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吻”一直是跨越不同大陆和文化、表示特别情感的象征。无论何时何地，社会规范总是将吻与特定关系和情境联系起来，暗示其背后可能有更深的生物学基础。那么，为什么吻要通过嘴唇的突出和轻微的吸吮来表现呢？比如，卷尾猴会用手指戳朋友的眼睛表示亲密，而人类却演变出了“吻”的行为。在这里，我将简要回顾关于人类之吻演化的几种假说。类人猿的社交行为表明，吻很可能是梳理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最终口部接触阶段”。在这一步骤中，梳理者会用突出嘴唇吮吸被梳理者的毛发或皮肤，以清除碎屑或寄生虫。随着人类在演化中逐渐失去体毛，梳理的卫生作用降低了，但较短的梳理过程中仍保留了“吻”作为最后一步。作为一种用来在远古猿类中巩固和加强社交与亲缘关系的仪式行为，这一步骤最终成为唯一保留的信号。

愉悦之吻

很少有自然的人类信号像“吻”那样承载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和社会约束。在历史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习俗至少在4500年间规定了亲密情感可以公开或私下表达的方式：亲吻的对象、时间、部位、方式和次数。例如，在古罗马，吻分为多种形式且有不同角色：osculum是脸颊吻，象征着社交或家庭的亲情而无浪漫含义，此外它还可以用于表示礼貌；basium是唇吻，表示亲人或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不具有性意味；savium则是常在恋人之间带有浪漫或性欲的唇吻。

在今天的拉丁欧洲，女人和异性之间可用左右两边脸颊相贴的双颊吻作为问候，而男性间（除非是至亲或在特定场合如葬礼）则更倾向于握手。然而，这种礼仪在不同地区、社会阶层或情境中差异显著。

尽管社会对于吻的规则在各社会内外存在差异，所有“吻的礼仪”都承担着调节和控制吻所带来的强烈亲密感的共同功能。吻被限定在特定关系的特定社交场合中。这表明吻蕴含着跨越文化的、普遍的生物学意义，意味着它的演化基础比文化习俗本身更为古老。

表达爱意：关于吻演化的假说总结

基于人类生物学和行为学，不同的假说提出了关于吻起源的解释，但这些假说往往无法与野生类人猿的社交行为演化相吻合。有些假说认为女性的嘴唇演化成了性吸引的装饰，或者认为吻源自一种“嗅探”的社交检查行为，但这些假说难以解释吻为何会采取今天的特定形式。

更具说服力的假说则认为，吻的行为可能来源于婴儿哺乳或母亲预先咀嚼食物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与吻一样都涉及嘴唇突出和吸吮动作。然而，这些假说也难以解释吻的社交情境和功能。吻并非出于食物需求，也不仅限于婴儿之间的行为。虽然母亲或看护者传递咀嚼过的食物时会突出嘴唇，但这种行为并不包含任何吸吮动作。即使这种行为在成年后或演化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也很难直接解释为何它会演变成如今吻的形式和功能。

所有非人类哺乳动物都会哺乳，虽然嘴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触觉功能，但并没有任何物种演化出在不同年龄和群体间广泛存在的吻的行为。然而，预咀嚼行为在投入大量亲子关系的灵长类和鸟类中很常见，表明这一行为的古老根源。即便如此，许多人类文化仍保留着预咀嚼行为，尤其在狩猎采集群体中。这说明这种行为在演化过程中保留下来，但功能、情境和动作发生了变化。为何预咀嚼行为会转变为吻的特定形式和功能，依然未有明确解释。

一些最新的历史研究指出，类人猿在某些性情境中有口对口接触的行为，似乎为人类的亲吻行为提供了延续性证据。然而，这些描述多源于比喻和浪漫化的描述，而非科学研究，类似于说狗舔脸是一种“亲吻”。

亲吻的探究：当前研究的局限性

吻的演化最好通过类人猿的生物学和行为来理解，它们是人类祖先的活化石。然而，灵长类学家们的观察也难免受到拟人化的影响。类人猿中的口对口接触很少见，主要出现在冲突后的和解或安慰时，通常还伴随着梳理行为。这些鼻对鼻的接触被称为“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行为与人类吻相似，观察者容易将其与自己的行为对应。但冲突后“吻”是否真的包含突出嘴唇和吸吮动作尚不清楚，仍需详细描述和进一步研究。吻在黑猩猩中也被描述为问候行为，但目前缺乏足够的细节来确定其与人类吻的相似程度。

目前为止关于吻起源假说的一大挑战在于，多数研究未能明确描述这一行为的确切形式。对人类来说，如何“吻”是显而易见的，但缺乏对吻的基本特征（突出嘴唇和吸吮动作）的具体考量，现有假说难以解释为何吻以其当前形式演化，而非其他方式。比如，卷尾猴会用手戳朋友的眼睛或鼻子，以表达社交联系和亲密情感。由此可见，虽然灵长类的社交联结至关重要，但为了被他者理解，这种联结必须通过特定的形式传达。对于卷尾猴来说，或许把手指插进耳朵是一种怪异行为，对社交联结意义不大，类似地，若一个吻没有突出嘴唇和吸吮动作，接吻者可能会误解其意图，或者被对方怀疑吻的真实性。

大多数假说的关注点也主要在性情境和口对口吻的情色含义上。从演化角度看，这暗示普通吻源自口对口吻，但后者只是前者的一种特例（如上文提到的古罗马社会，也见于其他古代和现代社会）。最有可能的演化解释是，口对口吻源自更早的涉及嘴和其他身体部位的吻行为。

要找到吻的演化起源的线索，需要更严格地定义人类的“吻”，并在类人猿中识别出与之在形式（突出嘴唇和吸吮动作）、情境（不同年龄和性别之间）、功能（传达亲密情感或亲缘联系）方面尽可能匹配的行为。如果在类人猿的行为中存在这样的吻，它将作为吻行为演化的同源性证据，帮助描绘出吻如何、在何种情境中、对谁产生了演化的可能路线。

梳理者的最终之吻

在包括类人猿在内的地栖非人类灵长类中，社交关系的主要信号是梳理行为。梳理指的是在他人毛发中挑出寄生虫、死皮和碎屑。通过这种社交触碰，梳理帮助建立和维持联盟、等级和群体凝聚力，并伴随着内啡肽的释放，减轻压力，促进梳理者与被梳理者之间的幸福感，从而进一步巩固社交纽带。因此，梳理在灵长类中代表了一种古老的卫生和社交行为，且常发生在有密切社交关系或亲缘关系的个体之间，不限于性别和年龄。

与典型灵长类相比，人类的梳理行为减少了89%，尤其在卫生方面。这与人类演化中体毛减少相吻合。

演化上讲，随着梳理的实用需求在远古人类中逐渐减少，其后续的社交功能也随之消失。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功能被“声音梳理”所取代，即通过语言交流满足了梳理的社交功能，最终导致了人类语言的演化。这一假说仍存争议，不同研究持赞同和反对意见。

然而，不同观点的共同点是，梳理的社交功能完全被不同的行为取代了。至今尚未考虑过、也无法理论排除的是，梳理的一些遗留形式可能得以保留，保留了部分祖先的社交功能。

梳理行为在灵长类中的频率减少的同时，其持续时间也在缩短；随着人类祖先逐渐失去毛发，梳理时间变得更短，即需要花在同伴或伴侣毛发上梳理的时间减少了。然而，梳理的结尾通常会以相同的方式完成——梳理者会用突出嘴唇并吸吮的动作接触被梳理者的皮肤，以去除寄生虫或碎屑。无论梳理时间如何缩短，这个最后的步骤可能始终保留下来。可能在最终阶段，两个个体仅执行梳理的最后步骤，嘴唇接触他者的皮肤，但已丢弃了梳理的卫生（且已无实际意义）功能。

这个“梳理者的最终之吻”与人类的吻在形式、情境和功能上有着相似性，超过其他任何已提出的行为。它包含突出嘴唇和吸吮动作，发生在群体中不同个体之间（例如不限于婴儿或性伴侣），且通常在有较密切社交关系或亲缘关系的个体之间。

验证该假说的一个可能方法是比较不同毛发厚度群体中的梳理行为。例如，在圈养的黑猩猩中，过度（他梳理或自我梳理）行为常见，往往导致皮肤裸露而几乎没有毛发。如果“梳理者的最终之吻假说”成立，那么可以预测（控制可能影响亲和行为率的相关生态社会因素后），毛发较少或较薄的群体中梳理持续时间相对更短，而毛发较厚的群体则相对更长，因为他们需要更多时间进行清理。这样可以确认无论梳理时长如何，梳理的结尾都会以“吻”收尾。

替代之吻

根据“梳理者的最终之吻假说”，口对口吻源于远古猿类相互梳理的社交场景，尽管这种相互梳理行为与单向梳理相比，在现存的类人猿中较为罕见。然而，将嘴部的接吻作为亲密伴侣间的社交惯例，意味着口对皮肤的触碰已经形成了一种行为形式。由于嘴唇和口部是人体触觉最敏感的部位之一，口对口吻可能在部分上是因为其带来的愉悦效果而被维持和发展下来。

临别之吻：总结

现有的比较证据表明，吻并不是一种新生的人类情感信号，而是灵长类梳理行为的遗留形式，保留了其祖先的形式、情境和功能。曾经用以巩固和加强亲密社交关系的耗时费力的仪式逐渐被简化，直至“梳理者的最终之吻”转变为一种凝固的信任和依附的象征。

在更广泛的人类演化时间轴中，该假说可以将吻的起源与其他重要的行为和生态转变联系起来。例如，目前假设辅音起源于生活在树栖环境中的古代人科祖先，这将语言的起源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但梳理是典型的地栖灵长类行为，因为地面生活增加了寄生负担。作为一种源于梳理的行为，吻仅在当人类祖先开始在地面上度过大量时间时才得以建立，这一变化发生在古气候变化将人类祖先从森林栖息地转向更干燥的开阔地带之后。人类祖先可能由于越来越依赖用于产生交流信号的唇部动作，而保留了梳理过程中的“最终之吻”。未来在探索人类吻行为及其他独特行为的演化过程中，重要的是考虑人类祖先更广泛的社会生态、认知和交流背景的影响。

作者：Adriano R. Lameira

译者：EY

原文：Th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human kissing

*亚当·波茨：布朗大学哲学教授，于 2004 年在纽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研究涉及意识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物理主义的观点；事物是否如其所表现的那样的问题。他试图利用最新科学和先验方法，在一些关于心灵和世界的传统“大问题”上取得进展。著有Perception、Blockheads。

特征问题（the character question）关系到事物在感知者眼中的模样（how things seem to a perceiver）。例如，当你连续看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西红柿时，你的视线从一个西红柿移向另一个西红柿，即使在这个过程中经验对象发生了变化，但经验的特征仍然保持相同（亦即两个西红柿在你看来似乎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你拥有相同的经验类型（type）。然而，当你连续看一个西红柿和一个柠檬时，随着你的视线从西红柿移向柠檬，经验对象发生了变化，经验的特征也因此不同（西红柿看起来和柠檬不同）。这时，你有两个不同类型的经验，波茨基于拥有某类经验“像什么样”，来界定特征问题，定义如下：

拥有特定特征的经验（亦即，拥有某一类型的经验）就是……

此书对四种重要的理论做了综合性的考察，每一种理论都尝试对上面这个定义中省略号后的部分作出补充。这四种理论是感觉材料理论（sense datum theory）、朴素实在论（ naïve realism）、内在物理状态理论（ internal physical state theory）和表征主义理论（representationalism）。全书的组织方式如下：第一章考察感觉材料理论并将之与朴素实在论作比较。第二章考察内在物理状态理论。第三章和第四章探索不同版本的表征主义理论。第五章将表征主义与当代朴素实在论进行比较。

此书的统一主题是“外部-内部谜题”（external-internal puzzle）。这一谜题的产生是因为被我们似乎体验到“在那里”的东西，似乎是由“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决定的。波茨认为，一个理论要想回答特征问题，需要同时尊重知觉经验所具有的本质的外部指向性（essential external directness）和内部依赖性（internal dependence）。

本质的外部指向性是一个合理的前理论约束条件，根据这一约束条件，“一些种类的（感觉）经验的本质部分地包括了，拥有那些感觉经验时，似乎存在有着特定（可感）性质的对象”（74页）。比如，对于一个西红柿的视觉经验，就有本质的外部指向性，它牵涉到一个圆形对象的表象上的在场（seeming presence）。

内部依赖性是指，在我们关于外部性质或对象的经验中，内部（神经）过程扮演着重要角色。波茨论证道，有一些经验证据表明了颜色经验与神经反应之间存在“良性内部关联”，这为如下想法提供了支持：颜色经验被神经过程塑造。波茨引用了大量研究，其中有一项关于猕猴的研究表明，相似的颜色刺激引发的行为判断与神经反应紧密匹配，这些神经反应由位于后内侧颞叶皮质（V4视区）上的一团神经元引发。波茨认为，大多数颇受欢迎的理论，未能同时对本质性的外部指向性和内部依赖性作出回应。

朴素实在论在内在依赖性上的两难困境

波茨论证道，朴素实在论提供了一种对经验特征的“行动-对象”解释（ act-object explanation）。根据这一观点，经验的特征由经验到的真实对象所具有的可感性质（例如，形状或颜色）构成（constitute）或奠基（ground）。从朴素实在论出发，拥有一个具有某种特征的经验类型，就是经验到物质性事物的真实特征，例如，西红柿的红与圆两种特征。

在一般情境中，经验特征的差异由物质对象的差异构成或奠基。朴素实在论认为“当你经验到一个红色的西红柿时，你的面前有一个红色的西红柿”。通过坚持这一看法，朴素实在论试图安置经验在一般情境中所具有的外部指向性。然而，波茨提供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表明，一般颜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别，与光谱反射类型*（spectral reflectance types）的相似和差异不匹配。而光谱反射类型被视为最有竞争力的一种颜色解释（MacAdam, 1985）。例如，尽管相较于绿色的物体（例如叶子），蓝色的物体（例如蓝莓）看起来与紫色的物体（例如葡萄）更加相似，但光谱反射类型却给出相反的答案。研究表明，有着蓝色外观的事物的光谱反射类型，与具有绿色外观的事物的光谱反射类型更相似，而非与具有紫色外观的事物相似。这些发现对于朴素实在论而言是非常严肃的挑战，因为他们认为颜色经验的特征奠基于经验到的颜色性质。

波茨还认为，朴素实在论未能在整体上容纳内部依赖性。朴素实在论认为你经验到的性质或对象，并不依赖于内在的物理状态。然而，错觉和幻觉对朴素实在论提出了严肃的挑战，错觉和幻觉经验表明，经验的性质并非奠基于对可感性质的经验。假设你有一个红色西红柿的错觉，这个西红柿在你看来是橘色的。但因为西红柿实际上不是橘色的，你的经验所具有的特征便不是奠基于经验到的西红柿的红性。与此相似，当你幻视一个红色西红柿时，你的经验也不是奠基于对西红柿及其性质的经验，因为你面前根本没有西红柿。

当代朴素实在论试图通过采纳析取论（Disjunctivism）的态度解决“外部—内部谜题”，即认为对真实的红色西红柿的经验不同于红色西红柿的幻觉。为了能够说明这两种经验（在内省中）对你而言似乎是相同的，他们采用了主观不可分辨理论（indiscriminability theory），根据这一理论，关于西红柿的错觉或幻觉经验所具有的现象特征，“在内省中与经验到真实的西红柿所具有的现象特征不可分辨”。然而，波茨认为不可分辨理论是不合理的，因为它将错觉和幻觉经验仅仅视作你没有能力知道你没能成功地经验西红柿的红性。

面临冗余的感觉材料理论

感觉材料理论提供的也是行动—对象解释。然而，按照这一观点，拥有具有特定特征的经验类型，不过是意识到非物质的对象，亦即产生于大脑的神经过程的感觉材料（sense data）。例如，拥有一个关于成熟的西红柿的经验，就是经验到产生自大脑神经过程的类似西红柿的感觉材料（一个非物质的对象）。

按照感觉材料理论，感觉材料的差异构成经验特征的差异，或为之奠基。有证据表明，关于可感性质的经验只有弱的外部关联，感觉材料理论与此一致。毕竟你所经验的性质并非外在对象的性质，而是产生自你的内部状态的感觉材料所具有的性质。然而，由于感觉材料虽然是非物质的，但仍然是某种外在对象，因而你的经验仍然具有外部指向性。

一些经验证据表明对某种可感性质的经验与神经回应之间存在良性内在关联，感觉材料理论也与这些证据相合。因为感觉材料产生于大脑中的神经过程，所以你的经验具有内部依赖性。如此看来，感觉材料理论解决了外部—内部谜题，但代价是预设了产生于内在神经过程的非物质对象（即感觉材料）。

内在物理状态理论在外部指向性上的失败

内部物理状态理论和表征主义拒绝行动-对象解释，转而支持存在中立解释（ existence-neutral explanation），波茨将此称作“表象开局”（ seems-gambit）。这种解释认为，你的大脑有一种产生“表象状态”的“固有能力”。例如，当你经验到眼前的西红柿时，不论你是拥有真实的知觉经验（veridical experience），还是错觉或幻觉，似乎对你而言，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有着圆形和红色的性质的西红柿（亦即拥有这样一个表象）。

内部物理状态理论将经验的特征同一于内部物理性质，后者是大脑的内在性质（ intrinsic property）。波茨论证道，这一理论已有证据支持，对可感性质的经验和神经反应存在良性内在关联，因为这一理论认为，经验特征的差异，不过是产生这些经验的内部神经状态的差异。通过将体验的特征与大脑的内在固有性质相等同，内部物理状态理论就可以容纳知觉经验的内部依赖性。然而，这一理论却不能解释外部指向性。因为它不能说明为什么大脑的内在性质似乎具有外部指向性。因此，内部物理状态理论不能解决外部-内部谜题。

三种表征主义

表征主义认为，拥有一个特定特征的经验，就是以经验的方式表征一系列实际或可能的可感性质。表征主义者能够用拉姆齐-刘易斯策略（Ramsey-Lewis method）解释“以经验的方式表征”：

所有感觉—知觉经验都包含了一个主体与事物可能的方式之间的基本心智关系R：R扮演了认知存取的角色，R是存在中立的，并且R要说明经验的特征。

以经验的方式表征因而可以被理解为经验地表象。例如，拥有一个关于红色的西红柿的经验，本质上涉及到与西红柿的红性处于关系R中。这一关系R应说明经验的特征：经验特征的差别就是你的经验对世界的表征方式的差别。在错觉经验中，红色的西红柿似乎具有它实际上缺乏的颜色（例如橘色）。在幻觉经验中，似乎有一个西红柿呈现在你的面前，但事实上你的面前空无一物。表征主义认为，在错觉和幻觉经验中，你关于红色的西红柿的经验涉及到与红色西红柿处于某种“存在中立”的关系R中。波茨细致地考察了三种颇具前景的表征主义理论：独立于回应的（response-independent）表征主义、依赖回应的（response-dependent）表征主义和内在主义非还原的（internalist-nonreductive）表征主义。

独立于回应的表征主义传递的错误结论

独立于回应的表征主义认为，经验性的关系R只是一种探测关系（the detection relation）。以颜色为例，按照这一观点，颜色是独立于回应的性质。你的视觉经验表征了颜色性质是因为你的视觉系统拥有探测颜色的功能（类似于温度计有探测温度的功能）。因此，你的颜色经验具有外部指向性。然而，波茨指出，这一理论不能解释内部依赖性。在这一部分的结尾，他提出了下述结构性错位论证（structural-mismatch argument）（亦可参见波茨2020年的文章）。

设想一个可能世界，这一世界中的人与真实的世界中的人拥有相同的生物学的探测功能，能够在正常条件下探测相同的性质。然而，由于他们的大脑中的感受器之后（postreceptoral）的神经连线方式在自然演化中产生了差异，他们的V4视区对一个看起来是蓝色的蓝莓的表征，与对有着绿色外观的叶子的表征更加相似，但在真实的世界中，V4视区对蓝莓的表征与其对紫色的葡萄的表征更加相似。

这一预设借鉴了颜色经验与神经过程之间有较强关联的研究证据。现在，假设在一个可能世界中，人们倾向于将具有蓝色外观的蓝莓和具有绿色外观的葡萄分为一类，在真实的世界中，人们倾向于将具有蓝色外观的蓝莓和具有紫色外观的葡萄分为一类。考虑到可能世界中人的演化史，其颜色经验最好的预示物是V4视区的神经表征。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如果可能世界中的人连续不断地看蓝莓、葡萄和树叶，她可能拥有关于蓝莓的带有绿色的经验，而非真实世界中她所拥有的关于蓝莓的蓝色的经验。然而，波茨论证道，回应独立的表征主义“传递了错误的结论”，它认为即便是在存在大量神经和行为回应差别的情况下，可能世界中的人和真实世界中的人还是会有相同的颜色经验。这样做的结果是，即便是在一般的知觉经验中，回应独立的表征主义也不能解释内部依赖性。

回应依赖的表征主义的无力

回应依赖的表征主义试图通过重新定义颜色来解决外部-内部问题，它将颜色定义为对象所具有的能够引起接受者某种神经回应（例如，V4视区的神经表征）的倾向（ disposition）。根据这一理论，与你处于关系R中的颜色性质依赖于你的内在物理状态。这一解释能够容纳内部依赖性，因为它认为你在经验中表征的颜色性质依赖于你的神经过程。同时，它也能够容纳外部指向性，因为你的颜色经验表征了外在对象的倾向性性质。然而，波茨指出，回应依赖的表征主义尽管解决了外部-内部谜题，但它的成功却会被如下事实削弱：它不能为表征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经验地表征一个可感性质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为了解释这一问题，波茨要求我们设想你和可能世界中的你观看相同的红色表面，这一表面在你看来是红色的，在他看来是橘色的。按照回应依赖的表征主义，这一表面有两种回应依赖的性质：它既有在你这里引发红色的经验的倾向，也有在与你对应的人那里引发橘色经验的倾向。然而，它还有一个独立于回应的性质：圆形。这意味着对表征问题的回答要求拣选出两种关系，一种关系是与物体表面不同的、依赖于回应的性质相关联，这一性质被你和可能世界中与你对应的人共同承担，另一种关系则是关于独立于回应的相同性质。根据波茨的观点，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一种关系。波茨最后讨论了内在主义非还原的表征主义理论。根据这一观点，尽管经验地表征可感性质依赖于大脑中的神经过程，但可感性质不能被还原为任何物理的东西。例如，当你在经验中表征一个红色的西红柿时，你与西红柿的可感性质（如它的红性和圆性）处于一种不可还原的经验性关系R中。

内在主义非还原的表征主义理论的神秘色彩

波茨最后讨论了内在主义非还原的表征主义理论。根据这一观点，尽管经验地表征可感性质依赖于大脑中的神经过程，但可感性质不能被还原为任何物理的东西。例如，当你经验地表征一个红色的西红柿时，你与西红柿的可感性质（如它的红性和圆性）处于一种不可还原的经验性关系R中。

波茨支持这一观点，因为“（知觉经验的）外部指向性和内部依赖性直接导致了这一结果”。在为这一理论做辩护的过程中，波茨要求我们想象一个可能世界，在这一可能世界中，除虚空之脑（brain in a void，BIV）之外没有其他东西，虚空之脑“从无何有之处突然进入存在，纯粹偶然地与你的大脑经历相同的神经活动”（第82页）。假设虚空之脑有一个关于红色的西红柿的经验，在拥有这一经验的过程中，虚空之脑与红色性质和圆形性质处于一种经验性的关系中。然而，根据假设，虚空之脑与这些性质之间没有实质性关联，因为它切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经验性关系不同于探测关系，因为经验地表征红色和圆形，不能被还原到它所经历的探测这些性质的神经状态。波茨论证道，这一结论能够被普遍化到真实世界中的人所具有的一般经验。例如，当你看一个红色的西红柿时，你经验地表征了作为红色和作为圆形的性质。然而，这一经验性的关系不能被还原为你探测其颜色和形状的神经状态，“因为虚空之脑表明这两个东西是彼此分离的”（第173页）。

波茨认为，尽管内在主义非还原的表征主义解决了外部-内部谜题，但这一理论多少有些神秘色彩。你如何能够与可感性质处于一种不可还原的经验性关系中，这种关系又不能凭借着经历这样的神经状态而同一于神经状态？波茨认为，未来神经科学的研究或许能够通过表明“你经验地表征的可感性质能够通过单独观察内在过程被系统地‘解码’”为这一问题提供回答（第239页）。

波茨的观点源于他在这本书中反复援引的证据。这些证据指出，经验与可感性质之间没有稳定的关系，而关于可感性质的经验和神经回应之间却有着良性内在关系。前者表明关系R不是一种探测关系。后者则似乎暗示对可感性质的经验能够完全由神经科学的术语解释。

波茨的想法与经验证据相吻合，这一证据暗示生物学的视觉系统不能依赖于对可感性质的探测，因为这些性质在视网膜成像中合并了（Bohon et al. 2016; Lotto & Purves 2000）。视觉系统必须学习将本身具有歧义性的视网膜刺激，转化为表达明确的关于可感性质的经验，以引导行为。然而，视觉系统事实上不具有探测可感性质的功能，并不意味着我们关于这些性质的经验能完全被神经科学的术语解释。事实上，研究表明视觉系统会通过试验和错误不断演化，依赖于反复出现的尺度恒定模式来对颜色体验进行排序（Purves et al. 2015; Lotto & Purves 2000）。这意味着颜色经验的特征的确依赖于外在刺激（尽管不是依赖于可感性质）。

视觉系统所依赖的反复出现的尺度恒定模式中的信息，是基于图像模式出现的频率，这些图像模式促进了过去与我们物种的生存和繁殖有关的行为反应。如我们所知，演化并不是通过断裂建立神经机制，它利用已经存在的神经回路，按照需求对之进行调整，以帮助有机体存活和繁荣。视觉系统遗传而得的神经回路不断演化，使得有助于提升繁殖适应性的神经连接逐渐取得压倒性的力量。然而，如果在漫长的演化历程中，视觉系统没有依赖一个盖然性策略，将具有歧义的视网膜刺激转化为表达明确的颜色经验，那么这些神经回路就不会被建立起来。由此可见，人类在经验中表征的可感性质不能通过单独地援引内在过程被系统地解释。

波茨承认，尽管科学的进步带来了哲学的显著革新，但对知觉谜题目前仍然没有完美解答。这一点我们都能达成共识。然而，这本书成功地推进了相关的讨论。通过细致地考察特征问题，它为神经科学解决知觉谜题而进行的丰富讨论，提供了肥沃土壤。

译者后记

Muchun：外部-内部谜题是知觉的本质性问题，外部指向性不仅关乎知觉经验本身，而且与知觉的认识论和知觉的行动相关性有关。内部依赖性则是由于我们发现神经过程的变化会引起知觉经验的急剧变化，例如致幻剂引起的知觉经验的全面改变。因此，外部指向性不仅仅要求知觉理论给出一种探测关系，而且要说明知觉何以能够表征世界。内部依赖性也不仅要说明知觉经验与神经过程的相关性，而且要求神经过程能够解释经验的特征。这对知觉哲学而言是一个棘手的任务。波茨认为，未来神经科学的研究会借助神经过程说明经验对可感性质的表征。这是对知觉的内在依赖性的说明，对演化、尺度恒定模式的说明已经将知觉置于演化历史和环境中，但这还不足以解释知觉的外部指向性。

乔恩：校对的过程中读完了整本书，在其基础上写完了本科毕业论文。回头看来，《感知》是一本专业性非常强的哲学专著，而这篇书评相当完整地介绍并总结了波茨书中讨论的几种理论。美中不足的是，书评中缺少对关键概念的实证基础的解释，而这正是知觉哲学研究中最有趣的部分！例如，文中对“内部依赖性”和“外部指向性”的解释只是一笔带过；但波茨为什么要这样重新提出知觉谜题？怎样的实证基础推动了他的讨论？感兴趣的各位请前往阅读原书～

译者：Muchun

审校：乔恩、光影

1840年的某天，一名男子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见——这是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后来在日记中写下的“最后一记”。费希纳，德国著名的医学博士，后来成为物理学教授，却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失明了。而这样的情况已不是第一次发生。这位科学家经历了长达数月的身体不适：眼前出现闪光、头痛、恶心、食欲不振，失眠和神经症。这位科学家不知道的是，他的悲惨处境最终会给人类带来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一个令人震惊的启示，这将永远改变我们对人类感官以及它们如何与身体机制互动的理解。

没人知道为什么费希纳会病倒。也许是过多的工作使他精疲力竭，像是他部分撰写和编辑了一本共八卷本、七千页的百科全书？还是以科学的名义，将自己变成了人肉小白鼠，从而损伤了他的视力？他在探索余像——一种当一个人停止对一个光源的注视之后留在视网膜上的图像——的感官现象时，使用只有彩色滤光片的眼镜盯着太阳看了太久。这一系列的实验似乎让他陷入了一种灼烧的、永无止境的“光的混乱”中，即使他闭着眼睛，也无法避免。他甚至不得不将自己的卧室全涂成黑色的，以阻止任何光线渗入。

虽然“接近疯狂”，但费希纳有在努力的、缓慢的，从病痛中恢复过来。他并没有采取一点点增添光亮，让眼睛逐渐适应微弱的光线，而是采取了蛮力的方式：每天让眼睛突然且强烈的瞬间暴露在亮光下，在光线造成剧烈疼痛之前迅速闭上眼睛。他也有恢复进食，吃着些奇怪的美食，比如浸泡在葡萄酒和柠檬汁中的生火腿，还有酸浆果和饮料。虽然他的脑子里仍有“不愉快的感觉”，但他终于还是开口说话了。

十月的一个下午，费希纳漫步进了他的花园，这是他生病期间鲜少会做的事。然而，这一次，他迈出了大大的一步，重新融入视觉世界。他把遮住眼睛的厚绷带取下来。阳光洒了进来。当他向花园里望去时，这位科学家看到了一个奇迹般的景象：他看到花在“发光”，好似正跟他诉说着什么。在这个欣喜若狂的时刻，费希纳有了一个惊人的领悟——植物也是有灵魂的。

让我们快进180年。

在新闻源大流行时代的数字迷雾中，当你在LinkedIn上点击页面，会发现，许多新职业的头衔听起来很奇怪：视觉工程师、应用感知科学家、视觉体验研究员、色彩科学家和神经接口工程师。他们的职位说明是“通过消除意图和行动之间的瓶颈，来帮助我们释放人类的潜能。”

有一种职业或许能特别吸引你的眼球：其名为应用感知科学家，为Oculus工作。Oculus是一家小型初创企业，生产一种轻量级虚拟现实头盔，Facebook在2014年以20亿美元收购了它。招聘公告要求具备视知觉、“视觉计算建模”和“实验或建模方法”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有助于我们了解AR/VR的显示需求和架构”。应用感知科学领域的这一新职业与LinkedIn的其他职业还有一个共同点：它要求学习一门听起来晦涩难懂的学科——心理物理学。

一个身处在19世纪中期德国且经历神秘疾病的科学家，和21世纪寻求探索人类感知深度的工程师有什么共同点？1850年10月22日清晨，就在费希纳病情好转，并与花园里的花朵邂逅的仅仅七年后，物理学家、哲学家、相信灵魂、植物和地球本身的永恒意识的古斯塔夫·费希纳，又一次灵感迸发。他开始意识到精神能量和物质能量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们感知外部世界和我们大脑内部世界过程之间的一种可测量的对应关系。

但费希纳需要科学来印证他的理论。因此，他发起了一门听起来充满神秘感的学科，将其命名为心理物理学——一种“身心关系理论”，旨在为两个长期以来呈分离的领域之间建立可测量的联系：由物质与物理组成的宇宙，和由精神与心理组成的宇宙。在费希纳的理论公式中，心理物理学将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就像物理学一样”，且“依赖于经历，以及那些经验性事实之间的数学联系，这些经验性事实需要对所经历的事情进行测量”。他断言，我们可以用数学来测量和计算我们如何感知世界，这永远改变我们如何看待感官和感知与人造机器的关系。

心理物理学在欧洲科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它推动了实验心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在这门学科中，已经有一股将人类思想转化为数字的热潮。那个时期正在崛起的混合科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渴望逃避对感官和思维如何运作的非科学（例如不可测量的）理解，而费希纳为他们提供了弹药。这些科学家开始发展理论，以证明物理现象（刺激）和对这些现象的感官体验（感觉或知觉）之间的数学联系。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试图消除体验、主观自我感知，以“客观”的公式和方程替代人类的感官体验。

费希纳的想法很快的在他那个时代新研发的传感器中得以实现。这些传感器有着听起来很奇怪的名字，如波形示波器（kymographion）、速度计或者计时器，它们测量或以图像化的方式表示血压、视觉速度或反应时间。用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艾蒂安-朱尔斯·马雷（Étienne-Jules Marey）的话来说，这些新仪器试图揭示隐藏的“自然语言”。这种人类感官测量装置是在一种崭新的实验科学环境中研发出的：即欧洲和美国新兴的实验心理学实验室，其目标是创造一种新的人类生存状态：可量化的、可计算的，可预测的。

如今，我们或许可以说心理物理学已死，被埋葬于心理学历史书籍和大学藏品中已被废弃的科学仪器之间。但是，正如我们在LinkedIn上的搜索所揭示的那样，心理物理学在最神秘的地方仍非常活跃。例如，在Facebook现实实验室（Reality Labs）迷题般的行为研究中，拥有神经科学、应用感知研究、机器人学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们，仍在利用费希纳在19世纪末所提倡的，感官、刺激和感知的定量建模。只不过在科学革新的21世纪之下，他们的目标则是创建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XR体验，这些体验非常真实，同时又完全是人造的。

正如一组认知和计算机科学研究人员所声称的那样，“虚拟现实可以被视为一种长期的心理物理学传统的延续，这种传统试图干预我们的感知，以阐明其潜在的机制。”美国艺电公司（Electronic Arts）的游戏测试室和各大学的知觉实验室围绕着一个相似的目标联合起来。它们使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感器——传感器网络、统计建模、机器智能、计算基础设施、人类劳动力和地球资源——来捕捉、计算、建模和模拟人类感知，超越了19世纪科学家们最疯狂的梦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和这些传感器之间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

与Oculus Quest中的传感器不同（这些传感器可以实例化一幅图像的帧速率是否发生了可感知的变化），1860年的费希纳几乎无法使用传感器来实验性地证明他的理论。当时的“传感器”还比较粗糙：人类的感知能力，在心理物理实验的测试下，会产出关于被试者们所经历的事情的口头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可以被计算出测量结果。

换句话说，尽管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从数学逻辑来讲，其方法非常严谨，但它仍然依赖于人类科学家、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们难以避免的，以“主观视角”来报告他们在实验中从被试者那里所感受到的东西。实验员很难衡量其针对被试者的报告是否正确，甚至是否准确。

为了延续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19世纪的科学家们转向对新兴技术的研发，以改善感官反应的测量方式：新的传感器将证明他们的新理论。这些研究人员成功发明了用于捕捉和测量人类及动物感官的仪器。从检眼镜到声哨、嗅觉计、计时器、触觉计和摄影枪，这些仪器让古法成像中的计时摄影得以兴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仪器已然成为了事实上的感官。

它们不仅是当今最早的传感器，这些传感仪器也在人类感官的新知识领域——感觉生理学的构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该领域是将感觉理解为心理和生理知识发展的关键。

受费希纳提出的心理物理学启发，感觉生理学家利用科学观察、实验程序和新兴仪器，研究了一系列常见的生理现象，包括听觉和视觉的空间感知，以及神经元信号发射或量子感应的速度：以阈值和刺激强度差异的形式进行的微小测量。

感官生理学直接将身体和感官纳入了技术循环，在致力于实验和分析活体感官的第批研究实验室中，测量和分析技术的迅速普及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关系。感官被重新赋予意义化为技术本身，而且，就像我们的VR和AR头戴式设备一样，仪器越来越多地融入动物和人类的感官。换句话说，感官变成了传感器，传感器扮演了感知的角色。

在19世纪早期到中期，这种将感官“延伸”到仪器设备中的做法似乎是司空见惯的。诸如听诊器和温度计等设备已经开始取代人类的感官。这些新的实验技术和它们部署的实验室的整体效果是，机器不仅越来越多地调节被研究对象的身体和感知，而且也塑造了研究人员自己的感知。换句话说，研究人员变成了数据分析人员。

事实上，对于那些在生理学、心理学和医学的交叉领域工作的科学家来说，仪器成为揭示身体中流动的无形力量的重要伙伴，这些力量是人类感官自身无法感知的。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艾蒂安-朱尔斯·马雷（Étienne-Jules Marey）对这份感悟有着最为清晰的表达，他说：“我们的感官告诉我们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不得不经常使用仪器来协助我们分析事物。”

这些科学家试图通过一种早期的数据可视化形式，将混乱、不精确的感觉转化为某种外部可读的东西——便是马雷和数学家、哲学家、感官生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所提出的“图形方法”。对于马雷、亥姆霍兹，和当时的其他科学家来说，可视化所隐藏的力量，可能为分析人体内部活动开辟新的篇章。

量化生物体的时代开始了。但这个时代愈发需要更为奇怪的传感设备来推进其科学事业：原始的电极；气动管和机械装置可以连接到不幸的人类和动物的四肢、手臂、翅膀、脚和腿上，例如马雷用于研究活鸟飞行的空气受电弓；记录型设备，如呼吸描记器，其图形化地表示发声过程中产生的喉部运动；抑或是在特定的时间间隔内测量视觉印象如何影响意识的视速仪。

虽然马雷相信这些仪器设备可以使大自然的隐性语言显现出来，然而，这些仪器最终被批评为是不精确的。事实上，图形方法不仅不精确，且被认为具有欺骗性。尽管人们对于这些“自我登记”仪器（无需人工干预就能自动记录或数据自动存档的设备）的全能能力深信不疑，但在人和仪器之间仍然需要一个人类阐释者——需通过双眼去阅读和理解出现在波形示波器或其他仪器设备上的曲线数据刻度。一位法国研究人员写道：“记录装置除了为我们的感官刻下起伏的线条之外，实则什么也不做；一旦涉及对这些摹写的解释，图形方法相比于直接观测，并不具备更高的确定性。

现在情况都变了。

虽然马雷的曲线，看起来有点像智能手机上的Fitbit应用或苹果健康应用程序的曲线，但它们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自动算法取代了直接观察，协同存储着对世界感官数据统计分析的一排排网络服务器，正一步步成为我们人类的新晋感觉生理学家。现在，传感器可以捕捉、读取和分析人体产生的信号——血压、血糖、呼吸、神经——而无需依靠人类观察者。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倾向于错误地认为，精密的电子学、数字信号处理、统计模型和自动化计算消除了感官和机械仪器的不精确性。好在，如果数据不精确，算法总是可以调整的。当这些技术产出被发现表现出文化、性别或种族偏见时，情况也是如此。技术上的解决方案，是识别问题并迅速修复它，而不是一开始就将其定位至设计假定中的根本缺陷。

19世纪末的实验研究人员拿着笔、纸和仪器，准备测量人类对刺激的反应。那时的他们已经离开了最初通过传感器，寻求关于人类感官新知识的科学实验室，转而进入Facebook的现实实验室，或苹果的秘密“运动实验室”——这座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丘珀蒂诺的秘密建筑，不仅雇佣了13名运动生理学家、29名护士和医护人员，而且还雇佣了一支机器大军，记录数万小时的受试者生理数据，以作为测试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的传感器嵌入式产品的基准。苹果公司为其拥有的仪器设备感到自豪。据该实验室的负责人说，该实验室“收集了史上最多的，有关人类活动和锻炼的实验数据”。

因此，将19世纪传感机器的出现与今天进行比较，既显示了历史的连续性，也揭示了根本性的断裂。在21世纪20年代，每个佩戴健身追踪器、智能手表、生物识别衬衫或可穿戴式传感器的人都参与了一个转变过程：在没有人类心理学家或生理学家干预的情况下，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个自我监控的测试对象。

在19世纪，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无数传感测量工具，仍然局限于实验室。记录生理信号的仪器不会像现在那样离开实验科学的研究所，在健身房或办公室随处可见；那时的它们归属于更大体系的科学仪器的一部分。

此外，人们对人类与数字化技术之间的关系也有着根本不同的理解。事实上，即使当时已经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19世纪的工具，将人体感官抽象的表示为图形化的信号，但产出数据相关的人与产出的数值之间仍存在联系。人们会在实验结束后，瞥一眼被煤烟覆盖的鼓表面上的弯弯曲曲的痕迹，然后宣称：“那就是我。”

然而，数学和统计学的自动化计算改变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对时间感知运作方式的理解已然完全不同。之前人们使用波形示波器和脉搏描记器（血压计）时，需要通过手动加快或减慢机械仪器的速度，在旋转式滚筒的物理表面或纸表面上以不同的比例图形记录时间。如今，Fitbits和Apple watch生成的可视化曲线是截然不同的。它们是经过统计计算所带出的副产品：在窗口大小显示屏上，只能看到一个较长的部分延续性信号，或是经统计技术得出。换句话说，输出的该曲线表明着已被人工计算处理后的时间。

就像他们所处的大数据世界一样，在这个世界里，意义依赖于正确的数学，以便在随机的海洋中找到模式和意义，我们新心理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相信，感官的真理可以在数字中找到ーー在基于过去的统计技术中，衡量和预测未来。

也许最重要的是，自从费希纳提出心理物理学以来，感知测量本身的背景和目的，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的生理学家和心理物理学家利用仪器，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测试对象技术化，现在这些科学家们采取了额外的扩张行为。现在的他们将有着近两个世纪历史的心理物理学科学技术自动化，以设计下一代感知机器。如今，我们的服装、汽车、房屋、游戏、商店、剧院和画廊中都有传感器的身影。因此，感知测量开始与设计和创作密切相关。用仪器设备来探测人类的感官，不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感官是如何工作的；也是在运用这些知识来设计和完善系统，在我们的感知和仪器设备之间产生和预测出崭新的联系，又在这些联系中相互扩展着。

与之前的传感器相比，我们的新型传感器能更精确地捕捉和分析我们呼吸、心跳、脑电波、肌肉紧张或反应时间的微秒数和微空间。这样做还有另一个原因。如今，我们的传感器正构思和创造更新的技术，旨在实现那些被遗忘的19世纪研究人员（如费希纳和马雷）梦寐以求的梦想：成为费希纳所说的技术世界本身的生命实体。

作者：Chris Salter
译者：琴心
审校：光影
原文：The Two-Century Quest to Quantify Our Senses

]]> https://neu-reality.com/2023/06/philosopher-psychedelic-experiments/feed/ 0 10004728 https://neu-reality.com/2023/03/psychology-morality-actuality/ https://neu-reality.com/2023/03/psychology-morality-actuality/#respond Thu, 16 Mar 2023 08:54:01 +0000 https://neu-reality.com/?p=10004241 心理学和人类道德是否相关？这个问题最近（又再次）流行了起来。表面上看，这点似乎没什么值得讨论的——“我们实际如何”与“我们应当如何”之间，难道会没有关系吗？但事实上，这一问题长盛不衰，道德哲学家们对其已经探讨了几个世纪之久。

因此，我们带着一种讨厌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开始了毫无新意的讨论。但前些年，塔姆辛·肖（Tamsin Shaw）与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纽约书评》网站上的观点交锋，迫使我们以现代眼光重新思考这一古老的观念，即认为人类心理并非对道德毫无意义，只不过心理学家关于道德的论述对道德本身无关紧要罢了。

通常，对于这种观点的支持更多是来自影射，而非论证。心理学界被指陷入了危机：心理学家在实验中同谋犯案，践踏人权！编造数据，学术不端！心理学实验更是无法重复，结论不可靠！

是，是，是。有的心理学家愿意干些道德上可疑的活儿；有些心理学家学术造假；有些心理学实验无法重复。注意是“有些”。但这些以偏概全的推论，往好了说站不住脚，往坏了说则是满怀恶意。心理学界良莠不齐，正如其他事物也都有好坏之分，一笔抹煞并不能帮助我们做出区分。

若仅仅因为，在美国心理学会这个一个庞大且多样的专业协会中，有一两个人参与了小布什任内的刑求项目，而全盘否认所有心理学家的成果，那和因为一些纳粹分子着迷尼采学说而无视尼采学者的所有文章，又有什么差别呢？毫无疑问，不是每个学科领域，每个知识分子，都能称得上是文化上的宝藏。他们中的有些人凭什么能称为宝藏，也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我们不可能通过含沙射影或者论战攻击来找到严肃的答案。

是否还有其他更为实质性的理由，将心理科学排除在伦理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呢？最有力（尽管未必成功）的反对意见是以“规范性”的语言展开的。对哲学家而言，规范性陈述就是立规矩，分黑白：与之相对的是描述性陈述，仅仅想要说明世界是怎样的。规范性陈述则是说，我们对世上的事情我们应当怎么做。而有些哲学家所论证说，这两种陈述之间永远不会有交集。

尽管哲学家们尚未在类律归纳（lawlike generalisation）*的引证上取得令人惊羡的突破，但休谟法则（Hume’s Law）可谓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成就。休谟法则禁止人们随意从描述性陈述推导出规范性陈述。正如我们常说的：“实然并不蕴涵应然。”（is doesn’t imply ought.）

*译者注:类律归纳是指，该假设能够通过对相关实例的归纳得到证实，这类假设也被称为“类律假设”，例如“铜能导电”。与之相对的是“偶适假设”（accidental hypotheses），例如“这个房间里有人是独生子”。

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哲学家，都认为休谟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实然和应然之间可能存在某种“推论的壁垒”，以至于从描述性到规范性之间不存在严格的逻辑蕴涵关系。与此同时，道德哲学作为最常出现规范性陈述的哲学子领域，却经常充斥着描述性的主张；在许多粗制滥造的期刊和大学出版物中，道德论证的根据往往是关于对人类和世界的经验观察。

哲学家对于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思维法则视而不见，如此频繁而无忧无虑地乘风破浪，这似乎有些令人惊讶；但我们怀疑，这对于那些未经休谟“荼毒”的路人来说可能尤为意外。在讨论开始之前（甚至之后），是否会有人认为应当对大型烟草公司采取的措施，与吸烟对健康和死亡率的实际影响完全无关？道德哲学是一个棘手的领域，它很少（如果有的话）在演绎上达到无懈可击：实然并不蕴涵应然，但是关于人类如何思考和行动才是最合理的，其答案却处处离不开那些思考和行动实际所处的环境和心理。

一些道德哲学家可能会对此提出异议（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道德哲学只应从事某种“理想的”理论）。自古典时期起源之后，道德哲学便一直坚持“实然”与“应然”的两分作为其研究的基础，例如上述“实然”与“应然”并非完全泾渭分明的观点，很可能遭到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反对。而除了道德哲学的研究通常是如何展开的，更重要的是，道德哲学的研究应当如何进行：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中的最佳理论，可能是事实和价值混合的产物。事实上，这一假设也可以在道德哲学领域的经典论断中找到依据，即“应然蕴涵能够”（ought implies can）。这个论断通常被认为是康德提出的，它的意思是：认为一个婴儿应该（ought to）在饥饿的时候忍住不哭，这不合情也不合理，因为我们并不能合理地期待婴儿能够（can）做到这点本身。

在建立道德理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包含事实，但这并不足以让我们得出结论，认为道德哲学所关注的所有事实都源自心理科学上的发现。这一观点的确立，首先必须厘清科学事实是什么，以及理解这些事实如何有助于伦理学理论的建立。也就是说，需要在哲学和心理学两边进行详细的讨论，而这一跨学科的努力目前已积累了大量文献。尽管这一方法论的拥护者坚持认为，心理科学能够为伦理学思想提供信息，但他们并不主张心理科学能够取代伦理学思想（这点可能是不言而喻的）。更不太会有人认为，心理学家应当被奉为“道德专家”，而我们其他人也应当对其“顶礼膜拜”（顺便一提，我们从未听到我们认识的心理学家表达过这种愿望）。他们的信念很简单，确信对人类心理的科学研究能够丰富对人类道德的探讨。

考虑一下心理利己主义（psychological egoism），这种观点认为，所有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是出于我们自身的个人利益。相反，心理利他主义（psychological altruism）认为，某些人类行为的最终动机是为了他人的幸福。在17世纪，托马斯·霍布斯为利己主义提供的论证被许多人认为是极具说服力的，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有两位伟大的功利主义哲学家、社会变革者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他们确信享乐主义才是对人类动机的正确解释，其作为利己主义的一个翻版，认为人类只有两个最终目的——体验快乐、避免痛苦。

但是，当然，功利主义者也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成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而，根据功利主义者的心理理论，其规范性理论常常要求人们以似乎不太可行的方式行事。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在密尔的回答中有提到，我们应当着手开展严酷的社会工程，通过灌输对于“宇宙之主”的不满的恐惧，来约束人们对于功利主义道德的实践（尽管密尔自己是个无神论者）。*

*译者注:这个地方的意思是，功利主义的理论需要提供能够规范人们去做出利他行为的理由。密尔认为我们应该强化这样一种情形：每个人出于害怕不被“造物主/宇宙的主宰者”青睐而做出利他的行动。

如果利己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功利主义者（也包括康德主义者和其他学派）的规范性图景将大为不同。但真的是这样吗？自霍布斯以来的四百年间，哲学家借由轶事、直观和先验论证来争辩这一问题，但几乎无人信服。接着，大约40年前，实验社会心理学家转而投身于心理利己主义和心理利他主义之间的争论。这是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

如何使设计的实验能够为心理利他主义或利己主义提供有力的证据，这是个充满挑战的课题。然而，时至今日已经有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发现，相关的精彩讨论可参见丹尼尔·巴特森（Daniel Batson）的Altruism in Humans一书。这些讨论表明，以霍布斯为代表的心理利己主义者们是错误的。人类具有纯粹的利他动机，而社会干预可以激励这种利他行为，也可以造成阻碍。你也不得不同意，这些大量的实证研究无疑在规范性理论的建构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最近的一个论述来自约翰·米哈伊尔（John Mikhail）的重要著作Elements of Moral Cognition。米哈伊尔是一位哲学家、认知科学家和人权法领域的法学教授，并在十余年间专注于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早期的开创性研究中提出的道德悖论。在格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中，他通过脑成像技术来研究道德推理，并提出了各种道德困境中的道德推理。由此，米哈伊尔提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但又充满争议的论点论据：所有正常人类共享一套重要的内在道德原则。然后，基于约翰·罗尔斯那个影响深远的解释，即关于道德原则在何时是被辩护的。米哈伊尔认为，如果存在一种泛文化的内在道德原则，那么在罗尔斯关于“证成”的阐释下的证成（justification）策略下，那些道德原则是被辩护的。*

*译者注：作者没有明确说是哪个“罗尔斯的影响广泛的解释”，校对推测是指“反思平衡的方法”（the method of reflective equilibrium），这是一个非常符合直觉的（也很“归纳的”）方法。简单来说，一个原则可以通过“它具有的解释我们最有信心的那些判断的能力”被辩护。

米哈伊尔的结论是，对于二战结束以来作为国际法核心的普遍人权原则，他的解释为其提供了亟需的知识基础。那么他是正确的吗？不出所料，大家各执己见。但如果仅仅因为米哈伊尔的成果依赖于心理实验，就认为他的研究不应被视为关于人权的规范性理论，那也过于武断了。

科学研究为公共政策提供支持的另一案例，是在厌恶心理的领域。前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主席里昂·卡斯（Leon Kass） 在其著名论文The Wisdom of Repugnance（1997）中提出：“在重要的情况下，厌恶是深层智慧通过情感的表达，这是理性的力量所无法充分表达的。”简单来讲，在卡斯看来，厌恶是一种道德感觉，它可以在哪怕是缺乏依据的情况下，识别有违道德的行为：人们可以感觉到有些东西不对，即使他们无法理性地阐明这些东西不对在哪里。值得注意的是，有其他人也通过类似的论证，来为他们对同性恋的谴责和对同性婚姻的反对进行辩护，当然我们无意将这些观点归咎于卡斯。

最近的实证研究就厌恶的智慧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在丹尼尔·凯利（Daniel Kelly）的著作Yuck!中，对30年来针对厌恶的心理学研究进行了细致的综述，认为当代人类的厌恶反应源于两种不同机制的融合：一种是用来辨别有毒的食物，另一种则是用来识别寄生虫传播的渠道，包括微生物和病原体。

凯利认为，这种对隐含中毒或污染风险之迹象所采取的保护性反应，其实与其他方面的心理活动形成合力，其中就包括道德判断心理。然而，厌恶仍然可以由社会习得的中毒污染迹象所引发：这些本能（visceral）暗示的影响，使得厌恶心理扭曲了道德判断，导致我们将文化中认为“恶心”的事物和“道德上令人厌恶”的事物混为一谈。再一次，我们仍无法认真对待这样一种观点，即基于心理学的理论不应在规范性思维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无论结论如何，是否存在可信的论证，能够排除一些考虑因素，像是凯利在争辩“厌恶的智慧”时所提出的那些？

除了阐明现存的道德问题，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也能使我们发现新的道德问题。最近的研究表明，我们所有人都有着各种各样令人惊讶的内隐（或者说无意识的）的偏见。而许多人，包括那些致力于种族平等的人，也可能会有偏见的念头，比如将黑人面孔与消极词汇联系在一起，将白人面孔与积极词汇相联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内隐偏见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尽管我们常常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道德哲学家长久关注的一个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人们理应对他们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而这方面探讨中的一个常见的主题是，无知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借口。如果这些倾向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那么我们是否对这些受内隐偏见影响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这个问题已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如果不去参考心理学家得出的实证研究成果，那么我们也不可能负责地提出这个问题。

除了仔细研究心理科学之外，也许大多数当代道德哲学家的第一要务，是探讨道德方面的品格与德性，正如我们建议他们所应当做的那样。伦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良好的品格是持久抵御恶行的坚固堡垒，也是善行的可靠来源。人们很容易认为，富有同情心的人也不会太残忍，即使受到了干扰或挑衅，即使这样做需要付出个人代价，他们也会表现出适当的善意。问题是，许多心理学表明，有悖道德的行为是极易引发的，最著名也是经常被重复的例子，便是米尔格拉姆实验：极为轻微的情境压力，也可能让一个正直的普通人做出不那么正派（甚至骇人听闻）的事情。这种心理学使得像我们这样的“品格怀疑论者”开始质疑道德思想中为品格保留的特权地位，无论是学术哲学中的“德性伦理学”传统，还是通俗政治文章中关于品格的许多探讨（这些文章呼吁人们为品格高尚之人投票）。

我们也愿意承认，并非一定要接受这种怀疑论。恰恰相反，这种思想是极受争议的：目前已经有大量文献围绕此问题展开了激烈论辩。我们在这里想说的是，如果道德哲学家严格禁止对所有心理科学的接纳，那么这些属于规范性伦理学领域，或与之相关的文献也就不可能出现。可以说，关于道德品格的哲学探讨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蓬勃发展。并且，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因为人们普遍愿意认真对待心理科学。

想要维护“实然”或“应然”纯粹性的希望注定会破灭；当道德心理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呈现他们的本事时，实然和应然也就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正如在我们举出的几个例子（以及其他许多例子）中所展现的那样，忽略实然——尤其是实证心理学所揭示的实然——往往会导致关于应然的灾难性理论。

我们确信，心理学可以，也应该做得更好。同样我们可以肯定，哲学亦是如此。想要做到这点，去固化的学科界限是没有用的，学科划分不过是出于管理之便，关键是以包容心态仔细思考，取各学科之所长。

后记

三木：这篇文章解答了一个我非常好奇的问题：实然和应然这两个范畴，在现实生活中具体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就我受到的哲学训练而言，更侧重于强调这两个方面是如何如何不同，应当在哲学分析中尽量避免混淆，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似乎更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规范性问题从来不是一个高悬于云端的飘渺之物，不仅在于它对生活有着某种指导性的作用，而且随着生活经历的不断更新，我也在不断修正许多价值观念。可是这种修正过程究竟是如何完成的，我却一直没有去好好地厘清，有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感觉。我想这篇文章给出的一些实例，确实回答了我的（或许也是一部分读者的）疑问。

阿歪：你去参加了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的效用”的研究，你担任的是老师的角色。学生在你的隔壁房间，你们只能通过声音交流。实验者告诉你，如果你的学生答错了，你可以对他施以电击，电压可以被设置在75V到450V之间。实验中，当电压达到120V的时候，你的学生开始尖叫、敲打墙壁，说他想退出实验。而你也开始萌生退意，但实验者坚持让你继续，你会怎么做呢？

上述实验就是本文提到的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担任教师角色的被试不知道的是，隔壁房间的学生并没有真的受到电击。而这个实验有着令人错愕的结果，62.5%的被试都实行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

米尔格拉姆实验为我们思考本文涉及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垫脚石。阿道夫·艾希曼，组织和执行“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军官，在耶路撒冷审判中为自己申辩：他只是单纯服从了法律和上级的命令，他从来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

米尔格拉姆在1961年，使用这个心理学实验来回应和审视这个沉重且艰深的关于人性和道德的命题。我们会发现，心理学为我们提供的东西，和艾希曼的审判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一样，止步于事实。刻画具体的事实是当代科学心理学的学科规范，是心理学建立其科学性的方式。但是一个事实会敞开无数种解释，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目的出发，我们从一个或一系列事实中会给出无数种不同的对“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做？”的答案。

从事实跨向解释的这一步，往往就是从心理学跨向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这一步。做现代学术研究的时候，我们有意识地局限在一篇论文的一亩三分地；但当我们对一个问题进行思考，思考本身是无限广袤的，它的每一步不受限于所谓的学科边界。读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也一样迈一步就到米尔格拉姆实验在耶鲁大学。

作者：John M. Doris, Edouard Machery, Stephen Stich | 译者：三木 | 审校：陈小树、阿歪 | 封面：Andreea Moise | 排版：光影 | 原文：https://www.philosophersmag.com/essays/153-can-psychologists-tell-us-anything-about-philosophy

从神学到科学，从假想到实验，沉舟侧畔千帆已过，人们追逐心智圣杯的旅程未有停歇。随着神经科学的不断发展，寻踪者或已洞察到一个简约的回答——还原论。但将心智活动与人类行为还原成神经活动，能否为数千年的探寻划上句点？为此，在这个“神经漫谈”的专栏，我们想邀你一起见证神经科学带来的心智奇迹，去寻觅那探索之途的每一步重大突破。我们希望在千万联结的星辰中，你能瞥见那些意料之外的东西，或许那便是答案。

面壁者罗辑，我是你的破壁人。

——《三体II》

我们的颅骨包裹着的果冻状物体，重约1400克，湿润黏稠，脆弱易毁，却隐藏着不可穿透的无限宇宙。人们向来着迷于触碰这片不可触及的宇宙：在科幻作品《X战警》中，拥有读心能力的X教授是最强大的变种人之一；在《三体》中，拥有碾压性科技的外星智慧生命“三体人”唯独不能看穿人类的思想，由此诞生的“面壁计划”*让个体的大脑成为人类的最后一道防线。

如今，读心术已不再是独属于至高者的领域。随着当代神经科学，尤其是脑电图（EEG）、脑磁图（MEG）以及神经影像学技术的发展，读心术似乎已在地平线上显现，易朽的凡人也能触手可及。人类的每个心理状态都对应着特定的大脑活动模式，通过EEG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手段测量大脑活动，随后用计算机进行模式识别，就能“解码”出与这一特定大脑活动模式相关联的心理状态，并有可能从大脑活动中直接读取人们的想法——这也就是“读脑术”（brain-reading）或“解码心理状态”（decoding of mental states）。如今，借助相关技术我们已能解码出非常具体的视觉图像、记忆内容，乃至决策与意图。

该fMRI图像中，黄色部分为大脑中的活跃区域。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不过，在伦理层面，人们对读心术有着数不清的担忧。譬如在《少数派报告》与《心理测量者》描绘的反乌托邦世界中，基于解码大脑活动而设计出的先知系统能够提前侦测有犯罪意图的潜在犯，并在其尚未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就进行逮捕乃至处决，但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读心术不仅有可能侵犯人们的隐私与自由，甚至有可能带来一个恐怖的新世界。

读心术蕴含的力量使人心驰神往，也令人心生畏惧。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伴随着前所未见的风险。在这一背景下，神经伦理学应运而生。一方面，神经科学领域的进展给传统的哲学与伦理学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饱受争论却停滞不前的问题也被革新。比如，在人类是否拥有自由意志的问题上，以往的哲学家只能纸上谈兵，但本杰明·里贝特（Benjamin Libet）却通过实验（Libet’s Experiment）发现，能够根据人们做出行动的几秒之前的大脑活动预测出未来的行为，这代表着人们或许并无自由意志。^[1]随着更多神经科学实验的开展，这柄利剑能否劈开缠绕已久的戈尔迪乌姆之结？另一方面，神经科学这一学科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神经技术又派生出崭新的伦理学问题，一些隐蔽却持存的问题也被淬亮。比如，以读脑术为基础的谎言检测若被证实有效，这项技术是否应被大规模使用？在下文中，我们将以解读意图（intention）的读脑术为例，分别对以上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读心术带来的哲学危机：自由意志的神经伦理学

人类拥有自由意志，能够自由地选择、自由地行动，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从古至今，大多数人对此深信不疑，这一信念也构成了法律与伦理体系的基石。在罗马法中，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包括犯罪行为（actus reus）与犯罪意图（mens rea），后者指的是必须有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观意图。因此，一个人不用为那些并非自己自由选择的行为负责，且一个人能够自由选择，就意味着此人在当下可以有别的选择，而不是只能做出某一行为。

然而，当代科学的物理主义世界观对上述图景构成了冲击——行为由大脑的生理学过程产生，大脑则依据自然律运作，这些自然律都能被还原为最基础的物理定律。如果行为像被预设的程序一样，不过是一系列被预先决定的因果律过程，那么我们其实并没有能力做出规定程序之外的选择，因而我们并不拥有自由。里贝特实验就是这种常识图景与科学图景撕裂时最戏剧化的体现之一。实验结果表明，在你有意识地决定要移动手指之前，从EEG记录的大脑活动的准备电位（Readiness Potential）中，就已经能够看出你即将移动手指——无意识的大脑信号先于有意识的决定。该实验结果一发表就引发了轩然大波与强烈质疑，尽管如此，它还是经受住了一代又一代可重复性实验的考验，一些继承其精神的改进实验也不断涌现出来。

在追随里贝特脚步的当代实验中，存在一个不再仅限于简单的“移动手指”意图，而是涉及更为复杂的高阶抽象意图的研究，^[2]这避免了对原实验中运动决策本就只需较低程度意识水平的批评。在这项新实验中，被试需要就给出的运算数字自行选择“相加”或“相减”，研究者并不能提前知道其选择是什么，但是通过分析fMRI测量的大脑活动模式，研究者能够以约60%的正确率“读”出被试选择的运算方式，也能解码出那些可预测被试运算行为的大脑活动模式在何时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无意识的决策出现的时间要比被试报告的有意识决策早好几秒。

*作者注

有趣的是, 在这里能解码出内容的脑区和能解码出时间的脑区是分离的。前额极区与后扣带回（Frontopolar and Posterior Cingulate）能预测被试究竟想做加法还是减法, 但不能预测决策的时间；前运动辅助区（Pre-SMA）能预测被试做出决定的时间, 但不能预测决定的内容。

保卫自由意志

这样的实验结果是否颠覆了我们对自由意志与主观能动性的直觉，也撼动了我们对道德责任的信念呢？这不只是哲学家关心的形而上学问题，也将对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但举起反对旗帜的人绝对不在少数。比如，一些非决定论（indeterminism）的支持者会认为，量子力学挑战了物理世界的确定性，因此那种完全被因果决定的世界观本来就是错误的。相容论者（compatibilists）则会认为，一个被因果决定的世界与自由意志的存在并不矛盾，需要重新审视的是对“何为自由”的定义。更有甚者认为，从自由意志到道德责任的理论跳跃是不合理的，无论人们是否拥有自由意志，都不能对道德责任构成挑战。本文将暂时搁置这些传统的哲学问题，把目光聚焦在与读心术相关的质疑上。

君心难测：临时变卦能拯救自由意志吗？

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可以有意识地“撤回”（veto）箭在弦上的行动，那么这是否保住了一种反向的自由意志（free won’t）？里贝特本人就支持这条思路。他认为，行动前无意识的大脑活动的启动掩盖了一种内隐的自由选择，即到底是在启动之后继续行动，还是取消行动。在有意识的行动意图与无意识的大脑活动之间的几秒时间，足以给一次可能的“撤回”留下余地。

在一些实验^[3]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在看见绿灯后自由地决定何时按键，但如果绿灯转为红灯，则必须停止一切行动。结果显示，在无意识决定后较早期的时段内（行动前数秒），如果红灯出现，被试完全可以做到停止行动。但如果红灯出现在行动前200毫秒以内，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

在一系列神经电位和肌电反应之后，被试仍有可能撤销自己的按键行动（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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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LTZE-KRAFT M, BIRMAN D, RUSCONI M, et al. The Point of No Return inVetoing Self-Initiated Movement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Sciences, 2016, 113(4): 1080-1085.

存在“撤回”已经启动的运动的可能，似乎说明了准备电位确实能预测后续行动，但未必能决定后续行动。或许我们可以后退一步，将解读从决定论式转向概率论式。根据后者，人们的决策与行动并不会被那些先于行动的无意识脑信号决定，但会受其影响。这些无意识脑信号更像是一种推力、一种能对后续行动进行某种限制的倾向，它们能改变行动的概率，但不能因果地决定行动的发生。

打铁还需自身硬：现代读心术你不行

另一个问题是，里贝特类型的实验在设计与技术上是否真正反映了我们关心的问题？尽管涉及加减法的实验相较于仅涉及手指运动的实验已经“高阶”了许多，但相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复杂决策，它依旧非常简单。自由意志所涵盖的内容要远超于此。正如前文所述，简单粗暴的模式识别是目前破解大脑密码的主要技术手段。为了将大脑活动模式翻译为相应的想法，它需要在两者之间建立稳定的联结，而此种联结需要测量被试不断思考某一想法时的大脑活动。但在现实情况下，某一想法与其心理状态的映射关系可能不是一对一的，而是任意的、无限多的，这或许也部分解释了前文实验中读心术不尽如人意的正确率。目前的读心术只适用于一些极为有限的心理状态，而在面对现实生活中模糊多变、即兴随意的想法时仍然捉襟见肘。

与之相关的是，目前的技术也难以应对极大的个体差异。人们的想法通常由过往的经验塑造，而不同的个体经验所产生的与同一概念相关的联想和引申则天差地别。或许正因如此，不同大脑之间解码心理状态的细节完全不同，不具有跨个体的可迁移性。此外，即使面对的是同一个体，读心术也不具备跨时间的可迁移性。目前的解码过程预设了心理活动与大脑活动模式之间的静态联系。然而，在较大时间跨度与持续学习的塑造下，同一个体对某一想法的相关联想也会发生改变：在谈及“理想”这一抽象概念时，曾经的你与现在的你所注视的还是同一片景象吗？

如此看来，我们或许没必要大惊小怪。强大的通用读心机离我们还有十万八千里，人类的自由意志也没那么容易被推下神坛。西比拉系统距离孵化产生还差10086个槙岛圣护，而在三体人入侵地球之时，我们多少还是可以指望一下“面壁计划”。

读心术的实际应用：测谎仪与神经伦理学

但且慢，即使我们尚未拥有能够实时、高精度、适用于不同个体且无需长期校准的读心机，前文提到的技术与实验依旧指向了一些需要引起关注的神经伦理学问题。比如，读心机可以被当成测谎仪使用，它无需解码出受测者脑中的所有想法，而只需读取一个意图：说谎了/没说谎。这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决策。所以，即使通用读心机无法得知受测者为何说谎、其脑中的小剧场编排了什么剧情，能得出是否说谎的结论也颇为有用。传统的测谎仪器度量的是一些身体指标，如皮肤电导、心率和呼吸频率。这些指标有效的前提是受测者在说谎时会有较高的唤起（arousal）水平。不过，唤起水平会受到许多其他心理状态的影响，比如过分的紧张会导致误报，而老练的受测者能通过控制自己的唤起水平操纵检测结果。

相比这种间接的度量方式，基于读心机的测谎仪可以克服上述困难。目前大多数用以测谎的读心机都会使用fMRI，也有一些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在实验中，研究者会要求被试在一些简单的问题上说真话或是说谎，并通过对比两种情况下的神经影像来确定与欺骗相关的脑区。^[4]进一步地，可以在目标脑区使用逻辑回归或一些非线性的机器学习算法，来区分受测者哪次说的是真话，哪次说的是谎言。自2006年起，已经有一些美国公司开始将基于fMRI的测谎技术用于法律、商业和家庭生活中。

但是，在我们为技术的进步欢欣鼓舞之前，有必要冷静下来思考一些更为初步的问题：测谎技术能否从实验室直接跨越到现实生活？首先要考虑的是技术的准确性问题。在实验室环境下，被试说谎是因为实验者要求其这样做，现实生活中人们说谎则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其中往往掺杂了复杂的情感因素。很多时候，说谎者的大脑会探测到更高程度的情感波动，而在这种情况下训练出来的测谎算法很有可能只能区分出受测者哪次受情绪影响更大。这样一来，在测谎算法应用到新的受测者身上时，人们在想到引发高度心情起伏的事情时说出的真话会被分类为“假”，而更擅长情绪控制的人说出的假话也会被分类为“真”。

与之相关的是基础概率（base rate）带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先要区分算法的敏感性（sensitivity）和针对性（specificity）。前者指的是能在受测者确实说谎的情况下正确地识别出说谎情况的概率，后者指的是能在受测者并没有说谎的情况下不发生误报的概率。在一些研究^[5]中，敏感性高达百分百的算法却只有较低的针对性，这会导致在并没有人说谎的情况下错怪了很多老实人。我们可以假设人群中存在说谎者的基础概率本来就很低，但即便如此，也很容易发生大批冤假错案。

那么，要达到多高的准确性，测谎技术才能投入使用？如果这一技术被大规模使用，较高的假阳性（false positive）率可能会使受冤枉的人被污名化，在寻找工作时遭遇歧视；而如果为了降低假阳性率选择降低敏感性，也可能要为此付出不小的代价：美国中情局特工巴拉维（Humam Khalil Abu-Mulal al-Balawi）在顺利通过测谎仪测试的情况下，作为双面间谍杀死了七名中情局特工。这固然是传统测谎仪的疏漏，但这样的问题在神经读心术的技术手段下也难以避免。在敏感性与针对性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应该偏向哪边？这都是神经伦理学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无论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读心术都已经降临。目前看来，它既不是阿拉丁的神灯，也不至于成为潘多拉的魔盒。神经伦理学能帮我们澄清一些令人忧心的问题，也能帮我们更好地面对这些问题。它教我们在何时保持警惕，在何时无需恐慌，又在何时应当将注意力从令人目眩神迷却只是虚晃一枪的问题上移开，放在那些当下更需要被关注的问题上。

作者：杨吟竹

原文载于《信睿周报》第84期：https://mp.weixin.qq.com/s/3RuLp0uq6SN2f9pWZiw1Jg

没有人会说花园只有单一的用途，哲学家戴维·库珀（David E Cooper）写过一本简短的书，阐述了赞美花园的诸多理由。在《花园的哲理》（A Philosophy of Gardens）一书中，库珀拒绝仅仅将花园视为获取食物和花朵的实用场所。相反，他给出了关于花园的“谦卑的”和“不谦卑”的提议。不过在我看来，这两种提议都不算“谦卑”，它们都卓有洞见地反映了马丁·海德格尔的美学观。

库珀对花园谦卑的提议是：

花园体现了人类创造性活动对与共存之的自然世界的依赖，但人类往往从未意识到这般依赖……包蕴着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性，这是一种亲密的互依。

请注意这里对互依的强调。显然，自然赋予我们独特的虹膜颜色以及番茄的鲜香，但它又是如何依赖我们的呢？

除了人类对自然的看护为其带来生理学意义上的裨益，库珀还描述了人类如何帮助大自然表达自身。他并没有试图将自然拟人化，暗示自然渴望着我们的掌声。与之相比，花园更像是只在考古挖掘后展现真美的罗马镶嵌画（Roman mosaic）。在人类通过劳动发现罗马镶嵌画之前，它与西伯利亚苔原相差无几——花园中自然的揭示亦是如此。如果我们想到库珀关于花园的不谦卑的提议，花园此刻成为了意味深远的艺术品。花园的“意义”最终被假定为“人类与神秘之间关系的显现”。花园使我们与自然直接而奇异地遇合，这种遇合是一种关乎自然本真的直观暗示，我们却无法以语言描述这样的本真。

理解人与自然的遇合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海德格尔的真理观。现在只要我们提到海德格尔，都有必要警示：他是一个毫无悔悟的纳粹党支持者。如果你可以接受这并不能定义海德格尔的全部哲学思想，那么我们便可以看到他诗意而深刻的美学视角，就如同库珀对花园的描述那样。所以，我们来探索一下海德格尔，看看他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关于花园的启迪。

于海德格尔而言，人被抛掷于一个他们无法全然理解的世界，每当一个关于世界的真理被揭示，其它真理就被遮蔽。这里所说的“真理”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标准事实，比如物理定律或是谁赢得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相反，它们是更本初的真理，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的观念，甚至是讨论事实时选用的词汇。防护衣可以抵挡子弹的物理实验结果遮蔽了物质基本为空的事实，而另一项关于防护衣基本为空的实验则遮蔽了它可以挡住子弹的事实。这就好比挖一个洞来发现真理，却用挖掘出真理的土壤掩没了其他真理。我们必须探索世界，挖掘泥土，揭示真理的宝藏，从而更好地理解世界。但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挖出的泥土必须被置于某处，而这些废渣堆也必然会掩埋其他真理。

在我们踉踉跄跄地试图理解事物时，行动却可以为我们揭示出另一些真相。海德格尔将我们所理解的那一部分称为Welt（译作“世界”），而那些真实却仍隐秘的事物，他称之为Erde（即“大地”）。存在本身需要世界和大地两个部分的沟通和弥合——即我们所理解的，和那本身神秘的，并且我们的确能意识到这二者。对海德格尔来说，能够让我们意识到“大地”的经验或物体，其自身会变得神圣和崇高。重要的是，“大地”在神谕或圣文中投射权威。

延续海德格尔的术语，“世界”向我们教授番茄的种植时间以及玫瑰的修剪方法。然而，尽管植物学科学研究在取得进步，我们对自然的了解仍然极为有限。有哪个园丁不会停下锄草的脚步，惊异于黄瓜的生殖力，木槿花的美，亦或是天冬那在冬日里看似消亡，几个暖日后却又复苏的能力呢？也难怪我们的祖先会认为土地，以及自它而生的植物其实是神祗，拥有超越人类智慧的权威。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神秘”一词不仅指代未知，还指向一种揭示。宗教生活涉及秘密崇拜，在宗教仪式中向其信徒揭示某种真理。这类秘教仪式并非在逻辑或经验证据层面证明真理，而是以经验、情感和艺术的形式来证明。花园也是如此。土壤、植物和昆虫凝结为一种惊异感和崇高感。在花园里，我们理解的和我们无法全然参透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这对海德格尔来说就是艺术的本质：“大地”从“世界”中升起，成为真理的发生。

花园揭示了不同真理的折衷混合。花园中蕴含着抚养孩童的实用指南，他们因而可以长成强壮的大人，就像室内生长的幼苗在移植前需要短暂暴露于寒冷环境中。向我的学生解释这一点时，我把它类比为在家上学的孩子，与其直接从家去公立学校上学，不如先让他们参加团队运动来适应那样的环境。我们都知道，在同一地区种植不同类型的植物有助于保护它们免受昆虫伤害，这告诉我们，多样性在花园中也可以成为力量的源泉。

不过，类似于海德格尔的“大地”在“世界”中升起，揭示出更本初的东西，库珀也认为花园要比大众真理更深刻。园艺也许是生活的最佳隐喻，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诗意哲学中有如此多反映园艺的词汇。 用谷歌检索他的名言，你会发现“栖居就是园艺”（To dwell is to garden）。目前尚不清楚海德格尔这个陈述的真实性以及出处，但他在《筑·居·思》的文本里提出了非常相似的论点。

几乎所有的海德格尔作品都关注作为人类而存在的感觉。他的作品始于深奥的哲学，但演变为类似于诗学神话的东西。库珀将诗歌回转到一种不那么神秘的哲学中，但当他将花园描述为人类与神秘之间关系的显现时，他也变得有点神秘了。音乐和宗教这两种源起仍然朦胧的人类激情难道不也是这样吗？那就这样吧。我们对花园最大的褒奖莫过于，解释花园的唯一方法只能是通过歌颂它。

作者：F Bailey Norwood | 封面：dribbble

译者：景行 | 校对：晏梁

编辑：杨银烛 | 排版：triple y

成年之后，我们经常会在寻求帮助时补充一句：“不行也没关系。”这句话隐含了一个承诺：如果被拒绝也没关系，我不会有任何抱怨。（连乞丐都会说“也许下次吧”）。相反，小孩子的请求似乎总会粘着你，让你不胜其烦，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我可以买这个玩具吗？”“你可以和我玩吗？”“我可以等会儿再睡吗？”“太疼了，轻点！”……很明显，要是你拒绝，你会陷入真正的麻烦。

我们这些成年人希望表现得有勇有谋，不怕受挫，迎难而上；我们熟练地摆脱身上孩子气的部分。康德义正辞严地告诉你，”抱怨和哀嚎，甚至因为身体疼痛而叫喊，都是可耻的。”亚里士多德也把抱怨和“那更弱小的性别，以及像女人一样的男人”联系起来。尼采也一样对此保持轻蔑：“抱怨从来都没有用：它是懦弱的体现。”成年人似乎觉得谴责抱怨十分自然，就像小孩子觉得抱怨本身十分自然一样。

不过曾经有一位名叫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的哲学家认为，抱怨是美丽的，甚至是神圣的。她写道：

每当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哭喊“为什么我会受伤”时，他的身上已经被施加了伤害。他也许常常弄错这伤害是什么，他因何受伤，以及伤害来自何处，但哭喊本身是无可置疑的。

问出“为什么我会受伤”的是我们每个人灵魂中最深处的部分。即使在最堕落的人身上，这部分也完美地保持了婴儿时期的完整与纯洁。

什么是抱怨，而把它看作是“无可置疑的“又意味着什么？

关于抱怨的理论，韦伊最核心的贡献是区分普通的痛苦（suffering）和被她称为“苦痛”（affliction）的感受。痛苦是可以承受的，不会在灵魂上刻下印记。有时候，我们甚至主动选择承受痛苦，就像在高强度锻炼，无镇痛分娩和打耳洞时那样。在小巷中被陌生人殴打这种事就和之前这些痛苦截然不同。暴力的攻击会造成一种特殊的伤害，即使物理上你并未因此受伤。韦伊认为苦痛会使人困惑不解，生出疑问。

“同一件事情会让一个人陷入苦痛，但对另一个人来说无关痛痒。”她写道。她认为这种在灵魂上留下烙印的痛苦是无法理解的痛苦。即使像宗教迫害这样邪恶的事情也不一定会造成苦痛；韦伊认为被迫害者“只有在痛苦或恐惧充满灵魂，以至于忘记了迫害的原因，才会陷入苦痛的状态”。

我们对孩子们的失望，大部分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找到日常、平凡的痛苦中可以理解的部分。幼儿似乎没办法理解任何痛苦。但即使我们走出童年，我们仍然会遇到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不幸。如果韦伊是对的，那么我们会以疑问的方式体验这些不幸：我们用问题来表达苦痛，因为我们寻求的是对它的理解。

我的丈夫曾处在生命的低谷，他在希腊的一个墓园中向上帝呼求：“我为什么这么孤独？”一只小狗靠近了他。它不过是雅典城中泛滥的流浪狗群中无数正在挨饿的幼崽之一。这只小狗很感激我丈夫的抚摸，当我丈夫转身离开时，它试图跟在他身后。小狗恳求的眼神牵动着我丈夫的良心，他告诉我他想象中对小狗说的话：“我可以带你回家，照顾你，减轻你的痛苦。这是我能够做到的。但这需要彻底改变我的生活——首先，我必须搬到另一间公寓。我不愿意为了你做这么多事情。你没法理解这些原因，但这就是为什么你得继续活在痛苦之中。”然后他意识到，也许上帝会对他讲类似的话：“是的，我可以结束你的痛苦，但我选择不这样做。我有我的理由，这超越了你的理解。”

我们通常没法在其他人类面前让自己这样讲话——像我丈夫询问上帝一样寻求我们受苦的原因，或是像我丈夫在想象中对小狗说话那样直接地回答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要受寒？”“为什么我在挨饿？”“为什么没有人会对我抱任何期待？”问出这些问题的不是一个流浪汉的声音，而是他的面容。想象一下，你真的能用语言大声问出这些问题吗；你能用语言试着大声回答吗？

在当代哲学文献（极少的）关于抱怨的讨论中，我们能看到人们很明显地区分被我称为“抗议”（protest）和“发泄”（venting）的两个概念。抗议是大声喊出不公正，是要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它希望实现具体的社会变革，并在一个规范性的体系中运作。这个体系已经规定抗议是在何种情况下，谁亏欠谁什么东西时发生的。发泄是作为情绪表达的抱怨。当我们感到苦恼，我们经常向最亲近的人倾倒我们的情绪，希望他们能够倾听，即使我们并没有正当理由。

也许这两种活动可以相互混杂起来：一次抗议可能包括了情绪化的表达；发泄时我们也会指责不公的对待。然而，它们本质上有着惊人的区别：动人地寻求同情，和愤怒地要求道德，似乎在表面上没有什么关系。那为什么他们都被称为“抱怨”呢？

抗议建立在一套规范性的关系之上：我们在权利、义务、协议和承诺所决定的关系中与周围的人产生联系。发泄则建立在我们与他人的情感联结与同情交流的纽带之上。我认为，这两种情况都被称为抱怨，是因为规范关系与情感关系都会在一个人遭受痛苦时成为另一种关系的附属品，即询问关系。除了作为我尊重的人或我关心的人，他人还可以扮演第三个角色，那就是成为我的问题或答案的来源。我们熟悉这个角色，我们在探求知识时常会问询他人。而抱怨这种现象说明，询问关系在伦理领域也有自己的位置。

抱怨的基本内容就是“坏事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抗议者和发泄者都以设问的形式提出这个问题。发泄者向亲友提问，寻求的不是答案，而是同理心；抗议者向公民同胞提问，寻求的不是答案，而是变革。

抱怨本来更加简单、更直接、更加未经修饰，而发泄和抗议只是这之上的复杂变种。本来，它就只是提出问题。抗议也许可以是不合理的，发泄也许可以是不合适的，但造成发泄或抗议的来源并不会出错，我们不会认错自己身上的痛苦，也不会弄错自己想要知道痛苦的原因这一事实。一个设问句只是伪装过的陈述，它可以是对的或者是错的；而一个真正的问题是没有对错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抱怨的核心都有像韦伊说的那样无可置疑的东西。

韦伊同时认为它是无法言说的。在她的描述中，这种问题被埋在位于灵魂最深处的隐秘角落：“无论向内还是向外，这种哭喊很少以条理清晰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韦伊认为只有天才才能说清楚苦痛背后的疑问：

“为什么我会受到伤害？”……想要找到词语来描述苦痛的实质，
能够让这本来无法听见的哭喊在环境的外壳之下振聋发聩，
他们只能指望最天才的人们：《伊利亚特》的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写《李尔王》时的莎士比亚，或是写《费德尔》时的拉辛。
这样的人并不多。

希腊歌队以一种超脱的，非个人的，普遍的语调抱怨人短暂而痛苦的命运和多变而无知的人性。莎士比亚笔下的英雄与反英雄则以私人的独白抱怨自身存在的痛苦。在别处，韦伊还提到了约伯的悲叹，而在我看来正充满了疑问，比如“我为什么不一离母胎就死去？我为什么不一出母腹就断气？”伟大的艺术之所以伟大，一部分是因为它让我们直接接触抱怨的内核——真实的，未经修辞的抱怨。但如果在艺术之外，这样的问题总是被隐藏在修辞之下不被言说，那为何我们要关注他们的存在？

*译者注

出自旧约《约伯记》3:11

澳大利亚批评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在90年代极力批评美国的政治正确风潮，他将其贬斥为一种他眼中的“婴儿式的抱怨文化”，因为在其中，“脆弱意味着无懈可击。抱怨总会给你力量，即使只是情感贿赂的力量。”他提及一个普遍的抱怨对象，一个四面楚歌的人物，他将其称为“感性想象中的金发野兽——异性恋中产阶级白人男性”。他对抱怨的批判来源于尼采，许多其他的例子也指向这一点。

尼采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抱怨者之一。我相信，许多人赞美他的写作风格，正是因为他能调动我们的情绪来面对他的无数抱怨。不幸的是，尼采对抱怨的理解远不及他运用抱怨的能力。在尼采的理论中，抱怨是为了用自己的痛苦恶意地感染他人，同时为道德谴责做铺垫。“每一次抱怨都蕴含着一丝报复的意味。”在“以如此美丽的愤怒坚持‘权利’、‘正义’、‘平权’”的外表下，抗议者的真正动机是寻找借口将责任归咎于某人：“他感到难受一定是某人的错。”发泄实际上是施虐：“所有可怜的恶魔都喜欢发牢骚——这让他们获得了那一点权力的快感。”

在尼采的理解中，抗议中表面上的道德联结，和发泄中表面上的共情联结，成为了一种病态的颠倒：抱怨者和倾听者之间伦理与情感的联结，失去了本来的作用。确切地说，这种关系是对抗性的；根据尼采的说法，通过抱怨这一机制，患者可以虐待与他们有道德或情感联系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尼采正确地指出了抱怨的核心问题：抱怨者“无法理解他真正受苦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把责任推卸到周围的人身上。但尼采拒绝认为人类需要认真理解痛苦。

道德和情感联系可以变得有害，在这一点上，尼采是对的。他没有注意到的是，疑问关系恰恰是不可能有坏处的。只要我将你视为回答者，我就没办法将你视为我的敌人。一次抱怨中的疑问元素不仅仅是基本的，也是无可置疑的，但如果它失去了声音，抱怨这种交流行为就会容易被滥用。就像任何形式的犬儒主义一样，尼采的理论是自我实现的。人们像他说的一样对待抱怨者，就会造成他所描述的病态，进而肯定他的理论。如果我们目前生活在休斯所贬低的“抱怨文化”，或者朱利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所说的“苦情文化”中，那么这种文化部分源于尼采对抱怨的误解。如果我们开始从韦伊那里学习，我们就能更好地处理抱怨。

异性恋中的一个常态比喻是，当女性发泄情绪时，如果男性一方试图解决问题，会引起女性生气。男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一种神秘而非理性的集体痛苦倾向。所以有了亚里士多德的这句：“那更弱小的性别，以及像女人一样的男人，欢迎那些加入他们呻吟的人。”也许男性中更尼采主义的一些人甚至认为女性以强迫他人受苦为乐。韦伊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而我也许可以用我的个人生活为例来说明。

我处在一段给我带来巨大痛苦的长期关系中。当我频繁地向我的丈夫、前夫、朋友、妹妹抱怨这段关系时，我能感受到他们很想告诉我“一刀两断就好了！”他们有时候的确这样说了。但我更感激的是他们不这样说的时候：他们不仅忍受我的抱怨，甚至能积极地从我这里引出我最新、最清晰的解释，说明我为什么以及如何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你也许疑惑我为什么让自己受制于这种关系，我自己也想知道。我爱的人并没有切断这种疑惑，而是愿意帮助我思考为什么。

我们经常含糊地、有些空洞地谈论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的重要性，而韦伊让我们实际认识到了这样做的意义。一个好的倾听者不仅会听你说的话，她还会听见潜藏在你话语间的问题——隐藏在你抱怨中的问题。首先，善于倾听与移情联系或道德责任无关。而是占据一个提出或解答疑问的位置。

关于发泄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考虑一个抗议的例子。2020年春夏两季，世界各地的人们举起写着“为乔治·弗洛伊德伸张正义”的标语。一种对这些标语可能的解释是，他们要求德里克·肖文（即跪在弗洛伊德脖子上的警官）对他的行为负责——至少我是这么想的。然而，一年后，当肖文被判谋杀弗洛伊德时，美国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响应了许多人的看法，称这一判决“并非正义”，“不能替代政策变革”。她还说：“正义是乔治·弗洛伊德可以和他的家人一起度过这个夜晚。”

对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反应构建一种尼采式的阐释很简单：抗议只是假装以具体的、可实现的方式改善社会现状。抗议有一种欺骗性营销的意味，因为它的真正目的是让弱者对强者施加无限的痛苦。在尼采的图景中，认为抗议是为了以具体的、可实现的方式改善社会现状，只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当这些抗议者好像在说一些“政策变革”能使他们满意时，尼采主义者会说，我们对这个词的使用太过广泛，以至于真正实现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就和弗洛伊德起死复生的可能性差不多。

如果我们用韦伊的理论来解释人们对判决的反应，我们就可以对抗议目标的变化给出一个不那么恶毒的理由。抗议是一种从抱怨翻译而来的语言。在翻译中丢失的是抱怨中不能表述为请求、要求、权利或资格的部分。抱怨是抗议的动因；抗议将抱怨政治化——但永远不能完全政治化，因为抗议者必须用要求式的语言捕捉一个疑问式的内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预料到这个问题投射到规范性伦理和政治领域的内容会发生变化。

弗洛伊德的兄弟菲洛尼斯在评论判决时说：“我们应该始终明白：我们必须走上街头。我们一辈子都将必须这样做。我们必须抗议，因为这像是一个无尽的循环。”但他同时强忍着如释重负的泪水说道：“我们又可以呼吸了。”他的体验有两个面向：一方面，他得到了他所要求的结果，另一方面，他知道他将在余生中继续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受到伤害？”

作者：Agnes Callard | 排版：呦呦呦尤

译者：乔恩 | 校对：顾金涛

编辑：杨银烛 | 封面：Jungwan Chae

心理学界的对策是重新审视其专业的激励机制，对不谨慎的研究加以惩罚。同时，心理学界也调查并修改了研究实践和政策：如我们用来从数据中得出结论的形式化框架，渗透到研究中的可疑实践方法，以及由具有误导性的出版模式导致的，严重的文件抽屉问题*。

*译者注

文件抽屉问题（file-drawer problem），反映的是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即发表研究过于强调阳性结果（如心理学中p<0.05），大量阴性结果或小样本研究难以发表，这些不显著的研究结果仿佛抽屉中的文件，不见天日。

目前，为了纠正这些问题，一些改革正在进行。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提倡使用其它统计方法。比如，本杰明（Benjamin）等人提倡从数据中得出更加保守的结论；西蒙斯（Simmons）等人推荐剔除存疑的研究实践；诺赛克（Nosek）等人建议投身开放科学（Open Science）。

期刊编辑们也不甘落后，他们对编辑政策和过程进行了改进。例如，《加拿大实验心理学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引入了开放科学徽章（Open Science Badges）以激励作者对数据和方法提供完整的报告，将注册研究设立为一种投稿类别，还将论文初稿的提交与PsyArXiv（心理学论文预印本和开放科学实践的学科库）整合。

在我们看来，心理学对可重复性危机已经采取了一种严肃的立场，承认问题、承担责任，并制定补救改进措施。基于心理学作出的回应，我们乐观地认为，心理学最终会变得更加强大可靠。然而，我们对心理学是否能通过对研究实践的改进，避免可重复性危机，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理论危机

纽厄尔（Newell）在1973年发表了评论“你不可能赢大自然20次”*。他指出：“心理学，就其当前的运作风格来说，是研究现象的学科。”研究者经常把他们的研究问题框定在巨大的二元对立之中，这很难通过一份实验报告解决。他接着说，通过行为分类、以及用不精确且过于简化的错误二分法来构建研究问题，如果继续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科学研究，将会使得心理学在30年的时间里（即2003年）变得杂乱无序、笨拙不堪。

*译者注

20问游戏是一个问答游戏，至少有两个玩家才能开始玩。其中，一个玩家需要想着一个东西，比如一种食物、一个动物或者一个人，但不能告诉任何人它是什么。其他玩家可以对该玩家进行提问，以猜出这个秘密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比如“这个东西能吃吗？”，“这个东西是猫咪吗？”，但保守秘密的玩家只能回答“是”或者“否”。如果最终没有人猜出这是什么，则胜利属于保守秘密的玩家。（ps 在动画《辉夜大小姐想让我告白~天才们的恋爱头脑战~》第一季第三集中辉夜和会长玩的问答游戏就是20问游戏）在本文的语境下，大自然就是保守秘密的玩家，而科学家们则是需要通过不断拷问大自然以猜出秘密的玩家。

为了代替上述策略，他建议心理学重新专注于发展一种强大的、精确的学科理论共识，将实证记录与一系列逻辑连贯的心理学原则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这样的转变将使得心理学的成果从一堆关系松散的行为事实转变为一种富有成效且可被验证的行为解释。尽管纽厄尔的警告被人熟知，但心理学迟迟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纽厄尔还在世，能够对可重复性危机评论一二，他可能会说出诸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这样的话。

纽厄尔的论文在可重复性危机爆发之际被再度提起。例如，奥伯劳（Oberauer）和莱万多斯基（Lewandowsky）认为，尽管对可重复性危机的讨论和解决都集中在不断变化的研究实践上，但问题的根源在于：对修辞理论的接受，以及心理学对理论与实验之间薄弱且间接的逻辑联系存在令人不安的容忍，他们将这个问题称为理论危机。基于他们的评判，他们建议心理学重新投身于开发和应用严格的形式理论，促进理论与实验之间形成强大且直接的逻辑联系。

在很多方面，奥伯劳和莱万多斯基的提议与当前改革研究实践的努力是相互呼应的。然而，他们的提议将倡议的范围扩大到对理论和数据的改革。作为期刊编辑，我们同意他们的观点。为了避免提前透露本文的结论，在此我们没有提供神奇高明的方法或非常不同的视角，我们的想法与其他人在相关议题上的说法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的贡献在于揭示当前的危机，为下一步的建议提供支持，特别是从编辑和审稿人的角度。

两大传统

我们接收到的大多数论文投稿都扎根于修辞理论，奥伯劳和莱万多斯基称之为发现导向的研究。在这种框架中，研究者会先展现一则语言表述的前提，然后用一项叙事性的实验论证该前提的可行性。举个例子，一位研究者可能会提出，提出一个概念（如怀疑）将影响人们的行为。基于这一前提，他们可能会提出，在房间加点鱼腥味会使人们表现出怀疑——因为“有什么东西闻起来像鱼一样/令人怀疑”（something smells fishy）*(Lee & Schwarz, 2012)。如果人们表现得和预期一样，实验数据便会被解读为支持前提的证据。然而，如果前提并不是实验结果的真实原因，那么实验结果也不能得出相应结论。此外，实验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自由的发明，也因此可以被设计成由研究人员操纵结果的项目。所以，尽管修辞研究对于实验发现很重要，使用创造性的、开放性的叙事实验会导致虚假的肯定结论（false positive）(Oberauer & Lewandowsky, 2019)。

*译者注

fishy在英语中又有“可疑”的意思，“something smell fishy”常用来表达一种社会性的怀疑。该实验通过对比鱼油、臭屁和水的气味，来研究隐喻的具身影响。

我们收到的一小部分论文投稿扎根于形式理论，奥伯劳和莱万多斯基称之为理论驱动的研究。在这种框架下，一位研究者会先呈现一项形式理论，之后对由该理论计算出的具体预测进行检验。事实上，正如亚尔科尼（Yarkoni）和韦斯特福尔（Westfall）曾指出的，预测能够与解释进行区分，具有一些统计学和实用主义的优势。如以记忆的SIMPLE模型为例，如果某人假定，在多维度心理空间中，情景记忆所处的维度反映的是与提取点之间的时间距离，某客体的可提取程度和它与记忆中其他所有客体混淆程度的总和成反比，并且，客体在时间维度上的混淆程度可根据回忆时客体的时间距离比值得出，那么，人们的回忆应该遵循特定的预测模式。如果人们的行为与预测一致（通过数据拟合来衡量），数据会被解读为支持理论，更关键的是，如果人们的行为与预测相反，那么数据会被解读为反对理论的证据。基于这种想法的实验通常没有什么创造性，想一想也不会令人激动。但是，它们与理论之间具有强大且直接的联系，直接说明了理论的有效性和精确性，且这些实验能被重复。

寻找出路

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猜测，我们会认为心理学应该放弃修辞式的、发现驱动的研究，转向形式化的、理论驱动的研究，从而将心理学遭受可重复性危机的风险降至最低。然而，前述的两类框架对于一门重要且严谨的行为科学来说都很重要，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如何将修辞研究从学科方法中剔除，而在于如何以一种减轻可重复性危机，但又能保持实验发现与科学严谨之间的平衡的方式，平衡对于修辞式和形式化研究的投入。

理论驱动的研究

如果心理学是一门理论驱动的科学，可重复性危机可能更像是对可重复性的忧虑。在那个世界中，理论会被形式化地规定，审稿人可以客观地评估理论，实验将对理论的必要预测进行检验，理论评估将通过比较对实验数据的定量拟合的方式进行，实验记录将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条理清晰的网络。在这样一种定义良好、透明精确的世界中，很难想象我们会遭遇可重复性危机。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抛弃带有风险的发现导向方法，转而投身于形式化的研究项目呢？

理论驱动的研究在设计上是保守的，因此缺乏惊艳亮眼的成果。在一些例子中，定义良好的理论促使令人惊讶的观点与实验发现出现。例如，雷斯科拉（Rescorla）和瓦格纳（Wagner）发明了联结学习（associative learning）模型，用于解释阻碍现象（blocking）*中的线索竞争（cue-competition），但该模型之后推动了新的实验现象出现(Miller, Barnet, & Grahame, 1995)。然而，理论驱动研究对于精确度和一致性的关注，而非对发明和发现的关注，会限制实验的广度，因而限制实验发现。尽管如此，心理科学采纳理论驱动的研究方法依旧具有意义重大的好处。

*译者注

在建立经典条件反射联结的过程中，第一个条件刺激与非条件刺激的联结会阻碍第二个条件刺激建立联结。例如，在第一阶段的训练中，先让小鼠训练习得了声音（条件刺激1）与电击（非条件刺激）之间的联结。在第二阶段的训练中，每次声音出现时还会出现闪光（条件刺激2）。在测试阶段，声音单独出现小鼠依然会表现出恐惧反应，但闪光出现则不会引发恐惧反应，这说明，声音阻碍了闪光与电击建立联结。这一现象可以使用R-W模型解释，第一阶段的学习已经使得条件刺激1的联结强度达到最大值，第二阶段继续学习也无法继续增大联结强度。

累计式的实验记录

心理学应该致力于发展和检验基于共识的形式化理论。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理论共识找出成熟的科学分支。这些理论记录了集体智慧，通常以一个方程式系统组织了一种累积的、交互的实验记录。例如，物理学拥有明确的主导理论，用于组织实验工作，推导和检验越来越具体和精确的预测。因为实验者从共同的理论出发，来自不同实验室的实验数据汇聚在一个有共识的、交互的、累积的实验记录中，支持了科学进步，这也是心理学应该追求的。与之相反，心理学子弹发射式的行为调查方法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但却混乱的实验记录，一个实验室产出的数据极少与其他实验室交叉，或推动其他实验室的结果出现。

在本期特刊的背景下，与我们的论文相关的内容是，心理学松散的、理论混乱的结构使得审稿人和编辑难以判断实验报告的结论。相反，编辑和审稿人只能通过方法和统计是否足够严密来评估每一份实验报告。这一情形有着严重和奇怪的后果。举个例子，我们一直在发布“科学证据”，表明人类具有潜在的超能力（比如预知能力；Bem, 2011）。如果心理学想要避免可重复性危机，那么，关键在于，我们要致力于要求清晰且形式化的科学理论，不仅要设想可能性，还要坚持一种标准，即对行为的产生机制提供形式化的、精确的解释。

主动改正

理论共识是可重复性危机的一种天然预防剂。一个从重要的理论共识出发的集体研究项目也会形成一种快速的核查反馈系统，能对识别和纠正错误的发现进行平衡。当一项实验结果与集体智慧出现差异时，相应的集体努力就会启动，证实或纠正这些谜团（实验室的研究者参与到其它实验室的工作中）。一旦集体能对新的事实进行确认，它就会成为集体智慧的一部分，理论共识就会被修正或抛弃。然而，如果新的事实被否定，它将从集体智慧中被移除，研究工作将会继续。

相反，当新的事实与集体智慧矛盾时，心理学理论混乱的状态使得审稿人和编辑难以察觉。因此，在审稿时难以发现误报，一旦被发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虚假结论依然难以被察觉。所以，尽管对研究实践的改革正在帮助心理学解决可重复性危机，如果我们不致力于强理论，重复性危机将依然存在。

总的来说，无论我们的数据和研究实践可以做到多么透明，直到心理学发展出正式的理论共识并形成集体智慧之前，我们的重复性危机将一直存在（Szollosi et al., 2020）。我们认为，心理学应该致力于发展合作的、理论驱动的研究，提倡合作的、累积的研究记录，自然地建立一个核查平衡机制，对新发现进行评估和验证。理论整合是很重要的，正如沃特金斯（Watkins）在1984年首次提到的，心理学家倾向于反感使用他人的理论，将其比作“其他人的牙刷——那个人自己用是可以的…”但不适合“…除此之外的我们其他人”。类似地，2008年，米歇尔（Mischel，2008）也写到了关于终身教职和职业生涯制度的激励机制，这些机制鼓励研究人员彰显自己，但这个规定可能与发展一门保守和累积的科学背道而驰。克服牙刷问题、完成学科整合，可能会包括研究训练中重视建立理论、理论领域进行合作而非区分、跨越子学科的交流（比如 Gigerenzer, 2010）、职业生涯激励的转变，以及编辑和审稿人对发展、检验正式理论共识的鼓励。

发现导向的研究

实验发现对于健康的、有活力的科学而言很重要。然而，发现伴随着风险，因为本质上讲，发现会挑战内省，反对已有知识，有可能产生害处。例如，艾森克（Eysenck）曾声称改变人格可以预防癌症，这是站不住脚的，如今臭名昭著（见Eysenck, 1991; Grossarth-Maticek & Eysenck, 1991; Pelosi, 2019）。

对研究和发表实践的持续改革已经有助于审稿人和编辑更好地察觉并纠正发现导向的研究中的误报。然而，决定一项研究发现是否只是一场错觉的困难始终存在，尤其是在缺乏强有力的理论对实验数据的可行性进行评估的情况下：即使这些观察数据令人激动，但同时难以理解。所以，我们作为编辑和审稿人如何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呢？

汇聚性证据

对于修辞式的结论，编辑和审稿人应该要求趋于一致的证据。前文中提到，李和施瓦茨（Lee & Schwarz, 2012）推测，启动（prime）一个概念将影响人的行为。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们报告了研究证据，在测试房间内引入一股“鱼腥（fishy）”味能够引起人们的怀疑。然而，他们的修辞性假设并不能得出他们这一叙事性实验的结论。因此，他们的证据可以体现可行性，但不能证实假设(这与沃森通过2-4-6找规律任务之中的确认偏误揭示了同样的道理）。不过，这一假设也是重要的，值得探究。 所以，研究者应该如何检验一项无法经反事实检验的修辞假设呢？

如果研究者报道了一系列的叙事性实验，这些实验都是在相同的前提假设下提出的，但在步骤和情景上有所不同，作为编辑，我们会更容易相信这样的实验。实验证据的规模越大，就越难怀疑任何具体证据反映的只是方法论的特殊性，而不是确定性的现象。理想情况下，每一项新的检验应该对原始假设的变式进行检验，以排除其他可能解释。如果总的结论是通过加权不同变式与其错误率（如a= 0.05，除以不同方法检验的次数，详见Benjamin et al., 2018）得出的，那我们会更加欢迎。

总的来说，修辞式的假设难以直接检验，但也不应该劝阻研究者开展研究，相反，在缺少直接检验的情况下，审稿人和编辑应该通过一系列的间接检验来确保假设的可靠性，即要求研究者给出强有力的、谨慎检验过且趋于一致的实验证据。

对溯因结论进行演绎证明

对于溯因结论（abductive conclusions），编辑和审稿人应该要求演绎证明（deductive confirmation）。修辞研究中的结论通常依靠于溯因推理，该过程通过对已有的观察数据寻找一种连贯合理的解释，从而将数据延伸至理论。尽管溯因推理（从结果出发，推测出事件发生的原因，详见Kerr，1998对于HARKing*的讨论）在科学中作用重大（见Tukey 1977年对探索性数据分析的讨论），如果抛开演绎推理（从清晰且能证实的假设导向精确的结论，详见Tukey，1980对于探索性和验证性数据分析合作的讨论**）而独立使用，则会伴随着风险。

*译者注

*HARKing，Hypothesizing After the Results are Known，在已知结果后提出假设，并将之展现为仿佛是先提出了假设再得到了结果。八九十年代出现了提倡事后假设的风潮，如Bem（1987）：There are two possible articles you can write: (1) the article you planned to write when you designed your study or (2) the article that makes the most sense now that you have seen the results. They are rarely the same, and the correct answer is (2) … the best journal articles are informed by the actual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the opening sentence. 此处Kerr所说的HARKing指的是为了让结果看上去最为合理的论文写作方式，详见Kerr, N. L. (1998). HARKing: Hypothesizing After the Results are Know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3), 196–217.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57pspr0203_4对于HARKing的具体探讨。

**对于探索性和验证性数据分析，Tukey的观点是两种分析方式都是需要教授给学生的，对于科学问题我们应该站在更广阔的视角去思考，而不是局限于从问题到答案的狭窄范式之中。假如要进行验证性数据分析，我们需要的是小心与谨慎，采取随机化实验，避免多样性。而探索性数据分析应被视为一种态度、一种有用的技术，且应该先于验证性数据分析被教授。

作为编辑，我们已经观察到溯因推理和演绎推理的混淆，这令人担忧。当我们要求作者重新开展实验，将他们的溯因推理（即由数据得出理论）转变为演绎推理（即由理论得出数据），我们遭遇了阻碍，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数据支持溯因推理得到的理论，那么相应的演绎理论也会预测数据出现。”

正如逻辑学家所了解的，溯因推理和演绎推理是不同的，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就上面提到的问题来说，基于数据D得出理论T的概率p(T|D)不一定和基于理论T得到数据D的概率p(D|T)相等。因此，如果没有被要求的话，应当鼓励将溯因推理转变为演绎推理，哪怕只是通过直接的重复实验。

总的来说，研究实践的改变使得审稿人和编辑们更加轻松了，能够更好地察觉到发现导向的研究中的误报。不过，即使是那些从修辞理论得出实验发现的研究者们也能帮助审稿人做得更好。在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要求特定实验检验（不仅是检验可行性）的理论的情况下，作者可以从一系列的实验中提出汇聚性的证据，可能没有一项实验是修辞假设直接得出的，但所有的汇聚性结果都是由相同的修辞假设驱动的。其次，审稿人和编辑应该鼓励作者，通过将事后溯因推理转变为先验演绎推理，来进行追踪研究。

发表问题

我们已经论证了，采用集体性理论驱动的研究方法、精进对由发现驱动的研究的评估，能够帮助编辑和审稿人在应对可重复性危机方面做得更好。然而，编辑们正承受着额外的压力：它们虽然与科学无关，却也会加剧可重复性危机。

正如纽厄尔的七十年代那样，编辑们会因为出版了那些能吸引下载、引用和录用的发现而受到嘉奖，也会因为出版了那些虽然可靠，却未能满足读者想象的科学研究而受到惩罚。与纽厄尔的年代不同，这些奖惩机制现在已经受到了监控，并作为影响因子和替代指标*被发布。如果一名编辑不关心这些数字指标（如设计编辑政策来增大数字），他们收到的投稿会变少，这些投稿的影响也就更少。尽管我们还没有计算过，期刊版面上枯燥但可靠vs振奋人心但有风险的研究报告倾斜的比例如何，但编辑们知道，把期刊版面留给令人兴奋的发现，而非可靠的、渐进的科学，会是一笔“好生意”。

*译者注

替代指标，即通过社交媒体的注意评估科学价值。

幸运的是，可重复性危机已经对激励系统进行了重组，《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的历史为这些变化提供了一则案例。

《心理科学》是心理学学科最富盛名的期刊之一。早期，它的声誉是基于发布令人兴奋的发现，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并获得了相应的下载、引用和出版。然而，关于重复性危机的重要声明破坏了这场盛宴(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 2015)。

作为回应，该期刊的编辑们在期刊编辑政策上发起了庄严而勇敢的巨变。2014年，艾希（Eich）要求作者们报告充足的统计效力（statistical power）和效应量（effective size）以取代p值，并补充元分析（meta-anlysis）。艾希也引入了开放科学徽章以激励和奖励那些报告了完整详细的实验、数据和分析内容的作者。琳赛（Lindsay）在艾希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引入了预注册的直接重复（Preregistered Direct Replications），并鼓励在实验相关时进行预注册。这种努力（以及琳赛为推广更有力的出版模式进行的巡回演讲）是良好编辑管理的典范，也因此，《心理科学》重获威望。

就我们估计，琳赛是做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然而，是可重复性危机带来的问题为改进的发表模式提供了施展空间。编辑们曾因刊发了有风险的发现而被奖励、因刊发可靠的发现而被惩罚，可重复性危机重新激励了编辑们，奖励刊发可靠的、渐进式的科学，更重要的是，惩罚刊发有风险的发现。

由《心理科学》发起的积极改变如今越来越多地反映在整个出版领域（比如Jamieson et al., 2019; Pexman, 2017）。但是，影响因子和替代指标依然影响并扭曲着幕后的发表模式，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然而，进行改变将继续付出代价。在最后一篇社论中，琳赛（2019）承认，给期刊引入更加严谨的发表实践和政策与《心理科学》投稿的减少是相关的。这一形势表明，为了改进我们的发表模式可能需要后续的努力，以重新规划那些构成科学发表实践的、被扭曲的职业及专业激励系统。所以，作为审稿人、编辑和专业管理人员，我们该如何阻止这些影响发生呢？

克制你的热情。一般来说，相较于报告了保守的、无创意的理论检验的投稿，审稿人对于报告了新颖的、令人兴奋的发现的投稿更加热情。这种不平衡影响了编辑的决策，最终，将实验发现置身于重复性问题中。审稿人和编辑应该多加注意，平衡自己的热情。令人激动的发现和以及实验上没有创新但是对理论的有价值的检验都应被重视，不应厚此薄彼。

用善意杀死自己。审稿人对收到追加实验的要求时的失望之情特别感同身受。并且，基于过去的经验，我们推测，同情会让审稿人在修改稿中提出建议，而不是要求增加实验来验证结论。在《加拿大实验心理学杂志》上，尽管我们鼓励抱着善意批评，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是确保结论是合理的，发布的实验是可以重复的。通过清楚直接地说明，为了解决不确定性和担忧需要添加的任何额外实验，审稿人能够帮助编辑解决可重复性危机。他们也能通过更自由地提出有助于澄清结论的额外实验，在那些结论成为长期公开的实验论文的一部分之前，让编辑负责决定审稿人建议的实验是否有必要。

单一的实验报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次，因此，单一的实验报告会让编辑紧张。尽管如此，在我们的期刊上单一的实验报告还是太常见了。通过明确地说明在无额外实验的情况下单一的实验是否能够得出特定结论，审稿人可以帮助编辑应对单一的实验论文的相关风险。在数据只是展示假设成立、但不能推出假设成立时，审稿人的这份帮助对于编辑尤为珍贵。

专业激励。科学是一种崇高的追求，通过合乎逻辑的审视和追问，进入真理的深处。每位科学家都将自己的生命奉献于此。然而，出版还是出局，这一现实带来了压力，会刺激科学家发表能快速获得工作、职位、晋升和基金的结果（见 Pennycook & Thompson, 2018)）。自然而然地，速度与准确性的权衡会滋长误报和其它类型错误的出现。

尽管我们不清楚审稿人和编辑如何才能改变出版还是出局的文化，从而减轻可重复性危机的一些压力，但学术激励系统需要被重新考虑与设计，在数据和结论形成实验论文之前，给予研究者必要的时间来确保他们的数据和结论经得起审查和重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塑造当前的激励系统的力量必须重新平衡对准确性和速度的偏好，以此鼓励严谨性和客观性，而非产出和指标，这非常重要。正如可重复性危机所表明的那样，更多的数据不一定是更好的数据。

虽然重新设计激励系统的责任落在了专业机构和组织身上，牺牲了一定的专业和科学激励。但编辑可以通过以奖励实验发现的相同方式奖励理论发展，也能为重新设计激励系统贡献力量。

总论

可重复性危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时刻。最初的反应是徒劳的：恼怒、否认、失望以及大量的转向、指责和寻找替罪羊。然而，随着形势的转变，我们转向了一条有效的路径，确定并寻找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早期的应对专注于研究实践的改变，以及发表模式背后激励系统的重新平衡；近期，我们开始重新考虑理论的特性，理论在催生可重复性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寻找解决方法的过程中如何改进理论。通过讨论如何将这些忧虑与审稿过程相结合，我们将它们放进了具体的情境中。

立足于已有的，与正在实施的努力之上，我们是乐观的：这些努力会让心理学变得更强大。我们的一部分乐观来源于历史。在60年代，心理学解决了实验者效应*的尴尬(Rosenthal, 1966)，在70年代，我们面对了抽屉效应(Rosenthal, 1973)，在80和90年代，我们重启了对用于科学决策的统计框架的质疑(Cohen, 1994; Nickerson, 2000)。长远来看，重复性危机是我们不断进行自我评估和改进的历史中崭新但始终如一的部分。也许我们太乐观了，但我们认为最近的困境最终能带来良好的结果。

*译者注

实验者效应，又称罗森塔尔效应、实验者期待效应，在以人为受试者的实验中，实验者的行为、表情等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影响实验的结果，他们预期实验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实验最后就表现出什么样的结果，可通过如双盲实验的方式加以规避。

然而，我们也同意奥伯劳和莱万多斯基的论断。改革研究实践是不够的，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理论危机。为了超越前文提到的“牙刷问题”，进而在探究与提炼主流理论共识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开始追寻合作的、交互式的科学，心理学需要暂停一下，来思考应该尝试发展怎样的理论，然后从共识的框架再次出发。这将涉及到跨越整个学科的合作承诺。我们的讨论将从如何开展实验、分析数据，拓展到如何表达理论，以及建立协作的、成熟的、累积的实验记录，使得不同的实验室能够通力合作，而不是单打独斗。

在实验方法领域的努力证明我们的提议并不是幻想。以记忆研究为例，该领域有许多清晰的形式化记忆理论，可以解释大量实验任务和操纵的数据，MINERVA2就是这样一种理论(Hintzman, 1986, 1988)。

通俗来说，MINERVA2是一种理论框架，清楚阐述了记忆的表征、存储和提取。该模型的一大核心假设是，每次体验会在记忆中由一条独特的痕迹表征。另一大核心假设是，记忆提取具有探针特异性（probe-specific）、由相似性驱动（similarity-driven）、且并排进行。因为提取是由相似性驱动的，探针会提取相似的记忆痕迹，这便是该模型完成再认（recognition）的过程。因为探针会从记忆中提取完整的痕迹，并且完整的痕迹记录了所有相关的事件，所以探针也会提取与其同时发生的、在过去的事件，这就是该模型模拟线索性回忆（cued-recall）、预测和分类的过程。

严格来说，MINERVA2是一种用线性代数表示的记忆计算模型。其中，记忆痕迹是数据框架（即向量），记忆是一个矩阵，提取是一种矩阵运算，而决策是基于提取的信息使用矩阵运算得出的。该模型能够预测一系列现象中的行为，包括再认、频率判断、线索性回忆、分类、功能学习、判断决策、具身认知和语义记忆等。重要的是，若干研究组在一系列问题和现象上对该模型的预测进行了检验，支持了我们想要表达的观点。

独立来看，该模型的任何一项应用都代表一项较小的进步，然而，集体累积形成的结果远超各部分之和。其次，该理论的预测是可以被检验的，即使该理论还没有被用于探究某一特定领域，但它也已经有可能给出相应的预测。或者，如果该理论没能预测某领域的数据，它也能给出框架，用于检验需要哪些额外的假设或操作来将理论延伸到该领域。当然，MINERVA2不是唯一一个被用于组织集体研究项目的模型框架，但是，它为正式的、理论驱动的研究提供了一项很积极的案例。

在应用方面，ManyLabs*和ManyBabies**项目表明，集体性的重复实验是可以被组织起来的。它们也展示了组织的方式，并证明了集体和合作的研究战略是可以有效的。在理论领域，类似的倡议似乎是一个极好的目标。或许，编纂一套模型，并为测试理论提供一个合作的数据库，用以合并和分类候选结果，这将引领心理学开始在一些心理过程的结构上达成一定的共识。

*译者注

*https://www.manylabs.org

**https://manybabies.github.io

当然，很难预测我们的理论共识可能是怎么样的，同时，基于我们学科的多样性特点，得出一个大一统理论也不太可能。例如，加拿大心理学协会有32个分支，要说一项理论能够预测所有这些分支检验过的行为，那是不太可能的，至少是非常难以想象的。然而，心理学不同的分支应该努力寻找到最佳的候选理论，脚踏实地地探究、检验这些理论。如果没有集体的努力，对于心理和行为的问题我们将不太可能得出集体的解决方案。

最后，我们会讨论与纽厄尔（1973）对心理研究和理论的批判有关的内容。在他这篇如今已十分著名的论文中，他提到他心中有两种声音：

“半个我半哀伤半困惑……也许，我们应该合作完成比现在更大的实验研究。前一部分我给出的积极建议正是对如何进行的倡议，它们都有足够的细节和范围来让推理网络收紧，将我们的实验研究紧紧相连。这是我认为对于心理学会有好处的做法。或者，也许我们都应该单纯地继续一起和大自然玩那个20问游戏，也许这样大家都好，就像另一半的我确信的那样，当我们到1992年（我自己选择的退休日期）时，我们能够在弄清心灵的基本结构上有所进展。”

就像纽厄尔所说，我们心中也有两种声音。一种满怀希望，另一种保持怀疑。我们相信，努力搭建的一个共有的理论框架将对心理学有益，有助于解决重复性危机。然而，纽厄尔47年前的呼喊并没有发挥它本应有的强大影响力，所以，也许我们只是过度乐观。不过，我们仍然抱有希望，让人们重拾对于纽厄尔观点的记忆，将使纽厄尔的思想再次焕发生机，如此，在30年的时间里，我们最终将朝弄清楚心灵的基本结构更进一步。

作者：Randall K. Jamieson & Penny Pexman

译者：Xhaiden | 校对：eggriel | 排版：光影

编辑：杨银烛 | 封面：Stuart McReath

达尔文猜测生命起源于单一的祖先“形式”，并推测它只有单个细胞。不久之后，德国、法国和美国的科学家们开始通过研究微生物来寻找其存在“心智能力”（感知、记忆、决策、学习）的证据。这三个小组的研究组长都注定会成就显赫。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是设计了第一个实用智力测验的心理学家，赫伯特·詹宁斯（Herbert Spencer Jennings）奠定了数学遗传学（mathematical genetics）的基础。这两位组长根据自己的研究承认达尔文是正确的：即使是微生物的行为也可以表明心智演化的存在，就像身体的演化那样。然而，马克斯·弗沃恩（Max Verworn），德国生理学界的巨擘，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继而，一场关于心智演化连续性的激烈争论被触发。这种连续性观点认为心智（人类意义上的“心灵”，其他动物中的“认知”）经历了数百万年的发展和变化（实际上是数十亿年）。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20世纪初期兴起的行为/主义将行为作为唯一可接受的科学数据，并在此后几十年里避免直接讨论心灵从而削弱了这场争论。当“认知革命”在世纪中期兴起之后，支持不连续性的观点便被牢牢地确立下来。人们的普遍共识是，在演化的某个时间点上（并且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认知能力好像“噗”的一下就出现在一些动物身上。而在此之前，作为除语言外唯一认知指标的行为，就应该是完全天生的、机械式的、反射性的。尽管其看上去是由认知驱动的，但实际上并不是。直至目前，这仍然是主流观点，并且完全基于人们“直觉上的”合理性。

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是最早引用演化论的认知哲学家之一，他将自然选择称为“达尔文的危险想法”*，因为它表明在自然界中设计的出现不需要设计者，不管是神灵还是其他。就像他的很多哲学家与科学家同事一样，丹尼特不承认心智演化的连续性。然而，我认为达尔文这一被忽略的见解其实是他最激进的想法。这个想法可能在认知科学中引发彻底的哥白尼革命，并且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我们身处其中的位置。

*译者注

Dennett, Daniel C. “Darwin’s dangerous idea.” The Sciences 35.3 (1995): 34-40.

哥白尼革命开启了一次人类视角的转变。1400年来，欧洲学者们一直抱持着普通人的观点，认为地球是天空围绕旋转的不动点。托勒密的宇宙模型将太阳、月亮、恒星和其他行星放置在围绕地球的嵌套水晶球中运动。1543年，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发表了一个详细的替代方案，用太阳取代了地球。我们的星球被罢黜了作为宇宙中心的地位，与其他天体“漫游者”一同围绕太阳运动，而现代天文学也就此诞生。

同样地，达尔文的激进思想也废黜了人类与其他大脑在（西方）认知宇宙的“直觉显然”的中心位置。而在这个位置，达尔文放上了一个不断演化、具有认知能力的生命，它在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变化条件下，努力生存和繁衍。从以智人（Homo sapiens）为参照的大脑中心论，到将生物学和生态学事实考虑在内，这一视角的转变具有深远的影响。其结果是为这一无法回避的自然现象带来更精确有效的解释，而这对理解我们怎样成为人类以及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至关重要。

认知是什么？像很多其他心智概念一样，人们也没有在这一术语的定义上达成共识。这在130年前曾激怒过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此后也偶尔惹恼其他人。我是这么定义的：认知包括生物体熟悉、评估、利用和逃避周围环境特征的方法，以此来保障其生存繁衍。下面我从自己经历入手来阐述这一问题。

21年前，我还是一名做亚洲研究的博士生，我的研究集中在四个佛教命题上。我致力于将其纳入到辩论性西方哲学和科学分析当中。这些命题中隐含着一种非常复杂的佛教心智观：心灵是什么、如何实现、它在无知条件下可以做什么、它经过训练后可以做什么。我在当时被称为认知科学（还只是独一门时）的领域内寻找西方文化中相应的比较对象……但什么也没找到。

除了四箱书和一部装满文章的笔记本电脑，我还收集了一些零散的、不一致的观点和相关的一系列争论，但这些都没能为拥有心智，或心智在行为中的作用提供现实经验上的解释。正如神经生物学家史蒂文·罗斯（Steven Rose）在1998年意识到的（并且什么都没改变），神经科学已经产生了海量的数据，但却没有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它们。在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仍然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尽管这一问题依然存在。

那时的认知科学被三个（几十年前的）参考框架所统治，这几个框架构成了“认知主义”范式的基础：1）人脑；2）认为大脑是一个计算机器的信念；3）“认知是对表征的计算”的观点。第三个信条固执地拒绝简单解释，因为其核心概念所伴随的含混性也进入了该领域内（就好像原本还需要更多）。这一观点大致可以归纳如下：大脑中有一些可辨识的东西“代表”着世界的方方面面，就像是词语在句子中的作用。这些信息由尚未被发现的算法“处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思考、计划、决策等等。除了对表征的加工外，不存在其他心智活动；认知就是这种加工。

生物学和演化论，这两个我认为极为重要的视角，几乎没有一席之地；生理学、情绪和动机也是一样。那些认为动物行为研究对认知科学有所帮助的研究者们，才刚刚开始在这一领域发表文章，并且也没有受到同行们的欢迎。“具身”和“情景”（situated）认知正在获得关注，但更多是对理论显著性的承认，而非对整个连贯体系的认可。还因为缺少鉴别标准，生物学分类的任何特征都可能被当成认知。

但我仍然需要一个比较对象。我决定开始调查生物学，看它是否具有我认为必须持有的答案。我选择从生命之树的根基——细菌开始，来看看它们是否具有能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作“认知”的活动；20年过去了，我仍然在这片沃土上寻觅。

受一位非传统的澳大利亚生物学家所荐，我最初的理论导师是动物学家雅各布·冯·尤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和神经科学家翁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冯·尤克斯库尔的感觉世界（Umwelt）概念（1934年在英语中普及）让我理解了生物体周围世界的特殊性：生物体特有的诸种感觉构造了其周围的世界，并且生物体为这个世界中的元素赋予价值，而这个世界也会依赖于生物体的生存方式而发生演化。例如，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会吸引蚊子寻找血液，但对多数人类来说则会导致短暂的呼吸困难、眩晕和轻微焦虑（就像疫情期间佩戴口罩的体验）。马图拉纳的《认知生物学》（Biology of Cognition，1970）使我意识到，与地球上其他任何物理系统相比，生命是多么奇特。

在马图拉纳看来，生命是自生产的，而不仅仅是自组织或者自我维持。如果一架空客A380有着相同的能力，它就可以从环境中寻找、获取燃料并将之转化为物质和能量来源，以及制造其在飞行过程中正常运作（滑行、起飞、飞行、保持内环境稳定、着陆）所需的各种组件。这还没有谈及繁殖。马图拉纳对认知的说明集中在生物体与环境持续交互的需要上，这种交互使其具有那样不可思议的能力。对马图拉纳来说，这一生物体和环境之间的“交互域”就是认知，以至于“生命过程就是认知过程”（原文斜体）。我已经在细菌上满意地确证了这一断言。

认知主义要求作为交互域的认知发生不早于大脑的起源，而且很可能是在大脑起源很久之后才发生的。在马图拉纳看来（他是一名神经科学家），认知交互域发端于单细胞生命。神经结构只是增加了认知生物体和可利用环境的复杂性，但并不因此产生认知。支持马图拉纳观点的证据正与日俱增。

基础认知（basal cognition，研究不具有神经或具有简单神经系统的生物体的认知能力*）还是一个新生的研究领域。然而，已经有证据表明**，在神经系统出现前，即约5亿至6.5亿年前，演化就已经被认为是为认知的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感知、记忆、效价、学习、决策、预期、交流——所有这些原本被认为是人类的特质，都在各种各样的生命中被发现，包括细菌、单细胞真核生物、植物、真菌、不具有神经元的动物、具有简单神经系统的动物以及大脑。

*译者注

*Lyon, Pamela, et al. “Reframing cognition: getting down to biological basic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76.1820 (2021): 20190750.

**Levin, Michael, et al. “Uncovering cognitiv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onservation and innovatio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76.1821 (2021): 20200458.

然而，再多关于基础认知的证据也不能说服一个顽固的神经中心主义者。（你说的记忆、效价、决策是什么意思？这难道不就是一个定义问题吗？）达尔文的激进思想必须解决一些认知主义解决不了的问题。哥白尼模型也是如此，直到日心说模型解决了托勒密模型所面对的不能预测或解释的发现，它才成为一场革命。这需要第谷细致完善的天文学观察，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伽利略基于光学望远镜改进后获得的观察所提出的理论，牛顿建立在前人工作（“巨人的肩膀”）基础上的引力定律。这总共花费了144年。

达尔文关于心智进化连续性的理论比这更古老，但也更接近人类身份的本质。毕竟，“智慧”就在我们物种的拉丁名中（“Homo sapiens”中的“sapiens”意为智慧）。拥有一个聪明的、理性的心智，被认为是人类的定义特征。相比起一个以生命为中心的心理学，接受一个日心说的宇宙可就算不上什么了。但其实，我们或许并没有选择。

认知神经科学要想理解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工作原理，必须克服它目前所面临的几个挑战，而这是理解认知能力何以从这些系统中产生的先决条件。下面概述了三个挑战。在这三个例子中，我们需要的是更简单的模型系统，以便帮助我们发现生物体与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驱动因素，而这些发现可能意味着其背后存在更基本的原理，并且能够在更复杂的生物体中进行验证。

神经科学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与大脑或神经系统的“功能单元”有关。一个多世纪以来，单个神经元一直是大脑活动的结构单元和功能单元。认知科学的先驱者们将神经元学说作为大脑假定的计算能力的基础，每个神经元被认为是一个类似逻辑门的开关，可以将信息“数字化”（变成1或0）从而进行“编码”。单个神经元被假定执行复杂的编码任务，包括空间中的地点/场所、朝向、位置；一项诺贝尔奖曾被授予此领域的研究*。

*译者注

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John O’Keefe、May-Britt Moser和Edvard I. Moser，获奖理由是“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

但有两个发现动摇了这一说法。一个是人类大脑内不同类型细胞的数量。最近的研究表明存在不少于75种不同的细胞*：24种兴奋型、45种抑制型以及6种非神经元型。它们有什么功能以及怎么交互仍然不清楚。另一个是现在已经清楚的观点，即神经元群（集合、网络和/或回路）更可能是功能活动的单位。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定义一个神经元集合、网络和/或回路，以及理解它们怎么形成和交互、它们随时间推移的稳定性、怎样以及是否嵌套在层级中、怎样产生行为。这些都是仍在进行中的主要工作。

*译者注

Hodge, Rebecca D., et al. “Conserved cell types with divergent features in human versus mouse cortex.” Nature 573.7772 (2019): 61-68.

要理解神经元回路的形成和功能，需要将生物体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考虑其行为。这就是为什么神经科学家拉斐尔·尤斯特（Rafael Yuste）将水螅（Hydra vulgaris，一种具有已知最简单神经系统的淡水动物）作为模式动物来研究神经元回路。这一决定收获了丰厚的回报。当这种微小动物伸展触手去捕获食物，或者收缩成一个小球时，它的整个神经网络就会同时被视频成像*，这样不同的神经回路就会对应到不同的行为上。得益于水螅的再生能力，研究者们通过对离体细胞再生的观察，已经识别出水螅从神经元生长到全身多个神经网络整合的不同阶段渐进序列。然而，水螅行为的生态学意义仍然晦暗不明，要理解某些行为（对生物体）的意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将有助于进一步阐明神经活动的动态（生物学）逻辑。

*译者注

细胞集群内的协调活动既需要认知，同时也有可能构成认知——虽然说这一观点的转换并不容易与认知主义的信条“对表征的计算”相一致，但这在生物学中已经获得了普遍支持。对于细菌（例如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黄色粘球菌[Myxococcus xanthus]）和阿米巴虫（盘基网柄菌[Dictyostelium discoideum]）这类生物，研究者们已经就由数千个相互作用的自主细胞协调的复杂行为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在枯草芽孢杆菌菌群上，研究者们发现了借助于离子通道实现的长距离电信号传递（同样也是神经元电信号传递的机制），这为微生物帮助阐明与复杂动物相关的认知机制提供了“概念验证（proof of concept）”。这一研究结果也进一步导致了原先未知的细菌集体行为的发现。这种集体行为类似于大脑活动的某些认知类型，包括记忆。对由电信号介导的细菌行为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细菌信号转导蛋白之间的网络活性在25年前首次被描述。到今天，信号蛋白大型阵列的网络特性已经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这种特性常见于那些依赖鞭毛在化学梯度间定向移动（趋化作用）的细菌。在高度保守的进化过程中，这种结构被比作“纳米脑”并不夸张，因为它以一个网络的模式工作，能够处理大量信息，对环境中的微小变化保持高度敏感，它位于细胞的前端就像是细胞的“头”，虽然这个头会随着细胞方向的改变而变换位置。

这些阵列所能处理的信息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多。最近发现*，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会拒绝垃圾食物，因为那会让它们生长延缓。趋化作用（即趋向或远离某些状态）是大肠杆菌最消耗能量的行为之一；但令人困惑的是，它们会放弃跟前的食物（即谚语中的“在手之鸟”）转而在其他地方继续寻找更有营养的——这种策略通常是有效的。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一种具有小型脑的蠕虫）也会这么做。如果它过去是以高质量的食物为食，那么它也会舍弃低质量的食物并期待找到更好的。这样的发现在当时是相当震惊的，因为这种行为被认为是需要一种“更高阶”的决策能力。

*译者注

Ni, Bin, et al. “Growth-rate dependent resource investment in bacterial motile behavior quantitatively follows potential benefit of chemotaxi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1 (2020): 595-601.

神经科学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由一个史诗般的科学成果带来的，它揭示出了“令人震惊的失败”。秀丽隐杆线虫大脑的接线图已经完成了，这是一个起始于认知主义鼎盛时期的项目*。线虫的302个神经元间的连接被绘制出来，并且定义了与大多数细胞类型相关的行为。然而，这一惊人的成就并没有揭示出线虫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如此行动——这原本是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据神经科学家科里·巴格曼（Cori Bargmann）的说法，秀丽隐杆线虫的研究“表明（神经）接线图并不是一套明确的指令，我们不可能直接阅读它。”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译者注

2021年发表于Cell的文章。参考Taylor, Seth R., et al. “Molecular topography of an entire nervous system.” Cell 184.16 (2021): 4329-4347.

首先，在更真实的生态条件下，生物体的行为方式有悖于以往通过基因敲除在特定神经元（感觉、运动、整合）和特定行为（前进、后退、进食）之间建立的因果联系。相反，单一行为可能由几个不同的神经回路引起，而一个回路可能会在不同情景中触发不同、甚至相反的行为。总之，一个接线图要比原来所设想的表示更多潜在的行为方式。

其次，环境和生物体的内部状态对行为的影响要比最初认为的重要得多。环境和内部状态的信息被认为由生物分子（神经递质和神经肽）进行传递，尽管具体机制并不清楚。这些信号分子（大部分由神经元自身产生）可以改变神经元功能，从几秒到几分钟、几小时不等；可以与其他目标（其他神经元、肌肉细胞、腺体）作用；以及激活或抑制整个回路。秀丽隐杆线虫会产生100多种这样的分子。

在细菌和单细胞真核生物（相比于细菌有明确的细胞核）中，成千上万个体间的协调活动——相当于多细胞水平的行为，也要借助于信号分子。这种现象被称为群体感应。群体感应分子也被比作是激素，因为它们通过类似的机制来改变生物体的行为。就像动物和植物当中的激素那样（神经递质和神经肽的活性没有区别），微生物细胞产生的信号分子通过四种方式诱导行为改变：1）作用于产生信号分子的细胞内部；2）通过细胞接触作用于相邻细胞；3）作用于细胞周围区域；4）作用于远距离外的细胞。单细胞信号分子其实有很多，只是要远少于多细胞生物。

神经科学面临的第三个挑战不是范式的失败，而是来源于意料之外。传统观点认为，认知过程完全是反应性的：外部世界的某物作用于生物体（输入），导致其作出反应（输出）。这种输入-输出观点正是认知主义的基本思想。上世纪90年代，人们发现在缺乏外部刺激时，大脑也存在自发的、持续的活动，这在最初被认为是成像技术造成的伪迹，之后被看作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现在则是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被定义为，大脑内在清醒静息状态下活跃、在任务导向行为时不活跃的功能连接区域。黑猩猩和老鼠就表现出默认模式活动。在人类当中，默认网络失调则与精神障碍有关。这也意味着它对认知功能的重要性。

大脑内的自发振荡远不止默认模式网络。神经科学家尤里·布扎基（György Buzsáki）——他正在努力吸引人们对“大脑节律”的注意*，他认为这种大脑活动并不是系统噪音，相反它“实际上是我们认知能力的来源”，并且可能是大脑对“神经元信息的基本组织者”。自发低频振荡不仅在水螅上被检测到，还存在于许多生物体上，包括植物、单细胞真核生物、细菌，以及多种动物。如果这种振荡是生命活动的中心组织者——就像艾莉森·汉森（Alison Hanson，尤斯特实验室的驻院医师）所猜想的那样**，那么显然，神经元就不会是产生振荡的必要条件。

*译者注

*Buzsaki, Gyorgy. Rhythms of the Br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Hanson, Alison. “Spontaneous electrical low-frequency oscillations: a possible role in Hydra and all living system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76.1820 (2021): 20190763.

振荡是由细胞膜上的离子通道产生的，这种现象被发现遍及整个生命界。迈克尔·莱文（Michael Levin）的实验室已经证明*，离子通道产生的生物电在动物身体再生的“模式记忆（pattern memory）”中起着关键作用。无头涡虫可以再生大脑，蝌蚪可以再生尾巴，成年青蛙可以（借助诱导）再生功能型后肢，电刺激还可以让一些部位长在它们不该在的地方——例如让蠕虫的第二个头长在其尾巴的位置处。对莱文来说，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接受即使组织中的细胞也继承了其单细胞祖先的某些决策能力这一观点——他称之为“认知透镜（cognitive lens）”，可以为发育生物学、免疫学、神经科学、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领域等诸多领域带来新的转变。

*译者注

*https://ase.tufts.edu/biology/labs/levin/research/index.htm

我们需要的是视角的转变。在《从内向外解析大脑》（The Brain from Inside Out，2019）这本书中，布扎基认为很多神经科学面临的困难问题根本上受制于“人类构建的关于心/脑怎样运作的观念”，这些根据几千年来的哲学和科学猜想建立起来的观念，现在则被用于解释观察到的大脑活动。这就是他称之为“由外而内”的视角：“主流神经科学的主导框架表明，大脑的任务就是感知和表征世界、处理信息，以及决定如何反应……一种‘由外而内’的方式”。这也是马图拉纳所说的“观察者依赖”，从观察者的视角出发而不是被观察的系统。自发活跃的大脑有其自身的逻辑，而对此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布扎基认为，从系统的视角去解码其产生活动的逻辑（即“由内而外”）应该是神经科学的主要任务，而不是将人类的猜想对应到神经元的观察结果上。

我在15年前做了一个类似的区分。我把基于人类经验和反思所形成观念的认知视角称为人类启始（anthropogenic）进路，也就是布扎基说的“由外而内”。尽管认知主义断言，认知可以被不同的物理形式所实现（包括机器人），但这种方法仍然是人类启始的，因为它源于人类的算数能力。与之相反，我称为生物启始（biogenic）的进路则将生物存在模式作为认知的来源，这意味着“由内而外”的视角*。

*译者注

Lyon, Pamela. “The biogenic approach to cognition.” Cognitive Processing 7.1 (2006): 11-29.

如果理解人类认知是我们的目标，那么这种生物启始的进路才是最有前景的方向，它会带领我们超越现在这条蹒跚难行，又望不到头的歧路。在过去70年间，大量公共和私人基金被投入其中，更不必说人们的才能、时间和精力，到如今我们本应该获悉更多关于认知是什么、怎样工作的理论知识，而不仅仅是来自于大脑活动的简单数据。想想自从上世纪50年代之后社会发生了多大的转变。有多少教条已经崩溃和废止？在这么多领域中，我们学到了多少？

人类基因组计划本应该产生一个基因的“蓝图”，但当第一份草图在21年前发表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还有那么多是我们未知的。例如，有太多所谓的“垃圾DNA”确实是垃圾；人类与植物基因组有着惊人比例的重合；在我们的基因组中还携带着单细胞生物转移来的基因。随着整个基因组越来越多地被比较，我们发现在自己与植物所共享的基因中，有一些与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有关，也包括我们人类。此外，对人类生存最重要的系统之一，也就是在个体细胞层面自主运作的免疫防御机制，同样在大约数十亿年前继承自细菌或者其姐妹王国，古菌。事实证明*，记忆和学习的正常功能依赖于神经元与免疫刺激因子（细胞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真正的，不测。20世纪50年代（以及之后），大脑一直被认为具有“免疫特权”；免疫系统不能监视大脑。

*译者注

Lyon, Pamela. “Stress in mind: a stress response hypothesis of cognitive evolution.” Developing scaffolds in evolution, culture, and cognition. MIT Press, Cambridge (2013): 171-190.

然而，我们仍然没有很好地掌握认知的基本原理：不同感觉是怎样整合成一个世界的；记忆在哪里以及如何储存，是否能保持稳定，检索如何改变记忆；如何做出决定，以及指挥身体行动；如何评估效价。

效价是生物体为自身和/或周围事物所处环境赋予的价值，如有利、危险或中性。效价在情绪中的核心作用已经被确立。正在形成的共识认为，人类情绪从根本上参与了身体对其基本功能的调节。近50年来，我们已经知道了细菌会朝向特定（有利）物质移动，并且设法躲避其他（有害）环境。理由细菌行为的效价机制，会有助于阐明在更复杂生物体中情绪是怎样引起行为的吗？除非我们对此开展研究，否则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在《物种起源》的结尾，达尔文描绘了一个“树木交错的河岸”（tangled bank）：在那里，演化进程中的自然选择法则，与当前动植物各不相同的行为方式，这两个因素看似毫不相关，实则相互依赖，共同构成了生命。达尔文认为，所有生命在深层次上都是彼此相关的。我们现在以一种达尔文只能够想象的方式认识到这一点，那是因为我们拥有着不可比拟的复杂工具，有着对进化原理更为丰富的理解——包括发育可塑性、表观遗传、全基因组改变，以及单基因突变，是这些为自然选择机制的奏效提供了遗传变异。

“这种视角下的生命当是伟大的。”达尔文这样写道，他说得没错。我们现在可以从水仙花、蚯蚓、甚至细菌，还有黑猩猩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并且是以一种科学的方式来为此辩护，而不需要任何神秘的面纱或拟人化。我们有着共同的起源，共同的基因，我们通过共同的机制来亲近这个被感知到的世界并为它赋予价值。我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生存，相互依赖，茁壮成长并繁衍生息（对其中一部分来说）。我们都生活在这座星球上，尽管它不是宇宙的中心，甚至太阳系也不是，但它是我们所有生命共同的家园。

是时候接受达尔文的激进思想了，就像我们认为自己的身体是从更简单形式的身体演化而来一样，我们的心灵也由更简单的心灵演化而来。身体与心灵一同演化至今，并将继续如此。

作者：Pamela Lyon | 排版：济一

译者：晏梁 | 校对：eggriel

编辑：杨银烛 | 封面：Shahan Keu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