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吻”一直是跨越不同大陆和文化、表示特别情感的象征。无论何时何地，社会规范总是将吻与特定关系和情境联系起来，暗示其背后可能有更深的生物学基础。那么，为什么吻要通过嘴唇的突出和轻微的吸吮来表现呢？比如，卷尾猴会用手指戳朋友的眼睛表示亲密，而人类却演变出了“吻”的行为。在这里，我将简要回顾关于人类之吻演化的几种假说。类人猿的社交行为表明，吻很可能是梳理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最终口部接触阶段”。在这一步骤中，梳理者会用突出嘴唇吮吸被梳理者的毛发或皮肤，以清除碎屑或寄生虫。随着人类在演化中逐渐失去体毛，梳理的卫生作用降低了，但较短的梳理过程中仍保留了“吻”作为最后一步。作为一种用来在远古猿类中巩固和加强社交与亲缘关系的仪式行为，这一步骤最终成为唯一保留的信号。

愉悦之吻

很少有自然的人类信号像“吻”那样承载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和社会约束。在历史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习俗至少在4500年间规定了亲密情感可以公开或私下表达的方式：亲吻的对象、时间、部位、方式和次数。例如，在古罗马，吻分为多种形式且有不同角色：osculum是脸颊吻，象征着社交或家庭的亲情而无浪漫含义，此外它还可以用于表示礼貌；basium是唇吻，表示亲人或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不具有性意味；savium则是常在恋人之间带有浪漫或性欲的唇吻。

在今天的拉丁欧洲，女人和异性之间可用左右两边脸颊相贴的双颊吻作为问候，而男性间（除非是至亲或在特定场合如葬礼）则更倾向于握手。然而，这种礼仪在不同地区、社会阶层或情境中差异显著。

尽管社会对于吻的规则在各社会内外存在差异，所有“吻的礼仪”都承担着调节和控制吻所带来的强烈亲密感的共同功能。吻被限定在特定关系的特定社交场合中。这表明吻蕴含着跨越文化的、普遍的生物学意义，意味着它的演化基础比文化习俗本身更为古老。

表达爱意：关于吻演化的假说总结

基于人类生物学和行为学，不同的假说提出了关于吻起源的解释，但这些假说往往无法与野生类人猿的社交行为演化相吻合。有些假说认为女性的嘴唇演化成了性吸引的装饰，或者认为吻源自一种“嗅探”的社交检查行为，但这些假说难以解释吻为何会采取今天的特定形式。

更具说服力的假说则认为，吻的行为可能来源于婴儿哺乳或母亲预先咀嚼食物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与吻一样都涉及嘴唇突出和吸吮动作。然而，这些假说也难以解释吻的社交情境和功能。吻并非出于食物需求，也不仅限于婴儿之间的行为。虽然母亲或看护者传递咀嚼过的食物时会突出嘴唇，但这种行为并不包含任何吸吮动作。即使这种行为在成年后或演化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也很难直接解释为何它会演变成如今吻的形式和功能。

所有非人类哺乳动物都会哺乳，虽然嘴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触觉功能，但并没有任何物种演化出在不同年龄和群体间广泛存在的吻的行为。然而，预咀嚼行为在投入大量亲子关系的灵长类和鸟类中很常见，表明这一行为的古老根源。即便如此，许多人类文化仍保留着预咀嚼行为，尤其在狩猎采集群体中。这说明这种行为在演化过程中保留下来，但功能、情境和动作发生了变化。为何预咀嚼行为会转变为吻的特定形式和功能，依然未有明确解释。

一些最新的历史研究指出，类人猿在某些性情境中有口对口接触的行为，似乎为人类的亲吻行为提供了延续性证据。然而，这些描述多源于比喻和浪漫化的描述，而非科学研究，类似于说狗舔脸是一种“亲吻”。

亲吻的探究：当前研究的局限性

吻的演化最好通过类人猿的生物学和行为来理解，它们是人类祖先的活化石。然而，灵长类学家们的观察也难免受到拟人化的影响。类人猿中的口对口接触很少见，主要出现在冲突后的和解或安慰时，通常还伴随着梳理行为。这些鼻对鼻的接触被称为“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行为与人类吻相似，观察者容易将其与自己的行为对应。但冲突后“吻”是否真的包含突出嘴唇和吸吮动作尚不清楚，仍需详细描述和进一步研究。吻在黑猩猩中也被描述为问候行为，但目前缺乏足够的细节来确定其与人类吻的相似程度。

目前为止关于吻起源假说的一大挑战在于，多数研究未能明确描述这一行为的确切形式。对人类来说，如何“吻”是显而易见的，但缺乏对吻的基本特征（突出嘴唇和吸吮动作）的具体考量，现有假说难以解释为何吻以其当前形式演化，而非其他方式。比如，卷尾猴会用手戳朋友的眼睛或鼻子，以表达社交联系和亲密情感。由此可见，虽然灵长类的社交联结至关重要，但为了被他者理解，这种联结必须通过特定的形式传达。对于卷尾猴来说，或许把手指插进耳朵是一种怪异行为，对社交联结意义不大，类似地，若一个吻没有突出嘴唇和吸吮动作，接吻者可能会误解其意图，或者被对方怀疑吻的真实性。

大多数假说的关注点也主要在性情境和口对口吻的情色含义上。从演化角度看，这暗示普通吻源自口对口吻，但后者只是前者的一种特例（如上文提到的古罗马社会，也见于其他古代和现代社会）。最有可能的演化解释是，口对口吻源自更早的涉及嘴和其他身体部位的吻行为。

要找到吻的演化起源的线索，需要更严格地定义人类的“吻”，并在类人猿中识别出与之在形式（突出嘴唇和吸吮动作）、情境（不同年龄和性别之间）、功能（传达亲密情感或亲缘联系）方面尽可能匹配的行为。如果在类人猿的行为中存在这样的吻，它将作为吻行为演化的同源性证据，帮助描绘出吻如何、在何种情境中、对谁产生了演化的可能路线。

梳理者的最终之吻

在包括类人猿在内的地栖非人类灵长类中，社交关系的主要信号是梳理行为。梳理指的是在他人毛发中挑出寄生虫、死皮和碎屑。通过这种社交触碰，梳理帮助建立和维持联盟、等级和群体凝聚力，并伴随着内啡肽的释放，减轻压力，促进梳理者与被梳理者之间的幸福感，从而进一步巩固社交纽带。因此，梳理在灵长类中代表了一种古老的卫生和社交行为，且常发生在有密切社交关系或亲缘关系的个体之间，不限于性别和年龄。

与典型灵长类相比，人类的梳理行为减少了89%，尤其在卫生方面。这与人类演化中体毛减少相吻合。

演化上讲，随着梳理的实用需求在远古人类中逐渐减少，其后续的社交功能也随之消失。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功能被“声音梳理”所取代，即通过语言交流满足了梳理的社交功能，最终导致了人类语言的演化。这一假说仍存争议，不同研究持赞同和反对意见。

然而，不同观点的共同点是，梳理的社交功能完全被不同的行为取代了。至今尚未考虑过、也无法理论排除的是，梳理的一些遗留形式可能得以保留，保留了部分祖先的社交功能。

梳理行为在灵长类中的频率减少的同时，其持续时间也在缩短；随着人类祖先逐渐失去毛发，梳理时间变得更短，即需要花在同伴或伴侣毛发上梳理的时间减少了。然而，梳理的结尾通常会以相同的方式完成——梳理者会用突出嘴唇并吸吮的动作接触被梳理者的皮肤，以去除寄生虫或碎屑。无论梳理时间如何缩短，这个最后的步骤可能始终保留下来。可能在最终阶段，两个个体仅执行梳理的最后步骤，嘴唇接触他者的皮肤，但已丢弃了梳理的卫生（且已无实际意义）功能。

这个“梳理者的最终之吻”与人类的吻在形式、情境和功能上有着相似性，超过其他任何已提出的行为。它包含突出嘴唇和吸吮动作，发生在群体中不同个体之间（例如不限于婴儿或性伴侣），且通常在有较密切社交关系或亲缘关系的个体之间。

验证该假说的一个可能方法是比较不同毛发厚度群体中的梳理行为。例如，在圈养的黑猩猩中，过度（他梳理或自我梳理）行为常见，往往导致皮肤裸露而几乎没有毛发。如果“梳理者的最终之吻假说”成立，那么可以预测（控制可能影响亲和行为率的相关生态社会因素后），毛发较少或较薄的群体中梳理持续时间相对更短，而毛发较厚的群体则相对更长，因为他们需要更多时间进行清理。这样可以确认无论梳理时长如何，梳理的结尾都会以“吻”收尾。

替代之吻

根据“梳理者的最终之吻假说”，口对口吻源于远古猿类相互梳理的社交场景，尽管这种相互梳理行为与单向梳理相比，在现存的类人猿中较为罕见。然而，将嘴部的接吻作为亲密伴侣间的社交惯例，意味着口对皮肤的触碰已经形成了一种行为形式。由于嘴唇和口部是人体触觉最敏感的部位之一，口对口吻可能在部分上是因为其带来的愉悦效果而被维持和发展下来。

临别之吻：总结

现有的比较证据表明，吻并不是一种新生的人类情感信号，而是灵长类梳理行为的遗留形式，保留了其祖先的形式、情境和功能。曾经用以巩固和加强亲密社交关系的耗时费力的仪式逐渐被简化，直至“梳理者的最终之吻”转变为一种凝固的信任和依附的象征。

在更广泛的人类演化时间轴中，该假说可以将吻的起源与其他重要的行为和生态转变联系起来。例如，目前假设辅音起源于生活在树栖环境中的古代人科祖先，这将语言的起源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但梳理是典型的地栖灵长类行为，因为地面生活增加了寄生负担。作为一种源于梳理的行为，吻仅在当人类祖先开始在地面上度过大量时间时才得以建立，这一变化发生在古气候变化将人类祖先从森林栖息地转向更干燥的开阔地带之后。人类祖先可能由于越来越依赖用于产生交流信号的唇部动作，而保留了梳理过程中的“最终之吻”。未来在探索人类吻行为及其他独特行为的演化过程中，重要的是考虑人类祖先更广泛的社会生态、认知和交流背景的影响。

作者：Adriano R. Lameira

译者：EY

原文：Th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human kissing

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哥哥，心理学先驱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1884年的《什么是情绪？》一文中提出了他经典的思想实验：试着想象，如果我们把身体的症状移除，情绪还会剩下什么。比如说，悲伤可以“没有眼泪，没有心塞，没有胸痛吗？只剩下认为特定境况‘糟糕’的认知，却并无感觉，也没有其它”。詹姆斯对此的结论是“完全没有身体体验的人类情绪是不存在的”，这一结论引发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辩论：一些研究者将情绪抽丝剥茧，建立实验室模型以判断因果次序，并唤起被试（大多数是本科志愿者）的情绪。

人类学家则从另一个方向入手。如果从爱、愤怒与伤心交织的真实生活片段中开始，那么就会对“什么是情绪”的定义问题有不一样的见解。人类学家对詹姆斯的思想实验反唇相讥：试着想象一种没有文化和社会背景的情绪，即没有情绪出现的经纬度，没有情绪的形式和意义，情绪还会剩下什么？是被剥光的意识？赤裸的心？还是什么都没剩下？如果像我一样，花时间呆在情绪生活相当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情绪的标准化定义，即对于“愤怒”“伤心”和“爱”的普适解读就更不太可能了。情绪这一类别本身开始摇摇欲坠。

以一个远在印度尼西亚西部的孤立岛屿：尼亚斯岛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我和我的妻子在那儿生活了两年半，我们在丘陵地带做田野调查。在尼亚斯岛定居最严重的障碍不是高温的热带气候，也不是与世隔绝（尼亚斯岛是印度尼西亚最贫穷岛屿之一），而是一系列独特的、时而不甚愉快的情绪，尤其是那些围绕着礼物交换的情绪。

在几乎每个社会，给予和接受都是和情绪交织在一起的行为。礼物和收礼人的匹配，回报或者偿还的必要，都是微妙的事情，充满风险。在尼亚斯岛，礼物的呈现、获得、竞争和索取几乎是一种艺术，伴随着特定的情绪表演出来。但是礼物交换和情感的联系往往不直接，有时候令人费解。对外来者而言，尼亚斯既颠覆着概念认知，更带来了不少私人问题。踏足尼亚斯人的山顶定居点，面对高大的房屋和阴沉的石砌广场，你会进入一个不同的情绪世界。

在他们的语言中，“尼哈”既有“人”的意思，也指尼亚斯居民。尼哈靠刀耕火种和养猪维生，生活总是围绕着宴席展开。他们自己也大方承认，宴席带来巨大负担。一顿大餐要招待数百位客人，屠宰好多头猪（40头以下算“少”）。在与礼物交换相关的情绪支持下，宴席组织了生产和再分配，并纳入负债和义务的声望经济。（令人伤感的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猪瘟、一场地震、一次海啸以及发展导致的传统消逝几乎结束了宴席循环。）

占主导地位的情绪是“痛苦的心”（painful heart），一种由悔恨、嫉妒、恶意酝酿出的有害情绪。人们常谈论它，揣测他人正有着“痛苦的心” ，却极少承认自己有。生活中的诸多行为都围绕着这一情绪展开，如施展巫术、破坏作物和对鱼塘下毒。在一个由竞争和声望塑造的社会，“痛苦的心”是耀武扬威的高人一等的作风的阴暗面。那些被忽视、被抢了风头的人，对举办宴席的“大人物”怀恨在心，是他们的秘密敌人。他们亟待安抚。

当我第一次在“尸横遍野”的屠宰场发表演说，我以“不再有怨恨！”这句话作结，意在讨好大家，但或许略显放肆，演说稿其实是由村秘书代笔的。假如我让每个人都吃痛快了，又怎么可能有怨恨？正是这种肉食份额的简单计算激发了所有的宴席，从猎头和部落战争的荣耀日，一直到如今我的社交圈初次亮相。

除了到处参加宴席，尼哈还是不知疲倦的演说者，而且每次宴席演讲的主题都一样。不过，演说的关键倒不是列举欠债（他们的终极关注），而是主人公的“心”。他们精细地剖析着每个群体的不满和期望，把心描述为“被挤压的”“烧焦的”“有斑点的”“白色的”“腐烂的“，甚至是“毛茸茸的”，但无论如何都是对竞争对手策略性的和吹嘘性的情绪回应，协商如此进行着。

情绪让交换充满活力，并指引其方向。（带着痛苦的神情）辩称 “被挤压的心” 意思是陷入对立需求的两难境地，并拒斥两者。“宽广的心”（双手展开）是对劲敌的宽容。“热烈的心” （跺地板）是直白的警告，迫使敌人装死，卑躬屈膝，显得“心胸狭小”。至于“毛茸茸的心”的意味我一直没明白，但它蕴含的情感是糟糕的，一种内心扎了毛刺的感觉——听者可要留心了。

尼哈是不知疲倦的演说者，而且每次宴席演讲的主题都一样。不过，演说的关键倒不是列举欠债（他们的终极关注），而是主人公的“心”。

这些俗语有种冷酷的愉悦感，一种幸灾乐祸的悲观情绪。只有不安情绪的鉴赏家能够造出意为“当你的心脏感觉好像吞下一个猫毛球一样”的词组。尼哈的修辞法与其说是民间心理学，更像一种情感勒索，一种贪婪榨取、拒不忍让的方式，它间接评注了心脏的跳动，同时也实时播报着收支平衡情况。

他者的奇情

如果你喜欢爱伦·坡，此时可能会想到他1843年的作品《讲故事的心》（The Tell-Tale Heart）：一个死去男人的心脏，在地板下有力地跳动，让杀死他的人不得安生。在一个起源于尼亚斯的神话中，某位首领有颗会说话的心脏。心脏被后裔保存在罐子里，像一个离开身体的良心一样叨扰着他们。厌倦了这些责备，后裔们将罐子扔了，智慧和权威一同顺流而下，越过海洋到达当时被荷兰人殖民的新西兰地区。

二战后，荷兰人被驱逐出，1949年印度尼西亚独立。神话被当成历史。但是贫困的尼哈从来没有重新获得情势的控制权（我在尼亚斯的时候，他们称遥远的国家政府为“我们的统治者”）。只有在他们演说时，才重新掌握主权，掌控住神谕之心的情绪力量。

那个喋喋不休的器官告诉了我们什么？我想，它促使我们将尼哈理解为“操纵大师”。他们不熟悉情绪理论，没有读过马基雅维利，但掌握了“心脏有其理性”的基本论点（可以说他们是该论点的化身），用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话来说，情绪是对世界的看法、意图，也是我们所感受到的回应，比起感受或无声的反射，情绪有更多层面的含义。我们也许也知道这点，至少我们能通过自身理解这点（他者的情绪，尤其是文化上的他者，总是没那么复杂）。

但是好辩的尼亚斯岛人向我们展示了更多东西。在他们造作的修辞和血腥的表演中，尼亚斯人带领我们进入“痛苦的心”这一既陌生又骇人的情绪领域，在小说和戏台之外都无人探索过的这方人类之心的暗室。民族志恰恰可以探索这一私密地带。

让我们从田野中短暂休息，喘口气。别忘了，围绕情绪的那些问题尤为复杂难解。人类学是一场进行比较的探险，但是，对于情绪，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比较的是什么？我们称为“愤怒”和“喜悦”的情绪具有普遍性吗？还是每种文化有其自身形式？情绪像物种一样是自然类（natural kinds）吗，还是像“毛茸茸的心”一样是文化的发明？在一连串的行为中，情绪是否有开始和结束？是否有几个基本情绪，剩下的都是它们的变种？如果差异是根本上的，我们又如何知道？

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给出了多种答案，详尽地探索了认知、情感、情境和结果的相互关系，但是通常他们书写的主体像他们一样，是欧美人或西方化的。作为多元文化的专家，人类学家很警惕对人类本性的概括。世界民族志充满了这样的例子，这些人类行为方式不符合我们对于情绪的惯常理解。我们可能料想得到，激发特定情绪的情境各异；旅行爱好者也知道，人们展现情绪的方式各异。但这些例子绝不止于此：事实上，人们反应方式的差异化是大多数情绪理论无法解释的。这里有些许例子，一些人们不大熟悉，一些广为人知：

1. 生活在马拉西亚雨林的基翁人在发觉自己有吝啬行为时会感到头晕。这是因为吝啬行为是对分享原则的僭越，超自然法则强制要求违反分享原则的后果即时生效。虽然我们或许会因愧疚、罪恶感或怀疑感而感到刺痛，根据自我价值和他人的在场评估困境，也会因糟糕的表现而难过，然而，基翁人不会将对错误的感知转变为情绪。他们会感到头晕。
2. 一个相反的例子展现了身体感觉也是一种情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波斯蒙人将饥饿体验为情绪状态。
3. 与波斯蒙人的文化逻辑相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拜宁人看来，“独自呆着的人将孤独感受为饥饿”。对于拜宁人来说，食物和社交相关联。孤独就会饥饿。
4. 如果有人被蛇咬死，厄瓜多尔热带低地的瓦拉尼人会极度愤怒，仿佛那是起谋杀，而不是感觉悲伤或害怕。这里的想法更容易理解。在瓦拉尼人眼中，没有死亡是自然发生的，他们总是怀疑是巫术作祟：是谁放了蛇？奇怪的是，他们的即刻反应是愤怒，这与广大情绪科学家的期望相反：他们普遍认为严重的损失会自动激发伤心的感觉。
5. 塔希提人带来了另一种挑战。据称他们没有表示伤心的词语，甚至都没这个概念。面对损失，他们会无精打采而不是悲痛。
6. 或观察一下巴西东北部的贫民窟居民，他们看起来对普世的“母爱”很冷漠。他们选择性地哀悼逝去的婴儿，无动于衷地任凭虚弱的婴儿死去。
7. 回到故土，让我们思考一下现代旅行者，他们给辩护律师提供了一种新的减刑理由，确切地说是一种“新”情绪：空怒（air rage）。在加压机舱内，空怒的症状与成因与人们在地面上大发脾气都（情有可原地）有所区别。

面对这些无法解释且不可通约的例子，你必须同意哈姆雷特里说的“霍雷肖，天地间有很多奇事，你纵有再多学问也料想不到”。

情绪是清晰可辨的吗？

这些（经大幅压缩化简的）民族志中的奇珍异宝质疑了这样的推论：尽管有明显的文化差异，但是共通的情绪让我们彼此相似，甚至有人会说情绪让我们成为人类。这一陈词滥调在某种基本意义上当然不假。我们也确实能跨越文化边界，对他人不明原因的微笑和眼泪作出回应。但是即便在我们熟悉的圈子里，大多数情绪只有在叙事情境下才是清晰易辨的。大笑或者皱眉，都有其背后的故事。向更广阔的世界进发，面对迥然不同的规则与原因，冒险猜测塔希提人遭受损失时或瓦拉尼人狂怒时的奇妙心境，你还是迷惑不解。同理心失效了。至少在情绪的领域，一致性论题已然崩塌。

这种差异有多深呢？正如田野工作者展现的一样，思考、行为和与他人的连接都经过文化的折射。但除了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人类学家都不太相信情绪生活有根本性的不同，他们要么将情绪看作演化的生理禀赋，要么视之为普遍模式在文化塑造下的不同变种。在这些脚本中，一些情绪被强调，另一些则轻描淡写。

一个简单的例子证实了这点。乌库是一个为了生存相互依赖的爱斯基摩族群，他们深受愤怒情绪困扰，教导他们的孩子掌控愤怒，竭尽全力不要发怒。让·布里格斯（Jean Briggs）关于乌库的经典民族志名为《从不愤怒》（Never in Anger），实在很贴切。在乌库，即便最轻微的恼火都被谴责为“孩子气”。布里格斯本人在发脾气时被驱逐出了冰屋。

在我们更具竞争性也更以自我中心的世界，愤怒有助于开诚布公、消除麻烦，因而有时被看成是好事。愤慨是抗议的燃料，是“义愤”的旗帜。这种社会差异似乎有其功能适用性，因此易于理解。情绪需适应于由文化界定的情境，行为需要控制，脾气要调整。但心理机制保持不变。

这种在人类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成为共识的温和相对主义，得到了硬科学的支持。但是它依赖于一种对情绪如何运作的简单看法，许多构成情绪的东西都被撇除了，这反过来让我们看不到民族志学者在田野中苦苦探寻的那些微妙差异。

科学通常的运行方式是：分类对象、识别过程和组分、监控相互作用，并归属因果时序。情绪研究者研究情绪的标准（什么是原型，边界在哪里）；对事件的评价如何与情感相关联；以及反过来，情感如何体现积极和消极的评价；然后他们假设一般情绪有哪些共同点，也就是一些抽象情境，比如愤怒通常是源于受到冒犯，悲伤通常是因为有所失去。模型通常由将元素置于方框中的图表构成，箭头和反馈循环连接着这些方框，标识输入输出。

这样的训练对厘清过程和概念非常有用。但是当情绪从生活场景中撕裂，意义和实用的功能也随之剥离了。如果没有我个人经历，也就是被我错怪的伴侣、曲折的过去、狂热的超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折磨感、借以表述的语言，或者犹太基督的成长背景，我的愧疚情绪会是什么样的？我的、你的、她的愧疚情绪以极为关键的方式有所差异，并且影响着随之而来的行为和表达。巨细靡遗浮现出来的细节，即会带来差异的差异，在以共同点为核心的方法之下隐而不见。

在我的作品《情绪世界》（Emotional Worlds）中，我论述称只有叙事才能捕捉生活的复杂性，并提供一个关于情绪事件如何展开、如何被经历、有何作用和意义的准确实证解释。对于人类学家来说，现实故事是一个比实验更好的模型。

情绪事件的模拟、词汇分类任务【无聊是一种情绪吗？狂怒（rage）是一种愤怒（anger）吗？】以及对面部神情跨文化认知的测试，当然会揭示不少关于认知机制和身体系统相互作用的道理。但是，这些都省略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那些定义了主观经历的事：我们对其如何感受，它们又意味着什么？用术语来说，前述工作缺乏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

对于爱和懊悔的体验来说，我们不能将感觉从概念结构，或者其赖以展开的关系组织中孤立出来。自然情绪不是一台机器，并不可以拆开观察来弄清原因和功能，然后重新组装并激活。不仅因为情绪是在真实时空下展开，也因为情绪是被科学凝视不可见的意义和历史所激发、延展、调制的。

考虑到尺度、错综复杂性、时间深度、嵌入的背景等原因，用人类学方法研究情绪并不能效仿自然科学，而必须坚持它最擅长的，即提供整体性而私密的描述。这些足够丰富的描述能以跨文化的视角阐明，我们作为具有文化禀赋的社会性动物，那些被当成物种共性的机制究竟如何。同样重要的是，人类学必须对其他生存方式保持开放的心态——奇怪的情绪生活最终可能不仅仅是普遍主题的变体。提前确定情绪是什么，或带来什么，是个糟糕的做法。

在近处体会情绪生活

让我们回顾基翁人，与基翁人一同生活在马来西亚雨林的西格妮·霍威尔（Signe Howell）在《社会和宇宙》（Society and Cosmos） 一书中充满羡慕地描写了基翁人。霍威尔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是基翁人仅仅拥有五六种指代情绪的词语（英语有上百个）。基翁人缺乏代表“思考”和“感觉”的词汇，这是世界民族志罕有的。基翁人称，有必要表达情绪时，他们会援引肺的状态。（这是否等同于“思考”或“感觉”有待讨论。）对于披头士的歌词“她爱上我，我感觉很棒”，基翁人可能会改编成“她爱上我，我的肺很好”。

但是在雨林深处，情绪的呈现又有何必要？人们认为强烈的激情是危险的，避之不及，而害怕是个特例，因为害怕能躲避危险。引发争执的情形需要避免（霍威尔从未见到愤怒）；一旦发生坏事，人们就怪罪为触犯了禁忌；感受到情绪的机会少之又少。没有问候，没有道别，没有感激的交换，也很少有互动。这是一个树立着各种规则和禁忌的冰冷的丛林。

在爪哇东角的外南梦农村的田野彰示着另一种形式的镇定。如果说尼亚斯是一场劫难，是火的洗礼，那我们在爪哇的两年半则受到了更温和的情感教育。在爪哇，我们遭遇的困难是识别（recognition）：如何倾听表达微弱且命名模糊的情绪。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尼哈会表示反对），情绪化代表了软弱和脆弱。人们进行大量的训练来培养自我掌控力，以平息那些可能会“导致疾病”或疯狂的强烈感情。重点不是压制恼人的思想和情感，不是积蓄烦恼，而是更少甚至不去感受烦恼。这需要时刻对逆境、损失和挫败进行重新审视，并避免易激发情绪的情形。

在《情绪的世界》一书中，我梳理了一些难以捉摸的例子：一个农夫在他的水牛中毒后仍然保持镇定；一个乡村的酋长在清真寺被宗教狂热分子击败后得病，而不是感到羞耻和狂怒。这些例子需要更深入的叙述才能说明白。不过日常的场景也同样揭示着抑制的情绪风格，这是由文化培育和惯习共同导致的。在爪哇神秘主义者（“我们”村1/4的成年人）眼中，人类这一“世界缩影”与可见世界的交互主宰着宇宙，而情绪则是依照这样的宇宙运行的。像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一样，神秘主义视愤怒和焦虑为对世界的无用回应，与其说是反应粗野，不如说是误判。然而这些普通的、不善思忖的村民做出了相似的判断。他们不会站出来、说出来，而是采取“顺其自然”的轻巧姿态来管理情绪、保持平静。

民间戏剧和狂热游戏将人们最惧怕的东西摆上舞台，而在这些场合之外，暴力情绪使人害怕、惹人嗤笑。通过发怒或哭喊寻求关注的孩子会被同伴取笑。到5-6岁时，孩子们“学会”并“成长为人”。但是“还没有成为人”的婴儿一旦表现出任何负面情绪，就能得到安抚：“他们的哭声恼人”。当我儿子还是婴孩时，隔壁“祖母”给他一条挂满树莓的树枝，他特别喜欢。他自己把果子摇下来后，变得极度愤懑。老妇人被他的哭声打动了，只得用绳子把树莓一颗颗系上去。

如何处理悲伤尤其具有启发性。酋长女儿的第二个孩子在2岁时突然死亡，6年后她和她的丈夫才能拜祭死去的孩子。他们没有保留任何照片，“因为我们不想想起他”。他所有的东西都被其他人拿走了且没有归还，这样就不会有任何引发回忆的东西。

另一个例子展示了一种更容易实现的脱离。资深民族主义者和激进的反共产主义者史拉默因中风而死亡。一些人将他的疾病归因于他前一年过世的儿子，其他人认为他是在赎罪，类似因果报应。他的妻子抱怨他在睡梦中对着空气乱抓，中风时也不停歇。史拉默的一个追随者在病床前慰问他时，震惊于昏迷的老人突然笔直地坐着，怒目而视。他模仿那吓人的神情，说：“我以为他想咬我。”

“对于史拉默的过世，你感到伤心吗？你会想念他吗？” 我问他。他们曾经很亲近。“不，没必要。”他回答说。准确来说，他是这样说的：“我不再跟他有任何关系了。”他在史拉默生病时感到伤心，但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中风和诡异的苏醒似乎打破了鲜活的情感联结。情绪意味着紧密联结。和一个死人、一个食尸鬼，不会有进一步的往来。这并不典型。虽然每个例子不同，有着独特的人物和历史故事，然而联结和断开联结的方式受文化形塑，并在叙事中变得可理解。

民族志没有捷径。但只需管窥田野，就能发现人类学方法对情绪的研究是如何不同于其他学科，而且它们能互为补充。沉浸式的田野调查、民族志方法，并不是精密科学。当你自己是实验的一部分，是一件活生生的乐器，被你的东道主吹奏把玩，这样的实验怎么可能是精密科学呢？但这也不是主观主义或初涉该学科者容易秉持的相对主义——该立场认为任何观察尼亚斯社会如何运作的视角，都是同等有效的。

民族志与传统实证主义科学的分道扬镳之处在于这样的基本事实：情绪片段的意义源于文化、人际关系和事实的纠缠，这种纠缠性不为中立、疏离的观察者所见。为了理解人们是怎样的，他们想追求什么，在乎哪些风险，你需要脱下科学家的外衣，走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分享喜悦和悲伤，体会他们的内心世界。这样会很耗时、效率不高，也会像生活本身那样混乱，但这样做也有积极的一面：给冰冷的科学工具提供新的视角。

翻译：张婉娴；校对：有耳；编辑：酸酸；封面：coco

这听起来就像一部暑期档大片的情节。

一位英俊的国王被赐予了超人的力量，但由于令人无可忍受的傲慢自大，他对他的王国构成了威胁。一位平平无奇的旅人入场，向他发起挑战。挑战结束后，国王的力量得到了克制，两位英雄成了密不可分的好朋友，踏上了穿越整个王国的冒险之旅。

这个故事能够流传至今，这个事实本身就值得一提。它就是《吉尔伽美什史诗》，被刻在4000年前的一块古巴比伦泥板上，是现存最古老的伟大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故事在当时极其流行，因为在下一个千年中，我们都能找到它的重复版本。

更加令人惊叹的是，这个故事直到今天仍人被传颂、被欣赏，其中的基本元素许多都能在此后的大量流行故事中找到踪迹，比如故事中温暖人心的“基情”。

如今，这些共同特征成了专攻“文学进化论”的学者们的主要兴趣。这些学者研究是什么构成了一个好故事，以及从《奥德赛》到《哈利波特》中某些叙事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演化原因。

故事是一种逃避主义吗？

尽管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故事叙述出现在文字之前，我们可以假设叙述数千年来都对人类的生活至关重要。一些岩洞壁画，如法国肖维岩洞和拉斯科岩洞中3万年前留下的那些，似乎展现了一些戏剧化的场景，可能与口头讲述的故事并存。

“如果你环顾岩洞，你将看到不同的画面，这似乎是一个与狩猎探险有关的叙述，”密歇根大学的丹尼尔·克鲁格（Daniel Kruger）说。这些叙述可能包含了群体中的重要课程。来自上一次冰河时期的一些传说可能流传至今。（参见“最古老的故事是什么？”）

最古老的故事是什么？

[vc_row][vc_column][vc_cta h2=””]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今天我们仍在阅读的一些传说也许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早期。丹尼尔·克鲁格指出，《吉尔伽美什史诗》等传说和《旧约全书》中的《创世纪》都包含了一场神秘大洪水的细节，这或许就是中东地区上一次冰河时期结束后的某些真实的地质事件所留下的文化记忆。

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上的土著居民中长期流传着关于“埃布勾勾”（Ebu Gogo）的传说，这是一群霍比特人一般的小矮人，没有语言。这些传说似乎与当地发现的一些考古遗迹有关，它们来自人科的一个亚种，在一万多年前灭绝。“当地实际上流传着一些关于这些小矮人的故事，传说他们并不会使用语言，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说些什么，他们就会重复。这样的一个故事竟然能够流传上万年，这真令我感到惊讶。”这一切都证明了故事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提供关于遥远过去的群体记忆。

通过对欧洲和亚洲不同文化群体中口头传说的传播进行地图标记，一些人类学家还估计，某些民间传说，例如浮士德式的《铁匠与恶魔》，可能与第一批印欧民族的定居者一同到来，在六千多年前扎根；这个群体随后分散开来，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一路上携带着自己的故事。[/vc_cta][vc_column_text]

如今，尽管我们已经不再围绕在篝火前，但是人们认为成年人平均每天花6%的清醒时间在不同的屏幕上欣赏虚构故事。

如果故事是一种纯粹的逃避，那么从演化的观点来看，人们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和精力也太多了。心理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已经发现了虚构故事的许多潜在益处。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故事叙述是一种认知游戏，能够锻炼我们的心智，让我们模拟周围的世界，想象不同的策略，尤其在社交场景中的策略。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约瑟夫·卡罗尔（Joseph Carroll）说：“故事教我们理解他人，它是关于共情和心智理论的练习。”

脑部扫描为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阅读或聆听故事激发了大脑皮层中的多个区域，这些区域已知和社交和情绪处理有关；并且，人们阅读虚构故事越多，他们就越容易与他人共情。

旧石器时代的政治

演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的史前心事仍在塑造着我们喜爱的故事模式，这点至关重要。例如，随着人类演化出更大的社会，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合作，避免成为一条只索取而不付出的“社会蛀虫”；我们也不能让某些个体滥用统治权力，损害群体的利益。从那时起，我们讲故事的能力，和我们所讲述的故事，可能就随之演化成一种交流合理社会规范的方式。克鲁格说：“故事所教给我们的就是要反抗暴君，自己也不要成为暴君。”

与此同时，多个研究已经发现，合作是全世界流行叙述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伦敦大学人类学家丹尼尔·史密斯（Daniel Smith）最近拜访了菲律宾的18个狩猎采集部落，发现他们的故事中近80%包含道德抉择和社会困境（与之相对的是讲述自然的故事）。关键在于，这些故事被他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所诠释。在不同实验任务中，那些最注重故事讲述的部落也被证明是最合作的，这点与演化理论的假设完全相符。

《吉尔伽美什史诗》提供了古代文学的一个范本。在故事的开头，从吉尔伽美什国王的武力和勇气看来，他似乎是个完美的英雄；然而，他也是一个傲慢自大的暴君，滥用自己的力量，利用他对领主的权利霸占任何一个他看上眼的姑娘；直到受到陌生人恩基杜的挑战之后，他才最终理解了合作和友谊的价值。这个故事传递给听众的信息十分明确：就连英雄国王也要尊重他人，更别说你了。

在《故事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Stories）一书中，奥克兰大学的布莱恩·博伊德（Brian Boyd）描述了这些主题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明确呈现。当佩内洛普等待奥德修斯归来的时候，她的追求者终日在她家饮酒作乐；当奥德修斯终于回到家，伪装成乞丐的样子，他们甚至不愿意给他一个睡觉的地方（这可是在他家里！）。当奥德修斯卸下伪装，发动了血腥的复仇，他们最终得到了因果报应。

你可能会以为我们对合作的兴趣被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崛起的个人主义所稀释了，但克鲁格和卡罗尔发现，这些主题仍然体现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最受欢迎的一些英国小说中。

研究人员让读者们对超过200部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打分（从简·奥斯汀作品开始，到E·M·福斯特的年代结束），发现反派的主要缺陷最常是不顾他人感受寻求社会统治的行为，或滥用现有的力量；而主要人物似乎不那么个人主义，也不那么有野心。

以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为例。工于心计的宾格利小姐为了寻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试图讨好富有却傲慢的达西先生，并撮合她的兄弟和达西的妹妹，同时瞧不起任何社会地位更低的人。而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班内特恰好相反，她对这种向上爬的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兴趣，甚至拒绝了达西先生的第一次求婚。

威廉·萨克雷的《名利场》与之相反，它玩弄我们对主角的期待，将冷酷无情、野心勃勃（可能还会杀人）的贝姬·夏普置于小说的中心，而她那更加讨人喜欢（却平凡无奇）的好友阿梅利亚成为二号人物。《名利场》，用萨克雷本人的话说，是“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但从演化的角度看来，贝姬最终被她所在的社会抛弃，这样的报应仍然警示着那些存有私心的人们。

软帽和倭黑猩猩

演化理论也能为爱情故事的主要元素提供依据，比如女主人公总是偏爱可靠的“爸爸”形象（例如《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先生和《理智与情感》中的爱德华·费拉斯）或者“浪子”（例如玩弄女性的韦克翰先生或威洛比先生）。“爸爸”或许更能提供长期的安全和对年幼孩子的保护，但是根据一个演化理论“性感儿子假说”（sexy son hypothesis），对一个不忠诚的浪子倾心也有好处，因为他们能将自己的美貌、狡黠和魅力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也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性成功。（译者注：韦克翰先生和威洛比先生分别是《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中的人物。）

选择“浪子”的结果就是你的基因有更大的几率能被传递给更多的孙辈——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伴侣拈花惹草的行为将令你心碎。因此，尽管我们知道了文学作品中那些坏男孩的恶劣行径，我们仍然会为他们感到心跳加速。

克鲁格说，在这些方面，奥斯汀等作家具备演化心理学家的直觉，他们对两性互动的理解“准确得出奇”，走在了我们的理论前面，“我认为这就是这些故事得以长青的一部分关键因素。所以，简·奥斯汀在两百年前写下的这些小说，今天仍然在被拍摄成电影。”

从这些作品中得到的启发还会更多。例如，近期的一项研究分析了幻想小说和恐怖故事中那些绝对邪恶的角色，例如哈利·波特的宿敌伏地魔和《德州电锯杀人狂》中的人皮脸。这些角色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奇特的外表，这似乎是为激发我们对传染和疾病演化出来的恐惧而设计的；以及，考虑到我们内在的部落文化，反派通常携带着一些特征，说明他们是某个“外族”成员——难怪好莱坞电影中有那么多坏蛋带着外国口音。同样，这些作品的理念，就是和这些邪恶力量的交锋最终将强化我们自己的利他主义和对群体的忠诚。

在接纳了这些对文学作品的演化解读的人中，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是最有名气的人之一。他说，故事情节的许多常见元素甚至能在我们的灵长类表亲的阴谋诡计中找到。在关于这个话题的论文集《文学动物》（The Literary Animal）中，他写道：“如果阅读大量的对倭黑猩猩群体的系统、无干扰观察笔记，你会发现19世纪英语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所有主要主题：联盟的建立和破裂，个体的崛起和他人的衰落，阴谋的酝酿，复仇，感恩，荣誉感受挫，成功和不成功的求爱，丧失和哀悼。”

麦克尤恩指出，我们应该赞美这些演化趋势，它们赋予了虚构作品跨越几块大陆、几个世纪的核心力量。“除非我们与作者共享一些核心的情感基础、一些深层的基本假设，否则我们将无法享受来自一个遥远的时代、或一个极不相同的文明的文学作品，”他补充道。

在这些深层的基本假设中，诞生了像《吉尔伽美什史诗》这样的作品，它在今天仍然鲜活；它那关于忠诚友谊的信息超越了时间，为我们所有人带来训诫，哪怕此时距离作者将笔尖落在泥板上已经过去了四千年。

翻译：玛雅蓝

编辑：EON

原文：http://www.bbc.com/culture/story/20180503-our-fiction-addiction-why-humans-need-stories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荒诞的事情。最有反讽意味的现象之一，就是一部分声称捍卫真理、对抗无知的人士，正在复兴某些已被彻底扒皮的伪科学。一小拨人类学家、智商研究人员、心理学家和自诩为高格调异见人士的学者，如今出面力挺所谓“逆耳的事实”，鼓吹某些种族天生比其他种族更聪明的观点。此类观点经数量惊人的主流媒体和边缘媒体合力传播，影响着新的受众群体，被他们引为自身种族优越感的理论依据。

种族和智力之间存在关联，是所谓“种族科学”（race science）或曰“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的主要原则。种族科学家声称，不同种族群体的社会结果（如预期寿命、学历、财富和监禁率）差异自有其进化论依据。特别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黑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逊于白人，因为前者往往天生智力较差。

尽管种族科学一再遭学界扒皮，但近些年又有卷土重来之势。如今，热心推动种族科学的人大多是“极右派”明星，他们喜欢利用伪科学从学术角度为民族主义政治站台。如果你认为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天生不聪明，那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平权法案或外国援助等自由主义救济手段注定徒劳无益。

最近有许多例子表明，右翼人士为种族科学击鼓助阵。例如，2016年7月，时任布莱特巴特新闻网老板、后来成为特朗普麾下首席战略家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一篇文章中隐晦地提到，一些被警察枪杀的黑人或许是罪有应得。“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天生就具有侵略性和暴力倾向，”班农写道，此话令人不禁联想到科学种族主义最臭名昭著的论点之一：黑色人种在遗传学上较其他人种更具暴力倾向。

在种族科学复兴的背后推手当中，有一位在不久前还是个知名的主流公众人物。2014年，前《纽约时报》科学记者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写了一本关于种族科学的书，堪称过去20年内最大的毒草。此书名为《令人烦恼的遗产》（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韦德在其中重复了三条种族科学的陈词滥调：一、“种族”这个概念，对应着不同人类群体间深刻的生物学差异；二、不同种族人类大脑的进化方式有所不同；三、这一点在不同种族的平均智商差异中得到证实。

韦德的书问世后掀起了轩然大波。139位世界顶级的人口遗传学家和进化理论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封联署信，指责韦德篡改滥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细节更为详尽的批评。芝加哥大学遗传学家杰里·科因（Jerry Coyne）将韦德的理论称作“最糟糕的科学”。然而，一些右翼人士接纳了韦德的观点（这可能并不令人吃惊），将他塑造成一个诚实知识分子的典范，并且声称，令他噤口的并非学界大腕的反对，而是“政治正确”的原则。

“对我的书的攻击纯粹是政治性的，”韦德告诉斯蒂芬·莫利纽克斯（Stefan Molyneux），后者是极右翼新科学种族主义最有名的推动者之一。上述言论发表于特朗普当选后的一个月，韦德在莫利纽克斯的YouTube视频栏目中接受采访，这档视频的观看人数以千万计。韦德继续说：“这些攻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它显示了这种群体信仰极尽荒谬的一面。”

莫利纽克斯近期访谈的另一位嘉宾是政治学家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他是《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的作者之一。书中认为，穷人、特别是贫穷的黑人，天生就不如白人和亚洲人聪明。此书于1994年首次出版时，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被学术评论家们批得体无完肤。

身为大学校园抗议活动的经常性靶子，穆雷已经成为保守派的名义领袖。保守派想把进步人士描绘成没有思想的伪君子，指责其抛弃了构成自由社会根基的开放话语原则。这种逻辑促使一些主流文化人物将穆雷尊为科学辩论的偶像，或者至少借此显明他们自己胸怀博大，能够接纳“真相有时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可能性。去年四月，穆雷现身于非虚构作家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的播客上。穆雷利用这个平台声称，攻击他的自由派学术评论家们“撒谎时没有任何明显的负罪阴影，因为我猜想，在他们自己的心目中，他们自认为是在做上帝的工作。”（这期播客节目题为“禁忌知识”。）

在历史上，种族科学不仅塑造了政治话语，也塑造了公共政策。《钟形曲线》出版后的第二年，正值共和党把持的美国国会削减穷人福利的准备阶段，穆雷在参议院福利改革委员会作了专家证词。最近，帮助推动共和党最新的富人减税政策的国会议员保罗·瑞安（Paul Ryan）又声称穆雷是贫困问题专家。

现在，随着种族科学重新回归主流话语，其影响业已通过诸如班农这样的人物渗透到美国政府的上层。英国也未幸免于这种复兴:《伦敦学生报》（London Student）最近披露，一个关于情报和遗传学的半秘密会议在伦敦大学学院举行了三年，而该校并不知情。与会者中包括来自阿尔斯特大学（Ulster University）的88岁的进化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他自称是一个“科学种族主义者”。

科学种族主义没有消失的原因之一是，公众对种族主义的听信度高于科学。这为像穆雷和韦德这样的人留下了一个机会，与他们的媒体支持者一起，把自己塑造成理性调查的温良捍卫者。我们一直以来全力攻击他们明显的偏颇立场，以致于忽略了讨论科学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阐明一个问题：种族科学家们究竟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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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和智力一样，是个出了名的模糊概念。个体往往与其他种族的成员共享更多的基因，与本种族成员的基因相似性反而较低。事实上，许多学者认为，种族是一种社会结构——但也不否认有一些群体（科学术语中的“人口群体”）拥有大量共同的基因遗传。因此，种族科学在科学上的基本出发点并不牢靠。

所谓的种族科学，至少和奴隶制和殖民主义一样古老。直到1945年，在许多西方国家它还被视作一种传统智慧。尽管在纳粹大屠杀之后，种族科学被新一代的学者和人文主义者所拒绝，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它又沉渣泛起。从那时起，它就经常重新回到主流话语中。

种族科学的捍卫者声称，他们只是简单地描述事实本身，而事实并不总是令人舒服。

1977年，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我在国立高中读最后一年，当地大学的社会学讲师向我们发表演讲，然后接受问答。他被问到黑人是否和白人一样聪明。他否认了这点，表示智商测试证明白人更聪明。他指的是美国心理学家阿瑟·詹森（Arthur Jensen）在196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那篇文章声称，人类智商80%取决于基因，而不是环境，黑人和白人的智商差异基本上是由基因决定的。

在种族隔离的南非，为了支持白人至上的统治制度，发明了这样的观念：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特征、个性和智力潜能。在美国，种族和智商的话题也同样被政治化，詹森的论文被用来反对福利计划，例如旨在帮助儿童摆脱贫困的“有利开端方案”（Head Start programme）。但这篇论文发表后很快遭到强力反驳，43年后，纽约时报将此称为“一场国际性的舆论风暴”。尤其是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学者们发表的驳斥文章多达数十篇，学生们还烧毁了杰森的雕像。

最近，关于种族和智商的观点的复兴始于一个看似无害的科学观察。2005年，世界上最著名的进化心理学家之一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某犹太研究机构发表演讲，提出“德系犹太人天生特别聪明”；次年，他又在美国自由主义杂志《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长文，重申了这一观点。长期以来，这种说法一直是种族科学佩戴的一张微笑假面：如果说犹太人天生更聪明，按此逻辑，其他人自然就不那么聪明了。

平克的文章背景是200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德系犹太人智慧的自然历史”，由三位人类学家在犹他大学共同撰写。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认为德系犹太人的高智商分数表明他们比其他任何人（包括其他犹太人群体）更聪明。

这种进化的发展理论据信起源于公元800年到1650年之间。当时主要生活在欧洲的德系犹太人受反犹主义的限制，只能从事货币借贷生意，因为在基督徒看来，这是一种等而下之的行当。该论文认为，这种智商上的快速的进化是可能的，部分原因在于，犹太人不和外族通婚，意味着“非常低的内向基因流动”。这也是德系犹太人中家族黑蒙性痴呆和高雪氏症等基因病的发病率畸高的原因之一。研究人员声称这些疾病是指向高智力的自然选择的副产品；据说那些携带上述基因变异或等位基因的人比其他人更聪明。

平克在其发表于《新共和》上的文章中沿用了这一逻辑，又在其他地方称道那篇关于德系犹太人的论文“论证充分到位”。他接着谴责那些怀疑讨论种族间遗传差异是否具有科学价值的人，并声称“个性特征是可测量的，可在一个群体中遗传，一般而言在不同群体之间略有差异”。

在随后的几年里，尼古拉斯·韦德、查尔斯·穆雷、理查德·林恩，以及名望日增的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等一批人积极参与到关于犹太人智力的学术讨论当中，以此作为重磅材料，用以宣扬他们的观点，即不同人群的智能遗传有所不同。这个团体的另一个成员是记者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他曾在1994年为《钟形曲线》极力摇旗呐喊，在他当时任编辑的《新共和》杂志上专门撰文推介此书。2011年，他再次加入辩论，以自己的热门博客“The Dish”为平台，宣扬不同的人口群体在智能潜力上天生不同。

沙利文指出，德系犹太人和西班牙系犹太人之间的差异在数据中是“惊人的”。这是种族科学修辞学的一个典型例子，即宣称尊重数据，而不是政治立场。极右派甚至用另一个名字重新定义了种族科学，称之为“人类生物多样性”，听起来像是直接从大学课程目录中摘录出来的一样。

在种族科学的语汇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反对它的人关于人类平等的本质的追寻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臆想。最近，彼得森在一期YouTube访谈中告诉莫利纽克斯：“关于智商方面的研究文献揭示，没有人愿意陷入这种情形。”就连著名社会科学家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也批评自由主义者是“智商否定者”，他们基于一种误导性的信念，认定社会结果完全依赖于后天培养，是可变的，因而拒不接受不同人群因遗传造成智商差异的真相。

种族科学的捍卫者声称，他们只是简单地描述事实本身，而事实并不总是令人舒服。沙利文在2013年写道：“我们仍然是同一物种，正如贵宾犬和小猎犬是同一物种；但是，一般来说，贵宾犬比小猎犬更聪明，而小猎犬的嗅觉则比前者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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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重现于公众讨论中的种族“科学”——无论体现为贬抑黑人的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学说，还是所谓德系犹太人拥有更高智力水平的所谓友好主张——通常至少包含以下三种说法中的一种，而无论哪一种都没有科学事实依据。

第一种说法是，远在45000年前，当欧洲人的祖先克鲁马努人来到欧洲大陆时，他们面对的自然条件要比在非洲严峻得多。更严峻的环境挑战导致了高智商的发展。理查德·林恩在2006年写道，面对北方的寒冷气候，“智能较差的个体和部落渐渐绝迹，而更聪明的个体和部落则得以存活下来。”

这里姑且不提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农业、城镇和字母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并不以寒冷而闻名，单说一点：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表明，史前撒哈拉以南部非洲即已存在现代水平的智慧。过去15年间，南非印度洋沿岸的洞穴考古发现表明，在7~10万年前，一批生理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将赭石与骨髓脂肪和木炭仔细混合在一起制成颜料，制作珠子装饰自己，又制作鱼钩、箭头和其他复杂工具，在有的步骤中需要把它们加热到315摄氏度（600华氏度）。相关研究人员，如南非考古学家克里斯托弗·亨希尔伍德（Christopher Henshilwood）指出，这些人都是聪明的、有创造力的人，就像我们一样。正如他所说：“我们正在把现代人类拥有象征性思维能力的起点向后推——一直推到很久很久以前。”

种族科学的第二个基本论点是：人类的身体不断进化，至少直到最近为止，不同的人群进化出不同的肤色，在某些疾病的患病可能性，以及乳糖耐受性等方面均有差异。那么，凭什么认为人类的大脑就不能持续进化呢？

这里的问题在于，种族科学家们没有遵循同类比较的原则。上述的身体变化大部分涉及单个基因突变，它们可以在相对较短的进化期间内传播到整个种群。相比之下，人的智力——甚至智商评估时所测度的特定智力领域——则涉及到一个或许由数千个基因组成的网络，这方面发生任何可察觉的进化，可能至少需要10万年的时间。

“很难指出哪怕一个基因与年轻健康成年人的正常智力切实相关。”智力并不会被整齐地包装在任何一条DNA链上并贴上标签。

考虑到如此之多的基因在大脑的不同部分发挥作用，以某种方式促进智力的发展，因此，至少在过去的10万年里，认知进步的证据很少，也就不足为奇了。克鲁马努人研究领域公认的顶级专家之一、美国古人类学家伊恩·塔特萨尔（Ian Tattersall）指出，早在人类离开非洲前往亚洲和欧洲之前，他们已经在脑力方面达到了进化的顶点。他在2000年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没有适当条件在物种层面展开任何有意义的生物学进化。”

事实上，说到不同群体的潜在智力差异，人类基因组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遗传变异非常有限。1987年进行的一项DNA研究表明，今天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的非洲祖先：“线粒体夏娃”，生活在大约20万年前。由于这种在进化论语境中相对晚近的共同祖先的存在，人类群体拥有的共享基因比例较其他哺乳动物更高。例如，生活在非洲中部的黑猩猩的单一亚种，其遗传变异性比整个人类群体要大得多。

迄今为止，没有人成功地分离出任何“决定”智力的基因，指向该方向的所有研究论断都在同侪审查中化为尘土。正如爱丁堡大学认知老化专家伊恩·德瑞教授（Prof Ian Deary）所云：“很难指出哪怕一个基因与年轻健康成年人的正常智力切实相关。”智力并不会被整齐地包装在任何一条DNA链上并贴上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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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种族科学决定性地植根于第三种说法之上：不同群体的智商平均值有遗传基础。如果这种说法被驳倒，那么整座大厦——从德系犹太人智力优越论到所谓黑人贫困的必然性——就会随之崩塌。

在我们能够正确评估这些说法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智商测试的历史。公众普遍认为，智商测试提供了一种测量恒定智力的方法，但是当我们更深入地观察，就会发现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智商测试诞生于1904年，它的发明人、那位谦虚的法国人阿尔弗雷德·比内（Alfred Binet）深知人类智力太复杂，不能用一个数字来表示。他着重指出，“智力……不能用测量线性表面的那套方法来衡量，”并补充道，过分强调智商“会造成形形色色的错觉”。

但是比内的智商测试法被美国人所接受，他们认为智商是与生俱来的，并运用这套方法来指导移民政策、种族隔离主义政策和优生政策。早期的智商测试包含了大量的文化问题。（比如，一战期间美国士兵智商测试中有一道题：“卡菲尔人有几条腿？2，4，6，8?”）随着时间的推移，测试内容逐渐不那么变态，并已证明在测量特定智力倾向方面是有用的。但我们并不能从中得知，智商得分的主要影响因素究竟是基因还是环境。要想弄清这点，需要更多的信息。

检验这个假说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看你能否通过学习提高智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表明纯属环境因素的教育水平会影响智商测试得分。众所周知，经过有针对性的智商测试练习，测试得分就会上升，但是其他形式的学习也会有所帮助。2008年，瑞士研究人员招募了70名学生，其中一半学生练习基于记忆的电脑游戏。结果这35名学生的智商测试得分都有所提高，而另外35名在整整19周的试验中每天进行针对性练习的学生，分数提升幅度最大。

另一种用来证明智商取决于先天而非后天因素的方法，是在同卵双胞胎出生时加以鉴别，然后安排他们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中长大。但这种实例并不常见，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一直令人怀疑——比如20世纪英国心理学家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的研究，他声称已经证明了智商是与生俱来的。（伯特死后，人们发现他伪造了很大一部分数据。）

1979年，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心理学家托马斯·布沙尔（Thomas Bouchard）发起了一项真正的双胞胎研究，尽管该研究的资助方是公然持种族主义立场的先锋基金（Pioneer Funds），但他的研究结果令人颇感兴趣。他研究了同卵双胞胎，他们有相同的基因，但是在出生之时就被分开了。由此可以看出环境和生物学因素在同卵双胞胎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贡献。他的理念是，如果这对双胞胎在不同环境中长大，但是出现了相同的特征，那就说明基因在其中起到主要作用。

问题在于，该研究中的大多数同卵双胞胎被收养到同一类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因此，他们最终发展出相似的智商水平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极少数情况下，双胞胎被收养到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教育水平的家庭当中，结果智商差异很大，其中一对双胞胎智商相差20分，另一对双胞胎智商相差29分，套用某些智商分类术语来讲，这相当于“迟钝”和“高智商”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在环境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后天教育对智商的影响似乎比先天禀赋要大得多。

然而，百年以来，人类基因并未发生改变。在这段时间里，人们更多地接触到抽象逻辑，而这恰恰是智商测试所测量的那一小块智力领域。

但是，当你的目光从个体转移到整个群体时会发生什么呢？先天因素是否仍对智商平均值有所影响？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智商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或许非新西兰人吉姆·弗林（Jim Flynn）莫属。智商测试是一种校准测试，在任何特定时间全体测试对象的智商均值都是100。在20世纪90年代，弗林发现，如果要维持这个平均值，每一代智商测试都必须更具挑战性。他发现，按照现行标准衡量，一百年前人们的平均智商为70分左右。

然而，百年以来，人类基因并未发生改变。但弗林指出，在这段时间里，人们更多地接触到抽象逻辑，而这恰恰是智商测试所测量的那一小块智力领域。有些人群比其他人更多接触到抽象的事物，这就是他们的平均智商得分不同的原因所在。弗林据此得出结论，不同种群之间的智商均值不同，完全取决于环境因素的影响。

在一些人群中观察到的平均智商分数的变化，进一步证实了以上结论。提升速度最快的是肯尼亚儿童，一项研究显示，在1984年至1998年的14年里，肯尼亚儿童的平均智商提升了26.3分。究其原因，与基因完全无关。相反，研究人员发现，在半代人的时间里，肯尼亚儿童的营养状况、健康状况和父母识字率均有所提高。

那么，德系犹太人的情形又当如何解释？自从2005年犹他大学的那篇论文发表以来，其他科学家的DNA研究表明，德系犹太人的遗传孤立程度远低于该论文描述的状况。针对“德系犹太人群的高发遗传病源于快速的自然选择”这种观点，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些疾病是由一个随机突变引起的。而且，没有证据表明携带此类致病基因变体者的智力水平比其他人更高或者更低。

但是在智商测试方面，这篇论文却实实在在地遇到了难以逾越的绊脚石。二十世纪头二十年间进行的多次智商测试屡屡表明，德系犹太裔美国人的得分低于平均水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美国士兵进行的智商测试发现，北欧人的得分大大高于犹太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尔·布里格姆（Carl Brigham）对考试数据进行了分析，他写道：“我们的数据……更倾向于反驳普遍认为犹太人非常聪明的观点。”然而，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的智商测试分数却高于平均水平。

针对以色列两代米兹拉希犹太儿童的研究结果也可以看出类似的模式：老一代的智商为92.8，年轻一代是101.3。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在1948年和1990年，美籍华人的平均智商分别为97分和108.6分。1972年到2002年间，非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之间的智商差距缩小了5.5个百分点。

没有人可以合理地宣称，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犹太人、华裔美国人或者非裔美国人的基因发生了变化。纽约大学的人类遗传学项目负责人哈里·奥斯特雷（Harry Ostrer）在读过犹他大学的那篇论文之后，对史蒂芬·平克的观点表示异议：“从科学角度而言它很糟糕，不是因为其论点非常冒犯人，而是因为它是糟糕的遗传学研究和糟糕的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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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已经奠定了我们对真实的科学的认知。这位曾经凭借一己之力解码人类基因组的美国生物学家，针对“种族与智力之间存在关联”的主张，公开宣称：“在科学事实或人类遗传密码中，没有任何依据能证明肤色可以预测智力。”

然而，种族科学仍不放弃支持右翼的臆想。今天的右翼活动家们从既往争论中汲取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他们利用YouTube平台，攻击左翼自由派媒体和学术机构，指责它们不愿意正视“事实”，随后，他们将种族科学用作一种政治手段，推进他们小政府、反福利、反外援的纲领。

时至今日，这些政治目标变得越发清晰可辨。在对尼古拉斯·韦德的访谈过程中，斯蒂芬·莫利纽克斯指出，不同的社会结果乃是不同种族间的先天智商差异造成的——如他所云，结果就是高智商的德系犹太人和低智商的黑人。韦德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在影响黑人社会结果方面，“偏见所起的作用很小，而且还在不断减少”。紧接着，他便开始谴责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是一种浪费”。

与此类似，萨姆·哈里斯在播客里采访查尔斯·穆雷时，指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钟形曲线》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喜爱，继而询问探讨种族智力差异的目的何在？穆雷立即不失时机地表示：它可用于抵制某些政策，比如，基于“无论男女、无论种族，人人平等”的理念而制定的教育和就业平权法案。

种族科学不会很快消失。其主张只能靠着科学和教育，缓慢然而刻意地予以消除。而且，这些主张必须被消除——不仅因为它们会造成可怕的人道主义灾难，更因为它们确实是错的。右翼人士声称，这些观念在政治上令人不适，因而可能受到审查制度或污名化的威胁。但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此。归根结底，种族科学是糟糕的科学。或者说，它根本不是科学。

翻译：武权

校对：Lynda

编辑：EON

原文：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mar/02/the-unwelcome-revival-of-race-science

我们骑跨赤裸的神经元，剥去它们的鞘，直至生命最幸福的时刻和最深刻的亲密关系。

当我还是一名神经解剖学学生的时候，曾解剖过一颗装在半加仑桶内的人脑。我们的实验室手册绘制出了大脑的原位图，那是沿中线切开的半颗爱尔兰老人的头颅，图谱画出了各个部位正常工作时该有的样子。我和实验室的合作伙伴花了整整一个学期，层层剥开那颗头颅，了解它所积累的经历。我们用拉丁语和希腊语给出粗略的轮廓标签。在考试中，我们可能会在脑桥和延髓的小分区里寻找如针一般的细小结构，可能会被要求描绘出小孩碰到热炉后瞬间缩手时的信息流。这些正是神经科学的魅力：它提供了一份经验的图谱，一份只需用柳叶刀和镇定的双手便可描绘的图谱。那年我21岁，震惊万分，彻底被迷住。

大概过了一年，我加入了几名研究生的午后活动，在齐踝深的水塘到齐腰深的水域中捕捞各式各样的鱼类。带领我们的是一位见解独特、思维灵活的鱼类学教授，他手把手教我如何使用围网：把手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倾斜渔网，它会在我的身后漂荡。他还教给我怎样在水里移动，把鱼儿赶进渔网中去。尽管我对这些知之甚少，他仍然很尊重我。当我眺望着蜿蜒在伊利诺斯州平原的费米利恩河时，他问我：“既然你是一名神经生物学家，那么告诉我：为何水流会如此迷人？”

或许是因为那溪水潺涓、浮光跃金，时而平静时而捉摸不定，我把答案留在了心里。那时的我们不会想到在今后的20年里，我们会继续讨论他这个奇怪的问题和当时尴尬的沉默。

也许我们太羞于谈论自己的奇思妙想。神经科学家想要的不仅仅是绘制大脑的“通航水域”，条条支流，潺潺涟漪。我们对大脑中负责情爱与欲望的区域完成了元分析。就算我们拥有了这份有关情欲的、亲密的“地形图”，那又怎样？正如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所写：“你们掌握的那些事实很有用，但它们并不是我的家园。”我们真的可以了解到为何刹那的接触会使心狂跳不止吗？为何那一瞬间的触觉感受会主观延长，十年之后才消失殆尽？答案应该始于皮肤，止于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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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当苏格兰医生亨利·福尔德斯（Henry Faulds）漫步日本海滩时，发现陶器碎片中留有史前工匠的指痕。而当时通过类似方法制作的壶器可以显示出更多的细节，这促使他开始注意人手之间的细微差异。当时的博物学家通常在叶子表层刷上薄层印刷油墨，把植物的纹路转印到纸上，以记录异国蕨类植物的微妙形态。福尔德斯对手指和手掌的复杂纹路做了类似的记录，发现他的朋友和同事们都不一样。

1880年，福尔德斯发表了他的发现，并在文章中提出将手印运用到犯罪学中。他建议使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把手印印在玻璃上，重叠处就可以利用幻灯投影出来。从烟灰或血液中采集到的信息可用于确定或排除嫌疑人，而残缺无头尸体的身份也可以因此而得以鉴别。

福尔德斯很快收到了威廉·赫歇尔爵士（Sir William Herschel）的回应：他已经开始用指纹识别孟加拉国的囚犯和抚恤金领取者。赫歇尔把收集到的大量指纹数据传递给了弗朗西斯·高尔顿（Sir Francis Galton）。高尔顿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表亲，同时也是数据统计的先驱。1892年，高尔顿比较了指尖中央球部的斗形、箕形和弓形纹路，在这个小小的三角区域里，细纹交汇于一点，发出无数种排列组合。高尔顿估计出现两枚指纹相同的概率大约是六百四十亿分之一。显然，我们的手纹线和指纹的组合比世界上存在的手指的数量还要多的多。至此，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指纹似乎已成为身份的代名词。

电压每次激增，都能长成一分微小而可预测的愉悦。

指纹拥有多样性，也就意味着同样存在恒常性。做个小实验：舔一下手指，就像你看书翻页时做的那样。你会本能地舔在手指捏住轻小物体的地方，在这个区域的中央，绕着中心一圈圈堆砌起来的脊线和凹纹，正是指纹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你在物体上往任意方向移动手指，物体将沿垂直于指纹脊线的方向运动，这样能保证摩擦力作用在每一条脊线上，好似推墙一样。指尖中心的球形部分包含了最精细、最密集的脊线。如果你沿着手指往掌心看，可以清楚地发现脊线越来越宽。我们手指上最最精细的脊线正好位于我们手指最先触碰到物体的区域中央，这绝非巧合——那里同样也是触觉神经末梢最密集的地方。回想一下你是如何爱抚恋人的——指尖慢慢地滑过皮肤，抑或展开手掌，最大面积接触恋人的肌肤。

当触觉的压力和深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受体神经元的表面变形、细胞拉伸，直到压力大到足以打开相关通道，让盐离子流入和流出细胞。离子流引起的电压变化沿着神经轴索传入脊髓，继而传递到其他神经细胞，最终到达大脑。我们之所以能判断物体的光滑程度和柔韧程度，是因为传递压力分布状况的神经冲动可以快速到达我们的大脑，从而在短时间内分辨触觉的变化。假如没有这种能力，触觉感受就会像半速播放的磁带那样，模糊又粗糙。和其他物种一样，我们通过让“导线”绝缘来达到这一传递速度。神经细胞高度分化，需要伴细胞（companion cell）辅助维持生存。一些伴细胞分化成了包封轴突的形式，一层层扁平地包裹在轴突的外侧，就像包裹着小宝宝的特大号襁褓，又像电线的橡胶涂层。

绝缘神经元（译者注：有髓神经纤维）负责细微的触觉，但是人体内还有第二类感觉神经元没有髓鞘包裹。这些裸露的神经末梢反应较慢，会对较粗糙的刺激作出反应。科学早已证明，这些无髓鞘神经元能回应温度、疼痛和瘙痒。但直到最近研究才发现，它们也能回应爱抚带来的愉悦感。当人类被试的皮肤被轻缓抚摸时，瑞典的研究人员记录下了神经元的相关数据。电压每次激增，都对应一分微小但可预测的愉悦感受。虽然在手指和手掌上的无毛皮肤中未发现这类神经元，但它们存在于身体的其他部分；也许你会带着爱意抚慰它们。无髓鞘神经纤维大量存在于常并在一起讨论的一类部位：嘴唇、乳头、生殖器和肛门。阴蒂和龟头里密布着感觉神经元的无髓末端。令人惊叹的是，我们通常认为这些神经元负责痛觉，仿佛我们不曾了解性接触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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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星期五，我都和一群鱼类学家在附近的酒吧聚会。我喜欢醉醺醺的辩论，乐意在湿纸巾上记录精心构思的论据，热爱喧嚣和嬉笑。某天晚上，我偶遇了从前的神经解剖学搭档，感觉亲切又激动。当我们握手再见时，我假装没注意到他悄悄用中指挠我的掌心。这种隐晦的触摸很奇怪，至少在美国中西部是这样，这是一个童年时期表示暧昧的暗示。从成年男子那里收到这个手势真是很独特的体验。我和朋友一起分析了手势的涵义。这并不是他唯一一次的特殊举动：他知道我没有摩托车，但是还是不止一次邀请我和他一起骑车兜风。

在进一步的公开分析中，我却没有提及到，他在我掌心的抚摸刺激得我背脊一麻。私下里我记录下了内心的震撼，并把带有记录的笔记本藏进了一个盒子。产生这样的情绪波动，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是某个人的性趣对象。这种情绪波动配合具有性意味的语境，一些情欲“电荷”自然会产生；情欲“电荷”加上我体内压抑的情感“能量”，这不难解释为什么我会心率上升、下体一硬。

虽然我可以接受这个不太靠谱的结论，但我发现，我越来越难以否认自己的迷恋之情——对于那位沉迷于流水的生物学家。我期待每周五他的陪伴；若在拥挤的桌子上我们意外产生亲密接触，我会十分高兴。快乐的时光延续至深夜，我们在酒醉之中讨论关于性向的生物学。

我知道很多神经内分泌学的知识：睾酮的释放受任意与性欲相关的气味控制、著名研究的取样偏误、人类大脑的可塑性。49岁的他问，如果性向是如此的不固定，那我为什么不和男人睡觉。我反驳说，虽然我没有同性关系的经历，但事实上，我会考虑在合适情况下和同性睡一觉。房间突然显得又吵闹又封闭。于是我们付了账单，他开车送我回家。尴尬地在我家门前停车，熄火，瞎扯一番明天的工作后，我下了他的车。

不久后，我们偷偷溜出去吃午餐。我们一同欣赏日环食在斑驳的树荫下投射明亮的光环。私下他教我如何在几英寸深的激流里依靠呼吸管浮潜，面朝着光滑的石头，捕捉五颜六色的鱼儿。

在这部分裸露的信息流中，触感可以是温暖的、激动的，甚至是充满痛苦的。

每个触觉感受器把电压向上传递至脊髓和大脑，像藏着信息的漂流瓶似的，电压沿着由感觉神经轴突构成的细长通路流动。每条电流会传达自己的信息，无数的电流合并成两条北上的信息流。

在这些信息流中，不同触觉有着不同的通路。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神经外科医生威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利用电流刺激癫痫患者的大脑，探索癫痫相关的大脑皮层区域。患者在整个过程中必须保持清醒，以便医生询问他们经受微弱电流刺激时的体验。仅仅是电流便足以引起手臂的触觉感受；当这附近的皮层区域受刺激时，就会感觉肩膀被触摸。

彭菲尔德发现大脑里有准确的“体表控制地图”。他沿着皮层上的一条条褶皱研究，绘制出大脑中负责触觉和运动的区域，同身体表面不同位置的映射示意图。他绘制的感官侏儒（homunculus）是神经科学中的标志性形象——身体扭曲变形，就像早期的世界地图，“畸形”程度反映了不同部位的触觉发达程度。 例如，人体对触觉最敏感的区域变得膨胀。“人体映射示意图”的三维重建以怪异漫画的形式揭示了人类的进化之路。我们的手指、脸庞、手掌、嘴唇、舌头和生殖器均变得过大。大脑对于运动的控制也呈现类似的扭曲——手和嘴的触觉感受和运动控制都相当精确。弹琴或者“吹箫”，会激起同等程度的、专门化的感觉和运动。

或许，触觉最大的特性就是帮助我们揭示了大脑强大的可塑性。一些人生下来带有“并指”，即多根手指合并生长在一起，该组手指被大脑认为是一个单位。当手指被分开，它们对应的皮层控制区域也会跟着变化，产生新的独立边界。专业的弦乐家可以用左手弹出和弦或咏叹调。演奏滑音、断音、颤音，左手对应的皮层也会逐渐扩大。

如果不断使用能引起神经表征扩大，那么停用则会导致它们缩小，这会让相邻的神经元占据空出的空间。与面部触觉的相关神经元毗邻手臂的神经表征；在失去胳膊的截肢者的大脑中发现，面部触觉的神经表征扩大，占据了临近闲置的区域。生殖器的触觉神经元和骨盆肌肉的控制神经元并列在皮层的中心凹处，就在足部对应的皮层区域下方。在神经可塑性方面有一个极具启发意义的例子，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神经科学家拉马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援引了两名截肢者的案例，称他们失去一只脚，生殖器官的敏感性却因此提高了。一名病人报告称，他的高潮可以从生殖器延伸到幻足上。

拉马钱德兰的一名学生推测，这种“大脑重组”助推了中国封建时代缠足习俗的流行和发展。1912年，缠足被废除。缠足这种残忍的行为是将年轻女孩的脚弯曲、束缚，历经多年，直到脚掌折叠成皮夹状，或者说好听点，莲花状。虽然缠足的初衷是令女性走起路来显得婀娜多姿，但圣迭戈的临床医生保罗·麦克戈奇（Paul McGeoch）认为，这些女性也会经历足部对应的皮层萎缩和生殖器神经侵占空间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英文学术界开始引用赞美缠足的文章。一些人宣称缠足改善了阴道状况，或者足部对性抚摸的反应异常敏感。这些文献莫名其妙地和缠足及厌女症相联，但它与我们对皮层可塑性的理解却是一致的。

触觉改变造成的神经表征变化揭示了经历对大脑发展的影响。大脑的发展与无数神经元的增长或衰退相关；神经元的树突和轴突被流经它们的信息所改变。一位专业音乐家朋友长期在欧洲工作，抄写为中提琴创作的珍稀音乐，时常睡在浴室中。在他家里，他在一张地图上用图钉标注一些城市——他与这些城市里的人发生过性关系。地图上布满了图钉。我试图想象他的大脑皮层是什么样的。他是用左手指触摸皮肤的吗？当他热情洋溢地演奏协奏曲时，嘴唇是否在颤抖？我们在世上走过的道路改变了自己，这些经历丰富多彩而又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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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醉酒辩论两个多月后的寒假，我陪同生物学家前往委内瑞拉。在起飞前一天晚上，我第一次完成了博士项目的申请。我用针式打印机整理了草稿，剪开后在酒店的办公室复印。起飞前几个小时，寄出了最后一份申请书。几小时后，飞机降落，我是近视，把大海上的加勒比群岛认成了白日里的星星。加拉加斯是一座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还有更多的人挤到了城市周围的山上。我们途经了一片公交车“墓地”，车辆白色的框架如白骨一般深陷入了土壤。机场相当混乱，团队带领我们前往一家酒店，在那里度过一夜后，又出发去内陆。

在洛斯亚诺斯大草原的第一个早晨，我们醒来便遇到了房东——一位在当地大学工作的年迈移民，边弹钢琴边唱佩茜·克莱恩（Patsy Cline）的歌，煮咖啡时会用滤网过滤煮沸的牛奶。第二天，我们驾驶着两架老吉普和一辆路虎驶入了委内瑞拉的大草原。北美洲正逢冬季，人们更愿在南美的洛斯亚诺斯度过一段时间，探索草原的神奇与美丽。在潮湿的季节，浩瀚的平原会被奥里诺科河的水淹没。到十二月时，热度又会蒸发浅层地表水，留下充满种种野生动物的池塘：色彩鲜艳的鱼类，和它们种类繁多的天敌——淡水豚、鹳和蟒蛇。

在接下来的10天里我们开车，露营，骑行。我们开车到达圭亚那地盾，那里布满火山岩，就像月球一样。我们把凯门鳄从渔网取下，油炸水虎鱼做晚饭；还有一只巨大的食蚁兽穿过我们的营地。那几天我所经历的冒险、友谊和亲密，比以前在生活体验过的总和还要多。那里到处都有鱼可抓，供我们随意拍照，留作科研素材。每天晚上，我们两人紧紧地抱住彼此，好像随时都可能有人进来把我们分开一样。

无髓鞘感觉神经元形成了一条与触觉性质相关的信息流，即触觉的实质涵义。在这部分裸露的信息流中，触感可以是温暖的、激动的，甚至是充满痛苦的。多条支流聚集到负责区分触觉的“流域”中，这个部分为我们对纹理质地的体验赋予含义。裸露的信息流也会经过一条通道上溯至终点，这条通道在解剖学上被称为前外侧系统。前外侧系统和大脑负责调节我们的社会经历以及亲密性关系。

哺乳动物同伴被称为“宠物”，是因为抚摸它们和因抚摸产生的催产素牢牢维系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例如，下丘脑是位于人体上颚之上的脑区，负责协调激素的释放，也负责调节排卵和精子的产生。作为对下丘脑调节的回应，性腺细胞会分泌多种激素，如睾酮、雌激素、黄体酮，每一种都会产生生殖刺激。在脊椎动物中，排卵前雌激素会逐渐上升，而后黄体酮迅速增多。渴望交配的雌鼠会拱起背部，尾巴挪到一边，方便雄鼠进入。20世纪70年代，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在雄鼠的爪子上涂墨水，以记录交配时雄鼠抓住的雌鼠的腰臀位置。一旦雌鼠发情，它们体侧的墨迹显示：即使雄鼠放错爪子的位置，它们也不会发怒。雄鼠紧紧靠在雌鼠拱起的背上，这样的触觉通过前外侧系统传入雌鼠的大脑——这是一个在我们想到去问母亲、恋人、朋友给予的抚摸是否有共通之处以前，一直都被我们忽略了的事实。

一种特别著名的激素——催产素，受到各种触感的刺激后从下丘脑中释放出来。新生儿和母亲之间的肌肤会促进催产素释放。哺乳期间，婴儿吮吸乳汁的感觉也会促进催产素的释放，从而引起母乳的分泌。催产素分泌的场景有很多，按摩、拥抱、狒狒群体间互相整理毛发、啮齿动物舔舐幼崽等等。罗马尼亚孤儿院里的儿童很少被抚摸，缺乏情感体验，同时他们血液中催产素的水平也较低。催产素被视为与父母、朋友或情人形成永久情感纽带的基础。据推测，哺乳动物同伴被称为“宠物”，是因为抚摸它们和因抚摸产生的催产素牢牢维系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它们皮毛柔软，与狼或非洲野猫大不相同，似乎是为了我们触觉的愉悦而专门设计的。盯着你狗狗的眼睛看，若时机刚好，你大脑自然会释放催产素。

另一种由下丘脑释放的蛋白质类激素β—内啡呔，尽管较少受到重视，但它增加快感和抑制疼痛的效力非常显著。内啡肽的受体与吗啡、海洛因和奥施康定等麻醉类药物的靶细胞相同，它们均能提供独特的愉悦温暖的体验。抚摸能刺激内啡肽释放。灵长类动物是触觉感知型的社会动物。如果不需要抚摸就能产生内啡肽，我们会失去相互抚摸的兴趣，猕猴也会厌倦被梳理毛发，就好像海洛因成瘾者厌倦了性爱一样。我们身体内的内啡肽也许能解释，为何在难眠的夜晚，恋人纠缠的躯体是如此美妙，令人沉醉。合成型麻醉剂能给人带来纯净的拥抱体验、纯粹的温暖和慰藉，但在清醒时，我们无法拥有这些极其强烈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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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年末，我得出发去国家的另一端开始博士项目。生物学家帮我把行李打包，放进了一辆破旧的福特野马。尽管我们认为在一起的时光结束了，我仍在第一年寒假重返草原，与他带来的一大群学生和科学家们一起工作学习。大草原仍然美得令人窒息，但紧张的工作让我们少了彼此间的慰藉，也没有过多的私人时间。我们相处得太过拘谨，以至于最终我忍不住向他发火——这也惹怒了他。然而，生活中还是有一些美好的瞬间，让集体生活不那么乏味沉闷。

在其中一站，我们发现了一段狭窄的河流，水流下的河床宽阔平坦，裸露着石子。我们带上工具，两人或四人一组，踏入蜿蜒曲折的河流，将藏在岩石和缝隙中的鱼赶进我们的网兜。我独自前进，来到一处，那儿的水流在石面冲刷出一个几英尺深的小坑。湍急的水流里，甲鲶鱼藏身于黑暗的角落中静待夜幕将临。我戴上面罩和呼吸管，没脱衣服就扎入水底，紧紧抓着岩石稳住身体。河水不断拉扯着我，我握住岩石，向上望着那阴影里的鱼群。那儿约摸有六条，每条都有8到10英寸长，有着红木般的甲壳，鱼肚子压在石头上。当我憋不住气时，我冒出水面，站起身吹出呼吸管里的水换气。我看见他在远远地望着我——这让我感到了刹那的幸福。

一天夜里，我们小队扎营在偏远的河岸边，位于阿普雷河（西班牙语：Rio Apure）某处，这条河流附近有很多奇异的生物。我们头一次听到红面吼猴低沉的吼声。一名来自皮奥里亚的爬虫专业的学生从灌木丛中跑了出来，手里握着一只蜥蜴。“那是什么？”他喊道，“是野猪么？”后来还是在那里，当我趟过浑水时，突然感到一阵被叮咬的尖锐刺痛。那是一条电鳗，我们后来在围网里捕获了它——体长3英尺，有着红色的下巴和鲶鱼似的光不溜秋的头顶。这之后我们又抓到了44种鱼。我们拍了照片，扎了帐篷，畅饮朗姆酒。那晚，马群雷鸣般的嘶吼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它们从营地旁奔腾而过，帐篷随着马群的踢踏颤抖不止。

电鳗是一种体型相对巨大的长刀鱼（一种刀形鱼类），可以利用电流感知浑水中猎物的位置。电流是神经和肌肉的语言，最初长刀鱼用它探索暗处，而它的近亲电鳗则放大强化体内的电流，用来狩猎和恐吓。不均匀地分布在单个神经元上的盐离子所产生的电压通常小于0.1伏，而电鳗可以产生600伏电压，这足以为几个大型电器短时供电，给神经痛觉通路带来爆击更是绰绰有余。这种疼痛似乎有长久的历史。如果把目光从人类移到其他灵长类、啮齿类、哺乳类，乃至爬行动物、禽类或蛙类，我们会发现相同的神经解剖学路径。目光再远一点，越过电鳗，穿过海参和海星，到达昆虫类。痛觉的神经路径变得难觅踪迹，但是我们仍能找到类似于痛苦的感受。果蝇，常被用于遗传学研究，能学会规避带有任意气味的轻微电击。学会给一种动物造成痛苦，也就能给其他所有动物痛觉体验。生物规律是“吝啬”的，总有相似之处。

抚摸的舒适感到底存在多久了？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指出，古老的灵长类动物间存在互相梳理毛发和抚摸的行为，如黑猩猩、大猩猩、狒狒和猕猴等。一些狮尾狒群体甚至会花费20%的时间用于梳理毛发。利用抚摸加强社会纽带，这种行为似乎已存在3000万年了。但是，和美洲的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在这种社交行为出现的2000万年以前，红面吼猴在这革新的行为出现之前，就已经从人类的种群中分离了出去——它们不能体会到这种与性无关的亲密行为带来的乐趣。

积极的、充满爱意的抚摸从何而来？也许在3.5亿年前，脊椎动物第一次学会交媾时便发生了。

即便红面吼猴可能无法从拥抱中体会到任何喜悦，另一些南美洲的同类却偏爱此道。比如，一对伶猴就时常拥抱，梳理毛发，或者把尾巴缠在一起。在哺乳动物中，互相交流的习性也在不断发展。新的学说认为，亲代抚养机制源于自然选择。例如，繁衍和哺乳引起母体分泌催产素，加强了母亲与婴儿的联系。催产素促进了草原田鼠雌雄之间的配对——这种啮齿动物分布在美国中西部，以家庭为单位活动。性高潮、伴侣和家人的爱抚都会促进催产素释放。催产素只是众多神经调质的一种，它在抚育方面的作用已经塑造了我们的性生活与社会生活。

除了哺乳动物，鸟类同样会关爱幼崽，它们通常结对繁殖。它们会梳理羽毛，咕咕叫，却不会分娩和哺乳。那么，它们的大脑怎么决定自己应该爱谁？难道鸟类的依附关系是一种全新的感情？还是说，各种亲密关系是由更深层更古老的机理转换而来？积极的、充满爱意的抚摸从何而来？也许在3.5亿年前，脊椎动物第一次学会交媾时便发生了。

体内受精是陆上脊椎动物的特征，比如爬行动物、哺乳动物和鸟类。发表于2011年的一篇论文指出，通过对小鼠进行基因工程改造，它们的神经元能够发光便于计数，这样能找到对抚摸敏感的神经元。作者客观地表示，这些神经元主要分布在脊髓内支配生殖器的区域。鉴于性感带的神经元末梢和爱抚的感受器很相似，它们的功能自然也很相像——将在肌肤上游走的抚摸转化为快乐的火花——似乎可以说，触摸的愉悦起源于交媾的痛感。

还有个小问题。沿着族谱继续回溯——这次不再与其他脊椎动物作比较——而是青蛙和蝾螈。两栖动物早在体内受精出现之前就从演化树上分离出去了。然而，和人类的近亲一样，它们的交配往往需要抱对：雄性用双腿夹住雌性，分别释放精子和卵子。把生殖细胞混合在一起，这对于陆生脊椎动物和一些四条腿生物来说至关重要——毕竟它们不能把生殖细胞排放到大海里，通过水流传播。也许我们会把肢体的亲密同呼吸的空气和已离开的水域相联系，事实上，它存在于彼此交织的四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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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相距千里，我们总是会努力待在一起。多年来，我们在专业会议上相见，一起进行短途旅行，一起度过漫长假期——总能从工作中挤出几天到几个星期。我们每一次相处总是短暂又热烈。在公共场合，我们遵守礼节规则；无言地互相膝盖碰膝盖，在影院灯光暗下、眼睛尚未适应黑暗时握住对方的手。八年分别再聚后，我们变得更加宽容，谨慎地分享了我们与他人交往时稍纵即逝的亲密时刻，就像密谋反对传统的同谋者。

我很快就要博士毕业，继续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他也将从科研岗位离职到华盛顿应聘。最终，我被聘为一名大学教师，而他选择提前退休，与我一道去大学城，那里树木茂盛，气候湿润，布满了自行车道。我们买了一所房子，逐渐习惯了一起生活。我们在一起裸睡：刚开始我们面对面，后来一个人抱着另一个，然后换位，彼此搂着直到天明。我们即便可以好几天或几周忍受双方性格上的极大差异，长时间的同居最终让我们都疲惫不堪。一场吵闹后，我们和衣而睡。与疯狂的过去相比，现在的性爱显得平淡又多余。那年春天，当他在奥沙克山脉间捕鱼时，我另寻了新欢。

夏天一到，我就逃到云雾缭绕的巴拿马山谷中，开始了田野调查的时光。当我在草丛中探寻时，无线电接收器探测到了神秘的电流声——藏匿于深处的老鼠在唱歌。那儿长期湿冷，我和公园守卫一起住的那间房子没有电力和暖气。我难受的时候就喝朗姆酒、抽大卷烟——那是一个同尼加拉瓜反叛份子打了六年仗的男人送给我的。独居之时，我的思绪就会飘向柔和的、幻想之中的亲密关系：星期天清晨，一起躺在吊床上阅读报纸；工作日晚上，一同分享葡萄酒和温暖的沐浴。

我们对亲密行为的渴望源自灵长类动物的基因遗传。社会心理学家，可以说是最专业的灵长类动物学家了，他们记录了触觉在人类群体中扮演的复杂角色。比如，被销售人员触碰过的客户态度更加友好；我们习惯给接触过的服务员更多小费；在公共电话亭发现遗落的硬币后，如果失主在离开前触碰过我们，我们更倾向于把钱还给他。当然，接触的身体位置很有讲究。比如，大多数人对理发师保有一定的忠诚度。其他人群也有类似的例子。在南非和纳米比亚，进行狩猎采集活动的昆申（ !Kung San）部落中，女性形成了理发组织，这有助于确定和维持社会地位。在大学生和青少年中，电动剪刀和卷发器似乎发挥了类似的作用。虽然许多文化中，多数成年人已经将这一工作委托给了熟练的专业人士，但我们对这些人士展现的忠诚并不会表示给其他服务者。我从不限制自己去单一的餐厅，或只找固定的店员买衣服。我们是社会动物，在很大程度上，自我的身份是由我们接触的人和接触我们的人所界定。

触碰将我们嵌入社交网络。我们选择公开哪些接触以及向谁坦白，这些选择将我们定义为一个群体。

我们对触摸的反应传递了放松和信任，而且愿意被多次触碰更是体现了给对方的信任。 触摸让双方关系变得亲密，我们的顺从意味着双方都默许这一发展。社会科学家观察了爱情中出现的抚摸，得到了普遍性较高的结论。在追求的早期，男性往往比女性更容易主动抚摸对方。在求婚的兴奋期，爱抚的频率会因互表爱意而增加。作出爱情的承诺后，亲密的爱抚似乎有所减少，而女性会继续主动爱抚，男性会更加热烈地回应爱抚，往复交替。我们通过能感受爱抚的神经元传达兴趣和承诺。当伴侣需要承诺时，便恢复抚摸；当需要自主的空间时，则主动减少抚摸——从而找到温柔舒适的相处方式。绝大多数人都能不经训练就理解这些亲密的信号。

触碰交流不仅发生在我们和朋友与恋人之间，也发生在我们与周围的人群间。我们在私密空间里的触碰交流及其对象，与公开场合中的触碰是大不相同的。在198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密苏里大学的心理学家弗兰克·威利斯（Frank Willis）和克里斯汀·林克（Christine Rinck）要求本科生被试记录他们给予和接受的触碰。1498次接触中有779次被认为是私密行为，包括：亲吻面颊、抚摸大腿、生殖器间的摩擦——这些互动大多数发生在私密空间，比如家里和汽车中。以此类推，我们会为自己的不忠感到羞耻，至少不愿意透露这些事情。所以对拥有一个情人这件事要慎重考虑：触碰将我们嵌入社交网络。我们选择性公开的那些接触以及坦白的对象，会将我们定义为一个群体。

当彭菲尔德绘制触觉和运动的皮层图时，有一块出现了明显的缺失。皮层中缺少痛觉和温觉的区域，那是明显可以打破意识表层的地方。当代的研究方法表示，表现强烈情感的触觉与皮层中被称为“脑岛”的隐藏区域有关。用电极刺激脑岛，你会体会到疼痛或温暖的感觉。轻抚手臂，脑岛便会被激活。如果有一名男子躺在大学医院的功能核磁共振仪器上，即便周围嘈杂又超然，但当女友给他手淫时，他的脑岛仍会出现激活现象。

看起来，身体的感觉会集中在岛叶皮层的后端，然后向前移动到前脑岛，同时与身体状态相关的信息融合在一起，这类信息包括饥饿、性欲、警觉，和被情感中心过滤的、来自外部世界的感觉。中风和外伤导致的脑岛损伤会导致病态的缺陷。

躯体失认症患者感受不到身体的存在，他们可能认不出自己的胳膊，或者把别人的胳膊当成自己的。失认症是指自身有病却不自知的可怕疾病。比如，失明的人相信自己能看到。或者身躯麻痹，又坚信自己拥有“感受”。有一种解释是，前脑岛负责自身存在的感觉，而这感觉是皮肤将相关体验的神经信息流处理过后感受到的触觉。前脑岛的损伤会混乱这一信息流，导致我们最安全的知识——包含我们对身体的 “所有权”和完整的感官体验的知识——不过是一个脆弱的叙述罢了。

岛叶皮层不仅在感受抚摸时活跃，在想到抚摸时也会变得活跃。它不仅在痛苦和想到痛苦时活跃，想到其他人的痛苦时也会如此。这也是身体感到疼痛的原因。我们有时感到痛苦，或许这都怪岛叶皮层——失恋后消极颓废，喝多了躺在混合了眼泪和尿液的浴缸里，任由黑色的烟蒂漂在水面上。也许我们可以指责它令生命像断骨一般悸动。我们沉浸于主观感受，对于时间的体验无限扩大。脑岛的活动大概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十年之后仍可以记得：两人在房间里的位置，一个站着，另一个坐着，气氛紧张地交谈，时有停顿；交谈中说了某句话，尴尬的局面渐渐转为和谐。我们也许可以据此解释记忆的不连贯性——记忆点之间总是存在间隔。往前跳跃几天，就能记起一个怀抱的温暖，一段舞步的纠结；正如威利·纳尔逊所请求的那样：不要忘记。再往前回溯几个月：我们在橡树下骑行，苔藓稀疏，露水尚浓；我们在潺潺溪流中猎捕颔针鱼；我们在昏暗酒吧里小酌，时光流淌，暮色四合。仿佛电影胶片快速回放，我们之间的激情一祯一祯凋零。也许岛叶才是心灵公正的编辑，当挚爱枯萎成一段旧时光，它默默收集过去的碎片。嗯，可能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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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访问华盛顿特区时，我在美国国家美术馆稍作停留，欣赏查克·克劳斯（Chuck Close）的作品《范妮》（Fanny）。这是一幅大型绘画，详细描绘了一位女性饱经岁月布满皱纹的面庞，她的喉咙上有一道疤痕，那是气管被切开后留下的。这幅肖像是柔情的体现，由或轻或重的手指印画而成——说是绘画，实际上更像雕塑。我沿着史密森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街道漫步，看着孩子们将手放上古代艺术作品（来自澳大利亚博拉戴勒山的古人手印）的复制品，与它们相重合。手印上涂了法兰西、婆罗洲和阿根廷洞穴中吹出的红色颜料。孩子们跨越万年，快乐地与它们接触。

我略掉了西班牙卡斯蒂略洞穴中的遗迹——人类学家们争论不休，争论着这些遗迹究竟是由现代人类还是尼安德特人留下的。在附近的博物馆里，一名讲解员停下脚步，描述早期人种的脚印。他解释道，整个足迹化石学学科都在试图理解触摸留下的痕迹。在我们没有登上陆地之前，一只肺鱼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岸边行走；在我们完全进化为人类以前，一位母亲带着孩子直立走过一层灰土；在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拍摄之前，他把手印在格鲁曼中国戏院的湿水泥里。像找到瓷器碎片的福尔德斯一般，我们痴迷于对触摸的记录。

我们是在海中一起游泳的两条鱼，我们是混合交融的海洋。

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将我们对触摸的迷恋描述成各种交感巫术。他认为存在一种巫术思想，能够通过触摸传递物质的特性。弗雷泽在他的著作《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写道：“在南斯拉夫，女孩可以把她倾慕的男人脚印下的泥土挖出来，放在花盆中种上金盏花，它被视为永不凋零的植物。若金盏花永不谢败，她心上人的爱情也会随之绽放，永不凋零。”我们很容易把巫术思想视为愚蠢的荒唐事，但我更倾向把它看作一件来自4亿年前的、难以捉摸的人类遗产。我承认，我还留着一件他的衬衫，藏在我的破旧衣衫里。那是我刚搬到研究生院时，他寄给我的。他的味道在衬衫上保留了很多年。

在我们分手的夏天，我在巴拿马度假。一个无所事事的夜晚，我随手翻译了几首聂鲁达的诗歌。我想借此排遣心中的烦闷，同时提高西班牙语水平。我知道了un relámpago是一道闪电的意思；还知道了，聂鲁达像惠特曼一样，热爱描写水流、光和触摸。惠特曼歌颂被压抑的痛苦之河，这之中却有愉悦的浪花激荡翻腾：我们是在海中一起游泳的两条鱼，我们是混合交融的海洋。聂鲁达歌颂水流、梦想、赤裸裸的真理。他想知道青蛙是否会小声嘀咕两栖动物的不雅事，公牛是否会向骟牛咨询关于母牛的种种。他敬畏地问道：星河为何淌如流水，雨中敲击着怎样的乐曲。他惊叹于人类的无知。

当然，他是对的。我们的理解是碎片的、虚构的——记忆是一段由斑斓的碎片拼成的故事，以一种令人愉悦的方式。就像用海玻璃制成的风铃，它的旋律精巧，熟悉却又难以捉摸。聂鲁达写道，当风在耳边低语真理时，我们才会在遗忘中寻得答案。而他的问询依旧熠熠闪光。

翻译：橘子汁

校对：肖荷，何宗霖

编辑：EON

文字版

如果我给你看这张潘通色卡，然后问你这是什么颜色，你会怎么说？这张呢？还有这张？你也许会说蓝色、紫色和棕色，但如果你是来自科特迪瓦，以沃贝语为母语的人，你大概只会用一个词来指代这三种颜色。因为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指代基本色彩类别里每个颜色的词。在英语中，我们有11个指代色彩的词。俄罗斯语中有12个这样的词，而沃贝语只有3个。

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一种语言只有三到四个色彩词，那么他们通常能预测到这些词分别指代什么颜色。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正如你猜想的那样，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色彩词。但吸引研究人员的，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这些颜色究竟如何得名。我们习惯于将颜色分门别类，但事实是，它是一条连续的色谱。但困扰我们的是，为什么基本色彩中有“红色”，却没有“黄绿色”。

二十世纪60年代之前，人类学家相信不同的文化群体仅仅只是在色谱中随机选择颜色来定义。1969年，两位伯克利的学者——保罗·凯伊和布伦特·柏林——共同出版的一本书挑战了这一假设。他们选取了20位不同母语的被试，让他们观察330种色卡，然后依据基本色彩词将这些观测结果分类。他们最终发现了一个普遍规律的蛛丝马迹：如果一种语言仅仅只有6个基本色彩词，那么这些词通常是黑色（或深色）、白色（或浅色）、红色、绿色、黄色和蓝色；如果一种语言只有4个基本色彩词，则为黑色、白色、红色、绿色或者黄色；如果一种语言只有3个基本色彩词，那么就是黑色、白色和红色。他们还发现，各种语言的色彩词会在进化中依序演变，即不断以一种特定顺序发明出新的色彩词。黑色和白色首先出现，紧接着是红色，然后是绿色和黄色，再接着是蓝色，最后出现像棕色、紫色、橙色或灰色这样的词。这个理论是革命性的。

凯伊和柏林并非第一个对人类如何定义颜色产生兴趣的人。1858年，威廉·格莱斯顿，也就是后来四次出任英国首相的革命家，出版了一本关于古希腊荷马史诗的书。他惊叹于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并没有很多用来表达色彩的词汇，当颜色确有不同时，荷马会用同一个单词来指代“在我们看来完全不同的颜色”（引自格莱斯顿）。比如，荷马会用同一个单词：紫色，来描述血、乌云、波浪或者彩虹，他甚至用“像葡萄酒一样的深色”来形容大海。同时，格拉斯顿发现荷马根本没有提及蓝色或橙色。一些研究人员将《荷马史诗》和其他古典著作视为证据，误以为那时的人都是色盲。

19世纪后期，有一位名叫W.H.R.里弗斯的人类学家踏上了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探险之路，在那里他发现了有些部落仅仅只有红色、白色和黑色这三种色彩词，但其他部落却多了蓝色和绿色。“里弗斯想要调查一些偏僻部落的文化差异，于是他在位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托雷斯海峡上的几个岛屿上开启了探险之旅。他的职责本来是研究这些岛民的心理特征。” 据他所说：“一个族群中色彩词的数量与他们的智力和文化发展程度有关。”他用这项发现来佐证他所谓的巴布亚人在生理上没有欧洲人发达。

柏林和凯伊没有发表这些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言论，但他们的理论遭到很多批评。 一方面，批评家们指出这项研究的样本量太小——仅仅只有20名被试。这些人都是会说英语的双语被试，不是仅会单语的本族人。这些被试也来自工业社会，很难概括整个世界的全貌。

这项研究的棘手之处也与如何定义“基本色彩词”有关。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伊莱语，只有三个基本色彩词：黑色、白色和红色，但是伊莱语中有大量描述日常物件的词汇，比如天空、灰尘和树浆，伊莱语中的这些颜色代替词，几乎包括了所有英语色彩词。又比如菲律宾的哈努诺语，是一种能同时传达色彩和物理感觉的语言。哈努诺语有四个色彩词，但这些词与以下物理感觉一一对应：轻vs. 重，强vs.弱，湿vs.干。颜色辨别测试并不完全适用于这些语言。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柏林和凯伊回应了这些批评。他们把这项研究称作世界色彩调查。他们在2600名说110种不成文语言的本族人中进行了相同的色彩标记实验，这些被试都来自非工业社会。他们发现，经过几处修改之后，色彩层次理论依然成立。这个理论适用于83%种语言。当凯伊和柏林统计了各语言在定义颜色时的平均“焦点色”，他们得出了一张热点图。这些数据与英语色彩词中的平均“焦点色”非常接近，你可以在图上看到这一点。

保罗·凯伊如是说：“结果就是大多数语言在色谱上分割相似的区间来区分不同的颜色，有一些语言在色谱上分割的区间较少。”

因此色彩层次理论普遍应用于全世界各种语言，不过，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红色先于蓝色出现？有些人猜测色彩层次理论与这些颜色在自然环境中的突出程度相一致，红色在血液和泥土中都可见。另一方面，蓝色在制造业兴起之前非常稀少。

最近，认知科学家通过运行计算机模拟程序，进一步探究语言如何通过人类之间的交流实现进化。在此实验中，多种颜色一次性地展示给一个虚拟被试，通过一系列沟通，这些被试共同形成了一套色彩标记方法来区分不同的颜色，那么这个标记方法中的颜色是以何种顺序出现的呢？首先是浅红色，紧接着是绿色和黄色，接下来是蓝色，最后是橙色。这与原来的色彩层次理论非常接近。这项模拟实验还显示了，颜色本身的特质与色彩层次理论有关，红色基本上比其他所有颜色都明显。这些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这一结论很重要？大概是因为，尽管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有着诸多不同，人类在如何解释这个世界上，有着奇异的相似性。

翻译：子铭

压制：EON

国会启动了对博斯死因的调查，这次欺凌事件变成了一桩全国性的丑闻。最终国会宣布西点军校对此不负有责任，但调查委员会还是严厉批评了西点。国会议员艾德蒙德·德里格斯（Edmund Driggs）措辞激烈地谴责道：“（欺凌事件）残暴、卑劣、可憎、可耻、可恶、肮脏、下流、恶毒、丑恶、粗暴、猥琐、无耻、恶劣、罪恶、声名狼藉、令人发指。”这使西点军校极度蒙羞，军方高层承诺将无情地消除这种欺凌文化。

People are intensely loyal to groups which haze newcomers. Why? | Aeon Ideas

Hazing is an odious, painful, cultural universal. Why do humans feel loyalty to groups which abuse them?

但他们还是没能消除欺凌。就在2015年，西点军校至少30名新生在老生组织的“枕头大战”中受伤。传闻受伤的原因是一些学员在他们的枕套中藏了重物。24名新生发生脑震荡。

“欺凌”或“欺虐”指的是一个团体对新成员的仪式化的虐待和侮辱。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人类学家奥尔多·西米诺（Aldo Cimino）称欺凌的核心特点是强迫性、临时性、非重复性和单向度性，即通常是老兵欺负新丁，通常发生在长期性的结盟组织中。[1]欺凌行为的发生不局限于特定阶层：既出现在精英学校的上流社会俱乐部，也发生于最穷困的街头黑帮。欺凌行为也不局限于某一文化，德国的击剑俱乐部，日本的相扑俱乐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落都实施激烈的欺凌仪式。欺凌行为的最显著特征或许是不管官方如何努力地禁止与根除，它依然广为流行。

举例说，美国有无数的反欺凌计划与慈善团体，欺凌丑闻会在媒体上被充分报道，并且50个州中的44个已经通过了反欺凌的法律。然而研究发现，美国学生中有10%-20%持续报告遭受欺凌经历，而在学生的体育俱乐部中，这个比例接近50%。举一个我自己的研究案例，在调查了超过700名巴西柔术练习者后，53%的人报告称训练伙伴用皮带互抽对方背部是他们的一项提高性活动。

令人不快的欺凌行为为何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大家冒着受伤、法律制裁乃至于死亡的风险也要将其保持下来呢？

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于1962年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人们有一种使自己的信念、态度和行为保持一致的心理冲动。[2]1959年，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和贾德森·米尔斯（Judson Mills）的研究经典地展示了这一效应。[3]研究把为进入一个讨论组而需承受的尴尬和不适分为不同的程度：困难，中等和可控。在困难条件下，被试需要向实验者读12个淫秽的单词和两段直白的性描述。在中等条件下，被试需要读5个关于性的、不淫秽的单词。可控条件下，对加入讨论组不进行任何要求。

最后，让所有的被试听一段讨论组内关于性心理学的对话录音，阿伦森和米尔斯称这段录音毫无价值且十分无趣。被试随后被要求评价他们对这段录音以及其他被试的喜欢程度。结果显示，那些承担了更困难的入会仪式的人对录音和其他被试的喜欢程度要明显更高。研究人员解释道，那些困难条件下的被试试图通过提高对进入的集体及其他成员的评价，来降低完成痛苦的任务只为进入一个无趣集体产生的认知失调。认知失调理论帮助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那些欺凌了他们的集体持有正面看法。

牛津大学的认知人类学家哈维·怀特豪斯（Harvey Whitehouse）提出了一个替代理论，这个理论称承受集体性痛苦的经验创造了一段突出的共同记忆，这段记忆充当了某种“社会粘合剂”，使成员们紧密联系在一起。[4]这种解释同样得到心理学实验的支持，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布洛克·巴斯蒂安（Brock Bastian）与他的同事们近期发现，那些经历了集体性痛苦事件（如喝辣椒水，把手浸入冰水里）的个人对集体成员展现出了更大程度的慷慨。[5]

从演化论的角度来看，研究人员注意到，身理上或者心理上被欺凌的经历可被视作一种“价值信号”：彰显成员的个人力量和集体素质。康涅狄格大学的人类学家理查德·索西斯（Richard Sosis）和埃里克·布雷斯勒（Eric Bressler）分析了19世纪美国各宗教据点的记录，他们发现，相比那些仪式要求低的宗教团体及世俗团体，仪式要求高的宗教团体的寿命更长。[6]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西米诺的自动权责发生制理论认为，欺凌解决了反复出现在人类演化史上的适应性难题：如何精确地评估集体新成员的目的和品质。一直以来，结盟通常都能积累大量的集体资源，包括财富和地位，而在此之后，问题就变成了如何防止搭便车的人攫取集体资源。

奥尔多的回答是通过提高融入集体的代价，将弱势者挡在门外。同时，资深成员的地位对于那些被集体接纳的人来说，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欺凌行为历史悠久且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这是其长盛不衰且难以根除的原因所在。然而，现代体育团体、大学兄弟会等对于避免成为“欺凌无罪”的自然主义谬误的牺牲品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最后，欺凌的好处大可以在一些更加无害的实践找到，包括欢乐的聚会等等。如果奥斯卡·博斯能以这样的方式被他敬仰的西点军校接纳就好了。

参考

1. Predictors of hazing motivation 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Cimino A. (2013).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4 (6) , pp. 446-452. DOI: http://dx.doi.org/10.1016/j.evolhumbehav.2013.08.007

2. 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Oxford, England: Row, Peterson.

3. The effect of severity of initiation on liking for a group.

Aronson, Elliot; Mills, Judson.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9(2), Sep 1959, 177-181. DOI: http://dx.doi.org/10.1037/h0047195

4. Whitehouse, H. (2012). Ritual, cognition, and evolution. In R.Sun (Ed.), Grounding social sciences in cognitive sciences (pp. 265–284). Cambridge, MA: MIT Press.

5. Pain as Social Glue. Brock Bastian, Jolanda Jetten, Laura J. Ferris.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5, Issue 11, pp. 2079 – 2085. First published date: September-05-2014. DOI: 10.1177/0956797614545886

6. Sosis, R. and Alcorta, C. (2003), Signaling, solidarity, and the sacred: The evolution of religious behavior. Evol. Anthropol., 12: 264–274. doi:10.1002/evan.10120

翻译：方八一

校对/编辑：EON

来源：Aeon 翻译：  谢沛鸿 校对：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