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的临床心理学家艾琳·托恩（Erin Tone），将社交焦虑描述为一系列不同体验，这些体验源于环境中可能存在的社会威胁。托恩描述了一种反应模式，这种模式涵盖了从生理上（心跳加速、出汗），到认知和情感上（对社交情形负面结果的联想、焦虑加剧），再到行为上（逃避威胁）的各种方面。托恩说，我们大部分人都会经历少量的社交焦虑，而且实际上，没有经历过社交焦虑的一生并不寻常。对部分人来说，这种焦虑反应渗透入每天的社交，并且阻碍他们做想做的事，给他们带来极度痛苦。此时，心理治疗师便认为这构成了社交焦虑障碍。

无论你处于社交焦虑谱的哪个位置，疫情很可能已经让你开始回避一些社交场合以保护自身健康。但这种焦虑反应早在疫情之前就已存在于人类之中，并将在疫情之后继续存在。托恩说，如果能找到演化上的原因，可能有助于我们改变环境并且更好地治愈个体，尤其是对于像社交焦虑这类在演化之初不是问题、现在却已成为广泛社会问题的心理障碍。

竞争vs排斥

演化理论指出，社交焦虑的体验是一种演化适应，这意味着它的出现增加了个体生存以及在自身环境中繁衍的几率。在过去几十年中，有两种主要理论解释了我们是如何从社交焦虑中获益的。其一为一种基于社会竞争的模型^[1]，该模型认为，社交焦虑演化自成员间阶级分明的社会结构。为了在这种竞争性环境中生存，社交焦虑的个体们会更敏感地察觉可能会导致他们在阶级中失去地位的暴力威胁或行为威胁。同时，作为一种维持地位的方式，“低等级”的个体们或许从社交焦虑中格外受益，因为他们本最有可能被逐出群体。

第二种理论则是基于一种社会排斥模型^[2]，在该模型中，社交焦虑被视为一种警告信号，向个体表明他们面临着被抛弃或是排斥的风险，无论这个群体是否存在着统治阶级。这里的关注点是维护所有人际关系，由个人的“社会测量器”（sociometer）^[3]来衡量你在人际关系中的价值。

社交焦虑作为一种能够帮助我们生存的适应性特质被演化出来，并不意味着它在现代世界中以同样的方式起效。托恩解释说生存的关键支柱（群体关系）在如今已经改变了，但社交焦虑的体验却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反应过激了。他进一步提醒道，在尼安德特人时代，被自己的群体排斥意味着你很可能会死，但如今，（对大部分人来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托恩说，“但我们的反应仍然好像生存支柱（群体关系）还是如此重要一样。我们对被独自留在冰冷平原上，或是被踢出星巴克小团体的生理排斥程度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研究表明，即使在几千年后，社会焦虑行为也可能与演化理论的预测相符。2019年，托恩和她的同事在122个大学生中测试了社会竞争模型^[4]，这些大学生进行了一个名为“囚徒困境”^[5]的游戏。在游戏中，学生被置于严格控制的社交互动中，有两种选择：与他人合作或竞争。他们发现，与社会竞争模型一致的是，自我报告社交焦虑程度最高的玩家更可能在游戏中有竞争性目标以及紧张感。但他们的发现也表明，社交焦虑个体们的行为并不总是模式化的，而很可能在演化过程中增加了复杂性。

缺失的拼图：童年

2020年，一个崭新的社交焦虑演化学模型^[6]为社交焦虑理论填补了重要的一环。塔拉卡拉斯维奇（Tara Karasewich）是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心理学博士，在她注意到从前的社交焦虑模型中缺失了个体童年的影响后，她提出了这一框架——“我们所有的特质都是在发展的环境下演化出来的，因为我们的祖先必须成长和生存。”

新的模型表明，社交焦虑是在童年时期作为一种条件适应而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使个人对未来情况有所准备的适应类型。卡拉斯维奇继续解释道，当你的童年环境充斥着社会威胁的可能性时，很可能你未来的环境依然会有社会威胁。因此，在童年时发展出社交焦虑可以让你成年后面对这类挑战时更有准备。

托恩同意，将社交焦虑的发展引入其演化理论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她说，“我总为一些理论认为人们始终是毫无变化的成年人而困扰。”托恩还指出，在未来的研究中，理论学家应该研究社交焦虑是如何与其他特质共同演化的，因为没有特质是独立演化的。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总是回到过去在我们祖先身上直接验证关于心理和行为的演化理论。一个十分有警示意义的例子来自最近的一项研究^[7]，该研究对长期以来认为史前社会的女性只是采集者而非狩猎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托恩强调，我们力所能及的是，一方面要警惕一味地去寻找符合我们当今理解事物方式的所谓史实，另一方面要避免在提出任何理论时就将它视为真理。

参考文献

1.Paul Gilbert, EVOLUTION AND SOCIAL ANXIETY: The Role of Attraction, Social Competition, nd Social Hierarchies,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Volume 24, Issue 4,2001, https://doi.org/10.1016/S0193-953X(05)70260-4

2.Kerr, N. L., & Levine, J. M. (2008). The detection of social exclusion: Evolution and beyond. Group Dynamic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2(1), 39–52. https://doi.org/10.1037/1089-2699.12.1.39

3.Mark R. Leary, Roy F. Baumeister,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self-esteem: Sociometer theory,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Academic Press, Volume 32,2000, Pages 1-62, https://doi.org/10.1016/S0065-2601(00)80003-9
本文以“自尊”为主题，并综述了关于“自尊”的现有观点。自尊是一种社会测量器，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监测器，用来衡量一个人在社交关系中被重视或被轻视的程度。

4.Tone, E. B., Nahmias, E., Bakeman, R., Kvaran, T., Brosnan, S. F., Fani, N., & Schroth, E. A. (2019). Social Anxiety and Social Behavior: A Test of Predictions From an Evolutionary Model.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7(1), 110–126. https://doi.org/10.1177/2167702618794923

5.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指两个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阐明了为什么甚至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囚徒困境是非零和博弈中很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出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虽然困境本身只属模型性质，但现实中的价格竞争、环境保护、人际关系等方面，也会频繁出现类似情况。

6.Tara A. Karasewich, Valerie A. Kuhlmeier,Trait social anxiety as a conditional adaptation: A developmental and evolutionary framework,Developmental Review,Volume 55,2020,100886,ISSN 0273-2297,https://doi.org/10.1016/j.dr.2019.100886

7.Prehistoric female hunter discovery upends gender role assumptions
史前女性猎人的发现颠覆了性别角色假设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science/article/prehistoric-female-hunter-discovery-upends-gender-role-assumptions

作者：Allison Whitten | 封面：Eva Donkerblauw

译者：阿朔 | 校对：视野多雾 | 编辑：Orange Soda 

原文：https://www.discovermagazine.com/mind/if-humans-are-social-creatures-why-did-social-anxiety-evolve

为何我们的大脑不擅长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

时至今日，一种来势汹汹的微生物挟持了我们所有人，把勤劳又好动的人类统统塞进屋里。被关在家里（如果有家的话）的我们彼此隔离，却又紧紧相系，共同期盼这贪婪的病原体能减缓传播，别再感染更多人——新冠病毒已经夺走了太多的生命。

漫长的隔离期，我们通过屏幕观察外面的世界。在纽约，病死者的尸体被包起来，堆在一起塞进冷库；军用卡车运走意大利的死者；曲线不断上升，医护人员在哭泣，政客们则强装镇定。我们不禁思绪万千：我要不要多买点罐头？家人们都安好吗？我的嗅觉还正常吗？我们是不是封城封得太晚了？等疫情结束了我还能找到工作吗？疫情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现在可以出门遛狗了吗？

人类天生不擅长应对这种钝刀子割肉式的威胁。比起抽象的威胁来，我们更能应对一次性的袭击。倒不如给我们抢劫犯、龙卷风，或者剑齿虎这样迫使我们战斗或逃命的危险吧，而不是旷日持久的不确定性，眼睁睁看着杀死了数万人的传染病仍在蔓延。

那么，人类的大脑对这一切作何反应呢?

“我们的大脑在尖叫，” 来自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心理学和脑科学教授苏珊·克劳斯·惠特伯恩（Susan Krauss Whitbourne）笑称，“这个术语估计有点太专业了，但此时此刻我们的大脑中的确充满尖叫声。”

惠特伯恩教授解释说，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触发了我们脑中古老的警报系统。警报声震耳欲聋，没人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安静下来。

新冠肺炎暴露出了我们的医疗体制之薄弱、社会安全体系之衰败和经济状况之脆弱；除了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它还揭露了我们在神经生物学方面的缺陷——风险评估方式与“战或逃”（fight-or-flight ）反应方式的短板。这些来自另一个时代的神经缺陷塑造了一切，从疫情爆发时我们如何应对（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如何没能应对），到我们当下正在承受的精神负担。

问题在于我们的神经结构。人脑就像一座三层古建筑，在漫长的岁月里，由演化之力偶然建成。而古老的威胁探测器则位于地下室里。

它在5亿年前的原始浆液中萌发，由鱼类传给我们的爬行动物祖先（这些形似蜥蜴的生物从水里爬出来，开始在岸上生活）。直到今天，我们的爬虫脑*仍然掌控着我们最基本的生命活动：呼吸、睡眠、心跳、吞咽和运动。

*译者注：爬虫脑由脑干、小脑和基底核等结构组成，是三重脑假说中最为原始的脑。三重脑假说由美国神经学家保罗·麦克莱恩（Paul MacLea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将人脑分为爬虫脑、古哺乳动物脑和新哺乳动物脑三个部分。其中，爬虫脑负责调控生物体最基本的生理功能；古哺乳动物脑又称边缘系统，调节与觅食、生殖行为相关的动机和情绪；新哺乳动物脑，即新皮质，控制人类的语言、抽象思维、计划等高级认知功能。）

爬虫脑接收的信息来自古建筑二楼，这层结构从1.5亿年前开始存在于哺乳动物体内，赋予我们的边缘系统以潜在的魔力：存储记忆的海马体，控制情绪反应、血压和激素水平的下丘脑，以及负责处理恐惧的杏仁核——自从我们体内的血液变得温暖，这个形似杏仁的小东西一直对我们的生存极为关键。

当毛茸茸的哺乳动物终于进化成人类，我们大脑皮层的最外层也随之出现。它是人脑的管理层，有着宽广的脑叶和惊人的能力：学习、说话、计划、预测、思考，还有人脑最爱的想象力。

在神经系统的众多演化之中，威胁探测依然是底层结构的职责。一有风吹草动，杏仁核就会启动我们著名的“战斗-逃跑-僵止”反应，催促我们采取行动。杏仁核向下丘脑发出求救信号，后者随之释放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唤醒楼下一层的爬虫脑，使身体加速反应。心跳、呼吸和血流的加速，让我们能在一瞬间躲开迎面驶来的汽车，或者从一条蛇的眼前跳开。研究显示，杏仁核对危险非常敏感，我们甚至都没意识到草丛里有蛇爬来，就会迅速躲开。

问题是，在现代世界，边缘系统和爬虫脑可能会因反应过度而声名狼藉：作为我们潜意识的一部分，它们可能会把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源错当成关乎生死的威胁。遇到截止日期和堵车时，这些脑区激活的反应就和在捕猎猛犸象和野牛时的反应一样，而这会伤害我们的身体。肾上腺素和皮质醇长期保持在高水平，将对心脏、动脉、新陈代谢乃至大脑造成损害。

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原始脑区无法区分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这一缺陷导致了恐慌症和焦虑症的发生，也是新冠病毒让我们如此头痛的原因。

当我们的大脑思考新冠肺炎造成的威胁时，它也在翻来覆去地想象病毒可能带来的一系列毁灭性影响。边缘系统戳了戳地下室里的爬虫脑（它在刺激机体采取行动上从不三思后行），这让后者激动得好似从灌木丛里一跃而起的微生物。

惠特伯恩说：“威胁激活了你的杏仁核，以及‘战或逃’症状。在一定程度上，你依从着脑干和那以下的控制做出反应。不过，更高级的大脑结构也加入了战局，试图调控恐惧感并形成应对策略。”

惠特伯恩还提到，在这种情况下，疫情反映出一种独特的威胁：大脑不得不对一种未知的危险做出反应，而与此同时，这一努力控制未知危险的过程本身也会对大脑造成极大的影响。

她指出：“你身处的世界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通常，我们有机会去适应大事件的发生。哪怕回到‘9·11’发生的时候，人们也有一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的时间去消化它，然后发现一切都变了。但这类事件并没有对你的身体造成全方位的、翻天覆地的影响。”

“这是个前无古人的局面。它不像战争，你并不像二战中遭受轰炸的人们那样，处在炮火纷飞的战场。战争的受害者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尽管这很恐怖，但他们至少能亲眼看到一切的发生。”

人类对无形的事物的记录总是断断续续的，比如圣诞老人、上帝或是气候变化。据估计，人脑20%到30%的区域都用来处理视觉信息。研究也表明，我们容易忘记不是亲眼看到的东西。

这还不是新冠疫情故事的全部。在神经科学领域，人们普遍认为确定的威胁会诱发恐惧，而未知的威胁则会引发焦虑，这是大脑的第二级防御系统。例如，在2016年伦敦大学学院开展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电子游戏中敌人的可见度越高，玩家的运动反应速度越快，这一结论与恐惧诱发的“战或逃”反应一致。而当敌人躲起来的时候，玩家的杏仁核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评估威胁，这使得他们的反应时间变慢。

惠特伯恩怀疑，新冠肺炎这种不可见的特性，引发了大脑在恐惧、焦虑和平静之间来回波动的反应。

我们知道目前没有能治愈这种病的药物，也没有可用的疫苗，这足以激发我们的逃跑反应。但是，新冠疫情当前，我们又能逃到哪里去？封城已经把我们关在了自己家里（或者任何我们能够找到的庇护所里），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思考自己的感受。

惠特伯恩说：“当我们有时间思考，大脑的高级结构之间就会有更多交互，理性和令人揪心的恐惧相互撕扯。当然，这个过程也存在波动，因为你可能一会儿感到平静，一会儿又碰上了让你害怕的东西。”

关于抗疫期间人们被要求作出微小牺牲的搞笑表情包已经在网上传开了。其中一条写道：“同样是响应号召，你爷爷奶奶上的是战场，你上的是自家沙发。”

但是，对一些人来说，待着不动本身就是一场战斗。毕竟，恐惧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它曾让穴居人不断寻找最完美的巢穴，也让害怕挂科的学生通宵苦读，对新冠病毒的恐惧则促使焦虑的人们多掏50美元买洗手液。同时，爬虫脑的恐惧反应带来的生理作用提升了我们的能量水平，使得我们行动起来。这就是“战或逃”的本质。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流行病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Pandemics）一书的作者史蒂芬·泰勒（Steven Taylor）说，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我们的大脑希望采取行动。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我们发现它十分危险，影响范围也极广，几乎覆盖了整个世界。之后，我们按照指令采取了重大措施，那就是洗手。

泰勒还提到，对一些人来说，这似乎还不够：“人们希望感觉自己在真真切切地做些什么，而不是坐在家里无所事事。”

纵然是泰勒教授，也难以消化其中的超现实性。“昨天我突然意识到，在一场疫情中，写写关于它的文章是一回事（我也确实这么做了），而真正经历这一切又是另一回事。往窗外看去，街上空空荡荡，这让人感觉有点迷茫。”

泰勒是治疗焦虑症的专家，他从2018年开始写书。读过病毒学家关于下一次大瘟疫即将来临的警告之后，他试图探究心理因素在这类危机中扮演着什么角色，这促使他深入了解历史上发生过的瘟疫。随后他发现，人们的恐惧和看法能影响疫情的蔓延：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对“待在家里”这一要求的服从程度，将决定病毒的传播范围和死亡人数。

泰勒从写这本书起，就坚信它会在未来某天发挥重大作用。据他回忆，他的编辑却不这么想：“他对我说，‘是的，这本书很有意义，但没人会读它。’”就像J·K·罗琳（J. K. Rowling）曾因为她的小巫师系列丛书收到过退稿信，当时的裁决现在看来有些匪夷所思。泰勒随后找了另一家出版社，在2019年底出版了自己的书——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新冠病毒在武汉悄然登场。包括人们的大规模恐慌、卫生习惯和情绪反应在内，他几乎所有见解都变成了现实。

泰勒说，瘟疫爆发的过程也是悲伤情绪蔓延的过程，“因为，生活中所有重要的社会活动，那些文化中的里程碑，例如婚礼，在疫情中都被取消了。我上周还通过网络电话（Skype）参加了一场葬礼。”

这一切都让人感到自己丧失了对生活的控制，而被恐惧驱动的人们，往往“需要一种获得了控制权的幻觉”。泰勒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会进入恐慌性抢购模式。这不光是为了让自己在面临威胁时能有点事做，也是因为囤货给了我们一种错觉，让人感觉自己可以掌控形势。像恐惧一样，恐慌性抢购也是会传染的。据估计，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至少杀死了5000万人，那时人们疯狂囤积维克斯达姆膏*，认为把薄荷软膏擦在胸口上有用。不过，泰勒没有预料到21世纪的瘟疫流行会带来离奇的囤货行为。他说，温哥华的人们囤积大麻，而在其他地方，人们狂囤卫生纸。“我实在无法向你形容我有多讨厌谈论卫生纸。”

*译者注：维克斯达姆膏（ Vicks VapoRub）又称伤风膏，搽在胸前能使感冒者呼吸通畅。

韦仕敦大学脑与心智研究所的神经学家安德里亚·索杜（Andrea Soddu）说，脆弱和恐惧会促使人们做一些“不那么理智的事情”。索杜研究人类意识，他将其描述为一场辩论，而辩论双方分别是我们的爬虫脑和高度进化的额叶执行系统，尽管我们察觉不到这一点。

索杜说：“当我们感觉特别脆弱的时候，就会开始想太多。”当大脑陷入了恐惧的循环，人们需要有意识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他说道。“你得让大脑分分心，可以做点美食，出门散步，或者做些手工。否则，恐惧就会变成一个你无法逃脱的漩涡。”

索杜认为，这个漩涡也揭示了加拿大和美国人囤枪的动机。某头条新闻报道，威斯康星州的一名男子声称，他买武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防止入侵者来偷东西。卡尔加里一家射击场的老板告诉加拿大电视台，疫情爆发以来，枪支的销售量上升了35%。另一位新泽西的枪支店店主告诉《明星纪事报》（Star-Ledger）：“来买枪的人嘴里念叨着‘我要买枪，我要买枪’……他们快要崩溃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商人则向《夏洛特观察家报》（Charlotte Observer）透露，自家商店有了新的宣传语：“为您家的厕纸保驾护航。”

与新冠疫情中的大多数事情一样，轻微担忧迅速转变成了全面恐慌。曾几何时，它不过是一次感染了几十人的区域性疫情，一种连名字都没有的新型病原体。下一刻，它就蔓延到了全球，学校也纷纷关闭。尽管我们看到了武汉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临时医院，也明知“非典”之后的所有病原体都只是过眼云烟，但新冠肺炎的硬着陆还是让我们倍感意外。

索杜指出，就像悲伤一样，“大脑对坏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否认”。

某些情况下，否认可能是件好事。它是一种保护性的、无意识的机制，大脑利用它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以便慢慢消化令人痛苦或震惊的消息，防止陷入精神上的漩涡。不过，否认当然也有黑暗、有害的一面。它会阻止你采取合适的行动。

索杜来自意大利，他认为，人们拒绝接受新冠已经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这解释了为什么自己的祖国在疫情中遭受了如此严重的破坏。“人们会想，‘噢，这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人们感觉自己是无敌的，感觉这些事情影响不了自己。所以很多人还是和以前一样，否认事实，拒绝正视可能的后果。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都离自己很遥远。”

“人们拒绝遵守规定，尤其是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认为这就是造成疫情蔓延成如今这样的最终原因。”

在公共卫生领域，否认是一种著名流行病，它通常伴随着一种错误的感觉，认为远方的灾难对我们没什么威胁。比如埃博拉病毒，从1976年就出现了，但直到2013至2016年埃博拉出血热在西非爆发，它才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生物伦理学家麦克斯韦·史密斯（Maxwell Smith）说道。“因为那时瘟疫可能会感染加拿大和美国的人们。”

这位来自韦仕敦大学健康研究学院的史密斯教授继续解释道：“然后，突然之间你开始思考这是不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去几十年我们从不考虑这件事，因为它只会影响非洲的贫困国家。一旦它变成了影响自身利益的事情，我们才开始上心——可那时已经火烧眉毛了。”

史密斯也提到，如果你过早地采取遏制措施，疫情又比想象中更轻（就像2009年的H1N1流感），就会引发公众的不信任，人们会指责你反应过度。他称之为“公共卫生悖论”，即一项方案有多么成功，取决于事件中没有发生的部分（而且，要是最坏的结果没有发生，人们还会质疑公共卫生方案的必要性和价值，史密斯补充道）。

针对新冠病毒，我们采取的策略是逐步升级自愿的封锁措施。“当人们习惯了这些措施，你就会说‘我们必须加大管控力度’……你不能因为预料到了这一切，就在1月中旬直接把全国都封锁起来。因为等到2月中旬或3月，病毒传播到这里时，人们可能已经不再信任公共卫生机构了，因为我们早先采取的措施过于夸张。”

史密斯教授提到，当前的疫情为大众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他们认识到管控措施的重要性。因为人们可以真真切切地看到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哪些措施起作用了，哪些没有；以及管控力度不足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对付一个看不见的敌人的情况下，对世界形势的观察成为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视觉动力，说服人们乖乖待在家里隔离。

从强制性隔离到教堂、操场和公园全面关闭，隔离的范围在逐步扩大，社会规范似乎也在飞速发生变化。结果是，新冠疫情时代的生活预示着崭新的道德时代正在到来。在这个时代，随便散个步、在人群里打个喷嚏都会引来怀疑，你走出家门的每一步都被猜疑所笼罩。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配合。最开始的一段日子里，温哥华海滩上的游客、佛罗里达度春假的游人，和出门买菜的“雪鸟”*们是拒绝配合的典型人群。泰勒同时也兼任加拿大政府流行病专家小组的风险与人类行为顾问，他说，当局知道社会管控措施的推行会受阻。随着大规模的社会管控和随之而来的经济下滑，人们普遍认为这场瘟疫的流行会带来痛苦和绝望。

*译者注：在加拿大，“雪鸟”（snowbird）一词特指那些每年冬天前往美国南方避寒过冬，春暖花开之际再飞回来的退休人群。

泰勒说，人们并没有轻视政府要求自我隔离的决策，“人们只好自言自语：‘那要从什么时候开始隔离？’你很清楚，自我隔离对每个人来说都代价高昂，也知道人们遵守不了多久。”

“居家隔离期间，有的人会遭遇婚姻破裂，有的人会得幽居病*，还有的人将丢掉工作，失去房子，面临破产。财务方面的影响会对一些人造成沉重打击，并影响他们的幸福感。”

*译者注：幽居病（cabin fever）指的是长时间呆在封闭空间导致的不安、易怒状态，常见于冬天。它更多地表示一种心理状态，而非器质性病变。

“所以，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比如加拿大或美国，疫情拖得越久，反抗的人就越多。”

韦仕敦大学的神经学家索杜最近听说了一个类比，他认为这能很好地概括，为什么全世界必须团结起来抗击新冠病毒。他说，现在的情况不像小行星冲向地球，当一股巨大的外部力量向我们袭来，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现在是你坐在一辆大车上，所有人脚下都有个刹车踏板，为了不让车撞到墙上，每个人都得踩下刹车。我们要是齐心协力就能做到，但这股合力却姗姗来迟。”

这是为什么呢？

索杜说：“这是因为集体意识的缺乏，我们已经失去这种意识了。”

人类是否天生就懂得在面临威胁时进行社会合作，科学界对此仍无定论。很少有专家会质疑，合作让我们这个物种得以生存：我们举全村之力抚养小孩，众人合力把野牛拖回家。不过，我们是否生来就有形成集体的倾向，回答这个问题可不比在先天和后天之间划清界线更简单。针对婴儿的研究表明，移情的渴望从我们人生的第一年就开始出现。双生子研究指出，基因决定了我们自利或利他的倾向，但随着环境改变，基因也会即兴演奏出不同的旋律。

索杜认为，在当今世界，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独居生活，而这种生活极少认可集体的价值。他说：“我父母和祖父母都经历过战争，那时候每个人都有集体意识，想着‘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吧’。”现在，人们倾向于把社会看作“给人增加负担（比如征税）的东西”，而不再是一个共同实现目标的集体。索杜指出，近40年来不断下跌的选民投票率印证了这种冷漠的与日俱增。虚拟社交网络上日渐薄弱的人际关系，以及我们对他人幸福的普遍漠视，也都佐证了他的观点。

索杜还提到：“新冠疫情之前，如果你某天早上准备起床上班的时候感觉身体很不舒服，一量体温发现自己烧到了37或38度，你会怎么做？你会觉得‘没什么大事，我得去上班了’，然后吃片阿司匹林就出门了。”你没准会传染其他人，甚至可能导致免疫力低下的人患上重病，但这点顾虑不足以改变你的想法，索杜说道。“我们已经丧失了关怀弱势群体的责任感。”

多伦多瑞尔森大学社交媒体实验室主任菲利普·梅（Philip Mai）则持不同意见，他见证了集体意识在网络上蓬勃发展。梅及其团队的项目受到政府资助，正在追踪和处理网上与新冠病毒有关的虚假信息，还负责更新各省的信息。梅说，虽然还处在起步阶段，但社交媒体俨然已经成为了疫情期间的社交中心，无论是加拿大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一样。

梅还提到，人们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些很实用的信息，比如哪些商店的卫生纸卖完了，哪些商店还有。“然后类似的团体一下子涌现出来，（人们纷纷说）‘我买豆子的时候可以顺便帮老人捎点东西，如果你需要帮忙就联系我吧’，像这样非常有用的信息还有很多。”

“社区就是你的邻居们和你每天要接触的那60个人，这样的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独居，所以我们把科技产品作为媒介。我们需要以更宽广的视角看待社区。”梅说道， 梅所在的社区包括他远在越南老家的亲人（他们能从社交媒体上看到他晚饭吃了什么）和他在推特上关注的用户，“感觉网友的真实程度不比我邻居差。”

科技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了人脑，改变了它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认知，这就是另一个未完待续的故事了。梅提到，几周之前，大家还在说看屏幕的时间太长会损伤我们的大脑。时至今日，在疫情的封锁下，“它却被视为了与家人朋友联系的最佳方式，”还有助于保持大脑的愉悦和健康。

社交媒体的一大风险就是信息（也包括虚假信息）的冲击可能会让人变得麻木。梅指出，人们受够了各种相互矛盾的说法，最后决定“我什么也不听了”，这可能导致“信息疫情”*的出现。他把信息流比作飞流直下的瀑布：“你需要做的是把瀑布变成一个可以随时开关的水龙头。”

*译者注：信息疫情（infodemic）指过多的信息反而使人们难以辨别出可信的信息来源和可靠的指导，甚至可能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危害。

尽管有很多例子都说明，当人们对他人伸出援手的时候，人性之善也在网络空间中闪耀，但恶心的事也越来越多：网上出现了一群自封的疫情小警察、扫货的囤积狂（油管上关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对夫妇的视频爆火，内容是他们买了整整两货车的肉），还有以隔离为耻的人（他们在#covidiots标签下直播，反抗保持人际距离的规定）和其他自命不凡者。梅说，也是同一批人在网上说“你上飞机之前就知道有风险了，被困在摩洛哥就是活该”或者“祝你在秘鲁玩得开心——你可得在那边呆上一段日子了，这都是你自己的错”。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看到当时正在经历疫情的武汉得到多少援助，因为有些人觉得，如果你当时不按照原本的方式生活，现在就不会遇到麻烦了，所以你纯粹是活该。”

网上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疫情爆发是人类罪有应得，我们不计后果地剥削这颗星球，终于自食恶果。因此，按照圣经的风格，命运降瘟疫于人间，我们不得不待在家里，把自己的车和飞机都乖乖停好。一个脸书热帖用苏斯博士*的风格写了首诗来描绘这场瘟疫，随着疫情爆发，“地球之肺总算能稍微喘口气了”。

*译者注：苏斯博士（Dr. Seuss）是美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图画家，代表作《戴帽子的猫》，他的生日3月2日被定为全美读书日。

这个帖子很可能也激发了一大批创作者，制造非同寻常的“正面假新闻”。疫情停摆期间，伪造的自然美景照片重新风靡全网，这是除了卫生纸之外另一件让泰勒惊讶的事：“我们本来以为网上的假新闻传播的都是恶意，可是与此同时，这种虚假又正面的内容也在兴起，实在让人着迷。”假照片上，海豚在威尼斯清澈的运河里畅游（其实是在撒丁岛拍的），还有假新闻说中国有几头大象喝多了玉米酒，醉醺醺地睡在风景如画的花园里。泰勒说：“这些假照片之所以风靡一时，是它们描绘的景象让人开心。为了让其他人也快乐起来，看到的人纷纷把照片转发出去。这事是我始料未及的。”

泰勒也认为，当人们逐渐意识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地球造成的破坏，这些假的获奖摄影作品就在人们心中有了独特的吸引力。

这可能是由于疫情迫使全社会开始反思（我们早该这么做了），人类对其他生命形态的漠视，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造成致命的后果。毕竟，要是一个小小的微生物就能颠覆近200个国家的一切事务，威胁数十亿人的性命，那它会不会改变关于自然阶层的观念，让人类意识到自己不再处于顶端？不管我们在这场灾难中表现出什么姿态，人类会一败涂地吗？

几周之内，全世界对新冠病毒的反应比以往任何拯救地球的行动都更团结、积极。然而，同样作为威胁，新冠疫情对大脑的冲击与气候变化的影响十分相似。这两种威胁都是抽象的、全球性的。不过，虽然人们感觉对一种新型病毒作出有效反应已经很难了，但从神经生物学角度来说，要迅速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甚至还要更高。气温和海平面的上升几乎完全看不见摸不着，视觉上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还发生在千里之外（拜拜啦，南极洲），时间上也非常缓慢。气候变化是一种旷日持久的威胁，未来几代人会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它的影响。而对地下室里的爬虫脑来说，还是先应付朝你扑来的剑齿虎更要紧。实际上，很多研究都指出，人脑评估未来威胁的能力十分差劲，主要是人们不觉得未来的自己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否则就会为了退休生活勤锻炼、多存钱）。

几项脑成像研究发现，想到此刻的自己时会激活内侧前额叶皮层，该区域涉及行为与社会认知，起高级管理作用。每当人们想到家人和其他自己关心的人，这一区域就会高度活跃。而想到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人，激活程度就偏低。当被试想象未来的自己的时候，此脑区的激活程度同样较低。

2017年，加州未来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Future）主任简·麦格尼格尔（Jane McGonigal）在《石板》（Slate）杂志上撰文描述了这一现象，称未来的自己“对我们来说就像陌生人一样”。

她补充说：“大脑的这一异常行为，可能让我们难以做出对未来的自己和社会都有利的行动。你的大脑越是把未来的自己当成陌生人来对待，你就越不可能做出亲社会的选择，而这些选择长远来看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益的。”

当疫情过去之后，人类评估风险、应对威胁的方式会有所改变吗？我们适应世界的漫长历史是否能迫使我们意识到，在“后新冠时代”，需要作出改变的正是我们与世界相处的方式？——这是疫情带来的另一大不确定因素。

译者：兜虫；审校：Orange Soda
原文：https://thewalrus.ca/your-brain-on-covid-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