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某天，一名男子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见——这是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后来在日记中写下的“最后一记”。费希纳，德国著名的医学博士，后来成为物理学教授，却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失明了。而这样的情况已不是第一次发生。这位科学家经历了长达数月的身体不适：眼前出现闪光、头痛、恶心、食欲不振，失眠和神经症。这位科学家不知道的是，他的悲惨处境最终会给人类带来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一个令人震惊的启示，这将永远改变我们对人类感官以及它们如何与身体机制互动的理解。

没人知道为什么费希纳会病倒。也许是过多的工作使他精疲力竭，像是他部分撰写和编辑了一本共八卷本、七千页的百科全书？还是以科学的名义，将自己变成了人肉小白鼠，从而损伤了他的视力？他在探索余像——一种当一个人停止对一个光源的注视之后留在视网膜上的图像——的感官现象时，使用只有彩色滤光片的眼镜盯着太阳看了太久。这一系列的实验似乎让他陷入了一种灼烧的、永无止境的“光的混乱”中，即使他闭着眼睛，也无法避免。他甚至不得不将自己的卧室全涂成黑色的，以阻止任何光线渗入。

虽然“接近疯狂”，但费希纳有在努力的、缓慢的，从病痛中恢复过来。他并没有采取一点点增添光亮，让眼睛逐渐适应微弱的光线，而是采取了蛮力的方式：每天让眼睛突然且强烈的瞬间暴露在亮光下，在光线造成剧烈疼痛之前迅速闭上眼睛。他也有恢复进食，吃着些奇怪的美食，比如浸泡在葡萄酒和柠檬汁中的生火腿，还有酸浆果和饮料。虽然他的脑子里仍有“不愉快的感觉”，但他终于还是开口说话了。

十月的一个下午，费希纳漫步进了他的花园，这是他生病期间鲜少会做的事。然而，这一次，他迈出了大大的一步，重新融入视觉世界。他把遮住眼睛的厚绷带取下来。阳光洒了进来。当他向花园里望去时，这位科学家看到了一个奇迹般的景象：他看到花在“发光”，好似正跟他诉说着什么。在这个欣喜若狂的时刻，费希纳有了一个惊人的领悟——植物也是有灵魂的。

让我们快进180年。

在新闻源大流行时代的数字迷雾中，当你在LinkedIn上点击页面，会发现，许多新职业的头衔听起来很奇怪：视觉工程师、应用感知科学家、视觉体验研究员、色彩科学家和神经接口工程师。他们的职位说明是“通过消除意图和行动之间的瓶颈，来帮助我们释放人类的潜能。”

有一种职业或许能特别吸引你的眼球：其名为应用感知科学家，为Oculus工作。Oculus是一家小型初创企业，生产一种轻量级虚拟现实头盔，Facebook在2014年以20亿美元收购了它。招聘公告要求具备视知觉、“视觉计算建模”和“实验或建模方法”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有助于我们了解AR/VR的显示需求和架构”。应用感知科学领域的这一新职业与LinkedIn的其他职业还有一个共同点：它要求学习一门听起来晦涩难懂的学科——心理物理学。

一个身处在19世纪中期德国且经历神秘疾病的科学家，和21世纪寻求探索人类感知深度的工程师有什么共同点？1850年10月22日清晨，就在费希纳病情好转，并与花园里的花朵邂逅的仅仅七年后，物理学家、哲学家、相信灵魂、植物和地球本身的永恒意识的古斯塔夫·费希纳，又一次灵感迸发。他开始意识到精神能量和物质能量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们感知外部世界和我们大脑内部世界过程之间的一种可测量的对应关系。

但费希纳需要科学来印证他的理论。因此，他发起了一门听起来充满神秘感的学科，将其命名为心理物理学——一种“身心关系理论”，旨在为两个长期以来呈分离的领域之间建立可测量的联系：由物质与物理组成的宇宙，和由精神与心理组成的宇宙。在费希纳的理论公式中，心理物理学将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就像物理学一样”，且“依赖于经历，以及那些经验性事实之间的数学联系，这些经验性事实需要对所经历的事情进行测量”。他断言，我们可以用数学来测量和计算我们如何感知世界，这永远改变我们如何看待感官和感知与人造机器的关系。

心理物理学在欧洲科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它推动了实验心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在这门学科中，已经有一股将人类思想转化为数字的热潮。那个时期正在崛起的混合科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渴望逃避对感官和思维如何运作的非科学（例如不可测量的）理解，而费希纳为他们提供了弹药。这些科学家开始发展理论，以证明物理现象（刺激）和对这些现象的感官体验（感觉或知觉）之间的数学联系。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试图消除体验、主观自我感知，以“客观”的公式和方程替代人类的感官体验。

费希纳的想法很快的在他那个时代新研发的传感器中得以实现。这些传感器有着听起来很奇怪的名字，如波形示波器（kymographion）、速度计或者计时器，它们测量或以图像化的方式表示血压、视觉速度或反应时间。用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艾蒂安-朱尔斯·马雷（Étienne-Jules Marey）的话来说，这些新仪器试图揭示隐藏的“自然语言”。这种人类感官测量装置是在一种崭新的实验科学环境中研发出的：即欧洲和美国新兴的实验心理学实验室，其目标是创造一种新的人类生存状态：可量化的、可计算的，可预测的。

如今，我们或许可以说心理物理学已死，被埋葬于心理学历史书籍和大学藏品中已被废弃的科学仪器之间。但是，正如我们在LinkedIn上的搜索所揭示的那样，心理物理学在最神秘的地方仍非常活跃。例如，在Facebook现实实验室（Reality Labs）迷题般的行为研究中，拥有神经科学、应用感知研究、机器人学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们，仍在利用费希纳在19世纪末所提倡的，感官、刺激和感知的定量建模。只不过在科学革新的21世纪之下，他们的目标则是创建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XR体验，这些体验非常真实，同时又完全是人造的。

正如一组认知和计算机科学研究人员所声称的那样，“虚拟现实可以被视为一种长期的心理物理学传统的延续，这种传统试图干预我们的感知，以阐明其潜在的机制。”美国艺电公司（Electronic Arts）的游戏测试室和各大学的知觉实验室围绕着一个相似的目标联合起来。它们使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感器——传感器网络、统计建模、机器智能、计算基础设施、人类劳动力和地球资源——来捕捉、计算、建模和模拟人类感知，超越了19世纪科学家们最疯狂的梦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和这些传感器之间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

与Oculus Quest中的传感器不同（这些传感器可以实例化一幅图像的帧速率是否发生了可感知的变化），1860年的费希纳几乎无法使用传感器来实验性地证明他的理论。当时的“传感器”还比较粗糙：人类的感知能力，在心理物理实验的测试下，会产出关于被试者们所经历的事情的口头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可以被计算出测量结果。

换句话说，尽管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从数学逻辑来讲，其方法非常严谨，但它仍然依赖于人类科学家、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们难以避免的，以“主观视角”来报告他们在实验中从被试者那里所感受到的东西。实验员很难衡量其针对被试者的报告是否正确，甚至是否准确。

为了延续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19世纪的科学家们转向对新兴技术的研发，以改善感官反应的测量方式：新的传感器将证明他们的新理论。这些研究人员成功发明了用于捕捉和测量人类及动物感官的仪器。从检眼镜到声哨、嗅觉计、计时器、触觉计和摄影枪，这些仪器让古法成像中的计时摄影得以兴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仪器已然成为了事实上的感官。

它们不仅是当今最早的传感器，这些传感仪器也在人类感官的新知识领域——感觉生理学的构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该领域是将感觉理解为心理和生理知识发展的关键。

受费希纳提出的心理物理学启发，感觉生理学家利用科学观察、实验程序和新兴仪器，研究了一系列常见的生理现象，包括听觉和视觉的空间感知，以及神经元信号发射或量子感应的速度：以阈值和刺激强度差异的形式进行的微小测量。

感官生理学直接将身体和感官纳入了技术循环，在致力于实验和分析活体感官的第批研究实验室中，测量和分析技术的迅速普及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关系。感官被重新赋予意义化为技术本身，而且，就像我们的VR和AR头戴式设备一样，仪器越来越多地融入动物和人类的感官。换句话说，感官变成了传感器，传感器扮演了感知的角色。

在19世纪早期到中期，这种将感官“延伸”到仪器设备中的做法似乎是司空见惯的。诸如听诊器和温度计等设备已经开始取代人类的感官。这些新的实验技术和它们部署的实验室的整体效果是，机器不仅越来越多地调节被研究对象的身体和感知，而且也塑造了研究人员自己的感知。换句话说，研究人员变成了数据分析人员。

事实上，对于那些在生理学、心理学和医学的交叉领域工作的科学家来说，仪器成为揭示身体中流动的无形力量的重要伙伴，这些力量是人类感官自身无法感知的。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艾蒂安-朱尔斯·马雷（Étienne-Jules Marey）对这份感悟有着最为清晰的表达，他说：“我们的感官告诉我们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不得不经常使用仪器来协助我们分析事物。”

这些科学家试图通过一种早期的数据可视化形式，将混乱、不精确的感觉转化为某种外部可读的东西——便是马雷和数学家、哲学家、感官生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所提出的“图形方法”。对于马雷、亥姆霍兹，和当时的其他科学家来说，可视化所隐藏的力量，可能为分析人体内部活动开辟新的篇章。

量化生物体的时代开始了。但这个时代愈发需要更为奇怪的传感设备来推进其科学事业：原始的电极；气动管和机械装置可以连接到不幸的人类和动物的四肢、手臂、翅膀、脚和腿上，例如马雷用于研究活鸟飞行的空气受电弓；记录型设备，如呼吸描记器，其图形化地表示发声过程中产生的喉部运动；抑或是在特定的时间间隔内测量视觉印象如何影响意识的视速仪。

虽然马雷相信这些仪器设备可以使大自然的隐性语言显现出来，然而，这些仪器最终被批评为是不精确的。事实上，图形方法不仅不精确，且被认为具有欺骗性。尽管人们对于这些“自我登记”仪器（无需人工干预就能自动记录或数据自动存档的设备）的全能能力深信不疑，但在人和仪器之间仍然需要一个人类阐释者——需通过双眼去阅读和理解出现在波形示波器或其他仪器设备上的曲线数据刻度。一位法国研究人员写道：“记录装置除了为我们的感官刻下起伏的线条之外，实则什么也不做；一旦涉及对这些摹写的解释，图形方法相比于直接观测，并不具备更高的确定性。

现在情况都变了。

虽然马雷的曲线，看起来有点像智能手机上的Fitbit应用或苹果健康应用程序的曲线，但它们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自动算法取代了直接观察，协同存储着对世界感官数据统计分析的一排排网络服务器，正一步步成为我们人类的新晋感觉生理学家。现在，传感器可以捕捉、读取和分析人体产生的信号——血压、血糖、呼吸、神经——而无需依靠人类观察者。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倾向于错误地认为，精密的电子学、数字信号处理、统计模型和自动化计算消除了感官和机械仪器的不精确性。好在，如果数据不精确，算法总是可以调整的。当这些技术产出被发现表现出文化、性别或种族偏见时，情况也是如此。技术上的解决方案，是识别问题并迅速修复它，而不是一开始就将其定位至设计假定中的根本缺陷。

19世纪末的实验研究人员拿着笔、纸和仪器，准备测量人类对刺激的反应。那时的他们已经离开了最初通过传感器，寻求关于人类感官新知识的科学实验室，转而进入Facebook的现实实验室，或苹果的秘密“运动实验室”——这座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丘珀蒂诺的秘密建筑，不仅雇佣了13名运动生理学家、29名护士和医护人员，而且还雇佣了一支机器大军，记录数万小时的受试者生理数据，以作为测试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的传感器嵌入式产品的基准。苹果公司为其拥有的仪器设备感到自豪。据该实验室的负责人说，该实验室“收集了史上最多的，有关人类活动和锻炼的实验数据”。

因此，将19世纪传感机器的出现与今天进行比较，既显示了历史的连续性，也揭示了根本性的断裂。在21世纪20年代，每个佩戴健身追踪器、智能手表、生物识别衬衫或可穿戴式传感器的人都参与了一个转变过程：在没有人类心理学家或生理学家干预的情况下，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个自我监控的测试对象。

在19世纪，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无数传感测量工具，仍然局限于实验室。记录生理信号的仪器不会像现在那样离开实验科学的研究所，在健身房或办公室随处可见；那时的它们归属于更大体系的科学仪器的一部分。

此外，人们对人类与数字化技术之间的关系也有着根本不同的理解。事实上，即使当时已经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19世纪的工具，将人体感官抽象的表示为图形化的信号，但产出数据相关的人与产出的数值之间仍存在联系。人们会在实验结束后，瞥一眼被煤烟覆盖的鼓表面上的弯弯曲曲的痕迹，然后宣称：“那就是我。”

然而，数学和统计学的自动化计算改变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对时间感知运作方式的理解已然完全不同。之前人们使用波形示波器和脉搏描记器（血压计）时，需要通过手动加快或减慢机械仪器的速度，在旋转式滚筒的物理表面或纸表面上以不同的比例图形记录时间。如今，Fitbits和Apple watch生成的可视化曲线是截然不同的。它们是经过统计计算所带出的副产品：在窗口大小显示屏上，只能看到一个较长的部分延续性信号，或是经统计技术得出。换句话说，输出的该曲线表明着已被人工计算处理后的时间。

就像他们所处的大数据世界一样，在这个世界里，意义依赖于正确的数学，以便在随机的海洋中找到模式和意义，我们新心理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相信，感官的真理可以在数字中找到ーー在基于过去的统计技术中，衡量和预测未来。

也许最重要的是，自从费希纳提出心理物理学以来，感知测量本身的背景和目的，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的生理学家和心理物理学家利用仪器，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测试对象技术化，现在这些科学家们采取了额外的扩张行为。现在的他们将有着近两个世纪历史的心理物理学科学技术自动化，以设计下一代感知机器。如今，我们的服装、汽车、房屋、游戏、商店、剧院和画廊中都有传感器的身影。因此，感知测量开始与设计和创作密切相关。用仪器设备来探测人类的感官，不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感官是如何工作的；也是在运用这些知识来设计和完善系统，在我们的感知和仪器设备之间产生和预测出崭新的联系，又在这些联系中相互扩展着。

与之前的传感器相比，我们的新型传感器能更精确地捕捉和分析我们呼吸、心跳、脑电波、肌肉紧张或反应时间的微秒数和微空间。这样做还有另一个原因。如今，我们的传感器正构思和创造更新的技术，旨在实现那些被遗忘的19世纪研究人员（如费希纳和马雷）梦寐以求的梦想：成为费希纳所说的技术世界本身的生命实体。

作者：Chris Salter
译者：琴心
审校：光影
原文：The Two-Century Quest to Quantify Our Senses

科学知识救了沃尔特一命。维克多则被残忍的格斯用一把开箱刀割了喉。

随着《绝命毒师》剧情发展，沃尔特从一个窝囊的化学老师逐渐蜕变成了野蛮的罪犯。然而，无论他变得多么形容可怖，观众都忍不住对他报以同情与关爱。这种共情感很大一部归功于主演 布莱恩·克兰斯顿（Bryan Cranston）精湛的演技，他让一个忧虑重重的“居家男人”形象跃然屏上，而剩下的功劳则属于构思了这个角色的文斯·吉里根（Vince Gilligan），《绝命毒师》的创造者兼主编剧。在文斯的想象中，这个科学家的疯癫是本质的，而不是创造者强加的外部属性。

沃尔特讨喜的原因之一，是他懂科学。“文斯尽可能确保片中有关化学的内容准确无误，以增加可信度。”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化学教授唐娜·纳尔逊（Donna Nelson）说。作为《绝命毒师》的科学顾问，纳尔逊帮助吉里根达成了这一目标。（她最喜欢的场景是沃尔特对维克多尖刻而嘲讽的反驳。）虽然他们小心地避免让观众看到制作冰毒的准确、完整的“菜谱”，片中的化学反应是绝对真实的。如果你想要通过改变其他物质的结构来合成甲基安非他命（冰毒），你必须保证最终产物是对映体纯净的：甲基安非他命的三维结构在大脑中发生特定反应，你才会“嗨”，相同分子组成的对应映体（镜像）却没有用。

除了《绝命毒师》，近些年还诞生了许多以科学家为主人公的热剧，比如《西部世界》、《黑色孤儿》、《性爱大师》、《犯罪现场调查》、《识骨寻踪》、《豪斯医生》和《生活大爆炸》等，这些剧中的科学家性格复杂，形象多元，他们和我小时候看的那些80年代电影中的科学家有着天壤之别。那些在地下车库里捣鼓着古怪装置，让试管咕咕冒泡的孤僻天才，已经从荧幕上消失。如今，这些虚构的科研工作者在真实的实验室工作，使用高端仪器，而且，他们还有同事呢。他们的言谈总是夹杂着最新的科学词汇，他们的性格设定也富于深度，撑起了整个剧情。

一些传播学专家称，从电视节目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管窥现今科学家的形象和影响。虽然近些年的头版头条总是充斥着假借传播科学知识之名，兜售个人意识形态私货的家伙，调查显示民众对科学家还是极为尊敬的。现在的观众渴望并要求看到真实的科学家，而观众要什么，好莱坞就给什么。结果就是，荧幕上的科学家不再囿于刻板形象和反派设定，而更多地成为了可信且正面的角色。此外，科学家希望通过自身形象的传播促进科普工作，也促成了这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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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60年间，主要得益于医疗进步和技术发展，美国人对于科学的益处持愈发肯定的态度。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2％的美国民众认为科学利大于弊。尽管人们从未停止担忧科学的风险和危害，但与被核恐慌支配的70年代及80年代初相比，现在的公众情绪已经大大缓和。据说，以美苏核战的余波为题材的《浩劫后》（The Day After），自1983年播出以来至今，一直是评价最高的电视电影。

198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传播学教授乔治·葛伯纳（George Gerbner）对电视上的科学家角色及其文化影响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指出，科学家的形象有着聪明而理性的特点，但在荧幕呈现的各行各业当中，科学家们最不善交际；而且，1/6的科学家是反派。报告总结道，“只有当我们将科学家与医生等职业相对照，而非孤立考察时，才能发现他们并未获得应有的尊重。这种形象总带点邪恶、麻烦、危险的意味，仿佛预示会有坏事要发生。”这些角色显然对观众，尤其是每天看电视超过四小时的“重度观众”，施加了不良影响，让他们排斥甚至厌恶科学。

然而，这些邪气逼人、见佛杀佛的电视科学家似乎正逐渐销声匿迹。2011年，安东尼·葛伯纳（Anthony Dudo）及其同僚对等人研究的未尽之处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在《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发表了成果。经过比较2000年至2008年间黄金时段电视节目上各行各业的角色形象，他们发现只有3%的科学家以“坏人”面目示人，该比率低于其他任何职业。文章指出，不仅电视上的科学家非常正面，而且大量观看这些节目“有助改善那些有经历与剧情相似的人对科学的态度”。

怎么回事呢？新南威尔士州大学文学、媒体和表演艺术学院的副教授罗斯琳·海恩斯（Roslyn Haynes）通过研究虚构作品对科学家形象的描绘，发现重要的转折点出现在1960年代；在那之前，占主导地位的是脸谱化的科学怪人或滑稽的配角。现如今，人们有其他事情要担忧：政治腐败、恐怖主义、气候变暖……海恩斯说：“我们不再需要科学家扮演坏人了，因为现在满大街都是坏人。”现在，科学家是帮我们解决问题的人。“我们知道科学家可以修补这个被我们糟蹋得满目疮痍的世界。假使尚有一线生机，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深谙危险并能设法克服它们的科学家。而过去，我们认为科学家本身就是危险。”

除了世道变迁，海恩斯认为人们对科学家的态度转变还与媒体对科学的大量报道有关。五六十年代前，极少数人见识过科学家。人们主要通过报纸和广播了解重大科学发现，偶尔有公开讲座或科学演示可供大众观摩。除非你自己是科学家，或者私下里认识一个，你这辈子都不太可能常常撞见他们。然而，电视改变了一切。

除了世道变迁，海恩斯认为人们对科学家的态度转变还与媒体对科学的大量报道有关。

二战后不久，英国的科学界人士渴望参与 BBC 科学节目的制作。伦敦大学学院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教员让-巴蒂斯·古永（Jean-Baptiste Gouyon）告诉我们：一开始BBC是拒绝的，直到一些制作人看到了“非专业听众”对科学的渴望，他们才回心转意。BBC大众科学系列纪录片《地平线》（Horizon）于1964年开播。根据当时的内部记录，这档节目旨在“提供一个平台，让那些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可以将他们的好奇、观察和反思广而告之，并将他们最前沿的宇宙观注入人们的常识。”

通过自然历史类节目展示科学，是 BBC 的另一大法宝。1979年至今，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曾主持多档节目，带领观众们踏上旅程，一同惊叹路遇的奇观。这些节目让八九十年代的大众对科学家的印象大大改观，就像海恩斯所说，“爱登堡可是国民祖父，你会怕你的祖父吗？”

卡尔·萨根（Carl Sagan）则是美国电视上的“科学之友”。他的节目《宇宙：一次私人漫游》（Cosmos: A Personal Voyage）于1980年播出，并一度成为美国公共电视史上观看人次最多的节目，直到被《南北战争》（The Civil War）超越。和爱登堡的节目一样，萨根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自己对科学的惊叹和赞美展。他将“我们都是星尘”（we’re made of star stuff）铭刻在一代人心中，还发挥了前几年《太空竞赛》和《星球大战》等电影的余热，使得美国人对太空科学的激情愈发高涨。

科学纪录片从此成为电视台的常规节目，而近来它们对观众的吸引力甚至有增无减。古永说：“回顾《地平线》的历史，你会发现在90年代末到2001年前后，其呈现科学的方式有所转变。这档节目不再使用批判、调研式的口吻，而代之以对科学的歌颂。”

同时，这些节目中的科学家和主持人充满热情，平易近人，又富于探险精神；他们多数比较年轻，其中也有一些女性。“这些特质让人们觉得科学家是英雄，尤其对于年轻人而言。”海恩斯说，“他们和30年代科幻题材方兴未艾时的那些英雄不太一样——后者的故事往往惊世骇俗，点燃了一整个时代孩子们（主要是男孩子）的火箭科学梦——但前者也的确展现了科学家独具魅力、激人奋进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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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着这种新态度的潮流，荧屏上的虚拟科学家们很快迎头赶上。在《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中的埃米特·布朗（Emmett Brown）博士发明疯狂的时光机的八年后，《侏罗纪公园》中的科学家们用远古生物震惊了游客。然而，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布朗博士滑稽古怪的形象在1985年仍是可以接受的，而1993年《侏罗纪公园》中的古生物学家们可要高级多了。他们的工作基于观众在现实中接触过的东西：恐龙、DNA、整洁的实验室和专业的记录本。虽然从困在琥珀中的蚊子身上提取恐龙血液中的存留的DNA这样的神操作并不切实际，但这种想法倒是在情理之中。就在这个月（本文发表于2016年12月），现实生活中的古生物学家在琥珀里发现了一块长羽毛的恐龙尾巴碎片，并在血液中检测到了铁元素的痕迹。

曼彻斯特大学的科学传播副教授，2011年《好莱坞的实验室大褂》（ Lab Coats in Hollywood）一书的作者大卫·柯比（David Kirby）指出，《侏罗纪公园》标志着电影领域中科学现实主义的开端。这部电影的视觉特效绝佳，而镜头中的科学细节都出自专家之手。票房大获成功后，其他影片纷纷效仿，着重进行现实主义的细节刻画。既然观众喜欢，何不如法炮制呢？

柯比还解释说，这其实是目前在所有电影类型中都愈发显著的“现实主义”潮流的一部分。“当我们谈论虚构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在意的不只是角色佩戴的手表是否犯了年代错误，或者某项科学作业是否用对了仪器。现实主义应该是整体的，包括角色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身处的情境。”柯比认为电影制作人“巨细靡遗地实践着这种现实主义，以求向观众呈现宛若真实世界的感觉。”

柯比回忆起与《犯罪现场调查》和《识骨寻踪》等法医学题材电视剧的制片人的交流，他说：“他们经常说观众希望看到真实的东西；他们未必有证据来证明这点，但他们对此深信不疑。观众越来越精明了，从前那套滑稽古怪的科学画皮已经骗不过他们了。”

虽然2000年至2008年间电视网络展示了正面的科学家形象，观看这些节目却几乎无益于科学知识普及。

对于包含科学元素的电影，这就意味着以下两方面愈发重要：让片中的科学设定尽可能真实，以及让科学家角色像真正的科学家那样行动。

这股现实主之风也吹到了电视作品中。一部电影充其量也就几个小时，然而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可以每周播出，持续数年。《识骨寻踪》的粉丝已经陪伴着那位才华横溢的女性法医人类学家整整十二季了。《犯罪现场调查》的四个子剧集共800多集中，科学家们侦破的案件不计其数。《生活大爆炸》中的那些逗比带给观众的欢乐时光，也已经超过九年了。总而言之，虚拟科学家们在电视上亮相的时间要长得多。

也许较之于电影，电视节目面向更为多广闻博识的观众，于是肩负着更多责任感。《生活大爆炸》的科学顾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物理和天文学教授大卫·萨尔茨伯格（David Saltzberg）说：“你可以一边刷剧一边谷歌剧中内容。而且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介，电视剧的制作团队会收到海量的反馈。”

《生活大爆炸》剧组一开始就找到了萨尔茨伯格，从此他一直负责确保剧中的物理知识尽可能准确无误。每一集背景中白板上正儿八经的物理公式就是他的手笔，他还帮助编写台词中的科学讨论。“他们总是让我给一段故事情节点缀些科学元素。有时候他们只需要一个半秒钟说完的梗，或者一闪而过的镜头；有时候一整集内容都离不开科学。他们把故事主体部分写好后，我再想出五六个润色方案供他们选择。”

然而，这些“崭新”的荧幕科学家的教育意义并没有得到传播学者的肯定。根据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和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普罗大众的科学知识水平在过去二十年间并没有显著提升。2001年以来，美国人在九道基础科学知识题中平均只答对了5.8道。杜多等人的研究指出，虽然2000年至2008年间电视网络展示了正面的的科学家形象，观看这些节目却几乎无益于科学知识普及。

可是，这些节目的积极意义的确有迹可循。2011年，英国物理学会的一位代表告诉《卫报》，修读物理系课程的人数激增部分得益于《生活大爆炸》剧集的风靡。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了。《犯罪现场调查》最火爆的时候，一些大学和学院不得不加设法医科学课程，以容纳那些梦想模仿剧集借助 DNA 证据破案的学生的雄心壮志。“《犯罪现场调查》效应”在电视剧停播后逐渐消失了，但这足以显示年轻观众如何受到电视节目影响。

乔恩·米勒（Jon Miller）作为密歇根大学科学素养提升国际中心的院长，在过去40年间一直关注着大众对科学的接受度。在一项始于1987年的时序研究中，他跟踪观察了一群七到十年级的学生，在他们成年进入职业生涯后依然持续。“电视往往是带领孩子通往新世界的一扇大门。”米勒说，“在你生长的家庭、社区，可能无法接触到科学家和律师，你身边可能没几个人上过大学。”所以电视是“让年轻人了解未来从事各色职业之可能性的重要途径。”但米勒也告诫我们，对科学感兴趣不必然导致一番事业；成为法医学家或物理学家的学术之路是非常严苛而坎坷的，而大多数年轻人没有充足的准备。”

社会调查研究也证实了，在提升公众的科学知识与理解这方面，没有什么能取代学校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电视节目启发兴趣的功劳，而在这一过程中，现实主义风格的科学家角色功不可没。

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真正的科学家们也要推波助澜。美国科学、工程和医药学院一直留意着影视作品中那些良莠不齐的科学家形象和科学元素，并最终于2008年开设了“科学与娱乐交流热线”，让制作人和编剧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与科学家交流。该组织的副执行主管安·莫查特（Ann Merchant）说：“我们左顾右盼——谁的号召力最强呢？谁最能点燃大众的热情和兴趣？好莱坞啊！”

沃尔特的蓝色冰毒产业也提醒了我们，虽然电视上的科学家们总体转向了英雄式的角色，此人是个凶犯这一点毋庸置疑。

科学家们说，他们之所以拨冗指导这些电视节目，是因为他们在乎自己的虚拟化身以何种面目示人。他们知道一档流行节目的受众，要比自己的最新论文不知道多到哪去了，而且他们希望观众了解真正的科学是怎样的，更别说，观众还可能从中学到些什么呢。

当然，无论科学家多么乐意给他们的职业打广告，节目内容的决定权不在他们手里。好莱坞或许意识到了观众喜欢现实主义胜过令人出戏的胡诌，但有时候科学事实的绝对精确必须让位于叙事。

在与《绝命毒师》的创作者吉里根沟通时，纳尔逊便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文斯问我，你觉得蓝色的冰毒怎么样？我只好回答，我反正不想吸蓝色的。”虽然纳尔逊从未亲自制毒，但她的化学知识告诉她冰毒应该是白色的，绝没有蓝色的。冰毒的任何原料或终产物都不会反射光谱的蓝色部分，所以如果你的冰毒是蓝色的，肯定掺了别的东西。吉里根没有听劝，纳尔逊则表示理解。“那是剧情需要，得体现出沃尔特·怀特的冰毒与众不同嘛。后来有人向我抱怨蓝色冰毒，你懂的，我只能告诉他们《绝命毒师》不是纪录片！”

沃尔特的蓝色冰毒产业也提醒了我们，虽然电视上的科学家们总体转向了英雄式的角色，此人是个凶犯这一点毋庸置疑。纳尔逊说：“我没听说过有那个科学家像他这样。”而另一方面，他和传统虚构作品中的坏蛋科学家也不一样。柯比描述他为“道德上模棱两可的罪犯”，还说：“把他推向邪恶深渊的不是科学。他最初是受了金钱的驱使而犯罪的，后来则是傲慢之故。”那些性格缺陷可以出现在任何人身上，而不是科学家特有的。——这不恰恰证明了，荧幕上的科学家们已经变成真实的人类了吗？

翻译：有耳

审校：陈小树

编辑：EON

http://nautil.us/issue/43/Heroes/how-we-got-from-doc-brown-to-walter-wh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