒绝消亡的三个原因

但安德森对理论终结的预测似乎为时过早——或者他的论文本身可能过于简单化了。尽管Facebook^[5]和AlphaFold这样的无理论（theory-free）预测引擎取得了成功，但理论拒绝消亡的原因仍有很多。这些成功启发了我们去追问：获取知识的最佳方式是什么？科学从何而来？

理论拒绝消亡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尤其是被称为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方法，由于它们无需接受任何的学习指导只是从数据中完成学习，本身是容易出错的。例如，谷歌搜索引擎^[6]和亚马逊^[7]招聘工具会记录下偏见*。

第二个理由是，人类对没有理论的科学深感不安。我们不喜欢处理黑匣子——我们想知道为什么。

第三个理由是，目前可能仍然有很多传统类型的理论——即人类可以理解的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很多尚未被发现的现象。

*译者注：《卫报》在2016年的一篇名为《谷歌如何以右翼偏见传递虚假信息》中指出：“谷歌的搜索算法及其自动完成功能优先考虑那些宣称气候变化是骗局、同性恋是罪恶、桑迪胡克大规模枪击事件从未发生过的网站。”《路透社》在2018年的名为《亚马逊废弃了对女性有偏见的秘密人工智能招聘工具》中提到：由于该智能招聘工具是从近10年提交给公司的简历中来学习，而男性在科技领域中占有主导地位，因此它在评估时自动地对“女性”这个词语进行了惩罚。

– Bernstein & Andriulli –

更准确的预测

所以，理论还没有灭亡，但它正在改变——或许已经面目全非。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汤姆·格里菲斯（Tom Griffiths）说：“那些当你拥有大量数据时讲得通的理论，与那些在少量数据下有道理的理论，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

格里菲斯一直在使用神经网络来帮助改进他所在的领域，即人类决策领域的现有理论。在1970年代，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提出了一种目前十分流行的前景理论（prospective theory，后来为卡尼曼赢得了一座诺贝尔奖），它解释了人们在涉及经济风险时如何做出决策，其核心观点是人们的决策并非总是理性的。

然而，在去年6月的《科学》杂志上^[8]，格里菲斯的小组描述了他们在一个庞大的决策数据集上训练神经网络的过程，该数据集包含人们在一万个风险选择场景中做出的决策。他们用该网络来预测人们的进一步决策行为，并与前景理论的预测做了比较。他们发现，虽然前景理论预测得很好，但神经网络在该理论失败（即预测失败）之处，显示出了它的价值。

格里菲斯说，这些反例信息量很大，因为它们揭示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更多复杂性。例如，正如前景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人们会不断地根据传入的信息权衡其概率。但是，当大脑要计算的相互竞争的概率太多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转向不同的策略——例如，以经验法则为指导——股票经纪人的经验法则可能与青少年比特币交易员的经验法则不同，因为它们来自不同的经验^[9]。

“简单地说，我们是在使用机器学习系统，来识别那些我们看到的东西与我们的理论不一致的情况。”格里菲斯说。数据集越大，人工智能所学习到不一致情况就越多。其最终结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即关于人们如何做出决定的精确主张，而是一组受某些约束的主张。描述它的一种方式是“如果……则……”这样的分叉树。这很难用数学来描述，更不用说用语言描述了。

普林斯顿心理学家的发现仍然勉强能算作可解释的，是现有前景理论的扩展。但随着它们揭示出越来越多的复杂性，它们会变得越来越不可解释——其发展过程的逻辑顶点就是Facebook或AlphaFold所体现的无理论预测引擎。

一些科学家对此感到满意，甚至渴望这样做。语音识别软件先驱弗雷德里克·耶利内克（Frederick Jelinek）说：“每次我解雇一名语言学家时，语音识别器的性能就会提高。”他的意思是理论阻碍了进步——而那时不过是20世纪80年代。

或者以蛋白质结构为例。蛋白质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结构，因此，如果想要设计一种药物来阻断或增强某种蛋白质的作用，则需要了解它的结构。AlphaFold在实验结构数据上进行了训练（数据是通过X射线晶体学等技术推导出来的）。目前，它的预测对于有实验数据的蛋白质而言比没有实验数据的蛋白质更可靠。剑桥附近的EMBL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EMBL-EBI）前主任珍妮·特桑顿（Janet Thornton）说，它的可靠性还一直在提高，缺乏理论并不会阻止药物设计师使用它。“AlphaFold所做的也是一种科学发现，它只会加深我们对生命和治疗的理解。”

然而其他人显然对科学的发展方向不太满意。例如，批评者指出，神经网络可能会产生虚假的相关性，尤其是在它们训练的数据集很小的情况下。所有数据集都是有偏见的，因为科学家们收集数据的方式并不是均匀或中立的，而是始终基于某些假设或假定的。这些假设对谷歌和亚马逊的人工智能造成了破坏性影响。正如埃克塞特大学的科学哲学家萨碧娜·莱奥内利（Sabina Leonelli）所描述的：“我们使用的数据环境非常扭曲。”

虽然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达扬并不认为它们是不可克服的。他指出，人类也会产生偏见，并且与人工智能的偏见截然不同。“人类偏见以既难被发现，也难被纠正的方式存在。”实际上，如果一个理论产生的预测不如人工智能可靠，那么很难说机器是两者中更为偏颇的那一个。– Ileana Soon –

可解释性

新的科学面临的一个更艰难的障碍可能是我们人类解释世界的需要——即能够用因果关系来描述它。在2019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宾尼·布鲁顿（Bingni Brunton）和迈克尔·贝耶勒（Michael Beyeler）写道^[10]，这种对可解释性的需求，可能阻碍了科学家们对大脑产生新的洞见——只能从大型数据集中涌现的洞见。但他们也对此表示体谅。他们写道，如果要将这些洞见转化为药物和设备等有用的东西，“这些计算模型所输出的洞见必须能够向临床医生、终端用户以及行业解释，并得到这些群体的信任。”

如今，“可解释的人工智能”（Explainable AI）已成为热门话题，它旨在弥补可解释性的鸿沟。然而，这一鸿沟或许只会越来越大，我们可能会面临权衡取舍：我们愿意为可解释性放弃多少可预测性？

AI科学家苏米特·曹帕拉（Sumit Chopra）在纽约大学研究如何将机器学习应用于医疗保健中。他给出了一个磁共振（MRI）图像的例子。要生成这样的图像通常需要大量原始数据，因此也需要较长的扫描时间。但如果你的目的只是准确地进行检测，例如检测癌症，这样的图像其实是没必要的。你可以通过训练一个AI，来确定只需要原始数据中的哪一小部分就足以产生准确的诊断。这种方法已经得到了验证，而曹帕拉的团队也已经这样做了^[11]*。然而放射科医师和患者显然依旧更相信图像本身，“我们人类对自己靠眼睛就可以理解的二维图像更感到舒服。”

*译者注：该团队在2021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NeurIPS)发表了《通过学习以加速核磁共振筛查》（Learning to Learning to Accelerate MR Screenings）论文，提出了一种直接从扫描仪采集的原始测量值推断临床相关变量的方法AcceleRated MRScreener（ARMS），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实现20倍的加速，从而使该技术更便于临床筛查。

– Vasava Studio –

通则与直觉

对后理论科学的最后一个反对意见是，可能存在着有用的旧式理论——即从离散例子中提取出的通则——仍然有待发现，并且只有人类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需要我们的直觉。换句话说，它需要一种通过直觉将一些个例的属性归结为相关的一般规则的能力。我们认为牛顿是天才的原因之一在于，为了提出他的第二定律，他必须忽略一些数据。他必须想象物体不受空气阻力的干扰的情况，即在真空中下落。

上个月，在《自然》杂志上，德国波鸿鲁尔大学（Ruhr University Bochum）的数学家克里斯蒂安·斯顿普（Christian Stump）将这一直觉步骤称为“创作过程的核心”^[12]。然而，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则是表明，人工智能首次完成了这一过程。DeepMind建立了一个机器学习程序，该程序促使数学家在纽结理论（knots）中得获得新的洞见——新的通则。

结语

在2022年，科学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几乎都留下了人工智能的足迹。我们越将它纳入我们对知识的追求，它就越会改变这种追求。我们必须学会和它共处，但我们可以向自己保证的一件事是：我们仍然在提出问题。正如巴勃罗·毕加索在20世纪60年代所说，“计算机是无用的。他们只能给你答案。”

参考文献

1.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1/nov/29/the-big-idea-should-we-worry-about-artificial-intelligence

2.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1/jul/22/ai-firm-deepmind-puts-database-building-blocks-life-human-protein-structure-free-online

3.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bn5795

4.https://www.wired.com/2008/06/pb-theory/

5.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facebook

6.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6/dec/16/google-autocomplete-rightwing-bias-algorithm-political-propaganda

7.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mazon-com-jobs-automation-insight-idUSKCN1MK08G

8.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be2629

9.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bitcoin

10.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59438818302502

11.https://neurips.cc/Conferences/2021/ScheduleMultitrack?event=36833

12.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3512-4

作者：Laura Spinney | 翻译：Lu

校对：Sixin | 编辑：杨银烛

封面：Ileana Soon | 排版：光影

原文：

——蕾切尔·伯达奇《皇帝，圣哲和死亡》（1938)

当世界变得或似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残酷，我们的内心生活还剩下什么？当世界在瘟疫、战争、饥荒、气候危机等所有这些打击中摇摇晃晃时，我们的心灵结构会如何改变？唯一的选择是关上心灵的城门、升起吊桥，进行精神自卫吗？还是只要活着就好呢？这是否又为悲伤留有空间？这悲伤不仅是为了那些我们失去的人，更是为了那些造就我们自身的、残破而混乱的碎片。

在1914年圣诞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仅六个月后，弗洛伊德写信给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哀叹精神分析运动“在国家间的纷争中走向终结”（当时他们二人分别身处交战的两方）。“我不会欺骗自己，”他写道，“我们的科学在蓬勃发展的时期突然中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让火种依旧在几个壁炉中闪烁，等待合适的风起使它再次熊熊燃烧。”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疫情阴影下的时代，是否还为精神分析学的独特领域，也就是对生死问题的深思，留有一线空间？

随着屏幕上的死亡人数的增加，我们很难不屈服于这样巨大规模的悲剧：我们所爱之人独自死去，葬礼被精简到失去体面，甚至连举办让我们姑且可以面对死亡的的家庭纪念仪式，也变成了违法的聚众行为。更不用说漫无止境的计数将人类简化成了抽象的数字，让我们每在失去之时再遭重创。在谈到她对于恢复医院里逝者的尊严所做的努力时，临终关怀医生瑞秋·克拉克（Rachel Clarke）说，“那些抽象的统计数据很容易让我们忘记数字背后都是真实的个体，每当这时我总是尽可能去关注那些具体的人。”

在这样的时刻，要承认我们对死亡有和对活着一样的矛盾情感，只会比以往更难。而在非疫情期间的生活里（如果我们还能再次想象这样一个世界的话），生死问题构成了我们日常的精神生活。人们说，真相是战争的第一牺牲品，但精神真相并非如此。战争和瘟疫剥夺了我们精神能力。它们会使悲伤变得纯粹，哪怕只是在人们心中短暂地发生。我们欢送战士们上战场，又在他们倒下后哭泣；我们痛苦而无助地目睹疫情摧毁着曾经给予我们安全幻象的家园。
– Larissa Ribeiro –

“我可怜的孩子，这是你第一次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死神闯进我们的家庭。”当弗洛伊德的妹夫，海因里希·格拉夫（Heinrich Graf）在1908年突然去世时，弗洛伊德在给他的大女儿玛蒂尔德（Mathilde）的信中写，“你或许在颤抖，因为你已经知道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再安全。”他没有提供虚假的安慰。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安全的世界里。但他坚持认为，对于像他这样的老人来说，意识到不可避免的死亡能给予生命特殊的价值。那时，弗洛伊德即将年满52岁，这是他在一生中确信自己即将死去的几个时刻之一。

1920年1月25日，弗洛伊德最喜欢的女儿，索菲·哈尔贝施塔特-弗洛伊德（Sophie Halberstadt-Freud）（他称她为“星期天的孩子”[Sunday child]）在第三次怀孕期间死于西班牙流感引起的并发症。自1918年3月4日第一例死亡记录以来，这场流感已在欧洲夺走了数百万的人命。他的女儿属于最后的那批牺牲者，就像是在和平到来之前死去的士兵——更令人痛苦的是，杀死他女儿的最后一波流感绝不是三次中最致命的。瘟疫和战争不只是历史上的巧合，更是叠加在一起的双重灾难。它们的命运也相互交缠。德军指挥官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宣称，是西班牙流感夺走了他的胜利。1918年4月，当疾病首次出现在战壕中之后，同盟国开始走下坡路：而在那年3月之前，他们还一直相信可以赢得战争。

尽管西班牙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加起来足有两次世界大战那么多，但它最终也只是潜行于历史中，并未引起很大关注，也很少被列入世界现代疾病的名单。劳拉·斯宾尼（Laura Spinney）是《苍白骑士》（Pale Rider）一书的作者。这本有关西班牙流感的书出版于新冠疫情到来前。斯平尼认为西班牙流感完全可以被称为20世纪最严重的“屠杀”，却几乎在历史上销声匿迹。它夺去了一万五千位维也纳人的生命，但就连弗洛伊德自己也几乎不怎么提及它。1918年的秋天，为了减少感染的风险，学校和剧院陆陆续续关闭。1919年，索菲去世的前一年，弗洛依德的另外的三个孩子，安娜、恩斯特和玛蒂尔德也相继染病。同年五月，他的妻子玛莎患上一种流行性肺炎病倒了，病因是她为了尽力在战争中养活全家而导致的常年营养不良。玛莎的高烧反复发作，花了两个月才康复。

战争结束时一切并未好转。引用茨威格的话，战败的奥地利就是“被肢解的残骸，每一条动脉都在流血”。那时的弗洛伊德已完全不同于之前振奋地支持同盟国的他了。他对一战后哈布斯堡帝国的解体表示欢迎：“我不会为这个奥地利或这个德国流一滴眼泪。”（而他在1914年对于宣战表达看法时说，“我所有的力比多*都给予了奥匈帝国。”）

“我们所有人的健康和身体都在慢慢衰弱。”他在1919年给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他的家庭通过“饥饿饮食”（Hungerkost）来维持生命。一年后，弗洛伊德和他的妻子因为没有火车而无法去见他们生病的女儿——“就连送孩子们的火车都没有”，他在1920年1月27日给瑞士牧师奥斯卡·普菲斯特（Oskar Pfister）的信中写道。这里提及的火车是指国际孩童协会把孩子送出闹饥荒的奥地利的火车。

*译者注：力比多（libido）：指一个人的欲望和驱动力，通常是在性方面，也用于其他方面。类比于对食物的匮乏感“饥饿”，力比多往往被用于形容性方面的匮乏感。

在这之前的几年里，弗洛伊德最担心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马丁和恩斯特，他们在战争开始时就积极地参军了（第三个儿子奥利弗申请服现役被拒，当了陆军工程师）。他们在战争前线会面临的危险在梦中困扰着弗洛伊德。1915年的一场噩梦，“清晰地展现了我儿子们的死亡，马丁是第一个。”（他将这个梦称之为“预言梦”。）

弗洛伊德所有的儿子都会活得比他们的父亲在梦中预言的要长，但他确实有理由为他们担心。马丁成为了意大利战线的战俘，在1919年的四月最终返回家乡，而他已经算幸运的了。一百多万奥匈帝国士兵要么死于战争，要么死于疾病。弗洛伊德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最该担心的是他的女儿在西班牙流感摆布下的命运。

我本来要在20年5月6号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讲座*上做一个演讲。5月6号是弗洛伊德的诞辰，在这一天举行演讲是一直以来的传统。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活动已经不可能再如期举行。所以，演讲被延迟到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日子——9月23日，弗洛伊德1939年去世的纪念日。这个改动很合适，不仅与时代共鸣，同时也反映了肯定与破坏（affirmation and destruction）、生与死之间的张力。

从1919年起，这一主题逐渐成为弗洛伊德工作的核心。正是由于新冠所带来的紧张事态，我发现自己对弗洛伊德当时所面临的不幸有了新的认识——先是在一战及战后，接着又是正处于更为致命和危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段时期，弗洛伊德位于维也纳的家庭（这座建筑是现在的弗洛伊德博物馆）面临着诸多困难。我如今才深切地意识到，历史的灾难是如何穿透思想，又如何被思想拒斥——我也身处其中，一生从事弗洛伊德研究，但在过去却从未完全理解这一现实的全貌。

*译者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演讲，每年5月6日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博博物馆举办的系列讲座。网址：https://archiv.freud-museum.at/en/programme/sigmund-freud-lecture.html

精神分析始于游离的、无法估量自身痛苦的内心。它始于意识到世界（或弗洛伊德有时所说的“文明”）对人类提出的要求超出了可承受的范围。重读琼斯、彼得·盖伊（Peter Gay）、马克斯·舒尔（Max Schur）等人所著的一些经典传记后，我惊讶于弗洛伊德如此无助地深陷于时代的种种弊病，以及他在盲目与洞悉、平和与焦虑的状态间有如此强烈的反差。

弗洛伊德清楚地表达过他个人认为最难以忍受的事情：债务是他最大的恐惧（到战争结束时，他已经失去95%的现金储蓄）；其次是面对那些受贫穷折磨的人，他表现得既同情又恐惧；他讨厌配给；为了弄到那根要了他命的珍贵雪茄，他不惜花费一切代价。虽然这个维也纳家庭由于享有特权而避开了贫困，但他们还是在身心健康方面苦苦挣扎。正如我们现在清楚可见的那样，灾难揭露了社会中物质与种族带来的区别，但同时也无情地揭示出无人可幸免于难——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也就是“人类自身的困惑和无助”。

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弗洛伊德，是去见证一个人所能够经历的最剧烈的情绪波动。这些情绪波动的幅度之大、范围之广，涵盖了我认识的每一个被现今疫情所影响的人都或多或少遭遇过的情绪起伏。战争刚开始时，他曾写信给琼斯，“我们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没有传染病，而且精神很好。”当时，他对于同盟国的错误信念还没有减弱。– Larissa Ribeiro –

在1917年2月，他写信给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桑德·费伦齐（Sandòr Ferenczi），这位是他最重要的对话者之一（当时食物短缺，缺乏供热让他的手指冻僵，导致除了写信之外的所有活动都成为不可能）。“奇怪的是，我的精神并没有动摇”——他继续写道，这就是“人几乎不需要现实生活中的支持来获得内心幸福的证据吧”。1918年8月，他写信给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说他可以再次冒险“加入世界的欢乐和痛苦之中”。

但他也会陷入精神的黑暗之中。“一个人必须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从外部世界可怕的紧张局势中抽离。”他在1916年给费伦齐的信中写道，“这是不可忍受的。”1914年11月，随着战争的所有恐怖慢慢开始显露，他写信给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我和我同时代的人再也看不到一个美好快乐的世界了。这个世界太丑陋了。”人类是一项注定失败的实验，不值得存活。“我们只能放弃。”他继续写道，“而隐藏在命运背后的巨大的未知（the Great Unknown），他，或是它，总有一天将在另一个种族上重复这一实验。”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极端自我否定的姿态——这可不是他最为人熟知的那种姿态——弗洛伊德愿意牺牲人类，就像我们今天会说的那样，去“拯救地球”。

*译者注：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俄罗斯心理分析家与作家，曾任弗洛伊德助手。

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下一场战争即将到来，他再次推测人类即将走向灭亡，因为“毁灭性武器正趋于完善”，让敌对阵营能够彻底消灭彼此。他认为，我们最大的失败，在于“人类早期的傲慢情绪把自己与其他的动物区分得太开”。弗洛伊德的绝望是对于全球的，多种族的（虽然几乎从未有人就此评论，因为人们常见的误解是，他忧虑的对象仅仅局限于维也纳的少数特权精英）。但也正是自己家庭的悲剧，索菲的死，将他的绝望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直到三年后，他才会宣布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快乐永远消失。

那时，索菲的第二个孩子，时年4岁的孙子海涅利（Heinele）死于肺结核。“我意识到，”他在给匈牙利的朋友卡塔（Katà）和莱维（Lajos Lévy）的信中写道，“我从未如此爱过任何一个人，更别说是一个孩子了。”几年后，在他的朋友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的儿子去世后，他写给他说，“我们会持续悲痛，永远找不到替代的人……这是让我们不愿放弃的爱永远存在的唯一办法。”——这一想法与他最著名的“将哀悼视为一项要完成的任务”的言论相去甚远。

于是，在索菲·哈伯斯塔特·弗洛伊德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我们重新来看一看，失去女儿对作为父亲的弗洛伊德有何影响？这会如何帮助我们面对当下的痛苦？弗洛伊德曾用“难以置信”一词来描述战争，同样，我们正面对着无法想象的死亡再次席卷而来。

1924年，弗洛伊德的第一位传记作家弗里茨·维特尔斯（Fritz Wittels）提出，索菲·哈伯施塔特的死与《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1920）之间存在联系——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提出了死亡驱力*这一概念。弗洛伊德很快对这一说法表示了否定。他说这个观点并不可信。他在1919年写出第一稿，那时索菲还活着。

*译者注：死亡驱力（death drive）：又译作死亡欲力。在传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中，死亡驱力是走向死亡与毁灭的趋向，通常表达于侵略，强迫性重复，及自我毁灭等行为中。

事实证明，弗洛伊德已经抢先于维特尔斯否定了这一观点；在1920年7月，传记发表的四年前，他就曾写信给马克斯·艾丁根（Max Eitingon）：“你可以证明，这本书在索菲还健康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一半。”这个说法已经很奇怪了——“完成一半”仍然给在索菲死后的添加删改留下许多空间。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这本书在她逝世之前完成是一件需要被证明的事情呢？

今天，由于弗洛伊德学者伊尔塞·格鲁布里希-西米蒂斯（Ilse Grubrish-Simitis）的不懈努力，弗洛伊德早期的手稿首次被带入大众视野，我们从中得知，弗洛伊德当时是在闪烁其词。这本书在后来的一稿中，增加了全新的一章，即第六章。这是全书最长的一章，占了出版文本的近三分之一。这一章中首次正式出现了“死亡驱力”这个词。它只在更早一些（1920年2月）写给艾丁根写的两封信中出现过，也就是在索菲的去世仅仅几周后。我认为，弗洛伊德的这一前所未有概念的起源可以说是归根于她。

在他与维特尔斯的通信中，弗洛伊德只承认对文稿进行了一次添补，是“有关原生动物*的死亡和永生的讨论”。他显然是在展现被他称之为“破釜逻辑”（kettle logic）的潜意识，即辩护者提出一系列的论述，但前一个与后一个相矛盾：他已经完成了创作；新增的内容并不重要；唯一的新内容和生命体的永生或死亡有关（就好像这样的话题与一个孩子的死无关似的）。弗洛伊德在索菲死后写给普菲斯特的信中，将索菲的去世描述为“她被夺走了……就好像她从未存在过一样”。他继续写道，“这个时代毫不掩饰的暴行沉重地压迫着我们。”当你身边的人都像飞虫一样若无轻重地死去，你要怎样去理解超越死亡的真相，不管其形式是永生的种质**还是不朽的灵魂？

*译者注：* 原生生物（protozoa）：单细胞生物，又称原虫。** 种质（germ plasma）：最早由后文提到的德国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使用。指由亲代传递给子代的遗传物质。

《超越快乐原则》是弗洛伊德后半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是他对心灵地形学（the topography of the mind）思考的顶点，并引入了对于驱动（drive）的新二元论观点。该作激发了同等程度的热情推崇与强烈憎恶。马克斯·舒尔（Max Schur）用了很大的篇幅质疑弗洛伊德的观点。考虑到舒尔的书致力于理解死亡在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中的地位，这似乎有些奇怪。

但是《超越快乐原则》中无意识驱使精神（psyche）涣散的这一恶魔般的原理，可以说彻底破坏了人类能控制自己思想的景愿——对舒尔和其他很多人来说，这是令人深恶痛绝的诅咒。舒尔是弗洛伊德临终前的医师。当弗洛伊德的生命因为癌症所致的痛苦不再有价值或意义，舒尔基于他们之间的口头协议给弗洛伊德开了致命剂量的吗啡。毫无疑问，这是弗洛伊德的愿望。舒尔也雄辩地阐述了弗洛伊德在经历16年的痛苦之后得以保存临终时的尊严。但是冒着大胆猜测的风险，我的解读是，正是因为舒尔相信人有能力使用理智来控制意志，并且——这实际上与精神分析的整个精神相反——总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他才能接受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即给弗洛伊德致死剂量的吗啡）。

死亡属于谁？如果说，这在当前疫情中已经成为一个问题，那是因为州供给的不足、医疗物资和设备的紧缺、人际交往的隔绝，这些困难让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死亡原来是一种可从将死之人及其亲友那里轻易被夺走的东西。弗洛伊德和他的妻子因为交通不便不能探望他们生病的女儿，在她去世时都没能在她身边。

这一点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超越快乐原则》中重要的几段文字，摘自于我们现在知道的增订过的第六章：“如果我们即将死去，失去至爱，那么比起将死亡视作某种可以避免的可能性，选择接受这种残酷的自然法则、这种崇高的‘必然性’，对我们来说将会更容易一些。”在前一章中，弗洛伊德阐述了重复性强迫症（repetition compulsion）。这个症状是他首先在从退伍士兵身上发现的，他们在睡梦或醒梦*中会再次体验过去最惨痛的经历。通过慢慢地追查前线和咨询室（的深陷于症状中的患者），弗洛伊德得出的结论是，所有生命都具有强迫性行为这一特性。

*译者注：醒梦（waking dream）：指醒着时似在做梦的感受

所有的有机生命都有重现先前状态的冲动。随之而来是对弗洛伊德早期心灵地形学研究的核心观点的质疑，有关自我保存和生活本能的动机。因为这个动机现在看来都服务于生命体走向死亡的需求：“生命体只想以其自己的方式死去。”“所有生命的目标就是死亡”，这或许是弗洛伊德最反直觉的论断之一。

在这条弗洛伊德自认为最饱含深思的理论路线上，他在挽歌和论文之间、悲痛和科学之间持续探索着。他说，“我们通过诗人的作品来增强自己的信念。”但是现在，或许我们更可以从索菲的死来理解他的思想。命定的死亡要好过意外的不幸。接受无情的自然法则，要好过接受本可能不发生或不该发生的偶然性。

我们知道弗洛伊德的作品会展现出他的内心世界，但是我想，他的内心在其它任何时候都不会像此时一样，赤裸地袒露在我们面前。将死亡看成一系列意外是最糟糕的想法。正是因为这种残忍的、随机发生的死亡，那些瘟疫和战争的受害者被无情剥夺了生命的本质。而这就是弗洛伊德想要重新给予他的女儿的，向她交还关乎生命本质的遗赠。

换种简单的说法：如果不相信生命是沿着一条既定的道路走向死亡——她在病倒的五天后突然死亡——那么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一切就会太过难以承受：“我们更容易屈服于无情的自然法则……而非那种或许本可以避开的随机性。”他引用席勒补充道，“也许，这种对于死亡的内在必然性的信念，是我们创造出的又一种幻象，‘um die Schwere das Daseins zu ertragen’（‘以此承受存在的痛苦’）。”他在反抗女儿意外离世的宿命，将其称作天降的暴行。

在今天这样的时期，对于被疫情影响到的所有地方的所有人而言，不论曾经的阶级和种族差异多么明显，这个层面必须包括所有人。弗洛伊德提供了一种有关悲痛的哲学，他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是对于身心的双重悲剧。死于疫情不该是真正的“死亡”。

– Larissa Ribeiro –

弗洛依德在与维特尔斯的交流中，否认了他自己对于种质永生的思考，这一点可能值得怀疑。就好像“永生”不是你在经历过一个孩子的死亡之后会思考的事情。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索菲去世两周后，弗洛伊德给费伦齐一封信中写道，尽管非常悲伤，但他还是把她的去世描述为“自恋的伤害”，一种在他尝试通过忙于日常事务来寻回之前生活状态时，被从深处揭露出的伤害。在苏菲去世两天后，他在给普菲斯特的信中写道，“对某人自恋情结的沉重打击。”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研读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讨论生物性死亡的第六章，或许可以找到答案。他想要知道以生物学的角度，是否可以证实他的观点，即死亡是所有有机生命的内在特质，又或者，在生命物质中是否存在某种不朽的东西。

演化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认为，死亡仅存在于多细胞生物。它们的体细胞在繁殖的时候死亡，而种质则进入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另一方面，单细胞生命体似乎不会死亡，并且可以永恒地自我复制。或许你可以说，正如马克斯·哈特曼（Max Hartmann）在《死亡与繁殖》（Death and Reproduction, 1960）中写的那样，死亡不可以被简化为肉体的死亡，而只是在描述当一个细胞到了个体发育的终点，继而发生变异，然后进入下一个生命状态的那一时刻。

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说生物学是否可以支持弗洛伊德这个混乱的、有关人类死亡驱力的概念，而是像在他的著作中常常出现的那样，问题在于，这些沉思将他带到了哪里？弗洛伊德带着一种满足感写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原生生物也并不是不朽的。对于它们来说，死亡永远和繁殖共存；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概念的界限被模糊了，因为上一代生物的所有物质全部被传承给了新的子代。”唯一能让有机体免于死亡的方法是，将其所有物毫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打消这个念头吧，有人可能会这么说。换到人类身上，一个亲生孩子的死亡会成为一种自恋的损伤，因为对于父母来说，只有孩子的存在，才是他们对于永生的微弱尝试。弗洛伊德在这里想要说的很简单，却让人不寒而栗：只有孩子的存在让父母依然活着。

所以，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理论似乎在有机生命的细节当中迷失了。但与此同时，它扩展到了外部的政治世界：与其通常的意谓不同，弗洛伊德所思考的两个领域是相关的。前面提到，战争是重复性强迫这一概念的重要背景，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会在想象中重复体验外部世界所施加的危险。弗洛伊德对于有机生命和世界危险的思索，伴随着最深处的生物学过程和外部的艰难环境，逐渐与他的想法交织在一起。就像是关于我们在无所知时继承的（我们的天性），以及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中的意外）开始成为一件事。

我毫不怀疑，是新冠疫情最近警醒了我这些奇妙的联系，特别是因为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努力想要在内心世界的痛苦和外部世界不断上演的悲剧中寻找精神上的统一。如何联系这些领域成为了弗洛伊德工作生涯后半生的主要任务。这就是战争对理论研究的影响。用弗洛伊德自己的话来说，一位受过创伤的士兵在被两种不同的需求撕裂：对自我的忠诚，这告诉他不计一切代价避免危险；以及对民族的忠诚，这要求他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

战争和瘟疫是能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最糟糕的事了吗？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个疯狂的问题——但这还没有弗洛伊德的回答那么疯狂。但这个问题呼应了弗洛伊德为自己设定的研究问题——探寻世界对人的影响，以及过去经历对现在的影响。我们在《超越快乐原则》的第六章一整章中已经看到了弗洛伊德对于不朽、延续和传承的思考。

弗洛伊德努力从女儿去世的阴影中走出来，并且还要面对这样的事实：存在之链*的一环已经被永久破坏掉了。而在另一部写于战争时期的作品中，弗洛伊德选择了一条不同的史前史（prehistory）道路。这次并不是关于种质的生命，而是关于一个遥远的时代，几乎可被形容为人间地狱的、战争和瘟疫都显得微不足道的时代。我指的是弗洛伊德的第12篇元心理学**论文。他不希望这篇论文现世，并且如果没有格鲁布里希-西米蒂斯（Grubrich-Simitis）的学术贡献（她在1985年以《系统发生***的幻想》[The Phylogenetic Fantasy]为名将该文发表），我们将永远都不可能看到它。这是弗洛伊德废弃或销毁的7篇元心理学论文之一。

*译者注：*存在之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指自然界遵循由非生命到植物再到动物的途径。在中世纪，存在之链的概念还包括了人类之上的天使和天使之上的上帝。此外，这一思想也影响了早期进化论。** 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指以心理学自身为对象的深层理论研究。*** 系统发生:又称系统发育，是指在地球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个生物类群的演化历史。

格鲁布里希-西米蒂斯违背了弗洛伊德的意愿发布这篇论文，她之于他就像是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之于卡夫卡*。她称此文为“失败的记录”——它确实有些信马由缰——但是同时也给予了它最深的尊敬。她力争道，弗洛伊德关于本能和创伤的理论常常被视为无法兼容，但这些文字展现了它们之间最深层的联系。

*译者注：马克斯·布罗德是一位捷克裔（之后成为以色列国公民）德语犹太人作家，作曲家和记者。他更有名的身份是弗兰兹·卡夫卡的朋友和传记作家。他没有遵照卡夫卡的遗愿将手稿烧毁，而是陆续将它们出版。

《系统发生幻想》或《转移神经症的概述》（Overview of the Transference Neuroses）让《超越快乐原则》里的玄思都显得像硬核科学理论了。在开头部分，弗洛伊德说，是冰河世纪让人类成为焦虑的动物。在那时，“一直以来都一派祥和的外部世界……变成了一个充满威胁的巨大险境”；“食物不足以维持人类聚落的增长，个体的力量太过薄弱无法拯救那么多无助的生命。”面对“超出控制”的紧急状况，人类给自己设立了繁殖禁令，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繁衍种族就是将自己再逼上绝路：没有孩子，没有未来，没有对于生命永续的希望。

人类这样野蛮地限制自己的冲动，其后果则是歇斯底里：在现代，力比多被当作一种危险而受到抑制，而歇斯底里就是现代转换性癔症*的起源。人类也会变成暴君，授予自己不受限制的支配欲，作为能够保护众多生命的奖励：“语言对于他来说就是魔力，他的思想似乎无所不能，他通过他的自我理解这个世界。”我喜欢这句话。暴政与灾难总是无声偕行，世界各地几个国家的统治者——尤其是即将成为美国前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明目张胆的行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就等同于说：我会救你，但是你必须要让我成为国王（但并不是说这样的统治者就会拯救所有人）。

更不用说随之而来的这一观点，即暴君是第一个歇斯底里的人：身体恐慌是男性力量不言而喻的潜台词，这就像弗洛伊德的任何思想一样出人意料和激进。请注意，他在这篇文章中太过政治化了，以至于就连他自己都会将之斥为纯粹的幻想。我建议我们把这篇论文看成是弗洛伊德的一个思想实验，使他能够在思想上迈出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步伐。

*译者注：转化性歇斯底里（conversion hysteria）：现在被称为转化症（conversion disorder），又叫功能性神经症状障碍症 (functioning neurological disorder)。患者通常出现严重的神经性症状，例如虚弱，麻痹，抽搐，感官失调，记忆丧失，但是没有病理性的解释，即并非由身体，而是心理问题导致。来源：

焦虑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代代相传。焦虑是对危险世界的回应，也是对前来应对危险世界的强权暴政的回应。这是孩子从世代的引导中继承的：“孩子们继承了始于冰河世纪的焦虑”。孩子们重复着种族的历史，这为弗洛伊德的系统发生传承的信念提供了支持——“系统发生倾向压倒所有其它因素”。他还强调，这并不能消除关于后天习得的问题：“这只不过是把问题带入更早的史前时期。”

从这篇未发表的奇怪沉思录中我们可以得知，系统发生的概念是他承认人类险境的一种方式：匮乏、贫穷、磨难和困境、历史的灾难、过往的负担。现代精神分析谈到“跨代萦绕”*，指的是历史创伤无意识地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的过程。我们背负着祖先的印记，这意味着，当我们自己死去的时候，我们所代表的前人便也会消亡。弗洛伊德再一次超越时代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现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临床上的认识，写入了人类的血脉中。生命体把它的全部物质传递给下一代。

在那个充满灾难的世界中，弗洛伊德1915年的论文提醒了我们去考虑代价是什么。正如格鲁布里希-西米蒂斯1987年在这个问题上的演讲，弗洛伊德是在为我们这个时代写一份指南，“我们应想象一个新的人造冰河世纪，并且用分析心理学的术语来思考核冬天（nuclear winter）会带来的后果”。当时的核冬天，现在的疫情或者气候灾难：这篇作品仍然能够引起令人担忧的共鸣。

*译者注：跨代萦绕：原文为transgenerational haunting，与之相近的主题是代际创伤的跨时代传承。

我们还没有结束对于死亡驱力的讨论。在弗洛伊德的解释中，这种冲动不仅仅归属于有机体安静、缓慢、稳定地回归到无生命的状态的这一方面。如果说死亡驱力是弗洛伊德最具争议性的理论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一理论向生命投射了死亡的苍白，还因为（或许是更主要的原因）死亡驱力让暴力成为每个人的内在性质。比起弗洛伊德早期认为享乐驱力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动机，死亡驱力的后一层解释则是更加骇人听闻的观点。尤其是因为它终结了人们所珍视的幻觉——邪恶是这个世界上除我之外的其他人的责任。1929年，弗洛伊德写信给爱因斯坦：

我们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外部，那里有危险的威胁和满足的诱惑。但是在内部世界，我们只想寻求平静。所以如果有人要尝试把注意力转向内部，这实际上就像在扭他的脖子，那么我们全部的机能都会进行抵触——这就像是食道和尿道会拒绝任何改变其惯常通向的尝试。

这绝对是他最发自肺腑的评论之一，作为对外界关于精神分析的恶意反应的解释。“没有什么是比精神分析更不适合人类的能力了。”他在1911年给宾斯万格的信中，以一种更礼貌的说法这样写道。

我们要再次提到，这个首次在《超越快乐原则》中第六章被详细描述的思想，是深植于战争中的。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弗洛伊德没有考虑到战争是如何撕裂人类纯真的心灵，那么他的任务就太容易了，他自己的悲伤就不真实——毕竟，从一开始，他所有的力比多都是支持战争的。

在战争时期，驱使人们走向疯狂的是他们自己的能力，那种在一生中都受到压抑和限制的，最终将暴力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能力。这不仅是因为杀戮在“对于人性的主张”和“对于民族战争的需求”（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之间造成一种不协调，也因为这迫使人们去反对原本就存在于人性深处的暴力。弗洛伊德在1916年关于梦的审查*的介绍性讲座中写道，“想想一战让欧洲至今仍处于废墟之中，还有在文明世界中大肆传播的暴虐、残酷、还有谎言——你还能够相信，如果没有他们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共同实施罪行的话，仅凭那一小群野心勃勃、蛊惑人心、缺乏良知的人能够成功释放出这么多恶意吗？”

在1916年是这样，在2016年特朗普选举时也一样，还有在博索纳罗（巴西第44届总统，有“巴西特朗普”之称），莫迪，埃尔多安（土耳其政治人物，通过直选方式先后担任总理、总统职务。），奥班（现任西班牙总理），杜特尔特（达沃市现任市长）等人的时代也一样。他继续写道，“我们着重强调人性本身的邪恶，仅仅是因为其他人拒绝承认这一点。但这种否认并没有使人类心灵变得更好，反而使其变得更加难以理解。”

*译者注：梦的审查：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梦中潜意识表达的信息会经过审查，从而使梦的意义无法被识别。参见弗洛伊德《梦的解析》。

– Kristina B. –

我在一开始提出，今天的疫情正在剥夺我们关于人类悲伤的矛盾心理。但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弗洛伊德以灾难思想家的身份出现在这几页书中，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在一个因为无能、谎言，和错误的的必胜主义（triumphalism）变得麻木的世界中，他的观点首先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关于正在发生什么的朴实真相，然后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恢复内心世界在无意识地面对生死时的所有阴影。

在写于1915年的文本《战争和死亡的时代思考》（Zeitgemäßes über Krieg und Tod）里较不为人所知一节中，弗洛伊德描述了伦理生活是如何历经阵痛而产生的：当一个还没有被文明玷污的人在面对死亡，特别是自己最爱之人的死亡时，他要面对一系列混合的情绪——绝望，愤怒，仇恨和快乐。从这种混合中产生了第一条道德戒律，“不可杀人”。他写道，“这条戒律是从所爱之人的死亡那里得来的，以此回应其潜藏在悲痛情感之后的对死亡的另一种满足感；它逐渐延伸到并没有被爱的陌生人，最后甚至延伸到敌人。”但是，他观察到，随着战争的发展，这种朝向所有人（包括敌人）的拥抱，已经输给了所谓的“文明人”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敏感性”。

每当讲授有关弗洛伊德的内容时，我都通过转述这些句子来告诉学生们，弗洛伊德在关键时刻下并没有通常人们认为的那么民族中心主义。但是，关联起这些想法与我们当下时代的是其中隐藏的信息。在那个精神被秘密驱逐到存在边缘的时代里，这则信息几乎无法被听到。

只有当你承认自己对最亲近之人抱有矛盾心理，你才有可能向世界上所有人伸出友谊之手，包括那些假想中的敌人：例如向中国，一个西方世界现在被告知要憎恨的国家；向那些在街上被杀害的黑人；向另一个在新冠病毒疫苗的竞争中可能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的公民；向所有那些正因战争或疫情受苦，或者正如其他所有人那样，因身为人而受苦的人们。但要做到这一点，当今自恋的领导人（主要是男性）首先必须承认自己的失败，以此撤回他们那些随意散布却精心瞄准的仇恨，然而，他们似乎天生就做不到这一点。“当然，我属于一个种族。”弗洛伊德在1923年写给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在中世纪，这个种族被认为是所有瘟疫的罪魁祸首。”

尽管弗洛伊德说过，人类移情的冲动是难以解释的，同情心可以是伪装的自恋。但在他的《超越快乐原则》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对这种冲动粗略轮廓的描述：移情使得精神褪去自身的保护盾，从而避免精神的更深层次遭受相似的侵扰；或者像是通过牺牲少数个体细胞，来使整个细胞群落存活下来一样。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有些东西贯穿始终，那是一种德里达所解读的“原始社会”（socius primitive），或者说是一种共同生活的新形式。这一概念在今天更被需要，它使人们避开常见的单一自我的陷阱。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时代所造成的痛苦可以被分担，所有人，不分种族、阶级、种姓或性别都可以参与其中。一个所有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自由死去的世界，这也许就是我们为之努力的意义。

让我以自己最近遇到的两位作者作为结尾。这两位作者在生命中都曾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与弗洛伊德擦肩而过，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回应。第一位是蕾切尔·伯达奇（Rachel Berdach），她在1938年与弗洛伊德取得了联系，那是在他为了“自由地死”到达伦敦之后不久。他们都从纳粹手中逃脱。弗洛伊德留下来的五个姐妹中，有四个被流放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其中一个死在了贫民区，另外三个死在特雷布林卡灭绝营（Treblinka extermination camp）。

伯达奇把她的小说《皇帝、圣哲与死亡》（The Emperor, the Sages and Death）寄给了他。他在信中写道，这是一本“神秘而美丽的书”，“令我非常高兴，以致于我不敢确定自己的判断。”“你是谁？”弗洛伊德问。“你书里写的知识是从哪儿来的？”他邀请她去见他，并认为她一定很年轻，因为死亡在她的小说中被摆在首要位置。弗洛伊德是对的，也是错的。1938年，她已经60岁了，而弗洛伊德82岁。根据她的精神分析师西奥多·瑞克（Theodor Reik）所说，她年轻时就已经在头脑中创作出了这部小说，然后在几十年里逐字逐句背诵着它。因为所爱之人的去世带来的恐惧，多年来她一直不愿意把小说交付印刷。直到她在纳粹手中经历了更惨重的灾难，才终于下定决心把小说写出来。

此书由13世纪德国皇帝，开明的专制者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埃及阿拉伯医生阿布·西纳（Abu Sina）和拉比雅各布·查理夫·本·阿伦（Jacob Charif ben Aron）之间的一系列哲学对话所构成。书中还有几位天主教的反犹主义者。跨越了种族和信仰的边界，在小说构建的舞台上，展现了思想的相遇和碰撞。书中与精神分析的共鸣无处不在，从皇帝想要理解人类的黑暗趋向的希望，到拉比对犹太教既保守秘密又关注未知的观点的阐释。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一部关于死亡的小说。皇帝说，“我希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保持清醒，以免错过体验生命中最神秘的部分。”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以自己的方式死去和孤独地死在一个好像被遗弃的世界里是不一样的。

– Maggie Chiang –

在书的最后几页，拉比在一个寂静、灰暗、安静的世界中醒来，而每个人似乎都已经逃离了这个世界。慢慢地，他意识到一些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他的内心溢出一个单纯的愿望，他想要抓住那些他确信将要面对“意想不到的恐怖”的人：“死亡之前，难道他必须保守他们命运的秘密吗？”可还是太迟了。人、动物和植物都已经消失；死亡吞噬了大地。这本书的年代与格鲁布里希-西米提斯所说的核冬天或气候变化灾难的距离并不远，它可能是一本为我们当今生活的时代作出预言的死亡编年史。拉比独自死去，但是，对着在灾难中团结着一同死去的人们，他发出最后的一声感慨，“他难道不能享有和他们一样的命运吗？”

*校对解读，由晏梁提供

恐怖的事情发生是指人类已经在走向灭亡了，他想要告诉人们别再往前走，但已经来不及了。世界上只剩下拉比一个人，拉比的死就不会是to die one’s own death。这篇文章的观点就是想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让每个人变成孤岛。拉比作为一个预言人类命运的预言者，他自己却被这一预言抛弃了，不能跟其他人类分享相同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拉比是比其他人类更可怜的，至少那些灭亡了的人们是相伴一起来承受命运的。

1937年，在伯达奇和弗洛伊德相遇的前一年，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和神经学家约翰·里特迈斯特（John Rittmeister）从瑞士返回德国去完成他的分析训练——考虑到当局知道他同情共产主义，这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的。他被任命为戈林研究所（Göring Institute）的所长，这是一个在希特勒统治下被允许运作的清除犹太人的主要精神分析机构。他一直为抵抗运动工作，直到1942年被盖世太保以叛国罪逮捕，1943年在普勒岑湖监狱*被处决。

在他的狱中日记里有两段引人注目的记录。在1942年12月24日的第一封信件中，里特迈斯特提到了他的“可憎的命运”，然后立即批评自己：“当我说‘我可憎的命运’时，我忘记了数百万‘可憎的命运’正在欧洲各地上演，永无止境的鲜血、痛苦、眼泪和恐惧。就像有人因为邻居吃不上饭就没有胃口一样，这种痛苦使我无法享受生活的乐趣。”第二张是1943年1月12日的照片，他在思考世界上两种不同的道德存在方式。一是主观性和自我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把他者吸收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使其仅仅变成扩张自我（ego）的养料。相反的，第二种方式则赋予他者主权——让他们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他写道，这种广阔和开放的存在方式，属于弗洛伊德作品的核心。它教我们“去爱，而不是内省”（love, not introversion）。

*译者注：普勒岑湖（Plötzensee）监狱，在纳粹时期，这里作为主要的死刑场所之一而臭名昭著，大约有3000名囚犯在这里被处决。现在是柏林北部夏洛滕堡地区的一所少年监狱。来源：维基百科。

尽管困难重重，里特迈斯特还是自由地选择了死去。但是，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随时可能被纳粹处决的人，怎么可能还有余地去思考数百万注定要遭受可憎命运的人，并表达出如此广阔的愿景？今天，在这场似乎看不到尽头的疫情中，人们需要团结起来面对生和死，需要一种新的包容的政治意识。然而，如何在这个新的现实中为人类的黑暗面找到一席之地呢？这些黑暗面就像颠倒的向日葵一样，仍然处于精神分析学待完成的研究的中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算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意愿，在这个方向上的任何行动都终将成为竹篮打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妨尝试回归弗洛伊德。

作者：Jacqueline Rose | 翻译：苏木弯

校对：晏梁、景行 | 编辑：杨银烛 | 封面：Kristina B.

2020年9月Jacqueline Rose在第47届维也纳弗洛伊德博物馆讲座（Vienna Freud Museum Lecture）上发表了本篇文章的初稿：

鼻子

倘若如尼采所言，我们的天赋尽在鼻孔之中*，那么鼻子就是一个未经训练的天才，天赋异禀但发挥不定。人类的鼻子可以分辨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气味，理论上至多可以嗅到一万亿种气味——然而，大多数人无法使用比“臭的”、“香的”更精确的语言，来描述这些气味。

*译者注：此处借用尼采在《瞧！这个人》中的话：“我的天赋尽在我的鼻孔之中。”原文是指善于分辨真相，嗅到谎言。

我们的听觉和视觉感受器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科学家们在几十年前便对他们进行了定位和解释——但人类的嗅觉感受器直到1991年才被发现。这或许表明了嗅觉有着极大的复杂性：人体只有4种视觉感受器，而嗅觉感受器有400多种。或者，这可能是一个文化优先性的问题：气味经常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

有气味的分子——通常被称为“气味分子”（odorant）——通过空气进入鼻子，是嗅觉产生的第一步。空气通过鼻腔通道，在这里被加热和过滤，然后到达嗅上皮（olfactory epithelium），这是鼻腔中的一层黏膜，嗅觉神经元就像长在土里的胡萝卜一样嵌在其间。这些神经元会检测到气味分子，但真正与气味分子相结合的是嗅觉受体蛋白。这些感受器转而向嗅球（olfactory bulbs）释放电信号。嗅球是附着在通向大脑的神经上的两个小球，就在鼻梁的位置，大概是你架着眼镜的地方。

嗅球被认为是大脑的主要嗅觉处理中心*。嗅球从嗅觉感受器接收信息，将其编码成一种独特的气味信号，然后将这个信号传递到大脑皮层的嗅觉中心。嗅觉神经元每4-8周进行一次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对最常接触到的气味做出反应。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仅通过练习来训练鼻子更有效地识别气味。

*作者注：我之所以说“被认为是”，是因为最近有一项颇具争议的研究对这种基本的信号传递方式提出了质疑。该研究发现某些女性左撇子明显没有嗅球，但仍可以正常地闻到所有气味。

对于科学家们来说，感受器如何识别气味仍然成谜。气味分子的形状似乎决定了它会与哪种嗅觉感受器结合；除此以外，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分子会有这种气味。以苯甲醛为例，它闻起来有苦杏仁味，可以在樱桃味可乐*和杏仁糊中找到。在它的末端上加一个氧双键，它就变成了肉桂味。但如果再加上另一条五碳原子链，又会变成常见的花香味。科学家们尚未在分子层面上发现变化的模式。

*译者注：原文所举的例子是酒渍樱桃，在此替换为在国内更常接触到的、也同样含有苯甲醛的樱桃味可乐。

嗅觉感受器主要集中在鼻子里，但其实遍布全身。比如说，你的肾脏就有嗅觉感受器——它们能够在餐后“闻到”肠道细菌散发的信号，从而相应调整你的血压。（和味觉一样，嗅觉也是一种化学感觉；肾脏感受器的真正作用是探测化学变化。）同样，精子也是由气味引导的：它们在寂静的虚空中漫无目的地游动着，被卵子的气味吸引。你的肺、血管、肌肉：它们都在一刻不停地嗅着。

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探测气味。电子鼻可监测食品工厂中的食品是否变质，以及核反应堆是否泄漏。但我们仍然无法很快实现气味在互联网上的传输——气味的电子化传播是不可能的。像2016年“电子气味播放器”Cyrano，或是由同一位发明家在2014年发布的oNotes*，这些尝试大多是在欺骗感情。它们传输的并非气味本身，而是电子信号，让信号接收端释放准备好的一小瓶香水。人们可以数字化并记录下气味，但无法通过电信手段传播气味。你是那个在闻东西的人，你只能亲自闻到东西。

*作者注：oNotes可允许iPhone用户拍照，并在配套应用程序oSnap中添加气味描述符的标签。用户可将此信息（oNote）发送到另一个oSnap用户的手机中，他的手机则连接到接收设备(oPhone DUO)。然后，这个接收设备会散发出与传输的描述符最匹配的预载气味。（接收设备经常无法在它的预载气味中找到匹配的气味，接收方的app就只会提供关于气味的生动描述。）

潮土油（Petrichor）

在印度城市卡瑙季（Kannauj），调香师们制作一种名为mitti attar*的香水已有几个世纪之久。从4月到5月，工人们会从地里挖出一块块烤焦的粘土。这些粘土块在烤炉中烤成圆盘，然后在蒸馏器上加热。当粘土到达合适的温度时，蒸汽就会慢慢释放出泥土的气味。这些蒸汽会被收集起来，提取到大桶大桶的檀香油香水基底中。这种所散发出的气味便是潮土油，是雨后干燥泥土的气味，是一种清新且带有一丝丝酸味的矿物质味道。在卡瑙季，这正是连月来的干燥炎热转变为潮湿雨季时，所独有的气味。

*译者注：mitti attar，意为“土地的香水”。

希腊单词“petrichor”意为“石之血”，由两位澳大利亚科学家伊莎贝尔·“乔伊”·贝尔（Isabel “Joy” Bear）和理查德·托马斯（Richard Thomas）在1964年创造，他们当时正在研究这种物质及其用途。作为其工作的一部分，科学家们从各种类型的土壤（沙子、灰尘和粘土）中提取出一种金色的油。二人了解到，植物分泌出的脂肪酸（主要是软脂酸和硬脂酸）会渗入到土壤中，而这些分泌物的浓度会在降雨的间隙变高。干旱结束后，植物通常会迅速生长，也因此，贝尔和托马斯猜想，潮土油可能是一种肥料。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种防御手段。植物分泌脂肪酸，是为了减缓周边植物的生长，从而减少缺水时的竞争。

潮土油是由数以百万计的雨滴同时落下而散发出来的，这使得这种气味具有立体感。2015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组科学家发现了我们是如何闻到潮土油的。他们通过高速摄像机观察到，当一个雨滴击中多孔表面时，它会在接触点聚集起微小的气泡。在慢动作视频中，你会看到一个雨滴击中表面。雨滴短暂地呈现为甜甜圈的形状，然后变平成为一个圆盘。无限小的液滴从圆盘中升起，就像湖面上嗡嗡乱舞的萤火虫。这些液滴从土壤里带出了潮土油，使空气中充满了这种物质。

潮土油的例子提醒我们，当物质在空气中传播时，才会产生气味。在这个例子中，这里的“物质”是一种金色的油，它由互相争胜的植物分泌到土壤中。气味弥漫在空气中，为空气赋予了与众不同的个性。

潮土油的例子也提醒我们，空气是三维的。空山新雨后，沉寂空气的气味是旷远、尖锐，且转瞬即逝的。（把潮土油想象成一块金色的空气立方体，漂浮在地面之上，就像一个带着琥珀香味的果冻一样在抖动。）当你在闻东西的时候，你正在观察此时此地正在发生的变化。通过潮土油，这种变化会显而易见。每一种气味都在空间和时间中烙下一个瞬间，而你，这个正在闻东西的人，便是它的见证者。

皮肤

体味有3个层次。最突出的便是“狐臭”（Body Odor，BO），它可以通过除臭剂、洗澡和香水来抑制（这些手段有时可能也无法抑制狐臭）。其次是由饮食、职业和卫生等文化因素决定的气味。最后，在汗味、护肤品的香味以及昨夜晚餐残留的气味之下，你会发现一个人原初气味。在一个人每日的气味波动之下，这种气味是微妙的、包容的、不变的。与人造香水的“招摇过市”不同，这种原初气味只能通过体温来增强。要注意到这种气味，需要靠得很近。

除了其他错综复杂的人类原因以外，我们在寻找伴侣时，会选择那些闻起来还不错，以及MHC*基因与我们自己有很大差异的人。通过气味来寻偶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例如，服用口服避孕药的女性对气味的偏好可能会被扰乱，因为她们的身体被化学物质所欺骗，相信自己怀孕了，从而更喜欢MHC特征与自己相似的伴侣的气味——无论男女。（想象一下停药以及失去伴侣气味之后引起的混乱：气味在离婚当中有着多大的影响？）寻偶也并不总是为了生育。当男同性恋者闻男同或直男穿过的T恤时，他们能够识别出并且更喜欢其他男同性恋者的气味。

*译者注：MHC，即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是一组编码动物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的基因群的统称。MHC变种类型的不同会导致器官排斥。动物在选择配偶时，首先要避免的就是“近亲交配”，而近亲之间的MHC是比较相似的。

许多疾病也会引起身体气味的变化。斑疹伤寒会让身体散发出刚出炉的黑面包的气味，结核病像陈年啤酒，黄热病是肉铺的气味，瘟疫像熟透了的苹果。通过气味来进行诊断，显得古怪而落伍——现如今，要如何通过“被拔除的羽毛”的气味，来识别出麻疹患者？但同时，这种诊断方式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训练有素的医生和检测犬能够检测出帕金森症、疟疾、多发性硬化、新冠病毒和多种癌症的气味。

你的原初气味甚至比指纹更加独一无二。美国联邦运输安全管理局（TSA）最新的数字化学传感器，理论上可以区分你和你的同卵双胞胎，或者和个人气味数据库进行匹配。（你无法有意地停止散发你身上的气味。）身体的气味也揭示了我们的想法，或至少是显示我们情绪变化的指针。大汗腺*会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开始“加班加点”，这使得情绪性出汗比温热性出汗的气味更重。人们仅凭气味就能察觉到快乐、恐惧、沮丧和悲伤的情绪。每个人的气味都会在他们的身体周围形成一种“气场”。

*译者注：大汗腺（Apocrine Sweat glands/Large Sudoriferous Gland）是指人的顶浆分泌的汗腺。大汗腺主要分布在腋窝和生殖器部位，分泌弱碱性物质和脂质类以及分泌浓稠液含铁多，且含有蛋白质成分（氨），故容易散发出酸腐的气味。

二十多年来，我伴侣的气味一直长伴我左右，但如果问起来，我也很难描述它的细节。它很温暖，很平衡。然而，我可以描述它带给我的感受。把脸埋在他的脖子里，这个动作我已经做过成千上万次。他的气味是一种特别而深沉的家的气息，让我感到平静，被环绕，被理解。它让我的血压很快平稳下来，让我的压力激素烟消云散（你爱人的气味也会给你带来这样的感受）。对我来说，这种气味像是一种宽慰，一股温和的暖流。

铅笔

以前的铅笔材要香得多。美国19世纪早期的铅笔是用来自佛罗里达、乔治亚和田纳西的东红杉（eastern red cedar）制成的。这些铅笔散发着辛辣的黑胡椒和肉桂的气味，铅笔屑略带粉色。就在1890年，由于红杉树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美国南部的人们用它来建造谷仓和栅栏——直到数百万支的铅笔生产减少了木材供应，抬高了价格。

美国林业局建议用香杉木代替之前的铅笔材，因为它既便宜又实用。但是制造商们担心用香杉木制成的铅笔（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用的铅笔）颜色太浅、香味太淡，无法得到消费者的青睐。因此，在1920年前后，制造商们为香杉木染上颜色、撒上香料，来模拟出红杉木的颜色和香味。历史上并没有记载这种做法是何时停止的，但最后，铅笔的香味逐渐变淡。

至于铅笔的内部，纯石墨本来是没有味道的。但是铅笔的制造从纯石墨开始，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铅笔最初是由铅合金包裹在纸或细线中制成的；随后是纯石墨片包裹在红杉木中；再后来是将石墨粉末提纯并与粘土或蜡混合，压制成条状，再包裹在木质笔杆中。这些添加物以一种真正工业化和可扩展的方式，提高了石墨的供应，使铅笔成为一种多样化的消费品。铅芯中含有越多的粘土和蜡，写出的线条会越清晰、颜色越淡；而含有越多石墨的铅笔，写起来会越黑、越软。今天的自动铅芯，闻起来明快、干净、前卫，有简单清晰的金属味。不过，这种气味并不是来自石墨，而是来自粘土和蜡的添加物。然而，现代石墨的气味是值得我们驻足品嗅的。从真正意义上来说，这种气味所透露出的，是工业革命的早期胜利。

铅笔另一端橡皮擦的气味，通常是察觉不到的：它太干了，所以没法像很多东西那样闻上去有味道。但另一方面，一块橡皮的气味是其质量的一个指标。无味的橡皮是一种廉价且无用的橡皮，而有香味的橡皮含有更多的天然橡胶，是最好的橡皮材料。天然橡胶的橡皮擦闻起来令人感到愉悦、粗粝、爽利。我们最常在使用的时候闻到橡皮擦的味道，因为我们身体会前倾，更靠近纸面。并且，吹走弯弯曲曲的橡皮屑时，你必须先吸气，闻一闻这些味道。这是一种与行为相关联的气味：铅笔中包含着香杉木、粘土、蜡以及橡皮擦的气味在写字时无法闻到，但能在写字的间隙——削笔和擦除笔迹时被嗅到。

樟脑

樟脑有着一种存在感极强的气味。它的冰凉气息会像鼻拭子一样刺穿鼻腔，让人“上头”。在初遇时的“痛击”之后，樟脑的气味就会消退为一种令人愉悦的、更圆润的冬青油*气味。吸一口樟脑提神醒脑，有如在温暖的湖中漂过一泓冷冽的清流。

这些鲜明的特性吸引了数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他将他的思想实验称为“嗅觉算术”（arithmetic by smell）。他在1894年的一篇古怪的论文中记录了这一实验。此实验中用到了许多不同的气味，包括樟脑。“正如可以用想象中的图案和声音做算术一样，算术也可以用想象中的气味完成。”高尔顿写道，“我学会了把2股薄荷味和1股樟脑味加起来，以及3股薄荷味加上1股墨水味，等等等等……”高尔顿宣称这个实验成功了，他豪放不羁地将气味加加减减，尽管他“并没有试图通过气味做乘法”。

樟脑的气味激活了三叉神经系统（trigeminal system），它由面部和鼻子上的温觉、触觉和痛觉神经组成。就像桉树、臭鼬的臭气和哈瓦那辣椒**等其它会激活三叉神经系统的气味一样，樟脑味说明了我们的各个感官是可以相互模糊、混合、加剧和重叠的。任何感官都不能脱离其它感官而独立运作——如果将其中一种感官移除，就会影响整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人在蒙上眼睛的情况下，单腿站立很难保持平衡。其它感官的互动甚至更令人好奇。一个科学家团队最近在老鼠身上发现了“嗅听觉”（smounds）的神经层面的证据：同时听到的特定音调会直接影响到对气味的感知。

*译者注：*冬青油主要用于日化香精配方中，其最为普遍的用途是牙膏的加香。**1994年，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哈瓦那辣椒是地球上最辣的辣椒，直至2007年2月，哈瓦那辣椒最辣辣椒的地位被印度断魂椒取代。

樟脑来自于东南亚的月桂树木，其效力也是一种有意设计：它的气味可以驱除昆虫和微生物。对于人类而言，樟脑可以减轻炎症、舒缓疼痛、疏通鼻道并缓解咳嗽。樟脑的中文别称“冰片”暗示了它的感官（sensory）*效果；而它的另一个别名“龙脑香”**，则让人联想到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梵文诗歌把樟脑和月亮联系在一起：在十世纪的诗歌《美之波流》（Saundaryalahari）中，樟脑片从女神提毗（Devi）的嘴唇上掉落到三座闷烧的城池中，驱散了灼热的高温。

*作者注：*不同于“性感的”（sensuous）。许多文化中的前现代文学作品都认为樟脑是一种“抗春药”（anti-aphrodisiac）。**这也是R. A. Donkin一本书的标题：《龙脑香：樟脑的历史地理研究》（Dragon’s Brain Perfume: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amphor）。

在印度教寺庙里，人们燃烧樟脑以激活第三只眼*，激起祈祷的愿望，净化心灵（在大多数语言中，“气味”一词的词源都与“烟”这个词有关）。像樟脑这样的气味，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上圈出一个神圣的结界，供人们沉思。在风吹即散的樟脑气味下，可以是一个“快闪寺院”：那是一种在气味悄然散去之前，你得以短暂停留的精神状态。

*译者注：第三只眼象征着开悟。在印度教传统里，第三只眼被称作“智慧之眼”（gyananakashu），是“内隐导师”（antar-guru）的所在。

火炮

火药的配方总是与时俱进，但它的气味却始终如一：含硫黑火药的蛋腥味作为基底，加上硝石中的尿骚味，以及些微的木炭味。

另一种说法是，火炮的气味是动态的。它让虚渺的空气中充满了质量、爆炸、咸味和砂砾，将空气中的气味来回搅动、混合在一起。如果街景一隅在你眼前像素化为铺天盖地的瓦砾，你一定会觉得它像电影一样虚幻。然而，萦绕在鼻尖的气味和沙土无疑是真实存在的。

在人类通过火炮解决的种种问题中，疾病通常不是其中之一，但是人们曾用火炮来防治瘟疫。根据1880年前流行的瘴气理论*，疾病是由不好的气味引起的。瘴气从垃圾堆、厕所、医院和济贫院泄露，也来自于墓地、沼泽、洞穴，甚至泥泞路的裂缝。有些瘴气会直接致死；有些则可以通过通风或保持个人气味的平衡，而得以中和。那时，洗澡被认为是一种值得警惕的行为：最好保持皮肤的毛孔堵塞，以抵御疾病。

*作者注：瘴气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塞涅卡（Seneca）。

当时流行的这种抵御瘴气的对策，不过是负薪救火，正如其他被证明是错误的科学一样。阿尼克·勒盖莱（Annick Le Guérer）的著作《气味：气味的神秘与本质力量》（Scent: The Mysterious and Essential Powers of Smell）便记述了他们的错误逻辑。一些科学派系倾向于用香盒、雪茄、含片和糖浆等宜人的气味，来抵抗瘴气；富人则可以携带一棵芳香的迷你柑橘树，或是在心脏附近佩戴一个香囊。16世纪的一篇文章建议医生们备上杜松树枝和香丸，再去接近病患进行诊疗（听诊器出现的一个原因便是使医生为病患检查时可以保持一定距离）。

其他派系则用更加难闻的气味来抵抗瘴气。让·德·朗佩里埃尔（Jean de Lampérière）在1622年的一篇文章中，建议用干孔雀粪和山羊尿来擦身防护。不过，这种做法或许会有一些益处，实际上山羊（以及牛、绵羊和骆驼）的气味确实驱除了传播黑死病的跳蚤和蜱虫。

说回火炮。在十七世纪的法国，专业的调香师会在瘟疫期间实行熏蒸，在病患被运走后对其居所进行消毒。调香师会在病患的房前点燃篝火，关上所有窗户，然后在屋内工作。他们在浅锅里熏烧香水，拆毁草垫，把脏的亚麻放到热炉里烘烤去除臭味，等等。这是一份声势浩大、内容广泛、而且总是“有味道”的工作清单。根据当时的一份报告，一丝不苟的调香师在工作结束时，会在街上开炮来“驱散可能残留在木制品或房屋外墙上的感染”（当然，开炮本身也会带来问题：破坏地基、打碎窗户、引来劫犯）。

与难闻气味的斗争往往不仅仅是消除它们。在细菌理论时代，与瘴气（以及有害的城市气味）的斗争，塑造了当时的城市景观。看不见的气味产生了真实可见的效果：恶臭的弥漫刺激了迅速的改革。在1858年的夏天，伦敦遭受了一场热浪，泰晤士河水位下降，这使得人们发现，这条作为城市饮用水来源的河流，基本上就是一个露天下水道。在后来被称为“伦敦大恶臭”（the Great Stink of London）的六周里，整个城市弥漫着暴露出来的粪便臭味。一位自称“泰晤士街受难者”的人士把从河畔散发出的气味描述为“一股浓浓的热气，充斥着所有你能想到的可憎之物的恶臭。它们渗透进了公寓，也渗透进了你的身体”。议会以惊人的速度批准了一项公共工程项目，建立了一个由下水道、泵站和水处理厂组成的庞大系统。而此前，这个项目一直被委员会搁置。同样，1880年，巴黎也遭遇了“大恶臭”，引起了同样迅速而影响深远的城市规划改革。为了对抗异味，英吉利海峡两岸的立法者们铺设了人行道，粉刷了墙壁，建设了下水道系统，设立了健康委员会和分区条例，引入了环境改革，扩宽了街道，种植了公共花园作为“城市之肺”*。由此看来，令人作呕的气味最能促进变革。

*作者注：梅勒妮·基希勒（Melanie A. Kiechle）就这个话题写了一整本书，名为《气味侦探：19世纪美国城市的嗅觉历史》（Smell Detectives: An Olfactory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Urban America）。

作为一种气味，火炮的味道有着漫长且极其多样的故事。这是过去在战场和瘟疫中飘荡着的气味，它同时意味着毁灭与保护。而如今在现代，你几乎不会在任何地方闻到火炮的气味，对于如此有能耐的一种气味来说，未尝不是一种令人心酸的结局。

作者：Jude Stewart  | 翻译：三木

校对：Soso、杨银烛 | 编辑：杨银烛 | 封面：PAVEL KLEMENTEV 

本篇短文改编自Jude Stewart新书Revelations in Air: A Guidebook to Sm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