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平时也喝咖啡。尽管我想要控制在每天一杯，但我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多喝一杯。早上的第一杯是为了驱赶残存的睡意，而第二杯是为了消除午饭后的困倦，为了和朋友在咖啡店聚会，或是为了多喝牛奶补充钙质。习惯了这样的日程之后，一旦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喝不到咖啡，我就会感到心情烦躁、轻微头痛。

我怀疑自己喝咖啡喝得太多，咖啡因随昼夜节律的涨落已经融入了我的身体，成为神经信号分子“本底噪音”的一部分。咖啡因不断塑造着我的意识，从全世界每天的咖啡消费量来看，说它影响了人类的意识也不为过。

人造节律

那天我喝的第一杯，是在酒店房间里泡的挂耳咖啡，苦涩的味道很好地抵消了早餐蛋糕的甜腻。咖啡因会很快从胃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遍布全身。血液中的咖啡因浓度通常在摄入后30-60分钟达到峰值，但咖啡因的吸收代谢能力个体差异非常大 [1]。一些人需要120分钟来让咖啡因水平达到峰值，而这个时间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已经是代谢的半衰期。咖啡因在体内的半衰期最高可达12小时。那些下午喝了一杯奶茶就会彻夜失眠的人，或许就属于这种类型。

摄入咖啡因就好像人为制造了一种生物节律，试图与日升月落相抗衡，调整出理想的睡眠-觉醒周期。有观点认为在早餐时喝咖啡更多是出于心理需要，起床后过一段时间再喝咖啡的提神效果更好。这是因为咖啡因可以通过促进皮质醇分泌提升觉醒水平，而在起床之后，大脑中的皮质醇水平会自然上升，这时候喝咖啡带来的额外收益就相对较低 [2]。

咖啡因的作用更多地通过另一种机制实现，那就是阻断腺苷受体。腺苷是神经系统的一种代谢产物，当它与腺苷受体结合时，就会向大脑释放出困倦的信号。而咖啡因结构与腺苷分子高度相似，可以占据腺苷受体，阻止大脑感受到疲倦。但是在此期间，累积的腺苷仍然在神经系统中游荡，伺机而动。当咖啡因分子分解，抑制作用失效，这些腺苷就会卷土重来。

所以，有人将喝咖啡形容成一种借贷行为——当下清醒的时间，需要在未来加倍偿还。这种借贷甚至还附带了利息：用咖啡因对抗睡眠不足带来的疲倦，会导致接下来无法获得充足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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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了很多有意思的现象，例如非注意盲视（inattentional blindness）：人们经常会忽略视野里的很多东西，即便他们必然“看”到了，也并未“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存在。魔术师就利用了这一现象，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个不相关的物体上，然后光天化日之下在其它道具上做手脚。不光是魔术师，经历过找手机之苦的人也一定知道，连它们都会“利用”人类的非注意盲视“躲起来”：当你的注意力没有放到茶几上时，即便你扫过茶几无数次，也不会发现手机就摆在眼前。

是什么决定了我们应该关注哪些东西？当我们注意力集中时，大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注意力又是怎么转移的呢？

是谁揪着我的关注？

一般来讲，有两种方式来决定大脑会关注什么：一是自下而上，由外源刺激主导的注意力；二是自上而下，由内源刺激主导的注意力。自下而上的注意力一般是由外界一些显著刺激决定，这些刺激大多与周围环境有很大不同。例如，当你处在一片寂静的树林时，你会不由自主地关注一个一闪而过的影子。这种注意力使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时，仍有能力探测到周围意想不到的变化。而自上而下的注意力则指的是主观地把注意力放在一个物体上，例如捕猎者会在捕猎时主动去搜寻有关猎物的踪迹。

无论如何决定注意力的去向，大脑都需要一个过滤器来决定哪些是相关的，哪些是不重要的，这样那些不相关的信息才能被过滤掉。早期理论（early theory）认为，我们的感官系统通过进行简单的基本信息处理，过滤并且衰减掉那些不相关的刺激，使这些过滤掉的信息无法被进一步分析。

举个例子，在下图中，如果任务是找到红色圆圈，那么无论是有十七个绿色圆圈干扰项还是一百四十九个，被试找到红色圆圈的速度是几乎一样的。这说明注意力不需要从一个圆圈转到另一个圆圈来搜寻一个简单的特征，我们的大脑会自动过滤掉绿色的圆圈，只把关注放在红色的圆圈上。这个现象支持了早期理论。同样的现象也适用于形状等单一的简单特征。最近研究显示，我们的顶叶和前额叶参与了刺激的显著性计算（Balan & Gottleib, 2006）。

但是早期理论也有它的问题，简单的视觉搜寻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多见，因为大多数时候人们看到的生活场景要更加复杂。想象如果你看到一群小老虎在一棵大树下的照片，你更可能会忽略背景里的那棵大树，而不是那些小老虎。根据早期理论，我们应该关注那些“与众不同”的信息，因此我们应该关注大树而不是相似的小老虎。然而这并不是事实，这种现象并不能用早期理论所解释。

人们更多的时候会根据事物的“意义”，而非事物的显著性来决定我们关注什么。在上面的例子中，植物对于人类几乎没有太大的威胁，但是一群小老虎或许意味着它们的父母就在身边，因此人们会更加关注这些有着潜在威胁的动物，而非不动的植物。这就引出了晚期理论（late theory），它表示所有信息在过滤之前都会经历一些复杂的信息处理，从而让事物的意义得到筛选，并且让它们来主导我们的行为。在1967年，雅宝（Yarbus）利用了人类眼动和注意力的紧密联系，观测了普通人在看油画《意外归来》时都会关注哪些东西。他发现当被试没有被问任何问题时，他们的目光会更多的放在画中人的面部。如果问题例如“这个家庭是否富裕？”被问到的话，他们的注意力和目光会更多的放在与问题相关的物品上。这些结果看似不言而喻，但是它证明了我们的外显注意（overt attention）是被物体的意义所引导的，而非简单的显著性。

从演化的角度来讲，关注事物的意义而非关注事物的不同让我们对外界信息的探索变得更加主动，注意力因此不会被动地由一切“显著”的刺激所吸引。在觅食、搜寻目标、捕猎等过程中，这个技能固然十分重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早期理论是错的。大脑会在不同情况下运用不同的机制去决定哪些物体值得我们的关注。如果有一个物体和它周围的环境相比拥有一个明显与众不同的性质，那么不用太多的信息处理我们便可以很快锁定它。但是当我们面对生活中复杂的场景时，我们的注意力往往被那些对于我们自身更有意义的、与自己目标更加相关的事物所指引。

人们的注意力往往被描述为“聚光灯”或者“聚焦镜头”，这允许落入注意力聚光灯范围的信息可以被细致地分析，而那些在聚光灯之外的信息则可以被忽略。但是这种描述是具误导性的，因为它意味着一切落入聚光灯的事物都会被关注。事实上，如果两个物体同时占据同一个空间，这两个叠加的物体依然可以被很好的区分出来。如果我问你下图里是否有一颗圣诞树，你会很轻松地得到答案，并且在你关注圣诞树的同时，同样位置上的红色蛋糕便被忽视了。

显而易见，人类会将注意力放在一个独立个体上，而不是一个固定的空间里。早在1994年，实验便就证明了人们的注意力会不由自主地从一个物体的一部分，转移到整个物体上（Egly et al., 1994）。当一个提示出现的时候，这意味着目标有可能稍后出现在提示的位置，但是也有可能出现在其他位置，而被试需要在发现目标出现后以最快速度按下相对应位置的按钮。研究人员测量了被试做出正确反应所用的时间，如果反应速度很快，那么说明被试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那个位置上，而提示的出现会引领被试将注意力放到那个位置上。如下图所示，如果提示出现在左边长条的上方（于位置V），预示着目标将出现在该位置，但是目标却出现在其他位置的时候，被试的反应速度会变慢。

有意思的是，如果提示和目标出现的位置不同，但是它们之间的距离保持一致时，那些出现在同一个长方形上的目标（于位置IS）会比在不同长方形上的目标（于位置ID）被更快地监测到。也就是说，在同一个长方形上的位置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此艾格里等人表示，人们的注意力会不由自主地从一个物体的一个位置延伸到整个物体上，支持了人们会更多地关注一个整体而非位置的理论。

总的来讲，内部和外部的刺激可以决定关注内容，而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筛选十分重要。对于外界的刺激来说，人们会自动筛选出那些更有意义的和更突出的刺激来关注，对于内部刺激来讲，人们会搜寻一个已知的目标特征，并将注意力放在拥有这个特征的物体上。而注意力聚光灯和现实生活中的聚光灯并不一样，它允许人们关注事物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区域。

当我关注你时，我的脑子在干什么

在空间注意力中，眼跳（saccade）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不同位置上人类的视网膜拥有不同的视觉敏锐度：中央凹的锥体细胞的密度是所有位置里是最高的，因此它拥有最强的视觉敏锐度。而眼跳指的是在有意识控制下的快速眼动，让关注的物体的像落在中央凹，因此一切有关这个物体的视觉信息可以被细致分析。任何在周围视野的显著的刺激都可以引发眼跳，让我们的中央凹接收来自这些刺激的像。事实上，如果没有来自周围视野的刺激也没有注意力的主观转移，我们是不可能做出大幅度眼跳的，所以眼跳意味着注意力的转移必然发生了。谢菲徳等人的实验证明了人们没有办法在眼跳的过程中，将注意力停留在同一个地方（Shepherd et al., 1986）。当被试在指导下将视线转移到目标将要出现的相反区域时，他们检测到目标出现的反应时间要比控制组更长。这个实验证明了，人们在做眼动的过程中，注意力的转移是一个必经过程。

在1980年，里左拉蒂（Rizzolatti）和同事提出了注意力运动前理论（premotor theory），表示空间注意力和眼动是被同一个神经元控制的。其中，前额叶的额眼视野（frontal eye field）在控制眼动和空间注意力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接受来自视觉皮层的信息，并输出于脑干眼跳发生器（brainstem saccade generator）和上丘来控制眼动。同时它也将信息传送回到视觉皮层，这样眼跳也可以影响视觉的呈现。有趣的是，即使在没有眼跳发生的情况下，额眼视野的刺激也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摩尔和法拉在2001年利用微弱刺激实验证明了即使当额眼视野的电流刺激不足以导致眼跳运动产生时，空间注意力的转移依然可以被增强（Moore and Fallah, 2001）。很显然，眼跳和注意力的关系不是对称的：没有注意力的转移人们不能实行眼跳，可是没有眼跳人们的注意力也可以被转移。

那么当在关注事物时，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很多实验都支持注意力提高了分析该事物的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对于视觉系统来说，这种神经元发射频率的提高可以发生在信息处理的很早阶段。在接受视网膜信息的背外侧膝状核（dorsal lateral geniculate nucleus）中，神经元的活动便已经可以被注意力调控。可是这些神经元的高活跃程度对于信息的处理又意味着什么呢？众所周知，当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之后，他对于信息的敏感度也会提高。高度活跃的神经元可以提高信号强度，让信息可以更顺利地到达下一个神经元。除此之外，注意力还减少了这些神经元里自带的“背景噪音”。综合起来，信息的传递会有一个更高的信噪比。不光是信号的产生更加有效率，连突触传递信号的效率也可以被注意力提高。布里格斯等人发现，当注意力被转移到一些初级视觉皮层（V1）神经元的感受野中，这些神经元更容易被背外侧膝状核的输入所激活（Briggs et al., 2013）。所以注意力允许我们更敏感地用更高效的方式处理关注的信息。

可是注意力对知觉的影响不光局限于此，它还可以将所关注物体所有零碎的信息拼凑起来，让我们感受到统一的完整个体，而不是它的碎片化信息。这叫做特征整合理论（feature integration theory）。特里斯曼和杰拉德（Treisman & Gelade）在1980年代首先提出了这个想法，并且强调了注意力在把同一个事物不同方面的特征粘合起来过程中的必要性。他们的实验对比了被试在对简单特征的搜寻和对简单特征组合的搜寻所用时间有什么不同。如之前所提到，简单特征搜寻只需要被试去做平行搜索（parallel search）便能很快的发现目标，而所用的时间和一共有多少干扰项关系不大。但是他们发现，当被试被要求搜索一个拥有两个特征的目标时，例如绿色的三角形，搜寻时间和干扰项的多少成正相关。这意味着被试会去逐个排查物体是否符合目标条件，而非同时处理在视野里所有的信息。在第二个任务里，因为注意力可以将物体不同的特征粘合在一起，所以人们才会采用序列搜索（serial search）而非平行搜索的方式去注意排查干扰项。有时，这种特征甚至可以是同一类别里的不同种类的结合，例如线条的不同方向：当被试被要求从字母Z和I中间寻找字母T，或者从P和Q中间寻找R，他们同样会采用序列搜索而非平行搜索（Wolfe et al., 2017）。

当然，人们很多时候不会只用序列搜索或只用平行搜索。有很多研究显示搜索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可以变得比较困难，而有时组合特征可以很容易地被探测到。引导搜索理论（guided search theory）表示，在视觉搜索的过程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信息处理过程提取出“最重要”的信息，然后这些信息将得到更多的关注。因此在做序列搜索的时候，“更重要”的信息会先被重视，让搜寻更加有效，更加简单。而在做平行搜索的过程中，如果特征的显著性并不明显，注意力便不容易被吸引到目标上，搜寻所用的时间也会更加的长。

转移注意力

在工作学习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不会一直停留在一个地方。事实上，对于很多人来说，把注意力持续地放在一个地方才是更加困难的。日常生活中，人类的眼跳大概每秒会发生三次，这不光避免了同一位置的感光体适应当前的刺激，而且还允许高清的中央凹处理视野里更多的区域。尽管运动前理论表示空间注意力和眼动被同一个神经元控制，但是空间注意力的转移一般发生在眼跳之前：在眼跳发生的100-200ms之前，那些在眼跳之后将收到关注物体的信息的神经元会提前做出反应，即便它们仍然接受当下感受野里的刺激。这种视网膜脑图的提前变化和对未来感受野的预测叫做预测性重新映射（predictive remapping）。这种预测虽然不是一直准确，需要进一步的调整，但是它提高了新视野的稳定性。这些会做出预测的神经元不光出现在V4区域，在额眼视野里也有它们的踪迹。

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反应是注意力痕迹（retinotopic attentional trace）。一些曾经接受关注物体的信息的神经元将在视线转移的100-200ms之后，仍然保持活跃。注意力痕迹和不准确的预测性重新映射导致关注物体的信息传递变得不清晰，新的映射不稳定，因此我们的感知会在眼跳的过程中更容易出现差错。

2019年，哥伦布（Golomb）利用双聚光灯理论（dual-spotlight theory）结合了这两种现象，并表示注意力的转移包含了减弱旧感受野的活跃性和增强新感受野的活跃性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这意味着有一段时间注意力将被同时分散到两个区域，而预测性重新映射和注意力痕迹会在这段时间同时存在。目前我们还不确定这两种机制是否被同一个神经元所控制。或许旧感受野的活跃性的下降只不过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一个刺激消失的必然结果，而预测性重新映射则是一个更加主动的过程，是接受其他神经元刺激的反应。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它们接受来自同一个神经元的信息，而同样的刺激给出了一个抑制，一个增强的不同结果。

双聚光灯理论很符合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关于人类注意力的知识，例如人们在眼跳的过程中更倾向于产生感受误差。由于注意力可以将物体的零碎信息拼凑起来（特征整合理论），当注意力被同时分散到两个地方的时候，人们有可能把不同区域的信息错误地连接起来。

这种现象正是哥伦布的实验所展示的：在实验的第一阶段，被试被要求注视着白色空心圆圈（下图左侧），并将注意力放在黑色问号方块里。到了第二个阶段，他们需将目光转移到实心圆圈，但是注意力仍然保持在问号方块上，以回答此时该方块里出现了什么图案。在眼动的过程中，黑色问号方块在第一阶段的视网膜图位置会发生注意力痕迹，而它的新位置将发生预测性重新映射。此时的注意力将被分散到这两个区域，而这两个区域所出现的信息容易被错误地整合起来。由于灰色方块在眼动之后于视网膜图上的位置将刚好是黑色问号方块在第一阶段的位置，出现在这里的干扰项特征更容易被和目标特征混合起来。如果干扰项是绿色，而目标是黄色，常见的错误答案是黄绿色和绿色（下图右侧“Example Error”第一行）。如果目标是略微倾斜的黄色长条而干扰项是更加倾斜的绿色长条，那么常见的错误答案之一是更加倾斜的黄色长条（下图右侧“Example Error”第二行）。若注意力转移是一个绝对的过程，那么被试看到的要么是正确答案要么是干扰项，不会是一个混合的图片。所以这个实验支持了在眼跳的过程中，注意力会被短暂地分散到两个不同的区域，而它的转移是一个逐渐而连续的过程。

多感官系统的注意力

我们的注意力可以同时被分散到多个感官，可是由于注意力的“容量”有限，当我们对一种感官刺激十分关注时，其他感官就会受到影响。类似的例子便是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当注意力被放在处理听到的语言信息时，视觉信息处理的能力便被影响，我们对视觉刺激做出的反应也会更慢。但是我们可以一边关注路面情况一边开车，开车这个动作本身不会很大地影响处理视觉信息的能力。这是因为开车这个行为并不被感觉系统所控制，它是一个由运动神经元控制的结果。虽然我们有体感系统来感受物体的质感、温度等等，但我们在开车时并不会把注意力放在感受方向盘的丝滑质感或刹车的坚硬脚感上，因此开车的动作本身不会影响处理视觉信息的能力。

如果想全面解释日常中我们利用多个感官信息来完成认知任务的能力，我们必须了解工作记忆。工作记忆是一个为了完成连续的认知任务而暂时储存下外界信息的系统，而注意力允许这个系统里的信息被细致地分析。注意力和工作记忆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但具体他们怎么相互影响至今仍旧有很多争议：有些学者表示，注意力所处理和储存的信息是工作记忆的来源，而注意力有限的空间决定了工作记忆的局限性。另外一些学者表示，注意力不过是一种过滤器，提供过滤过的重要信息给工作记忆，而对它的储存空间没有任何影响（Ganeri, 2018）。

工作记忆的模型最早是由巴德利和希区（Baddeley & Hitch）在1974年提出的，用以完善当时其他研究者提出的多贮存模型（multi-store model）。经过多年的改进和修正，如今它包含了四个要素：处理语言的语音环（phonological loop），处理视觉和空间信息的视觉空间模版（visuospatial sketchpad），中央执行系统（central executive）和情景缓冲器（episodic buffer）。语音环里短期储存了听到的和看到的语言信息，而视觉空间模版则是储存了视网膜捕捉到的图像和任何感官系统产生的空间信息，两种模版的记忆并不会彼此影响，但是在同一个模版里的记忆会彼此竞争有限的空间。例如当你利用语音环记住了老师上课的板书，可是做笔记时突然忘了下半句话，这时你视觉空间模版里的记忆会告诉你忘记的那句话大概在黑板上的哪个位置，即使你已经忘记了语音环里所储存的内容。更多的注意力意味着大脑可以储存和分析更多的细节，因此中央执行系统通过合理分配注意力到不同模块来帮助人们完成目标任务。

总的来说，只有在拥有注意力的前提下，工作记忆才能帮助我们完成日常的认知任务。而我们的注意力和工作记忆都是有限的，虽然现在这二者的关系仍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更好的认知表现取决于更合理的注意力分配。

注意力的损伤

注意力对于感知十分重要，因此影响注意力的脑部损伤会导致感知功能受到损害。例如，单侧顶叶、后叶的损伤有可能导致单侧忽视综合症（unilateral negelect syndrome），这些患者虽然没有任何视网膜损伤，但是他们不可以察觉到在他们视野一侧出现的物体。如果损伤在大脑左侧，那么患者通常会忽略视野里右侧的事物，反之亦然。若大脑两侧都被损害，那么患者有可能患有巴林式综合征（Balint’s Syndrome）。这些患者通常不可以同时关注两个物体，并且注意力的转移也十分困难。除此之外，有些注意力受损的患者可以分析一个物体的外形颜色等等物理性质，却无法将这些信息综合起来，意识到这是一个什么物体。这再一次证明注意力对信息整合的重要性。

注意力是一个每天人们都会忽略，可是在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有太多有关它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太多争论尚未平息，但是研究者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参考文献

1.Balan, P. F. (2006). Integration of Exogenous Input into a Dynamic Salience Map Revealed by Perturbing Attentio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6(36), 9239–9249. https://doi.org/10.1523/jneurosci.1898-06.2006

2.Briggs, F., Mangun, G. R., & Usrey, W. M. (2013). Attention enhances synaptic efficacy and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in neural circuits. Nature, 499(7459), 476–480.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2276

3.Chen, Z. (2012). Object-based attention: A tutorial review. Atten Percept Psychophys, 74(5), 784–802. https://doi.org/10.3758/s13414-012-0322-z

4.Egly, R., Driver, J., & Rafal, R. D. (1994). Shifting visual attention between objects and locations: Evidence from normal and parietal lesion subjec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23(2), 161–177. https://doi.org/10.1037/0096-3445.123.2.161

5.Ganeri, J. (2018). Working Memory and Attention.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8757405.003.0010

6.Golomb, J. D. (2019). Remapping locations and features across saccades: a dual-spotlight theory of attentional updating.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9, 211–218. https://doi.org/10.1016/j.copsyc.2019.03.018

7.Shepherd, M., Findlay, J. M., & Hockey, R. J. (198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ye Movements and Spatial Atten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Section A, 38(3), 475–491. https://doi.org/10.1080/14640748608401609

8.Moore, T., & Fallah, M. (2001). Control of eye movements and spatial atten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8(3), 1273–1276. https://doi.org/10.1073/pnas.98.3.1273

9.Moore, Tirin, & Zirnsak, M. (2017). Neural Mechanisms of Selective Visual Attention. Annu. Rev. Psychol., 68(1), 47–72.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122414-033400

10.Wolfe, J. M., & Horowitz, T. S. (2017). Five factors that guide attention in visual search. Nat Hum Behav, 1(3). https://doi.org/10.1038/s41562-017-0058

11.Yarbus, A. L. (1967). Eye Movements During Perception of Complex Objects. 171–211. https://doi.org/10.1007/978-1-4899-5379-7_8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双语与认知的关系并不被心理学界关注，仅仅是语言学家和教育工作者所感兴趣的课题。在该领域发展的初期（60年代之前），学界曾普遍支持双语能力会导致认知功能劣势。受年代所限，这个观点的产生深受种族主义的影响，研究方法也十分粗糙。彼时测试的也并非是认知功能，而是所谓的智力*。美国学者古德纳夫在1926年得出结论，认为美国的儿童中，一些族裔和人种的后代具有“较低的智力”，并以这些儿童在家中使用外语作为这一现象的解释。在她看来，双语儿童可能会表现出“智力迟滞”^[2]。由于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双语能力对认知发展有害，早期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其对语言处理的潜在负面影响上（例如第一语言如何干扰第二语言的学习）。

*注：智力测试在20世纪的前半叶占据主导地位，学界广泛依赖斯坦福-比奈（Stanford-Binet）和韦克斯勒量表（Wechsler scales）等标准化智商测试。

然而在1962年，皮尔和兰伯特^[3]对双语和单语儿童的智力测试，成功挑战了这个观点。他们原本预测法英双语儿童和英语儿童相比，会在语言智力测验中得分较低，在非语言智力测验中表现相当。实际研究结果却与预测相反：双语儿童不仅没有表现得更差，甚至在大多数测试中的表现优于单语儿童，尤其在操纵和重组符号上更为出色，展现出更强的“脑力弹性”。这项研究标志着人们对双语能力的看法从负面转向正面的转折点。近几十年来，随着认知心理学的不断发展，我们对大脑如何同时处理多种语言的了解也越来越全面。不断有新的研究揭示与双语能力相关的潜在认知功能优势，尤其是在执行功能、注意力控制和认知弹性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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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导航上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但有些人可以精确到仅偏离几度的误差，这已经算非常准确了。”天普大学认知心理学家诺拉·纽科姆（Nora Newcombe）说道，她在2022年的《发展心理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上与人合写了一篇关于导航能力发展研究的论文。而另一些人在被要求指出目标的方向时，似乎只是随意指向某个方向。

虽然很容易证明人们在导航能力上存在差异，但科学家们发现，要解释其中的原因要难得多。然而，导航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令人振奋的新进展。通过虚拟现实和GPS追踪等技术，科学家可以观察到成百上千，甚至数百万人在复杂环境中的导航表现。尽管仍有许多未知之处，但研究表明，导航技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

培养导航技能

最近对遗传学在导航中的作用的研究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2020年，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发育心理学家玛格丽塔·马兰奇尼（Margherita Malanchini）和同事对2600多对同卵和异卵双胞胎在虚拟环境中的导航表现进行了比较，以测试导航能力是否具有家族遗传性。他们发现，导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遗传性，但这种影响非常有限。相反，影响人们表现的最大因素是遗传学家称之为“非共享环境”的部分——也就是每个人在生活中积累的独特经历。看来优秀的导航员主要是“造就”出来的，而非“天生”的。

伦敦大学学院的认知神经科学家雨果·斯皮尔斯（Hugo Spiers）领导了一项大规模实验。通过这项实验，研究人员得以一窥经验和其他文化因素如何影响寻路技能。斯皮尔斯和同事与电信公司T-Mobile合作，开发了一款名为《海洋英雄探险》（Sea Hero Quest）的手机和平板游戏，玩家需驾驶船只穿越虚拟环境，找到一系列检查点。该应用要求参与者提供基本的背景信息，全球有近400万人参与了这项研究。（目前，该应用只接受研究人员邀请的新参与者。）

通过该应用，研究人员能够通过玩家到达所有检查点的总距离来衡量其寻路能力。在完成某些关卡后，玩家还需要向起点发射信号弹，这类似于“指向不可见位置”的测试。然后，斯皮尔斯和他的团队可以将玩家的表现与他们的背景信息进行比较。

他们发现，一些文化因素与寻路技能有关。例如，北欧国家的人在导航方面略胜一筹，这可能是因为定向越野运动（结合越野跑和地图导航）在这些国家很流行。乡村居民的表现普遍优于城市居民，而在城市居民中，来自街道布局混乱的欧洲旧城区的人的导航能力高于来自像芝加哥这种街道布局规则的城市的居民，可能是因为网格状城市的居民不需要构建如此复杂的心智地图。

经验的影响

这些结果表明，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可能是决定其导航能力的最大因素之一。实际上，经验甚至可能解释了导航中的一个普遍发现和刻板印象：男性往往比女性表现更好。然而，研究表明，这种性别差距更多是文化和经验的结果，而非天生能力的差异。

例如，在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北欧国家，男女在导航能力上的差异几乎不存在。相比之下，在女性面临探索环境限制的地方，如中东国家，男性的导航表现远远优于女性。

这种文化因素以及经验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对玻利维亚亚马逊传统土著社区Tsimane人研究的支持。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海伦·伊丽莎白·戴维斯（Helen Elizabeth Davis）和她的同事给305位Tsimane成年人佩戴了GPS追踪器，记录他们在三天内的日常活动范围，发现男女在移动距离上并无差异。他们在指向不可见位置的任务中同样表现出色。戴维斯认为，这是因为Tsimane文化鼓励孩子广泛探索森林，从而培养了他们的导航能力。

不过，大多数文化并不像Tsimane那样，女性和女孩因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而更为谨慎地探索。她们不仅在导航上积累的经验较少，对安全或迷路的担忧也直接影响导航能力。“焦虑会妨碍良好的导航，所以如果你担心个人安全，你的导航表现就会变差。”纽科姆说。

个性与导航

人们的个性似乎也在导航能力的发展中起到了作用。“要在导航方面变得出色，你必须愿意去探索。”乌塔尔说，“有些人不喜欢四处闲逛的体验，而有些人非常享受。”

事实上，喜欢户外活动（如远足和骑行）的人往往拥有更好的方向感。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认知心理学家玛丽·海格蒂（Mary Hegarty）指出，那些经常玩电子游戏的人——尤其是那些需要在虚拟空间中探索的游戏——也往往具备更强的方向感。

对于乌塔尔来说，这些积累的证据表明，兴趣和早期经验会促使一些人从事涉及导航的活动，而那些天性上不爱探索、机会较少或者在最初经历中产生负面体验的人，则可能不会主动参与需要探索的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发展级联效应”——即个性和能力的组合会将人们推向特定的方向，逐步影响其导航能力的发展。

心智地图的作用

这种发展级联效应显然影响了导航高手标志性技能的获得，包括估算行程距离、阅读和记忆地图（无论是纸质地图还是心智地图）、根据地标顺序学习路线以及理解各点之间的相对位置。

尽管导航研究涉及多个技能，但其中两个具体的子技能得到了特别关注：一是通过地标进行路线跟随，例如“在加油站左转，走三条街后，在红色房子那里右转”；二是构建和使用心智地图的能力，这通常被称为“全景知识”或“全局认知能力”。

在这两项技能中，路线跟随要容易得多，一旦走过几次，绝大多数人都能掌握。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地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丹·蒙特罗（Dan Montello）提到，在一个经典实验中，他的学生石川徹（Toru Ishikawa）每周一次开车带着24位志愿者，在他们从未去过的高档住宅区的两条蜿蜒路线中往返十周。

实验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能准确记住各个地标的顺序，并大致估计它们之间的距离。但志愿者在辨识两条路线之间的捷径、指向看不见的地标，或绘制路线地图方面表现差异很大。研究人员认为，那些无法辨识捷径或找不到地标的人可能缺乏准确的心智地图构建能力。

纽科姆和她的学生史蒂文·魏斯伯格（Steven Weisberg）进行的研究进一步强调了心智地图在导航中的重要性。他们让294位志愿者用鼠标和电脑屏幕在虚拟小镇的两条路线中导航。当志愿者掌握了路线和其中的地标后，研究人员要求他们站在某个地标处，指向另一条路线上的地标。

在2018年发表的研究于中，纽科姆和魏斯伯格发现，人们的导航能力分为三类：第一类人形成了良好的心智地图，能够准确地指向两条路线上的地标；第二类人有良好的路线记忆，但难以整合成全局地图，他们能在同一条路线中正确指向地标，但跨路线的准确性较差；第三类人在所有指向任务中表现都较差。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蒙特罗认为，建立和使用心智地图的能力是优秀导航员的关键特征之一。“如果你的技能仅限于路线记忆，你就很难灵活应对障碍。”而全局认知能力可以让人更灵活地导航，“这是一个显著的差异，”他指出。

正如魏斯伯格所说，优秀的导航员还具备在不同场景下选择最佳导航策略的能力，例如当地标明显时依赖地标，而在需要更复杂计算时使用心智地图。

“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优秀的导航员在应用多种策略方面也更灵活。”目前在佛罗里达大学任教的魏斯伯格说，“他们能够根据不同情境采用不同的导航方式，因此在新环境中更容易找到方向。”

导航能力的分层

研究人员通过在虚拟城市场景中设计的两条路线实验，进一步分析了人们的导航能力。他们将志愿者置于某条路线上的特定位置，要求其指向不可见的地标。根据指向准确度，研究人员将志愿者分为三类：具有良好心智地图的人（能准确指向同一路线和其他路线上的地标）、具备良好路线知识但缺乏全局地图的人（只能在同一路线内准确指向），以及在指向任务上表现较差的人。

蒙特罗表示，构建并使用心智地图的能力（即个人的“全景知识”）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人导航能力更强。他说：“如果你只能记住路线，你就很难灵活地绕过障碍。”全景知识赋予人们更具创造性的导航能力，“这种差异非常显著”。

家魏斯伯格补充道，导航能力更强的人往往在切换导航模式、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合适的策略方面也更为擅长。这意味着当地标明显时他们依赖地标，而当需要更复杂的计算时，则转向心智地图。

“我越来越认为，优秀的导航者会使用许多不同的策略，”魏斯伯格说道。“而且他们的方式更灵活，从而在不同情境中采用多样化的导航方式，因此当他们置身于新环境时，更容易找到方向。”

举例来说，魏斯伯格自己在所在的城市盖恩斯维尔（Gainesville）行走时会留意北方方向，因为这种策略适用于街道布局整齐的城市；而回到家乡费城的曲折街道时，他则依赖其他线索来保持方向。

目前，科学家还不确定所有“路痴”是否都仅仅是缺乏全景知识，还是他们在其他导航子技能上也存在不足，比如记忆地标或估算行程距离。无论如何，路痴们是否可以改善自己的导航能力呢？这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我们都有各自的假设。”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认知神经科学家伊丽莎白·克拉斯蒂尔（Elizabeth Chrastil）说道，“但这些假设尚未被充分验证。”

GPS的利与弊

简单的练习似乎可以帮助人们提升导航能力，实验中确实显示出了一些效果。“我们可以在虚拟环境中提高人们的导航能力。”亚利桑那大学的认知神经科学家阿恩·埃克斯特伦（Arne Ekstrom）表示。通常大约需要两周时间，才会看到显著的进步——但尚不清楚这是否真的使人们在真实环境中成为更好的导航员，还是仅仅熟悉了实验中的虚拟环境。

支持这种“练习有助提升”观点的研究还包括对GPS使用的研究。在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来自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路易莎·达哈尼（Louisa Dahmani）和维罗妮克·波博（Véronique Bohbot）招募了50位年轻人，并询问他们开车使用GPS的频率。然后，研究人员测试了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的导航能力，发现重度GPS使用者的表现较差。

三年后的随访研究发现，那些在此期间频繁使用GPS的志愿者导航能力进一步下降，这强烈表明GPS的依赖可能削弱导航技能，而不是因为导航技能差才依赖GPS。

专家还建议像乌塔尔这样的“路痴”可以试着多关注方向或显著地标，以此帮助自己在心智地图中整合位置。魏斯伯格自己在学习新环境时，习惯关注主要方向或显著地标，如海洋的位置。“我注意得越多，越能将各点连接到我的心智地图中。”他建议导航能力差的人每天问自己10次“北方在哪”，必要时参考地图。这样做可能帮助他们超越单纯的路线记忆，提升导航整体能力。

当然，对于那些不在意提升技能，只希望不迷路的人，魏斯伯格补充道：“确保手边随时有GPS。”

译者：EY

原文：Why do some people always get lost?

本文根据BY-CC协议翻译并发布。

理解对方，
即在自己身上模仿他的感受
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将自己置于
内部模仿，
在某种程度上，
在我们心中涌现出类似的情感
凭借古老的联系
运动与感觉之间的古老联系……

——尼采，欧若拉（Aurora）

镜像神经元怎么了？

2006年1月10日，一则题为“读心神经元”（cells that read minds）的报道赫然占据《纽约时报》头条新闻位置。这则新闻宣布了大脑中存在一种特殊神经元，可以让灵长类动物模仿他人心理活动和预测其行为。事实上，在登台《纽约时报》亮相之前的十几年，以及之后的七八年间，这些神经元被称为“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一直年复一年地出现在数百项科学研究中，也出现在众多报刊、新闻广播、书籍和 TED 演讲中——镜像神经元的讨论一直主导着读心、社会认知和交互主体性的话题。许多媒体的过度爆料一度让镜像神经元声誉日隆，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相信镜像神经元的活动有可能为我们人际交往的方式提供最佳解释。在学术界，动作模仿和读心只是被认为是这些所谓镜像神经元激活所致的几个话题，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300多篇文章将镜像神经元的功能延伸到了：意图理解、共情、商业管理、语言理解与产生、文学叙事、审美体验、述情障碍（alexithymia）、自闭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精神分裂症。许多学者对此反应强烈：“我预测，镜像神经元对心理学的作用就像 DNA 对生物学的作用一样：它们将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帮助解释迄今为止仍然神秘莫测、无法进行实验的大量心理能力。”（Ramachandran, 2000）。

遗憾的是，过度的媒体曝光和科学界爱蹭热度的陋习导致镜像神经元研究的声誉受损。至少从学术出版物的数量来看，人们对镜像神经元的兴趣2013年达到顶峰，然后开始逐年下降。之于镜像神经元，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相较于前十年的进展，研究者已经能够借由分子生物学在因果层面上了解镜像机制的起源和功能。然而，镜像神经元这一研究选题在科学界受到了不公允的、过度严苛的审查与偏见，以至于研究者正在使用其他代名词来称呼它们，例如“动作观察网络”（action observation network）。

2022年，一篇发表《心理科学视角》（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的评论文章《镜像神经元怎么了？》（What happened to mirror neurons?）指出：“镜像神经元发现的影响在过去十年达到了顶峰，我们现在正在目睹它的衰落……这种神奇的神经元正在失去吸引力”（Heyes & Catmur, 2022）。然而，我们认为，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并非真正“盛极而衰”，通过追溯历史并追踪该领域的前沿动态，不难发现，镜像神经元在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内部的影响力依旧巨大。新的强健证据澄清了某些污名化的质疑，重新发现神经科学的原始文本中的那些证词。这些都进一步提醒我们反思，不必要的认知偏见与过分炒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秩序。

“心理学DNA”的意外发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维托里奥·加莱塞（Vittorio Gallese）同他的导师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带领的团队正在记录猕猴前运动皮层中单个神经元的活动。他们希望区分猴子在观看物体时放电的神经元和猴子抓取物体时放电的神经元。然而，在实验过程中，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当猴子观察到科学家抓取物体以重设实验时，一些原本在猴子抓取物体时发射的神经元再次放电。不管是猴子还是科学家在抓握物体，这些神经元都在放电。这种重复放电一直是仍然是镜像神经元的决定性特征。有趣是，早期的研究发现，镜像神经元需要生物效应器（手或嘴）与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被视觉刺激触发。单独看到一个物体、看到一个模仿者的动作或看到一个人做出非及物性（非目标对象指向）手势都是无效的。物体对猴子的意义对镜像神经元的反应没有明显的影响。抓住一块食物或一个几何实体产生的反应强度相同。在没有视觉信号的情况下呈现与动作相关的声音信号也能激活镜像神经元的活动（Rizzolatti & Craighero, 2004）。因此，加莱塞大胆假设，镜像神经元的活动反映的不仅观察者对动作视觉信息的编码，而且还对动作的意义（或意图）进行了编码：“当我们将观察到的动作的视觉表征映射到我们对同一动作的运动表征上时，我们就能理解动作。”（Gallese, 2005, p. 34）

随后，多种神经生物学与脑成像技术形成的收敛性证据链证实，与猴子的镜像神经元一样，人类镜像神经元广泛分布在经典顶叶-额叶回路（腹侧前运动皮层和顶下小叶）和非经典区域（背侧前运动皮层、顶上小叶、前脑岛、小脑、辅助运动区、内侧颞叶与基底神经节等）。由此，很多研究人员开始对这类在动作观察和执行中做出反应的神经元，会对于灵长类动物的生存适应会有什么“好处”产生兴趣——即，镜像神经元能帮助我们做什么？

进军心灵哲学和现象学

1998 年，帕尔马团队最具哲学家气质的神经生物学家维托里奥·加莱塞和哲学家阿尔文·戈德曼发文支持一种关于镜像神经元功能的假说：模拟理论（simulation theory）。该理论本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一种旨在解释读心加工过程的解释理论。按照模拟论的观点，读心就是归属给对象的状态被看作是归属者对那种状态进行示例、经历或体验的结果。这与镜像神经元的活动特征存在惊人的相似。鉴于传统的模拟论一般都将心理模拟视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心理想象+投射的过程，加莱塞和戈德曼认为：“镜像神经元可能是读心基础的模拟启发式（simulation heuristic）的原始版本，或者可能是种系发育的前体（precursor）”（1998, p. 498）。随后，加莱塞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具身模拟论（embodied simulation）。通过镜像神经元与具身模拟，我们不仅“看到”一个动作，一种情绪，或一类情感。与观察到的社会刺激的感觉描述对等的是观察者所产生的与动作、情绪和情感有关的身体状态的内部表征，就好像他做了相似的动作或体验了相似的情绪和情感。加莱塞认为具身模拟与现象学家梅洛-庞蒂观点如出一辙：“动作的沟通或理解是通过我的意向和他人的动作、我的动作和在他人行为中显现的意向的相关关系实现的。所发生的一切像是他人的意向寓于我的身体中，或我的意向寓于他人的身体中”（Gallese, 2005, pp. 47-48）。

很快，来自人类fMRI的实验证据开始支持具身模拟论。体验厌恶和目睹他人面部模仿厌恶表情都会激活相同的神经结构——前脑岛。这种神经结构的损伤会损害体验厌恶和识别他人厌恶的能力（Wicker et al., 2003）。这表明，至少对于厌恶情绪而言，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对特定情绪的体验是由共同的镜像机制支撑的。当我看到一个特定的面部表情时，这种感知会让我把这种表情理解为一种特定的情感状态，但我并不是通过类比论证来完成这种理解的。他人的情感是通过产生共同身体状态的具身模拟来理解的。正是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共享的身体状态促成了直接理解。相反，如果他人被观察到的行动与观察者自身的运动技能库（motor repertoire）匹配不了，那么其行动的目的在很多情况下就也无法被识别和理解 （Gallese, 2001）。

那么，具身模拟从何而来？这就涉及到对镜像神经元起源问题的回答。对此，帕尔马团队诉诸于进化立场，又称“适应说”（adaptation account）。类似的观点诸如“镜像神经元机制具有重要进化意义，灵长类动物凭此理解其同类做出的动作”（Rizzolatti & Craighero, 2004, p.172）；“在镜像神经元的基本属性中，它们构成了相对简单的动作知觉机制，这种机制在动物的进化过程中被多次运用（Bonini & Ferrari, 2011, p.172）。学术界普遍将这些观点视为大多直接或间接地暗示了镜像神经元是与生俱来的（Cook et al., 2014）。

百口莫辩与被迫“误入歧途”

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在接下去的十五年里开始“井喷”。有关镜像神经元的科学论文数量加速增长，2013 年达到顶峰，仅当年就发表了 300 多篇论文。这其中不乏高质量的实验报告，但也充斥着很多蹭热度的假说、扭曲的科学普及与夸大其词的新闻报道。这期间，一些研究者尝试提基于联想学习提出了镜像神经元起源和功能的竞争理论。联想学习（associative learning）是动物通过接触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进行学习的一种形式。该理论认为，镜像神经元系统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和过程，而并非是进化筛选出来专门服务于灵长类读心的神经相关物。对这一理论至关重要的是证据来自卡罗琳·卡特穆尔（Caroline Catmur）等人在 2007 年发表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镜像神经元系统可以在短短一小时内接受训练，在不同的线索下发生与原来不同的反应。在这项研究中，人们看着一只人类的手移动食指，但被要求移动他们的小手指作为回应。这种训练导致镜像神经元系统发生转换：原本在观察食指时出现的镜像神经元系统激活，后来只在观察小指时才激活。如果镜像神经元是一种基因适应，某些进化结构应该可以预测镜像神经元的发展对那些妨碍其适应功能的环境扰动具有抵御或“免疫”能力。

2014年，语言心理学家格雷戈里·希科克（Gregory Hickok）出版了一本名为《镜像神经元之神话》（The Myth of Mirror Neurons）的书，详细描述了数百篇科学论文中的逻辑谬误和相互矛盾的数据。同年，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理论生命科学高级研究员塞西莉亚·海斯（Cecilia Heyes）及其同事在系统整合来自联想学习理论的所有研究基础上指出，镜像神经元并不是人类进化过程中适应环境而形成的特殊读心能力。相反，镜像神经元是出生后在大脑中形成的，是对反复同时做和同时看同一个动作的反应，就像在同步舞蹈或被父母模仿时发生的那样（Cook et al., 2014）。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镜像神经元研究最为炙手可热之际，里佐拉蒂就曾冷静地反思：“我认为，‘镜像神经元和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提得不好。镜像神经元并没有特定的功能作用。镜像神经元的特性表明，灵长类动物大脑具有一种将高阶视觉区域对动作的图像描述映射到其运动对应物的机制。这种匹配机制可能是多种功能的基础，这取决于所观察到的动作的哪一方面被编码、所考虑的物种、镜像神经元所包含的回路以及镜像神经元系统与其他系统的连接。”（Rizzolatti, 2005, p. 419）然而，科学的吊诡之处在于：谨慎的判断无人理会，喧嚣的言论深入人心。

拨开浮云见长安

事实上，《镜像神经元之神话》一书甫一出版，就有多位知名学者对对希科克的观点进行系统批评。南加州大学的计算神经科学家迈克尔·阿尔比布（Michael A. Arbib）认为，该书的书名刻意挑衅，有吸引读者眼球之嫌。更准确的书名应该是《关于镜像神经元的神话》（The Myth about Mirror Neurons）。这是因为：（1）镜像神经元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被称为从“A到Z”（意指过度延伸的对镜像神经元功能的解释）一切的神经原因；（2）一些科学论文提供了出色的数据，但对这些数据的解释却不那么出色。这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物理学上有着严格的使用语境、内涵和限定条件，但公众甚至修养不佳的研究者会将其泛化使用，赋予其各种各样“无中生有”的解释力，由此出现的相对论的污名化不应由爱因斯坦及其理论来背锅。希科克在质疑帕尔马团队及其相关工作时，存在大量选择性报告和解释的嫌疑，这事实上是一种科学解释上忌讳的“证实偏见”（confirmation bias），甚至是“采樱桃谬误”（cherry picking）。例如，本书在第 44-45 页，希科克谈到了里佐拉蒂和科拉多·西尼加利亚（Corrado Sinigaglia）（2010）对乔瓦尼·布奇诺（Giovanni Buccino）等人（2004）的观察结果的解释。即当人类观看狗叫视频片段时，fMRI 显示人类镜像神经元系统在口面部动作方面没有活动。里佐拉蒂和西尼加利亚（2010）断言：“这些数据表明，对他人运动行为的识别可能仅仅依赖于对视觉方面的处理。……（但只有当）观察者和行为者共享目标的运动表征时，才能真正理解动作。”（2010, p. 7）

希科克狡黠地反问：“养狗的人……可能会对这种说法提出异议”（Hickok, 2014, p. 45）。做出这个判断本身并非难事（现象学家舍勒曾在一个世纪前就对此有过精彩的评论）。一个人可以真正理解自己剧目之外的行为，而镜像神经系统之外的活动可能（至少有时）是理解的关键。但希科克没有注意到，布奇诺等人确实发现了人类观察者在观看人类说话的（无声）视频片段和猴子做出口面部交流姿势的（较少）视频片段时，镜像神经元系统都会产生活动。因此，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镜像神经活动的意义是什么？”此外，希科克指出，盲人可以识别狗叫声的意图，他认为这是对具身模拟论的反驳。然而，他不可能不清楚帕尔马团队关于“视-听镜像神经元”（audiovisual mirror neuron）的报道（其中一项实验发表2002年于《科学》杂志）——如果一个动作有独特的声音（掰花生、撕纸），那么即使看不见，也会有视听镜像神经元对动作的声音做出反应（Keysers et al., 2003）。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盲人的镜像神经元会对动作的声音做出反应。众所周知，听觉反馈对动作的成功执行起着关键作用。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值得严肃反思的残酷事实——帕尔马团队对镜像神经元研究的结论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事实上，早在2007年，加莱塞就曾明确指出，具身模拟并不是支撑社会认知的唯一功能机制（Gallese, 2007）。他人在不同情境下做出的相同动作，会让观察者做出截然不同的解释。一个女士拿起桌上的咖啡杯，下一个动作，可能是要喝一口咖啡，但也可能是要泼向有欺骗行为的渣男。只有理解前因后果的人，才能对女士的行为做出正确的判断。猕猴中的实验证明，镜像神经元，确实有根据不同运动背景（抓握-进食，抓握-放下），在放电频率上区分相同抓握动物的能力（Fogassi et al., 2005），fMRI研究人类的镜像神经元系统也有类似的区分功能，可以区别抓取动作是用于喝水或清理（Iacoboni et al., 2005）。

社会刺激也可以通过利用先前获得的关于待分析情境相关方面的知识，在对其情境感知特征进行明确认知阐述的基础上加以理解。我们将错误的信念归因于他人的能力，也就是我们最复杂的读心能力，很可能涉及到我们大脑中大量区域的激活，其规模肯定大于假定的和特定领域的心智理论模块。然而，具身模拟和目前仍鲜为人知的更复杂的心智认知技能并不相互排斥。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具身模拟可能是最古老的机制，它是以体验为基础的，而第二种机制的特点是对外部事态进行反思性、推理化的认知描述。很有可能，具身模拟为以语言为中介的命题式读心机制提供了支架。

里佐拉蒂等人（2014）明确强调了镜像机制并非是理解所有读心现象的必要条件：“镜像机制在理解他人行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机制参与这一功能。有些机制可能依赖于特定刺激与其效果之间的关联。例如，人们可以理解一个传达威胁的手势，但不一定要将其转化为运动形式。当猴子看到实验者向它投掷石块时会感到害怕，即使投掷石块的方式与猴子投掷石块的方式并不一致。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这里重要的是被石块击中的痛苦效果，而不是精确的手势镜像。”（Rizzolatti et al., 2014, p. 681）

不幸的是，这些声音全部被淹没在“镜像神经元之神话”这样的标签之下，它给读者造成了“镜像神经元的研究都只能当作故事来听”的思维定势，从而使读者在阅读后续章节时产生不应有的偏差。虽然镜像神经元的热度随着恶意炒作的落空而消退，而苛责的批评者往往也会在恰当的时候转移焦点，但它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举例来看，围绕以海斯和帕尔马团队为代表的阵营，虽然对镜像神经元的起源和功能提出了多种理论，但这些证据并不具有判决性意义，相关的假设检验陷入了僵局，甚至出现了两极分化。有关镜像神经元的核心问题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马克-让纳罗认知科学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皮尔·弗朗西斯科·法拉利（Pier Francesco Ferrari）认为，究其原因是当时缺乏分子水平的神经生物学实验模型来描述其机制，也没有操纵它的可能性。可喜的是，近十年来一系列高质量的实验研究坚实将该领域最初的争论推向纵深（Ferrari et al., 2023, p. 315）。

2019年，里佐拉蒂曾经的博士后、荷兰神经科学研究所（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Neuroscience）的克里斯蒂安·凯瑟斯（Christian Keysers）带领的团队首次在大鼠前扣带皮层（ACC）（人类研究中被认为是产生共情的主要脑区）找到“情绪镜像神经元”，它们能帮助大鼠以与亲身疼痛体验相同的编码方式对观察到的同类疼痛进行编码。研究人员还通过蝇蕈醇显微注射技术（muscimol microinjections）暂时灭活对扣带皮层的神经元活动进行暂时抑制，进而发现该脑区活动消失后，大鼠在观察其他同类被电击产生疼痛时不再出现冻结（freezing）行为。该行为一般出现在啮齿类动物感受到恐惧时出现的本能反应（Carrillo et al., 2019）。

2023年，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家尼劳·沙阿（Nirao M. Shah）及其团队使用光纤光度记录法（Fiber photometry, FP）在雄性小鼠的下丘脑中发现了一组攻击镜像神经元（aggression-mirroring neuron），当小鼠身为打架“当事人”或“旁观者”时，这组镜像神经元都会被激活，但激活机制有所不同。反过来，如果激活这组镜像神经元，也可以加强小鼠的攻击性。进一步研究表明，即使是对于一只从来没看过也没参与过打架的雄性小鼠来说，观看别的小鼠打架时或在自己的首战中，VMHvlPR神经元也会被激活，这说明视觉输入而不是社会经验对于这些神经元的镜像反应才是必要的（Yang et al., 2023）。至少小鼠下丘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不是“后天学习”的产物，而是一种先天本能。这也为重启早先关于镜像神经元的“联想学习说”与“适应说”之争了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

而今迈步从头越

过去三十年，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历程如同过山车般惊心动魄。镜像神经元这个标签是否真的像海斯声称的那样“失去吸引力了”？对此，帕尔马团队中的第三代翘首学者卢卡·博尼尼（Luca Bonini）在长篇综述《镜像神经元30年之后：意义与应用》中给出针锋相对的回应：“镜像神经元研究的推进驱动力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不断发展”（Bonini et al., 2022, p. 767）。

然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出于各种目的，通俗科学与网络媒体在传播科学信息之时，总是喜欢使用夸大的标题来吸引眼球，让公众对科学发展的轨迹产生严重误解，认为科学发展遵循的总是一个“大跃进”模型（great-leap model），即某一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所有问题都能通过某个关键实验得到解决，或者是某一个重要的灵感成就了理论的进步，并彻底颠覆了先前众多研究积累的全部知识。在科学史上，这种大跃进模型的确出现过（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典型的代表），但这仅仅是科学发展中的少数个例。即便是这种大跃进出现，也依旧不可能完全脱离科学研究的两大原则：关联性原则（connectivity principle）与收敛性证据原则（principle of converging evidence）（Stanovich, 2018）。前者是指任何新的科学理论必须与先前的已经确立的实证事实建立关联。换言之，这种理论不仅要能解释新的事实，还要兼容旧的事实。无论相对论的概念多么新颖，它都并非脱离牛顿力学，进而还解释了新的物理现象。后者是指任何科学研究不可能一次性解决该领域内的所有问题，只有一系列的研究才能逼近并得出一个可信的结论。相对论的证明过程依靠的正是一系列严谨的收敛性证据，尤其是与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之间长期争论与互相质疑中积累的证据。这两个原则决定了大部分的科学研究遵循的是一个渐进综合模型。之于镜像神经元研究及其相关理论学说，亦应作如是观。我们可以依稀看见附着在它光环背后铭刻着一连串伟大名字：威廉·詹姆斯、胡塞尔、特奥多尔·利普斯（Theodor Lipps）、梅洛-庞蒂、詹姆斯·吉布森（James J. Gibson）……

无可争辩的是，镜像神经元领域内这样一种渐进综合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按照Web of Science最新的统计（截止2024年7月30日），镜像神经元研究发表数量已经达到4780篇，累计被引用次数更是达到惊人的264997次。正如加莱塞所说的：“动作理解的镜像神经元理论……即使是错误的，也为该领域带来了大量新发现、新观点和新反思”（转引自Lemon, 2015, p. 2111）。是的，即便是错的，它不过是帕尔马团队遭遇的小小挫折，但却是人类读心科学事业的巨大进步。

参考文献

关于作者

蝙蝠Chin：心理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心理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平台研究员，同济大学心理学系、澳门城市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渐变、扎染、金属色系等等一切迷幻主义色彩爱好者。

索麻Soma（刘童玮）：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反神经狂热主义的神经科学爱好者，哈利波特迷，喜欢收藏各种吗喽表情包。 

Landowph：德国图宾根大学神经生物学博士，中德转化医学协会理事会成员，国内某创业公司神经再生高级研究员，快乐的段子手，偶尔写个诗，希望以后能撸猫、遛狗~

星际种子（starseeds），降临在地球的外星高维生命，集灵性、真善美、光与爱于一体的存在，努力帮助人类觉醒、扬升……在不同的社交平台，自称“星际种子”的“人类”不在少数，而这样的奇想源于何处？是什么让人们有了自己属于另一个星球的信念？在虚幻与现实之间，我们该如何行走？

地球上，出现了一群自称为“星际种子”^[1]，认为自己是外星人的人。这些人相信自己来自于其他的宇宙维度，并以治愈地球、指引人类走向一个幸福繁荣的“黄金时代”为使命。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疯狂。但如今，在互联网上检索“星际种子”这个词汇，将会出现超过400万条结果。也有许多人在TikTok、Instagram^[2]和Facebook上发布视频，表示相信自己来自另一个世界。带有“#星际种子”标签^[3]的视频内容，在TikTok上的浏览量竟已超过10亿次。

星际种子们相信，不同于世代轮回的“地球灵魂”，自己的前世属于另一星球，而如今降生于地球。他们相信^[4]，自己是地球与神圣领域之间的使者，可以通过冥想的方式穿越星系^[5]。他们也相信自己能够通过“光语”^[6]（一种灵魂的语言、一种可以绕过人类的边界的语言形式）进行交流。

– Serge Aleynikov –

对这些奇思妙想，作家布拉德·斯泰格尔（Brad Steiger）^[7]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写了大量关于未知世界的东西，并对外星生命和外星人表现出了热切的兴趣。在《水瓶座之神》^[8]一书中，他曾提出“有些人来自于其他宇宙维度”的观点。

信徒们声称，有几种方法可以判断你是否是一名星际种子。星际种子常常会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并缺乏归属感。他们往往还具有强烈的直觉，对万事万物有着“灵性的”超越性理解。

据说，星际种子还有很强的共情能力和敏感的内心^[9]。由于灵魂并不习惯人类的身体，他们也可能有着比常人更多的身心健康问题。星际种子渴望帮助人类，但是地球上的生活往往让他们不知所措，需要通过独处的方式进行自我恢复。

信徒们也认为，星际种子会渴望探索和体验新文化、新领域。这有助于他们提供关于存在（existence）的新见解。例如，他们会提出关于社会的新（阴谋）论^[10]，全面健康干预（holistic health interventions），以及对古外星人和古文明的思考^[11]。

建构你的现实世界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也符合星际种子的一些特征。就像许多人说，他们仍在探寻生命的意义^[12]，时常也会觉得自己无家可归^[13]、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14]。

研究表明^[15]，个体的弱归属感往往和抑郁情绪有关。然而，为何一部分人会以“自己来自另一个星球”来解释自己的感受？^[16]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地球之外存在任何生命^[17]，或者有外星生命曾造访过地球，为何他们仍会产生这种想法？

– Evgenij Kungur –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讲到“福勒效应”^[18]了*。该效应以心理学家伯特拉姆·福勒^[19]（Bertram Forer）的名字命名，他第一个发现：人们很容易认同一些模糊笼统的自我特征描述，比如星座特征。

星际种子的概念是一种新时代信仰^[20]（new age belief），是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非传统的心灵探索方式^[21]。尽管每种新时代信仰^[22]都有所不同，但它们拥有共同的哲学特征：从宇宙的角度看待存在，并聚焦于对灵魂和自我^[23]的探索。例如，对水晶、能量疗愈（energy healing）和心灵能力^[24]（psychic abilities）的信仰*。其他一些特征还包括灵魂转世、因果循环，以及达到更高意识层的可能性^[25]。

*译者注：“福勒效应”，又常被称为“巴纳姆效应”。水晶被认为拥有能量和灵魂属性，常在能量治疗、冥想、祈愿等情境下被运用；能量疗愈，是一种以恢复身体、情感、精神上的能量平衡为目的的疗愈方式，常使用各种方法如音疗、按摩、针灸等；心灵能力，指超出常规感知范围的感知和思考能力，如直觉、预知、通灵等。

新时代信仰^[26]逐渐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27]。其主要原因在于对科学缺乏信任^[28]，也对传统的现实观念有所怀疑^[29]。特别是，很多人对现代社会^[30]持有愤世嫉俗、悲观厌世的态度，从而开始了对生命意义的寻求。

幻想还是虚构？

某些人的性格特征也可能使他们更容易相信“星际种子”的概念。例如，如果你容易沉浸在幻想之中，^[31]常常把想象中的事物与现实混淆，那么外星意识理论在你眼里可能是玄奥且令人向往的。

在心理学上，这种人们将混淆现实与幻想的现象被称为“源监控错误”^[32]（source monitoring error），是一种无意识的记忆错误。这种现象在精神分裂症中很常见。研究发现，分裂型人格障碍^[33]（schizotypal personality disorder，一种属于轻度精神分裂症的常见疾病）与对阴谋论的支持有关。

另外，当人们无法区分隐喻和事实陈述时，就会发生本体混淆^[34]（ontological confusion）。比如，当听到“旧家具知道过去的事情”^[33]这样的话时，有些人可能会直接理解字面的意思，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一个隐喻。本体混淆会促使人们更加愿意相信一些伪科学和超自然理论。

– Serge Aleynikov –

此外，当信息来源被认为是可信的、有知识含量的时候，人们往往更容易相信其中的观点。这种现象被称为“爱因斯坦效应”^[35]：由于信息来源的社会信誉度高，人们更愿意信任这一来源的信息。例如，在星际种子这件事上，一些知名出版社出版^[37]的书籍^[38]可能会给人强烈的真实感；其中的畅销书更加突出了人们的这种感觉，让人觉得星际种子真的存在。的确，我们所知道的生活或许并没有曾经想象得那样简单*。

*译者注：这句话的原文含义并不清晰，我们决定在翻译中保留这份模糊。星际种子其实也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相对简单的解释，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或许远远比这要复杂得多。

后记

Haojing：以“爱”为毕生使命、孤独可爱又神秘的“星际种子”，无论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地球和我也爱着你~

狗尾巴花：这是一篇简短休闲的小文，仿佛是为了读者晚饭后坐在壁炉边打开报纸（或者手机）而准备的。然而，它试图讲述的却是“星际种子”这样一个看似浪漫梦幻实则深邃幽昧的概念。在“信仰”“幻想”和“虚构”之间，依然想要给出“科学”的解释，本已很难。囿于篇幅，众多概念不得不寥寥几笔带过，便是难上加难。在作者为了种种原因力图“中立”“客观”态度的时候，许多观点和讨论也被放弃，最终成为了这一口大小的清单式千层酥。

理清原文的逻辑并非易事，在翻译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特别感谢译者Haojing为此付出的努力！最终呈现的译文在我心中是非常流畅、自然且精彩的！

我希望大家将这篇小文当作饭后那口精致、甜美又值得警惕的高糖高油小蛋糕——收获一点额外的（没用的）知识的同时，对其中的（科学）观点保持批判和思考，不要贪吃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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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Fisher, L. B., Overholser, J. C., Ridley, J., Braden, A., & Rosoff, C. (2015). From the Outside Looking In: Sense of Belonging, Depression, and Suicide Risk. Psychiatry, 78(1), 29-41. doi:10.1080/00332747.2015.101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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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en Drinkwater，Andrew Denovan，Neil Dagnall | 译者：Haojing | 审校：狗尾巴花 | 编辑：eggriel | 封面：Evgenij Kungur | 排版：光影 | 原文：https://theconversation.com/starseeds-psychologists-on-why-some-people-think-theyre-aliens-living-on-earth-197291

当猕猴不小心踩进了粪堆里，想象一下它会如何应对？在我们的想象中，动物或许没有那么爱干净，也不会有什么厌恶或者恶心的反应。可某只日本偏僻小岛上的猕猴看到她沾上粪便的脚就飞快地跑开了，在一棵树前不停地蹭，直到那股令“猴”反感的味道消失。先前人们总把“厌恶”看作一种对自身所厌恶之事物的觉察，是人之独特性所在，但它也可以是一种演化而来的行为，而且越来越多的观察和实验发现，这种行为竟可能在动物界普遍存在。由病菌驱使的厌恶反应从演化的角度来说有重要的意义——帮助动物远离疾病。并且，这样的反应和倾向不仅可以是天生的，也可以通过后天习得。

– Sergey Taran / Alamy –

11年前，在偏远的日本小岛幸岛上，一只雌性猕猴不小心在倒退时踩到了灵长类动物的粪便。低头瞥了一眼自己的脚后，她异常抓狂。这只猕猴迅速跑开，用干净的三只脚疾奔向海边，身后沙土飞扬。最后她来到一棵枯树前，在这里“反复蹭自己的脚，检查脚的气味，直到黏糊糊的脏东西全部消失”。

香港大学的认知生态学家塞西尔·萨拉比安（Cécile Sarabian）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当时萨拉比安还是一名研究灵长类动物间寄生虫传播的研究生，猕猴踩到粪便后的惊慌、反感、对清洁的强烈渴望，让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这幅画面是如此熟悉——如果她自己或其他人意外踩到粪便，也一定会是这种反应。

在之后的几年里，萨拉比安逐渐认识到，猕猴的慌乱反应是一种厌恶。只是这种厌恶不同于很多人直觉上对“厌恶”一词的理解。数十年来，厌恶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对本体所讨厌之事物的自我意识，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原始情绪，甚至有人主张它也许可以帮助定义人类自己^[1]。

但是，包含萨拉比安在内的许多科学家更支持^[2]对厌恶的广义理解^[3]：厌恶是帮助生物体避开病原体、寄生虫、以及携带两者的动植物和物质的一系列行为。这种极度反感的滋味集中表现为外显的行为，而非一种意识思维。它可能在远古时期已广泛存在，而不是现代才出现或为人类所独有。厌恶可能是与传染病同时出现的，并且与后者同样普遍。

– Selene Guzmán Yarce –

研究者们还不能确定，疾病引起的厌恶一定是普遍存在的。但到目前为止，“在所有我们试图寻找厌恶的地方，它都出现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生态学家达纳·霍利（Dana Hawley）说道。倭黑猩猩丝毫不考虑粪便附近的香蕉片^[4]。科学家也曾看到猩猩妈妈给猩猩宝宝擦屁股^[5]。袋鼠会远离沾有排泄物^[6]的草地。犬羚，一种重约4.5千克的尖脸羚羊，会将粪便隔离在粪丘里，这可能是为了避免粪便污染^[7]它们不大的领地。池塘里的牛蛙蝌蚪会避开长满真菌^[8]的同伴，龙虾也会在致命的病毒爆发期间避开拥挤的巢穴^[9]。线虫，一种不到一毫米长的无脊椎生物，当它们发现食物被有害微生物污染时，也会扭动身体离开^[10]。即使是屎壳郎，它们也会对存在传染病风险的粪便嗤之以鼻^[11]。

如果厌恶行为在动物世界里普遍存在，那么它应该有着重要的演化意义：防疾病于未然。有关免疫力的讨论往往集中在T细胞、B细胞、抗体和疫苗^[12]方面，但这些生理防线并非万无一失。

耶鲁大学疾病生态学家瓦妮莎·埃森瓦（Vanessa Ezenwa）认为，相比之下，在最开始就避免感染的行为是“真正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会说，恐惧保护了动物，使它们躲开体型更大、力量更强的捕食者。厌恶的作用是类似的，且一直被低估：它使动物远离那些能够潜进身体、从内到外摧毁它们的微小危险因子。埃森瓦告诉我，厌恶可能以某种形式“普遍存在于人类和非人类中间”。

– Levent Büktel –

许多动物对恶心事物的反应，无疑会让我们想到人类。当萨拉比安把美味的麦粒放在一堆人造粪便上，并拿给猕猴时，猕猴会躲开食物^[13]；当饥饿的黑猩猩寻找美味水果时，萨拉比安哄诱黑猩猩触摸潮湿粘手的面团，猩猩明显退缩了，并且不再愿意伸出手来^[14]。

在萨拉比安最近的一项实验中，一只母猿不过是看到了携带疾病的虫子的照片^[15]就惊慌异常，转身背对屏幕，直到照片消失才愿意继续参与实验。某些灵长类动物脸上甚至会出现皱起的鼻子和眼睛、抿成一条缝的嘴巴等常见的厌恶表情。萨拉比安告诉我：“这些表情可能能够防止有东西进入口腔、鼻窦和眼睛。”同样，啮齿类动物^[16]在尝到奎宁的苦味后，似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闭上自己的五官；当老鼠嗅出同类感染的迹象^[17]时，它们与被恶心到的人类会出现同样的脑区激活。

如果厌恶有如此长的演化进程，一些卫生倾向很可能已经刻在了DNA里。刚出生的婴儿不需要上一堂“厌恶课”，他们在尝到苦味时会自然地露出痛苦的表情，张嘴倒抽一口气^[18]。爱丁堡大学的进化生态学家佩德罗·瓦莱（Pedro Vale）有证据证明，果蝇对致病细菌的回避程度可能是由基因所编码^[19]。

人类中有爱干净的，也有邋遢一些的，动物也是如此。它们对砂砾和污垢的接受程度有高有低。性别和年龄有时会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几个不同物种当中，雌性^[20]比雄性表现出了更强烈的卫生意识^[21]，原因可能在于，如果她们被感染，其后代被感染的几率也会更大。年龄的影响可以参见未成年的猴子^[22]和袋鼠^[23]，它们会更加重视清洁，因为寄生虫的危害在它们身上更加致命。

– Anastasiia Tokarieva –

但厌恶也可以习得。德国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克莱芒丝·波洛特（Clémence Poirotte）和蒙彼利埃进化科学研究所的玛丽·沙尔庞捷（Marie Charpentier）发现，某些山魈（非洲的一种红鼻蓝脸猴^[24]）在为生病的家人和朋友梳毛时会更加谨慎，而其他山魈在类似情况下并不怎么在意。波洛特告诉我，这种谨慎的倾向似乎与家族中母亲那一脉^[25]紧密相关，这些猴子的卫生习惯可能继承自它们的母亲。人类似乎在童年时期学会了类似的事情：在学龄前^[26]，许多孩子并不会因为看到或闻到粪便而感到特别厌恶。似乎是孩子的父母训练出了孩子的厌恶联结，并将其终生固化。

如果忽视那些引发厌恶的东西，可能会带来很多显而易见的危险。个体会感染，生病和死亡。家族被摧毁，流行病肆虐，种群数量下降。但许多动物，包括人类在内，并不总是留意那些肮脏之物传达的讯号。多年来，霍利一直试图弄清楚，为什么家雀不会避开得了支原体结膜炎的同伴，这种细菌感染常常是致命的。得病家雀的病症非常明显^[27]——“眼睛红极了”，霍利告诉我。“患病的鸟看起来很可怕。”然而，这些家雀似乎并不在意，甚至一些雄鸟似乎更喜欢和生病的鸟在一起^[28]。

不过，或许是因为躲避疾病的成本实在太高了。尽管“神经兮兮”的这种状态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但也会带来不少问题，这可能是如此多的动物似乎会不那么严格遵守甚至打破自身卫生守则的原因。有时，这可能是出于对卡路里的考虑：幸岛上的猕猴通常不愿食用接触过粪便的麦粒，但仍会试图吞下受粪便污染的花生，这种富含脂肪和能量的食物是它们的最爱^[29]。

– Dana Jung –

在其他动物那里，让它们忽视卫生守则的因素是同伴。山魈愿意继续为受感染的家庭成员梳理毛发^[30]；雌鼠^[31]在健康的求偶者稀少时也会勉为其难地与病鼠交配；吸血蝙蝠是一种在饥饿时会迅速衰弱的生物，它们在疾病爆发期间仍然愿意口对口分享食物^[32]。此外，人类母亲无疑会觉得脏尿布很恶心^[33]，但如果那来自自己的孩子，就相对容易忍受。

选择与受感染的朋友或家人保持关系通常是“一种权衡”，韦仕敦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马丁·卡瓦利斯（Martin Kavaliers）说，“尤其是在野生的自然环境下，所有个体都可能感染某种疾病。”在卫生方面越糙、越喜欢群居^[34]的动物，可能越容易感染，但它们的社交生活也可能会更加丰富。

人类喜欢把自己看作比其他生物更文明、更高级，但“我不认为动物在任何一点上‘脏’于人类”，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的生物学家塞巴斯蒂安·斯托克迈尔（Sebastian Stockmaier）对我说。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昆虫学家阿拉姆·米卡埃良（Aram Mikaelyan）说：“我们一提到某些动物就觉得它们脏，但其实它们对公共卫生非常积极主动。”受感染的蜜蜂^[35]会自愿迁徙，以保证其他蜜蜂的安全。蚂蚁会清理^[36]彼此身上的真菌孢子，把死去蚂蚁的尸体抬出巢穴^[37]，让厨房远离厕所^[38]以避免污染食物。白蚁可能会用粪便筑巢，但建筑材料是抗菌的^[36]，而且它们的建筑方式可以使房屋有良好的通风^[39]。反观人类，许多人上完厕所后甚至懒得洗手。

米卡埃良告诉我，人类已经能够很熟练地回避其他生物日常要面对的恶心感了。我们使用除臭剂掩盖身体的臭味，用香水或香氛让衣服变香。我们还会往家里喷洒空气清新剂，来安慰自己没有经常做应有的清洁。这似乎是一个与亿万年演化所设想的非常不同的系统。而在人类掩盖恶心的东西、推动整个除臭行业发展的同时，其他许多动物都还在坚持它们最熟悉的事情：干脆把恶心的东西拒之门外。

后记

Haojing：厌恶反应是行为免疫系统中重要的疾病防御机制。不局限于人类，它也广泛存在于动物世界，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除臭行业的发展，让人类有了各种掩盖不干净东西的办法。然而，逐渐对“厌恶”的掩盖和无视，是否与行为免疫系统的进化意义背道而驰？反观动物们依旧坚持将恶心东西拒之门外，或许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拾起厌恶给予的提示。

安静虫：我想，人会不喜欢吃其他人剩下的食物，也是同一个道理？我们的行为比我们想象得要更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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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atherine J. Wu | 译者：Haojing | 审校：安静虫 | 编辑：eggriel | 封面：Dana Jung | 排版：骐迹 | 原文：https://www.theatlantic.com/science/archive/2023/02/animal-hygiene-behavior-germs-disgust-response/673005/

你会否常常怀念起一些气味，也许来自童年时在山林乡间柴火饭，或者周末在阳台上晒好太阳的棉被，或是在一处无名的街角买到的巧克力，这些气味和其浓烈的幸福感在记忆中若隐若现。尽管我们的鼻子里有四百多种嗅觉感受器，人们对嗅觉的认识远不及视觉和味觉。在新冠对世界的重击之下，人们逐渐意识到嗅觉并非可有可无的存在，而神经科学研究和嗅觉艺术展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这篇文章会事无巨细地带领我们追寻气味之于人的形态和意义。

21年冬天，安德烈亚斯·凯勒（Andreas Keller）决定，是时候从神经科学家的日常工作中抽出手来，创办一家新艺廊了。这不是随便一家艺廊，而是全美第一处完全致力于嗅觉艺术的商业化空间。凯勒在纽约唐人街租用了一家已经废弃的理发店，与艺术家多尔蒂（M Dougherty）合作，于2021年2月进行了开幕展。在外墙上，他们打了一个洞，通过这一个洞将一种名为“森林浴”的松树味香水与外部街道的气味相融合。借此似乎可以感受到，新鲜的绿植气味与街道的蒸饺味、刺鼻的垃圾桶味、以及凯勒的中国邻居偶尔为祖先烧纸的气味错综交融。

凯勒坐在铺着阿斯特罗草皮地毯的办公室里（他计划将一种闻起来像刚割下的青草分子洒在这一地毯上），他说道：“开这样一家画廊一直以来都像是天方夜谭，而新冠疫情之下，我的视野逐渐清晰。此外，流传的新冠感染症状（如嗅觉丧失）也让我认识到，嗅觉艺术展终究很可能存有相当大的市场。”

在他的“凯勒嗅觉艺术廊”中，凯勒正在感受路易莎·戈特沙尔克（Luiza Gottschalk）作品展当中一幅有香味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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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ine Tompkins

在我们的各种感知觉当中，嗅觉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它既原始又复杂，人们难以对其进行研究，更难以将其转化为我们生活中日益增加的数字化实体。我们对气味如何起作用的科学理解，远远落后于我们对听觉、尤其是视觉的理解。气味没有办法通过录像或录音、邮件或微博的方式被记录和交流。在一项2011年的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年轻人承认，他们宁愿放弃嗅觉，也不愿意放弃他们的手机。

看起来，嗅觉似乎永远难以受到重视，而新冠病毒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困境。失去嗅觉的新冠患者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感知到大火烧毁房屋时的烟雾味，再也闻不到配偶的气味（据说这一现象对婚姻具有破坏作用），甚至再也无法闻到一颗糖果的味道——许多我们以为是我们尝出来的味道，其实是我们闻出来的味道（例如巧克力的味道）。即使是曾经讨厌的臭味，也再也闻不到了。“人们总是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凯勒说道。

注意新冠病毒防护的人，即使他们失去嗅觉的风险很小，但他们生活的世界被口罩蒙住，（面对日常使用的Zoom软件）自己也日益沦为毫无嗅觉体验的线上会议常客。这种生活体验增强了他们尽情呼吸、重新感受气味世界的愿望。这可能解释了当前出现的香水和家具香氛热潮的现象，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好奇的路人愿意走进这家名为“凯勒嗅觉艺术^[1]”的画廊。

“当你被邀请去‘闻’艺术时，你会意识到，只把自己限制在视觉中的你，对世界的认识是多么贫瘠。”凯勒说道。

在几周的时间里，艺术展画廊的窗户都被锡纸包裹，使人们能够完全沉浸在“老香蕉”和“新香蕉”的气味对比当中（一位艺术家基于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经典音乐专辑封面^[2]的艺术创作）。此外，访客还能够体验一下调香师诠释的海狸对狗狗来说闻起来是什么样（或许闻起来味道像杏仁糖？），兰花蜂在家酿制古龙水的话会是什么味道，又或者乔治·华盛顿的假牙是什么味道。在我参观艺术展的时候，有人指引我去热带雨林风景画的位置，并用手在作品上揉擦一下，万万没想到这是一个一擦就散发气味的巨大刮嗅贴纸，自己突然仿佛被柑橘的香气包裹，置身于丛林之间。

戈特沙尔克的画作在气味专家的帮助下融入了各种气味，包括“潮湿午夜”、“干燥森林”和“柑橘”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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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ine Tompkins

“一些人会非常困惑。”凯勒说道。大摇大摆逛进艺廊的人有时会撤回街上。“并且总会有人进来后闻不出任何味道，于是认为这是一场恶作剧。”当气味秀展示香蕉气味时，一些有香蕉恐惧症的人仓皇而逃，香蕉的水果气味引发了他们深层且难以解释的厌恶。（凯勒说：“我一位朋友也有香蕉恐惧症，如果有人在餐桌上吃香蕉的话她往往会挪到另一张桌子上，果不其然她拒绝去看这场香蕉气味秀”。）那些愿意留下来继续琢磨一种名为“罪人”的气味的游客，往往会为闻到的气味是什么而争吵——那是医院的消毒水吗？是教堂里的焚香吗？不：那其实是泥炉炭火烤鸡的味道！

在纽约的“凯勒嗅觉艺术”画廊里，嗅觉就是信仰。触摸这幅由戈特沙尔克创作的作品，会释放出牧草地和潮湿午夜的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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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ine Tompkins

这些不同的个人反应正是凯勒学术生涯大部分时间里研究的内容：为什么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气味有不同的感知？为何人们会用不同的方式，解释相同的气味或根本不会注意到其中的一些气味？这些都是大脑如何编码气味的核心问题。具体来看，例如，被我们吸入鼻子里的一群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又是如何让我们获得对刚出炉的发酵面包气味（这在疫情期间大受欢迎）的强烈感知的呢？

也许科学家们很快就能找到答案，新冠疫情的爆发为这个曾经时常被忽视的研究领域带来大量新的资金支持。未来应当值得期待：以后不仅仅会有类似凯勒艺术画廊的出现，嗅觉视觉（Smell-O-Vision）^[3]、近期尚未成功的嗅觉移动信息（oPhone）^[4]、基于气味对帕金森综合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香氛约会应用程序、有气味的Instagram美食图片以及可以远程嗅出成熟牛油果味道的虚拟商店服务等等也会一一浮现。

当前最紧迫的在于，数千万的新冠肺炎患者即使其他方面已经康复，但仍然遭受着嗅觉问题的困扰。“一旦失去嗅觉超过六个月，可能就意味着永远失去了嗅觉”，可以理解，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对这种传统的观点感到不满，他们要求推出新的、更好的临床治疗方法。宾夕法尼亚大学嗅觉和味觉中心^[5]主任理查德·多蒂(Richard Doty)说：“当前有关研究的数量已经呈指数级增长，已有众多研究者对其产生了研究兴趣。然而，嗅觉是一个复杂的感知系统，理解它仍然相当困难。这谜题不是我们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开的。”

– Jack Daly –

这一研究领域的进步依赖于不寻常的创造力和协作能力，其中可能包括调香师、语言学家、艺术家和工程师，甚至是人类学家和从未接触过香草或卡门贝尔奶酪（Camembert cheese）气味的人群之间的合作。凯勒最近刚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他说这是对原先遗传学博士学位的补足。“感知既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科学问题。”凯勒说道。关于气味的真相，就如同六月微风中调皮的紫丁香一样，或是昨日里一道炒菜的余味，时而伏击，时而撤退，时而出现，时而消散。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鼻子会“知道”什么？颜色视觉的基本原理或多或少于19世纪建立，当时的科学家们发现，从红色到紫色的所有不同颜色都由人类视网膜上的三种感受器产生。味觉则取决于我们舌头上感受器类型的数量，它们与视觉感受器不在一个量级上，但仍在可接受范围内。

但是我们的鼻子（或者更确切地，我们鼻孔里的感觉神经元团），拥有400种不同的感受器类型。2004年，理查德·阿克塞尔（Richard Axel）和琳达·巴克（Linda Buck）^[6]因发现了编码这些感受器的基因被授予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些感受器位于特殊神经元的表面，允许它们将信息沿着长轴突向大脑更深处传递信号，使信号到达两个专门处理气味信号的脊椎嗅球其中的一个当中。然而，我们当前仍然无法弄清不同的感受器能识别哪些不同的气味，更加不清楚这些感受器之间是如何协同工作的。

这是费城莫奈尔化学感官中心里，约耳·明兰德办公室的一件装饰雕塑。研究表明，人类的鼻子主要有14种大小和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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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ine Tompkins

如果视觉是人类的默认感知觉，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如此多的嗅觉感受器？（一位嗅觉研究者承认道：“这似乎真的太多了，不是吗？”）光，是一种电磁辐射，同样的三个颜色视觉感受器就可以结合起来共同处理一个波长范围，覆盖可见光整个七彩颜色。然而，气味并不是沿着均匀光谱产生的波长，它们涉及在空气中漂浮的复杂化学微粒混合物。对于具有足够挥发性的古怪分子，我们的身体已经发展出了能够识别它们的感受器，这些分子飘进我们的鼻子，意味着我们需要很多的选择。

例如，令人畏惧的香蕉气味由大约20个分子组成混合物，每个分子都将到达重叠的感受器组当中，一些感受器可能被激活，一些可能被抑制，就像协奏曲里的和弦一般，它们以某种组合的方式让我们感知到了香蕉的气味。2014年发表在Science上的一项研究中，凯勒和他在洛克菲勒大学的同事们估计，人类至少可以或多或少地分辨地球上潜在的一万亿种不同的气味。更复杂的是，我们的气味感受器军团还有很多的变体，其中一些在大部分人群中不太敏感或者尚未发挥任何功用。

为了开始他的嗅觉研究，凯勒通过打开和关闭果蝇的嗅觉感受器，创造出了突变果蝇。后来凯勒发现了这种突变果蝇的纽约同胞，一种由于自然突变产生的种群，这种果蝇诞生于世界各地因此也更加多样化。后来，凯勒通过Craigslist广告网站和其他途径进行了受试者招募，随后对数百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嗅觉测试，并收集受试者的唾液样本进行了基因测序。他们期望通过将嗅觉缺失症（如我们所知的单一嗅觉缺陷）与参与其感知加工过程的相应感受器相联系，来找出在四百多个感受器中的哪些感受器在其中起了作用，以及人们为什么会感知到或偏爱某些气味。对于这一研究，凯勒解释道：“一旦你发现人类有一个无功能的变异，你就可以研究这个基因对人类有什么作用。”

– Natalia Vish –

结果是，可以预期你的感受器库当中30%的部分与你的邻居有不同的作用方式。这解释了为何有时候“你闻到了吗？”常常会成为一场闹剧。像雄酮这样的物质（一种在人类汗液、松露和其他地方发现的麝香），有的人闻起来觉得像檀香或猫尿，有的人可能什么都闻不到，这取决于不同人的自然差异。长期以来，研究人员认为“芦笋尿”（asparagus pee）并非普遍存在，只有某些人在吃了芦笋后才会在尿液中出现这种难闻的气味。事实上，只有一些倒霉的鼻子能察觉到这种气味，对于那些能察觉到的人来说，这种气味是普遍存在的——“当然只有当他们彼此闻到这种尿液后才会产生这种事实的看法”，凯勒说道。即使是专业的调香师，有时也需要别人鼻子的帮助，例如在调制肉桂气味时。

除了这些不稳定的气味感受器外，还有大约600个额外的气味“假基因”（pseudogenes），就当前科学家们所知，这些基因在当今活着的人类身上都没有编码。一些研究人员将这一大块休眠的DNA作为了我们人类鼻子终将衰退的证据，也许当我们改变了选择伴侣的方式，把除了气味之外的因素看得更加重要之后，我们的嗅觉就会开始衰退。这种衰退形式并非前所未闻：宽吻海豚和其他齿鲸可能为了腾出更多的头部空间进行回声定位，在很久以前它们就放弃了嗅觉。

但当前也存在其他的解释。世界上拥有如此多的气味，出现一个单一的感受器缺陷似乎不会对人产生多大威胁，因此人类不必为这些基因的选择而备受压力。

当然，在其他感知觉上人类也存在明显的变异性。有些天赋异禀的人可能辨别出更加细微的颜色差异，也存在大约5%的人是部分色盲。但令人惊讶的在于，对于嗅觉而言，无论是小苍兰、潮湿的地下室还是香菜的气味，几乎人人都会对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东西存在嗅盲的现象。通常情况下，相比其他感官的缺陷，常见的特异性嗅觉缺失症的缺陷会更加明显。例如，色盲可能会坚持认为草是红色的而不是绿色的，嗅盲却基本上感知不到草的存在（凯勒的哲学学位这就帮上了忙）。

或许我们再回到技术层面上，当凯勒最后给他的阿斯特罗特夫尼龙草皮喷香水时，那些嗅觉感受器OR2J3敏感性较弱的人可能就难以注意到，这种感受器的敏感性强弱与个体能否感知到低浓度的cis-3-Hexen-1-ol有关（一种青草气味的分子）。

– Gloria Di Bella –

为了能够更加了解自己的嗅觉，我前往了费城的莫奈尔化学感官中心^[7]，这里是该领域的明星，凯勒被市中心的艺术天地拐走之前常常合作搞研究的约耳·明兰德（Joel Mainland）的大本营。虽然明兰德还没有开办自己的先锋画廊，但在他的实验室里，我发现了艺术与科学之间熟悉的难解难分。他向我描述了读研时的一项实验，这个实验听起来似乎是一场实验性的戏剧。在实验的一部分中，受试者要求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并被指示沿着一种气味穿过公园的草地，看看人类是否能够像狗狗一样仅凭气味来进行踪迹的追踪。实验结果表明，人类确实可以做到，但在表现上远不如狗狗。

目前，明兰德开展工作的工具包括睡眠呼吸中止症面具和一个假的塑料鼻子，这鼻子看起来像是从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面具上撕下来的，尽管其实它由一种旨在帮助人类追踪令人反感的和潜在危险的气味，名为“鼻腔护员”的商业装置改造而来。明兰德对这些小玩意儿进行了改装，借助这些小玩意儿来将可靠数量的气味传递给实验中的受试者，这些改装并不容易。人们如何传递嗅觉信息呢？对于视觉信息，视觉科学家们可以通过购买一个标准的彩色显示器，显示自己想要的颜色的图像，然后就可以很容易地与世界各地的实验受试者和同事共享。但是，对于嗅觉信息而言，明兰德说道：“如果我们不在一个房间里，我们就缺乏一个交流气味的好途径。”

到目前为止，气味还不能够电子存储，而且它还会令人沮丧地不断消散降解。捕获并保存它们是一项彻头彻尾的艺术。例如，为了能够获得“烟雾”的香精，实验室成员使用浸煮器加热棉花球，随后将棉花球保存到一个密闭的容器中，以此作为实验志愿者的训练工具。实验室里有一个标着“动物”标签的罐子，里面收集的是马汗的气味。虽然明兰德的工作不是要在瓶子里捕获闪电，但他确实要以某种方式捕获“臭氧”，一种新鲜的、难以捉摸的雷电风暴后的气味。我刻意没有问那个标着“粪便”的瓶子里装了什么，尽管我知道这可能比其他实验室的情况更难以描述：其他实验室有存放一种名为“美国政府标准浴室恶臭”的人造混合气味，这种气味取材于生活中人们俗称“恶臭汤”的军事厕所。

左图：明兰德闻到了降龙涎香醚结晶的气味。这种麝香气味的化合物被用于香水的制作，它曾经由一次抹香鲸分泌的物质制成。

右图：明兰德的一位合作者将这两种实验物质命名为“滑雪小屋与没有点燃的壁炉”和“有个热水浴缸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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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ine Tompkins

明兰德为我更换了一些液体样本。他的操作十分小心，和这一研究领域的人一样，他很担心实验室的空气会由于操作失误而被污染好几天。（明兰德曾经对一瓶葡萄柚硫醇操作失误，它闻起来就像是硫磺和水果零食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对于凯勒来说，它就像是爆米花一样的二乙酰。）

我马上就闻到了一种熏香肠的味道：愈创木酸，有些人觉得这个味道太浓烈了，令人作呕，但对我而言，闻起来似乎只是让我有点饿。

随后，我们转向麝香。其中一瓶闻起来有一些粉末感和香甜感，有点像轮胎糖果园（Necco Wafers），但大部分时间我都没有闻出什么感觉，我的表现和宽吻海豚差不多。

“试试这个，”明兰德说着，打开了另一个瓶子。

“我不知道。”拼命地深吸了几口气后，结结巴巴地说。我猜：“这是植物水的味道?还是狗的气味?”

他狡诈地看了我一眼。“看起来你闻不到麝香的味道。”

不过，也有可能有些样本已经腐败到失效了。由于没有对我的基因组进行取样，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究竟如何。其实，明兰德之前已经发现，他自己也无法闻到其中的一些物质。这可能是一个经典的嗅盲引导着嗅盲的案例。

在我拜访明兰德实验室的前几周，明兰德实验室、凯勒和其他研究者共同发表了一篇关于麝香敏感性遗传学的论文^[8]。这项工作的部分资金由美容和个人护理公司联合利华提供。全球香水行业一直陶醉于这样一种观念：嗅觉的基因可以帮助他们吸引那些一直不情愿的消费者。明兰德回忆道，“很多公司来找我们。他们说，在为亚洲市场生产香水时，他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他们希望通过研究亚洲人的嗅觉感受器，告知他们亚洲人最喜欢哪种气味。”

为此，研究者让1000名中国汉族人对几种常见的气味进行打分。随后，研究者将结果与凯勒之前对数百名不同种族的纽约人进行气味测试的基因分型的结果进行了比较。研究者记录到了对他们两种物质的不同反应。一种物质是自然存在于人类腋下的分子，它是体味中浓烈且令人不悦的气味成分（除臭公司往往急于将其掩盖）。另一种是佳乐麝香（Galaxolide），一种木质气味的人造麝香，它是肥皂和猫砂当中常用的添加剂（当然我们也不知道猫在猫砂里闻到这个味道是什么感受）。

– Jupy 桔皮吉 –

对这两种化学物质的不同反应，与个体对两种嗅觉感受器的遗传差异有关。该研究首次发现了嗅觉感受器的遗传性质在我们身体中发挥的作用。

明兰德向我展示了研究者是如何通过实验室的细胞培养反复检验这些发现的。首先，他们克隆了两种可疑感受器及其敏感程度不同的变异基因。他们将这些DNA片段嵌入宿主细胞，然后诱使宿主细胞在其表面制造特定类型的感受器。

随后，明兰德的研究团队用移液器吸取液体麝香和汗液的气味转移到了一个新产生的感受器上，同时在培养箱当中为这些气味液体和感受器细胞加热。借助萤火虫的生物发光方式形成细胞内的报告系统，大约四小时之后，能够识别气味的感受器发出了光。当感受器被赋予能够相匹配的气味时，感受器越活跃，细胞的发光程度越强——我们鼻子的奇妙结构给予了我们获得这一信息的机会。

但是，虽然研究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和感官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没有因种族而变化。相反，纽约和中国的研究样本中都存在所有关键的感受器类型。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嗅觉感受器的变异已年代久远，在亚洲、欧洲和非洲人口相对较近的分化之前就已经发生。这一研究结果，似乎对于希望通过基因研究想要在上海畅销麝香香水的商业巨头来说，好像并不是特别有用处。

“他们期望研究结果是他们的锦囊妙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明兰德说。

除了感受器的类型之外，还有许多变量会影响人们如何、是否、以及喜欢闻什么气味。生理性别是其中一个重要变量：雌性对气味更敏感，对体味等臭味也更加敏感。心理健康同样也有重要作用：一些疾病，如自闭症，与个体的嗅觉增强有关，而另一些疾病，如帕金森病和抑郁症，与个体嗅觉的敏感度降低有关。

也许，造成我们差异最神秘的因素是文化。问题远不止于为什么世界上一些地区的人对香水嗤之以鼻？为什么瑞典人喜欢发酵鲱鱼？为什么新加坡人会对榴莲爱不释手（一种像芒果一样散发着奇怪气味的水果）?

可惜的是，人类的文化无法通过培养细胞进行研究。因此，明兰德和其他研究者最近借用了另一种艺术工具：一种毡尖记号笔，准确地说，是一种不蘸取颜色，而蘸取气味的嗅棒。

明兰德实验室的一名研究技术员戴着一个连接着气体采样袋的面具，他的鼻子正在闻袋子中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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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ine Tompkins

“太酷了，”明兰德说着，接着打开了他办公室里的一根嗅棒。“你把气味放在这里，它就能够蘸取到气味，并且能够将气味保持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嗅棒很容易运输，因为不会有液体溢出来，它们也几乎不可能在机场安检队伍中散发臭味。”

明兰德和他的同事们向与他们共事的研究人员发放了嗅棒，准备与10个不同地区的人群开展研究。其中包括：塞里（Seri：墨西哥西北部沿海沙漠的一个小型土著渔业社区），恰奇（Chachi：厄瓜多尔热带地区种植芭蕉的一个民族群体），还有马来西亚的塞梅莱（Semelai）的水稻种植者和橡胶采集者。这里有些人，几乎没有接触过科学家们口中那个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和民主的世界。

我们优秀的科学家们为他们准备了哪些嗅觉材料？其中，有一种嗅棒会散发出令人愉悦的香草味。然而，另外有一种嗅棒的味道非常浓烈：它叫作“脚奶酪”（feet cheese），专业术语名为异戊酸。这是一种非常熟悉的臭味，像是青少年的洗衣篮里混杂着某种林堡干酪。闻过这个味道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不管我多么想让嗅觉感受器离开这种味道的纠缠，但似乎这种恶臭分子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在吸入异戊酸和其他气味的任务中，受试者被要求将嗅棒按喜欢到不喜欢的顺序排列。(其中还有一组被试由55名嗅觉能力差的纽约人组成，他们被要求使用数字排名系统完成同样的任务。)

最终，发表在Current Biology上的研究结果让我们增进了对鼻子的认识。像往常一样，虽然一些有怪癖的人最喜欢臭脚奶酪，或者大蒜二甲基二硫醚的味道。但也出现了更广泛的嗅觉偏好共识：平均而言，世界各地的人都喜欢甜甜的香草味，而非其他的酸臭味。

牛津大学语言学家、嗅棒研究^[9]的作者阿西法·马吉德（Asifa Majid）早些时候的发现，也发现了与该研究一致的结果。2018年，她让荷兰和马来西亚的受试者接触了各种各样的气味，包含了水果味、花香味以及彻头彻尾的恶臭味。虽然两组人对气味的描述截然不同，但对他们面部表情的分析表明，他们对气味的最初情绪反应都是完全相似的。

这些发现为该领域带来了新的生机，它表明在人们喜欢闻什么，而不是能够闻什么的问题上存在一个核心的等级制度，固执的人类鼻子受到了某种普遍原则的制约，科学家们只要埋头苦干，或许就能破译这一原则。

– Valentin Tkach –

我们鼻子的一些差异可能源于我们从小到大说的语言。生活在马来半岛的贾亥人每天都在缺乏光线的热带雨林中穿梭，他们非常擅长注意和描述气味，但他们真的有比我们敏锐的感官吗？还是因为他们只是花了更多的时间思考和谈论气味？马吉德花了几个星期和他们一起寻找野生生姜，蹒跚着走过宽阔的河边石头，感受在头顶上俯冲大得像龙一样的蝴蝶。她了解到，他们的土著语言里包含了语言学家曾经认为不存在的特征：具有 “有刺鼻气味”或“闻起来像人尿”等一些含义的特定单词。合乎情理地，他们的气味词典中也含有丰富的老虎词汇，其中包括表示“有一种吸引老虎的血腥味”的动词。

如果说英语的人在辨别气味方面很糟糕，也许我们是束口无策，而不是嗅盲，只是因为缺乏练习罢了。又或是由于，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不断变化，我们的嗅觉已经在生理上衰退了。因为嗅觉神经元必须直接与分子混合，它们基本上悬挂在我们的头前部，通过骨板生长保护大脑。哈佛大学分子与细胞生物学教授文卡塔斯·穆尔蒂（Venkatesh Murthy）说，它们是“外周的，位于感知表面的”。暴露在自然环境中意味着这些神经元特别容易受到环境毒素的损害——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南太平洋库克群岛（世界上污染最轻的地方之一）的居民在嗅觉测试中往往名列前茅。

但科学家们进行了检查，发现英语似乎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是一种相对较少气味描述词的语言。因此，关键性转变可能发生在人们放弃狩猎和采集的原始社会之时，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气味曾是一种强大的定向运动工具。在刚刚转向农耕社会的部落中，气味词通常会消失。它将会如何影响几个世纪后的感知，这仍然是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芳香没有姓名，玫瑰的气味又将如何被描述？

– Capitan Artiglio –

嗅觉也在比新石器时代革命更近的时期被塑造着。陈年的驯鹿血据说可以与发酵的鲱鱼肉竞争“世界上最令人作呕的气味”，但白令海峡的当地人却曾经认为它非常美味。当苏联接管这片偏远的领土时，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失去了享用这一传统菜肴的机会，几代人之后，年轻人逐渐变得无法忍受这种味道。研究人员认为，前苏联时期的原住民已经通过母乳养成了习惯，这对区域气味偏好有既定的影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旦食物从哺乳母亲的饮食中消失，对它的偏好就会迅速转变。

有时，可能关键并不在于人们习得了什么嗅觉偏好，而是社会允许他们表达什么样的嗅觉偏好。在传统的亚洲社会，往自己身上泼古龙水被认为是粗鲁和反社会的行为。但现在，越来越注重个人主义的中国人愿意以此展现他们喜欢的气味，并为此付出不菲的金钱。

凯勒的艺廊最近举办了一场名为“流亡气味^[10]”的展览，一位艺术家采访了来自加纳、伊朗和其他地方的移民，谈论他们祖国的气味，并通过洗手液（一种与传染病大流行相关的素材）来解释它们。例如，20世纪80年代埃塞俄比亚的失落世界是通过“干草”、“牛”和“潮湿的空气”的符号想象出来的。出生于德国的凯勒告诉我，他自己定制的洗手液可能会包含姜饼和防晒霜的元素：在他的家乡纽伦堡，从8月就会开始燃烧青草来烘焙该地区著名的圣诞姜饼（Lebkuchen）节日饼干。

嗅觉不仅受基因和文化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气味会在你且只是你自己的身上引起本能的反应。这一现象让想要弄清楚鼻子基本规律的科学家们感到受挫。即使是粪便的气味——据说是最糟糕的气味——也能唤起母亲对孩子裹着尿布的日子的怀念，或者唤起移民对祖先奶牛场粪便的思乡之情。

左图：在“凯勒嗅觉艺术”的一款香水《与狐狸和海狸在家》中，艺术家米里亚姆·松斯特（Miriam Songster）庆祝她的狗吸收其他动物气味的乐趣。

右图：《蒙特维斯塔1987-2012》（Monte Vista 1987-2012）以艺术家戈尔迪·波布拉多尔（Goldie Poblador）在菲律宾的村庄命名，它融合了椰子和烟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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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ine Tompkins

科学家们仍在试图理解气味与记忆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当普鲁斯特（Proust）畅谈他的玛德琳蛋糕时，他的鼻子（伪装成他的味蕾）很可能是他的时光机。然而，这是否仅仅是一种文学表述手法，还是说在现实生活里确实是这样的？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研究人员让人们在听到营火的声音和看到营火时进行回忆。虽然这两种提示都能让人想起生动的回忆，但当受试者暴露在篝火的气味中时，他们却能够突然获得更多的情感记忆。实验表明，蜡笔的气味同样比蜡笔的图片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波士顿大学神经科学家史蒂夫·拉米雷斯（Steve Ramirez）说：“气味是这里的仲裁者。”“它为更多的情景记忆打开了大门。”他认为，基于大脑存储系统的工作方式，气味能够出乎意料地引发快乐或悲伤的生动回忆。

他认为，大多数记忆之所以暗淡，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从最初形成的海马体转移到了前额叶皮层，但气味可以重新唤醒这些记忆。为了验证这一理论，拉米雷斯在实验中对老鼠进行了一系列电击。随后的第二天，当这些动物重新回到电击室的时候，它们的海马体处于活跃状态，可能是由于它们之前获得了新鲜的恐惧记忆的缘故。对于另一组三周后再回到电击室的老鼠来说，海马体则处于静息状态。但是另一组在最初的电击时暴露在杏仁提取物气味中的动物，三周后闻到杏仁时也会出现海马体活跃的现象。

这表明，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保存了记忆，但目前其中的原因尚不清楚。也许这与嗅觉处理发生在海马体附近的事实有关，气味可能以某种方式缩短了记忆回路。拉米雷斯感兴趣于利用这些发现来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一个更大的项目的一部分工作，期望能够通过用新的触发点取代旧的触发点来有意编辑人类记忆。

因为嗅觉神经元必须经受住各种因素的考验（除了污染物之外，还包括病毒和细菌），它们在神经细胞中似乎具有非凡的再生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可以说嗅觉是我们最具可塑性和最神秘的一种感知觉的另一个原因。神经元并不总是会重新长出相同的数量和组合。因此，尽管是出生时具有相同嗅觉感受器DNA的同卵双胞胎，由于他们居住的地方和他们曾感染的疾病不同，最终他们可能会具有非常不同的嗅觉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我们所有人的嗅觉都会逐渐成熟，大多数情况下，随着细胞逐渐失去更新能力，我们的嗅觉会逐渐减弱。这种衰退在50岁左右开始，到80岁时，有四分之三的人都会被临床诊断为具有嗅觉障碍的症状。

– Samson Goetze –

当然，新冠病毒加快了嗅觉丧失的时间线，尤其对于感染了原始变异株的人来说，这种毒株目前被认为是对嗅觉最具破坏性的病毒。据说这种病毒会攻击滋养我们嗅觉神经元的邻近细胞，也会减少正在构建的活跃嗅觉感受器的数量，最终可能导致脑损伤。科学家在对其他康复的新冠患者进行神经学扫描时观察到，嗅觉处理区域中与嗅觉相关的组织出现了缺陷。

我在2020年春天感染了这种病毒，这可能是我在明兰德的麝香实验室测试中无法辨认麝香的真正原因。虽然现在我的鼻子基本恢复了正常，但我注意到，我的嗅觉发生了一些奇怪且一直存留着的细微变化。有时候，通常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会在没有火的情况下闻到烟味（不可否认，这种“幻嗅”问题可能比其他患者报告的相反困境要危险得多）。同时，以前我最喜欢的香水，现在我却觉得它平平无奇，喷上一次不再能让我唤起幸福婚礼和约会之夜的美好想象。

于是出现了一个哲学问题：如果我们的嗅觉不似往昔，我们还是以前的我们吗？也许不是。拉米雷斯说：“我愿意用任何东西打赌，任何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永久性改变，都会让我们回忆过去的方式变得模糊。”

针对新冠后出现嗅觉问题患者，新的嗅觉疗法即将问世。嗅觉训练或许能够促进旧信号的恢复。鼻腔类固醇喷剂，以及直接向鼻子注射富含血小板的血浆，可以加速细胞的愈合。

市场研究人员注意到，公众近来越来越倾向于不习惯的气味。瑞士芬美意香水公司研究繁琐全球香水市场的法比恩·克雷格努（Fabien Craignou）说：“我们知道，因为新冠疫情，消费者行为将会发生变化。”他研究了经济衰退等不利事件如何影响我们鼻子的集体变化。新冠时期的焦点小组不仅发现人们对香味产品的总体需求增加，而且，人们似乎渴望将传统上与卫生有关的柑橘和具有舒适感的椰子结合在一起，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以往在洗发水的市场上，你会发现，柑橘味和椰子味的产品都是分别单独出现的。但现在，人们似乎希望把它们包装在一起，去享受同一呼吸中高度的清洁和舒缓感。“我们将这种感受称之为‘Sereni-Clean’（舒缓且清洁）。”克雷格努说。

– Olga Lychkova –

最近，明兰德采取了一种打破前几代嗅觉研究的新途径：忽略鼻子的存在来开展研究。由于目前对人类的研究还没有理清我们对鼻孔的认识，明兰德开始直接对气味分子进行研究。最近，他的团队发现，通过简单的标准（比如分子的大小和疏水性）可以预测哪些化学物质会最先发出气味。今年春季发表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的研究^[11]表明，有数十亿种尚未合成的潜在气味还没有人闻过。

明兰德希望识别出研究人员所说的主要气味，几十种气味结合在一起又可以形成大多数的其他气味。这些基本规则对于未来的技术至关重要，这些技术可以捕捉和分享气味，使用传感器捕捉真实的气味，使用算法将气味数字化，并在另一端使用设备重现气味。

不用人去闻，就能精确预测分子的气味，是近期的一个研究目标。例如，是什么让几种不同的气味分子都被识别为木质香？它们必须有共同的特征，才能激活我们大脑里相似的感受器组合，让我们体验到那种难以表达的木质感体验。探测分子不适合心脏承受力弱的人，但也许比被鼻子牵着走强。

“如果你想了解这些东西，你必须回归到身体上。”明兰德有把握地对我说，“但目前我们对化学的理解远胜于生物学。”

嗅觉测量器，用来释放精确数量的气味。这一嗅觉测量器位于明兰德实验室，它可以混合48种不同的气味。

—

Caroline Tompkins

值得注意的是，我与我的身体同在。我甩不掉那些异戊酸分子，它们闻起来的感觉让人上天。尽管我的鼻子受到了新冠的影响，但我还是能够闻到汗湿的便士味和残损的芹菜味，以及从明亮的黄色储物柜里飘出来的一股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味道。这些柜子里放着明兰德的工业级臭气弹，它们混在一起的味道让人想起了篝火燃烧着腐烂的小熊软糖。

所以，当我向出口走去的时候，最后一片恶臭的云笼罩着我，我逃离了它那奶酪味和淡淡的水果味，才意识到这只是微波加热的午餐剩菜（很可能里面是千层面），并且对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来说，或许它闻起来非常好闻。

后记

Haojing：去年开始对各种香水气味好奇的我，毫不犹豫选择翻译这篇文章，跟着作者去一起探索嗅觉的秘密。为什么会一种气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感受？为什么好像有些气味始终闻不出来？为什么会有人喜欢我闻到后就觉得很奇怪的浓麝香味？翻译完这篇文章后，似乎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答~我也好想去凯勒的艺廊闻一闻看一看了！

参考文献

1.https://www.olfactoryartkeller.com/

2.https://www.dailyartmagazine.com/the-story-velvet-underground-warhol-cover/

3.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innovation/smell-o-vision-astrocolor-other-film-industry-inventions-that-proved-to-be-flops-180968295/

4.https://www.indiegogo.com/projects/ophone-duo#/

5.https://www.med.upenn.edu/smellandtastecenter/

6.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medicine/2004/7438-the-nobel-prize-in-physiology-or-medicine-2004-2004-5/

7.https://monell.org/

8.Li, B. J., Kamarck, M., Peng, Q. Q., Lim, F. L., Keller, A., Smeets, M. A. M., . . . Wang, S. J. (2022). From musk to body odor: Decoding olfaction through genetic variation. Plos Genetics, 18(2). doi:10.1371/journal.pgen.1009564

9.Pinkhardt, E. H., Liu, H., Ma, D., Chen, J., Pachollek, A., Kunz, M. S., Kassubek, J., Ludolph, A. C., Huang, Y., Chen, H., Landwehrmeyer, G. B., Wang, Z., & Su, W. (2019). Olfactory screening of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and healthy subjects in China and Germany: A study of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the Sniffin’ Sticks 12-identification test. PloS one, 14(11), e022433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4331 

10.https://www.olfactoryartkeller.com/exhibitions/scents-of-exile

11.Mayhew, E. J., Arayata, C. J., Gerkin, R. C., Lee, B. K., Magill, J. M., Snyder, L. L., . . . Mainland, J. D. (2022). Transport features predict if a molecule is odorou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9(15), e2116576119. doi:doi:10.1073/pnas.2116576119

作者：Abigail Tucker | 译者：Haojing | 审校：周一晴 | 编辑：eggriel | 封面：Gloria Di Bella | 排版：骐迹 | 原文：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science-nature/scientific-mysteries-smelling-180980756/

*注：本文选取了其中的开篇，有部分删减。后续文章主要阐述“创新即采矿”假设的合理性及其影响，分别是：《艺术创意如何变得更难找到？》，《为什么创意越来越难被发现很重要？》，《通过多听沙滩男孩的音乐来调查音乐天才》，以及《要与伟人相提并论，不要追随他们的脚步》。文章完整列表见：https://www.cold-takes.com/tag/innovationstagnation/

假设贝多芬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家（至少在某些特定的重要意义上，参见下面的一些说明），那么，尽管全球人口剧增、创作和制作音乐的技术高度民主化、更多的人具备了成为伟大音乐家的前提条件（教育程度、饮食基本的营养等），在过去的大约200年间，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比贝多芬更伟大的音乐家？换言之，当代贝多芬在哪里？

一些答案或许会映入脑海。例如，也许贝多芬的音乐并没有比碧昂斯的歌曲伟大很多，他只是在那些身怀各种偏见与怪癖的评论家心中拥有“不劳而获”的伟大名声。虽然我明白整个答案很复杂、并且取决于“伟大”意味着什么，但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是答案的一部分。

– Davi Augusto –

不过，当我们发散出更多与之相关的问题时，这个谜题变得更加令人费解了：

（1）当代的达尔文（生命科学领域）、拉马努金（数学领域）、莎士比亚（文学领域）等人都在哪？

（2）尽管只有几十万人口，能够读写的人口比例甚至更低，但15世纪的雅典拥有3位有史以来最富盛名的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2位最富盛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及许多其他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果我们能够搞清楚那时的雅典发生了什么，并将其复制到许多人口相同甚至更多的现代城市，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3）“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我们大幅增加了在科学研究上投入的时间和金钱，但根据科学家们自己的判断，我们一直在以近乎恒定的速度产生最重要的突破。按每美元或人均来计算，这意味着科学变得越来越‘低效’了。”我们能夺回效率吗？

对于这些观点，接下来我将给出更加系统的、有数据支撑的版本。总地来说，在艺术和科学的各个领域，我们都看到了某种形式的“创新停滞”：最受尊敬的人物不成比例地大多来自很久以前，考虑到人口、教育等方面的增长，我们的时代似乎显得“力不从心”。这个情况在艺术与科学领域大同小异，二者也都是需要创新的领域，因此我认为思考它们共同的潜在因素是有意义的。

接下来，我将：

（1）列出人们提供的对于回答“当代贝多芬之问”的三大主要假设：“黄金年代”假设（即过去的人更擅长创新）、“糟糕品味”假设（即贝多芬等人名不副实）和“创新即采矿”假设（即随着时间推移，想法自然而然会更难被发现^[1]，因此，艺术和科学发展在默认情况下会持续放缓）。重要的是，我认为每一种假设都有着有趣且未被广泛接受的含义。

（2）检验多个领域创新趋势的系统性数据，包括（a）艺术和科学领域数百年或更长时间的长期数据；（b）关于科技以及更加现代的艺术/娱乐类型（电影、摇滚乐、电视节目、电子游戏）的最新数据。我认为，这是探究的首要步骤。

（3）简单解释为什么我支持“创新即采矿”假设作为最主要的解释。

（4）做一些老生常谈的抱怨——“我们需要更多研究”。由于三个假设都有重要的含义，我认为“当代贝多芬之问”应该成为一个严肃的讨论及分析主题，但我不觉得会有某个领域持续地专注于分析这一问题（尽管有一些出色的一次性分析）。

– Fernando Rivas –

回答“当代贝多芬之问”的三种假设

假设我们承认（根据下面我将要展示的），我们正在经历“创新停滞”，那么，可能的解释有哪些？

“黄金年代”假设

“黄金年代”假设认为，过去有一个或多个“黄金年代”，在创新方面优于当代。或许，理解并恢复那些“黄金年代”的成功之处，会带来当代创造力的爆发。

如果的确如此，这意味着人们应该花更多的精力研究过去的“黄金年代”和它们的成功之处，以及我们如何能够恢复它们做得好的地方（而不恢复其他东西，例如整体的生活质量）。

我在日常聊天时常常听人说起这一假设，谈话中还会带有怀旧的氛围、和一种对过去的豪迈和创造力的怀念。

有趣的是，我从未见过对这一假设详细的辩护，以对抗另外两种主要的假设（即下面要阐述的“糟糕品味”和“创新即采矿”）。曾写下与“创新停滞”有关的最为详尽的文章的人，似乎相信类似于“黄金年代”的假设，但他们似乎只在访谈和闲聊中表达这样的观点，而不是在他们的主要作品中^[2]。

正如我接下来将要讨论的，我认为，“黄金年代”假设确实没法像“创新即采矿”一样贴近我们手头的证据。但我不认为这是对“黄金年代”假设的一记重击，它若成立，便是非常重要的。

“糟糕品味”假设

“糟糕品味”假设认为，对于什么样的艺术和科学是“伟大”的，传统的评判标准不仅始终是一团糟、并且还偏爱过去。

如果它是真的，这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蒙在鼓里，分不清哪些科学突破是最重要的、什么艺术应该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等等。

这一假设常被用来解释“艺术”领域的创新停滞，但并不能与“科学”方面十分匹配，并且，我认为很多人在想到贝多芬的音乐这类作品时，确实很难接受这个假设。我承认它是答案的一个重要部分，但绝非全貌。

– W.illus Illustration –

“创新即采矿”假设

“创新即采矿”假设认为，随着时间推移，想法自然会更难被发现，在科学和艺术领域都是如此。^[1]所以，随着时间推移，保持相同的创新速率就需要越来越多的努力。

尽管如此，我认为，“创新即采矿”假设最终会是两大领域大部分创新停滞的答案。这很重要，因为我认为它拥有许多未得到重视的意义：

（1）我们需要默认更进一步的“创新停滞”，除非我们能够持续增加创新者的数量。正如此处^[3]讨论的，尽管其它的方法或许能在短期内奏效，人口增长和人工智能似乎是最能长期（数个世纪或更久）保持高创新率的方式。

（2）因此，我们希望科学和艺术出现更多创新的愿景，应更多地依赖于人口增长、人工智能和知识产权法（后续文章会更多讨论这些内容），而不是有创造力的个体甚至是文化。

（3）最后，这一假设意味着，一个字面意义上的贝多芬复制品移植到当今社会，不会那么令人印象深刻。对于贝多芬和莎士比亚复制品现在能取得什么成就，我自己的最佳猜测会出现在后续的一篇短文中，其内容或许会冒犯到很多人。

与创新停滞有关的数据

下面，我会提供一些图表，体现“广受好评的想法的产生”随着时间推移的趋势。

在补充资料*中，有我数据集的详细介绍，和电子表格的链接。我的关键论点如下：

*译者注：https://www.cold-takes.com/supplement-for-wheres-todays-beethoven/

（1）整体上，我使用的数据基于专业评论家的观点汇总，除了来自《想法变得更难被发现了？》一文提供的技术创新数据^[1]。因为我尝试直接解答“当代贝多芬之问”：我希望数据集首先能体现一个基本理念，即“贝多芬和莎士比亚这样的人确实异于常人的”。这与专业的评论观点是相符的，但不一定与更广泛的大众观点（或是我的观点！）相符。

（2）因此，我认为，我将要展示的图表应该体现的是广受好评的想法的产生趋势，以及其中隐含的所有偏见（包括西方的偏见），而不是展现“客观上好的”想法的产生趋势。我所使用的一些数据集的创建者相信他们的数据展现了后者，但我不这么认为。即便如此，我认为产生广受好评的想法呈下降趋势就是一种“创新停滞”，值得检验与质疑，同时，我也对最终用“糟糕品味”进行解释的想法保持开放态度。

（3）大体上，我呈现的图表类似于“按年份统计的、足以进入我所使用的榜单的作品/新发现/人物的数量，并进行平滑处理。”正如下文提到的，整体上，我发现尝试根据好评程度进行加权（如第一名比第一百名伟大得多）不会改变结果，你可以查看补充资料中链接的电子表格核查这一点^[4]。

（4）在这一节中，我将保持低限度的解释性评论，最多只是展现图表、解释你在看些什么，不会对它们意味着什么发表太多意见。我的意见会写在下一节。

1400-1950年间的科学以及艺术、文学和音乐

首先，下图展现了1400至1950年间在艺术、文学、音乐、哲学和科学领域特别受好评的人物数量。这一数据集实际上可追溯到公元前800年，从补充资料中可以看到，公元前800年至1950年间古希腊和1400至1950年间的一些特定国家在“好评分数”上占据统治地位（后文将对此进行讨论），在这里我为后面这些国家的数据绘制了图表。其中，蓝色表示科学，红色表示艺术、文学和音乐。

这里还有一张类似的图表，根据每个人物的好评程度进行了加权（所以贝多芬的权重远高于普罗科菲耶夫或任何人，即使他们都广受赞誉足以上榜）：

在这些图表中会反复出现两个初步的观察结果：

首先，如前文所述，是否根据好评度加权（如赋予贝多芬比普罗科菲耶夫权重高10倍的权重，然后赋予普罗科菲耶夫10倍于其他人的权重），或者只是简单地绘制“该时期排名前100至前1000的人数”，这些影响都不大。整体上，在其余的图表中我会继续选择后者，尽管在完整的电子表格中^[5]两种我都进行了绘制（它们看上去往往很类似）。

其次，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创新停滞了！最伟大的音乐家或艺术家或许出现在多年以前，但当我们对整体趋势更加系统化时，至少到1950年为止，随着时间推移，受赞誉的音乐家或艺术家总人数还是在上升。问题在于，基于人口、教育等的增长，这个总人数的增长趋势是否达到了应有水平。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来绘制人均的广受赞誉人物数，即根据所在国家的总人口进行调整：

这看上去仍然不像是很明显的创新停滞，也许你会说，艺术/文学/音乐在1450至1650年间有过一个“黄金年代”，比随后的几个世纪“生产力”高出了约50%，但整体看来这无足轻重。同时，随着时间推移，人均科学创新看上去在增长。

为了探究创新停滞的案例，我们需要直接尝试调整出“有效人口数”：即拥有一定水平教育、健康等的人口数，他们具备产出顶尖艺术或科学的实际条件。这一量化和调整是非常困难的！

基于识字率增长、城镇化增长、极端贫困减少以及大学学位人口比例增长等情况，我创建了“有效人口增长”的两种估计方法（详见补充材料）。我的两种方法通常会得到相似的结论，所以我在此只展现其中之一。

下图便是根据我的“有效人口数”估计法调整后的科学与艺术、文学和音乐领域的受赞誉总人数：

忽略蓝色曲线奇怪的左侧部分，在早年间，有效人口数低，伟大人物数量也较低，有些甚至是0，因此在这种图表中看上去很奇怪。

终于，我们绘制出了文明的衰落！

（有效人口数的估计值怎么得出的在这里并没有多重要，正如前文展现的，在这一时期，艺术与科学的人均“生产力”非常恒定，所以任何针对健康/营养/教育/城镇化增长的调整都会表现出衰落。）*

*译者注：这与作者文章最后的表述又自相矛盾了，他提出有效人口数如何估计很重要。此外，从作者附录的表格来看，他在计算有效人口数的时候，考虑的国家非常有限，例如识字率只考虑了荷兰、英国、德国等，最后使用的乘数更是只使用了德国和不列颠的数据，以此来代表全球情况，这显然很偏颇。

数据集终于1950年，分析在这之后发生了什么颇具挑战性，但让我们来试试看。

1930年至今的技术创新

接下来是自约1930年后的技术创新图表，源于经济学论文《新想法变得更难被发现了？》^[1]。这些图表通常着眼于一些生产力指标，包括“研究者人数”的估计值（我认为这与“有效人口数”概念类似）。

首先，美国整体的全要素生产力增长如下图：

我们并不能明确比较本图和前文图表中的基本单位的办法（本图是每年全要素生产力增长，前文图表是年均受赞誉科学家数量），但这里的基本想法是，当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率基本恒定时，“有效人口”数（研究者数量*）其实在猛增；这表明，像前文所说，我们每年仍然在获得很多新想法，但若是考虑到有效人口数的增长，便确实存在“创新停滞”。

*译者注：这里是在“算”新想法数量除以研究人员数量的值。

“太阳下的新事物”一篇推文中^[6]有更多的讨论和一些额外的数据。

20世纪的电影、现代（摇滚）音乐、电视节目、电子游戏

1950年后，艺术、文学和音乐的表现又如何？

这个问题很棘手，因为文娱在整个世纪都在“发生剧变”。

例如：

（1）我的理解是，视觉艺术（画作、雕塑等）在过去是“视觉创新者”的主业工作，但现在，它变得越来越小众。

（2）我找到与近期“受赞誉视觉艺术数据”最接近的结果来自这篇论文^[7]，关于“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作品”，它只列出了8件艺术作品（其中6件来自1907至1919年间，见表1）。

（3）20世纪的视觉创新者可能转而投身于电影、电视、电子游戏或别的行业。

（4）“文学”过去达到的许多需求现在也能被电影、电视和电子游戏满足。

类似地，音乐也很难评估。20世纪的主流音乐通常不是管弦乐，而是滚石榜单中的音乐类型^[8]。一些人称之为“摇滚”或“流行”，其他人则坚称滚石榜单中的许多专辑既非摇滚也非流行。无论如何，我找不到任何可信的排名能同时考虑贝多芬和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

所以，为了了解更近期的“艺术”，基于顶尖电影、音乐专辑、电视节目和电子游戏的突出排名，我创建了自己的数据集（数据源见补充材料）^[4]。

首先，让我们看看每年顶尖排名的电影、专辑、电子游戏和电视节目数量，不做任何人口调整：

左上：电影（每年发行的电影在排名前1000部电影中的数量，经平滑处理）；

右上：专辑（每年发行的专辑在排名前1000张专辑中的数量，经平滑处理）；

左下：电视节目（每年开播的电视节目在排名前100部电视节目中的数量，经平滑处理）；

右下：电子游戏（每年发行的电子游戏在排名前100部电子游戏中的数量，经平滑处理）。

有趣的是，只使用了前100名电影和专辑的早期版本图表中，当电影趋势滑落时、专辑趋势在上升，而当专辑趋势滑落时、电视节目和电子游戏的趋势又在上升。这与我们在我更新的图表中看到的不太一样，但是，下面展现了四者加总的情况：

接下来是经“有效人口数”调整后的版本。我认为，“有效人口数”估计值在此尤其靠不住，所以我对这些图表并不是十分自信，但它们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版本：

左上：电影（每年发行的电影在排名前1000部电影中的数量，经平滑处理且除以了“有效人口数”指数）；

右上：专辑（每年发行的专辑在排名前1000张专辑中的数量，经平滑处理且除以了“有效人口数”指数）；

左下：电视节目（每年发行的电视节目在排名前100部电视节目中的数量，经平滑处理且除以了“有效人口数”指数）；

右下：电子游戏（每年发行的电子游戏在排名前100部电子游戏中的数量，经平滑处理且除以了“有效人口数”指数）。

电影、专辑、电视节目、电子游戏：每年发行在前100~1000名中的占比之和（平滑处理且除以了“有效人口数”指数）

书籍：我拥有的最长系列

我不太确定把这一部分放在哪里，但是，在我拥有的数据集中，来自Greatest Books的数据集^[9]是唯一一份自1400年至今测量了相同事物的：

我认为，末尾的衰落或许只是因为，更多的新书还没有时间进入该网站使用的榜单中。

这是经有效人口数调整后的版本：

小说在1600年左右的巨大峰值主要是由莎士比亚驱动的，这里是排除了莎士比亚的小说数据：

解读

我观察到的普遍模式是：

（1）在绝对意义上，我们在“广受赞誉的艺术/娱乐”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产出似乎普遍持平或上升（电影和现代音乐是例外；它们的衰落紧跟着电视节目和电子游戏的兴起，我认为不同人对这个现象会有不同的解读）。

（2）考虑有效人口数的调整，我们发现，任何领域普遍会在到达初次峰值后迎来相当稳定的衰落。

对我而言，“创新即采矿”假设在此是对艺术和科学发展趋势最自然的解释。根据这一假设：

（1）基本的情况是，某一领域的创新主要受制于有多少人在尝试创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想法会越来越难被发现”。

（2）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以下似乎符合上文的图表的情况：特定领域（文学、电影等等）先是变火（有时因为新事物在技术上变得可行，有时因为文化，或有人在此展现了实现令人兴奋的事物的能力），导致更多人们开始在此方向投入精力；而由于以前相关的关注度不高，有许多成果很容易被采撷，所以产出在最开始非常高，随后随着时间推移，人均产出下降。

我想“糟糕品味”也是一种解释，但我并不认为它能够解释科技领域的模式（或者，为什么它们和艺术以及娱乐领域如此相似）。另一篇文章会详细讨论我对于“糟糕品味”与“创新即采矿”关系的看法^[10]。

对“黄金年代”假设的质疑

我认为“黄金年代”假设对我们的帮助十分有限，根据该假设，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早期的文化在支持创新者方面做得特别好，复制那些文化就能让当代有更多的产出。以下是我对此怀有质疑的一些原因：

它没有特别的证据支持。我认为，对于情况可能的解释，“创新即采矿”是一个好的、简单的初步猜测。大多数人发现，科技领域里“新想法变得越来越难被发现”符合直觉，我想，“直觉”的定义在艺术领域更佳因人而异，但同样的想法基本上也适用，正如我在这里论证的一样^[10]。

而且，在上文的数据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与这一假设相悖的部分。

（1）例如，在大多数图表中，唯一的“黄金年代”常常出现于产出的早期高峰，自此之后“生产力”便会下降，这种趋势与“越早越有优势”的思路一致。晚期峰值超过早期的情况十分少见，但也暗示着“黄金年代”的出现无法简单地用时期较早来解释。（一般来说，如果大多数故事只是“文化差异”而不是“想法变得更难被发现”，我认为应该会出现更多起伏。）

（2）正如补充材料中讨论的^[4]，我也试图寻找是否有“黄金地理位置”，即一些特别的、产出远超他国的国家，不过并没有发现什么令人信服的迹象。

（3）在大多数情况下，艺术和科学“生产力”的下降非常稳定（除了近期刚出现的现代艺术形式）。你可以试着将这种现象解读为“真正的黄金年代在1400到1500年间，自那之后，一切都在稳定、平稳地走下坡路”，但这并不符合直觉。

“黄金年代”的说法经不起推敲。我听过很多人闲谈中对“创新的黄金年代”的憧憬，但是，过去的文化究竟哪里更好，我并没听说过听起来合理的解释。

在科学和技术领域，我有时会听到一种观点，认为现代的学术系统令人窒息，如果创新者能独立获得资助（通过他们自己或赞助人的财富）并自由地探索他们的好奇心，那么他们会表现更好。但我认为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下创新停滞的问题：

我猜测，以人口百分比来说，（和过去比）如今有更多的人经济独立、并有能力自由探索他们的好奇心。随着贫富差距的增加，潜在的赞助人也更多了。因此，现代的学术界很难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除非它吸引了非常多原本要“自由地探索他们的好奇心”、如今只能遵循学界规则的人。这在我看来很牵强。

我也注意到，现代的科学突破似乎大多（尽管并不完全）来自于拥有传统专家资格的人。如果“自由探索好奇心”的模型真的更好，它应当会带来更多的科学突破，因为正如上文所说，如今许多人都能自由探索他们的好奇心。

另外，这一说法很难解释为什么艺术和科学领域都经历着类似的趋势，在音乐界或文学界中，并没有任何和“学术界”等价的概念。（你可以说，电视和电影领域的艺术家们受到了更多官僚主义的影响、因为这些艺术形式的制作成本很高，但艺术的“衰落”早于这些形式的出现。）

我的确认为，过去有更多贡献跨越了学科界限的创新者，他们的基本风格和方式可以被描述为“不拘一格的、创造概念的自由思想家”，而不是“追求具体狭窄问题的知识分子工蜂”，这可能是事实。

• 我认为，这其实是“创新即采矿”的一种功能：当代，有更高比例的创新适合由“知识分子工蜂”而不是“不拘一格的自由思想家”类型的人来达成，因为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创新前往往需要吸收大量的前置知识。
• 学术界的确更会奖励“知识分子工蜂”，但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大多数潜在的（且经济上负担得起的）“不拘一格的自由思想家”都不会参与。

我更没听说过什么听上去合理的解释，来解释过去的文化究竟如何产生了更好的艺术。

“衰落主义”十分普遍，认为当下社会正在“迷失方向”——我就曾看到很多类似的、站不住脚的论点，认为过去比现在更好^[11]。对此，我倾向于认同Our World in Data的观点^[12]，即（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偏爱“衰落主义”。

我也怀疑，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对过往成就的主观排名往往更加青睐过去。为了佐证这一点，下面是一个和前文相似的图表，但内容是对棒球^[13]和篮球运动员^[14]的主观排序：

左：棒球运动员（前100人每一年的生涯中位值，经平滑处理）；

右：篮球运动员（前96人每一年的生涯中位值，经平滑处理）

忽略末尾的下落（我认为它只是因为榜单不久前才出炉），这些图表在我看来并不能说明什么。毫无疑问，两项运动的水平随着时间推移都明显提高了。说明棒球球员水平提高的链接如下*。而对于篮球球员的水平，只要看看不同时代的视频就能看出来。

*译者注：https://www.theringer.com/mlb/2019/3/29/18286389/best-players-ever-woba-adam-ottavino-babe-ruth?ref=cold-takes

需要更多的研究

本文做了很多业余的数据整理工作，我认为对“当代贝多芬之问”更加严格的、学术性的努力可以取得更大的进展，通过以下这些方式：

（1）对“有效人口数”更好的估计（创新“努力”的增长速度有多快？），这对“创新停滞”程度的具体估计值很重要。

（2）更加系统地评估科学和艺术领域不同创新的重要性，并探究这对于创新的速度意味着什么。我猜测，这个结果将很大程度影响我们判断目前是否正在经历“创新停滞”；例如，如果你看一下流行文化的而非评论家的意见，现代看起来在产生艺术/娱乐方面卓有成效。

（3）对那些看起来像“黄金年代”的年代和国家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并探寻具体是什么让它们具有不同寻常的生产力。

后记

Xhaiden：无论是贝多芬之问，还是钱学森之问，其核心都是想探讨：在社会各方面发展迅速的今天，如何使得创新或创新者更多。不论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仅就本文来看，作者很努力地试图从多个领域（科技、艺术、运动）的可用数据来挖掘背后可能体现出的创新趋势变化。读罢全文不难看出，作者主观上是非常青睐“创新即采矿”假设的，他似乎非常不太愿意接受过去可能更好这样的解释，尤其体现在他对于“黄金年代”假设的质疑。然而，正如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他们被誉为学科开创者，但在作者看来他们只是生得早，恰好身处这些学科临近创立的阶段，有点摘果子的意味。

“有人会说，如果把亚里士多德或希波克拉底移植到今天，他们可能会从头开始发明一个全新的领域，其意义可以媲美哲学或医学，我觉得这非常难以相信，但不会在此进一步论证。”这段表述让人明显感受到作者对两位古希腊人物的不信任甚至不屑，先不论是否将他们移植到当代，即使只是能够对一个学科的内容进行梳理、整合、提出概念、建立新学科，我想，这在任何时代都会是一项卓有成效的工作吧？

希望创新还是会继续的，正如不愿接受人没有自由意志一样。

参考文献

1.https://web.stanford.edu/~chadj/IdeaPF.pdf?ref=cold-takes.com
2.https://medium.com/conversations-with-tyler/peter-thiel-on-the-future-of-innovation-77628a43c0dd?ref=cold-takes.com#.303ljzhr2
3.https://www.cold-takes.com/past-and-future-of-economic-growth-paper/
4.https://www.cold-takes.com/supplement-for-wheres-todays-beethoven/
5.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sDgb4Io7UbNzHsO4s_ahuBVbMF8a4YPuIHq5P9P3epg/edit?ref=cold-takes.com#gid=1839498110
6.https://www.newthingsunderthesun.com/pub/bvmu4ol2/release/5?ref=cold-takes.com
7.https://www.nber.org/system/files/working_papers/w12058/w12058.pdf?ref=cold-takes.com
8.https://www.rollingstone.com/music/music-lists/best-albums-of-all-time-1062063/?ref=cold-takes.com
9.https://thegreatestbooks.org/?ref=cold-takes.com
10.https://www.cold-takes.com/how-artistic-ideas-could-get-harder-to-find/
11.https://www.cold-takes.com/was-life-better-in-hunter-gatherer-times/
12.https://ourworldindata.org/optimism-and-pessimism?ref=cold-takes.com#declinism

作者：Holden Karnofsky | 译者：Xhaiden | 审校：Dora | 编辑：eggriel、光影 | 封面：Dora | 排版：光影 | 原文：https://www.cold-takes.com/wheres-todays-beethoven/

直到现代，在美剧《别对我撒谎》（Lie to Me）中，虚构心理学家卡尔·莱特曼（Cal Lightman）通过解读面部表情来识别说谎者。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咨询机构提供收费的测谎能力训练营。更不用说油管上不计其数的测谎教程。你和你的亲友也有可能有你们独特的一套侦查谎言的方式。但是，我们真的需要依仗直觉这种东西吗？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已经对所有这些长期存在的猜测和主张，进行了实证检验。

的确，关于测谎力的研究^[1]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已发表的相关论文也不胜枚举。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由前文中提到的弗洛伊德和印度文本，所引出的两个关键问题，即，普通人探测谎言的能力到底有多强；以及，如果存在的话，什么样的行为标志着谎言？

– K. PARK –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研究员们通常会给被试看一个视频，视频里有一个人在讲一段故事。在一些研究中，这些视频来自现实生活中，在其他研究里，视频是请演员演的。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研究员们都知道说故事的人中哪些在说谎。被试的任务就是判断出视频中的说话人是不是在说谎。

比如说，在1991年的经典实验中^[2]，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和莫琳·奥沙利文（Maureen O’Sullivan）给被试看了几个护理学学生的视频。视频中，学生们在一边看视频（但该视频不在被试的视线范围内）一边大声地用积极的语言描述该视频的内容，并且形容自己当下轻松愉快的心情。

然而事实上，视频中只有一半的学生是真的在看一个表现美丽田园风光的电影；另一半的人实际上在看令人毛骨悚然和令人沮丧的视频——所以，他们附和着说的话语和表现出来的轻松心情其实是假的。为了让这些撒谎的学生装的更像，研究员骗他们说，装得越像就越有可能变成一个成功的护士（呃，这可能不完全正确）。

与此同时，该实验的被试——也就是被要求分辨谁在说谎的人——都是一些测谎专家，比如法官，精神科医生，刑事调查员。尽管这些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可能很在行，但是他们在该项实验中并没有成功地判断出谁在说谎，而且他们对这些人说谎指数的评级，和随便乱写也没太大区别。

– Stephan Schmitz –

这个问题的争议在，当事关重大时，撒谎可能更难伪装，所以欺骗可能会通过他们的行为泄露出去。

如果那些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测谎的人都不能胜任这一挑战，那么普通人岂不是更不可能了？确实，我们是真的不行。这一经典研究已被大量实验证实，这些研究的被试包括门外汉和专业的检察员，所有这些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一般来说，人们真的不能根据别人说话或者行为的方式，来判断他们是否在说谎。

该领域研究的批判观点认为，该类实验的结论并不能推广至生活，因为，在科研实验室的场景下，实验助手（在上述例子中，是那些护理学学生）是在引导下撒谎的，也就是说，不管他们是否被被试信任，对他们来说都没有明显的后果，然而在实验室之外的场景，撒谎者的人生却有可能全由他们伪装的能力来决定。因此，争论点在，当事关重大时，说谎者就更难伪装，所以欺骗可能会通过他们的行为泄露出去。

但是，仔细想想，你有多少次抓住别人说谎，又有多少次自己说谎时被别人识破？这里不仅指那些为社交互动而撒的善意谎言，还包括那些一旦被揭露就可能让你的生活天翻地覆的严重谎话，无论这些谎话是在职场还是个人生活中。我们认为，谎话是很难被识破的（除非撒谎者自己坦白），现阶段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我们的观点。

– Sylvain Sarrailh –

研究人员在进行欺骗的研究时，善于利用现实生活中的场景。他们选择了一些特别需要被相信的场景——例如和警察交流。然而，当研究对象观看嫌疑人否认向警官隐瞒任何事情的视频时，他们在区分说谎者和诚实者方面的表现仅略高于随机水平。

另外一项研究借助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也就是当儿童走失而警方并没有有效线索时，家长有时会拜托亲戚在电视上发寻人启事，恳求罪犯放人。但有时，这些被信任的亲戚实际上就是罪犯。同样的情况再次上演，当人们观看由这些看起来很伤心的亲戚在电视上苦苦哀求的视频时，他们很难分辨出这些人是在说谎，即便他们尝试了，他们的表现也和毫无根据地瞎猜相比毫无优势。

因此，尽管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非常确定地认为不诚实的人会表现异常，但科学却证明，人们是很难分辨谎言的。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说采用平均水平来概括所有人的测谎能力，具有一定的误导性——而是有证据表明，人们在测谎能力上的差异，小的惊人。先前声称某些特定人群——如焦虑依恋人群或精神病患者——天生是测谎专家的说法，已被证明在统计学层面是有缺陷的。

– Margarita Petrianova –

总体而言，说谎的人看起来不紧张，也不会回避眼神接触，就跟说真话的人无异。

为什么人们很难分辨谁在说谎呢？有如下两种解释：其一，并不存在一种百分百正确的行为能直接显示这个人在说谎；其二，就算有能一眼辨谎的行为，我们也不能很快识别出来，或人们也没法对此采取行动。

在现代社会，到处都是心理学传言^[3]，声称说谎会从身体上的焦躁、紧张、僵硬和回避显露出来。这样的观念是对的吗？谎言和欺骗行为会系统地渗透到说谎者的行为中吗？简而言之，答案是否定的。正如上述研究所示，对于说谎者行为的分析表明，整体而言，说谎者和说真话的人在行为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在日常情况下，在实验室研究中，在他们的自由可能受到威胁的现实生活环境中，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当研究者们把许多过往研究的数据放在一起，这些结果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即，相较于说真话的人，说谎者并不会显得格外的紧张，他们也不会躲避他人的视线。不过，他们的确会比说真话的人少做一些肢体活动，但是这个变化也是微乎其微的，这意味着对于尝试测谎的人来说很难捕捉。

在一个20年前的一篇详尽的综述中^[4]，贝拉·德保罗（Bella DePaulo）和她的同事们得出结论：“谎言的外表和声音都是无力的。”阿尔德•维吉（Aldert Vrij）及其同事在最近的文献综述中^[5]，再次肯定了这条结论，并且补充道“当只关注行为时，人们注定只是个平庸的测谎者”。最近的一个研究的思路是^[6]，我们是否能在不知不觉中发现谎言（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现行为迹象）？但这方面的证据充其量也是模棱两可的，离实际应用还差得远。

当然，有一种可能性是，某些撒谎行为表征实在是太广为人知，以至于撒谎者本人就会有意识地避免这些行为，比如，回避对视是一种被广为人知的撒欢的行为，他们就会在撒谎的时候直视对方的双眼。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种行为表征是人们无法轻易控制的？也就是说，撒谎的时候，这些行为能被测谎仪或受过训练的专员检测到。

– Andreas Lie –

一个可能的例子是“微表情”——一种由于情绪产生的微小而迅速的面部肌肉收缩。这个概念因电视剧《别对我撒谎》而广为人知，人们认为，对于没有接受过训练的观看者来说，这些表情几乎难以察觉。然而，大量研究向该概念的信徒们泼了一盆冷水。经过对面部肌肉视频的逐帧视频分析表明^[7]，人们实际上很少做出微表情，此外，当一个人说谎时，微表情出现的频率似乎并不高。

那么，我们该如何分辨谎言呢？根据常识，唯一一种可靠的测谎方式，就是从说谎嫌疑人的话语中找出与你所认知的事实有出入的部分。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研究后，科学家们对于警察的唯一建议就是，根据现实背景给的线索找出谎言的马脚。警察可以先让那个嫌疑人自述和犯罪案件有关的全部经过，包括自己的不在场证明或者可以证明他们无罪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他们对警方所持有的信息一无所知，嫌疑人可能会无意中说出与其他相关且可靠信息有出入的话，因此，警方便可以判定他们在说谎。

尽管大量科学证据显示出，“蓝光”并不会在说谎者说谎时亮起，但相信谎言可以以某种方式被侦察到的想法，却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而且这样的迷思看样子不太可能很快消失。许多现代人的休闲活动都依赖于人们无法察觉的谎言，但相信我们可以（或者至少可以）尝试这些内容：比如棋牌游戏，或者BBC经久不衰的保留游戏节目“我会骗你吗”。

在许多情况下，心理学上认为的测谎故事其实是具有双重性的：不幸的是，满口扯谎的人——比如在美国情景喜剧《宋飞传》（Seinfeld ）中的乔治·科斯坦萨（ George Costanza）或者某些政治家——已经觉得说谎无所谓了；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你可以省点事，不用看那些打着“教你如何辨别谎言”的油管视频或者咨询课程了。

后记

胡夏天：这篇文章从生物学的角度解释了测谎的不科学性。毕竟，谎言是如此常见的一件事，如果有某种途径可以测探言语的真假，那谎言应该早就在演化的历史中被淘汰了。反过来说，生活也正是因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而圆满。

光影：犯罪心理学可能是人们入坑心理学的原因，而微表情却是他们梦想破灭的第一课。殊不知经测谎一役被打入冷宫的的微表情，却已用于心理障碍的检测之中。回到测谎，它并没有因为人眼或传统测谎仪失效而被研究者放弃，尽管饱受弊病，但它依然随神经影像学及机器学习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acp.3971

2.https://psycnet.apa.org/doiLanding?doi=10.1037/0003-066X.46.9.913

3.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022022105282295

4.https://pubmed.ncbi.nlm.nih.gov/12555795/

5.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0609913/

6.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188332/

7.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3205594/

作者：Tim Brennen & Svein Magnussen | 译者：胡夏天 | 审校：光影  | 编辑：eggriel | 排版：骐迹 | 封面：Stephan Schmitz | 原文：https://psyche.co/ideas/heres-the-truth-about-how-to-spot-when-someone-is-l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