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的研究员正测试经典的“情绪匹配”范式：屏幕上一张张面孔闪现，受试者在怒、悲、喜的固定列表里选词。这位实验员做了一个不寻常的动作——把那些情绪词全部删掉，只让受试者自由写下任何想到的情绪。那次的实验发现，情绪识别率从75%跌到不足50%，而在偏远文化群体中，准确率更是近乎随机。她后来回忆道：“只需要稍微调整实验方法，传统情绪观一向支持的“情绪识别普遍性”现象便显著下降。”

这位实验员名叫丽莎·费尔德曼·巴雷特（Lisa Feldman Barrett），是科学畅销书《情绪：情绪是如何产生的》（2017）的作者。书中，她公然挑战达尔文以来“情绪普世、面孔万能”的正统，提出大脑实时“构建”情绪的理论。也是在那本书里，她提出一个新概念——情绪粒度（Emotion Granularity）。

情绪粒度指个体区分并命名情绪体验的精细程度。高粒度的个体拥有更丰富、准确的情绪词汇与体感映射。有趣的是，情绪粒度被指出和多个“看似无关”的重要功能有着着向关联：决策、注意力和内感受。而科学家们也在一次次实验、复现和质疑中慢慢道出这份结论的原委。

情绪粒度渗透生活

决策

2024年《心理学前沿》的一篇元分析荟萃了43项实验研究，样本量近8600名参与者，发现情绪粒度越高，个体对决策框架的转换越灵活，落入“偏误”的可能性也越低。换句话说，我们更可以跳出我们的“直觉性思维”，深思熟虑后决策。研究者进一步指出，情绪粒度高的个体在投资情境中的损失厌恶，即“同等程度的收获和损失的情况下，对损失有更强烈的“痛觉””更低，在并购模拟情境中的过度自信指数总体下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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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首次考察了行为免疫系统与个体就医行为倾向的关系。3个研究一致显示：行为免疫系统特质性激活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容易对就医持消极态度和延迟就医；情境性激活行为免疫系统会使得个体更不愿意就医和更倾向于延迟就医；且行为免疫系统激活对就医态度和就医延迟倾向的影响以对就医感染风险的感知为中介。这支持了进化失配假说，提示行为免疫系统对现代医学可能缺乏进化的适应性，并为理解现代人类就医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本文为原论文结构性的调整，已获得作者授权。来源：吴奇, 吴浩, 周晴, 等. 行为免疫系统对个体就医行为倾向的影响[J]. 心理学报, 2022, 54(8): 931.

链接：

https://journal.psych.ac.cn/xlxb/article/2022/0439-755X/0439-755X-54-8-931.shtml

生理免疫系统和行为免疫系统

在漫长的演化历程中，各种传染性的病原体（如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对于生物的生存与繁衍一直是个巨大的威胁。为了抵御这样的威胁，有机体演化出了一套生理免疫系统。然而, 如果生理免疫系统只在病原体进入身体后才能起反应的话，这便需要有机体支付巨大的应对成本。那是否可能在病菌进入身体之前，有机体就有效地采取了回避策略呢？

为解决这样的适应性问题，许多动物发展出了复杂的行为防御机制。例如，雌性啮齿类动物会根据气味线索，来检测和定位健康的雄性，并厌恶和回避有感染风险的雄性；此外，许多动物都发展出了对蚊蝇这类可能带有病原体的昆虫的防御和回避行为。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除了具有生理免疫反应之外，也演化出了一套促使个体在病原体进入身体前对病原体进行回避的心理与行为系统，即行为免疫系统。

与生理免疫系统类似，行为免疫系统也包括探测和反应两种机制：前者利用感觉系统（如嗅觉、视觉）来检测可能存在的疾病威胁线索，后者则在发现相关疾病线索后被触发。这一过程不仅包括在识别到疾病线索（如恶臭物质等）时激发厌恶的情绪，还包括对这一疾病线索进行认知加工，并触发回避反应，以最小化感染风险。

厌恶反应的个体差异

在行为免疫系统探测和应对疾病威胁的过程中，厌恶（disgust）情绪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即行为免疫系统主要利用厌恶情绪来对抗外界环境中可能存在的疾病威胁。在形成个体厌恶敏感性差异的过程中，除了遗传变异的因素外，生长环境的差异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病原体密集环境中长大的个体，更可能伴随着对病菌的长期担忧，也更容易产生厌恶感。例如，生活在传染病高发地区的个体厌恶敏感性更高，更不信任外群体成员；厌恶敏感性较高的个体会更不愿意购买和使用他人用过的二手物品。

行为免疫系统的情景性激活

研究显示，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也会在短时间内因环境线索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意味着，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也能即时地发生情境性的改变，从而对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产生影响。例如，当个体处于具有疾病威胁线索的环境中时（接受疾病威胁启动后），个体对目标刺激间差异的感知敏感性会提高，对潜在约会对象的兴趣会降低。

*注

Nussinson, Ravit, Sari Mentser, and Nurit Rosenberg. “Sensitivity to deviance and to dissimilarity: basic cognitive processes under activation of the behavioral immune system.”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16.4 (2018): 1474704918813433.

Sawada, Natsumi, Emilie Auger, and John E. Lydon. “Activation of the behavioral immune system: Putting the brakes on affili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4.2 (2018): 224-237.

本篇论文则对疾病如何启动个体就医态度进行了研究中，研究者将被试随机分为两组。其中一组为疾病启动组，被试被要求观看一段与激活个体病原体厌恶情绪的刺激物相关的简短视频，内容为肮脏的下水道里，充斥着各种腐烂的食物、动物尸体、垃圾以及蛆虫的片段。另一组为疾病控制组，他们则观看一段与激活个体恐惧情绪的刺激物相关的简短视频，内容截取自电影《大白鲨》，为潜水员在水下被大白鲨攻击的片段视频。两组被试都需要填写就医态度问卷。结果显示，疾病启动条件组的就医态度得分显著低于疾病控制条件组。这说明在接受疾病启动后，被试的就医态度变得更加消极。

这一结果提示，虽然行为免疫系统和现代医学都旨在帮助个体解决疾病感染的适应性问题，但其方式并不兼容，甚至现代医学的一些治疗方式和就医环境（如拥挤的、与其他病患缺乏社交距离的就医环境，导致个体可能接触到他人排泄物和体液的诊疗室等），都有可能被从远古时期演化而来的行为免疫系统识别为疾病威胁线索，从而激发个体的厌恶情绪，而使其对就医持消极态度。这一定程度上为现代疾病预防工作提供新的思路，例如在个体前往医院就医之前，或许可以通过清洁行为来缓和其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状态，从而使其产生更加积极的就医态度和更少的延迟就医倾向。

过度敏感的行为免疫系统

行为免疫系统的检测和反应机制，虽然能够避免个体受到疾病感染，但也会为个体带来社会生活中的额外代价。这是因为行为免疫系统在探测疾病线索方面并不是完全精确的，具有烟雾探测（smoke detector）的特点，即行为免疫系统检测疾病线索的机制就像烟雾探测器一样，具有过度敏感和过度概括的特点：由于仅通过直接感官识别疾病线索和实际病原体之间并不完全对应，且不能识别真正病原体的代价，要远高于将非威胁性线索误判为危险的损失，因此行为免疫系统更倾向于将健康的个体识别为病原体携带者。

例如，人们对肥胖者、残疾人、老人以及外群体成员等所持有的歧视性态度，与个体对疾病威胁的回避反应有关。然而，这些群体却并不是真正的病原体携带者。这意味着，无论疾病威胁真实存在与否，个体都更倾向于启动自身的行为免疫系统，并触发保护行为，从而降低感染的风险。

在高几率感染疾病、医术不甚发达的远古时期，行为免疫系统激活所带来的行为改变，无疑是降低感染风险的有效手段。然而，现代人类社会相比于远古的人类社会，在医疗方法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依赖与疾病感染有关的启发性线索，就能直接观测到病原体了。

一些研究者也提出，由于现代人类社会与人类远古演化环境具有巨大的差异，很多用以适应人类远古演化环境的心理机制，在现代社会可能都是不适应的*。相较于远古时代，当代环境下由疾病构成的真实风险明显降低，即便发生感染也存在着一定的治疗方法。但个体容易受到疾病感染的主观感觉，仍然很容易被激发，从而可能会促使个体产生次优的行为策略。例如，过去旨在通过减少人际接触以避免疾病感染的社交策略，在现代社会反而会产生更多的健康问题：那些与社会缺乏互动的人会经历更多的压力， 而这种压力会造成心血管系统的损害。

*注

Ackerman, Joshua M., Joshua M. Tybur, and Aaron D. Blackwell. “What role does pathogen-avoidance psychology play in pandemic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5.3 (2021): 177-186.

Li, Norman P., Mark van Vugt, and Stephen M. Colarelli. “The evolutionary mismatch hypothesis: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1 (2018): 38-44.

这提示，在现代复杂的医疗环境下，行为免疫系统可能是演化失配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会对现代人类用以对抗疾病感染的疾病控制行为，例如就医行为（medicalseeking behavior），产生消极影响。这是因为，在现代医学环境下，服药、注射甚至手术等治疗手段，虽然会使个体自身的疾病状况得到缓解，但同时也意味着外源性的异物会进入人体内部，并且在就医过程中个体也可能会接触到他人的排泄物和体液（如粪便、尿液、血液等）以及其他病原体载体（如受污染的空气、物品等），从而导致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使个体在就医过程中更加谨慎小心，进而对就医行为产生消极影响，使个体更不容易选择就医。

换言之，由于现代社会的疾病防治方式与远古时期相比已截然不同，而现代一些医疗手段以及就医环境中潜在的风险线索，可能会被从远古演化而来的行为免疫系统，识别为疾病感染线索。因此，在现代社会中，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会影响个体的就医行为倾向，使个体产生对就医的负性态度，更倾向于不就医或延迟就医。

作者：吴奇、吴浩、周晴、陈东方、鲁帅、李林芮

整理：李泽伟 l 排版：光影 l 封面：Roma Gavrilă

心理学界的对策是重新审视其专业的激励机制，对不谨慎的研究加以惩罚。同时，心理学界也调查并修改了研究实践和政策：如我们用来从数据中得出结论的形式化框架，渗透到研究中的可疑实践方法，以及由具有误导性的出版模式导致的，严重的文件抽屉问题*。

*译者注

文件抽屉问题（file-drawer problem），反映的是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即发表研究过于强调阳性结果（如心理学中p<0.05），大量阴性结果或小样本研究难以发表，这些不显著的研究结果仿佛抽屉中的文件，不见天日。

目前，为了纠正这些问题，一些改革正在进行。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提倡使用其它统计方法。比如，本杰明（Benjamin）等人提倡从数据中得出更加保守的结论；西蒙斯（Simmons）等人推荐剔除存疑的研究实践；诺赛克（Nosek）等人建议投身开放科学（Open Science）。

期刊编辑们也不甘落后，他们对编辑政策和过程进行了改进。例如，《加拿大实验心理学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引入了开放科学徽章（Open Science Badges）以激励作者对数据和方法提供完整的报告，将注册研究设立为一种投稿类别，还将论文初稿的提交与PsyArXiv（心理学论文预印本和开放科学实践的学科库）整合。

在我们看来，心理学对可重复性危机已经采取了一种严肃的立场，承认问题、承担责任，并制定补救改进措施。基于心理学作出的回应，我们乐观地认为，心理学最终会变得更加强大可靠。然而，我们对心理学是否能通过对研究实践的改进，避免可重复性危机，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理论危机

纽厄尔（Newell）在1973年发表了评论“你不可能赢大自然20次”*。他指出：“心理学，就其当前的运作风格来说，是研究现象的学科。”研究者经常把他们的研究问题框定在巨大的二元对立之中，这很难通过一份实验报告解决。他接着说，通过行为分类、以及用不精确且过于简化的错误二分法来构建研究问题，如果继续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科学研究，将会使得心理学在30年的时间里（即2003年）变得杂乱无序、笨拙不堪。

*译者注

20问游戏是一个问答游戏，至少有两个玩家才能开始玩。其中，一个玩家需要想着一个东西，比如一种食物、一个动物或者一个人，但不能告诉任何人它是什么。其他玩家可以对该玩家进行提问，以猜出这个秘密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比如“这个东西能吃吗？”，“这个东西是猫咪吗？”，但保守秘密的玩家只能回答“是”或者“否”。如果最终没有人猜出这是什么，则胜利属于保守秘密的玩家。（ps 在动画《辉夜大小姐想让我告白~天才们的恋爱头脑战~》第一季第三集中辉夜和会长玩的问答游戏就是20问游戏）在本文的语境下，大自然就是保守秘密的玩家，而科学家们则是需要通过不断拷问大自然以猜出秘密的玩家。

为了代替上述策略，他建议心理学重新专注于发展一种强大的、精确的学科理论共识，将实证记录与一系列逻辑连贯的心理学原则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这样的转变将使得心理学的成果从一堆关系松散的行为事实转变为一种富有成效且可被验证的行为解释。尽管纽厄尔的警告被人熟知，但心理学迟迟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纽厄尔还在世，能够对可重复性危机评论一二，他可能会说出诸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这样的话。

纽厄尔的论文在可重复性危机爆发之际被再度提起。例如，奥伯劳（Oberauer）和莱万多斯基（Lewandowsky）认为，尽管对可重复性危机的讨论和解决都集中在不断变化的研究实践上，但问题的根源在于：对修辞理论的接受，以及心理学对理论与实验之间薄弱且间接的逻辑联系存在令人不安的容忍，他们将这个问题称为理论危机。基于他们的评判，他们建议心理学重新投身于开发和应用严格的形式理论，促进理论与实验之间形成强大且直接的逻辑联系。

在很多方面，奥伯劳和莱万多斯基的提议与当前改革研究实践的努力是相互呼应的。然而，他们的提议将倡议的范围扩大到对理论和数据的改革。作为期刊编辑，我们同意他们的观点。为了避免提前透露本文的结论，在此我们没有提供神奇高明的方法或非常不同的视角，我们的想法与其他人在相关议题上的说法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的贡献在于揭示当前的危机，为下一步的建议提供支持，特别是从编辑和审稿人的角度。

两大传统

我们接收到的大多数论文投稿都扎根于修辞理论，奥伯劳和莱万多斯基称之为发现导向的研究。在这种框架中，研究者会先展现一则语言表述的前提，然后用一项叙事性的实验论证该前提的可行性。举个例子，一位研究者可能会提出，提出一个概念（如怀疑）将影响人们的行为。基于这一前提，他们可能会提出，在房间加点鱼腥味会使人们表现出怀疑——因为“有什么东西闻起来像鱼一样/令人怀疑”（something smells fishy）*(Lee & Schwarz, 2012)。如果人们表现得和预期一样，实验数据便会被解读为支持前提的证据。然而，如果前提并不是实验结果的真实原因，那么实验结果也不能得出相应结论。此外，实验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自由的发明，也因此可以被设计成由研究人员操纵结果的项目。所以，尽管修辞研究对于实验发现很重要，使用创造性的、开放性的叙事实验会导致虚假的肯定结论（false positive）(Oberauer & Lewandowsky, 2019)。

*译者注

fishy在英语中又有“可疑”的意思，“something smell fishy”常用来表达一种社会性的怀疑。该实验通过对比鱼油、臭屁和水的气味，来研究隐喻的具身影响。

我们收到的一小部分论文投稿扎根于形式理论，奥伯劳和莱万多斯基称之为理论驱动的研究。在这种框架下，一位研究者会先呈现一项形式理论，之后对由该理论计算出的具体预测进行检验。事实上，正如亚尔科尼（Yarkoni）和韦斯特福尔（Westfall）曾指出的，预测能够与解释进行区分，具有一些统计学和实用主义的优势。如以记忆的SIMPLE模型为例，如果某人假定，在多维度心理空间中，情景记忆所处的维度反映的是与提取点之间的时间距离，某客体的可提取程度和它与记忆中其他所有客体混淆程度的总和成反比，并且，客体在时间维度上的混淆程度可根据回忆时客体的时间距离比值得出，那么，人们的回忆应该遵循特定的预测模式。如果人们的行为与预测一致（通过数据拟合来衡量），数据会被解读为支持理论，更关键的是，如果人们的行为与预测相反，那么数据会被解读为反对理论的证据。基于这种想法的实验通常没有什么创造性，想一想也不会令人激动。但是，它们与理论之间具有强大且直接的联系，直接说明了理论的有效性和精确性，且这些实验能被重复。

寻找出路

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猜测，我们会认为心理学应该放弃修辞式的、发现驱动的研究，转向形式化的、理论驱动的研究，从而将心理学遭受可重复性危机的风险降至最低。然而，前述的两类框架对于一门重要且严谨的行为科学来说都很重要，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如何将修辞研究从学科方法中剔除，而在于如何以一种减轻可重复性危机，但又能保持实验发现与科学严谨之间的平衡的方式，平衡对于修辞式和形式化研究的投入。

理论驱动的研究

如果心理学是一门理论驱动的科学，可重复性危机可能更像是对可重复性的忧虑。在那个世界中，理论会被形式化地规定，审稿人可以客观地评估理论，实验将对理论的必要预测进行检验，理论评估将通过比较对实验数据的定量拟合的方式进行，实验记录将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条理清晰的网络。在这样一种定义良好、透明精确的世界中，很难想象我们会遭遇可重复性危机。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抛弃带有风险的发现导向方法，转而投身于形式化的研究项目呢？

理论驱动的研究在设计上是保守的，因此缺乏惊艳亮眼的成果。在一些例子中，定义良好的理论促使令人惊讶的观点与实验发现出现。例如，雷斯科拉（Rescorla）和瓦格纳（Wagner）发明了联结学习（associative learning）模型，用于解释阻碍现象（blocking）*中的线索竞争（cue-competition），但该模型之后推动了新的实验现象出现(Miller, Barnet, & Grahame, 1995)。然而，理论驱动研究对于精确度和一致性的关注，而非对发明和发现的关注，会限制实验的广度，因而限制实验发现。尽管如此，心理科学采纳理论驱动的研究方法依旧具有意义重大的好处。

*译者注

在建立经典条件反射联结的过程中，第一个条件刺激与非条件刺激的联结会阻碍第二个条件刺激建立联结。例如，在第一阶段的训练中，先让小鼠训练习得了声音（条件刺激1）与电击（非条件刺激）之间的联结。在第二阶段的训练中，每次声音出现时还会出现闪光（条件刺激2）。在测试阶段，声音单独出现小鼠依然会表现出恐惧反应，但闪光出现则不会引发恐惧反应，这说明，声音阻碍了闪光与电击建立联结。这一现象可以使用R-W模型解释，第一阶段的学习已经使得条件刺激1的联结强度达到最大值，第二阶段继续学习也无法继续增大联结强度。

累计式的实验记录

心理学应该致力于发展和检验基于共识的形式化理论。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理论共识找出成熟的科学分支。这些理论记录了集体智慧，通常以一个方程式系统组织了一种累积的、交互的实验记录。例如，物理学拥有明确的主导理论，用于组织实验工作，推导和检验越来越具体和精确的预测。因为实验者从共同的理论出发，来自不同实验室的实验数据汇聚在一个有共识的、交互的、累积的实验记录中，支持了科学进步，这也是心理学应该追求的。与之相反，心理学子弹发射式的行为调查方法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但却混乱的实验记录，一个实验室产出的数据极少与其他实验室交叉，或推动其他实验室的结果出现。

在本期特刊的背景下，与我们的论文相关的内容是，心理学松散的、理论混乱的结构使得审稿人和编辑难以判断实验报告的结论。相反，编辑和审稿人只能通过方法和统计是否足够严密来评估每一份实验报告。这一情形有着严重和奇怪的后果。举个例子，我们一直在发布“科学证据”，表明人类具有潜在的超能力（比如预知能力；Bem, 2011）。如果心理学想要避免可重复性危机，那么，关键在于，我们要致力于要求清晰且形式化的科学理论，不仅要设想可能性，还要坚持一种标准，即对行为的产生机制提供形式化的、精确的解释。

主动改正

理论共识是可重复性危机的一种天然预防剂。一个从重要的理论共识出发的集体研究项目也会形成一种快速的核查反馈系统，能对识别和纠正错误的发现进行平衡。当一项实验结果与集体智慧出现差异时，相应的集体努力就会启动，证实或纠正这些谜团（实验室的研究者参与到其它实验室的工作中）。一旦集体能对新的事实进行确认，它就会成为集体智慧的一部分，理论共识就会被修正或抛弃。然而，如果新的事实被否定，它将从集体智慧中被移除，研究工作将会继续。

相反，当新的事实与集体智慧矛盾时，心理学理论混乱的状态使得审稿人和编辑难以察觉。因此，在审稿时难以发现误报，一旦被发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虚假结论依然难以被察觉。所以，尽管对研究实践的改革正在帮助心理学解决可重复性危机，如果我们不致力于强理论，重复性危机将依然存在。

总的来说，无论我们的数据和研究实践可以做到多么透明，直到心理学发展出正式的理论共识并形成集体智慧之前，我们的重复性危机将一直存在（Szollosi et al., 2020）。我们认为，心理学应该致力于发展合作的、理论驱动的研究，提倡合作的、累积的研究记录，自然地建立一个核查平衡机制，对新发现进行评估和验证。理论整合是很重要的，正如沃特金斯（Watkins）在1984年首次提到的，心理学家倾向于反感使用他人的理论，将其比作“其他人的牙刷——那个人自己用是可以的…”但不适合“…除此之外的我们其他人”。类似地，2008年，米歇尔（Mischel，2008）也写到了关于终身教职和职业生涯制度的激励机制，这些机制鼓励研究人员彰显自己，但这个规定可能与发展一门保守和累积的科学背道而驰。克服牙刷问题、完成学科整合，可能会包括研究训练中重视建立理论、理论领域进行合作而非区分、跨越子学科的交流（比如 Gigerenzer, 2010）、职业生涯激励的转变，以及编辑和审稿人对发展、检验正式理论共识的鼓励。

发现导向的研究

实验发现对于健康的、有活力的科学而言很重要。然而，发现伴随着风险，因为本质上讲，发现会挑战内省，反对已有知识，有可能产生害处。例如，艾森克（Eysenck）曾声称改变人格可以预防癌症，这是站不住脚的，如今臭名昭著（见Eysenck, 1991; Grossarth-Maticek & Eysenck, 1991; Pelosi, 2019）。

对研究和发表实践的持续改革已经有助于审稿人和编辑更好地察觉并纠正发现导向的研究中的误报。然而，决定一项研究发现是否只是一场错觉的困难始终存在，尤其是在缺乏强有力的理论对实验数据的可行性进行评估的情况下：即使这些观察数据令人激动，但同时难以理解。所以，我们作为编辑和审稿人如何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呢？

汇聚性证据

对于修辞式的结论，编辑和审稿人应该要求趋于一致的证据。前文中提到，李和施瓦茨（Lee & Schwarz, 2012）推测，启动（prime）一个概念将影响人的行为。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们报告了研究证据，在测试房间内引入一股“鱼腥（fishy）”味能够引起人们的怀疑。然而，他们的修辞性假设并不能得出他们这一叙事性实验的结论。因此，他们的证据可以体现可行性，但不能证实假设(这与沃森通过2-4-6找规律任务之中的确认偏误揭示了同样的道理）。不过，这一假设也是重要的，值得探究。 所以，研究者应该如何检验一项无法经反事实检验的修辞假设呢？

如果研究者报道了一系列的叙事性实验，这些实验都是在相同的前提假设下提出的，但在步骤和情景上有所不同，作为编辑，我们会更容易相信这样的实验。实验证据的规模越大，就越难怀疑任何具体证据反映的只是方法论的特殊性，而不是确定性的现象。理想情况下，每一项新的检验应该对原始假设的变式进行检验，以排除其他可能解释。如果总的结论是通过加权不同变式与其错误率（如a= 0.05，除以不同方法检验的次数，详见Benjamin et al., 2018）得出的，那我们会更加欢迎。

总的来说，修辞式的假设难以直接检验，但也不应该劝阻研究者开展研究，相反，在缺少直接检验的情况下，审稿人和编辑应该通过一系列的间接检验来确保假设的可靠性，即要求研究者给出强有力的、谨慎检验过且趋于一致的实验证据。

对溯因结论进行演绎证明

对于溯因结论（abductive conclusions），编辑和审稿人应该要求演绎证明（deductive confirmation）。修辞研究中的结论通常依靠于溯因推理，该过程通过对已有的观察数据寻找一种连贯合理的解释，从而将数据延伸至理论。尽管溯因推理（从结果出发，推测出事件发生的原因，详见Kerr，1998对于HARKing*的讨论）在科学中作用重大（见Tukey 1977年对探索性数据分析的讨论），如果抛开演绎推理（从清晰且能证实的假设导向精确的结论，详见Tukey，1980对于探索性和验证性数据分析合作的讨论**）而独立使用，则会伴随着风险。

*译者注

*HARKing，Hypothesizing After the Results are Known，在已知结果后提出假设，并将之展现为仿佛是先提出了假设再得到了结果。八九十年代出现了提倡事后假设的风潮，如Bem（1987）：There are two possible articles you can write: (1) the article you planned to write when you designed your study or (2) the article that makes the most sense now that you have seen the results. They are rarely the same, and the correct answer is (2) … the best journal articles are informed by the actual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the opening sentence. 此处Kerr所说的HARKing指的是为了让结果看上去最为合理的论文写作方式，详见Kerr, N. L. (1998). HARKing: Hypothesizing After the Results are Know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3), 196–217.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57pspr0203_4对于HARKing的具体探讨。

**对于探索性和验证性数据分析，Tukey的观点是两种分析方式都是需要教授给学生的，对于科学问题我们应该站在更广阔的视角去思考，而不是局限于从问题到答案的狭窄范式之中。假如要进行验证性数据分析，我们需要的是小心与谨慎，采取随机化实验，避免多样性。而探索性数据分析应被视为一种态度、一种有用的技术，且应该先于验证性数据分析被教授。

作为编辑，我们已经观察到溯因推理和演绎推理的混淆，这令人担忧。当我们要求作者重新开展实验，将他们的溯因推理（即由数据得出理论）转变为演绎推理（即由理论得出数据），我们遭遇了阻碍，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数据支持溯因推理得到的理论，那么相应的演绎理论也会预测数据出现。”

正如逻辑学家所了解的，溯因推理和演绎推理是不同的，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就上面提到的问题来说，基于数据D得出理论T的概率p(T|D)不一定和基于理论T得到数据D的概率p(D|T)相等。因此，如果没有被要求的话，应当鼓励将溯因推理转变为演绎推理，哪怕只是通过直接的重复实验。

总的来说，研究实践的改变使得审稿人和编辑们更加轻松了，能够更好地察觉到发现导向的研究中的误报。不过，即使是那些从修辞理论得出实验发现的研究者们也能帮助审稿人做得更好。在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要求特定实验检验（不仅是检验可行性）的理论的情况下，作者可以从一系列的实验中提出汇聚性的证据，可能没有一项实验是修辞假设直接得出的，但所有的汇聚性结果都是由相同的修辞假设驱动的。其次，审稿人和编辑应该鼓励作者，通过将事后溯因推理转变为先验演绎推理，来进行追踪研究。

发表问题

我们已经论证了，采用集体性理论驱动的研究方法、精进对由发现驱动的研究的评估，能够帮助编辑和审稿人在应对可重复性危机方面做得更好。然而，编辑们正承受着额外的压力：它们虽然与科学无关，却也会加剧可重复性危机。

正如纽厄尔的七十年代那样，编辑们会因为出版了那些能吸引下载、引用和录用的发现而受到嘉奖，也会因为出版了那些虽然可靠，却未能满足读者想象的科学研究而受到惩罚。与纽厄尔的年代不同，这些奖惩机制现在已经受到了监控，并作为影响因子和替代指标*被发布。如果一名编辑不关心这些数字指标（如设计编辑政策来增大数字），他们收到的投稿会变少，这些投稿的影响也就更少。尽管我们还没有计算过，期刊版面上枯燥但可靠vs振奋人心但有风险的研究报告倾斜的比例如何，但编辑们知道，把期刊版面留给令人兴奋的发现，而非可靠的、渐进的科学，会是一笔“好生意”。

*译者注

替代指标，即通过社交媒体的注意评估科学价值。

幸运的是，可重复性危机已经对激励系统进行了重组，《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的历史为这些变化提供了一则案例。

《心理科学》是心理学学科最富盛名的期刊之一。早期，它的声誉是基于发布令人兴奋的发现，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并获得了相应的下载、引用和出版。然而，关于重复性危机的重要声明破坏了这场盛宴(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 2015)。

作为回应，该期刊的编辑们在期刊编辑政策上发起了庄严而勇敢的巨变。2014年，艾希（Eich）要求作者们报告充足的统计效力（statistical power）和效应量（effective size）以取代p值，并补充元分析（meta-anlysis）。艾希也引入了开放科学徽章以激励和奖励那些报告了完整详细的实验、数据和分析内容的作者。琳赛（Lindsay）在艾希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引入了预注册的直接重复（Preregistered Direct Replications），并鼓励在实验相关时进行预注册。这种努力（以及琳赛为推广更有力的出版模式进行的巡回演讲）是良好编辑管理的典范，也因此，《心理科学》重获威望。

就我们估计，琳赛是做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然而，是可重复性危机带来的问题为改进的发表模式提供了施展空间。编辑们曾因刊发了有风险的发现而被奖励、因刊发可靠的发现而被惩罚，可重复性危机重新激励了编辑们，奖励刊发可靠的、渐进式的科学，更重要的是，惩罚刊发有风险的发现。

由《心理科学》发起的积极改变如今越来越多地反映在整个出版领域（比如Jamieson et al., 2019; Pexman, 2017）。但是，影响因子和替代指标依然影响并扭曲着幕后的发表模式，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然而，进行改变将继续付出代价。在最后一篇社论中，琳赛（2019）承认，给期刊引入更加严谨的发表实践和政策与《心理科学》投稿的减少是相关的。这一形势表明，为了改进我们的发表模式可能需要后续的努力，以重新规划那些构成科学发表实践的、被扭曲的职业及专业激励系统。所以，作为审稿人、编辑和专业管理人员，我们该如何阻止这些影响发生呢？

克制你的热情。一般来说，相较于报告了保守的、无创意的理论检验的投稿，审稿人对于报告了新颖的、令人兴奋的发现的投稿更加热情。这种不平衡影响了编辑的决策，最终，将实验发现置身于重复性问题中。审稿人和编辑应该多加注意，平衡自己的热情。令人激动的发现和以及实验上没有创新但是对理论的有价值的检验都应被重视，不应厚此薄彼。

用善意杀死自己。审稿人对收到追加实验的要求时的失望之情特别感同身受。并且，基于过去的经验，我们推测，同情会让审稿人在修改稿中提出建议，而不是要求增加实验来验证结论。在《加拿大实验心理学杂志》上，尽管我们鼓励抱着善意批评，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是确保结论是合理的，发布的实验是可以重复的。通过清楚直接地说明，为了解决不确定性和担忧需要添加的任何额外实验，审稿人能够帮助编辑解决可重复性危机。他们也能通过更自由地提出有助于澄清结论的额外实验，在那些结论成为长期公开的实验论文的一部分之前，让编辑负责决定审稿人建议的实验是否有必要。

单一的实验报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次，因此，单一的实验报告会让编辑紧张。尽管如此，在我们的期刊上单一的实验报告还是太常见了。通过明确地说明在无额外实验的情况下单一的实验是否能够得出特定结论，审稿人可以帮助编辑应对单一的实验论文的相关风险。在数据只是展示假设成立、但不能推出假设成立时，审稿人的这份帮助对于编辑尤为珍贵。

专业激励。科学是一种崇高的追求，通过合乎逻辑的审视和追问，进入真理的深处。每位科学家都将自己的生命奉献于此。然而，出版还是出局，这一现实带来了压力，会刺激科学家发表能快速获得工作、职位、晋升和基金的结果（见 Pennycook & Thompson, 2018)）。自然而然地，速度与准确性的权衡会滋长误报和其它类型错误的出现。

尽管我们不清楚审稿人和编辑如何才能改变出版还是出局的文化，从而减轻可重复性危机的一些压力，但学术激励系统需要被重新考虑与设计，在数据和结论形成实验论文之前，给予研究者必要的时间来确保他们的数据和结论经得起审查和重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塑造当前的激励系统的力量必须重新平衡对准确性和速度的偏好，以此鼓励严谨性和客观性，而非产出和指标，这非常重要。正如可重复性危机所表明的那样，更多的数据不一定是更好的数据。

虽然重新设计激励系统的责任落在了专业机构和组织身上，牺牲了一定的专业和科学激励。但编辑可以通过以奖励实验发现的相同方式奖励理论发展，也能为重新设计激励系统贡献力量。

总论

可重复性危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时刻。最初的反应是徒劳的：恼怒、否认、失望以及大量的转向、指责和寻找替罪羊。然而，随着形势的转变，我们转向了一条有效的路径，确定并寻找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早期的应对专注于研究实践的改变，以及发表模式背后激励系统的重新平衡；近期，我们开始重新考虑理论的特性，理论在催生可重复性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寻找解决方法的过程中如何改进理论。通过讨论如何将这些忧虑与审稿过程相结合，我们将它们放进了具体的情境中。

立足于已有的，与正在实施的努力之上，我们是乐观的：这些努力会让心理学变得更强大。我们的一部分乐观来源于历史。在60年代，心理学解决了实验者效应*的尴尬(Rosenthal, 1966)，在70年代，我们面对了抽屉效应(Rosenthal, 1973)，在80和90年代，我们重启了对用于科学决策的统计框架的质疑(Cohen, 1994; Nickerson, 2000)。长远来看，重复性危机是我们不断进行自我评估和改进的历史中崭新但始终如一的部分。也许我们太乐观了，但我们认为最近的困境最终能带来良好的结果。

*译者注

实验者效应，又称罗森塔尔效应、实验者期待效应，在以人为受试者的实验中，实验者的行为、表情等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影响实验的结果，他们预期实验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实验最后就表现出什么样的结果，可通过如双盲实验的方式加以规避。

然而，我们也同意奥伯劳和莱万多斯基的论断。改革研究实践是不够的，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理论危机。为了超越前文提到的“牙刷问题”，进而在探究与提炼主流理论共识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开始追寻合作的、交互式的科学，心理学需要暂停一下，来思考应该尝试发展怎样的理论，然后从共识的框架再次出发。这将涉及到跨越整个学科的合作承诺。我们的讨论将从如何开展实验、分析数据，拓展到如何表达理论，以及建立协作的、成熟的、累积的实验记录，使得不同的实验室能够通力合作，而不是单打独斗。

在实验方法领域的努力证明我们的提议并不是幻想。以记忆研究为例，该领域有许多清晰的形式化记忆理论，可以解释大量实验任务和操纵的数据，MINERVA2就是这样一种理论(Hintzman, 1986, 1988)。

通俗来说，MINERVA2是一种理论框架，清楚阐述了记忆的表征、存储和提取。该模型的一大核心假设是，每次体验会在记忆中由一条独特的痕迹表征。另一大核心假设是，记忆提取具有探针特异性（probe-specific）、由相似性驱动（similarity-driven）、且并排进行。因为提取是由相似性驱动的，探针会提取相似的记忆痕迹，这便是该模型完成再认（recognition）的过程。因为探针会从记忆中提取完整的痕迹，并且完整的痕迹记录了所有相关的事件，所以探针也会提取与其同时发生的、在过去的事件，这就是该模型模拟线索性回忆（cued-recall）、预测和分类的过程。

严格来说，MINERVA2是一种用线性代数表示的记忆计算模型。其中，记忆痕迹是数据框架（即向量），记忆是一个矩阵，提取是一种矩阵运算，而决策是基于提取的信息使用矩阵运算得出的。该模型能够预测一系列现象中的行为，包括再认、频率判断、线索性回忆、分类、功能学习、判断决策、具身认知和语义记忆等。重要的是，若干研究组在一系列问题和现象上对该模型的预测进行了检验，支持了我们想要表达的观点。

独立来看，该模型的任何一项应用都代表一项较小的进步，然而，集体累积形成的结果远超各部分之和。其次，该理论的预测是可以被检验的，即使该理论还没有被用于探究某一特定领域，但它也已经有可能给出相应的预测。或者，如果该理论没能预测某领域的数据，它也能给出框架，用于检验需要哪些额外的假设或操作来将理论延伸到该领域。当然，MINERVA2不是唯一一个被用于组织集体研究项目的模型框架，但是，它为正式的、理论驱动的研究提供了一项很积极的案例。

在应用方面，ManyLabs*和ManyBabies**项目表明，集体性的重复实验是可以被组织起来的。它们也展示了组织的方式，并证明了集体和合作的研究战略是可以有效的。在理论领域，类似的倡议似乎是一个极好的目标。或许，编纂一套模型，并为测试理论提供一个合作的数据库，用以合并和分类候选结果，这将引领心理学开始在一些心理过程的结构上达成一定的共识。

*译者注

*https://www.manylabs.org

**https://manybabies.github.io

当然，很难预测我们的理论共识可能是怎么样的，同时，基于我们学科的多样性特点，得出一个大一统理论也不太可能。例如，加拿大心理学协会有32个分支，要说一项理论能够预测所有这些分支检验过的行为，那是不太可能的，至少是非常难以想象的。然而，心理学不同的分支应该努力寻找到最佳的候选理论，脚踏实地地探究、检验这些理论。如果没有集体的努力，对于心理和行为的问题我们将不太可能得出集体的解决方案。

最后，我们会讨论与纽厄尔（1973）对心理研究和理论的批判有关的内容。在他这篇如今已十分著名的论文中，他提到他心中有两种声音：

“半个我半哀伤半困惑……也许，我们应该合作完成比现在更大的实验研究。前一部分我给出的积极建议正是对如何进行的倡议，它们都有足够的细节和范围来让推理网络收紧，将我们的实验研究紧紧相连。这是我认为对于心理学会有好处的做法。或者，也许我们都应该单纯地继续一起和大自然玩那个20问游戏，也许这样大家都好，就像另一半的我确信的那样，当我们到1992年（我自己选择的退休日期）时，我们能够在弄清心灵的基本结构上有所进展。”

就像纽厄尔所说，我们心中也有两种声音。一种满怀希望，另一种保持怀疑。我们相信，努力搭建的一个共有的理论框架将对心理学有益，有助于解决重复性危机。然而，纽厄尔47年前的呼喊并没有发挥它本应有的强大影响力，所以，也许我们只是过度乐观。不过，我们仍然抱有希望，让人们重拾对于纽厄尔观点的记忆，将使纽厄尔的思想再次焕发生机，如此，在30年的时间里，我们最终将朝弄清楚心灵的基本结构更进一步。

作者：Randall K. Jamieson & Penny Pexman

译者：Xhaiden | 校对：eggriel | 排版：光影

编辑：杨银烛 | 封面：Stuart McReath

关于创造力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关联，一个最广为引用的证据或许是美国神经科学家南希·安德烈森（Nancy Andreasen）的研究。1987年，安德烈森通过她在爱荷华大学进行的采访发现，在创意作家及其家庭成员中，双相情感障碍的发病率更高。这其中包括著名的科幻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

两年后，另一项类似的研究通过采访英国画家和作家，发现情绪障碍的发病率为38%（尽管没有包括对照组）。然而，这两项研究都因为样本量太小、使用了自我报告数据、以及存在采访者偏差而备受诟病。心理学家朱迪思·施莱辛格（Judith Schlesinger）直言不讳地批评这些研究：在她看来，“疯狂天才假说”的科学可信度就和尼斯湖水怪一样，而且这个假说忽略了勤奋与勇气对成功事业的重要性，可能会导致富有创造力成为一种病态。

衡量创造力的难题

研究者面临的两个主要的挑战，是定义“创造力”并确定如何准确地衡量它。“发散思维”（Divergent thinking），即对一个开放式问题想出尽可能多的答案的能力，经常被用作一个创造力的代表。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让参与者想出一块砖可能的用途，而一个思维发散的人可能会回答：“镇纸、门挡、临时武器、嫩肉剂……”

相反，当一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时，就会出现集合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标准化考试就是一个例子——在这类考试中，考生依靠记忆或逻辑来获得正确答案。但是，将发散思维与创造力联系在一起，往往会让我们忽视集合思维在创造性工作（比如科学创新）中的作用。

另一种衡量创造力的方式，是根据人们的职业（例如建筑师或会计师）或他们获得的创造性荣誉（例如普利策奖）来选人。然而，这个方法的问题是，研究者很难确定精神疾病患者是天生就更具创造力，还是艺术创作的孤独增加了抑郁和情绪障碍的发病率。换句话说，我们很难理清其中的因果关系。

富有创意的大脑

神经影像研究发现，极富创造力的人具有较低的潜在抑制（latent inhibition），即过滤掉无关的信息刺激的能力。潜在抑制低的人会把相关或不相关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创造出独特的事物。

更有创造力的人也更难以抑制楔前叶（precuneus）——这是默认模式网络中的一个脑区，它在我们走神或自我反省时尤其活跃。更活跃的楔前叶能让更多信息在大脑中流动，从而将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研究人员检测到，当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近亲在做记忆任务时，他们对楔前叶抑制较少。

一些研究者表示，只有轻微的心理疾病与更高的创造力相关。这些人处在一个居中的位置，他们的症状不至于被诊断为疾病，却又足以促进创造性思维。这一观点与2014年的一项研究一致。该研究发现精神疾病与创造力呈负相关，而这可能是因为严重的症状会阻碍生产力。

在一项2012年发表的瑞典研究中，研究者用几十年跟踪调查了约120万人。但他们发现，在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中，精神疾病的病例几乎没有增加（双相情感障碍有小幅增加除外）。然而，作者注意到，有很大一部分精神疾病患者的一级亲属从事科学或艺术行业。这表示轻微的精神疾病症状可能有助于提高创造力。

根据共享遗传易感模型（shared vulnerability model）的基本观点，精神疾病和创造力在基因层面是相关联的。这个模型表示，同一个生理因素可能会导致精神疾病或创造力，这取决于保护性因素（例如社会支持或高智商）是否存在。有研究发现了与这两种状态都相关的基因，例如神经调节蛋白1（neuregulin 1），从而支持了共享遗传易感模型。

这或许也解释了这个现象：尽管精神疾病（例如精神分裂）患者可能会生育力更低、孩子更少，但精神疾病却始终没有在演化过程中消失。创造性思维给予了人们巨大的演化优势：它激发创新，让我们能够发明工具来制造织布机、铁轨——最后创造出智能手机。创造力与精神疾病共享基因意味着，当创造力帮助我们生存时，与精神疾病相关的基因也会在人群中传播。

通过创造力提升精神健康

虽然轻微的精神疾病可能与更高的创造力相关，但他们之间的关联很复杂，并且可能是双向的。连“疯狂天才”的典型人物文森特·梵高也曾使用绘画来缓解抑郁症的症状。

此后，艺术疗法便被用于干预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及其他精神疾病。无论是在大理石上凿出古希腊神象，还是在客厅里跳舞，发挥创造力都能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并降低应激激素皮质醇的水平。在创造力的帮助下，我们无需使用语言便能与自己沟通，并接受自己的情绪。

狂热的科学家、精神紊乱的艺术家……这些被浪漫化的观念经不起科学的检验。朴素的现实是，才智来源于原创性、努力、面对困难的决心，和支持着你的人脉网——这让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富有创造力的天才。

作者：Molly Barker | 封面：Freak City

译者：Mollie | 校对：Orange Soda

编辑：Orange Soda

原文: https://www.discovermagazine.com/mind/the-mad-genius-stereotype-fact-or-merely-fiction

我们都会对自己的未来抱有梦想和希望。它们通常与职业生涯有关，但并不绝对。比如，有些人的梦想是组建一个家庭，或是到别的国家生活。梦想影响着我们身份认同的形成，给我们目标和意义。虽然这听起来十分美好，但却常常会遭到现实的无情阻碍。因为我们的内心可能会随着热情减退而发生改变，或是实现梦想途中的障碍变得无法逾越（亦或两者兼有），这些情况经常出现。

或许，你就正处在这样的分岔路口上，经历着令人心神不宁的时刻。消逝中的梦想在苟延残喘，这可能会给人带来强烈的悔恨感和挫败感。或许你会害怕别人将如何评判自己。毕竟，在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文化里，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成功来源于固执的坚持”。

心理学家安杰拉•达克沃思（Angela Duckworth）在她的畅销书《坚毅》（Grit）中写道：“要成为一个坚毅的人，意味着跌倒七次，然后爬起来八次。”她这种关于坚毅的中心思想，在不同时期均被不断重复。发明家爱迪生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生命中的许多失败，其实是人们没有意识到，在他们放弃的那一刻，他们离成功有多么近在咫尺。”

在上面的叙事里，坚毅的优点被重点突出了。鉴于这种论调处于主导地位，而我们的志向又确实很可能成为自我认知的核心部分，也就不难理解，直面失去梦想的可能性有多么困难而令人不安了。了解到这一点，或许能让我们从中感到安慰：在面对自己的志向时，适应力、灵活度和毅力、坚定同样重要。卡斯滕·霍什（Carsten Wrosch）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的心理学教授，他花费超过20年的时间来研究“目标调整能力”（goal adjustment capacity）这个概念。他说：“按照定义，如果一个人真的没有能力达成本希望达成的目标，继续下去只会带来反复的失败。”

心理学家们将目标调整能力看作是“自我调节”或“自我管理”的有益形式。它囊括了两个关键部分：一是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收获时，脱离这个目标的能力；二是重新投入追求更有成效的新目标的能力。这也可以被理解为，人知道在何时、要如何从一个梦想切换到一个新的目标。目标调整能力的高低是通过问卷测量的，回答者需回答对相关条目的同意程度，例如“对我来说，不再去想某个目标、放下对它的执念很容易”和“我会告诉自己，我还可以开发好几个新的目标”。

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如果遇到了无法实现的目标，会倾向于变成“花岗岩脑袋”，自我折磨地“以头撞墙”。长期下来，他们更容易遭受压力和慢性疾病的困扰。相反，目标调整能力更高的人的日子将“好过得多”。他们能够脱离无收获的目标，然后找到新的志向继续追求。变得灵活、获得更强的适应性具有很多好处。职业生涯研究学者们也认可这一点，并称之为“职业适应能力”（career adaptability）。这种能力包含对新机会的好奇心，以及对新技能学习能力的自信。那些在职业适应能力这个特质中得到高分的人，用西澳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商学院讲师拉吉夫·阿玛纳尼（Rajiv Amarnani）的话来说，就是通常“更快乐”。他说：“他们在工作中表现更好，更容易得到晋升……这种心理弹性为他们带来更多益处。”会认真考虑放弃梦想这件事，其实表明个体有健康的意愿来调节和适应，这对个人其实是有帮助的。

如果仍然感觉无法逃脱当下的丧失感或挫败感，我们需要明白，前方会有别的路，而其他的机会也会出现。能拥有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或重新定向的智慧和灵活性的人，其实已经跟上了许多成功先行者的脚步。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放弃了成为网球王子的梦想，而成为了广受欢迎的小说家、作家。与此同时，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在网球方面功成名就，但这是以他放弃成为专业足球运动员的梦想为代价的。此外，玛丽安·米尔札哈尼（Maryam Mirzakhani）放弃了成为小说家的童年梦想，后来却在2014年获得数学界的菲尔兹奖*，成为了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译者注:

菲尔兹奖（Fields Medal）是数学领域的国际最高奖项之一，以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John Charles Fields）的名字命名，有“数学界诺贝尔”之称。该奖项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授予2~4名有卓越贡献且年龄不超过40岁的数学家。

这些例子或许有些戏剧性，但它们让我们看到，成功之路并不总是平坦、笔直的。与丧失感和解之后，你将会找到新的目标和志向。新的梦想已经在等待着我们。

如何自我调节，提高职业适应能力？

接受自己的决定

放弃梦想之后，我们可能会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而这种感觉可能会令人痛苦不已。要决定是继续苦苦支撑还是放弃，用霍什教授的话说，就是“没有什么答案一定正确，也没有什么万能公式”。他建议大家牢记“目标屏蔽”（goal shielding）这种现象。“目标屏蔽”是指，当我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于某个梦想或目标时，会倾向于屏蔽可能给这件事造成困难和危险的信息。霍什教授说，“动机心理学家们称之为‘执行型思维模式’（implemental mindset），当一个人破釜沉舟时，其精力会高度集中于想要达到的事情上，导致失去（在处理当前形势中的）平衡心态。”因此，霍什教授认为，对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说，相比于过早放弃，我们更可能正冒着危险，过久、固执地追求梦想。

企业家赛斯·高汀（Seth Godin）也同意霍什的看法。他说，并没有像微积分的那样的精确计算方式来为我们决策该何时放弃。同时，他也提醒道，我们大多数人“总是在自己是否拥有勇气与才智以熬过‘低谷’这件事上自我欺骗”。“低谷”（the Dip）是高汀创造的词汇，来自他2007年出版的书《低谷：赢家与输家之间的距离》。他说，“低谷”是指“在开始的喜悦和达成目标后享受成果之间的困难时期”。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何不把这个情感上的困难时刻，看成是客观面对自己梦想的一次机会？我们可以问问自己：追求这个梦想，是否要求我们投入极高的个人成本（例如人际关系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目标或许是心理学家所称的“强迫式激情”（obsessive passion），这种目标应该放弃。而与之相反的，是“和谐式激情”（harmonious passion），它可以很好地和我们生活的其余方面相融。

同时，如果可以的话，尝试像“健康的完美主义者”一样思考问题：认识到放弃目标这件事并不会给我们作为一个人本身下一个最终定论，同时承认，确实存在不可控情况的影响。也要记得，成功不是非黑即白的两极化事物——或许我们没有在整体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但却有可能在过程中学到了很多。而现在，我们有机会用新的方式，给自己的精力和激情重新定向。

这也是一个寻求亲友建议的好时机，亲友们可以帮助我们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境况、正视自己的决定。

用现实的眼光面对放弃梦想这件事儿

当我们决定要放弃自己的梦想难免会受到伤害。有一些方法可以缓和情绪的不适，让我们继续前进。“我的方式是，正视令人悲伤的现实——正视‘梦想很难、梦想会刺痛自己’的感受。”阿玛纳尼把放弃梦想和失恋类比，“握有志向相当于握有对未来自己的愿景；要放弃志向，就像放弃自我的一部分。”

把放弃梦想和失恋类比，则为应对的方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线索。阿玛纳尼说，在浪漫关系中，以现实的、甚至故意聚焦于对方缺点的态度面对要分手的对象，比将其理想化更具疗愈效果。如果我们诚实一些，就会发现，有很多梦想被我们浪漫化了。值得记住的是，要放弃的事物并不是我们幻想中的未来。阿玛纳尼打比方说，我们通常认为，医生就是在救死扶伤，联合国就是在维护和平；然而，他们的日常却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平凡得多——医生在医疗系统里忙着对付官僚主义，联合国的雇员们则总是在处理排山倒海的案头工作。

阿玛纳尼的见解与他的个人经历有所关联。他曾经怀有雄心壮志，希望成为一个计算认知神经科学家，却屡次遭拒，后来又受到了财务危机的冲击。他转换跑道，成为了一个管理学学者。“我曾经认为我在贩卖我的灵魂。”他说，“但实际上，我只是在顺应境况进行调整。我一边适应，一边坚信着，只要尝试新事物，新的热情也会随之而来。”为了帮助自己接受这个决定，阿玛纳尼把思维聚焦在被放弃领域的消极方面上。例如，“对大脑数十年的研究并没有教会我们多少关于人类心智的事情。”到今天，他对放弃这个梦想感到极度庆幸。“我为此痛苦地哀伤过。”他说，“可是生活确实会继续往前。”

为生活寻找新的主题

“当上帝关上一扇门，就一定为你留了一扇窗”虽是陈词滥调，可却是一句实话。通过放下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我们解放了自己，便可以把时间和精力投注在一个可能带来更多回报的事项上。许多人忍不住与像高汀这样的高成就者相比，认为他凭借坚毅的品质和对梦想的专注，一帆风顺地取得了成功。可是跟大多数成功人士一样，高汀也永远告别了许多梦想，其中就包括在90年代后期，以三千万美元的价格把自己的公司Yoyodyne卖给雅虎（Yahoo）。“所以最后我并没有在运营一家大公司，但那样也没关系。”他说。“我曾经在加拿大北方帮别人运营夏令营，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那是我的梦想。不过如果我当时去追求那个梦想，我就不会获得我现在拥有的东西了。”他的确拥有了很多，包括从1993年开始出版了不下19本书，还进入了美国营销名人堂（Marketing Hall of Fame）和美国直销协会名人堂（Direct Marketing Hall of Fame）。

高汀的职业生涯固然非比寻常，作为普通人，我们同样可以找到为自己的激情和兴趣重新定向的方式。霍什认为，如果能找到满足同样需求，又更加可行的事情，那这件事很可能成为“良好的替代目标”。比如，有人原本的梦想是成为专业足球运动员，那ta可以选择成为足球教练（但还是可以在周末代表当地的俱乐部比赛）。加伯便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她仍然在跳舞，不过是当作爱好。现在，由于没有了压力，她能更加享受舞蹈本身。同时，她将记者这个新的职业路线和曾经的梦想结合到一起。“今年夏天，我在一个舞团进行公共关系方面的实习。实习的过程让我受益匪浅，现在我也在继续做类似的工作。”她说。

当因为外部环境因素（比如健康原因）而被迫放弃梦想，会令人尤其痛苦。即使如此，我们依然有方法引导自己转向新的激情。假如，有的人的梦想是组建家庭，可是在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如愿，那么ta或许能在教学或儿童保育方面的事业里找到满足感。接纳和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是认知行为疗法（CBT）的一个分支，它训练我们在追求自己的价值观和兴趣时，专注于我们“能做”的事情，而不是哀悼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假设，某人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律师，但又因健康问题而不能承受如此重的工作量，那么他或许可以尝试社区倡导工作，来表达对捍卫他人权利的极度关注。

另一方面，当人从某个特定的梦想中被解放出来后，他可能会发现一件更有吸引力的事情——那就是，自己拥有了新的自由，从而可以开辟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如果事情确是如此，那就要学会放慢速度，并在自己的选择之间做好权衡。高汀提醒我们不要着急，而要注意使用好“空白、开放的时期”。在这个空白期里，“人的潜意识会策划出下一步应该做的事情。”他说。“例如，如果是为了尽快扔掉手上的工具而急于发明一个新的工具来攥在手里，或许反而做不出好的发明。可能发生的是，我们只因绝望而孤注一掷。我觉得更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利用好这个空白期来想清楚，自己真正值得投入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件切实可行的事——做一个职业兴趣测试。不同版本的测试有很多，其中最受认可的是基于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的RIASEC理论所编制的职业倾向测试（Career Aptitude Test），它把人的兴趣分为现实型（Realistic）、研究型（Investigative）、艺术型（Artistic）、社会型（Social）、企业型（Enterprising）、传统型（Conventional）六个维度。

某些职业被认为与不同类型更匹配。比如，土木工程属于现实型，临床心理学属于研究型。这个测试方式的基本理念是，我们在契合自己潜在兴趣的职业道路上，更有可能表现突出、找到满足感。针对这个理论的证据，学术界有许多活跃的讨论。不管这个理论是否正确，或许它都可以让我们对未来应该追求什么志向充满想象。

总结来说：

• 我们的文化推崇毅力和坚持，但拥有适应力、灵活度，以及勇于转向新机会的能力一样重要。
• 没有什么完全可靠的方法能保证我们在这件事上做出正确决定，但“目标屏蔽”这种常见现象，会使我们过久地坚持于某个无法达成的梦想，从而陷入风险。
• 要缓解放弃梦想的痛苦，我们便要用现实的态度面对被放弃的梦想——即使我们成功实现了梦想，它也不太可能是被我们浪漫化的那个版本。
• 放弃梦想很困难，也让人不安，然而我们有其他方式为自己的激情重新定向。
• 通过探索新的机会、建立自己对未来的适应力，我们可以把这个情况转弊为利。新的梦想正等待着你。

练习减轻悔恨感和愧疚感

要拥有放弃梦想后继续前进的能力，关键在于“目标脱离”。这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意思是要减轻悔恨感，消除脑海中喋喋不休的“万一……？”。在霍什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曾针对老年人试验过一项写作练习对于克服悔恨感的成效，因为悔恨感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会是一个特别的问题。他和他的同事发现，跟没有完成写作练习的控制组对比，为期3天的写作练习减轻了悔恨感强度，并连带产生了提高睡眠质量的效果。

可以尝试自己做这个练习。第一天，把身边朋友或同龄人中，有人因为放弃梦想而感到悔恨的事情写下来。第二天，把那些导致我们放弃某一个或多个特定梦想的、超越人为掌控的外部因素写下来。最后，在第三天，把自己新的梦想写下来，可以写写它们为何那么有趣、令人愉悦，以及它们能如何在生活中使他人和社会受益。如果没有新的梦想也可以把自己放弃梦想之后的“留白”时间自己的受益和得到的东西整理一下。这三个活动背后的理念是：当我们意识到，生命中目标的变化在所难免时；承认外界因素影响的存在，而非只关注自己的责任；把注意力转向那些令人振奋的替代性目标时，告别梦想就能变得更容易。

虽然，这个练习可以帮助大家减轻对于逝去梦想的悔恨感，在继续前进时，我们还是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时刻，为未来建立自己的适应力。毕竟，生活就是这样：人可能不得不要和很多梦想告别——有的发生在职业生涯中，有的发生在个人生活中。虽然，能学着变得更加灵活、如何转向、如何找到新的意义等不如拥有“坚毅”和决心一样在文化意识中得到褒奖，但它们也同样是非常值得学习的技能。

通过这个过程，我们面对目标和梦想的整体态度也可以有所改变。只拥有一个强烈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梦想，会有很高的风险。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方法来提高适应力：把鸡蛋放在至少两个篮子里。高汀提议可以尝试做副业。“关掉网飞（Netflix）和脸书，在不辞掉日间工作的前提下，一周用20个小时空余时间来做一件新的事情。”他说。“有这么一种理念，认为所有事情都应该是确定的、完美的、全日制投入的。而这样的理念，可能已经落伍了。”

同时，也有一些证据表明，我们是有可能培养一个人的整体适应能力，而更好地应对未来的。这些发现来自职业心理学领域，因此也适用于关于职业适应能力的讨论。其整体的理念，对于任何一种志向均可适用。

例如，2012年阿姆斯特丹大学由杰西·科恩（Jessie Koen）主导的研究表明，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培养人（在该研究中为应届毕业生）的“职业适应能力”。拥有“职业适应能力”的人，会有更灵活、更有远见的倾向，并有更大几率能进行令人满意的职业转向。具体来说，反思个人价值观、想象理想中的工作日等练习，以及对信息搜索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培训等，均有助于培养关注度（concern）、控制力（control）、好奇心（curiosity）等品质。“职业适应能力”培养中的第一个方面是教会人向前看、并为未来做准备；第二个方面是变得有决断（例如知道什么时候转变航向）；最后，是对不同的职业机会保持开放。其他有关适应能力训练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对于学生来说，学校可能会提供类似的培训课程。对其他人来说，获得职业适应能力的正规培训可能有些难度，但我们可以借鉴一下上述的方式。比如，我们可以认真思考一下，在我们的生命中什么是重要的；还可以抽空探索新的机会，为目标和梦想规划其他可能的路径等。在未来，我们也可以考虑提前计划好，在哪些情况下将离开特定的目标或梦想。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被情绪裹挟，不会在情况对自己不利时仍然坚持。

但我们还是要现实一点。不管做了多少的准备，不管适应能力变得多么强，在告别梦想的那天，人必然会感到伤心，这只是会自然发生的事情。或许我们还会有很大的痛苦。可是，希望你知道这样的感觉并不会持续太久，并能以此自我宽慰。“那种（糟糕的）感受会过去的。”阿玛纳尼这样说道，“这些感觉都是很短暂的。”

在告别她的舞蹈梦想后，加伯经历了“短暂的痛苦时间”。两年后，她说，“那是我做过的最好的决定。”她还在继续跳舞，不同以往的是，现在她仅为休闲、愉悦而跳。她爱上了她的新志向：写作和新闻事业。“如果一件事无法令你快乐，那就不要做。”她说，“找一件别的事情去做吧，因为长期来说，这是值得的。”

翻译 / Anne

校对 / 蕊

审校 / Birdie

封面 / 阿澈

How to let go of a lifelong dream | Psyche Guides

Adaptability is as much of a virtue as grit. Overcome any feelings of loss or failure by pivoting toward a new passion

但并不是只有人类对数量敏感。我们发现，不光土狼和狗，就连小小的孔雀鱼和蜜蜂都能觉察到数量刺激并作出反应。因此，对数的反应不单单是我们生命最初学会的技能，也是我们和一些动物共有的演化特性。

作为一名数字认知领域的研究者，我感兴趣的是，大脑是如何处理数量的。其实，人类和动物共有的出色数字能力已经让他们更明智地选择觅食和栖息的地点了。但是一旦将语言纳入考虑的范围，人类则远胜过动物；这也揭示了语言和数字是如何为我们数学化的高级世界打下基础的。

两种数量表征系统

提到计数，我们自然会想到“一、二、三”。但这毫无疑问有赖于儿童和动物都不曾掌握的数字语言。其实，这一时期的人类和动物都会使用两种数量表征系统。

10个月大的婴儿就已经知道如何应对数量了。但他们数数的能力很有限：只能觉察到1和3之间的变化，比如从三个苹果中拿走一个。而许多比婴儿大脑尺寸小得多的动物，例如鱼和蜜蜂，也都有这种能力。

这种早期的数量表征系统让婴儿以及动物无需数数就能感知少量物体的具体数目。这种计数系统可能有赖于内部的注意工作记忆系统，而当数值超过（大约是）3时*，这个系统就过载了。

*译者注：诸多研究发现，年轻的成年人工作记忆容量（Working memory capacity）一般在3到5个组块（Chunk，工作记忆容量的信息单位，指有意义的信息单元，可以是单词、数字、字母等），而具体数值存在个体差异^[1]。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开始具备估算更大数值的能力，而同样也无需动用语言。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饥饿的狩猎采集者，你看到两簇灌木丛，其中一簇有400颗红醋栗，另一簇有500颗。你当然想去那个有更多果实的树丛，但一个一个数未免太费时间。

于是，我们选择做估算。这时我们就要用到一种专门用来粗略估计大数目的内部计数系统了，也就是所谓的“近似数量表征系统” (approximate number system)。有些个体能快速挑出数量最充足的食物来源，而鉴于这些个体有显著的演化优势，我们能发现鱼类、鸟类、蜜蜂、海豚、大象和灵长类动物都有近似数量表征系统也就不足为奇了。

人类数量表征系统的精确度会随着年龄增长有所提高。新生儿能大致区分比率在1:3的两个数值，也就是说他们知道有300个浆果的树丛比有100个的树丛浆果更多。成年后，这一系统经过诸多磨练，最终让我们能辨别比率在9:10的两个数值。

尽管很多动物，也包括儿童都有这两个数量表征系统，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动物的这两个系统背后的大脑机制都相同。但这确实告诉我们，很久以前许多物种就已经演化出对数的敏感性了，毕竟，如此之多的物种都能够提取数量信息。

数字符号

和非人类动物不同的是，人类能用符号来代表数量。尽管符号计数最早的考古学证据表明，人类的近亲尼安德特人早在6万年前就开始在动物骨头上做标记了，我们还不太清楚人类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用符号计数的。

具体的数数过程或许始于我们的身体部位。手指自然而然就成了数数的工具，不过仅限于数到10。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传统计数系统尤普诺（Yupno）将这种应用身体部位计数的方法扩展至33——从脚趾开始数，然后是耳朵、眼睛、鼻子、鼻孔、乳头、肚脐、睾丸、阴茎。

但是随着我们对数量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开始用更高级的符号系统来代表数量。现如今，大多数人都使用阿拉伯数字计数。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仅需在进位制系统（positional system）中使用10个符号（0-9），我们就能表达数不尽的数字。

在儿童学会数字符号的含义前，通常已经认识了那些数字对应的单词。的确，孩子们最早会发出的几百个单词中就有那些较小数字的词汇，而且他们能轻松记下这些数字的顺序，比如“一二三四五”。

不过有趣的是，儿童并不能轻易地理解，一串计数的序列结尾的那个数不光描述了物体所在的顺序（例如第五个物体），还总结了到此为止所有物体的数目（例如五个物体）。这个所谓的“基数原则”（cardinality principle）对于识数的成年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从概念上来讲，它对儿童来说则是有难度而又重要的一步，他们要花上数月才能领悟。

语言环境同样塑造了儿童如何学习表达数字的单词。蒙杜鲁库人（The Munduruku）是一个亚马逊的原住民部落，他们没有太多用来表达具体数值的词汇，而是使用近似估计的词来指示那些数量，例如“一些”和“很多”。在指向确切数字的词库之外，蒙杜鲁库人的计算多为近似值计算。由此可见，在命名数值庞大的确切数字时，我们的精确性是受到语言环境影响的。

从数数到计算

数学让许多儿童，甚至是成年人都感到挫败。不过数学能力和这些数量表征系统有任何关联吗？一项研究发现^[2]，近似数量表征系统更加精确的学前儿童比其他同龄儿童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表现出更强的算术能力。不过总的来讲，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且极具争议的^[3]。

其实从口头数字语言（二十五）到书面数字语言（25）的过渡能力在预测孩子们小学时期的算术能力上是个更可靠的变量。这再次印证，语言对于人类的计算和计数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尽管动物和人类日常都能从环境中提取数量信息，但语言最终还是将我们区别出来。语言不光帮助我们挑选出果实最丰盛的树丛，还让我们进行演算，而这种演算正是文明的根基。

参考文献

1.Cowan, N. (2010). The Magical Mystery Four: How Is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Limited, and Wh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1), 51–57. https://doi.org/10.1177/0963721409359277

2.Malone, Stephanie A., Kelly Burgoyne, and Charles Hulme. “Number knowledge and the approximate number system are two critical foundations for early arithmet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12.6 (2020): 1167.

3.Schneider, Michael, et al. “Associations of non‐symbolic and symbolic numerical magnitude processing with mathematical competence: A meta‐analysis.” Developmental science 20.3 (2017): e12372.

作者：Silke Goebel | 封面：Léonard  dupond

翻译：M.W. | 审校：杜彧 | 编辑：Orange Soda

原文：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animals-recognise-numbers-but-only-humans-can-do-maths-165121

乔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的临床心理学家艾琳·托恩（Erin Tone），将社交焦虑描述为一系列不同体验，这些体验源于环境中可能存在的社会威胁。托恩描述了一种反应模式，这种模式涵盖了从生理上（心跳加速、出汗），到认知和情感上（对社交情形负面结果的联想、焦虑加剧），再到行为上（逃避威胁）的各种方面。托恩说，我们大部分人都会经历少量的社交焦虑，而且实际上，没有经历过社交焦虑的一生并不寻常。对部分人来说，这种焦虑反应渗透入每天的社交，并且阻碍他们做想做的事，给他们带来极度痛苦。此时，心理治疗师便认为这构成了社交焦虑障碍。

无论你处于社交焦虑谱的哪个位置，疫情很可能已经让你开始回避一些社交场合以保护自身健康。但这种焦虑反应早在疫情之前就已存在于人类之中，并将在疫情之后继续存在。托恩说，如果能找到演化上的原因，可能有助于我们改变环境并且更好地治愈个体，尤其是对于像社交焦虑这类在演化之初不是问题、现在却已成为广泛社会问题的心理障碍。

竞争vs排斥

演化理论指出，社交焦虑的体验是一种演化适应，这意味着它的出现增加了个体生存以及在自身环境中繁衍的几率。在过去几十年中，有两种主要理论解释了我们是如何从社交焦虑中获益的。其一为一种基于社会竞争的模型^[1]，该模型认为，社交焦虑演化自成员间阶级分明的社会结构。为了在这种竞争性环境中生存，社交焦虑的个体们会更敏感地察觉可能会导致他们在阶级中失去地位的暴力威胁或行为威胁。同时，作为一种维持地位的方式，“低等级”的个体们或许从社交焦虑中格外受益，因为他们本最有可能被逐出群体。

第二种理论则是基于一种社会排斥模型^[2]，在该模型中，社交焦虑被视为一种警告信号，向个体表明他们面临着被抛弃或是排斥的风险，无论这个群体是否存在着统治阶级。这里的关注点是维护所有人际关系，由个人的“社会测量器”（sociometer）^[3]来衡量你在人际关系中的价值。

社交焦虑作为一种能够帮助我们生存的适应性特质被演化出来，并不意味着它在现代世界中以同样的方式起效。托恩解释说生存的关键支柱（群体关系）在如今已经改变了，但社交焦虑的体验却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反应过激了。他进一步提醒道，在尼安德特人时代，被自己的群体排斥意味着你很可能会死，但如今，（对大部分人来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托恩说，“但我们的反应仍然好像生存支柱（群体关系）还是如此重要一样。我们对被独自留在冰冷平原上，或是被踢出星巴克小团体的生理排斥程度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研究表明，即使在几千年后，社会焦虑行为也可能与演化理论的预测相符。2019年，托恩和她的同事在122个大学生中测试了社会竞争模型^[4]，这些大学生进行了一个名为“囚徒困境”^[5]的游戏。在游戏中，学生被置于严格控制的社交互动中，有两种选择：与他人合作或竞争。他们发现，与社会竞争模型一致的是，自我报告社交焦虑程度最高的玩家更可能在游戏中有竞争性目标以及紧张感。但他们的发现也表明，社交焦虑个体们的行为并不总是模式化的，而很可能在演化过程中增加了复杂性。

缺失的拼图：童年

2020年，一个崭新的社交焦虑演化学模型^[6]为社交焦虑理论填补了重要的一环。塔拉卡拉斯维奇（Tara Karasewich）是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心理学博士，在她注意到从前的社交焦虑模型中缺失了个体童年的影响后，她提出了这一框架——“我们所有的特质都是在发展的环境下演化出来的，因为我们的祖先必须成长和生存。”

新的模型表明，社交焦虑是在童年时期作为一种条件适应而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使个人对未来情况有所准备的适应类型。卡拉斯维奇继续解释道，当你的童年环境充斥着社会威胁的可能性时，很可能你未来的环境依然会有社会威胁。因此，在童年时发展出社交焦虑可以让你成年后面对这类挑战时更有准备。

托恩同意，将社交焦虑的发展引入其演化理论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她说，“我总为一些理论认为人们始终是毫无变化的成年人而困扰。”托恩还指出，在未来的研究中，理论学家应该研究社交焦虑是如何与其他特质共同演化的，因为没有特质是独立演化的。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总是回到过去在我们祖先身上直接验证关于心理和行为的演化理论。一个十分有警示意义的例子来自最近的一项研究^[7]，该研究对长期以来认为史前社会的女性只是采集者而非狩猎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托恩强调，我们力所能及的是，一方面要警惕一味地去寻找符合我们当今理解事物方式的所谓史实，另一方面要避免在提出任何理论时就将它视为真理。

参考文献

1.Paul Gilbert, EVOLUTION AND SOCIAL ANXIETY: The Role of Attraction, Social Competition, nd Social Hierarchies,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Volume 24, Issue 4,2001, https://doi.org/10.1016/S0193-953X(05)70260-4

2.Kerr, N. L., & Levine, J. M. (2008). The detection of social exclusion: Evolution and beyond. Group Dynamic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2(1), 39–52. https://doi.org/10.1037/1089-2699.12.1.39

3.Mark R. Leary, Roy F. Baumeister,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self-esteem: Sociometer theory,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Academic Press, Volume 32,2000, Pages 1-62, https://doi.org/10.1016/S0065-2601(00)80003-9
本文以“自尊”为主题，并综述了关于“自尊”的现有观点。自尊是一种社会测量器，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监测器，用来衡量一个人在社交关系中被重视或被轻视的程度。

4.Tone, E. B., Nahmias, E., Bakeman, R., Kvaran, T., Brosnan, S. F., Fani, N., & Schroth, E. A. (2019). Social Anxiety and Social Behavior: A Test of Predictions From an Evolutionary Model.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7(1), 110–126. https://doi.org/10.1177/2167702618794923

5.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指两个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阐明了为什么甚至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囚徒困境是非零和博弈中很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出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虽然困境本身只属模型性质，但现实中的价格竞争、环境保护、人际关系等方面，也会频繁出现类似情况。

6.Tara A. Karasewich, Valerie A. Kuhlmeier,Trait social anxiety as a conditional adaptation: A developmental and evolutionary framework,Developmental Review,Volume 55,2020,100886,ISSN 0273-2297,https://doi.org/10.1016/j.dr.2019.100886

7.Prehistoric female hunter discovery upends gender role assumptions
史前女性猎人的发现颠覆了性别角色假设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science/article/prehistoric-female-hunter-discovery-upends-gender-role-assumptions

作者：Allison Whitten | 封面：Eva Donkerblauw

译者：阿朔 | 校对：视野多雾 | 编辑：Orange Soda 

原文：https://www.discovermagazine.com/mind/if-humans-are-social-creatures-why-did-social-anxiety-evolve

然而四年前，他的家庭又遭受了一重悲剧。当时，凯斯勒（Kessler）完全被击垮了。他发现，了解悲伤是一回事，经历悲伤又是另一回事。尽管他的人生旅程艰苦而漫长，他却有了一个重要的新发现：他意识到，库伯勒-罗斯的开创性体系还不够完善。在库伯勒-罗斯家人的允许下，他在她的五个悲伤阶段后，新增了第六个阶段。他认为，第六阶段对于疫情中我们共有的悲伤经历而言十分重要，对于每一个失去亲人的个体也十分重要。

凯斯勒人生中悲剧的出现，和大多数悲剧一样，毫无预兆。当他的儿子理查德（他于2000年收养的两个男孩中年纪较长的一个）打电话告诉他，21岁的弟弟大卫已死亡时，凯斯勒还在巡回演讲之中。这两个孩子的童年悲惨而痛苦。凯斯勒说，童年的经历一直困扰着大卫，以至于他去世时还在服药。凯斯勒在书中描述了他听到儿子去世后的感受——就像沉到了海洋的最深处。并且，他知道他会在深渊里呆上一段时间。他知道他会经历库伯勒-罗斯所描述的各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他知道这几个阶段的发展不一定是线性发展。他无法预测恢复需要多久，但他还知道，他会在不同阶段之间来回反复。

他没有预想到的是，直到他自己亲身经历后，他才意识到悲伤还存在着第六阶段。“我发现还有一些东西，超越接受阶段之外的东西”，他从洛杉矶的家中打电话告诉我，“那就是寻找意义：也许可以从我的悲伤中发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他强调，他并不是说要在大卫的死亡中找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我们不是要在死亡中寻找意义——那里没有意义。我们要从死者的人生中寻找意义，去了解他们如何塑造了我们，或者通过研究他们的死亡来让他人拥有更安全的世界。”换句话说，寻找意义是一件人们失去至亲至爱的人后可以做的事情。这就是那些留下来的人们，将离去的个体存在融入到他们生活中的方式，也是用那些失去来改变他们的方式，更是让他们更好地应对失去的方式。

凯斯勒认为，许多个人层面的悲伤体验，和我们因新冠疫情而产生的共同体验是相似的。“许多人说他们心情沉重，非常难过，他们所描述的其实就是悲伤（grief）。”他说，“我们正在为失去的世界感到悲伤：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常、我们的交往、我们的工作，一切都变了。变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悲伤——悲伤是我们不想要的变化。”

就像每个人经历的失去一样，现在全世界都处于库伯勒-罗斯所描述的悲伤阶段。有些人在否认正在发生的事；有些人对此感到愤怒；有些人试图讨价还价；还有许多人感到沮丧和忧郁；而最终，我们必须接受我们永远无法回到过去的这一事实。而且，之后还会出现第六个阶段：寻找意义。的确，悲伤的阶段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或以线性关系递进的，从悲伤的一开始我们就能看到这种意义追寻的迹象。凯斯勒说，当悲伤行将结束时，我们便需要从中寻找意义。“我们会问，这段经历意味着什么，我们能从中得到哪些创伤后的成长?”重要的是，寻找意义“通常也是抚平内心伤痛的方式”。

凯斯勒认为，库伯勒-罗斯（于2004年去世）也一定会认同他的观点。他们两人曾在1995年会面，并合作编写了一本名为《当绿叶缓缓落下》（On Grief and Grieving）的书。在书中，他们谈到了悲伤五阶段是如何被大众曲解的。但是，正如凯斯勒现在所体会的那样，直到他经历了丧子之痛后，他才终于找到问题的根源。

这一切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北半球的人并不了解悲伤为何物。“我正在传授的，是当代人们的曾祖父母非常了解的东西，”他说，“现在有些人认为经历悲伤的整个过程只要花三个月的时间，甚至三个星期。”他说，在过去，无论你需要多长的时间进行哀悼，都是被社会允许的——事实上，悲伤的余波永远不会停息，只会改变。“但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被叮嘱你需要用这些时间来怀有这种感受，之后你就会没事了。”

在这个反悲伤（grief-adverse）的社会中，我们可能会失去的是悲伤所带来的个人成长。“我们都在谈论创伤后的压力（post-traumatic stress），但我想说，创伤后的成长才是更常见的东西。”他认为，我们要认识到伴随失去的成长的存在，也要去了解这种成长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

在我看来，他的观点非常有道理。当我采访那些经历过丧亲之痛的人们时，我经常注意到，他们若是寻找到了凯斯勒所说的意义，或者能直面丧亲带来的痛苦与改变，他们会拥有更好的心理状态。当我和我的姐姐都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离我而去了。我知道，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就被彻底改变，并且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我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会变成怎样的人。

这又将我们引向下一个问题：愧疚感（guilt）。如果我们作为丧亲之人，从这种失去中获益，我们一定会对此感到内疚。但我们不应该这么想，凯斯勒说，我们并非主动选择失去我们所珍惜的人。他们的死亡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可以改变的是，失去了他们之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放弃我们获得的成长可以让他们起死回生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但重点是，这是我们绝对做不到的一件事。而且，我们必须记住，离去的人会希望我们因为他们而在生活中找到意义。“以前，我儿子为我所做的事感到骄傲。他一定也会为我的研究因为他而找到了一个新的维度感到高兴。”凯斯勒说道。

凯斯勒说，悲伤的底线是：不管你如何悲伤，多么悲伤，都没有错。正如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悲伤也是不一样的；对于不同悲伤，我们的需求是不同的——我们在应对疫情带来的悲伤时，似乎也是这样。经历悲伤的过程也是极度孤独的：以前从未经历过悲伤的人们会希望其他家人能在此时提供帮助。但实际上，当每个人都在经历悲伤时，往往无法互相安慰。作为一个悲伤的人，有时你能做到的，就是活下来。

这又将我们引向下一个问题：愧疚感（guilt）。如果我们作为丧亲之人，从这种失去中获益，我们一定会对此感到内疚。但我们不应该这么想，凯斯勒说，我们并非主动选择失去我们所珍惜的人。他们的死亡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可以改变的是，失去了他们之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放弃我们获得的成长可以让他们起死回生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但重点是，这是我们绝对做不到的一件事。而且，我们必须记住，离去的人会希望我们因为他们而在生活中找到意义。“以前，我儿子为我所做的事感到骄傲。他一定也会为我的研究因为他而找到了一个新的维度感到高兴。”凯斯勒说道。

凯斯勒说，悲伤的底线是：不管你如何悲伤，多么悲伤，都没有错。正如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悲伤也是不一样的；对于不同悲伤，我们的需求是不同的——我们在应对疫情带来的悲伤时，似乎也是这样。经历悲伤的过程也是极度孤独的：以前从未经历过悲伤的人们会希望其他家人能在此时提供帮助。但实际上，当每个人都在经历悲伤时，往往无法互相安慰。作为一个悲伤的人，有时你能做到的，就是活下来。

凯斯勒说，他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哪种失去最糟糕？“人们会问，是失去孩子，还是失去伴侣？我总是会说：自己经历的总是最糟糕的。”

但若是这样的话，凯斯勒的书所传达的积极信息就是，受到最大的收获也可以是你自己。他和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在一家大酒店的会议上讲话，周围的房间里也在举行其他会议。“会议结束后，酒店的一位保洁员走过来问我：‘您的团队在做什么呢？刚才您的会议室里传出了很多笑声。’”凯斯勒说，曾经坠入过绝望深渊的人，会在享受生活时拥有最多的选择。“当你穿过了最深的山谷，你一定会懂得欣赏这最高的山峰带给你的美景。”而现在，我们就在一起穿越最深的山谷，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编者注：大卫·凯斯勒的网站是grief.com，他的书《寻找意义：悲伤的第六阶段》（Finding Meaning: The Sixth Stage of Grief）由企鹅兰登（Penguin Random House）发行。

作者：Joanna Moorhead | 封面：Abigail Goh

译者：大智智智智 | 校对：eggriel

编辑：山鸡

原文：https://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21/jan/17/finding-meaning-in-the-life-of-a-loved-one-who-dies-is-part-of-grief

在概率推理时，讲故事的倾向尤为容易产生误导。不过，科学家们也会讲“故事”，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自己讲故事的倾向，并且尝试像科学家那样讲“故事”，那么，我们可能会让概率推理变得相对轻松一些。一些讲故事的倾向会误导人，但如果用假设思维来解读命题，考虑事件内在的可能性及其意义，可能有助于我们克服这些倾向。

理解我们的假设：合取谬误

假设思维的第一步是提出包含事件及其可能性的假设，并以此作为命题，而不是将命题视为故事。这能帮助我们不再犯合取谬误。合取谬误指认为两则事件同时发生比至少一则事件发生更可信、更有可能。一项著名研究发现了合取谬误，参与者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如下：

琳达（Linda）31岁，单身，为人坦率，非常聪明。她主修哲学。作为一名学生，她非常关注与歧视、社会公正有关的话题，也参与过反核游行。

下列哪句话更有可能成立？

1.琳达是一名银行职员。

2.琳达是一名银行职员，积极参与女权运动。

相较于选项1，选项2多了一项额外事件（积极参与女权运动）。也就是说，它成立的可能性不会高于选项1。然而，大多数参与者还是选择了选项2。选项2更符合人物介绍，因此对很多人来说会更加可信。参与者似乎将“琳达是一名银行职员”视为了已知条件，然后再推测琳达更有可能是一名积极的女权主义者。明确地将两个选项定义为假设能让人们清楚地知道，“琳达是一名银行职员”也是假设的一部分，而非已知的一部分；她积极参与女权运动是其中一项假设的补充，不与另一假设互斥。如果按照假设来做判断，我们应该很容易注意到，即使一个额外的细节让整个故事听起来更可信了，但第二则假设成立的可能性也不会因此增加。

当一项古怪的言论增加了一些不那么古怪的部分，创造了一个更棒但也更不可能真实的故事时，合取谬误可能会更加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摩门教的创立者，宣称在纽约曼彻斯特的一座山里发现了刻有古埃及铭文的金盘，他精心描述了这次经历，说有一位天使出现在他身边，引导他找到了金盘。在19世纪20年代的纽约，当时正在经历第二次大觉醒（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的宗教狂热，宣称有超自然现象并不稀奇，所以，加上天使的引导可能让史密斯的故事更加可信了。尤其是对于没那么古怪的言论，尽管缺少独立的证明，但因为我们往往用真实或虚假来记忆信息，而不会把信息记忆为不确定的，这意味着没那么古怪的言论可能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如果我们把史密斯的故事看作一项假设，我们应该很容易发现，和只是发现了金盘相比，收到了天使的引领并发现了金盘是更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史密斯的话语都不足以让我们相信他发现了金盘，那么，他被天使引领并发现金盘就更不足以让人信服了。

考虑证据的特性：乌鸦悖论

在清楚定义了假设后，我们需要考虑假设的含义。也就是说，假设给出了怎样的预测。如果仔细考虑，这个过程的结果可能会与我们对证据的错误直觉相悖。以乌鸦悖论为例。这个悖论始于这样一个命题：所有乌鸦都是黑的。它说明，如果我们看到一只乌鸦，那么它应该是黑色的。因此，如果我们看到一只黑乌鸦，那么，乌鸦的黑色特征就为命题提供了支持证据。不仅如此，如果所有乌鸦是黑色的，那么，我们遇到的任何非黑色物体都不应该是乌鸦。这就引发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结论：你周围每一个非黑色、非乌鸦的事物都为所有乌鸦都是黑的提供了证据。如果你的沙发不是黑色，那也为所有乌鸦都是黑色提供了证据。你能感受到讲故事的倾向了吗？*

*译者注：理解乌鸦悖论需要用到简单的逻辑学。原命题是：所有乌鸦都是黑的，即若为乌鸦则为黑色。原命题与逆否命题等价，即原命题成立则逆否命题也成立。逆否命题是：若为非黑色则为非乌鸦。看到黑乌鸦能支持原命题，看到非黑非乌鸦能支持逆否命题，而逆否命题和原命题等价，所以看到非黑非乌鸦也支持原命题。（乌鸦悖论的研究有很多，本文给的参考文献是一本书的一个章节[Fitelson, Branden, and James Hawthorne. “How Bayesian confirmation theory handles the paradox of the ravens.” The place of probability in science. Springer, Dordrecht, 2010. 247-275.]，上述只能说是对悖论原始形式的理解了。）

非黑色的沙发支持命题“所有乌鸦都是黑的”，虽然这个想法非常反直觉，用假设思维思考这个问题能帮助我们解决乌鸦悖论。首先，让我们把“所有乌鸦都是黑的”和它的否定式看作两个相互对抗的假设：H₁，所有乌鸦都是黑的；H₂，并非所有乌鸦都是黑的。接下来，我们比较一下基于各假设给出的预测：（1）相较于H₂，在H₁成立时一只乌鸦更有可能是黑色的；（2）相较于H₂，在H₁成立时一个非黑色物体更有可能不是乌鸦。同样，黑乌鸦和非黑非乌鸦的物体能都支持“所有乌鸦都是黑的”这一命题，因为相较于否定式，该命题能更好地预测上述两种情况。

我怀疑，乌鸦悖论看似自相矛盾，是因为在判断命题时，我们常常以“命题能否作为一则好的故事来描述观察所得”作为判断标准，而没有把命题视为假设，并根据假设的预测力来做判断。这一点从我们偏好不可证伪的解释上可见一斑。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关于不可证伪的解释的一个主要例子是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的自卑感概念，阿德勒可以用自卑感对几乎任何行为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例如，如果一名男子不顾生命危险去救一个溺水儿童，阿德勒可以解释为，男子的自卑感让他需要通过英勇行为展示优越感，因而会奋不顾身救人。自卑感的概念可以在事后被用来构建一些非常有说服力的解释，但它毫无预测力。自卑感和承认我们对男子的忧虑一无所知是等价的。这意味着，男子的行为和是否存在自卑感毫无关联，因此，他的行为无法支持自卑感的概念，自卑感也无法解释他的行为。

*译者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个体心理学”创始人，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自卑与超越》是其代表作。“自卑感”起因于一个人感觉生活中任何方面都不完善、有缺陷。自卑感使人努力克服缺陷。阿德勒把这种努力叫做补偿。

学会使用证据吧：蒙提霍尔问题

没有哪一个统计谜题能像蒙提霍尔问题一样愚弄几乎所有人……甚至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也会系统性地回答错误，并且……他们很坚持自己的答案，还时刻准备着斥责提出正确答案的人。

——Massimo Piattelli-Palmarini, The Power of Logical Thinking

现在，我们已经见识了如何制定假设并从中得出预测，那么，让我们来考虑如何使用证据检验蒙提霍尔问题。该问题最早是由玛丽莲·沃斯·莎凡特（Marilyn vos Savant）1990年在她的旅游专栏中提出的。她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来信，其中许多写信人都是博士，强烈反对沃斯·莎凡特的正确解答。后来，研究者对蒙提霍尔问题进行了探究，几乎绝大多数的参与者都正确回答了问题。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者重复模拟该问题，发现鸽子比本科生更快地学会了正确解答。蒙提霍尔问题的描述如下：

假设你正在参与一个游戏节目，你需要在三扇门中进行选择：其中一扇门后是一辆车，其他两扇门后都是山羊。你选择了一扇门，比如1号门，主持人知道门背后都是什么，他打开了另一扇门，比如3号门，结果是一只山羊。然后，他对你说：“你想选择2号门吗？”改变选择对你来说有好处吗？

如果你在考虑答案时依赖于主持人对于门后情况的了解，那么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悖论。尽管蒙提霍尔问题欺骗了非常多的人，但如果根据假设、预测以及相应证据来思考，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被骗。让我们从标准版本开始，你选择了1号门，主持人知道哪扇门后藏着车，打开了3号门。假设你选择了正确的门（1号门），基于这一假设，你预测主持人会打开哪扇门呢？要么是2号门，要么是3号门，概率是50:50。

然而，假设你选择了错误的门，车藏在2号门后，此时，你百分百会预测主持人打开3号门，因为他不能提前暴露了车。主持人打开了3号门，结果是山羊，该证据支持了车在2号门后的假设，2号门后的确也更有可能藏着车。然而，如果主持人不知道车藏在哪，那么，上述任何一则假设都不具有预测力，因为主持人总是随机打开了2扇门中的一扇。所以，证据不会更支持任何一项假设。的确，如果主持人不知道车在哪，那么2号门和3号门藏有车的可能性是相同的。通过将2个选项视为假设，并根据预测力来考虑证据，我们能够轻松解决蒙提霍尔问题。

不寻常的理论需要不寻常的证据

了解了假设思维的重要性之后，现在我们能用它来解释卡尔·萨根（Carl Sagan）常被人误解的格言：“不寻常的理论需要不寻常的证据”。虽然这句话包含了真理的一个重要内核，但我怀疑很多人解释不清什么让一个理论不寻常，也说不清什么让证据不寻常。不过，使用假设思维理解这两点非常容易。

从假设思维的角度，不寻常意味着基于已有知识某假设非常不可能成立，而对于不寻常的证据，（1）如果不寻常的假设不成立，那么该证据也不可能出现；（2）相较于不寻常假设的否定，假设本身能更好地预测证据。举个例子，声称“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显然极不可能为真，因为近80亿人中只有1个人是最富有的。为了支持我的说法，我可以掷20次骰子，指出其中极不可能出现的序列作为证据支持。然而，尽管我们承认，即使我的说法是假的（假设被否定），该证据（骰子的序列）极不可能出现，但即使我的说法是真的，也没法对骰子的序列给出更好的预测，因此，骰子对我的说法提供不了任何证据。

接下来，我可以从钱包里掏出一张100美元，以此作为我很有钱的证据。现在我们有切实的证据了，因为，相较于否定，“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假设能更好地预测我轻而易举掏出100美元的举动。不过，如果我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个证据也有一定可能性发生，因此也不足以支持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们还可以查看福布斯亿万富翁年度排行榜，看看我的排名。如果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榜单应该能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个榜单就更不可能支持我的假设了。所以，福布斯榜单上我的表现可以作为不寻常的证据，如果我的主张为真，那该证据很有可能发生，相反的，如果我的主张为假，那该证据极不可能发生。

假设思维是理性的开始，也可能成为终结

作为爱讲故事的物种，虽然假设思维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陷阱，但还有一些重要因素不利于我们的推理能力，只靠假设思维没法解决。例如，我们倾向于贬低自己不赞成的假设，被贬低的版本很容易被否定。我们对各种可能假设设置了毫无根据的限制，这常常导致错误的二分假设*。我们使用相同的证据调整和证明自己的假设，这使得证据变得自说自话，变为我们更偏爱的假设的表面装饰。我们还倾向于寻找、高估能支持自己更偏爱的假设的证据，却忽视、低估反对证据。使用假设思维能改善我们的推理，但我们仍然需要诚实地对待相互竞争的假设。假设思维不能消除这一需要，也不能改变证据范围本身的宽度。这些技能可能我们永远没法完全掌握。但，如果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更理性的世界，我们就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去理性思考，并鼓励其他人也这么做。

*译者注：我们一般看到的假设总被描述为H₀和H₁，即零假设（null hypothesis）和备择假设（alternative hypothesis），是对全集的一种二分。但二分的规则并非总是很有说服力。

作者：Benny Markovitch | 译者：Xhaiden

封面：Sudheesh Chandran | 校对：曹安洁

编辑：山鸡

原文：https://areomagazine.com/2020/08/21/thinking-with-hypotheses-better-reasoning-for-a-storytelling-species/

人类所有体验和行为或许都建立在时间感知的脚手架上。但这个脚手架并不稳定，深受主观意识的影响，像手风琴一样伸缩不定。周围环境中的情感、音乐和时间，还有注意的转移都能让我们感受到时间的加速或减慢。在判断屏幕上图像出现的时长时，我们感觉愤怒的面孔会比中性的持续时间更久，蜘蛛比蝴蝶更久，红色比蓝色更久。有时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而快乐的时光却又总是短暂的。

人类所有体验和行为或许都建立在时间感知的脚手架上。但这个脚手架并不稳定，深受主观意识的影响，像手风琴一样伸缩不定。周围环境中的情感、音乐和时间，还有注意的转移都能让我们感受到时间的加速或减慢。在判断屏幕上图像出现的时长时，我们感觉愤怒的面孔会比中性的持续时间更久，蜘蛛比蝴蝶更久，红色比蓝色更久。有时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而快乐的时光却又总是短暂的。

时间感知与多巴胺

对于大脑来说，“时间”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不同的脑区通过不同的神经机制跟踪时间的流逝，而控制我们时间体验的机制似乎也会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改变。

但是，通过几十年的研究，人们发现，多巴胺（dopamine）这种神经递质在时间感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以多种方式影响我们在特定时长内感觉到的时间流逝。有些研究发现，多巴胺会加快动物的生物钟，导致它们高估时间的流逝。但相反，也有人发现多巴胺会“压缩”事件的时长。例如，来自葡萄牙查帕里马德未知问题研究中心（Champalimaud Centre for the Unknown）的三位科学家2016年在《科学》发表了一项研究[i]。他们使用药物遗传学控制了小鼠中脑（midbrain）多巴胺的等级，发现短时间地刺激多巴胺神经元足以让小鼠感到时间过得更快，反之则更慢。他们也证实了多巴胺对时间感知的重要性，包括：多巴胺神经元让小鼠能够在每次测试中调整时间估计，而抑制多巴胺会降低小鼠对时间的行为敏感性，进一步说明多巴胺神经元的活动反应能直接控制时间判断。不仅如此，更有研究证实这两种影响都存在，具体程度取决于不同的环境设定。

时间感知与学习

为什么多巴胺与时间感知之间的联系如此有趣？原因之一在于，多巴胺在奖励与强化学习过程中的作用更为人所知。比如说，当我们意外得到奖赏时，也就是出现预测误差（prediction error）时，大脑中的多巴胺会突然增多，从而让我们学会在未来继续执行同样的行为，并再次获得奖赏。

多巴胺对时间感知和学习过程都非常重要——这不是巧合。甲基苯丙胺（methamphetamine，中枢兴奋药）和帕金森等神经疾病会同时影响两者，并且都与多巴胺水平变化有关。学习本身——对于特定行为与其结果的关联——就需要在时间上把事件联系起来。查帕里马德科研医疗中心的神经科学家约瑟夫·派顿（Joseph Paton）*说：“强化学习算法的核心其实就是时间信息。”

*译者注：派顿曾任西蒙斯全球脑合作项目（Simons Collaboration on the Global Brain）的研究员。西蒙斯基金（Simons Foundation）为该项目提供资金，同时也资助《Quanta》杂志。

但知道多巴胺对学习和时间感知的共同影响还不够。科学家们还需要搞清楚，强化学习和时间感知在大脑中到底是怎么整合的，又是在哪里发生整合的？乔治梅森大学的心理学家马丁·维纳（Martin Wiener）说，“这两个领域在过去没有什么交集。如果它们依赖于同一神经递质系统，那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过强化学习与时间感知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

预测误差的力量

“所有人都听过‘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这个说法，”哈佛大学的认知神经科学家萨姆·格什曼（Sam Gershman）说，“但是，这种体验的全貌或许更加微妙：比预期更快乐的时光才是短暂的。”

2020年8月24日，在《自然-神经科学》新发表的一篇论文[ii]中，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的伊多·托伦（Ido Toren）、克里斯托弗·阿伯格（Kristoffer Aberg）和罗尼·帕兹 （Rony Paz）进一步研究了强化学习与时间感知之间的关系，并解释了弹性时间感知的原因。他们证明了以下两点：

• 人们一直以来的怀疑：时间感知和操作条件反射*之间有某种联系。
• 时间感知与大脑对于未来事件持续更新的预期之间有紧密融合。

*译者注：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又称工具性条件反射（instrumental conditioning），一种通过奖励和惩罚进行学习的机制。学习一般指将特定的行为与特定的结果联系在一起。

实验中，被试会看到两个数字（大部分情况下是两个“0”）在屏幕上闪现，而第二个数字会持续不同的时长；随后被试需要报告哪个数字出现的时间更长。但是有时，第二个“0”会随机被正或负的整数取代：如果是正整数，被试就能得到金钱的奖励；如果是负整数，被试就会被“罚款”。

结果表明，被试的时间感知有规律地向正负数带来的后果看齐。有意外惊喜时，也就是当“正向预测误差”（positive prediction error）出现时，他们感觉数字出现的时间更久，而讨厌的负向预测误差（negative prediction error）让刺激看似更短暂。正如维拉诺瓦大学的心理学家马修·马爹利（Matthew Matell）作出的总结所言，“我们对结果的惊讶程度会系统地影响时间感知”，并且这种影响与预测误差的大小有关：预测误差越大，时间感知的扭曲越严重。

但是等等，如果我们再次回想“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那为什么在这个实验中，惊喜反而看似持续更久？虽然托伦和同事们证明了预测误差强度与时间感知的影响，他们获得的有关预测误差正负的结果却与主流结论和普遍的常识背道而驰。

所以，主观的影响和时间感知到底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同的信号会让我们拉伸或压缩时间体验，那么它们或许也会影响我们感知中特定行为和结果之间的远近，从而影响我们学习这些行为和结果之间联系的速度。前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后博文·冯（Bowen Fung）*认为，如果要让强化学习模型更加准确，它们需要满足一个额外的变量，也就是预测错误对时间感知的影响。

*译者注：博文·冯现在就职于澳大利亚一家名为“行为洞察团队”（Behavioral Insights Team）的公司。

马爹利说：“对于未来想要建造模型，或者尝试更好地理解大脑的人来说，他们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他们需要考虑这两个系统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格什曼和他的博士学生约翰·米哈尔（John Mikhael）正在开发一种包含这些概念的学习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适应性地调整脑内的时间流逝可以提高心理预测的准确度。

神经疲劳的作用

但是，预测误差不是影响时间感知的唯一因素。2020年9月底，《神经科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iii]，由日本情报通信研究机构（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的认知神经科学家林正道（Masamichi Hayashi）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理查德·伊夫里（Richard Ivry）合作完成。

在他们的实验中，被试会接触重复而持续时间很短的刺激，每次刺激之间有不同时长的间隔；结果表明，重复的短时刺激会让被试高估时间相对更长的间隔。他们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负责对更短时长的刺激做出反应的神经元逐渐变得疲劳，从而放大了对长时长敏感的神经元的影响，改变了被试对后续刺激的感知（同样的，重复接触长时刺激后，被试会低估更短的间隔的时长）。

林说：“通过改变呈现刺激的背景环境，我们其实就可以操纵被试对这些时间段的感知。”

值得注意的是，林和伊夫里与魏茨曼的科学家们主要研究的脑区和机制完全不同：前者实验的脑扫描揭示，预测误差和时间感知的联系来源于壳核（putamen）——一个负责运动学习和其他功能的结构，它组成了基底神经节（basal ganglia）的一部分；后者却发现右顶叶（right parietal lobe）中的一个区域掌管我们对时间的主观体验。尽管如此，他们却都发现了与时间感知互相影响的相似机制。诚然，这说明了大脑中计时过程的分散与多元化程度。

但林说，右顶叶的确与壳核有功能与结构上的关联，所以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许一起塑造了更加整体的时间感知。因此，想要知道时间体验背后的过程与算法，只需要了解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和其他）相互作用得以发生。但在它们被查明之前，科学家们或许只能期待地不停看表了——不仅是手上的表，还有大脑中的。

编译：Lemona | 封面：Max Löffler

审校、编辑：阿莫東森

原文：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reasons-revealed-for-the-brains-elastic-sense-of-time-2020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