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中，初级分析师和助理银行家们常常面临每周90至100小时的工作时间。这些年轻的金融精英们每天清晨踏入办公室，往往又直到凌晨才能离开，而第二天清早又必须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客户面前。为了应对这种近乎不人道的工作强度，许多人转向了处方兴奋剂，并将它们视为职场生存的必需品。

马克·莫兰的经历就是典型案例。作为一名在纽约瑞信实习的年轻投资银行家，面对即将到来的每周90小时工作量，他向同事寻求建议。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令人震惊却又在业内习以为常：去华尔街的一家健康诊所，告诉工作人员你难以集中注意力。

莫兰按照建议前往诊所，只花了五分钟填写了一份简单的调查问卷，回答诸如”是否难以保持条理”、”是否拖延”等问题。随后的医生问诊更像是例行公事，医生直接草率地宣布他的答案表明他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毫不犹豫地开出了阿德拉的处方。整个过程快速而机械，反映了美国医疗体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精神类药物的过度处方和获取的便利性。这些精品健康诊所和远程医疗平台使获取ADHD药物变得惊人地容易，它们通常不接受保险，收取高额费用，却提供极为宽松的药物处方标准。

“他们给了我处方，几个月内，我就上瘾了，”莫兰回忆道。”你开始依赖它才能工作。服用阿德拉后，我能连续工作数小时，甚至对年轻投资银行家的一些单调任务产生兴趣，比如在PowerPoint上对齐公司标志或在Excel中格式化单元格。”这种药物让他能够在极端工作条件下保持专注，但同时也开启了依赖的恶性循环。

这种现象已经在职场公开化。在旧金山富国银行医疗保健投资银行部门工作的乔纳·弗雷描述，有同事会在公共办公区的办公桌上直接吸食碾碎的阿德拉药片，而周围没有人对此有异议，仿佛这只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正常手段。在杰富瑞集团休斯顿办公室，分析师们在制作财务模型和PowerPoint幻灯片时，一次会放两个Zyn尼古丁袋。空容器通常在公共办公区堆成金字塔，成为工作强度的另一种象征。

更极端的是，在休斯顿有银行家会一口气喝下”魔爪炸弹”——一杯装满魔爪能量饮料再加入一支超强版5小时能量饮料的混合物，相当于一次性摄入近五杯咖啡因的量。这种行为背后是一种不断推高极限的文化，仿佛不靠药物和刺激物就无法完成工作任务成了行业默认的规则。

而在科技行业，另一种趋势正在形成：使用氯胺酮和迷幻药物如裸盖菇素（魔术蘑菇）来增强创造力和专注力。保险经纪公司Frontier Risk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惠特科姆在氯胺酮体验后，创建了一种特殊的团队视频会议形式，让12人团队每周聚在一起，大部分时间只是看着彼此工作，没有议程。他承认，清醒的自己本会认为这种共同沉默的坐着太过”神神叨叨”，不适合职场，但在药物影响下，他认为这可以激发即兴的协作。

佩吉·范德普拉什在疫情初期她的金融咨询公司陷入困境时，开始服用小剂量的魔术蘑菇，发现自己能长时间专注于重要任务。她将这种体验称为”生物黑客的下一个层次”，并进一步表示说”如果我在两小时内比旁边的人在八小时内更有创造力，那就是一种优势”。这种思维方式反映了科技行业对效率的极度追求，以及将人体视为可以被”黑客入侵”和”优化”的系统。

这些行为背后有着强大的经济动机。在华尔街，初级银行家的薪水可达20万美元，而成功晋升可获得七位数年薪。纽约精神科医生塞缪尔·格拉泽指出：”要工作这么长时间，唯一的方法就是你真的非常非常渴望表现出色。巨大的经济回报可能会促使人们使用药物来提高业绩。”

获取药物的途径也变得更加便捷。像纽约的Trifecta Health这样的精品健康诊所以及在疫情期间蓬勃发展的远程医疗网站，都使获取ADHD药物变得异常简单。拥有并经营Trifecta的精神科医生爱德华·弗鲁特曼承认，他的客户中有50%来自华尔街。这些客户转向他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高能工作几乎不可能在没有药物帮助的情况下完成。”任何人类真正能产出和做的事情都是有限度的，”这些医生还借口说工作困难可能是未经治疗的ADHD的迹象。这种说法模糊了正常人类能力的界限与病理状态之间的区别，为药物的过度使用提供了合理化的借口。

然而，这种追求效率的做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阿德拉和万思达被归类为二类管制药品，与可卡因和阿片类药物并列，因为它们有很高的滥用潜力。滥用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心脏病、体重急剧下降、失眠和精神问题。

莫兰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从阿德拉换成了万思达，剂量稳步增加到每天70毫克，这是该药物的最大日剂量。在纽约的精品投资银行Centerview Partners工作期间，他曾在办公室为客户准备推介材料直到凌晨5点，回家换衣服后，大约上午9点又回到办公室与客户会面，途中服用了万思达。那天上午，在调整一个财务模型时，他开始出现心悸，感觉就像刚跑完800米冲刺，”只不过我是在Microsoft Excel上而不是在跑道上。”那一刻他意识到必须停止使用这些药物。

银行家弗雷的故事更突显了药物依赖的恶性循环。他开始服用阿德拉是为了应对在旧金山办公室凌晨4点开始并持续到第二天凌晨2点的工作日。当他在纽约找到新工作后，工作量至少增加了两到三倍，医生提出增加他的剂量，他欣然同意。”我开始早上服用一次，下午再服用一次，一开始是一周五天，然后变成了一周七天，因为我大多数周末都在工作，”他回忆道。

随着时间推移，弗雷开始忘记是星期几，因为药片使他陷入不间断的高效狂热中。他失去了食欲，体重下降了约25磅。最终，他在2022年辞去了工作，停止服用药物，搬回父母家。大约一个月后他才感觉恢复正常：晚上会出现冷汗，要么连续睡12个小时，要么根本不睡觉。”我开始时了解使用阿德拉的风险，”他说。”但回报是成为董事总经理并获得七位数的薪水。我觉得我必须有一个优势才能成功。”停药后，”我基本上必须重新学习作为一个在社会中运作的人类的基本知识，而不仅仅是去办公室工作到死。”

药物依赖不仅影响身体健康，还会改变使用者的性格和社交能力。一位在纽约古根海姆合伙人工作的前银行家表示，他每天早上服用50毫克的万思达，有些晚上服用20毫克的阿德拉，这远高于格拉泽医生所说的典型起始剂量（每天30毫克的万思达或5毫克的阿德拉）。他发现药物让他感到反社会和孤立，阻碍了他在工作中进行随意交谈的能力。“我觉得药物使我变得像机器人一样，高度交易性，无法接受与陌生人社交的想法——因为我看不到即时的价值增加。”这种描述令人不安地展示了药物如何剥夺了使用者的人性，将他们转变为纯粹的生产工具。

在美国企业界，特别是华尔街和科技行业，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高管和普通员工为了应对激烈的职场竞争和提高工作效率，开始依赖各种药物。这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咖啡因或能量饮料，而是处方药物如阿德拉（Adderall）、万思达（Vyvanse）等ADHD药物，甚至包括氯胺酮和迷幻药等更具争议性的物质。

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中，初级分析师和助理银行家们常常面临每周90至100小时的工作时间。这些年轻的金融精英们每天清晨踏入办公室，往往又直到凌晨才能离开，而第二天清早又必须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客户面前。为了应对这种近乎不人道的工作强度，许多人转向了处方兴奋剂，并将它们视为职场生存的必需品。

马克·莫兰的经历就是典型案例。作为一名在纽约瑞信实习的年轻投资银行家，面对即将到来的每周90小时工作量，他向同事寻求建议。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令人震惊却又在业内习以为常：去华尔街的一家健康诊所，告诉工作人员你难以集中注意力。

莫兰按照建议前往诊所，只花了五分钟填写了一份简单的调查问卷，回答诸如”是否难以保持条理”、”是否拖延”等问题。随后的医生问诊更像是例行公事，医生直接草率地宣布他的答案表明他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毫不犹豫地开出了阿德拉的处方。整个过程快速而机械，反映了美国医疗体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精神类药物的过度处方和获取的便利性。这些精品健康诊所和远程医疗平台使获取ADHD药物变得惊人地容易，它们通常不接受保险，收取高额费用，却提供极为宽松的药物处方标准。

“他们给了我处方，几个月内，我就上瘾了，”莫兰回忆道。”你开始依赖它才能工作。服用阿德拉后，我能连续工作数小时，甚至对年轻投资银行家的一些单调任务产生兴趣，比如在PowerPoint上对齐公司标志或在Excel中格式化单元格。”这种药物让他能够在极端工作条件下保持专注，但同时也开启了依赖的恶性循环。

这种现象已经在职场公开化。在旧金山富国银行医疗保健投资银行部门工作的乔纳·弗雷描述，有同事会在公共办公区的办公桌上直接吸食碾碎的阿德拉药片，而周围没有人对此有异议，仿佛这只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正常手段。在杰富瑞集团休斯顿办公室，分析师们在制作财务模型和PowerPoint幻灯片时，一次会放两个Zyn尼古丁袋。空容器通常在公共办公区堆成金字塔，成为工作强度的另一种象征。

更极端的是，在休斯顿有银行家会一口气喝下”魔爪炸弹”——一杯装满魔爪能量饮料再加入一支超强版5小时能量饮料的混合物，相当于一次性摄入近五杯咖啡因的量。这种行为背后是一种不断推高极限的文化，仿佛不靠药物和刺激物就无法完成工作任务成了行业默认的规则。

而在科技行业，另一种趋势正在形成：使用氯胺酮和迷幻药物如裸盖菇素（魔术蘑菇）来增强创造力和专注力。保险经纪公司Frontier Risk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惠特科姆在氯胺酮体验后，创建了一种特殊的团队视频会议形式，让12人团队每周聚在一起，大部分时间只是看着彼此工作，没有议程。他承认，清醒的自己本会认为这种共同沉默的坐着太过”神神叨叨”，不适合职场，但在药物影响下，他认为这可以激发即兴的协作。

佩吉·范德普拉什在疫情初期她的金融咨询公司陷入困境时，开始服用小剂量的魔术蘑菇，发现自己能长时间专注于重要任务。她将这种体验称为”生物黑客的下一个层次”，并进一步表示说”如果我在两小时内比旁边的人在八小时内更有创造力，那就是一种优势”。这种思维方式反映了科技行业对效率的极度追求，以及将人体视为可以被”黑客入侵”和”优化”的系统。

这些行为背后有着强大的经济动机。在华尔街，初级银行家的薪水可达20万美元，而成功晋升可获得七位数年薪。纽约精神科医生塞缪尔·格拉泽指出：”要工作这么长时间，唯一的方法就是你真的非常非常渴望表现出色。巨大的经济回报可能会促使人们使用药物来提高业绩。”

获取药物的途径也变得更加便捷。像纽约的Trifecta Health这样的精品健康诊所以及在疫情期间蓬勃发展的远程医疗网站，都使获取ADHD药物变得异常简单。拥有并经营Trifecta的精神科医生爱德华·弗鲁特曼承认，他的客户中有50%来自华尔街。这些客户转向他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高能工作几乎不可能在没有药物帮助的情况下完成。”任何人类真正能产出和做的事情都是有限度的，”这些医生还借口说工作困难可能是未经治疗的ADHD的迹象。这种说法模糊了正常人类能力的界限与病理状态之间的区别，为药物的过度使用提供了合理化的借口。

然而，这种追求效率的做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阿德拉和万思达被归类为二类管制药品，与可卡因和阿片类药物并列，因为它们有很高的滥用潜力。滥用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心脏病、体重急剧下降、失眠和精神问题。

莫兰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从阿德拉换成了万思达，剂量稳步增加到每天70毫克，这是该药物的最大日剂量。在纽约的精品投资银行Centerview Partners工作期间，他曾在办公室为客户准备推介材料直到凌晨5点，回家换衣服后，大约上午9点又回到办公室与客户会面，途中服用了万思达。那天上午，在调整一个财务模型时，他开始出现心悸，感觉就像刚跑完800米冲刺，”只不过我是在Microsoft Excel上而不是在跑道上。”那一刻他意识到必须停止使用这些药物。

银行家弗雷的故事更突显了药物依赖的恶性循环。他开始服用阿德拉是为了应对在旧金山办公室凌晨4点开始并持续到第二天凌晨2点的工作日。当他在纽约找到新工作后，工作量至少增加了两到三倍，医生提出增加他的剂量，他欣然同意。”我开始早上服用一次，下午再服用一次，一开始是一周五天，然后变成了一周七天，因为我大多数周末都在工作，”他回忆道。

随着时间推移，弗雷开始忘记是星期几，因为药片使他陷入不间断的高效狂热中。他失去了食欲，体重下降了约25磅。最终，他在2022年辞去了工作，停止服用药物，搬回父母家。大约一个月后他才感觉恢复正常：晚上会出现冷汗，要么连续睡12个小时，要么根本不睡觉。”我开始时了解使用阿德拉的风险，”他说。”但回报是成为董事总经理并获得七位数的薪水。我觉得我必须有一个优势才能成功。”停药后，”我基本上必须重新学习作为一个在社会中运作的人类的基本知识，而不仅仅是去办公室工作到死。”

药物依赖不仅影响身体健康，还会改变使用者的性格和社交能力。一位在纽约古根海姆合伙人工作的前银行家表示，他每天早上服用50毫克的万思达，有些晚上服用20毫克的阿德拉，这远高于格拉泽医生所说的典型起始剂量（每天30毫克的万思达或5毫克的阿德拉）。他发现药物让他感到反社会和孤立，阻碍了他在工作中进行随意交谈的能力。“我觉得药物使我变得像机器人一样，高度交易性，无法接受与陌生人社交的想法——因为我看不到即时的价值增加。”这种描述令人不安地展示了药物如何剥夺了使用者的人性，将他们转变为纯粹的生产工具。

参考来源：

The Drugs Young Bankers Use to Get Through the Day—and Night

They Say Drugs Make Them Better at Their Jobs. Are They Tripping?

The Long Nights and Drug Addiction That Drove a Banker to Insider Trading

Generation Xanax: The Dark Side of America’s Wonder Drug

编译：李泽伟，胡夏天

饭后一份甜品、午后一杯奶茶、日常一瓶“快乐肥宅水”……人类对糖的渴望与生俱来。过去60年间，全球糖消费量翻了两番。食品工业通过设计“极乐点”（Bliss Point），精准调配糖、盐、脂肪的黄金比例，最大化激活大脑奖赏回路，使甜食更加难以让人抗拒。“隐形糖”让人防不胜防，100克番茄酱含糖量高达20-30克，一瓶果茶可能隐藏65克糖。更隐蔽的是，一些成分看似与糖无关（如麦芽糊精、浓缩果汁），却让糖分悄然潜入日常饮食中。

作为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糖的类型按分子结构可分为单糖、双糖和多糖。常见单糖有葡萄糖、果糖、半乳糖，双糖有蔗糖、麦芽糖、乳糖，多糖有淀粉和纤维素。*天然糖广泛存在于水果（如果糖）、蜂蜜（葡萄糖与果糖的混合物）、牛奶（乳糖）以及谷物（淀粉）中，为人类提供了快速代谢的能量。然而，现代饮食中的“糖”更多指向“添加糖”与“游离糖”，其中添加糖指的是食品加工中额外加入的单糖和双糖，游离糖则包含添加糖以及天然存在于蜂蜜、糖浆、果汁和浓缩果汁中的糖。

*注：蔗糖=葡萄糖+果糖，麦芽糖=葡萄糖+葡萄糖，乳糖=葡萄糖+半乳糖，淀粉=葡萄糖+葡萄糖+……，纤维素=葡萄糖+葡萄糖+……。

在营养学上，糖提供的是“空能量”，不含其他必需营养素（如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而只提供能量。糖提供的能量多了，就可能影响膳食中其他食物和营养素的摄入，造成营养不良。现在全社会倡导“减糖”“控糖”不仅源于此，还在于糖的过度摄入已演变为全球健康危机。

糖摄入过多造成的肥胖症、糖尿病、心脏病和肝病等疾病在全球高发，每年间接导致全球约3500万人死亡。仅2019年，中国因含糖饮料致死的人数就达到4.6万人，而在过去三十年间，因摄入高糖饮料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了95%。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和儿童每天的游离糖摄入量应控制在总能量的10%以下，理想情况是5%以下。《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2030年）》倡导人均每日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超过2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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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能听到“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这个词，它描述了在国外体验到的文化环境与我们所熟悉的截然不同时所产生的感觉。但是，我们真的了解文化休克吗？

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意大利，这是我出生的国家。

24岁时，快要取得米兰大学（University of Milan）药学硕士学位的我决定申请国外实验室的实习。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去的爱尔兰并非在世界的另一头，但那也是让我初次体验到文化休克的地方。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刚到科克（Cork）时感受到的强风和出租车司机的口音。融入当地环境的第一个障碍是我贫瘠的英语，随之而来的是我总想和意大利朋友一起玩的心。从独特的饮食习惯到浓厚的酒吧文化（对我来说这倒是个愉快的发现），爱尔兰的生活在诸多方面与意大利的相去甚远。此外，你还得习惯在雨中骑车。

那时，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文化休克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近，我开始对这个话题产生更大的兴趣，主要基于如下两个原因。

首先，作为一个研究学者，我很清楚在学术界，流动性是职业道路上一个重要方面。只需扫一眼那些给研究学者们的资助机会，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大部分即便不强制，也都鼓励工作的灵活性和流动性。的确，在不同国家、不同实验室工作，或者参与国际合作项目，会让研究学者收获很多技能和经验。

第二个原因更为私人。我最近又搬到了另一个国家——法国。现在，我不仅正面临着一些细微的文化变化，比如葡萄酒取代了啤酒，延长的夏季热浪取代了全年的羽绒被；真正困难的是，我必须在超过两种语言中做选择，这些语言好像在我头脑中就谁可以先发声而争斗不休。

文化休克可能在很多不同方面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适应新环境的困难会让你晕头转向，感到困惑，甚至产生严重的心理压力。此篇博文的写作初衷是想分享一些我找到的关于文化冲击的有趣信息、讨论其特点以及应对方式。

到底何为文化休克？

文化休克一词在60年代由加拿大人类学家卡莱沃·奥博格（Kalervo Oberg）首创。在其著作中，他将文化休克称之为“一种我确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染上的病”，并补充道，“当一个人进入了陌生的环境……他就像离开了水的鱼。”详细的症状列表包括：过度洗手；心不在焉，目视远方；感到无助，想要依靠同一国籍的人；不情愿或拒绝学习新的语言；最后，还有那份对回家的热切渴望。

尽管“休克”这个词会让我想到梗阻性或者心源性休克这类会危害心血管系统的病症，我从未真正把文化休克视为一种疾病，因此我认为奥博格的观点甚是有趣。

文化休克有一条发展曲线，这一点会让我想到某类常见疾病的发展过程。它的主要特征是分为四个不同阶段的循坏模式。

（1）在蜜月期，初到他国者会对新文化感到着迷，并抱着浪漫的态度欣赏新旧文化之间的差异。通常他们的社交对象是会说他们母语的人。这个阶段持续几周到几个月后最终消失。

（2）到了发现自己不得不去应对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时，人们也早已深陷于文化休克期，这一阶段的特征表现为焦虑加剧，并对所处国家有敌意。焦虑来源于他们在适应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在此阶段，语言障碍成为建立新关系的主要绊脚石。而带着刻板印象去看待所处国家的人们也是常见风险，这会导致你否定甚至误解文化差异。奥博格将这一阶段描述为“病危期：如果你能克服它，你会留下来；如果你不能克服，你会在精神崩溃前离开”。

（3）调整期开启的标志为人们适应习惯了新文化，并建立起了一套日常生活常规流程。此时，人们开始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来对待新文化，并将其视作另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4）在最后的适应期中，人们全面融入所处国文化，适应自如。

这是文化休克这一“疾病”大致的发展过程，但也不止于此。

随着深入钻研奥博格的理论，我发现了另一种“休克”存在：“逆向文化休克”（reverse culture shock）。当在适应了新国家的文化之后，再重返母国时，可能会出现逆向文化休克。意识到现在故乡的生活和离开时的有所不同，会引起人们的不适和心理压力。最近，此博客平台*编辑，卡迈恩·帕里安特（Carmine Pariante）在英国版Vogue杂志的采访中就谈到了在解除新冠隔离封锁后重回日常生活时所出现的逆向文化休克现象。

*译者注 博客平台网址：https://www.inspirethemind.org

如果文化休克真是一种被认定的疾病，我认为它应该被归类于全身不适症，因为它影响到身体不同部位和系统。接触新文化时遇到的重重困难是真实存在的，由许多不同因素引发，如饮食习惯改变及其对肠道平衡的影响、气候环境及相关的情绪状况、由失去社会关系导致的焦虑和挫败感、睡眠变化、悲伤等等。

文化休克会带来哪些影响？

文化休克的影响在个体间的表现各有不同。对一些人来说，融入新文化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他们孤立自己，从而无法逃出“休克”期，也不能真正进入调整和适应期。

另一些人成功适应了新文化的部分方面，同时也保留了部分自己原有的文化。还有少数人群则在文化融入中完全适应，抛弃了原有文化，对于他们来说，他国成为了故乡。

如何应对文化休克？

去认识了解他国人民是我们消解文化休克有害效果的一个关键步骤。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学习当地语言。这个过程本身可能会带来挫败和焦虑，但长期来看它会帮助我们获得自信，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文化背景，正如奥博格所说：

理解他人的生活方式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要放弃自己的文化。实际上，你已经建立了两套不同的行为方式。

在他国，我们需要留给自己必要的适应时间和空间，从而平稳顺畅过渡，发展出自己的应对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适应能力至关重要，同时还需要对新文化持有开放态度。

能意识到文化差异也是应对“文化休克”的重要起始点。这些差异包括不一样的时间观念（例如守时与迟到），或者一种不同的幽默感，不同的交流方式。对于长时间饱受情绪压力的外国人来说，心理咨询或许有助于加速“治愈”过程。情绪压力最终可能会导致生理上的紧张，因此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照顾自己的能力也极为重要。

不仅仅是消极的……

以我个人经验来看，我相信文化休克不仅仅是一个消极和沮丧的过程，它还能带来绝佳的成长机会。

我认为它不应该仅被等同于一种个人的弱点，而应被视为对于新环境的正常生理和心理反应。了解其发展过程和症状不应打消我们移居国外或出国旅游的想法，反而应该鼓励我们以积极心态看待新体验。跨文化冲突甚至误解还能加深我们对自己的了解。

为什么呢？我们的祖国文化，连同它的线索和符号，常被认为是唯一“正常”的生活方式。当置身于不同的文化环境，我们需要去比较或调整自己的行为、态度和设想，由此我们的自我意识会增强。

这是五年之后的我：面对着新的国家，新的语言，新的文化。这像是一场刺激的过山车式体验，我也不否认有时回家是我最强烈的愿望。

但随着时间流逝，我意识到“家”并无严格定义。从我的经验来看，一剂合宜剂量的“适应”和离开舒适区的意愿，是我们克服“文化休克”的关键良药。

作者：Sofia Cussotto | 封面：Jun Cen

翻译：苏木弯 | 审校：张蒙 | 编辑：山鸡 

原文：https://www.inspirethemind.org/blog/culture-shock-salut-hlla-ol-ciao-kumusta

然而四年前，他的家庭又遭受了一重悲剧。当时，凯斯勒（Kessler）完全被击垮了。他发现，了解悲伤是一回事，经历悲伤又是另一回事。尽管他的人生旅程艰苦而漫长，他却有了一个重要的新发现：他意识到，库伯勒-罗斯的开创性体系还不够完善。在库伯勒-罗斯家人的允许下，他在她的五个悲伤阶段后，新增了第六个阶段。他认为，第六阶段对于疫情中我们共有的悲伤经历而言十分重要，对于每一个失去亲人的个体也十分重要。

凯斯勒人生中悲剧的出现，和大多数悲剧一样，毫无预兆。当他的儿子理查德（他于2000年收养的两个男孩中年纪较长的一个）打电话告诉他，21岁的弟弟大卫已死亡时，凯斯勒还在巡回演讲之中。这两个孩子的童年悲惨而痛苦。凯斯勒说，童年的经历一直困扰着大卫，以至于他去世时还在服药。凯斯勒在书中描述了他听到儿子去世后的感受——就像沉到了海洋的最深处。并且，他知道他会在深渊里呆上一段时间。他知道他会经历库伯勒-罗斯所描述的各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他知道这几个阶段的发展不一定是线性发展。他无法预测恢复需要多久，但他还知道，他会在不同阶段之间来回反复。

他没有预想到的是，直到他自己亲身经历后，他才意识到悲伤还存在着第六阶段。“我发现还有一些东西，超越接受阶段之外的东西”，他从洛杉矶的家中打电话告诉我，“那就是寻找意义：也许可以从我的悲伤中发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他强调，他并不是说要在大卫的死亡中找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我们不是要在死亡中寻找意义——那里没有意义。我们要从死者的人生中寻找意义，去了解他们如何塑造了我们，或者通过研究他们的死亡来让他人拥有更安全的世界。”换句话说，寻找意义是一件人们失去至亲至爱的人后可以做的事情。这就是那些留下来的人们，将离去的个体存在融入到他们生活中的方式，也是用那些失去来改变他们的方式，更是让他们更好地应对失去的方式。

凯斯勒认为，许多个人层面的悲伤体验，和我们因新冠疫情而产生的共同体验是相似的。“许多人说他们心情沉重，非常难过，他们所描述的其实就是悲伤（grief）。”他说，“我们正在为失去的世界感到悲伤：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常、我们的交往、我们的工作，一切都变了。变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悲伤——悲伤是我们不想要的变化。”

就像每个人经历的失去一样，现在全世界都处于库伯勒-罗斯所描述的悲伤阶段。有些人在否认正在发生的事；有些人对此感到愤怒；有些人试图讨价还价；还有许多人感到沮丧和忧郁；而最终，我们必须接受我们永远无法回到过去的这一事实。而且，之后还会出现第六个阶段：寻找意义。的确，悲伤的阶段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或以线性关系递进的，从悲伤的一开始我们就能看到这种意义追寻的迹象。凯斯勒说，当悲伤行将结束时，我们便需要从中寻找意义。“我们会问，这段经历意味着什么，我们能从中得到哪些创伤后的成长?”重要的是，寻找意义“通常也是抚平内心伤痛的方式”。

凯斯勒认为，库伯勒-罗斯（于2004年去世）也一定会认同他的观点。他们两人曾在1995年会面，并合作编写了一本名为《当绿叶缓缓落下》（On Grief and Grieving）的书。在书中，他们谈到了悲伤五阶段是如何被大众曲解的。但是，正如凯斯勒现在所体会的那样，直到他经历了丧子之痛后，他才终于找到问题的根源。

这一切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北半球的人并不了解悲伤为何物。“我正在传授的，是当代人们的曾祖父母非常了解的东西，”他说，“现在有些人认为经历悲伤的整个过程只要花三个月的时间，甚至三个星期。”他说，在过去，无论你需要多长的时间进行哀悼，都是被社会允许的——事实上，悲伤的余波永远不会停息，只会改变。“但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被叮嘱你需要用这些时间来怀有这种感受，之后你就会没事了。”

在这个反悲伤（grief-adverse）的社会中，我们可能会失去的是悲伤所带来的个人成长。“我们都在谈论创伤后的压力（post-traumatic stress），但我想说，创伤后的成长才是更常见的东西。”他认为，我们要认识到伴随失去的成长的存在，也要去了解这种成长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

在我看来，他的观点非常有道理。当我采访那些经历过丧亲之痛的人们时，我经常注意到，他们若是寻找到了凯斯勒所说的意义，或者能直面丧亲带来的痛苦与改变，他们会拥有更好的心理状态。当我和我的姐姐都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离我而去了。我知道，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就被彻底改变，并且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我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会变成怎样的人。

这又将我们引向下一个问题：愧疚感（guilt）。如果我们作为丧亲之人，从这种失去中获益，我们一定会对此感到内疚。但我们不应该这么想，凯斯勒说，我们并非主动选择失去我们所珍惜的人。他们的死亡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可以改变的是，失去了他们之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放弃我们获得的成长可以让他们起死回生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但重点是，这是我们绝对做不到的一件事。而且，我们必须记住，离去的人会希望我们因为他们而在生活中找到意义。“以前，我儿子为我所做的事感到骄傲。他一定也会为我的研究因为他而找到了一个新的维度感到高兴。”凯斯勒说道。

凯斯勒说，悲伤的底线是：不管你如何悲伤，多么悲伤，都没有错。正如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悲伤也是不一样的；对于不同悲伤，我们的需求是不同的——我们在应对疫情带来的悲伤时，似乎也是这样。经历悲伤的过程也是极度孤独的：以前从未经历过悲伤的人们会希望其他家人能在此时提供帮助。但实际上，当每个人都在经历悲伤时，往往无法互相安慰。作为一个悲伤的人，有时你能做到的，就是活下来。

这又将我们引向下一个问题：愧疚感（guilt）。如果我们作为丧亲之人，从这种失去中获益，我们一定会对此感到内疚。但我们不应该这么想，凯斯勒说，我们并非主动选择失去我们所珍惜的人。他们的死亡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可以改变的是，失去了他们之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放弃我们获得的成长可以让他们起死回生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但重点是，这是我们绝对做不到的一件事。而且，我们必须记住，离去的人会希望我们因为他们而在生活中找到意义。“以前，我儿子为我所做的事感到骄傲。他一定也会为我的研究因为他而找到了一个新的维度感到高兴。”凯斯勒说道。

凯斯勒说，悲伤的底线是：不管你如何悲伤，多么悲伤，都没有错。正如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悲伤也是不一样的；对于不同悲伤，我们的需求是不同的——我们在应对疫情带来的悲伤时，似乎也是这样。经历悲伤的过程也是极度孤独的：以前从未经历过悲伤的人们会希望其他家人能在此时提供帮助。但实际上，当每个人都在经历悲伤时，往往无法互相安慰。作为一个悲伤的人，有时你能做到的，就是活下来。

凯斯勒说，他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哪种失去最糟糕？“人们会问，是失去孩子，还是失去伴侣？我总是会说：自己经历的总是最糟糕的。”

但若是这样的话，凯斯勒的书所传达的积极信息就是，受到最大的收获也可以是你自己。他和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在一家大酒店的会议上讲话，周围的房间里也在举行其他会议。“会议结束后，酒店的一位保洁员走过来问我：‘您的团队在做什么呢？刚才您的会议室里传出了很多笑声。’”凯斯勒说，曾经坠入过绝望深渊的人，会在享受生活时拥有最多的选择。“当你穿过了最深的山谷，你一定会懂得欣赏这最高的山峰带给你的美景。”而现在，我们就在一起穿越最深的山谷，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编者注：大卫·凯斯勒的网站是grief.com，他的书《寻找意义：悲伤的第六阶段》（Finding Meaning: The Sixth Stage of Grief）由企鹅兰登（Penguin Random House）发行。

作者：Joanna Moorhead | 封面：Abigail Goh

译者：大智智智智 | 校对：eggriel

编辑：山鸡

原文：https://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21/jan/17/finding-meaning-in-the-life-of-a-loved-one-who-dies-is-part-of-grief

作者/John M. Grohol，Jessica Meiman & Maud Purcell 封面/Ines Cui

导语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归有光《项脊轩志》

我们感受到的“哀恸”（grief），很多时候都来源于“丧失”（loss）。

我们接受现实，也许要从接受“丧失”开始——就像归有光慢慢可以抬起头，看着他院子里那棵枇杷树。

如果你失去了你的一生挚爱，你会想些什么？

也许你也曾认为自己坚韧不拔、顶天立地。可是当你失去那个人的时候，你一下子变得惶恐不安、不知所措。你觉得你的世界彻底坍塌，你再也回不到那些过去，再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不过，当你在哀恸的旅程中缓步前行时，你会开始明白，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情绪感受。直面你的哀恸，合理地应对它们，我们要从解决一些有关“哀恸”与“丧失”的基本问题开始。

“哀恸”是什么？

哀恸，是由任何类型的丧失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情感体验。当谈论丧失时，我们通常会想到死亡；然而，丧失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类型：离婚、患病或者失业，都是丧失。任何改变都会涉及丧失，即便是像升职或结婚这种被认为是积极的变化，同样也包含了失去的因素。

哀恸会使你经历一系列不同的阶段，包括“否认/怀疑”、“恐惧”、“愤怒”、“沮丧”，最后是“接受”。这些阶段可能会彼此重叠，也可能以不同的顺序出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许会经历无数情绪，比如困惑、悲伤、害怕、内疚或绝望；这些情绪会根据丧失的大小或程度而有所不同。

哀恸会以不同的方式击中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当我们失去所爱的人，这种丧失会在瞬息之间给予我们当头一击。或者，它也可能要等到几周甚至几个月后才会抬头，对你露出它的幽暗之曈。可是，当你经历着丧失与哀恸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些感受，又会经历什么样的变化？

有一件事可能很难理解——对大多数人来说，丧失所带来的哀恸永远不会彻底离开一个人。这种丧失会永远伴随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可能一开始是巨大的、压倒性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变得越来越小。

对于人们如何感受到“哀恸”，一位推特博主劳伦·赫歇尔（Lauren Herschel）的比喻也许能够为我们带来启发。

把你的生活想象成一个盒子，把哀恸想象成盒子里面的一个球。盒子里面，安着一个名为“痛苦”的按钮。

起初经历丧失的时候，它是如此鲜活，许多人所体会到的哀恸便宛如滔天巨浪，铺天盖地地向你压来。这个名为“哀恸”的球，此刻是一只骇人的庞然大物，以至于每次你移动盒子的时候——也就是，当你生活着的时候，这个叫作“哀恸”的球，总会不受控制地去触碰到“痛苦”按钮。

球在盒子里咔嗒咔嗒地胡乱滚动，每次都能撞上那个该死的按钮——这是许多人最初经历丧失时的样子。你无法控制它，也无法让它停下来。不管你做了什么，不管别人怎么安慰你，痛苦总是如期出现。这时，你会感到自己正在经历的痛苦，仿佛冷血无情又永无止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球会开始自己变小。

你仍然穿行于你的生活之中，名为哀恸的球照旧在盒子里咯吱作响。但是因为球变小了，它碰到疼痛按钮的次数少了一些。有一天，你几乎觉得，在大部分的日子里，那个按钮都不会再被碰到了。

但是，当球真的再一次撞上按钮时，它可能完全是随机的、出人意料的——比如当你注视着你的朋友名单上那个人的名字，或是偶然看到了他们最喜欢的视频或电视节目时，也许那个按钮就又被按下去了。不管球的体积多大，疼痛按钮所产生的“疼痛量”却是一样的。

时间慢慢流逝，那个球持续地变小着；我们也就这样慢慢经历着因为丧失而产生的哀恸。

大多数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所经历的丧失。但是，时间是在往前走的，有一天球会变得很小很小，小到几乎不再碰到疼痛按钮。可当撞击发生时，我们依然会像第一次感受到它一样痛苦，一样难以理解它。不过，触发的频率已经显著下降了——这就给了一个人更多的时间，可以在每次撞击的间隔期中慢慢恢复，再一次体会“正常”的日子长什么样。时间也允许我们的心自我疗愈，并开始怀念那个伙伴、那件事或那件东西曾经在你生命中的样子。

不存在两个人以同样的方式经历哀恸。但是我们要知道，哀恸对我们大多数人的影响都有这样的规律：痛苦在一开始强烈无比，但随着时光的流逝，疼痛的频率（但不是强度）会逐渐下降。我们在生活的漫漫长路上艰难跋涉，每个人都将这个装着哀恸小球的盒子随身携带。记住，下次你遇见某些人时，他们可能也正在因为这个盒子里的球而挣扎着。

关于“哀恸”，你可能有这五个理解误区

像对待很多痛苦的情绪一样，其实人们很少讨论“哀恸”这一话题。可事实上，人们对于哀恸到底是什么，仍然有着很多的困惑和误解。所以，借此机会，我们也想要试着一起消弭一些错误的想法。以下是关于哀恸的五个典型的理解误区以及事实，也许会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它。

误区1：“它和抑郁症是一回事。”

虽然人们通常可能同时经历哀恸和抑郁，但它们并不一样。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是慢性的、周期性的；它的诊断基于其强度、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抑郁会加剧哀恸，但经历哀恸的人不一定会经历抑郁，反之亦然。由精神健康专家进行评估，是区分哀恸和抑郁的必要条件。

误区2：“当你感受到它的出现时，你会清楚地知道——‘那就是哀恸’。”

与各种诊断不同，哀恸并没有典型的表现方式。所谓“哀恸的出现步骤”，都是出于假设。事实上，不会有某件事突然冒出来，然后向你自陈：“嘿！我就是哀恸本恸！“——更确切地说，当某种难以确定的、压倒性的感受开始弥漫，它会提示你“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往往才是哀恸出现的真正标志。

误区3：“把哀恸埋在你心里，不要告诉别人。”

你可能会这样设想：“没人想听到跟哀恸有关的话题。哀恸令人沮丧，为什么要让别人和我一起难过呢？”然而，把别人推开，把哀恸深埋心底，只会使“哀恸是一种禁忌，不应当公之于众”这样的想法更加顽固。每个人经历哀恸的方式都不一样，这没什么；可如果我们从不谈论自己的哀恸，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只会更加遥远。

误区4：“它只跟死亡有关。”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正如前文所言，哀恸并不一定意味着某个人的逝去。尽管它通常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但哀恸是对任何类型的丧失的情感反应。当然，失去你最喜欢的T恤的悲痛和失去童年时的家的悲痛是不一样的，但前者仍然是一种丧失。由于很多人对于“谈论哀恸”有所忌讳，当发生一些不像死亡那么可怕的丧失时，我们会觉得自己没什么权利或立场来感到哀恸，并断定我们的感受是微不足道的、错误的，甚至不理性的。

但事实上，哀恸，意味着我们失去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人或事物；根据生活环境的不同，哀恸的产生当然可以基于各种各样的缘由——它们都是正当的，也是需要被看见的。

误区5：“哀恸是线性发展的，拥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框架和终点。”

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经历着哀恸。当然会有一些情绪伴随着哀恸出现，比如悲伤、愤怒等等，但真的，并没有唯一的一种方式去让你经历哀恸，也没有唯一的一条正确道路去让你治愈哀恸。当你失去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一些塑造了你的东西，它的影响会在你生活的不同时刻以不同的原因显现出来。

身处“哀恸”之中，我该如何应对？

一旦你经历了一次十分痛苦的、足以改变人生的丧失，它便成为了你的一部分——最难的地方在于学会如何接受它。治愈哀恸最健康的方法，是理解它在你生活中的所扮演的角色：学会如何把它融入到你现在的样子中去，不管这种丧失是什么。

经历哀恸的方式不是只有一种，每个人的哀恸都是独一无二的。用美国女作家安妮·莫罗·林德伯格（Anne Morrow Lindberg）的话来说，“……苦难……无论如何成倍繁殖，它总是专属个人的体验。”然而，还是有一些通用指南，可以让你更好地治愈自己：

• 记住，不管你感到多么痛苦，你总会适应你的丧失，然后生存下来。
• 情感的起起落落是任何经历哀恸的过程中最正常的一部分。这里有个悖论：为了克服这些艰难的感受，你必须经历它们。
• 不要试图加快或避免这个过程。如果你这样做，你的伤口就无法恰当地愈合。你的哀恸将是不完整的，而本应该用于与“当下”周旋的精力，也将不得不与你的“过去”紧紧捆绑。
• 照顾好自己，就像你在照顾一个亲密的朋友一样。休息。吃好（即使你不饿）。做运动（即使你不想）。避免其他的“改变”（比如突然换工作、搬家），除非绝对需要，不要做重大决定。
• 向那些你爱和信任的人寻求支持。你真的不必独自面对这些。
• 为你的丧失写下些什么。日记将会让你未表达的情绪拥有宣泄的出口，从而让哀恸的过程正常进行。
• 创建一种你的专属仪式。大多数文化传统都有纪念死亡的仪式。为你的丧失举办某种仪式，可以帮助我们承认——丧失已经真实发生了。这既是对我们所经历的失去表示尊重，也能够帮助我们将“过去”和“当下”分隔开来。所以，当面对任何一种丧失时，请自由地举办一个任意形式的、对你有意义的仪式吧。

当某种痛苦的丧失第一次发生时，很难想象它会带来什么好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视角的转变，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积极的东西。你可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珍惜美好时光。又或者，你会更加对自己的力量和韧性怀有敬意。最重要的是，因为你自己的经历，你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的处境，更深地共情他人。

结语

在电影《八两金》的结尾，八两金亲自送自己心爱的女孩出嫁了。他站在山头远远眺望载着新娘离去的竹排，也许他永远失去了她。那个球开始在他心里滚动起来，他也抱着他的盒子不知所措。在以后的漫漫人生里，那个娇艳的姑娘也许总会让他怅然吧，可是，生活是这样的，也许疼痛是永久的，但我们，一定都会慢慢好起来。

编译/CJ 审校/ 大白 编辑/Natsuki

1.https://psychcentral.com/blog/5-common-misconceptions-about-grief/

2.https://psychcentral.com/blog/coping-with-grief-the-ball-the-box/

3.https://psychcentral.com/lib/the-truth-about-grief-and-loss/

作者/ Melinda Smith, M.A., Lawrence Robinson, and Jeanne Segal, Ph.D.

封面/ Hao Hao 

出品/ 神经现实精神健康团队

确诊精神分裂症对于任何一个患者和ta的家人朋友来说都不是一件小事情。毕竟现实来说，它意味着患者可能会在思维、情绪、社交、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产生问题。然而，患有精神分裂症真的意味着这一辈子都完了吗？

目前，医学界还尚未发现能够根治精神分裂症的方法。尽管如此，无视疾病的态度却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很多人认为，确诊精神分裂症就像一个“疯子”的判决书，一旦得到审判就没了出路。但科学的事实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会根据时间、治疗、环境等情况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统计数据显示，大多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都会随着时间变好——每五位患者中，大约有一位的症状会在疾病初现的五年内得到显著改善，有三位的症状会间或恶化，但整体状态也是逐渐改善的，而只有一位患者会持续受到较为严重的困扰。

虽说精神分裂症难以根治，但康复却是可能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并不是指妄想、幻觉等症状从患者身上消失，而是指在有效的治疗帮助下，患者能够自主地过上让自己满意的生活。辅以正确的治疗和生活状态上的调整，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有能力重回正常的生活，甚至与常人并无大异。

精神分裂症的治疗需要多管齐下。只有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社会支持，以及生活状态的调整相结合，患者才会收获最佳的治疗效果。

寻找专业的诊断很重要

精神分裂症患者要想得到合适的治疗，首先要得到正确的诊断。因为精神分裂症常常在表现上与其他心理障碍、躯体疾病的症状，以及物质滥用的后果类似，所以准确的诊断并非易事。另一个容易阻碍诊断的问题在于，患者有可能认为自己完全正常，从而拒绝就医。如果怀疑自己或家人得了精神分裂症，最好去有相关资历的三甲医院，并由专科医生对病情进行评估，而不是随便上网查查，或者向身边认识的非精神专科医生盲目寻求诊断。

药物治疗

理解药物治疗在治疗过程中的角色

几乎所有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都会接受一定的药物治疗，但请不要陷入“药物=治愈魔法”的误区：药物只是整体治疗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全部。就目前的医学水平来说，药物还不能对精神分裂症起到根治的作用。

常见的抗精神病药物包括传统抗精神病药物（又称经典抗精神病药物）和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又称非经典抗精神病药物）。这些药物的主要功能在于控制患者的阳性症状，如幻觉、妄想、偏执、思维紊乱等。它们对于阴性症状（社交退缩、意志减退、情绪受限等）的疗效则十分有限。

尽管药物能帮助患者控制部分症状，但却不是心理治疗和自助策略的替代品，更不能使患者一劳永逸。在心理治疗中，患者可以学习到质疑妄想信念、忽视脑中无意义声音的方法；而自助策略能够帮助患者调整状态，从而更好地面对疾病。这些药物之外的方法都能帮助患者避免病情复发，也能激发患者坚持下去的信心。

用药遵医嘱的同时和医生保持沟通

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是长期的。绝大多数患者即使在康复期也需要坚持治疗，以防止复发。不过，具体的治疗方案会随着患者病情的变化由专业医生进行调整。随着症状的改善，医生可能会减少某种药物的剂量或更换用药方案。

抗精神病药物有时会导致让人相当不适的副作用，如嗜睡、精力缺乏、不自主的运动、体重增加，或性功能障碍等。然而，不论是在发病期还是康复期，突然停药或擅自更改药物用量都是非常危险的，这样做可能导致复发或其他并发症的出现。

当然了，药物治疗同样不应该以患者的生活质量作为牺牲。即使对于专业的医生来说，找到适合患者个体的药物组合和剂量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所以如果患者对药物治疗不耐受、不适应，一定要对医生说出自己的不适和担心，在谨慎的沟通讨论后更换治疗方案*。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本身就是因个体而异的，但这需要患者及时跟主治医生表达自身的感受和想法。只有当患者、主治医生、患者生活的环境达成治疗同盟，治疗的疗效才能达到最佳。

*译者注: 不耐受和不适应指的是足量足疗程过程中发生的明显的影响正常生活的副作用不耐受和药物不适应

心理治疗与社会支持

面对面交流有助于缓解压力

面临疾病带来的压力时，与他人的面对面交流是非常有效的解压方法。压力是精神分裂症的重要诱发因素，而定期与他人的交流会帮助患者稳定病情，减少复发的可能。如果实在难以在身边找到友善温和、善于理解的倾听者，那么也不妨试着找心理咨询师聊聊。

学习应对技巧、提高信心

心理治疗可以帮助患者提升应对压力、应激事件的能力，引导患者更好地与人交流沟通、处理亲密关系中的问题。加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互助团体还能帮助患者们产生彼此之间的联结，通过同伴间的交流探寻解决生活挑战的技巧和方法，增加对抗疾病的信心。整体来说，患者在社交上的活跃程度越高，对自我的评价就越加正面。

家人、朋友的帮助很重要

家人和朋友是优质的社会支持系统，他们对于患者的治疗和病情的稳定来说非常关键。有时候ta们会做出让患者沮丧、失望的举动，但大多数情况下ta们都是抱有善意的，只是缺乏对疾病的正确认知。不要因为一两件事就放弃向ta们的求助。相反，尽可能多与ta们沟通自己的病情和情绪问题，因为ta们同样希望更好地理解和接纳患者、同样期待着病情的康复，并愿意为之付诸努力。

支持性的环境

支持性的环境指的是周围的人都愿意接纳、帮助自己的环境。这样的氛围最常见于患者的家庭中，而一般来说,在家治疗的患者效果也往往较好，更容易恢复到接近常人的水平。但如果条件不允许，患者也可以考虑一下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开设的社区之家。支持性的环境有利于提高患者对于治疗的依从性。

学业、工作和爱好

如果患者还有能力继续工作或学习，那么请不要浪费了这个宝贵的机会，因为完成学业或继续工作能帮助患者保持自己与社会的联系。如果病情尚不允许也没关系，培养一个爱好或者帮助他人都是不错的选择，它们都能让患者为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维持健康的社会联系。

自我调整：改变观念和认知

在给予了足够的时间后，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能够发挥不小的疗效，但患者也可以通过自我的调节来控制症状、改善情绪、增进自信。患者发挥的主动性越多，面对疾病时的沮丧和无助感就会越少，医生也更可能得以调整降低药物的剂量。

接纳自己

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书对任何人来说都有如晴天霹雳，而患者往往很难接纳自己。但是只有当患者自己真正接受了这个事实、做好了与疾病抗争的准备时，治疗才在真正意义上开始。如果想要学习接纳自己却不知从何做起，不妨先从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按时服药、接受心理治疗、遵医嘱和定期随访开始。

多与主治医生交流

要想获得最佳治疗效果，患者自身对于疾病的正确认知是非常重要的。患者应当多与自己的主治医生交流，增加对疾病的知识，也对药物治疗过程中的副作用和其他治疗可能产生的问题做好心理准备。患者与医生针对治疗过程的有效交流，还能帮助主治医生更好地评估病情、调整治疗方案。

不要轻信谣言

恐惧源于无知。人们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恐惧和厌恶往往来自于道听途说。如果连患者自己都轻信这些谣言而自我怀疑，那么想要改变他人对患者的污名化印象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如果改变不了他人，那至少也要有与不怀好意的人群保持距离的勇气，去寻找那些真正愿意理解和接纳自己的朋友。

为生活设一个目标

精神分裂症在身并不意味着患者就永远失去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的权利。当病情稳定时，患者同样可以和正常人一样，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并为之努力，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

自我调整：改变生活状态

高压力水平会促进机体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从而引发精神分裂症或诱导其复发。每日与顽疾共处很容易给患者带来高强度的压力，但调整改变生活方式的途径有很多，它们都能实现不错的减压效果。

情绪管理与放松训练

情绪管理不是指一味地压抑情绪的表达，而是学会理解它们并接纳它们。当患者真正接纳它们时，便能更好地应对压力、稳定自己的情绪并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还有，感觉自己快要崩溃的时候不要强撑—患者需要学习如何在达到情绪极限前，及时排解、疏导自己的负面情绪。

放松训练的练习，如瑜伽、深呼吸、正念冥想、还有肌肉放松训练等，也对情绪和身体的平衡管理很有帮助。

每天保持足量运动

只要不是处在精神分裂症发作的急性期，运动都是一项相当有益处的选择。运动不仅可以缓解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还可以改善患者的身心健康，提升专注度和精神、调节情绪、排解压力，以及提高睡眠质量。

当然了，多运动的建议并不是说患者要成为运动狂人，或者一定要参加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营。找到一项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并保证每周抽出一定时间进行就足够了。不过如果可能，最好保持每天三十分钟的运动，或者将三十分钟拆分为三段十分钟的练习。此外，这项运动最好需要手脚之间的协调，如走路、跑步、游泳，或跳舞等。运动时，注意不要沉浸在自己的思维中，而是多去体会身体在运动时的感觉：双脚踏实地踩在地上是什么感觉？你在以什么样的节奏和韵律呼吸？微风轻拂皮肤，多么令人愉悦和凉爽……

睡眠无小事

睡眠对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也十分重要。患者最好能够每日保持超过八个小时的睡眠。在进行药物治疗时，有些患者会出现嗜睡等情况，这是正常的。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有睡眠问题，但按时锻炼和戒断咖啡因可以使情况大大改善。

管理食物的摄入

血糖水平的过多变化也会使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恶化。富含脂肪的鱼类、鱼油、核桃和亚麻籽中都含有欧米茄-3脂肪酸。这种脂肪酸可以帮助患者提高注意力，消除疲惫感并调节情绪。

小心药物滥用

药物滥用会加重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使治疗变的更加困难，哪怕小小的烟草也会干扰药物的疗效。如果患者有药物滥用的问题，应当尽快向他人寻求帮助。

总之，精神分裂症也许没你想得那么可怕

虽说精神分裂症目前尚无根治的方法，但它是可以控制的。治疗的关键就在于给予患者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及时的治疗，以及患者自己对病情的乐观态度和与疾病抗争的努力。

不是所有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都要住院。病情稳定的患者在专业医生的评估下可以不用住院，只需定期复诊。

快乐和幸福并没有离精神分裂症患者远去。治疗得当的患者往往能控制好病情、顺利融入社会、追求自己的理想，并过上让自己满意的生活。

大量临床案例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情大多会随着时间改善，有些在治疗后甚至几乎不再有相应症状。尽管精神分裂症给患者的生活遮上了一层厚厚的乌云，但只要我们足够耐心，就一定会在缝隙中看到悄然洒下的阳光。

翻译 / 大白

校对 / 企鹅多里安

审校 / Birdie

排版 / 光影

丹尼今年21岁了。

六个月前的丹尼是大学里的好学生，也是电器商店仓库里的优秀兼职员工。然而最近，他的想法开始变得越来越偏执，行事也越来越怪异。

第一次异常出现在学校：丹尼开始觉得教授们正在准备动手把他“解决掉”，原因是他在课堂上的发言聒噪又莫名其妙。随即他告诉室友，其他同学也参与了这场阴谋。不久后，他便辍学了。

自此，丹尼的症状开始恶化。生活上，他不再洗漱以及打理个人卫生。工作上，他觉得老板一直在通过植入在电视屏幕里的监控观察他的一举一动，随即他听到有人叫他找到并毁掉这个装置。

丹尼选择了听从脑中的指令，于是情况变得愈发不可收拾。他砸碎了几台电视，咆哮着说他再也不会忍受他人的非法监视了。老板被他疯狂的举动吓得不轻，连忙报警。

最终，丹尼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被强制送往医院接受住院治疗。

精神分裂症到底是什么？是多重人格吗？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较难治疗的精神疾病，其症状主要表现在真实与幻想的混淆、思维不清、情绪管理失调、无法与他人产生正常的连结或发挥正常的社交功能等等，常常严重干扰患者的思维、行为，与对世界的感知。

精神分裂症中最常见的一种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对现实有着扭曲的认知，他们总是看到或听到不存在的事物，说话没有条理和逻辑，妄想他人试图伤害自己或感到自己被监视了。由于这些和现实相悖的认知，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际关系、日常生活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乃至无法完成工作学习，甚至是沐浴、进食、运动等日常活动。一些患者还会出于试图自我治疗的目的尝试酒精和毒品，但最终只会适得其反。

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与世隔绝，每日活在困惑与恐惧之中。尤其在急性发病期、抑郁期，以及治疗的前六个月，这些患者的自杀风险会显著升高。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很长时间的治疗，但是好消息是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情都会随着时间逐渐改善而不是加重。并且，由于医疗手段的持续进步，我们能够控制病情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样、有效。

精神分裂症的发作通常是间歇性的，所以在恢复期，患者可以自主采取策略来减少病情复发的长度和频率。只要加以合适的帮助、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是能够控制好他们自己的症状、生活自理并过上和常人并无大异的生活。

尽管精神分裂症并不是一种罕见的病症，大众对它却有着数不清的错误认知和非理性恐惧。下面就是四个关于精神分裂症的常见误区：

误区1：精神分裂症指的是人格分裂或者多重人格。

事实1：多重人格（现称分离性身份障碍）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精神分裂症且非常罕见的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格并没有分裂，他们更像是从现实中“分离”了。

误区2：精神分裂症是非常罕见的疾病。

事实2：精神分裂症并不罕见。每一百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患有精神分裂症。

误区3：精神分裂症患者会伤害周围的人，是危险的。

事实3：尽管精神分裂症带来的妄想和幻觉有时会促使患者做出暴力行为，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并不会这样，更不会给他人带来危险。

误区4：精神分裂症患者无可救药，我们不必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

事实4：精神分裂症确实需要长期规范的治疗，但这不代表我们对于精神分裂症完全束手无策。实际上，只要合理治疗，他们一样能够过上充实且富有创造力的生活。约翰·纳什就是个例子。

我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有得精神分裂的风险吗？

许多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是一系列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要想知道一个人得精神分裂的可能性，我们既得看基因，也要看环境。

遗传因素

尽管已经有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存在家族遗传，约6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并没有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近亲家属。从另一个方向来说，基因上易感精神分裂症的个体也并不一定会患病。这些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发展还有其他非生物因素的参与。

环境因素

研究表明遗传基因决定个体的易感性，而在这易感性之上加以环境影响才会最终使个体患病。换而言之，遗传基因在个体内埋下了疾病的种子，但不同的环境会决定这颗种子是否会发芽。

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产妇在怀孕和哺育胎儿最初几年的压力水平是决定孩子是否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一大环境因素。引发压力的因素包括：

• 胎内感染
• 生产时间过长或早产导致分娩过程中胎儿缺氧
• 婴儿期病毒感染
• 早期丧失父母或父母离异
• 童年期遭受躯体虐待或性虐待

异常的大脑结构

许多研究指出，除异常的神经递质分泌外，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结构也与正常人有显著的差别，这说明大脑结构的异常在精神分裂症的发病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精神分裂症很可能是多个脑区，而非某个具体脑区的病变导致的。

得了精神分裂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

精神分裂症有五大典型症状，其中四个阳性症状：妄想、幻觉、语言紊乱、行为紊乱，以及所谓的“阴性症状”。然而，不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患病模式与严重程度有明显的个体差异。并不是每位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有这些症状，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症状。

妄想

妄想指的是个体坚信但明显可被证明错误的想法。超过9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都存在妄想的情况，是精神分裂症中极为常见的症状。通常这些妄想涉及一些毫无逻辑的荒谬想法与幻想。妄想的类型具体包括：

• 被害妄想：认为自己正在遭受一个模糊的“他人”迫害、监视。这些妄想往往荒诞离奇，常常侵扰患者的心智。如，“火星人想把放射性颗粒投入到我的自来水里毒死我。”
• 关系妄想：认为一项中性的事件具有特殊的个人意义。如，认为广告牌上或是电视里一个人随口说出的一句话都是在向自己传递特别的信息。
• 夸大妄想：认为自己是一位著名且十分重要的人物（如耶稣转世或拿破仑转世）或具有超能力（如会飞）。
• 被控妄想：认为自己的想法和行为被外部、外星力量控制。常见的被控妄想包括思维被广播（“我的想法正在被传输给他人。”）、思维被植入（“有人往我脑中植入一些不属于我的观念。”），以及思维被带走（“中情局窃取了我的想法。”）。

幻觉

幻觉是指那些当事人自觉真实体验到，但实际上只发生在其头脑中的听觉或其他知觉。幻觉可以涉及任何感觉通路，不过幻听是最普遍的症状，常在患者无法区分脑中的对话和外部声音来源时发生。幻视则是另一种相对常见的幻觉。

精神分裂症所带来的幻觉对于患者本身来说通常是有意义的。很多时候，患者幻听的声音来源是患者认识的人，且这些声音往往是刻薄、粗俗、具有虐待性的。这些幻觉往往在患者独处时更严重。

言语紊乱

精神分裂症会导致患者难以集中和维持注意力，而这往往会反映在患者说话的方式上。患者往往会答非所问、前言不搭后语，以及逻辑混乱。

常见的言语紊乱的表现包括：

• 思维松弛：患者从一个话题迅速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上下文毫无连接和逻辑。
• 新语症：患者会编造一些只对他们自己有意义的词汇。
• 持续言语：指患者不停重复说同样话语的病态表现。
• 音连：指患者经常基于词的发音而不是含义把两个词语联系在一起。（如“他打发麻喀哈爬吧”。读不懂这个句子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结构正常的句子。）

行为紊乱

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不能执行目标清晰的行动，他们失去了工作、与他人互动甚至照顾自己的能力。行为紊乱的特点有：

• 完成日常活动的能力不断下降
• 情绪回应难以预测且不合情理
• 行为怪异且没有目的
• 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

阴性症状

当患者丧失了某些正常人具备的能力，从而表现不出某些行为，阴性症状就出现了。阴性症状指的是正常行为缺乏的种种表现，与异常行为增多的阳性症状相对。阴性症状因为看上去不如阳性症状严重而容易被人忽略，但强阴性症状往往暗示着更加不良的预后。它们包括：

• 情感受限：神情淡漠、语调单一、缺乏眼神交流，面部毫无表情。
• 意志减退：缺乏主动开始一件事情并坚持下去的动力，无法照顾自己。
• 社交退缩：对周围环境不闻不问，与社会疏离。
• 言语困难与异常：不能正常进行对话。回答问题简短，有时答非所问，说话语调单一。

需要注意的是，精神分裂症的医学诊断需要基于整套的精神病学评估、病史评定和体检。医生甚至可能需要一些化验检查来帮助判断病人的症状是否有精神分裂症以外的起因，来尽可能减少误诊。医学知识储备不够的我们不应该自己根据症状随意判断，妄下定论的。

精神分裂症的DSM-5诊断标准

A. 两项或更多下列症状的出现，每一项均出现超过30天（如经成功治疗，则时间可以更短），至少其中一项必须是1，2或3；

1. 幻觉
2. 妄想
3. 言语紊乱
4. 有明显紊乱的行为或伴紧张症
5. 阴性症状（情感受限、与之前不同的寡言少语等）

B. 在工作、学习、社交和生活自理方面存在明显问题，功能明显低于障碍发生前的水平（若障碍发生于儿童期或青少年期时，则人际关系、学业或职业功能未能达到预期的发展水平）。

C. 这种障碍的体征至少持续6个月。此6个月应包括至少1个月（如经成功治疗，则时间可以更短）符合诊断标准A的症状（即活动期症状），可包括前驱期或残留期症状。在前驱期或残留期，该障碍的体征可表现为仅有阴性症状，或有轻微的诊断标准A所列的两项或更多症状（如奇特的信念或不寻常的知觉体验）。

D.这种障碍不能归因于其他精神障碍（如分裂情感性障碍，或心境障碍伴随精神病性症状等）、某种物质（如毒品等）的生理效应或其他躯体疾病。

那我能否预知精神分裂症的发作呢？

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迅速且毫无征兆，但是大多数患者的发病还是缓慢且有迹可循的。在第一次急性发作前，他们往往会表现出认知与社交功能上的逐步衰退。在这个阶段，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往往会察觉到他们的古怪行为，但大多数人缺乏相应的知识，因而难以做出有效的预防措施。

在精神分裂症早期，患者可能会动力减退、情感减少，开始变得不愿进行社交。ta会开始与外界隔绝、不修边幅、言出荒谬，对生活漠不关心。ta开始放弃做一些平日里常做的爱好和活动，在事业和学业上逐步下滑。

常见的预警信号包括：

•  情绪抑郁，社交退缩
• 对他人充满敌意或猜忌，对批评极度敏感
• 不讲究个人卫生
• 面无表情，眼神空洞
• 情感表达受限（无法哭泣或表达开心）或不合时宜的情绪表达（在悲伤的情境下开怀大笑或在高兴的情境下嚎啕大哭）
• 睡眠紊乱（嗜睡或失眠）；容易忘事；无法集中注意力
• 离奇、荒谬的言论；怪异的用词或说话方式

虽说这些预警信号不一定是精神分裂症带来的，但它们无论如何都值得高度注意和警惕。当周围的人反复做出了这些离奇的行为时，我们应及时寻求医学建议。早发现早治疗对于任何一种精神障碍的治疗都是大有裨益。

我/我的亲人朋友得了精神分裂症，还有救吗？

在自己或亲密的人身上看到精神分裂症的症状的确令人恐惧，但正规的专业治疗和自身的努力可以帮助患者尽可能控制住病症，从而度过有意义的一生。

翻译 / 大白

校对 / 企鹅多里安 审校 / Birdie

原文链接 / https://www.helpguide.org/articles/mental-disorders/schizophrenia-signs-and-symptoms.htm

目前，很多国家的自杀率正在攀升。自杀已成为全球年轻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交通事故。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估计，全世界每40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自杀。

自杀本就复杂又悲惨。自杀相关的行为有很多种形式，从自杀意念或自杀想法，到自杀尝试和自杀行为，所有这些都可能与不同程度的暴力或暴力意图相关。这些行为在性别、种族和其他人口统计类别中的发生率是不同的，而且几乎都是在抑郁或者其他心境障碍的背景下发生的——尽管只有一小部分心境障碍患者会自杀。

任何科学研究领域，都无法单独解决像自杀这样复杂的现象。但是科学家们希望通过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深入研究自杀想法和自杀尝试，从而揭示这个问题。这些研究基于这样的想法：自杀行为与特定的生物化学变化有关，这些变化可以独立于精神疾病（也可能与精神疾病同时存在）进行测量和靶向治疗。研究人员希望，这项工作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新的治疗方法，甚至可能有机会及时识别出处境最危险的人来进行干预。

麦吉尔大学的精神病学家盖斯塔罗·图勒奇（Gustavo Turecki）说：“如今我们掌握的知识要比20年前丰富很多。我们已经……在理解自杀问题的复杂性、神经生理学以及自杀原因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大脑的压力通路在自杀中的作用

瓦莱丽描述的经历和许多试图自杀的人有相似之处。她表现出抑郁和社会应激的症状，而且正如范·希林根后来发现的那样，她还有自杀的家族史（自杀行为的一种已知的危险因素，与任何精神疾病无关）。

科学家们目前通过应激易感模型（stress-diathesis model）来思考自杀风险。该模型认为自杀有两种不同的诱因：一是促发因素（precipitating factor），如高压力或心境障碍；二是易感因素（predisposing factor），如家族史、特定的基因变异或者童年不幸（例如受到虐待或忽视）。精神病学家和转化神经学家约翰·曼（John Mann）解释道：“自杀不仅仅是极端抑郁的状态。”他和神经生物学家维多利亚·阿兰（Victoria Arango）一起建立了这一概念框架。

该概念框架有助于研究大脑应激反应的生物化学通路，以及如何改变自杀人群的这些通路。大脑有多种应激反应，但在有关自杀的研究中，最为丰富的是对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的研究。HPA轴控制应激激素皮质醇的释放，而且会在临床抑郁症中被上调。

有关自杀和HPA之间联系的早期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死因的人，在自杀身亡者的大脑样本中，有着更高水平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CRH可以促进合成皮质醇，以及其他种类的糖皮质激素，这些激素均参与应激信号的传递。其他研究也表明，那些死于自杀的人有着更大的肾上腺，这正是产生皮质醇的部位。然而，由于自杀人群中抑郁症和其他情绪障碍的发病率很高，此类研究并未试图确定所观察到的影响是自杀特有的，还是更普遍存在于心境障碍中。

最近，图勒奇等人的研究证实了HPA轴在自杀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发现，即使在精神疾病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童年不幸也是自杀的最大危险因素之一，它会对HPA轴的功能产生长期影响。在2000年代中期，图勒奇与麦吉尔大学的遗传学家摩西·西夫（Moshe Szyf）合作，后者发现被母亲忽视的大鼠的海马体（与压力、学习和记忆有关的大脑区域）的表观基因组发生了改变，而HPA对应激的反应也出现功能失调。图勒奇、西夫及其同事发现，相比于健康对照组以及死于自杀但未受虐待的对照组，在有童年虐待经历的自杀身亡者的海马体中，编码糖皮质激素受体（NR3C1，能帮助抑制皮质醇信号）的基因的表达降低，而且有被甲基化*修饰的痕迹。

*译者注：DNA甲基化是DNA化学修饰的一种形式，能在不改变DNA序列的前提下，改变遗传表现。为表观遗传编码的一部分，是一种外遗传机制。

之后的研究将自杀行为与其他HPA相关基因的甲基化异常联系了起来。2018年，一项对近90名试图自杀的人进行的评估发现，在一些被试的血液样本中，CRH基因的甲基化程度降低；具体而言，这些被试的自杀手段更严重，也更致命。几项研究已经发现，与健康对照组和患有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或其他精神疾病的非自杀患者相比，自杀身亡者的SKA2（与NR3C1相互作用的蛋白质的基因编码）的甲基化水平较高，表达活性则较低。

HPA轴与自杀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例如，有的研究表明，自杀身亡者的HPA轴对压力过度反应；还有研究表明，与对照组相比，试图自杀的人皮质醇基线水平较低，且/或HPA对压力的反应迟钝。“这些文献令人困惑，”精神遗传流行病学家纳丁·梅尔亨姆（Nadine Melhem）说。几年前，梅尔亨姆发现，在父母患有心境障碍的约200个人当中，那些尝试自杀的人HPA活动总体较低。“几乎每个（可能的）发现都被发表了。”

梅尔亨姆指出，相关文献的这种不一致，可能源于小样本和实验设计的差异。但是差异也可能来自于不同人群自杀行为的驱动因素不同。曼恩研究组在去年报告称，在35名试图自杀的人中，只有那些在性格测试中冲动性攻击得分较高的人，与没有自杀倾向的对照组相比，他们对压力的皮质醇反应明显升高。几年前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在对40岁以下人群的研究中，皮质醇水平与自杀行为风险呈正相关，但在对老年人的研究中，二者呈负相关。

5-羟色胺和其他神经递质的作用

在研究大脑化学的一个不同角度时，曼恩开始对自杀的神经生物学产生兴趣。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他和其他人发现，相比于死于其他因素的人，自杀身亡者（不论是否被确诊为精神疾病）的大脑中缺乏5-羟色胺信号，而且5-羟色胺的主要代谢物5-羟吲哚乙酸（5-HIAA）的含量也较低。曼恩说，这些发现是认识到自杀可能会有生物化学变化的关键。从那时起，5-羟色胺能系统就成为探索自杀倾向的神经递质系统之一。

和HPA轴类似，5-羟色胺信号似乎也受到童年不幸的调节。例如，在遭受童年不幸的儿童体内，编码5-HT2A受体的HTR2A基因出现甲基化改变——尽管尚不清楚这些变化如何影响HTR2A的表达。2016年的一项针对英国双胞胎的研究表明，遭到欺凌的孩子与未受欺凌的孩子相比，SERT（该基因编码将5-羟色胺从突触运输回突触前神经元的蛋白质）出现了高度甲基化。研究还发现，被欺凌的儿童对压力的皮质醇反应比较迟钝，这暗示了5-羟色胺能系统和HPA功能之间的联系。

这种生理变化如何影响自杀行为还有待观察，但是像曼恩这样的研究组正在努力解开一些细节。例如，在他和同事们最近发表的一篇研究中，就阐述了5-羟色胺和HPA轴活动之间更具体的联系：即使在精神病诊断得到控制的情况下，5-羟色胺受体5-HT1A的水平也与皮质醇对压力的反应有关。研究组还对表现出自杀行为的抑郁症患者，以及非抑郁症患者的5-羟色胺受体水平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无论精神病诊断结果如何，试图自杀或者死于自杀的人，其大脑皮层某些区域的5-HT1A水平高于对照组。

曼恩解释说，5-HT1A水平的升高可能会导致5-羟色胺信号的缺失，这与我们的直觉有些不符，因为这种受体是神经反馈反应的一部分，它会抑制5-羟色胺进一步释放到突触中。因此，在那些有自杀倾向的人身上，“问题不在于制造5-羟色胺的能力，而在于利用5-羟色胺的能力”。5-HT1A这个角色还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比其他抗抑郁药，能更有效地抑制自杀想法和行为。他补充说：在其他的一些影响中，SSRIs减少了5-HT1A受体的数量和反应性，从而使抑制5-羟色胺信号传导的负反馈回路安静了下来。

除了5-羟色胺，包括谷氨酸、氨基丁酸和多巴胺在内的神经递质，也在自杀行为的背景下得到研究。特别是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一些药物，例如能与谷氨酸受体NMDAR相互作用的氯胺酮和艾司氯胺酮，可以降低临床抑郁症患者的自杀风险。然而，关于这些神经递质的文献是相对不一致的，这促使着研究人员继续寻找新的机制来揭示自杀行为。

预测和干预自杀的工具

精神病学家大卫·布伦特（David Brent）职业生涯中最关键的时刻之一，是大约在他40年前担任住院医生之际。布伦特被派往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儿童医院，来对接因试图自杀，服药过量而入院的年轻人。他必须决定谁会被转到精神科病房，谁可以安全回家。“我发现我真的没有很好的方法来做决定，”布伦特说，他现在是匹兹堡大学的一名教授。当他了解到其他临床医生是如何做出类似决定时，“我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没有雇员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好公司’工作。”

对于试图为自杀风险人群提供医疗服务的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两难处境。今天的临床医生常常依赖患者主诉的状况来报告患者的意图，来决定应该给予的干预措施。但是这种方法有局限性。一项2019年关于自杀想法的荟萃分析发现，大约60%的自杀者在死亡前几周或几个月被医生询问时，都否认有自杀想法。

这个问题已经导致一些研究人员开始寻找方法，将神经生物学的发现转化为生物标记的识别，从而预测自杀行为的发生。考虑到HPA轴与自杀密切相关，它长期以来一直是这项研究的重点，而且有一些证据表明，血液中过高或者过低的皮质醇水平也可以作为一种生物标志物。例如，几个月前，布朗特和他的同事发表的一项针对青少年的长期研究结果称，一个人的基准皮质醇水平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自杀意念，如果皮质醇增加，在未来几年内的自杀意念也会更强烈。

皮质醇测试也可能帮助到预测自杀的其他手段，例如有关社会和学术压力的问卷。最近的一项分析显示，问卷数据可以很好地预测有心理问题的220名女生中，哪些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有自杀意念，但却很难预测哪些人真的会实施自杀。当研究人员把视线锁定到那些在实验室测试中表现出皮质醇反应迟钝的女生时，问卷数据能更好地预测自杀行为。

除了压力反应之外，其他研究组也尝试识别与神经传递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几年前，曼恩的研究小组利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成像技术，对100名重度抑郁症患者的中脑5-HT1A 5-羟色胺受体水平进行了评估。科学家们发现，较高的5-HT1A水平预示着未来两年更强烈的自杀意念和更致命的自杀行为。去年夏天，耶鲁大学神经心理学家伊莱娜·艾斯特里斯（Irina Esterlis）领导的研究组报告称，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成像技术检测到的谷氨酸受体mGluR5的水平，与创伤后应激障碍者目前的自杀意念有关——尽管这个结果对重度抑郁症患者并不适用。

对于这种生物化学特征在评估自杀风险方面的潜力，研究人员意见不一。药理学家格雷格·奥德韦（Greg Ordway）表示，虽然生物学可能会识别出有自杀倾向的人，但不太可能产生一个或几个可靠的生物标志物，来揭示一个人是否即将结束生命。“自杀是极难预测的。”他说，“人们总是在尝试这样做——像我这样的人一直在寻找自杀的标志物。但在现实中，我不觉得我们真的有可能找得到。”

评估即时风险最有希望的一些工具可能来自神经科学的其他领域，这些领域测量的是大脑中更复杂的情感信号，而不是生物化学信号。2017年，布朗特与神经学家马塞尔·贾思特（Marcel Just）等人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在34个被试思考“死亡”、“麻烦”和“无忧无虑”等词汇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了成像。通过使用机器学习算法来处理数据，研究组试图区分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自我报告有自杀意图的人和没有自杀意图的人，准确率高达91%。在那些有自杀意图的人中，研究组以94%的准确率预测了那些已经尝试自杀的人。

研究人员最近从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获得了380万美元的支持，用于扩大该项目的规模，并计划对不同心境障碍的患者和非患者进行长期监测。作为这项研究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希望扩展他们的工具，以识别未来可能自杀的人，而不仅仅是扫描时正在考虑自杀或过去曾有过自杀行为的人。贾思特说，该团队还计划将这项技术应用于一种比MRI更便宜、更方便临床使用的技术，如脑电图（EEG）。

梅尔亨姆说，在未来几年里，她希望这些技术的结合将改善预测方法。在2019年，她和同事们发表了一个模型，该模型改进了现有模型的准确性和性能，根据抑郁症患者随着时间的变化，其症状的严重程度和特征的不同来预测自杀行为。她表示，将这种容易收集的临床数据，与来自脑部扫描或其他诊断测试的生物信息结合起来，应该可以做出更准确的预测。

类似预测性研究对预防自杀有着重要的意义，甚至超出了它们在评估自杀风险方面的潜力。“当我们将生物标志物引入研究，就像任何其他医学领域一样，病耻感就会在患者的层面上降低，”梅尔亨姆说。听闻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自杀背后的生物学原理时，患者常常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他们性格中的缺陷，并为此感到内疚。而这也是我们想要对抗的病耻感的一部分。”

本文基于CC-BY协议翻译，原文发表于The Scientist。

翻译：ZIWEN | 审校：亦兰 | 编辑：EON

抑郁的滋味，我依然记得。那是种惊慌的心境，似乎永远不会到头。光是想到要醒来，我都会害怕。由于担忧明日，未来蒙上了阴霾，积极乐观不知为何物。我的内心动荡不安，不时莫名感到反胃，会突然感到外物攫住了我的心灵。我不认识这个陌生的自己，我想知道曾经开朗的那个我去了哪里。

我的抑郁因情伤而起，但究其原因，不只是分手的冲击，而是发现那个你曾相信、曾深爱之人，那个最亲密、并承诺永不分别的人，已经变了。变成了对你的痛苦漠不关心的一个陌路人。我发现这个亲爱的人不过是幻像而已。过往变得毫无意义，未来则不复存在。于是这个世界本身，便不再可信。

在那些沮丧的日子里，我发现他人对我的态度同以前大不一样。这个社会对抑郁的容忍度并不太高，我身边的人分成了两类。一类想把我修好，鼓励我振作起来，叫我去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另一些则像躲避病菌一样对我避之不及。事后去看，他们有这般反应，我能够理解：毕竟，那会儿我愤世嫉俗，怀疑一切，心态悲观，甚至懒得礼貌待人。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他人的真实苦难，我能了解得更深了。在我的低谷里，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暗面，从前我一无所知。那扇通向现实的窗户打开，瘆人的景色映了进来，我便不再能够忽略痛苦和妄想。我的经历并不独特，但某种意义上，这段经历的意义得到了拔高，因为我除了是一个惨淡分手的普通人，还是一名哲学家。作为哲学家，我知道看似明显的道理，远非永恒真理，获得真理要求严格的明辨与分析。因此，根据经验，我倾向于怀疑下面这种看法：即积极情绪等同于健康，而消极情绪等同于扭曲。有没有这种可能，在那些低落的日子里，我终于看见了世界的本来模样？

当你戴上“积极”的有色眼镜

在我沉沦之前，我的博士导师有个观点一直让我困惑。这位斯洛文尼亚科学和艺术学院的哲学家，名叫阿伦卡·祖潘西奇。在他看来，我们习以为常的追求幸福的奋斗，构成了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为这个世界增添幸福的愿望，到底可能有什么错，有什么压迫可言？

三省吾身之后，我开始同意她了。环顾四周，我们的目标是：让自己和他人都保持永久幸福。过度宣传幸福所伴随的，则是那些与幸福相对之物蒙上污名。包括抑郁，焦虑，悲伤或失望。我们称这些情感折磨为同正常的背离，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种需要治疗的病症 。悲伤的声音过不了内心的审查，因为这是种病。

美国心理学会将抑郁症定义为“一种常见而严重的疾病，会对人的感觉，思维方式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光是“抑郁症”三个字就使患者感到羞耻，也意味着抑郁需要被治愈。很难说上述态度是治疗师和医疗机构主动采纳的，还是主流文化影响下的结果。无论何者，现今多数疗法都以将负面情绪悉数清除为目的。

各类消除负面念头的方法中，最有名的要数认知行为疗法，缩写为CBT，最初被设计作为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治疗手段。它基于精神疾病认知模型，由美国精神病学家亚伦·贝克在六十年代末发表。贝克假设了抑郁是由消极的思维方式引起，后者被称为“致郁性思维”。抑郁之时，我们倾向觉得自己无药可救，注定失败，无人喜欢，缺少资格，无甚价值，应受怪罪，被人拒之千里。负能量的世界观，你肯定也听过不少，“我长的难看，一无所长”，“没有人珍视我”，“我不抱希望，因为情况永远不会改变”，“事情只会变得越来越糟！”贝克认为，受到沮丧的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被扭曲，变得没帮助。CBT从业人员接受的训练，旨在发现并纠正扭曲的思想，引导我们向着快乐的终点跑步前进。

那个时候，在我那些被我远离的朋友的影响下，我去了见了一名CBT治疗师。如您所见，我并未完全康复，仍然觉得自己充满“致郁”思想。我对该疗法的感受经历了变化，先是渴望信任自己，也信任治疗师的处理，后来我对这种渴望感到生气。我觉得，他好像在有意说着那些我想听的话，就像面对一个需要安慰的孩童，讲着愉悦的睡前故事，以远离周遭的严酷现实。

“致郁”思想无甚愉快，甚至难以忍受，但未必意味着它们呈现的现实遭到了扭曲。有没有这种可能：现实确实一塌糊涂，而当我们陷入抑郁，那些粉饰太平的错觉，就被我们丢在了一旁？

反过来，会不会积极的思考反而是一种对现实带有偏见的理解？如果当我低落时，我能从中学到一堂教训，而我又无法以更低的成本去学到它，那又如何？当不切实际的幻想退潮，现实那些冷峻的岩石露出水面，我焦虑的源头会不会正是后者？要是在我们沮丧之时，能更准确地感知现实，又怎么讲？如果我对幸福的需求，和对缓解抑郁的心理治疗的需求，都建立在同一种幻像之上，该怎么办？有没有可能，所谓的黄金治疗准则，只是给人慰藉的伪科学？

什么是“积极错觉”

人的日常思维有许多偏差和曲解，这点为现代心理学所承认。但是一般会将这些偏差置于积极性的框架内来理解。简言之，主流意见认为，只要不干扰到积极的心绪，那些平常的错觉就是健康的。

“积极错觉”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八十年代一篇心理学论文[2]，作者为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的雪莱·泰勒，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乔纳森·布朗。积极错觉是常见的认知偏见，它基于那些不切实际的有利想法，关于自己或者他人，关于身边处境和周围世界。积极错觉的类型包括不切实际的乐观，虚幻的优越感，自以为事情尽在掌握。

这种优越感使我们高估了自己相对于他人的能力和素质。一份又一份研究表明这种错觉相当盛行。大约75％至80％的人认为自己在几乎方方面面都高于平均水平，无论是智商，学业能力，工作表现，还是对偏见的觉察力，浪漫关系中的幸福感。但是，无情的数学告诉我们这绝非事实，所谓“平均”就意味着，绝不可能每个人都高于平均。

今天的积极主义趋势可以追溯到昨日的宗教，后者曾为大众提供生活的指导和灵魂的救赎，为世界描绘了美好图景，提供了完满结局。在世俗世界，心理学填补了宗教消退所留下的空白，得以为人们提供解释，提供生活会更好的希望。替代了宗教的心理学，仍然完整保存了基督教传统的诸多特点。情感顾问或者咨询师扮演的角色，要求我们定期见面的规定，像极了牧师主持礼拜，听取忏悔。无论咨询师或牧师，他们都具备权威，宣称您出了什么问题，并告诉您如何解决。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心理治疗起源于牧师之职，教会提供指引和关爱的首要目的，便是达到个人救赎。

当代丹麦学者，安德斯·德雷比·索伦森（Anders Dræby Sørensen）指出，我们欲摆脱痛苦和焦虑，并最终找到幸福的这种现代愿望，至少部分源于从世俗苦难中解脱，上到天堂的宗教观念。在世俗世界里，救赎已成为我们凡人生活的主线任务。天堂不再是一个脱俗的高处，而是关于追求彻底的，完全的幸福。我们这个时代正致力于把人间建设为天堂。

与宗教及其所呼应的心理治疗相比，哲学显得如同异端邪说。病得最重的患者要数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1788-1860），他认为痛苦无可避免，并且是你我存在的关键要素，并以此观点闻名。在他看来，存在并无意义或目的，漫无目的的奋斗推动着生活向前，而这种努力永远无法带来充实和满足。他颠覆了我们积极向上的世界观：我们生存的默认状态不是那偶尔被痛苦打断的幸福。相反，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刻骨之痛，一种无尽的哀悼。叔本华声称，它永远不会变得更好：“今天很糟，明天会更糟……”叔本华认为，拥有意识让人类处境更加艰难，因为有意识的生物对痛苦的感受更加剧烈，并能够反思自身存在的荒谬性。“定会有人告诉我……我的哲学毫无慰藉可言——因为我实话实说。人们宁愿求心安，相信主的一切安排都是好的，”他在《论世界的苦难》一文中写道。“那么去找祭司好了，别来烦我们哲学家。”

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也没有提供太多慰藉。他称焦虑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之一，并区分了真实的生活形式和非真的生活形式。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非真的生活状态，淹没于琐事，烦恼与担忧。我们对徒劳无功和存在意义的疑问，被日常的喧嚣所盖过。我们去上班，带孩子，处理人际关系，打扫房间，上床睡觉，然后明日再做一遍。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似乎合理，甚至很有意义。但是，真实的生活只有在焦虑中会浮现。然后，我们开始具有自我意识，得以开始自由思考，拒绝社会加诸于我们的由大家共用的幻象。在海德格尔看来，焦虑代表着一种适当的的哲学情绪。

挪威思想家彼得·韦塞尔·扎普夫（Peter Wessel Zapffe，1899-1990）在哲学悲观主义的方向上走得更远。他说，人类意识不幸发展过度，导致了存在主义焦虑。扎普夫在他1933年的论文《最后的弥赛亚》中将人的意识称为“一个生物悖论，一种荒谬可憎之物，一个不幸特质的过度放大”。人类发展出的这一需求已经无法满足，因为自然本身并无意义。他认为，为了生存，人类必须抑制这种破坏性的意识过剩。这是“社会适应的前提，也是获得所谓’健康正常的生活’所包括的各种东西的前提”。

扎普夫提出了人类发展出来的四种普遍防御机制：

隔离(isolation），压制造成纷扰的思想，克制破坏性的感情；

锚定 (anchoring)，构建更高的意义和目标。集体锚定的例子有：“上帝，教会，国家，道德，命运，人民，未来”。抛下心锚为我们提供了心理上的安稳。其缺点在于，当我们看穿其中幻像时，必将感到绝望。

分心（distraction），将我们的思想和精力集中在某个想法，专心于某件事，以防止心灵对自我进行反思。

升华（sublimination），让消极的冲动转化为积极的行动。例如，跳出自己的存在主义悲剧，并将我们所觉察转变为哲学，文学和艺术。

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和哲学家们一样，反对宗教信仰。并且声称其意义在于满足内心婴儿期的情感需求。据传他曾对同事桑多·费伦茨表示，“神经病人是群乱民，他们仅有的优点是为我们提供经济支持，让我们从他们的案例中学习；精神分析作为疗法，可能分文不值。”

弗洛伊德对心理治疗不抱乐观，因此不愿承诺病人能收获幸福。在1895年的《歇斯底里症研究》中，他许诺精神分析可以将歇斯底里的痛苦转化为“常见的不幸”。弗洛伊德的目标是帮助患者接受并反思生活，我们那充满苦难的生活。不是什么缥缈高处的，而是这尘世间的生活。

抑郁现实主义

尽管心理学理论转而拥抱了积极性，依然有一个分支关注悲观主义的哲学传统，弗洛伊德本人就是支持者之一。就称之为“抑郁现实主义”好了，这个词的提议者是美国心理学家劳伦·阿罗伊和林·伊冯娜·艾布拉姆森。他们1979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副标题为《伤心多一点，更明智一些？》*。他们认为，从抑郁之人的眼里看去，现实总是更加清楚透明。

*校对注：这篇文章在后来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后来研究人员的复制尝试有的成功有的失败。2007年的一篇文章重新研究探讨了这一系列的实验，他们认为1979年这篇论文找到的效果其实与理性无关，而是可以归结为抑郁者更容易说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探索。

宾州坦普尔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这两位研究者，通过测量控制错觉来检验他们的假说。在面谈了一帮本科生之后，他们将学生分为抑郁组和非抑郁组。实验中，每个学生可以选择按下按钮，或者不按，同时收到以下两种结果之一：绿灯亮起或不亮。实验设置为各位被试提供了对按钮亮灯不同程度的控制，从毫无关联到每按必亮。完成测试后，他们被要求分析他们对结果施加的控制程度，即因他们的按钮动作而打开绿灯的次数比例。事实证明，悲伤的那些学生更理智，对自身所施加的控制程度，他们能判断得更准确。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沮丧的学生不容易有虚假的操控感，因而表现得更加实事求是。另一方面，非抑郁组的学生高估了他们的控制程度，由此在自欺欺人当中提升了自尊心。

“抑郁出现实”的假说仍然存在争议，因为它向CBT的根基提出了质疑，后者认为抑郁者的思想偏见更多，因此必须加以治疗才能回归现实。但是后续的研究支持了我们的假说。例如，澳大利亚社会心理学家约瑟夫·福加斯（Joseph Forgas）及其同事指出，悲伤增强了明辨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它可以帮助人们减少判断时的偏见，提高注意力，增强毅力，往往会让思维方式更倾向于怀疑，并留心到更多细节。

反过来，积极的情绪会带来不那么花力气和不那么系统的思维方式。快乐的人更倾向于接受刻板印象，并相信简单的陈词滥调。他们更多地“随波逐流”，并且更容易由于偏见在社交中做出误判。

另有学者研究了抑郁症的进化优势。例如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保罗·安德鲁斯和弗吉尼亚大学的J·安德森·汤姆森，对于视抑郁症为失调和生物学功能障碍的医学观点，他们提出了质疑，并认为那是进化带来的适应。其作用在于发展分析性的思维机制，并协助完成复杂的内心工作。沉郁的反思可以帮助我们专心处理眼前难题。

发烧会令人一时慌张，但它本质上并非坏事。与之相似，抑郁会导致身心功能的受损，从而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人脉、以及性生活。然而，发烧虽然不愉快，但并不是身体出故障的结果。相反，它是对抗感染的重要机制。发烧引起的损害是正在御敌的人体系统权衡利弊下的适应性结果。同样，沉郁的反思乃解决问题之道，它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推动对问题的分析。

在08年出版的著作《Daseinsanalysis》中（大意：对人之为人的研究），爱丽丝·霍尔热·昆兹（Alice Holzhey-Kunz）这个以存在主义为导向的当代瑞士精神分析学者，将目光投向海德格尔对生活形式所作的区分：真实活法和非真活法。她声称精神上的痛苦其实是幻灭的征兆，体现了我们与存在之现实作的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说，抑郁与其说是失调，不如说是人类存在之虚无性的大爆发。在这种语境下，那个或可称为“不真实的活法”的较为欢乐的版本，就很难称之为病症，因为它通过日常工作，通过强调共性带来的遗忘，对抗着我们对自身存在的敏锐觉察。

直面真实

尽管分手带来的抑郁并没有上升到存在主义危机，它依然是我此生中对我的观念影响最深远的经验。它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了我的生命，在我心上扎了深深一刀。今天的我比从前更悲伤，也更自闭了。

啊，如果这就是破除幻想的代价，得以不受限地认清现实的代价，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可能正是在往那个方向前进。有研究表明，存在主义焦虑和精神困扰的发展势头，正在世界范围内上升，尤其在现代西方国家。也许我们追逐幸福，正是因为幸福不再抓得住？

我们深陷的恶性循环只会伤我们更深。这个循环便是对幸福无止境的追求，和达到理想状态的不可能。一条可能的出路是接受我们那更清晰透彻的意识水平。当我们到达忧郁的心灵深处，会发现浮于表面的幸福，相当程度上，不是真正活着。心理健康，积极心理学和CBT之类的主流心理疗法，都要求我们保持沉默，屈服于自己的幻想，直到我们死掉。

最后，亲爱的读者，我必须对您说的是，我猜当您阅读本文时，您肯定心里默念着“对对，但是……”（“对对，生活凄楚，但也有很多美好事物”）。这个“但是”是对吓人想法和负面见解的自动反应。这个“但是”说明了我们积极的心防机制已经启动。在撰写本文时，以及生活的多数时间，我都遭遇着重重困境。离开了这种保护性的心态，我们恐怕没法活到现在，可能早已自寻解脱。

我个人的小建议是去主动探索幻灭，走出积极性的荫护，从而体验生活的另一片疆域，不要等到你认定此生无望。下次，在您灌下酒精，或是求助于亲朋好友，心理咨询师，求助于那些帮助确认人生价值的做法时，请记住，几乎所有建构的意义——工作、体育、向耶稣敞开内心——本质上是虚幻的。要想避免依赖错觉逃避生活，则需尽力探索幻灭之境，这样对于赤裸裸的现实，坚硬确切的生活，你就有了更强的耐受力。如果成功的话，您将摆脱虚假的积极和束缚的锁链。

当然，我们或许最终也无法解放自己，摆脱不了痛苦，也无法抛却幻像。生活是地狱，似乎没什么天堂在等着我们。而这样的生活，本身就是解放之路。毕竟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翻译：陈小树；审校：曹安洁

如果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呢？如果就是这么简单呢？

外面天还没亮，阿曼达被闹铃声吵醒，下了床，决定自杀。她没打算当时就做这件事，在星期五早上五点半。她告诉自己，下班后的什么时候再做。

阿曼达洗了个澡，穿上了卡其裤和毛衣，喂了她家里的小猫艾比。出门前，她给治疗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昨晚睡得不好，做了个噩梦。”她写道，“我得努力熬过今天，希望我能转移注意力。今晚唯一的计划就是回家打个盹。”

阿曼达是一名29岁的护士，面色苍白，身材瘦削，是个安静的普通人。曾经，她想请一天病假，但她不想让同事担心，也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和往常一样，她比其他人都更早地到了办公室。她需要额外的时间来调整到舒服的状态。为了加入这家位于西雅图郊外的诊所，她接受了减薪，部分原因是她想要照顾低收入的母亲和孕妇们。她的一些患者正在康复期，另一些无家可归，有几个患者刚刚逃离暴力虐待她们的男人。她们的坚韧精神鼓舞了她。抗抑郁药物对一些患者有效，阿曼达对这些人甚至会有一点点嫉妒。那一天，2007年9月28日，是她在没有主管监督的情况下独自照顾患者的第一次轮班。

阿曼达的日程相对比较轻松，只有三、四个患者。她测量了他们的血压和体重，根据规定的问题问了一遍。你上次来访后复发了吗？你能负担起新生儿的安全座椅吗？你有精神病史吗？她讨厌这些问题。它们太侵犯性了，太私人了。她绝不愿意自己回答它们。在一个月前发给治疗师的一封邮件中，她袒露自己偶尔会戴上“正常人的面具”。当然，患者总是说她有多乐观积极，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她写道，“是我如何转过身去，离开病房，如何在下班后钻进车里，深呼吸，又如何一路哭着回家。我一直都在做需要做的事情，当我终于能停止伪装时，我就会发泄出来。”

阿曼达第一次想到自杀是在14岁生日后不久。当时她的父母正经历着难堪的离婚争吵，同时，她在学校的社交焦虑和完美主义情绪也在不断加剧。20岁时，阿曼达第一次试图自杀。在接下来的10年里，她并非只做了几次尝试，她试了几十次。大多数情况下，她会在睡觉前服用一大堆药物，她的室友会认为她睡着了。然而到了早晨，她又会筋疲力尽地醒来，神志恍惚。“自己甚至连这件事都能失败”，这让她感到绝望。然后她决定，不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对她来说，自杀企图不是呼救声，而是需要严加保守的秘密。

我到底需要怎么做才能感觉好一点？”阿曼达在2004年的日记中恼火地问道。治疗并没有太大帮助——她的痛苦经常被忽视，甚至更糟，这令人丧气。一次，她所在教堂的一个心理咨询师建议，如果她多祈祷，抑郁症就会消失。还有一次，一个治疗师拒绝在会谈过程中说话，除非她愿意敞开心扉；她再也没去找过那个治疗师。她学习护理的大学迫使她为她的抑郁和焦虑请假休息。听到这个消息，她又一次企图自杀。

厄休拉·怀特塞德，阿曼达的新治疗师，则不同。她当时只有29岁，是华盛顿大学实验室的研究生，在督导监管下工作。阿曼达是她首批来访者之一。但怀特塞德异常敏感。她能看出，光是坐在等候室里就会让阿曼达社交焦虑发作。她明确表示，她会发挥一切创意手段让阿曼达开口说话。在一次治疗中，怀特塞德倒立着。还有一次，她带阿曼达进入了一个儿童游戏室，觉得这种荒唐的景物变化能让某些东西松动。阿曼达用冷笑话回应的罕见时刻是难得的。

尽管如此，有些治疗依然会以失败告终，因此他们约定，在两次预约之间发电子邮件交流。每当心情不好时，阿曼达就写信给厄休拉，通常是在深夜。这些邮件可能很短，只有几段话，但在信里她比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坦承自己的自杀念头。“我想给你讲讲这周末发生了什么，我很确定这些事我不能当面告诉你。”她在8月26日写道，“我熬过了周末，我想这就是目标……我周五晚上吓坏了，多吃了两片药。我通常只吃一片，周五晚上我吃了三片。这很蠢，我只是想睡觉。这很蠢，因为这么做什么用都没有。我昨晚最后去了朋友家。她庇护了我，尽管她对此一无所知。”

怀特塞德的回信中经常夹杂着感叹号和下划线。她知道保持积极乐观很重要。但在一个月后，当她周五上班前收到阿曼达发来的那封电子邮件时，她迅速回了信，几乎没有她典型的写作风格。前一天她们刚进行了一次治疗，阿曼达似乎比平时隐藏地更多。怀特塞德觉得有必要鼓励她坦诚一些。

“如果你计划这周末自杀，我需要知道。”怀特塞德写道，那是早上七点前。

然后她等着回信。上午十点没有回复。中午没有回复。到下午一点半，怀特塞德给她的督导打电话讨论策略。如果怀特塞德的直觉是对的，并请求警方去阿曼达那里确定阿曼达的安危，那她会拯救阿曼达的生命。但如果她的直觉错了，那她会毁了她们几个月以来建立的信任，阿曼达可能再也不会来参加下一次治疗了。怀特塞德开始写备忘：“我很高兴她开始向我袒露心扉，但是有什么在阻碍她完全坦诚…即使我是个优秀的咨询师，我也无法魔法般地让人们感觉好点…太可怕了，她可能会一直坠落，直至谷底。”

阿曼达下午四点半下了班，在一家当地药房停下车，按照处方又开出了一次药。她想要确保有足够多的抗抑郁药物用来成功自杀。然后，她回到了家，收集起其他的安眠药物，和新开的药混在一起。她并没有给怀特塞德回信，也并没有写自杀遗书。天黑之后，她换上了睡衣，刷了牙。她深吸了一口气，有条不紊地服下一粒又一粒药片，几十粒又几十粒药片，躺倒在床上，陷入了睡眠。

与此同时，怀特塞德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她的思绪却一直在阿曼达身上。她非常担忧，以至于忘了自己早上是开车去的大学，坐了公交车就回家了。她不停地发送语音邮件和短信，告诉阿曼达自己在乎她，自己很有信心治疗会奏效的。那天晚上，她最终还是报警了。她不是不知道知道其中的风险，她只是不在乎了。

但警察赶到时，却没有找到阿曼达：怀特塞德提供的地址已经过时了。幸好，一个老邻居给警方提供了阿曼达一个朋友的电话号码。可这个朋友坚持要亲自见到警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当她带他们去阿曼达的单间公寓时，时间已经很晚了，距离阿曼达服下药片已经过了五、六个小时。他们发现阿曼达躺在床上，还活着，但意识模糊。附近都是空药瓶，猫玩具散落在地上。她的朋友把她摇醒了。阿曼达睡意朦胧地低声确认了自己准备要自杀。

几小时后，阿曼达到了急诊室，胳膊上插着静脉滴注，脸上扣着氧气面罩。医护人员监测出她血压极低，给她做了胸部X光检查。她几乎说不出话，但医护人员还是得到了足够的信息，在病历中将她描述为“29岁，除精神病史外，身体健康”。

随后阿曼达被转移到医院的另一部门，在那里，一个看护人员被指派去观察她，以防她试图伤害自己。在一次心理测试中，她打了几次瞌睡。她不敢相信自己又来到了这里。她没有给任何朋友或家人打电话。她的心情和她开始吞下药片时完全一样。阿曼达依然想死。

过去的二十年中，自杀现象缓慢发展，然后突然成为了全面的国家紧急问题。其受害者随着工厂的倒闭和政府援助的削减而增加。它们经常萦绕在911事件后的军事基地，即使是硅谷高中毕业生一样的精英，前途也变得渺茫。几乎所有精神科病房和危机热线都人满为患。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最新数据，目前美国自杀人数（45000人）是他杀的两倍还多，是第十大致死原因。类似的自杀率增长要一直回溯到大萧条时期才能与此时相类比。与此同时，在其他西方工业国家，自杀率保持水平或稳定下降。

这些数字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任何人口学逻辑都无法解释它们。黑人女性、白人男性、青少年、60多岁的老人、西班牙裔、美洲原住民、富人、穷人——他们都在苦苦挣扎。自1999年以来，除了内华达，每个州的自杀率都大幅上升。凯特·丝蓓和安东尼·波登的死亡震惊了所有人，但追踪这些数据的流行病学家除外。

而且这些还只是有报告的病例。以上的数字都没有包括数以千计的药物过量死亡，这就是换了个名字的自杀而已。如果把考虑自杀的人数也计入在内，问题就开始呈现出流行病学的轮廓了。2014年，联邦政府估计，有24万美国成年人认真考虑过自杀。

自杀具有其自有的难以终止性。甚至当人们写自杀遗书时，他们袒露的都非常有限。自杀通常会让所爱的人、熟识的人和同时在余生质疑自己。在这种悲痛中，他们也会产生危险的想法。“自杀会增加创伤，”朱莉·塞柔，美国自杀学协会主席说，“在根本没有意义时尝试寻找意义，问自己‘为什么’——如果当时我能注意到就好了。如果我当时能跟他们最后说过话的人谈一谈就好了。这些‘如果’是一种折磨。”去年，塞柔发表了一项关于自杀后果的研究，发现每一起自杀可以影响多达135个其他个人。

长期以来，自杀的神秘使其成为医学界恐惧和蔑视的对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公共卫生行政人员尝试过自杀热线，个体治疗，群体治疗，休克疗法和强制入院。医生们拿走了患者的鞋带和腰带，每15分钟就查看一次自杀未遂者，确保他们依然安全。他们迫使患者签订契约，发誓不会再次自杀。他们大量开出副作用越来越大的精神类药物，结果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杀人数继续攀升。

即使是现在，大多数精神卫生专家也不知道当有自杀倾向的人走进他们的诊室时该怎么办。他们未经训练，资源不足，而且不足为奇的是，他们的反应有时十分冷酷无情。在急诊室中，自杀未遂者可能会被拷在床上，被迫等待数小时，甚至几天，才能正式入院。寻找急诊室外的援助可能会更加困难。

怀特塞德的精神科医生同事杰夫·宋的工作针对高危来访者，也在培训其他医生这么做。他说：“你把某个举步维艰，生活停摆的人扔到了一个系统里，这个系统却要求最强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情绪规划能力才能适应。”根据联邦数据，大多数需要心理健康服务的人并没能得到这样的服务。

面对同事们的冷漠，怀特塞德越来越恼火。因为死者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隐形的，可她却了解他们。她知道自杀的念头有其诱人的逻辑，她知道有一种万无一失的方法可以结束痛苦，听起来是多么令人安心。她知道为什么人们在遇到危机时可能会求助于这些念头，即使是微小的危机，像是没赶上上班的公交车，或是不小心碰坏了心爱的书的边角。这就是为什么自杀冲动比抑郁症更危险，人们会把死亡看作解决问题的答案。她也知道，她的许多患者觉得很难抵御这些念头。她把自己的工作称为一场无休止的战争。

怀特塞德40年前出生于华盛顿州科尔维尔，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她的父母格外喜欢冒险的工作，不管这种工作在哪里。他们在阿拉斯加修建输油管道，在华盛顿郊区饲养牛群，驾驶卡车穿越中西部地区。在明尼苏达州的初中入学之前，怀特塞德已经上过三个州的6所不同的学校了。但是，这些搬迁并没有让她变得尖酸或害羞，反而似乎增强了她的共情能力。她成了一个敏感的孩子，凭直觉就能觉察到周围人的痛苦。

而且她在帮助别人时会很冲动。在她上八年级时，一个好朋友疯狂地哭着给她打电话，并没有说太多细节，只是说她需要立刻逃离家里。所以怀特塞德计划了一次营救。午夜过后不久，怀特塞德从自家地下室的窗户里溜了出来，偷偷开走了妈妈的轿车。她没想过自己不能合法驾驶，好友家远在8英里外，或是道路结冰还覆盖着积雪。她不在意自己只有80磅重，几乎连方向盘上方都看不见。她成功开过了麦当劳，开下了山坡，开到了她朋友住的单车道的乡间小路，然后把车撞进了屋前的一条沟里。

随着年纪增长，怀特塞德越来越清楚，她更擅长照顾别人而非照顾自己。在高中时，她因自己的形象而抑郁和焦虑。和她未来的来访者们一样，她觉得谈论自己的经历困难而痛苦。她说，寻求帮助的念头是“我能想象的最可怕的事”。在大学期间，她给她的母亲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描述了自己的起起落落：“我写这封信给您是因为我一直很难亲口说出我的意思，”她坦白道，“我只是个胆小鬼。” 她母亲自己的兄弟曾死于自杀。

她非常想要了解人们包括她自己绝望的机制。“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走极端，”她在日记中这样写，“我经历过我极度爱自己的阶段，我也经历过另一些阶段，当时我能考虑的一切就是用刀割腕或者从桥上跳下去。”在明尼苏达大学德卢斯分校，她利用业余时间阅读心理健康方面的教科书和期刊。她被吸引到这一领域是为了实际解决生活中最棘手的问题。她说：“我上了第一节心理学课，我当时想‘天哪，我们真的可以做出一些改变，这并不是魔术。’”

大三之前，怀特塞德转入了华盛顿大学，以便向自杀研究领域的传奇人物玛莎·莱恩汉（Marsha Linehan）学习。莱恩汉开创了一种叫做辩证行为疗法（DBT）的强有力的治疗形式，这种疗法训练患者如何改变自杀冲动。这一工作可能令人身心俱疲，筋疲力尽，它要求患者每周花好几个小时在个体治疗和小组治疗上，要求治疗师在整个星期内按要求打签到电话。莱恩汉对她所有的学生要求：来访者第一，你自己的生活第二。

这对怀特塞德来说再适合不过了。“我发现了一种相似的热情。”她当时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关心我自己，我必须关心我的灵魂，我也必须记住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那些正经历着超乎想象的痛苦的人。”在一封推荐信中，莱恩汉称怀特塞德“变得镇定自若”。

然后，怀特塞德一头撞向了现代行为主义医疗体系的高墙。她在西雅图市中心的港景医疗中心的精神科进行临床实习，那里资源不足，行医风格冷漠。她总是听别人说，主要的任务就是分诊。她的工作是为了安抚有自杀倾向的患者，仅此而已，因为没人有时间做更多事情。

怀特塞德的任务是调查患者的治疗史和精神状况。有一个人杀了自己的狗，然后往自己肚子上开了一枪。有一个自焚的移民。有一个大学生，别人发现他抱着泰迪熊游荡在马路中间。她觉得每一个人都渴求着任何一点帮助或善意。

“我当时完全疯了，完全不关心自己的生命。”当时的一名患者说，“他们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但厄休拉看着我的眼神是真的在等待我的回应…不是‘你有什么症状？你在服用什么药物？’而是‘跟我说说你的故事吧。’”怀特塞德知道，自杀未遂后出院的人有更大风险在90天内再次伤害自己。然而港景的医生只是提供转诊业务，转到大多数患者永远不会去的诊所，或者把患者列入候诊名单，等待着可能并不合适他们的治疗师。怀特塞德说：“这些患者处于危急关头，但我们全搞砸了。”

在她的患者出院后，她无法停止对他们的牵挂。所以她开始追踪他们，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或只是让他们知道，她还在关心着他们。她在患者出院前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发给他们，在背面还会留下私人留言。任何能让他们和世界保持联系的东西都好。在整整六个月的时间里，怀特塞德都在给一个在分手后企图自杀的女人打电话。她接了一段时间怀特塞德的电话，后来就不接了。怀特塞德现在仍然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

“这几乎是她的一场存在主义危机。”萨拉·斯塔基（Sarah Stuckey），怀特塞德临床医学界最好的朋友之一，说，“从很多方面说，她都像是天鹅绒的锤子。她就是这种会用轻柔的声音谈论这些可怕的事情的美丽女人。你会失去一些人。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你和别人关系密切。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怀特塞得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焦虑，有时甚至吃不下，睡不着。实习结束后的一天晚上，她开了一瓶葡萄酒。她喝得酩酊大醉，直到不在乎自己是否能再醒来。这把她吓坏了。有那么一会儿，她意识到了自杀倾向是什么感觉。

几个月后，怀特塞德和她的治疗师会面，讨论如何应对这种无力感。怀特塞德提起了一位退休已久的精神病学家和自杀研究者，杰罗姆·莫托（Jerome Motto）。他知名度不高，但怀特塞德的导师玛莎·莱恩汉对他非常着迷。他是唯一设计出了能大幅降低自杀率的实验的美国人。他的方法不涉及复杂的上千页的规则手册，也不涉及耗资十亿美元的药物研发。他采取的方法，就只是偶尔给那些有危险的人写信。

在那次治疗中，怀特塞德发现自己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莫托的方法和职业生涯。她哭了起来。“天哪，如果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呢？如果就是这么简单呢？”

1944年12月，在突出部战役中，第3989军需卡车连队被困在比利时巴斯托涅的一处农舍中好几天，四面被德军包围。在宁静的时刻，天空一片灰白，白雪覆盖了大地，杰罗姆·莫托中尉祈祷盟军的飞机回来救出他和战友们。C-47运输机经常出现，装载着能让他们活下来的珍贵物资。这时他们会冲到外面，躲避敌人的侦查或火力。食物、衣服和药品被捆成巨大的包裹，绑在红色、蓝色、绿色和黄色的降落伞上，缓缓落下。在莫托眼中，这一场景看起来就像是天空中点缀着波尔卡圆点。

莫托是犹太移民的儿子，身材高大，眼睛湛蓝，沉默寡言，谦逊有礼。莫托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芭芭拉市长大，梦想成为一名职业钢琴家。但战争爆发了，他渴望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在入伍时，他请求成为随军牧师，或是与其他内向者和艺术家们一起分配到一支军乐队里。然而，他被安置在了卡车团，负责其他39人的安全。

这位23岁的年轻人大多数时间独来独往，开着卡车穿越过欧洲的占区，膝盖上放着一本法语语法书。人生中第一次，他觉得世界满目疮痍。车队经过的村庄散布着破碎的店面和没有屋顶的房屋，街道上空空如也，看不到和他一样的年轻人。

在一片废土中，莫托总是在寻找一些小事来舒缓心神。摄影起了一些作用，给家人写信也是如此。他告诉家人，他对心理学的兴趣正在迅速增长，因为他看到即使是最强壮的战友也挣扎于如何保持振作。然而，他家人的回信并不总是带来安慰。他们指责他写的信不够多。当莫托听说他姐姐离婚了，或是父亲得了未知的疾病时，他只能感到内疚，因为他远离家乡，什么都不能做。

令他吃惊的是，他最大的慰藉来自于一个几乎陌生的女人的来信。1943年夏天，莫托在阿肯色州训练时，曾和玛丽莲·瑞安出去约会过五六次。并不是很认真的约会，只是看了几次表演，参加过一次四人约会。但在他出海后，她给他写了信。起初他甚至没太认出她的名字，他的回信只是为了保持联络。

无论莫托是否回信，她的信依然不断寄来。随着时间推移，他发现自己变得如此依恋这些信件，他觉得有必要分析一下原因。这些信并不是情书。“她只是写一些日常的事情——她今天做了什么，天气变得多冷，哪些歌曲上了流行榜，还有向吉姆问好，如此这般。”莫托在给姐姐写的一封信中袒露：“偶尔会有一句怀念似的句子，说要是我们能再见面该多好。但是没有激情四射的胡言，只是其中隐含的那种意味——如果有人如此坚持给你写信，那她肯定是真诚地关心你。”

几乎不可避免地，通信几个月后，莫托发现自己爱上了瑞安。他试图提起让关系更进一步的话题：“我们到底为什么不开诚布公，而偏要保持这样痛苦的不置可否的状态呢？”但是她的回应已经无从查考。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他们其后继续保持了通信。直到莫托回到家乡，他曾多次告诉家人，一个在阿肯色州的女孩鼓舞了他的士气。尽管他们提出过重聚的想法，但直到杰罗姆·莫托在60多年后的2015年离开人世，他们再也没有见过彼此。

尽管如此，她的影响还是塑造了莫托的余生。战后，他在伯克利学习心理学，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业，然后再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实习，之后回到了旧金山湾区。他被有自杀倾向的患者吸引，这些人有男有女，就像他曾运送过的患有炮弹休克症的士兵。“必须有人站出来，为那些没那么坚强的人，那些心怀恐惧的人，那些灰心丧气的人，那些不信任帮助者的人，那些绝望的人，那些胆怯的人发出声音。”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想法。

在战后，这种观念相当激进。当时的社会和医学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杀是一种罪孽，而非悲剧。讣告将自杀粉饰为意外事故。天主教徒不允许自杀者埋葬在其神圣的墓地。在某些州，自杀企图是一种犯罪行为。莫托的一个同事西摩·佩尔林说，医学院倾向于完全忽视这个问题，而许多医生认为，如果能躲开自杀的患者，将是他们行医过程中的成功。几年后，急诊室中另一个同事碰到一名年轻女子被紧急送入。她割破了自己的手腕，几乎神志不清。外科医生到达后，确认她足够清醒能明白他的意思，然后说，“下一次，你为什么不直接从金门大桥上跳下去呢？”

莫托发现，在他周围，有自杀倾向的患者被孤立了。1965年，他偶然发现了德国精神分析学家赫尔姆特·凯泽（Hellmuth Kaiser）的一系列论文。凯泽认为，如果最为不安的患者能感觉到某种关联感，即使是在潜意识层面上的，他们也能得到帮助。这让莫托想起了玛丽莲·瑞安，以及她的信是怎样帮助他挺过战争的。她的真诚就像静脉滴注一样细水长流。

“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当然这并不能证明什么。”莫托多年后这样告诉我。但他想知道的是，让有自杀倾向的人知道他就在他们身边支持着他们，并且不期望任何回报，这种简单的行为是否能让他们感到不那么孤独，减弱他们与自身的冲突。

因此，在60年代末，在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资助下，莫托设计了一个研究课题。他从旧金山九所精神病院之一追踪那些因自杀企图或极端自杀想法入院后又出院了的患者，并专注于那些拒绝后续精神治疗因而与医生断绝联系了的患者。这些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每组都将接受关于他们生活的严苛的采访。对照组在此之后不会受到进一步的交流。另一组——“联络组”——则会继续收到一系列信件。

这一事业过于雄心勃勃。为了获取有效的数据，这项研究需要花费数年时间，需要数千名患者的参与，需要保管成百上千页的文字记录，还需要本着玛丽莲·瑞安的精神不断写信。莫托弄到了一个就在旧金山总医院的急诊室楼上的办公区，还召集了一个非正统的研究小组对所有的患者进行采访和通信。在不同时期，他的团队曾包括一个学习要做拉比（犹太祭司）的女人，一个刚从神学院退学以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的男人，一个被教众回避的同性恋牧师，还有一个修女。

“我在从事和自杀倾向相关的工作时意识到一件事情，这个问题涉及了太多学科。”莫托在2006年对作家彼得·肖尔（Peter Shore）说，“这不仅是精神病学问题，这是心理学问题，是公共健康问题，是社会问题，是哲学问题，还是神学问题。我说神学的时候，我是指有时候患者会问你：‘继续下去有什么意义？只是徒增痛苦。反正迟早我会死的。我来这里是为什么？我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意识到在医学院时他们没能给我这个问题的答案。”

对于自愿参与研究的参与者，莫托设计了一份39页长的调查问卷用以记录他们生活中最美好的细节。他让研究人员询问患者弟弟妹妹的年纪，他们的配偶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现在住的是公寓还是酒店？酒店有多大？和其他医学专业人士不同，他还让其团队对患者的自杀企图提出了直接尖锐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决定？他们事先寻求过帮助吗？自杀尝试对他们的意识有什么影响？他们的下一次自杀尝试会如何进行？

莫托坚持让其研究团队背下这些问题，这样交流就不会有冷淡的临床感，还指导其团队展示出无条件的接纳。访谈的开始可能会问“给我多讲讲你今天怎么来这里的吧。”某些患者极度渴望倾诉，其他人并不。有些患者喉咙上有新伤，因为他们企图上吊。在开始的一年半中，在随机分配到这项实验之前，16个患者就因再次自杀身亡了。即使是经验更丰富的研究者也被人们生活的痛苦程度震惊。克利苏拉·阿西莫斯（Chrisula Asimos），后来成为了这一研究中任职时间最长的研究员，她曾经因为一个格外自我封闭的参与者寻求莫托的建议。她回忆道：“莫托只是说‘你就和那个人坐在一起，一直待在他边上，需要多久就待多久。然后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

帕特丽夏·康维（Patricia Conway）曾是个修女。在研究中，她有一次连续好几天花了许多时间陪伴一位母亲，这个母亲在企图自杀后几乎一句话都说不出。一天下午，这个女人似乎被另一个在附近尖叫着拼命扭动着的患者惊呆了。沉默了很久，她说：“他难道不是幸运的吗？”

康维问她为什么。

“你可能觉得他疯了，但他还能告诉你他的感受。”女人回答，“他能够尖叫出声，喊出声，出声谈论这些。但我不能。”

这看上去很荒唐，信件可以把一个人从那么深的深渊里拉出来。甚至不是私人手写的信件，就只是从办公室的IBM打印机里敲出来的格式化的信件。莫托想让这些信件简单直接，没有临床术语或是惺惺作态的优雅排版。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不提出任何要求。“不能说‘你应该尝试恢复治疗。’或是说‘你能填个抑郁量表，让我们确定你的状况吗？’这样的表述方式是不可取的。”他说，信件应该传达一种真诚的亲近感——“就只是人们可能会对朋友说的话”。

莫托给患者写的第一封信并没用太长时间。他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就顺嘴说出了两个句子，37个字，感觉刚好合适：“你很久没来医院了，我们希望你一切都好。如果你想给我们写封回信，我们收到会很开心的。”

他们每寄出一封信，研究小组的秘书们都会随信附上一个填好了地址的信封。莫托坚持不附上邮票，他后来解释说，“这很重要，因为这些人中有一些格外敏感，在信封上贴好邮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压力，让他们感觉到被强迫了，因为觉得这张邮票不能浪费。”

这些信件将按规定的时间寄出：头四个月中每月一封，其后的八个月中隔月一封，最后四年里每三个月一封。总的来说，通信共包括24封信件，在五年内依次寄出，内容略有不同。一些后续信件的模板包括：

“只是告诉你我们依然很关心你的近况。”

“只是想和你说，我们希望你一切顺利，我们依然很关心你的情况。你愿意的话可以随时给我们写信。”

“我们也知道，定期收到一封这种表达我们对你有多关心的信，可能看起来可能有点程式化了。可是我们依然很关心你，关心你的近况。我们希望这些简短的信件是表达这种关心的一种方式。”

莫托的研究可能会毁掉他的声誉。夏洛特·罗斯（Charlotte Ross）在旧金山湾区建立了自杀预防及危机中心，经常和莫托合作撰写研究论文。她直截了当地说：在当时，在自杀未遂者拨打热线电话后追踪他们，这种想法“几乎就是趁火打劫。”阿西莫斯把这个项目告诉她在精神病院的同事时，他们觉得这简直荒诞可笑。一个同事喘着气笑道：“你开玩笑的吧？你们怎么会觉得就一封小小的信件就能有用了？”

还有一些更现实的困难。研究人员几乎无法确认他们的信件是否能到达目的地。也许信件会被邮往某个过期了的旧地址，或是淹没在百货公司的商品目录中间。莫托和他的研究团队能做的就只是招募患者，寄出格式化的信件，还有等待。在1964年到1974年间，莫托的研究团队访问了3000多名患者。

— 莫托高度包容的研究团队的工作照。克利苏拉·阿西莫斯，任职最长的研究助手，位于彩色照片中左侧。

即使工作人员来来去去，有跳槽去新工作的，有辞职去读研的，但是他们在莫托这里的工作本质——即长期工作和危在旦夕的生命——拉近了每个人的距离。他们组织了聚餐和网球比赛，莫托总能赢。康维记得，有一次她和另一位研究员一起去看一场爵士乐演出，研究员提醒她，“这演出可不娘娘腔。”研究组的秘书们曾一起参加了一个女权主义集会，然后说服了莫托同意她们上班时穿裤子。而且，研究员们一直在寻找和有自杀倾向的人产生联系的新方式。他们设计了一个自杀未遂者支持小组，还带他们去跳舞。当研究课题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他们会寻求彼此的帮助。当时是70年代初，办公室里肢体接触很多。

康维发现自己经常在和莫托聊天，在早晨喝咖啡的时候或是在午餐时的桌前。他们会聊一些最近在读的书，莫托很喜欢反主流文化诗人纪伯伦，康维立刻就被他的激情吸引了。她喜欢他对越南战争的大发雷霆，他给国会议员写了太多的信，以致一个工作人员专门给他回信让他别再寄信了。（但莫托没听他的。）他们的闲聊很快发展成了更多的东西，然后在他们初次约会后不到一年，这个48岁的犹太人——一神论者就和33岁的前修女结婚了。康维的母亲滔滔不绝地说，莫托是她见过“最像耶稣的人”。

1970年末，在康维离开研究开始组建家庭后，一些线索开始显现，莫托的实验起作用了。终于有患者回信了。一些回信非常简短，只有一句“我很好，谢谢。”莫托把这种信叫“分手信”（“当然我们没有就这么放过他们。”莫托几年后说。）其他回信则更加真情流露: 一名患者想要一张安定的处方。另一名患者想给她毛茸茸的灰色的小猫找一个家。一个年轻人害怕自己会被送往越南，希望莫托的团队能给军队去函证明自己真的之前住院过。他写道：“我宁愿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毁掉另一个人的生命。”另一个人从金门大桥跳下后幸存了，他写来一封信，其中每个句子开头都是字母p。

莫托回忆道他收到的一些患者寄来的感谢信，感谢莫托和他的团队还记得他们，其中一封写道：“你们不会知道你们的信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有时候回信的主题可能比较黑暗—“给我打个电话吧，我不在乎是几点钟。我很爱我的孩子，但是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我觉得我要精神崩溃了。”这封信是一个女人1973年写来的，信件传递了一种亲密感。

最关键的一封回信是寄给研究员道格拉斯·克雷德（Douglas Kreider）的，来自一位住在旧金山海特—阿希伯利区的研究参与者。18个月前，这名男子曾写过一封“分手信”，现在在信中，他称自己是一个破碎的花瓶，勉强被自己的双手捧在一起。他的信长达5页，单倍行距，读起来像是花了好几天才写完。四十年后，莫托依然能记起这封信的第一句话：：“你们是我碰见过的最执着的混蛋。所以你们对我的关心一定是真诚的。” 就是这样，它完美地概括了这项研究的目的。莫托称它为“宾果信”（the bingo letter）。

尽管这些回信看上去很有希望，可他们只是间接证据。为了得到确凿的证据，每年莫托都会把几名研究员塞进他的旅行车，向东北行驶一个半小时，前往萨克拉门托。他们会在早上9点到达公共卫生署，查看该州的死亡记录，直到查完每一位研究参与者的名字。他们想知道其中是否有人自杀身亡。

“这一任务是庄严的。”克雷德说，“你心中会默念着‘希望别发现我认识的人’。”有一次，他发现了。和许多其他研究员一样，他已经和他的患者建立了真正的联系。这个患者和他自己年龄差不多，很难与人目光接触，还患有妄想症。克雷德记得，那次从萨克拉门托回家的路上，几乎没人说话。

在经历了大约四年这样的旅行后，莫托和他的团队有了足够的数据，证明他们的工作是自杀研究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住院后的两年内，对照组的自杀率几乎是联络组的两倍。其成就之高，不只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实验能展示出自杀率的下降。莫托也证明了更深刻的东西：即使是那些曾企图自杀，不想与精神卫生系统有任何关联的人，其实也可以联络得到。

1976年，莫托公布他的数据时，自杀研究领域还很狭窄，是个全新的领域。研究结果发布在美国唯一专注于自杀研究的期刊《循环：1002》上，而这一惊人发现几乎被忽略了。尽管如此，莫托仍在继续。他的研究团队在接下来的近十年内依然在一直寄信，并持续跟踪每个参与者长达15年。在一份关于其发现的最新报告中，莫托展示了收到信件的人的自杀率降低可以持续多年，即使寄信的频率在逐渐下降，直到停止。

除了在会议和颁奖典礼上对一小群听众演讲之外，莫托并没有对其成就进行多大的宣传。他为自己的工作有了意义而高兴，然后平静地转向了其他项目的工作。他继续教书并发表文章。他不知疲倦地倡导在在金门大桥上设置自杀屏障。

莫托一直紧紧抓住人们。每天他都给姐姐桑迪打电话，她在战时离婚了。在他退休后很久，即使是在他几乎完全失聪时，他也允许一些以前的患者定期给他打电话。他的儿子乔希说：“我最难忘的记忆，是圣诞节或平安夜的时候。电话铃总会响起，然后他就会上楼去，待上一个小时。”倾听对他来说是神圣的。莫托觉得最有活力的时候，就是说出“请给我多讲讲吧”。

一名精神病医生曾经问莫托：“我是我弟弟的守护者吗？”莫托回答说：“不，你不是。但你是你弟弟的哥哥。”

他似乎从不停歇，即使他的背已经驼了，他的办公室里学术论文堆成的高塔和泛黄的书籍已经组成了迷宫，办公室楼下是他从未使用过的泳池，还有堆满了更多论文和书籍的车库。他的档案堆里的一个文件夹中，保存着那封“宾果信”，完好无损，直到他去世的那天，等待着被人重新发现。

厄休拉·怀特塞德最突出的特质，是蹩脚的双关语和猫咪相关的段子这种幽默。她似乎从未见过企鹅的动图，或是碧昂丝的动图，她不感兴趣。而她的治疗实践很大程度上运用了这些老派的方式。她的一个来访者早上起床有困难，所以怀特塞德经常给她发这样的短信：“神奇青蛙来叫早，新的一天呱呱叫！”或是“兔子需要喂食啦！快从床上蹦起来！”去年，这个来访者去度假的时候，怀特塞德发了一条短信，敦促她要感觉“自由~自在~~~”，还配了一张狗狗把头伸出车窗外的图。（这些短信，和文中其他短信一样，是由她的患者们，而非怀特塞德提供的。）

虽然她的短信并没有模仿莫托平白的语气，但它们充分抓住了他的工作精神。怀特塞德四年前进入私人诊所时就开始发这些短信，她很快发现这些短信是多么有影响力。她的很多患者在两次咨询的间隙很痛苦，对人工规定的50分钟谈话期限感到愤怒。这些短信就像是一段关系的证明，患者们可以把它们当作有人关心他们的证据。这与患者通常从医疗机构收到的信函的差异之巨大再怎么夸张都不为过。怀特塞德有一个治疗师朋友，他把人们错过一次预约后会收到的那种典型的自动发送的通知称为“我恨你宣言”。

尽管如此，怀特塞德还是为她的患者制定了规则：他们必须同意接受短信。他们不必要回复。但如果他们回复了，他们需要理解至少一个小时内可能不会收到自己的回应，因为她可能正在与另一位来访者谈话，或是在去吃午饭的路上。她还希望患者对其好恶给出明确的反馈。一个人说她讨厌企鹅的梗，更喜欢收到自然风景照片。“你总会注意到他们觉得什么好笑，注意到他们哭泣时在说些什么。”怀特塞德说。

她也为自己制定规则：打错字是可以的。有点烦人也没关系。每段短信的书写时间不超过90秒，因为段落太长读起来可能太形式化，而不像是朋友之间的交流。她还会控制发短信的时间，确保患者不会只在危急时刻才收到她的短信。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不应因任何特定的理由出现，只是因为她一直在关心他们，仅此而已。

怀特塞德解释说：“我认为人们在感到自己绝对孤独时会死亡。”

在怀特塞德逐渐建立了使命感的时候，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小群治疗师和研究者也认识到了莫托方法的价值。格雷戈里·卡特（Gregory Carter）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经营着一家精神病学研究机构。他组织了一项研究，在研究中，莫托的语句被打印在一张明信片上，上面还画着一只嘴里叼着信封的卡通狗。这些明信片在12个月内分8次寄给那些最难治疗的患者。其中大多数人有创伤史，包括曾被强奸或性骚扰。其中一些人已经做了多次自杀尝试。但是卡特发现，收到明信片的人尝试自杀的次数减少了50%。五年后，当他再次调查这些研究参与者时，这些信的效果仍然很明显。每个患者的花费只有十几美元。

在德黑兰，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类似的实验，为适应当地文化作了调整。“在我看来，【莫托的语句】对我们的患者来说可能很无聊。”舍希德·贝赫什提大学的医学副教授侯赛因·哈桑尼-穆加达姆（Hossein Hassanian-Moghaddam）说，“也许你会认为发送这种消息的是个机器人。”与此相反，这些伊朗人写的是饱含感情的贺卡，里面充满了鼓舞人心的话语或是宗教词句。其中一些是爱因斯坦的名言，还有一些选自释迦牟尼佛或肯尼迪总统。他们还会在患者的生日时寄贺卡（参与者最喜欢这种）。其研究结果同样是积极的。

西雅图著名的自杀研究者凯特·康托伊斯试图在新的被试群体中测试这些方法——更接近莫托初心的人群。在国防部资助的随机对照实验中，康托伊斯及其团队向数百名现役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发送了莫托风格的短信，在一年时间内给每人发送了十一条。

在对现役军人进行焦点小组访谈时，研究人员被告知，要想让这些短信对海军陆战队起作用，短信永远不能暗示软弱无能。康托伊斯说：“我们收到了特殊的训练。他们不想让我们使用‘需要’这个词。”

所以她和团队一直把短信写得直切主题：“希望生活对你不错”还有“希望一切都好，你照顾好了自己”。因为采用的是短信形式，研究人员可以用表情符号或是任何感觉自然的东西来回复士兵。这项最近结束的研究表明，收到短信的人更不容易产生自杀的想法或试图自杀。康托伊斯被短信交流带来的不同感受震撼了。“大多数时候，我们联系的人都很高兴收到我们的短信。”她说，“自杀关怀一般不是这样的。”

但是，也许目前与莫托相关的最雄心勃勃的工作是瑞士伯尔尼的一家小型心理健康诊所进行的。诊所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康拉德·米歇尔（Konrad Michel）把他的方法集中于患者如何讲故事上。起初，他录下自己与患者的咨询过程，然后在由另一位同事进行的访谈中，让患者回忆在刚才治疗中的经历，这一访谈也会被录像。患者会讲述他们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他的行为举止，他给他们带来的感觉都有什么想法。这项工作令人难堪。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诊所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安雅·吉辛-梅拉特（Anja Gysin-Maillart）开发了一种新的治疗模式，称为“自杀未遂短期干预计划”（Attempted Suicide Short Intervention Program, 简称ASSIP）。这是一种更激烈更富有同情心的治疗自杀的方式，是常规的咨询及药物治疗的补充。在第一阶段，患者会讲述其自杀尝试的故事及其原因，而治疗师尽量不影响患者的叙述。这一阶段大约一个小时，讲述会被录像。在下一个阶段，同一位治疗师会和患者坐在一起看上一阶段的录像。只要有机会深入挖掘，寻求突破，治疗师就会按下暂停。第三阶段，会概括那些潜在的可能会导致患者回到自杀模式的触发因素和脆弱点。然后他们共同制定长期目标和策略，将再次尝试的风险降至最低。如果需要第四阶段，他们会再次观看第一阶段的录像，并根据患者的需要调整安全计划。

吉辛-梅拉特说，这项研究可以让那些经常在自杀未遂后感到不知所措的患者清醒过来。如果一切看起来都是戏剧性的，那就是关键所在。治疗师和患者应该因这一经历而建立联系。而且患者之后每两年会收到伯尔尼版本的莫托信件。

到目前为止，结果令人震惊：2016年，这一临床试验的结果发表了，结果显示自杀企图的风险降低了80%，在医院的后续治疗所需的时间也减少了。在苏黎世附近，在芬兰、瑞典、立陶宛，新的诊所建立了起来。去年年底，米歇尔开始在纽约州锡拉丘兹培训治疗师，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开办自己的诊所。

我参观位于伯尔尼的诊所时，更感兴趣的是那些竟然没看到的东西。没有医生在给患者做诊断或是开药方。相反，这是一个认真聆听的地方。我旁观了吉辛-梅拉特和一位有着长期、复杂的自杀尝试史的患者之间的初次谈话。吉辛-梅拉特问是什么让她考虑到了自杀。在接下来的25分钟里，她就一直倾听着，没有一次打断患者的讲述。“你觉得我的存在感消失了吗？”吉辛-梅拉特后来问我。她担心自己的肢体语言太多了，尤其是点头。她说：“其实最好不要点头，但她的故事太难了，我不得不给她一些反馈。”

她的一些患者告诉我，和其他医生不同，吉辛-梅拉特从来不会尝试评估他们的风险。相反，她让他们感到被理解，感到充满希望。在视频中观察自己，能帮助他们理解其所经历的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不能低估自己的所作所为。随后的信只是加固了他们与她之间的联系。

在我遇到的所有患者中，似乎没人像一个名叫安娜的大学生般对这些信件如此投入。安娜告诉我，来诊所之前，她感觉“在世界中迷失了”。她给吉辛-梅拉特最后的回信是很长的忏悔，充满着她从未跟其他人说过的细节，甚至连她仰慕的治疗师和关系亲密的母亲都没听她说过。安娜把吉辛-梅拉特看作自己所有秘密的守护神。

“我收到了你的信，几乎不想点开，因为我想把那种快乐的感觉保留一段时间。”安娜这样回复吉辛-梅拉特寄给她的第一封信，“就像我不会马上打开礼物一样。”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安娜写信给吉辛-梅拉特，给她讲自己在自杀未遂后重新适应生活是多么困难，讲甚至连朋友都不能理解自己，讲自己为什么不能哭。为了应对这些，她开始划船。“在莱茵河上划船，”她写道，“周围安然无声，雾气在水面上飘浮，阳光慢慢开始变暖，船桨轻轻拍打，河水在我周围流动，这一切给我带来了难以名状的感觉。”

在收到诊所的最后一封信的三个月后，安娜的失眠症再一次愈演愈烈，她又开始考虑自杀了。于是她吸取了从治疗中学到的东西，开始给吉辛-梅拉特写电子邮件。就像在以前的信中一样，她倾诉了自己所有的想法。但当她写完后，她意识到，自己不需要发出这封信，写出来就足够了。

莫托的方法就像是一种很有前途的实验性癌症药物。它能够缓和自杀冲动或将其降低到可控水平。对于社会中最绝望的那些人来说，这是最大的希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治疗师会急于尝试这种新方法，也不意味着它很容易扩大规模，特别是在这么糟糕的医疗体制下。

美国自杀学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阿普丽尔·福尔曼（April Foreman）用“美德剧院”这个词来描述美国的精神卫生医疗界现状。它对外展现着希望，但是在内部，诊所的工作人员被文书工作、资金压力、归责忧虑、不可能完成的案例数量、还有不断变化错综复杂的资格认证标准所困扰。“专业的心理健康工作者被训练得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到惊恐。”她说。这一工作变为了如何回避诉讼和高位患者，而不是实验那些能帮到危难中的患者的新方法。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保险公司依然不愿意把莫托的方法包括在诊疗项目范围内。该行业长期以来一直不愿为精神健康服务付费，除非是必要情况下。直到大约十年前，对诊疗项目的严格限制还是常态，而且每年只支付极少的咨询次数。如今，财政激励措施仍不到位。无论是20多岁的轻度抑郁症患者，还是50多岁、有阿片类药物问题、在床头柜里备着枪、有慢性自杀倾向的患者，保险公司支付给治疗师的费用都是一样的。因此，独立执业者可能更不愿意接受有自杀未遂史的来访者。如果没有额外的拨款，许多医院和诊所不愿意把资源用于无法报销的干预手段。

更令人沮丧的是，保险行业中其实有很多人知道莫托的方法是多么强大。信诺公司的一名医学顾问向我承认，他“绝对”信任它。而另一位普雷梅拉蓝十字的医学顾问则认为它“极其宝贵”。普雷梅拉的顾问告诉我，她在私人实践中会给客户发短信，但是她的公司从未为个人短信或电子邮件报销过费用。

这并非表示莫托的方法没有现实风险。在一场过失致死的诉讼案中不得不为了企鹅表情包辩护，这想想就令人害怕。出于隐私方面的考虑，许多医院和诊所不允许医生在安全门外和患者有交流。如果这些交流的内容被黑客窃取并公之于众，对所有相关人员来说都会是一场灾难。一些治疗师甚至担心，有可能配偶看到这些短信后会认为它们是外遇的证据。

还有短信写作本身的困难。想象一下，有多少次你的短信被对方理解错了，你不得不回复解释说，“不，我真正的意思是这样”。或者有多少次你无法分辨，对方吐槽语气的短信只是开个玩笑还是在微妙地挖苦你的性格，就只能拿着手机焦虑着。然后想象一下，在一个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时，这样的互动发生了。

这些问题在体制层面上变得更加难以管理。凯特·康托伊斯，那想成功的军人研究的负责人，说，有那么多的治疗师并没接受过治疗自杀未遂者的培训，如果患者在收到一封充满关爱的信件或短信后打算寻求帮助，那治疗师们可能很难应对一大波涌来的患者。而且，大规模写作这些信件很棘手。当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最初鼓励其下属机构向境况不佳的退伍军人发送贺卡时并未规定具体的措辞，许多信息最终偏离了治疗的本意。一些治疗师不断骚扰患者，因为患者不接他们的电话，还有一些纠缠着患者要求他们吃的更健康。他们向患者要求的回报太多了，这违反了莫托的原则。另外也很糟糕的是，他们表达了担忧。莱恩汉告诉我，担忧会传递错误的信息，因为它“声明了你并不是真正信任他们”。

但阻碍莫托的方法普及的最大困难也许是，它跨越了治疗中最不可侵犯的边界之一：即治疗何时开始又何时结束。从刚进入医学院，医生就被教导，要与患者在情感上保持距离，以保持客观，防止倦怠。心理学家和社工也会学习相似的原则。基本上，当一天工作结束，你就可以把你患者的痛苦抛在脑后，回归个人生活了。治疗师会设置语音信箱，告诉患者如果在其工作时间外遇到了危机请去拨打报警电话或自杀热线，这是有原因的。

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医学、法学教授保罗·阿佩尔鲍姆（Paul Appelbaum）认为，短信的危险性在于，它们可能会成为“跨越其他边界的第一步。”他若有所思地说：“短信是每天发一次吗？还是每小时发一次吗？你还能闲暇时小酌一杯吗，即使酒精可能会削弱你的洞察力？你还能安心享受亲戚的婚宴，而不是缩在角落里回复短信吗？”

至少一个研究可以减弱这些担忧。2004年，研究者发现，治疗师在两次治疗之间越是开放接受患者的来电，他们最终会接到的来电次数越少。丹佛大学临床社工、副教授斯黛茜·弗里邓萨尔认为，对于心理健康医疗人员来说，管理边界问题的一种方式是更好地理解风险。治疗师需要能够区分“急性”自杀倾向的患者，也就是此时此刻正处于危险中的患者，还有那些已经考虑自杀多年但并不会付诸行动的患者。

她说，精神卫生界的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如何治疗急性自杀倾向的患者，如何制定计划保护他们的安全，如何与他们的家人交谈以便把枪带离患者家中。就像每个医生都知道CPR怎么做一样。但她认为，如果治疗师不相信自己应对慢性自杀倾向的患者时在情感上已经足够熟练，那他们在承担起这一责任前应该接受培训。“一些治疗师站在光线下，对黑暗中的人大喊，‘出来吧！这里有光！这里有希望！’”她说，“但有时候，有自杀倾向的人需要的是，治疗师走进黑暗，和他们站在一起，然后指给他们一条走出去的路。”

六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来到怀特塞德居住的简朴的小平层，它建于战后，位于西雅图国会山附近。我想看看她日常的一天是什么样子。我知道她要和客户开会，还要处理大量的文书工作，但我最感兴趣的是在这些事情之余的闲暇时间会发生什么。

她开门时元气满满，皮肤很好，表情丰富。客厅里像是二手家具大杂烩，她为几乎是空空荡荡的墙壁感到抱歉。黑木咖啡桌上有两个相框，里面还是模特微笑的照片。她住在这里已经一年多了，但还没有时间把自己的照片换进去。在厨房的橱柜里，她在锅碗瓢盆之间放了一些研究资料。

怀特塞德把自己裹在一条毛茸茸的红毯子里，缩在沙发上，决定重新确认一下她的老主顾玛丽的情况。怀特塞德同一时间内大约有十个患者，她最担心的是那些不发短信或不打电话的患者。她已经有几天没收到玛丽的消息了。

玛丽（化名）当时41岁，在附近的学校系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她非常努力地向朋友和同时隐瞒自己的自杀念头。但到了晚上，她却很难远离枪支网站。这些年来，她尝试过几十种药物治疗，更换过好几个精神科医生。她告诉我，她把怀特塞德看作康复的最后机会。尽管如此，她们的很多次咨询并不轻松，结束咨询时，听到怀特塞德要求的情感性的作业，玛丽会愤怒地离开。她设置了一个铃声，在怀特塞德发短信时提醒她，因为有时候她需要做好准备才能读这些短信。

我到访的前一天是玛丽的生日，怀特塞德不确定她是怎么过生日的。在我到达之前她刚刚给玛丽发了一条短信，只是源自闪灵的一个搞笑表情包：一只猫（而不是杰克·尼科尔森）用一把斧子砸开了浴室的门。怀特塞德知道玛丽讨厌有关猫的梗，但这些短信已经成了她俩之间的小幽默。

“发短信时我在想，这条短信可能会伤害到她吗？这条短信可能会让她从什么别的角度解读吗？”她说。起初她并没有期望能收到回复。现在，几个小时后，她真的渴望能收到一条回复。

怀特塞德在沙发上呆坐了将近一分钟，盯着手机眨眼睛。她不确定短信该发什么内容，也不知道该不该发短信。也许她的语气应该有点害怕。也许并不应该。她开始思考措词，把词句大声说出来，感受它们的重量。

“你过生日时候做什么了？”

不行，这句不对，太评头论足了。她又沉默了一分钟，然后拿起了手机，检查了脸书，依然没有收到玛丽的回信。

“你过生日时候为你自己做什么事情了嘛？”

她短暂地停顿了一下。嗯，她喜欢这句。这条短信可能看起来无伤大雅。但对于像玛丽一样可能会自我鼓励的人来说，它可以微妙地提醒治疗的目标：学会如何意识到自己的精神状况，如何预测及阻止毁灭性的思维。短信说中说：“为你自己”。也许玛丽能领会到这点。怀特塞德迅速把这句打进手机，点了发送。

大约五分钟后，玛丽回复说她没事，但没有说更多细节。也许这种交流惹恼了她，也许没有。不管怎样，她回复了，这总比一片沉默要温暖。

这一段成功又完美地说明了，那些没有怀特塞德超人般耐心的治疗师为什么会在使用莫托式方法时感到举步维艰。治疗有自杀倾向的患者意味着，你的客户永远不会离开你的脑海。你必须是解读他们信息的专家，并能注意到其他人几乎察觉不到的棘手的性格转变。多年来，为了安抚她的客户，怀特塞德一直拒绝参加晚餐约会。她连看电影和坐飞机时都要保持电话开机。她知道——她的朋友也认同——她对自己不够好。

但她觉得自己在与客户定期沟通时反而会更加平静。给治疗师带来最大压力的往往是那些完全不愿参与的患者。另一方面，那些愿意谈论自己痛苦的人是在请求帮助。在我拜访她之前不久，怀特塞德正要从旧金山飞回家时，收到了一名患者的短信，里面写道：“我不想待在这儿。我不想呼吸。我不想说话。”这位中年单身母亲喝酒时听到了一首让她想起前男友的歌。她陷入了旋涡。但怀特塞德非常清楚如何缓和局面。“好了，现在该准备上床睡觉了。”她踟蹰了一会儿后发短信说，“多喝点水，换上舒服的睡衣。”

这个患者按照吩咐做了，第二天早晨她给怀特塞德发了条短信，说她的计划是熬过这周余下的时间，并补充道“我知道第一步是熬过昨晚。我们做到了。”

怀特塞德只有极少几次在她治疗方式的要求下退缩了。2017年，她在一个研究项目中遇到了难关。尽管她依然和玛丽保持咨询关系，但有一周零两个周末，在两次咨询间隙内她没有给玛丽发短信。在她开始有负罪感的时候，她问自己，有多少医生能在休息日还给病人发短信。然后忽然间，她觉得自己是个异类，也许她整个治疗方法都太冒险了。

在她们的下一次咨询中，玛丽提到了缺乏沟通的问题，担心她们的关系碰了钉子。“我是不想打扰你……”怀特塞德开始解释。玛丽迅速而坚定地回答：“不不不不不。别停止。不要停止。”

随着时间推移，玛丽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终于能安心地去和朋友看垒球比赛，或是去旅行探望她的家人。然而有些时候，她还是会开始思考，“不然现在就这么结束吧。”在新一轮电休克治疗的前一天早上，玛丽感觉格外抑郁和恐惧。但是怀特塞德又出现了，手机屏幕上跳出了她的短信通知。“提醒自己：我信任你。”怀特塞德写道，“你之前成功过。你知道怎么完成非常困难的事情。”突然间，玛丽感觉自己变得很强大。

在另一个糟糕的夜晚，玛丽做了一个剪切簿，里面是世界上她最喜欢的一些东西。里面有她侄子侄女的画，一张波光粼粼的泳池的照片，她还在里面粘贴了怀特塞德的一些短信的截图。确实，其中一些梗老掉牙了（“乌云要是能下糖霜，不也挺好吗？”）。但是玛丽很敬畏它们，因为它们真的有效。

怀特塞德会对这一表述十分严谨。她会说，它们目前有效。“关怀短信就像是进门后洗个热水澡，很舒服，也往往是首先需要的。”她告诉我，“但接下来，这个人需要在真正做出改变时得到支持，否则他们会继续留在深渊中。”而在自杀关怀中，这种支持往往并不存在。如果你被诊断为患有癌症，那你接下来会见到一整个团队的护理人员：肿瘤学家，外科医生，疼痛治疗专家，营养学家，甚至假发专家。与之不同，对自杀倾向的治疗是一项更加孤独的事业。大多数情况，只有两个人，反复聊天，想办法弄清楚怎样才能继续活下去。

怀特塞德永远都不能完全理解她的患者在想什么。她会一直担心自己无法在他们最需要帮助时联系到他们。她能做的就只有发送出一条短信，还有希望。

我拜访怀特塞德家几天后，我遇见了阿曼达，那个十年前吞下了所有药片的护士。她在交通高峰期昏暗的灯光下出现在怀特塞德办公室楼下，和我打招呼。她的声音微弱得像在图书馆里说话，几乎听不到。尽管在那次自杀尝试的两年后她就不再和怀特塞德做咨询了，但她们一直保持着联络。她们同意见我一面，以便我们能一起回顾她们这些年以来的通信。

这座大楼里的其他人员都已经下班回家了，楼里一片漆黑，一片寂静，感觉我们也不该待在这里。为了让我们安心，怀特塞德给街对面的酒吧打电话，订了一盘鹰嘴豆泥，六罐根汁汽水。在等食物的时候，我问阿曼达，她对怀特塞德的第一印象如何。

“我当时觉得她很天真，”她说，“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其他人似乎都会不知所措、害怕和失望。我总是担心自己是不是令人吃不消。”

“我明白你感觉自己令人吃不消，”怀特塞德回应道，“我觉得即使有的话，我会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

阿曼达说，自杀“总是感觉像是我自己出了问题。每个人都责备我，而我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觉得你能感觉到我当时在关心你吗？还是说你当时不能相信这一点？”

阿曼达仔细思考了这个问题。房间里唯一的声音是百叶窗的绳子敲打在窗玻璃上的咔哒声。整整十五秒过去了。

“我觉得你关心我的程度就和供应商关心客户的程度差不多。”阿曼达说。

“后来有什么变化吗？还是说……”怀特塞德停住了话段，“你当然可以回答‘没有’”

“我觉得我脑子里必须一直记得‘她不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治疗师。’”阿曼达说，“我觉得，如果我把这段关系看作没有一条边界的话，情况会更艰难。”

最终，她们聊到了2007年9月28日的那个清晨，还有阿曼达尝试自杀前她们最后的通信。怀特塞德读到自己之前发送的电子邮件时很尴尬。这些词句大声读出来后，现在看起来要求很严苛。莫托不会批准这样的邮件的。“吃一片希望药丸，”她当时写，这是在强调她们治疗中的主题，“我需要你为这个周末制定出一个明确的计划。”

怀特塞德当场开始重写，并让阿曼达测试效果。“如果我有机会重来的话，我可能会说：‘听我说，阿曼达，我需要你现在先听我说。我从这封邮件中感受到了你的痛苦。我想让你知道，我真的正在，毫不夸张地说，紧紧抓住你。你不能离开’”怀特塞德说道。她停顿了一下。似乎过了很久，她想到了一句结尾，这句说不定可以吊住阿曼达一会儿：“我们能在你午休时聊聊吗？”

阿曼达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泪水开始流下她的脸颊。她只是不确定。她想，也许当时什么都不能阻止她，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再没办法知道了。

大概一年之后，我给阿曼达打了个电话，她告诉了我一些关于她那次自杀的事情，这些事情她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当时在拿起药丸后，她等了几个小时才吃下它们，现在看来这对她很重要。也许她当时正在犹豫不决。也许她当时在等待着，有某个人能联系到她，说出那些正确的话。“我不知道当时我是否心意已决”她说，“我想，可能我是会改变主意的。”当时还有挽救的机会。

翻译：柚子；审校：Birdie；编辑：酒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