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降临在坦桑尼亚平原上。天空的紫色更深了，一条雌斑鬣狗独自醒来。它巡视着家族领地，用尾下的酸味粘性物划出界限。它试图从微风中嗅出发情雄性的气味，而无视了前夜的残羹令肚子发出的咕咕声和身侧的瘙痒。这只形单影只的鬣狗正在为了生存而选择接下来的行动。

但它并不孤独。它分泌的粘性物并不仅仅是它自己的功劳，也归功于成千上万居住在它香腺中的细菌。微风中潜在异性的气味也来自于独特的微生物群。它肠道里的各种细菌帮助它消化食物，还有一些细菌则帮助它的免疫系统抵御寄生虫和病菌对皮肤和其他组织的入侵。

那么，在坦桑尼亚平原上挣扎求生的究竟是谁？应当把斑鬣狗和它体内的微生物分开看待吗？它们的相互作用是否形成了一种新的形式，超越了它们独立的存在？

“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低估了微生物对个体特征的潜在贡献，” 韦恩州立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凯文·泰斯（Kevin Theis）说，他研究帮助鬣狗分泌黏液的微生物，“如果决定重要特征的基因是来自于微生物而非动物本身，那么我们需要采取系统的观念，将宿主-微生物系统看作一个整体。”

仔细观察任一动植物，你都会发现一大群细菌、真菌、病毒，它们形成了一个复杂而相互关联的生态系统。近期激增的一系列研究展示了我们如何高度依赖这些微生物来维持身体机能，为“何为个体”这一课题带来了众多疑问。

消化和免疫等生命功能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在自然选择，即差异化生存繁衍作用下，在单个有机体范围内发展和完善的。但如果我们的身体不是由同种细胞独裁统治，而是多种细胞的联合国，我们又该怎么解释它们的演化呢？

一些生物学家呼吁对演化论进行全面升级，称过去由研究更大、更易理解的生物而发展出来的想法已经过时了。另一些人则认为现存理论只是需要更谨慎地使用。所有人都同意，宏观和微观世界不可避免地相互依赖，而生物学家必须探索其相互关系的前沿。

从不孤单

“我们从不是独立的个体，”在2002年发表于《生物学评论季刊》（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上的一篇论文中，史瓦兹摩尔学院的发展生物学家斯科特·基尔伯特（Scott Gilbert）及其同事发出了这样的宣言。这篇大胆的文章回应了先前重新将复杂有机体定义为一种新个体——“全生物”（holobiont）的呼吁。全生物这个术语包括了宿主动植物和它身上全部的组成微生物。一个全生物体内的所有基因，包括宿主的基因和微生物的基因，组成了“全基因组”（hologenome）。

泰斯及其同事在期刊《mSystems》上写道：“全生物和全基因组是 ‘自然界无可争议的事实’。”全基因组不只包括了宿主基因，由于至少有一部分微生物基因对宿主的存活和繁殖有重要影响，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全生物的进化，就需要将全基因组作为潜在选择的一环。

“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我认为全生物和全基因组是结构定义，”范德堡大学的演化生物学家赛斯·波登斯坦（Seth Bordenstein）说道。波登斯坦和其他一些研究者认为，由于自然界中普遍存在这种与宿主相关的微生物，需要有新的词汇来指代它。“我们接受将染色体或基因组作为结构基础，而下一级结构就是全基因组。”他说。

“第二个问题是：全基因组重要吗?”他继续说道。没人知道微生物中有多大比例可以影响宿主的适应性，某些微生物显然只是搭便车的。但假如存在某种程度的合作，如宿主提供居所或营养换得微生物为其生产其自身无法合成的代谢产物，那么它们就不仅仅是占据同一空间的两个有机体，而是某种程度上二者功能的集成。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全基因组在演化上占有一席之地吗？

功能集成越紧密，宿主和微生物的命运越是紧密关联。波登斯坦说，对于这种全生物，你不能单独考虑宿主或微生物基因组的演化，因为个体特征是有机体们共同塑造的。“我们需要理解微生物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宿主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们如何共同运作，”他说。波登斯坦还认为，全生物超出了宿主与微生物的简单加和。它们的相互作用还产生了一个自洽的实体，自然选择可以像对单独的个体或基因那样，以同样的方式作用于这个实体。

全基因组进化论的拥护者认为，如果宿主和微生物之间存在着世代相传的忠诚合作，那么全生物就将众多不同的、分离的进化谱系融为一体，形成一个由许多物种组成的联盟，其中的成员对整体功能均有贡献。只有当把全生物看作一个单一的实体、一个能够被自然选择塑造的整体时，我们才能理解它的复杂性。

变异和遗传

全生物通过自然选择演化代表着什么呢？全生物是如何形成整体特征，而不是某一类细胞经自然选择后散布到整个种群？经典自然选择演化论认为在一个拥有不同特征个体的种群中，其特征影响着可能拥有的后代的数量。这些特征必须是可遗传的，即稳定地代代相传。假设某个特征可能使某些幸运个体的生命周期或后代数量增倍，但除非它可以遗传，否则就是走进了演化的死胡同。

全生物是否符合演化实体的标准？微生物和宿主的基因组可以以深度影响宿主适应性的方式互相作用。但我们是否像遗传基因组那样遗传微生物还尚无定论。

亲代确实会将微生物组传递给子代。例如，一些雌性臭虫会在刚产下的卵附近留下一个粪球，作为幼虫的第一餐，从而将母亲的肠道微生物群传给它们。通常，非剖宫产所生的人类婴儿在分娩中会获得母亲的阴道微生物。母亲的微生物也会通过亲密接触和母乳喂养而传递给婴儿。尽管最终微生物群落会随着儿童在世界上的活动更自由而改变，但这些早期微生物在免疫系统发育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并不是整个微生物组都会从亲代传给子代，但波登斯坦说这没有必要。“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认为微生物组会被完全遗传。”但他和其他人认为如果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被遗传了，那么其相互作用和演化需要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揭开全基因组中的漏洞

其他研究者认为，演化中全基因组的概念将可被选择的单位的概念扩展成了不一致的。“仅仅因为微生物某时某地出现在一个有机体身上并不代表它们就是选择的一个单位，尤其在它们还不能被垂直传播的情况下，”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研究微生物的演化生物学家琼·施特莱斯曼（Joan Strassmann）说道。

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纽约城市学院的生物哲学家德雷克·斯基林斯（Derek Skillings）说：“我不想明确声明垂直传播是必要的，但这是最可能解释搭档关系作为整体一起逐步演化的机制了。”

斯基林斯和其他评论家认为，寄生体的垂直传播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不足以让全生物成为演化的一致个体。许多宿主的微生物都是从外界环境获得的，而非其亲代。即使共享同一环境，也没什么理由假设亲代的微生物会转移到子代身上。即使微生物的种类是一样的，直接的垂直传播对形成演化个体也是必要的。

斯基林斯继续说道，自然中物种的重复同时出现并不代表它们就有共同利益。试想一对被困在永恒斗争中的宿主和寄生虫：它们每一代都共同出现并试图颠覆对方。你甚至可以想象同一族系的宿主世代被同一族系的寄生虫感染。然而，斯特林斯认为，即使稳固如这段关系，只有分开考虑各族的利益才能明白其间关系。而全基因组概念的支持者认为合作、竞争甚至中性关系都可以影响全生物的演化，这使得争论偏向了如何厘清这段关系的方向，而远离了事实本质。

施特莱斯曼认为仅关注全生物会导致许多对微生物的忽略。许多与宿主相关的微生物也会在宿主外度过一大部分生命周期，面对着全然不同的选择压力。她说，全生物的概念遮蔽了我们对这些微生物演化的理解，让我们只关注宿主环境，而忽略了其他栖息地也可以影响微生物的特征。

全生物中心论的批评者并不是轻视研究微生物和宿主相互关系的重要性，而是认为全生物的框架几乎总会误导方向。他们将全生物看作生态群落，而非演化中的个体。微生物的寄生关系很重要，但这并不代表“我们需要全部忘记已知的演化和自然选择如何作用。”施特莱斯曼说。

但将已存生态和演化理论应用到新的微生物世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物学家布里特·科斯凯拉（Britt Koskella）提醒我们。许多这些理论都是为解释动植物如何相互作用和共存而建立的，“许多已被研究透彻的微生物生态学理论都无法适用于此，”她说。

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演化生物学家琼·施特莱斯曼认为，演化中的全基因组概念离可被选择单位的想法相差甚远。

以生态演替为例，它是一个评估某群落如何随时间聚集的框架。例如，一个新岛上植物群落的状态可能更多取决于物种抵达的顺序和它们填补的生态位，而非植物的本地演化，因为演化总是很慢。

但细菌演化得比动植物快得多，而且它们可以通过水平基因转移瞬间交换基因。“现在你得考虑微生物抵达，和通过变异或空间转移在其他物种出现前填补空缺生态位的可能性，”科斯凯拉说。细菌演替可能以与传统演替不同的、反直觉的方式进行。

科斯凯拉还说，其他要考虑到的区别包括宿主免疫系统对微生物的影响，以及微生物积极改造环境的能力。她认为理论家们需要全面考虑他们模型下的基本假设，以及它们是否平等地适用于微生物；而实验者们则需要检验这些模型的预测结果。“饰演者和理论家的对话很重要，”科斯凯拉说，“数据太复杂了，而且我们很快会遇到超出直觉的状况。”

解决经验问题，比如大部分全生物被遗传的几率、群落在世代遗传中究竟有多稳定，可以帮助人们形成更敏锐的直觉，并为理论工作提供信息。科斯凯拉说：“我们可以继续提出问题和搜集数据，但没有理论，你就无从得知如何着手理解或检验这些复杂性。”

关键在歌曲，而不是歌手

一种激进想法试图通过完全改写问题来开辟第三条道路。它的拥护者呼吁忘掉那些是什么微生物在相互作用，或者它们是垂直传播还是水平传播的细枝末节，转而关注相互作用，即各种微生物参与实施的稳定代谢过程。

“关键在歌曲，而不是歌手，”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的演化生物学家W.福特·杜利特尔（W. Ford Doolittle）说。他和在达尔豪斯的前同事奥斯汀·布斯（Austin Booth）将滚石乐队的一首歌“The Singer Not The Song”的标题颠倒过来，为他们的原创想法命名，缩写为ITSNTS。他们认为这个想法抓住了全生物理论吸引人的精髓，即将全生物视为不同种系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稳定网络，而不分别赋予它们在演化中的独立身份。相反，是过程本身形成了某种演化谱系。

杜立特尔和布斯首先观察到肠道微生物群包含横跨许多细菌种类的物种和菌株，但是这些微生物的核心功能被显著保留了。这些拥有不同参与者的网络在代谢循环中起作用，其中一些细菌将营养转化为代谢产物，其他细菌再将它们的代谢产物转化为另一种代谢产物给宿主利用，如此循环。这些功能步骤中的许多可以由肠道中存在的无数菌株来执行，使得任何特定菌株都可能显得冗余。但是循环本身能够持续运行，不管参与的是哪些细胞。

杜立特尔用氮循环来解释该想法。大气中的氮通过各种各样的细菌、植物和分解者，比如真菌，发生一系列化学态转变。循环中的每一步都可以由无数属于同种“功能集团”的物种来完成，但过程本身保持惊人的稳定。

一旦这些网络存在，就会制造出可供其他微生物占据的生态位。循环变成了一个可供不同谱系生活的结构。“如果你上一个台阶，将这些相互作用的网络想作实体种群，你就会明白它们是演化的单位。”布斯说，“这将颠覆传统的演化观点。谱系的物质基础无关紧要。”

杜利特尔和布斯把这比作歌曲作为文化实体而持续存在的方式。杜利特尔说：“有些歌已经持续存在了很长时间，主要是因为其被万口传唱。”各个歌手来来往往，但即使在不存在乐谱和录音的文化中，这些歌曲通过合适的天才歌手传唱而在新一代中存活下来。类似地，一旦新陈代谢网络存在，不同谱系的有机体就可以演化以执行一些定义其的相互作用和过程。演化支持这种关联，因为这对于不同谱系的“自私的”个体或基因来说是有利的。

通过差异延续来对过程进行选择当然是一个不寻常的观念，但并非无前例。观念以“模因”的形式在文化中演化，虽然仍有争议，但许多人认为其并非不可信（模因概念本身就是受基因生物学概念启发的）。同样，将观念或模因换成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它的延续取决于其招募微生物来执行它的能力。

这个框架对于研究全生物有多大用处还有待观察，且还有许多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对于许多进化生物学家来说，将差异延续类比于差异性繁殖的观点略显奇怪，同时如何定义代谢网络也尚无定论。

肥沃的土地

关于演化究竟如何运作的激烈争论从未停息。“看看演化观念的历史，你会发现它几乎始终处于这种辩论中，”布斯说，他提到了早期关于进化是逐渐进行还是间歇进行的争论。

“可以肯定地说，微生物演化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因为它抛弃了那么多的传统观念，或者至少重塑了它们。”

“我认为我们才刚刚开拓一个新领域，”波登斯坦说。他以遗传学诞生的早期为例，“这些早期的问题都很基础：什么是基因？基因如何遗传？”如今，生物学家才刚开始解决这些关于微生物-宿主相互作用的基本问题。“谁在那里？全生物的复杂性是什么？它的各个部分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花上一个世纪的功夫来解决。”

翻译：狼顾；审校：玛雅蓝；编辑：Clover Honey 

斯里兰卡的一只神秘野猫也许能告诉我们答案。

最先不翼而飞的是金鱼。时不时地，办公室门外小池塘里的金鱼会在一夜之间少掉几条。金鱼不值钱，所以大家也懒得调查——案发地点位于一座非营利性环保组织的办公楼，处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市繁忙而燥热的中心地带。

接着龙锦鲤也失窃了。这种长着口须、流光溢彩、宛若天仙的日本鲤鱼每条价值约一万斯里兰卡卢比（65美元）。为了搭配奢华的风格，房东买了十条龙锦鲤。很快，他只剩七条。然后，三条。

房东慌了，安装了四个监控探头来抓小偷。高高的水泥墙围绕着一条狭窄的车道，池塘就坐落在车道尽头，所以那位鲤鱼大盗要么有钥匙，要么有跳上围墙并悄无声息着陆的超能力。房东想象不出什么人会偷一条鱼，但他急切地希望找到真凶。就在探头装上后没几天，安雅·拉娜雅卡（Anya Ratnayaka），当时在公益组织做文职工作的一位年轻而激进的环保主义者，被一连串短消息吵醒了，而且短消息里全是感叹号。她之前对锦鲤连环失踪案没什么兴趣，但当她解锁手机，看到一张探头拍到的模模糊糊的嫌疑犯照片时，她知道自己的人生即将改变。

小偷是一只猫。一只大猫。不是那种出来遛弯的软绵绵的宠物猫，也不是正在寻觅残羹剩饭的骨瘦如柴的野猫。它就像一只缩小了的豹子——或者一只苦练拳击的家猫。这家伙有黑色的斑点、小巧的耳朵和魁梧的肩膀。在夜色的掩护下，它完美避开了办公建筑群的所有障碍物，轻快地滑到雨棚下面，在池塘边着陆。照片里，它正俯身贴在池水边缘，耐心地等待着向65美元一份的夜宵出击的时机。

拉娜雅卡立刻辨认出了这是一只渔猫（Prionailurus viverrinus）。和猫科动物家族的绝大多数伙伴不一样，渔猫可喜欢水了。它们以沼泽为家，尤其是亚洲的芦苇湿地——遍布印度到马来西亚等国。它们还会游泳。它们的脚长得像蹼，短短的尾巴像舵，当它们沿着自家“海景别墅”边的水道泅游时，还会发出鸭子叫一般低沉的呱呱声。它们绝对名副其实，当它们从河岸跃入水中突袭毫无防备的鱼儿时，姿势优美有如跳水运动员。

世界上的渔猫专家屈指可数，拉娜雅卡是其中之一。当她研究那些在科伦坡周围湿地溜达的渔猫时，偶尔听说过有人在城市地区看到它们的传言。但是从未有人在离湿地很远的大都市拍摄到它们——确切地说，在地球上的任何城市都没有——直到2015年春天，一只锦鲤大盗被她办公室外的探头抓个正着。而现在，拉娜雅卡的手机保存了第一份证据——它可以证明那些隐居动物正被某些东西召唤着（或强迫着），来到亚洲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核心。

自那时起，拉娜雅卡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项城市渔猫研究，辨认并追踪一小群分散在科伦布各处的渔猫；它们在屋顶上跳跃奔跑，或是在下水道里摇着尾巴蜿蜒前行。拉娜雅卡想知道，它们如何适应这种陌生的环境，以及它们适应的速度是否够快，让不断侵占它们自然栖居地的城市成为一个可持续的新家园。突然，她发现有一个大胆的理论似乎可以解答她的疑问。有些科学家推断，只有一个物种中最聪明的成员得以在危机四伏、瞬息万变的城市世界中幸存。若果真如此，城市或许正在让栖居于其间的动物变得比乡间小伙伴们更聪明。

野生动物研究者必须面对认知科学最令人望而却步的问题：如何定义智力？

对于拉娜雅卡的研究中那些并不知情的城市拓荒者来说，城市生活对它们大脑的影响是决定它们命运的诸多因素之一。然而，要真正理解这些影响，野生动物研究者必须面对认知科学最令人望而却步的问题：如何定义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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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和其他南亚城市相比，科伦坡的扩建速度也是惊人的。这座沿着印度洋海岸线铺开的城市，自丝绸之路时代起便是一个国际贸易中心。然而，一场残酷的内战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打到本世纪初，重创了斯里兰卡的现代经济。战后，科伦坡急速发展，恢复繁荣。大量新企业流入，对热带气候甘之如饴的游客蜂拥而至；西方风格的科伦坡北区现在摩天大楼林立，到处是整洁的咖啡馆和嘈杂的夜店。同时，愈发蜿蜒的城市边界也以摧枯拉朽之势一路向周围的丛林挺近。

一个闷热的二月早晨，拉娜雅卡带我去看她从前办公室那只淘气锦鲤猎手的栖居地。她把我塞进电动三轮车的后座，我们一路摁着喇叭穿过满满当当的街道向北进发。十字路口到处可见散发着炫目光晕的菩萨像；一切都闻起来像熏香、垃圾或是汽油。

我们正颠簸缓行，拉娜雅卡——这个29岁的紫发女人，曾经用巧克力酱罐头装渔猫粪，放在爸妈的冰箱里——愉快地提到了那位“毛手毛脚”的小偷的奇异之旅；她给这只年轻的公猫起名“蛟”，意思是日本传说中一种生活在水下的神龙。蛟项圈上的 GPS 数据显示，它不仅出没于当地的池塘和运河，而且曾经造访一家闪着霓虹灯的电影院的停车场，和一个多车道环岛的正中央。他的领地约有2平方英里那么大，而且绝大多数面积都被沥青和车流覆盖着。

我们的三轮车转了几个小弯，行驶到了铺满落叶的岔道上，最后突然停在一条更加荒僻的断头路上。摇晃的棕榈树叶遮蔽了烈日炙烤下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部分配有池塘和花园。她鬼鬼祟祟地使了个眼色，把我带到一幢无主的房屋附近。我们穿越一排停靠的摩托车，附身经过一座阳台，停在了一个灰蒙蒙的空房间的小窗下面。窗下的墙壁上沾满了尘垢。半晌我才明白过来，那些都是猫爪印。拉娜雅卡说，这个废弃的房间是蛟最喜欢的藏身处。

在科伦坡的混乱之巅，拉娜雅卡的猫儿们已经将隐蔽的通道和晦暗的避难所织成了一张网；这张网就在人类世界里，我们却几乎看不见。拉娜雅卡告诉我，蛟会在晚上爬上邻近的高墙，偷偷摸摸地赶路，再一阵猛冲穿过几片绿植，最终到达附近运河的低岸。从这里，他可以小跑着去电影院，然后在天亮前溜回家，到池塘里抓些鱼。“从项圈记录的数据可以看出，这家伙挺怡然自得。”拉娜雅卡说，“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有一套固定的路径，从来不跑偏。”

这一隐蔽的策略似乎颇有成效，至少现在来看是的。拉娜雅卡已经在科伦坡各处定位了另外10只渔猫。其中几只——可能是蛟的直系亲属——漫游在喧嚣的商业区；另外几只坚守着城市角角落落的湿地公园。在这两种不同的环境中，他们都能愉快地沿着既定的路线玩耍，拉娜雅卡还断言许多渔猫是在科伦坡市内出生的。也许是这里独特的城市规划为渔猫提供了立足之地，按照拉娜雅卡的说法，宽阔的运河系统构成了科伦坡的大动脉，而蛟和他的城市表亲们把运河当成了猫猫高速公路。

在一条运河上的一座老旧的拱形桥上，我们结束了旅程。我们用手遮住阳光，远眺碧绿的河水，一个发福的男人开着摩托艇突突驶过。运河旁有条杂草丛生的纤道突起着，在花丛树木的遮蔽下若隐若现，我自然开始想象渔猫在纤道上奔跑的景象。事实上，附近一所音乐学校的老板已经目睹了一只猫在校园池塘里偷鱼。

然而，绝大多居民从没在科伦坡市内看到过渔猫，更别说他们大概也认不出来。拉娜雅卡和我在桥上问起两个值日班的交警，他们摆摆手表示没见过。其中一位还打包票说：“科伦坡是没有渔猫的啦。”

当天晚上，我花了十分钟尝试向我短租公寓的房东，热情可掬的谦达拿·帕蒂拉格（Chandana Pathirage）先生解释渔猫的事情。直到我在手机上谷歌了图片，并告诉他这种猫有时候偷吃人们养的鸡甚至家猫的幼崽，他才茅塞顿开。“啊，我听说过类似的故事！”他说，“有人说它们是从外头来的。它们晚上出现。它们杀死小猫，吃松鼠、小鸟、老鼠。它们抓池塘里的鱼。”他告诉我，人们把这种猫叫做“贼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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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地球上近10%的陆地将会被城市覆盖。现在，地球上超过一半的人口住在城市地区，还有一些动物，数量未知——比如伦敦地铁里那些嗡嗡叫的蚊子，它们已经安家落户很久了，甚至演化出了独特的基因，再比如孟买镇上那些追着流浪狗到处跑的豹子。科伦坡是全球城市化浪潮的前哨阵地：树上住满了衣着华丽的喜鹊和鹦鹉，它们合唱起来简直是游戏机房；壁虎爬上墙壁，大腹便便的巨蜥在灌木间流窜；一天晚上，我看到有条小船一样长的鳄鱼在湖里闲庭信步。

如果说关于城市适应性有什么未解之谜的话，最令人迷惑的当属：城市生活对动物的大脑做了什么？

一些动物在城市落脚，只是因为无处可去。也有些情况下，它们很乐意地主动搬来，因为城市里有现成的食物或其他一些野外不具有的优势。比如芝加哥的丛林狼，只要待在城市的地界内，就可以避开陷阱和穷追不舍的猎人。“城市对于它们确实是一个巨型避难所。”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野生动物生态学家斯坦·格特（Stan Gehrt）说，他研究这种犬科生物将近二十年了。“城市的地貌有许多无人占领的角落和缝隙，丛林狼把这些地方好好地开发利用了一番。”

如果说关于城市适应性有什么未解之谜的话，最令人迷惑的当属：城市生活对动物的大脑做了什么？一些对于城市中野生动物的研究已经表明，城市可以对动物行为产生让人瞠目结舌的影响。格特研究的豺狼不仅知道哪里过马路最安全，还学会了依据车速和车流量避开交通拥堵。那么，像这样的行为转变是否意味着城市动物经历了更深层次的思维模式变化？我们甚至可以问，城市动物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些问题让野生动物生态研究者中的一小部分人困扰不已，这些生态学家趟进了“城市动物智力”话题的浑水。研究者们在一些发达的大都市放置了一些简单的谜题装置，通常是很难开启的食物罐头之类，以比较城市动物的问题解决能力与它们的野外朋友有何差异。结果令人惊喜，从加拿大浣熊到巴贝多红腹黑雀等多种动物，居住在城市的都比栖居在乡间的表现好得多。尽管几乎在所有场合都是“狡猾者生存”，一些科学家提出，城市等陌生而变化无常的环境对一系列广泛的认知能力都有极高的要求。

按照这样的思路，他们最终推测道，或许城市对演化之路的扭曲作用，已经强大到使得栖居于期间的所有动物都更加聪明的地步——当然，前提是这些动物先得在城市生活中幸存下来。这一理论引发了众多争议。即使是支持它的研究者也立刻提出了疑虑：智力是很复杂的。没有人认为新环境是让动物变聪明的唯一驱动力；动物互动的方式，它们如何相互学习，还有它们身处的物理环境的性质，都被认为是影响个体动物行为以及大脑世代演化的重要因素，不论它们住在哪儿。

更别说，到底什么是智力呢？研究者们任何企图验证“城市让动物更聪明”这个概念的尝试，最终都被卷入一场肆虐了心理学界一百多年的持久战。要测量一个人有多聪明，并不存在世人普遍认可的的方法。人类的智力涉及多方面，难以捉摸，而且它的起源很模糊。定义其他物种的智力就更难了。

“我们研究领域最大的挑战不是如何回答某个问题，因为我们连应该怎么提问都不清楚。”怀俄明州立大学的行为生态学家萨拉·本森-安兰（Sarah Benson-Amram）说，她正研究浣熊智力。“我们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我们不知道每种动物具体如何感知世界。你该如何给各种生物进行一次公平的智力测验呢？——即使退一步，只测验一种动物，就能做到吗？”

然而，研究新环境中的动物，或许可以帮助科学家们形成一个适用于所有物种的智力定义。本森-安兰和该领域内的一些其他学者，将目光聚焦在了灵活性（flexibility）上。灵活性一直被看作衡量智力的必要标准。“面对环境变化，你能改变自己的行为反应，你不会把曾经管用但现在失效了的老一套反复搬出来。”本森-安兰说。这一定义智力的方法——研究者也称之为“行为可塑性”——与所谓某一物种的特殊智力截然不同。本森-安兰举例说，一只灌丛鸦能够贮藏成千上万颗种子并记住每一颗的位置，这显然是一种特殊的敏度。但是要对付城市里那些陌生的障碍，她这样假设道，动物需要一整套兼具多样性和综合性的智力技能——洞察力、谋略、远见等等。

拉娜雅卡正是想知道科伦坡的渔猫是否比城外的兄弟们更具灵活性，她搜集了该群体的饮食、睡眠习惯、领地及其他行为的数据。然而，假如科伦坡真的让渔猫更聪明了，故事可能会发生悲剧的转折：那些最可能在城市茁壮生长的动物，也可能是最先死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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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斯里兰卡遇到的第一只渔猫已经被冻成了冰棍。我看到它纯属巧合；一天傍晚，我到城市边界的湿地远足，莫名走到了一所野生动物康复中心。我看到一块沾满泥土的建筑群指示牌，还有猴子在树林间舞蹈，顿生好奇心，于是沿着木板小道来到了一片林间空地。那儿全是巨大的笼子，装满了来自科伦布及周边地区的受伤动物：一只独腿老鹰、一头病恹恹的野猪、一只绑着绷带的豪猪。一个名叫维布沙那·班达拉（Vibushana Bandara）的满脸稚气的管理员告诉我，康复中心不对公众开放，但他还是友好地决定带我参观一下，而没有报警什么的。

他教我把小香蕉递给几只濒危的紫脸叶猴——这一物种遭到了科伦坡高速城市化的“屠杀”。然后他把我领到一间快散架的办公室外，打开一个工业用冷冻柜，向我展示了一大堆保存在里面以供未来研究之用的动物尸体。他用一只手往冰里挖，拎出来一只渔猫。这只斑点生物跟石头一样硬，被固定成了对折的姿势，四只爪子挤在一起。班达拉抓住它一条腿提起来，解开保护用的布料，它的整个身体依旧僵在半空中一动不动。

不久前，这只瘦小的母猫在城外不远处被车撞死了。康复中心每个月都要接收一两只渔猫，班达拉解释说，可惜多数已经死了。凶手常常是汽车或摩托车。班达拉咣当一下把猫扔在我们身前的草地上。霜冻散布在她的爪子和鼻子上。她嘴巴周围有冻住的血，一侧大腿上有条深深的伤口，经过冷冻变成了蓝色。

科伦坡的一些环保主义者猜测，斯里兰卡内战其实对城市周边的渔猫起到了保护作用。虽然在持续猛烈交火的斯里兰卡北部地区，暴力给野生动物带去了沉重的灾难，科伦坡却只有零星的爆炸等暴力冲突——这足以遏制城市的发展，让湿地和那儿的野生居民们享受了数十年祥和的岁月。如今，科伦坡扩展了，正在适应城市生活的动物们也必须面对它们最大的敌人：我们。

本森-安兰与其他两位研究者近日在期刊《动物研究》（Animal Behavior）上发表论文称，对于那些最擅长利用城市资源与机遇的动物来说，这一情况尤为棘手——而且这是个自相矛盾的麻烦。没错，城市生活无处不在的谜题能够筛选出一些代表智力的特征，比如较高的创造力、学习能力、记忆力，还有勇敢和好奇心——论文中写道。然而，这些特征同样能驱使浣熊入室打劫你的垃圾桶，驱使美洲狮趁你呼呼大睡打碎窗户从天而降，或者，驱使渔猫把你养在木屋门前的毛茸茸的幼猫叼走。

这样的遭遇对于当事的人类是坏事，对于作为入侵者的动物同样很糟糕。过去三年间，在斯里兰卡死于汽车轮下的渔猫超过100只，然而这些猫科动物面临的威胁远不止于此。在科伦坡北部农村，村民处罚渔猫的方式人尽皆知：一旦渔猫在偷鸡时被笼子困住，人们便把沸水倒到它们眼睛里。在全国各地，时有渔猫因被当成豹子而被追赶并杀害，斯里兰卡人一般很尊敬远处的豹子，但一旦靠得太近，就怕它会扑上来。（渔猫和豹子不一样，迄今未曾有过渔猫攻击人类的记录。）

假如渔猫可以选择住在丛林还是城市，它们百分百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在拉娜雅卡的想象中，一只科伦坡渔猫的生活在大多数时候应该是充满恐惧的。人类在城里过马路都要被吓死，她说。“而且好多人家养狗。有人用老鼠药灭鼠，猫又去吃中毒的老鼠，这很可能致死。”

拉娜雅卡怀疑，假如渔猫可以选择住在丛林还是城市，它们百分百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虽然它们有时会从城市环境中得到好处，但科伦坡的危险总是紧追不舍。回到拉娜雅卡刚认识蛟的时候，她每天都会把办公室池塘里的鱼补齐，这样他每天晚上都会回来供她好好观察一番。诱饵非常奏效，仿佛有魔法，直到一天晚上他没有现身。很快，她接到科伦坡野生动物部门的电话：有人发现下水道里卡着一只愤怒的渔猫。可能他长胖了太多，已经没法钻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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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斯里兰卡的生活快要结束时，我开始担心自己浪费了太多时间追问什么是智力。有那么多不确定因素，那么多变量。如果说我在渔猫身上看到了什么，也许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城市环境对动物大脑的影响实在太广泛了，以至于让人无从说起。

我曾希望亲眼看到斯里兰卡的渔猫，要活着的，而不是冻成冰棍的，希望明白一些理论不能告诉我的东西。某天凌晨我强行起床赶上了5点的火车，前往阿努拉德普勒，科伦坡向北125英里的一座古城。我的目的地是一所现役军事基地，那里有一个小型残障动物园地。

拉娜雅卡和同事们一再向我保证，这个动物园免费向公众开放，是斯里兰卡罕见的动物保护圣地。但是许多动物外貌凌乱，精神也不太正常。当我到那里时，迎接我的是一只暴躁的火鸡，对游客吹胡子瞪眼，还有一只孤独的猴子，在装满鸭子的笼子里来回踱步。那里有两块独立的围栏圈地，应该是那些被拯救的渔猫的地盘，但我一只都没看到。这般场景让我紧张兮兮，我绕着一块圈地走了一圈，透过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瞥见了一个晦暗的巢穴。然后一股惊人的臭味钻进我的鼻子，仿佛机油、洋葱混合着麝香——是一只渔猫在打扫卫生呢。在黑暗的笼罩下，一双沉着而苍白的眼睛闪着微光。

有人告诉我，这只猫正默默地守护着一窝三周大的奶猫。这些奶猫白天是不会出现的，于是一个魁梧的饲养员把我领到另一块圈地。我还没明白他要干什么，他就打开了围栏的锁，大摇大摆地走到一个木棚旁，然后粗鲁地一拳打在棚顶上。又一只渔猫出洞了，发出癫狂的嘶嘶声。它跳上一根低悬的树杈匍匐而行，警戒地搜寻惊吓的源头。

这就是我花了一个礼拜穿越湿地、闹市和安静的小巷寻找的生物。这是一只公猫，比那只冻起来的母猫健壮多了，也许是动物园伙食太好了吧。他的毛色是冷冷的灰色，右耳下面有个新鲜的粉色伤口，可能是强迫性抓瘙导致的。我们直勾勾地盯着他，他呲牙以示回应，仿佛正告诉我，“你对我感兴趣，可我没有。”

饲养员走出圈地，指向圈地里一棵树让我看。我意识到树桠间躲着第三只渔猫。它双目浑浊，可能是被附近丛林的人用热水烫瞎了。

然后饲养员晃荡着走开了，留我一个人面对这些恼怒的动物。如果它们有什么秘密想要倾诉，现在就是我倾听的时刻。我在篱笆外的草地上坐下，打开记事本，等待着记录这些猫儿宽阔的额头下涌动着的深邃思想。然而，我也料到了，它们只是继续像猫一样。健壮的那只渔猫在木围栏旁扑通一声趴下了，对小跑过去的我投向警示的目光。不久他就睡着了，偶尔颤动着醒来舔舔四肢、咬咬尾巴。园地里时不时有彩色的鸟儿俯冲而下，他也随之竖起耳朵。

我们三个懒洋洋地窝在午后的热浪下，我开始仔细琢磨动物认知之谜——为什么这些生物触手可及，却完全无法被人理解呢？可是，有些动物研究者相信我们可以彻底参透智力。密歇根州立大学资深动物学家凯·胡尔坎普（Kay Holekamp）就是其中一位提议通过性格测验来量化动物智力的科学家。鉴于人们已经倾向于用行为特征的语汇定义智力，比如勇敢、好奇心、恒心等等，胡尔坎普推断，研究者应该能够全面测验所有已知的与智力相联系的特征，然后用算法统合这些结果，得出一个综合评分：g，代表总体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

以同事们著名的“谜题罐头”实验为参考，胡尔坎普开始试验她的想法，她给分别生活在肯尼亚农村、城市和郊野的鬣狗设计了六项挑战：装有食物的巨型金属罐头，上面有一些通向食物的洞；涂上多种颜色的桶，用以测验图式识别能力，等等。通过测量每条鬣狗的表现水平，胡尔坎普搜集了一系列扎实的数据——哪些鬣狗学习新事物的速度最快，哪些最迅速地适应新环境，哪些最擅长遏制自己的冲动。最终，她希望考察的是，不同的栖居地是否影响了鬣狗的“g”值。

和动物智力领域的大量研究一样，这种“心理测量因素分析法”（按照胡尔坎普的说法）的有效性尚无定论。在她的设想中，终有一天科学家们可以对动物进行一系列详尽彻底的测试，这样一来便有了评估动物智力的数学基础，对物种间、跨物种两种情形都适用。然而这种测量真正意味着什么，将是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而且有引发伦理困境的隐患——就像人类的性格和智力测验一样。此外，测验的规模得要多庞大，才能对鬣狗和蜂鸟（随便举个例子）同等有效，现在没人说得准。

不管怎样，胡尔坎普认为，想要搞清楚城市对动物大脑的所有可能影响，她的方法是最明智的。且更重要的是，这一方法可以弥合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鸿沟。目前看来这还是不可跨越的。

她还引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话题。“如果我们开始明白是什么驱动并塑造了动物总体智力的演化，便完全有可能把这些驱动力置入数字有机体所感知的环境中，从而使其演化出智力。”她说。她指的就是人工智能：明白动物是怎么变聪明的，能够指导我们自己制造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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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拉娜雅卡这儿，任何对动物智力的探求都只不过是通往动物保护的垫脚石。至于那些生活在持续现代化城市中的渔猫，拉娜雅卡对它们的未来持极度悲观的态度。“如果你只看短期影响，似乎城市对它们有好处。”她说，“但长期来看，我觉得除非所有的发展都符合可持续性的要求，否则这个物种是活不下去的。”

一旦拉娜雅卡整合好了从跟踪项圈和配有运动感应相机的陷阱装置上收集的数据，她就会将这些神秘的“城里猫”与它们的丛林亲戚们进行比较——后者由她的同事阿山·图度伽拉（Ashan Thudugala）追踪研究。两位研究者相互交流渔猫的行为观察，试图阐明科伦坡到底怎样改造了拉娜雅卡的猫儿们，有了这些资料，就可以找到合适的方法来保护城市湿地，并改善拥挤的居民区，让渔猫和其他野生动物得以安居。“我的意思不是要拆掉一大片建筑，或者禁止人类靠近湿地之类的。”拉娜雅卡说，“我的建议都很简单，比如人行道上多种些花花草草，让鸟儿过来歇歇脚。”

小型猫科动物专家吉姆·桑德森（Jim Sanderson）是拉娜雅卡的导师，他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为科伦坡渔猫发起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就像日本人保护西表猫那样声势浩大。随着地处偏远的西表岛高速城市化，当地独有的西表猫一度濒临灭绝，幸亏一系列由政府支持的保护运动才转危为安。人们为西表猫挖掘地下通道，在公交车门上贴上猫儿的照片，甚至把灌木丛修成这种珍稀动物的模样。“迄今没有人提案说：嘿，我们给渔猫建个栖息地吧！”桑德森说，“大家都反过来：嘿，我们需要下水道！然后渔猫就利用了下水道。其实我们只要稍微花点心思，就能创造动物与人类都其乐融融的环境。”

我在科伦坡的最后一天，拉娜雅卡、桑德森、图度伽拉和几个志愿者办了一个渔猫公众展示会。这活动真是蠢得可爱：他们先绕着湖游行了一圈；途中有几个知识小站，供人们停留学习。然后是一系列关于斯里兰卡小型猫科动物的讲座。讲座在一座城市湿地公园中央宽阔的草房里举办，绝大多数听众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家境优渥的环保主义者（科伦坡的环保团体规模不大，但正迅速扩张），他们在小岛般星星点点的灌木丛之间席地而坐；说不定身旁正藏着只渔猫呢。

不过，没有人看到渔猫，也没有人期待会看到。它们在场，却撞不见。它们躲在树下花间，它们在那里，也在这里。

太阳渐渐西沉，我沿着公园外一圈住宅街道走啊走，心想，会不会遇到一只早早出门享用晚餐的渔猫？我来到了小巷的尽头，这是条死路，突然，我看见有什么在动，一个生物从旁边的灌木丛滚了出来。我的心砰砰跳——但那不是渔猫。被我困住的是一只巨蜥，在这城市随处可见。这只弓着腿的爬行动物在一扇紧闭的庭院大门和我之间窜来窜去，进退两难，然后狠狠地撞在栅栏上，又精疲力尽地滑了下来。我只好给它让路。它一阵狂奔回到绿化带里去了。

测量动物智力最可靠的方式，说不定就是看它们懂不懂“别挡人类的道”。拉娜雅卡开始追踪蛟半年后，他的定位项圈坏了，可能卡在下水道里了，也可能游泳时毁掉了。之后的一两个月里，他还时不时被陷阱装置的相机拍到，再然后，杳无音信。拉娜雅卡已经两年没见到他了。很可能他已经死了。但拉娜雅卡相信，如果真是那样，有人会发现他的尸体的，因为蛟总是在人群密集的地方游荡。或许，他厌倦了城市生活，沿着科伦坡的运河漂流而下，回到了祖先们的水岸世界。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仍然流浪在街头——成为了更加狡猾老练的小偷，潜入池塘饱餐一顿鲤鱼，然后高唱着凯歌消失在夜色中。

翻译：有耳，校对：邮狸

Are Cities Making Animals Smarter?

A mysterious wildcat in Sri Lanka may hold a clue.

圣劳伦斯拂晓

“鲸曾是未来、现在和过去，皆为一体；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命运，殊途同归。”

——菲利普·霍尔《鲸》

乔·霍维特（Joe Howlett）去世的那天，破晓很美丽。舍派堪港的海面如镜般风平浪静，随着太阳浮上深蓝天空，乔掌舵着希拉号（Shelagh）——加拿大鲸研究所的科考船，驶入圣劳伦斯湾，准备开始一天的北大西洋露脊鲸考察，并对新不伦瑞克北部海湾的浮游动物进行采样。

在开阔水面，乔和船上的其他科学家早早起了床，面对金色晨光惊叹不已——途中和他们迎面相遇的三艘大帆船，正满帆而行，驶入港湾参加夏季节日。

乔，59岁，这辈子几乎一直是水手和渔夫，这些节日帆船，他看得欣喜若狂。

好天气对他们来说是多重的祝福：除了要完成常规的科考任务，希尔号的两位首席科学家——乔和菲利普·汉密尔顿（Philip Hamilton）可能会尝试在开阔水面解救被困鲸。之前的一个夜晚，他们接到了联邦海洋与渔业部（Department of Oceans and Fisheries, DFO）的电话：一头露脊鲸在他们的位置附近被捕蟹网缠住了，发现受困鲸的渔民试图靠近它时，这头鲸便发狂起来，猛烈拍击水面，它巨大的身躯交错遍布着深深的白色伤痕，这是被捕鱼用具缠绕过的典型伤痕。（世界上80%的露脊鲸一生中至少受困过一次，50%的露脊鲸经历过2次以上。现在许多的露脊鲸身披刺眼的白色伤痕，而它们原来的皮肤应该是光滑、天然墨黑的。）

求助电话打进来时，兼为新英格兰水族馆安德森·卡伯特海洋生物中心生物学家的汉密尔顿刚为小组第二天的航线做好了规划。开启鲸GPS坐标定位后，他发现受困鲸就在自己2公里范围内。他告诉渔业部：当然，我们会试着搜寻它。

这种求助对他们来说算稀松平常：乔是坎波贝洛鲸救援队的创始成员之一，这只队伍由渔民志愿者组成，自2002年开始，专门在加拿大滨海诸省对被困渔网的鲸进行施救。他是世界上曾冲在最前线的鲸解救老兵之一，无数次与重达70吨、受困痛苦的鲸亲密接触。

2017年是这种极度濒危的动物最危险的一年。渔民和研究者在圣劳伦斯湾发现了更多露脊鲸尸体，有些受船舶撞击致死，有的被渔网绞死。因为无法自由游动或进食，被渔网缠绕的鲸死于饥饿，或因渔网嵌入肉体过深，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渔网甚至割入骨骼，最后死于感染。直到2017年7月9日，希拉号接到刚才的求助电话，在短短四周内已经发现了7具鲸尸体，生物学家们已经开始将尸体拖走进行尸检。

距乔上一次解救鲸才过去5天，当时渔业部的干事们与希拉号在海湾一同施救。希拉号花了1个多小时一直在尝试靠近鲸，但这头鲸突然出人意料地停止了抵抗，无力地浮在水面上。随后，乔得以与刚抵达的联邦海洋与渔业部干事一同切除渔网，只用了15分钟，整个施救过程十分快速，解救一头鲸通常要花上数小时，而生性暴躁机敏的露脊鲸更是麻烦。

1000多年来，人类撑着小船，伺机捕杀鲸；乔则是第一代乘着小船去拯救鲸的人。

作为一名渔民，乔知道这些生物之所以受困，年复一年，是因自己生计带来的恶果。（几年前，乔工作过的渔船上的渔具正好出现在了代托纳海滩临海的露脊鲸身上。）乔选择从事拯救鲸，最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愧对这片海。他想要回馈海洋。但与旧时代的捕鲸人不同，他向往大海、对慢慢靠近世界上那些最庞大的动物感到兴奋不已。1000多年来，人类撑着小船，伺机捕杀鲸；乔则是第一代乘着小船去拯救鲸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去年7月那个夏天清晨，他那么急于出海。–

深爱着海的男人

“纵使我将它解剖，只刀入骨肉罢了；我对它一无所知，且永远无从知晓。”

——赫尔曼·梅尔维尔《白鲸》

乔·霍维特，他的家人叫他乔伊，在新斯科舍省哈伯斯火车站长大。他的父亲是车站经理，乔每天看着乘客来来往往，自己则驻足原地。他的童年在垂钓、帆船和体育运动中度过，很少远离自己的出生地，直到1975年，那年他17岁。那年夏天，乔和他的朋友史蒂夫·克罗夫特（Steve Croft）加入壳牌公司的考察船，向北航行，为石油勘探进行地震学调查。他们行经塞布尔岛、纽芬兰、巴芬岛然后前往格陵兰岛，每6小时轮班负责30名船员的伙食——途中乔升职为甲板水手。

他们看到拉布拉多海的冰山向南漂流，北极熊游荡于海岸。他们在格陵兰岛忙活了一周，从当地因纽特人那里买了抛光坚果，雕刻成小戒指出售。夏末，他们回到哈利法克斯时，史蒂夫、乔和其他六人将船驶往该船的船籍港，德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敦。日子一天天地去过，向南航行时看着美国海岸在身边延伸着，艰苦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晚上他们便聊天、给家里写信。史蒂夫说，这应该是乔过得最像度假的日子。

乔并没有回到哈伯斯完成高中学业；相反，他加入了海岸警卫队，二十多岁的那几年里，他在路易斯圣洛朗的西北通道上破冰，环绕北美航行，甚至在百慕大三角遭遇过飓风。

1986年，28岁时，乔的人生又一次被改变。那时他在贝德福德海洋研究所工作，绕着坎波贝洛绘制海床图，途径新不伦瑞克的一座小岛，有900居民，离缅因州海岸只数百米。他的船停泊在“加拿大老兵团”附近的一个码头，当时“加拿大老兵团”是这座岛上唯一的酒吧。一晚，在社区舞会上，他结识了土生土长的坎波贝洛岛民，鲱鱼渔夫的女儿，达琳·布朗（Darlene Brown）。她请求乔留下来，乔却说他做不到——最后乔在她父亲帮助下找到了工作。

乔的兄弟托尼·霍维特（Tony Howlett）回忆到：“乔说这辈子有三件事他永远不会去做，”他说过：“我永远不会搬到新不伦瑞克；我永远不会结婚；我永远不会成为渔夫。”在那一年他却把这三件事都做了。

1987年他和达琳结了婚。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泰勒，乔也成为达琳第一个儿子——查德的继父。查德的亲生父亲，迈克尔·布朗，同是这座岛的居民，成了乔最好的朋友之一。

乔安顿了下来，但他把那种水手特有的冒险精神也带给了他在小岛长大的妻子。他组建了“青蛙池勇士曲棍球队”，队员由岛民与卢贝克居民组成，卢贝克曾是缅因州的一座陆上小村庄，过桥便是坎波贝洛。

去往新不伦瑞克，途径缅因州参加圣斯蒂芬的世界青少棒球大赛的路途很长，开车要花上好几小时，但他们会绕行走乡间小路，即使夜幕早已降临，为的是不让旅程早早结束。乔曾教他的朋友大卫·安东尼（David Anthony）如何驾船，一有机会他们就偷偷摸摸出海。乔不管到哪都带着他的口风琴，想逮住每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就算他表演得像铲屎一样，他也玩的很开心。”他的朋友麦凯·格林尼（Mackie Greene）说。

乔与托尼最后一次遇见时，乔告诉托尼，自己的生活能变成这样还是“有点开心的”。“在这我有了孩子们，今后也要一直在这生活，”乔说，“这样挺好。”

坎波贝洛也是乔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鲸的地方。刚搬到岛上不久，乔独自一人在夜晚出海，渔船拖着一拉网的鲱鱼，他听见水下有什么东西正在跟着自己的渔船和渔网里的鱼，互相呼唤着，浮上水面在他四周游动。当乔告诉妹妹玛丽·艾伦·洛纳根他的奇遇时，她担忧不已。要是鲸靠得太近了，会不会掀翻他的小船？

“乔，你难道不害怕吗？”她问。

“梅儿，它们知道我在船上。”乔答道。

第五日

“上帝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 上帝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创世纪 1》21-23

放在现在谈可能有些古怪，但是在19世纪初，自然学家仍对于新鲜出土的化石困惑不已，争论着一种生物完全灭绝是否可能（被人类完全灭绝或者经自然选择消失）。美国第三任总统和野生动物爱好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写道：“这便是自然的运转模式，她绝不会允许任何种族的动物灭绝；不允许她伟大工程有任何一环皴裂破碎。”换言之，生物不会灭绝，以免与上帝的完美创造相矛盾。还是将这话告诉乳齿象、野牛以及像怀俄明蟾蜍这样的不起眼的小动物。把这话讲给露脊鲸听吧。

到11世纪的尾声，巴斯克人攀登山丘与高塔，于比斯开湾高处搜寻北大西洋露脊鲸的身影。这些缓行的庞然大物于海面群聚，由于有着厚重的鲸脂层，死后就像肥大的黑色软木塞一样长时间漂浮于海上。“捕鲸人只需静坐于海岸，待露脊鲸游经，撑木舟或小船随行，屠戮，拖回。”

到了16世纪，比斯开湾的鲸群近乎被捕杀殆尽时，巴斯克人驶向更远的纽芬兰海岸，捕杀弓头鲸。

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海洋机构生物学家，合作性、数据共享的保护组织北大西洋露脊鲸保护联盟主席，马克·鲍姆加特纳（Mark Baumgartner）说。

几个世纪以来，仅靠船桨与鱼叉，人类征服上帝的巨兽，宣示自己的统治地位。到了16世纪，比斯开湾的鲸群近乎被捕杀殆尽时，巴斯克人驶向更远的纽芬兰海岸，捕杀弓头鲸。到了17世纪，鲸油振兴了西方文明，集中在马萨诸塞的北美捕鲸业，如野火般蔓延开来。露脊鲸（right whale），其名被理解为“正确的鲸”（“right whale” to kill）而被大量捕杀，但当时人们对这种生物却一无所知。直到18世纪现代分类学创立，自然学家才得以渐渐掌握鲸物种间的差异；从前，人们对露脊鲸的称呼各不相同：巴斯克地区的人称它sardre（school），丹麦人称其svarthval （black whales），荷兰人把来自挪威北角的鲸叫做Noordkapers，冰岛人称其sletbags（smooth backs）。那时人们未曾想到，露脊鲸迁徙至全球各地，是一种遍布全球的物种。

在北美，露脊鲸被称为“真鲸”（true whale）, “鲸须鲸”（whalebone whale）, “七尺骨鲸”（7ft bone whale）, “石鼻鲸”（rock-nose whale）。但对于内陆人来说，它们曾是可怖的海底谜兽。16世纪，艺术家们把它们描绘成有着尖牙突刺的巨型魔鬼鱼，浑身布满眼睛，甚至口器。“对于现代世界来说，鲸是在充满威胁的世界中，无辜无害的象征，” 菲利普·霍尔（Philip Hoare）在他的书《鲸》（The Whale）中写道，“另一方面，大鱼吞噬了约拿，历史认为这是危险，或者辛巴德发现自己在巨鲸背上，‘鲸背已沉积土壤，自天地初树木已生于此。’”

将它们屠杀殆尽更为简单。

我们用石油制品替代了鲸油，捕杀暂时停歇了下来，但因为人类又发明了鱼叉发射器与捕鲸船，捕杀量远超海洋从前的猎捕承载能力。

到1930年，每年有5万头鲸被捕杀，而在战后的几年，鲸油作为一种廉价的材料，被用于制造人造奶油、冰激淋、肥料、肥皂等近乎所有的产品。2015年的一项研究估计，20世纪全球的鲸捕杀量接近300万。记者丹尼尔·克雷西（Daniel Cressey）在英国杂志《自然》报道此事时写道：“其他著名的动物捕杀案例可能有更大的捕杀量… …但是就纯粹的生物量而言，20世纪的捕鲸当为历史之最”。

1986年国际捕鲸委员会最终禁止了商业捕鲸（尽管少数国家，包括日本，挪威和冰岛，无视禁令）。自此，一些物种的种群数量渐渐恢复——例如座头鲸与南极小须鲸，预计到2050年，它们的种群数量有望恢复到人类捕鲸前水平。但是对所谓的“城市鲸”——露脊鲸来说，它们的栖息海域与工业化的海岸线重合，1986年露脊鲸的种群数量曾低于300头——这种消亡曲线过于陡峭，且它们栖息的水域充满了更多人为危险。–

灭绝的解药

“将军，如果我们随己所欲对待这些鲸，我们将会和灭绝它们的人类一样罪恶。”

——斯波克，《星际迷航4：抢救未来》

查尔斯·斯托米·梅奥（Charles “Stormy” Mayo）一直靠海为生。他的家人最初在1659年于科德角定居，而他却选择出海，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捕杀海里的生物，而是为了研究它们。在达特茅斯学院获得生物学学位并获得迈阿密海洋与大气科学学院的几个研究生学位后，他当时决定回到普罗文斯敦，在海角最远的那一端，造一艘帆船，过宁静的生活，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学术界太激进了。然而在仅几个月之内，他就和一位朋友联手，反对一项港口疏浚工程。他们的努力最终成就了沿海研究中心，一开始这个组织仅有两位活动成员，现在则变成了重要的科研与海岸管理机构。

1983年4月的一天，梅奥正在一艘科德角湾的鲸观察船上工作，恰好看见数头露脊鲸游经，在向众人解释这是多么罕见的景观时，一位年长的女性走到梅奥一旁。他们的简短对话竟彻底改变了梅奥的研究生涯。乃至35年后，他仍然清晰地记得，随着海风吹拂着她的长发，她解释道自己在楠塔基特岛捕鲸博物馆工作时，看到过文件记录：在过去的几个世纪，科德角的捕鲸热潮并不集中在春季或夏季，而是在严冬。“我不是什么生物学家，”她说，“但是你想寻找露脊鲸的话，你应该那时候去。”第二年一月，梅奥开始了他的观察。

一月底，他在港口外就发现了第一头露脊鲸。随后，他经常同时目击2只，3只，4只鲸——那时露脊鲸是大多数生物学家眼中的谜。“那年，所有人都大开眼界。”他说。

就像捕鲸一样，鲸解救是对生命的极端狂热，冰冷海水上充满热血与肾上腺素。

约一年后，来自达尔豪斯大学和英格兰水族馆的研究人员，包括菲利普·汉密尔顿（Philip Hamilton）和莫伊拉·布朗（Moira Brown）——之后的加拿大鲸研究所领导者，在夏季的几个月里，发现芬迪湾大型的露脊鲸集群。他们发展出一套识别不同鲸身份的方法，其一部分手段是靠辨认生长于鲸皮肤的突出、粗糙、独一无二的斑块——胼胝。经过数年的识别、拍摄与编目，研究人员终于可以确定露脊鲸的数量：大约270头。虽然种群数量比较少，但是出人意料地呈现出缓慢的恢复趋势。影响恢复的两大阻碍是：船只碰撞与渔具缠绕。

船只撞击造成的死亡比较容易理解。这种钝器伤，让鲸就像被车轧死的动物一样暴毙。但是被渔网缠绕更加复杂，更毛骨悚然。被渔网缠绕的鲸可能会拖着渔网数年，海水的作用将尼龙绳深深嵌入它们的肉体，甚至骨骼，随时间流逝，它们的伤口愈加暴露在水生病毒细菌之下。渔网阻力使觅食更加费力。尼龙绳有时会缠绕在鲸须上，使它们难以进食。被缠绕的鲸可能死于感染或饥饿，并且缠绕带来的心理压力甚至会造成雌性延迟怀孕，这不仅意味着更多的死亡，关键是幼崽更少。

虽然莫伊拉·布朗等人主张调整芬迪湾的航道，梅奥和他的朋友大卫·马蒂拉（David Matilla）正在尝试更加直接，更危险的方法：解绳救助——从数百年的捕鲸技术中借鉴来的鲸解救手段，于20世纪70年代由圣约翰纪念大学的鲸研究员乔恩·利恩（Jon Lien）首创。

就像捕鲸一样，鲸解救是对生命的极端狂热，冰冷海水上充满热血与肾上腺素。这与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关系相近——恰当的说，对鲸的解绳救助就像将捕鲸行为完全反其道而为之。

梅奥的父亲查理一辈子都是渔民，有时会在科德角附近捕猎领航鲸，在与他交谈过后，梅奥和马蒂拉有了想法。如果他们可以将鲸身上的渔网附上塑料浮标，把受困的鲸放在“浮筒”里（旧时捕鲸人曾用来处理木制浮标），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让鲸力竭而放弃抵抗，得以抵近剪断渔网。

救援人员不使用鱼叉，而是把爪钩拴在控制绳和浮标上，抛出爪钩钩住鲸身上的渔网。一旦救援人员足够接近，他们便用特制的鱼叉（将改造的水手刀绑在鱼叉长短的杆子上）一根一根地剪断渔网。

要拯救的生物大到无法尽收眼底，那时的肾上腺素飙升你能想象吗？

1984年10月，在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海岸边，他们准备为一头名叫艾比斯的雌性受困座头鲸首次尝试这种方法。她逃脱了救援者的第一次追踪，但一个月之后，到感恩节那一天，梅奥、马蒂拉和一组船员带着水听器和苏迪亚克充气艇出发，去录制普罗文斯敦附近的座头鲸群的叫声。抵达时，他们发现了艾比斯，她仍然被渔网缠着，和上次见她时比，消瘦很多。

小队当时没有带任何工具，在赶回去带来更多的绳索、浮标和第二艘充气艇后，他们开始了救援行动。用小船锚作钩爪，连着控制绳与浮标，钩住缠绕着鲸的渔网。就如老捕鲸人所述，艾比斯已经精疲力竭，无力逃跑，游了几分钟便停歇了。梅奥和马蒂拉依靠着小艇，用水果刀割开缠绕在她鲸须上的尼龙绳。随后她便自由了。

第一次解救之后，梅奥和马蒂拉继续与查理合作，开发了专门的工具。很快，沿海研究中心的成员开始为世界各地的人提供培训，_学员包括2002年的坎波贝洛鲸救援联合创始人乔·霍维特和麦基·格林尼。

要完成鲸救援，需要特别的人来操作，乔和格林尼分别都是不同领域的最佳人选。2000年初，他们各自运营着自己的赏鲸船，都擅长绳索操作，海上工作经验丰富。他们足够默契，足够的友好竞争让工作变得有趣。“许多时候只需要乔手指一点，”格林尼说，“我心里就明白他想让我往哪儿开。”

乔也是团队的驱动者。“他不断挑战极限，”乔的朋友、捕鱼同事、鲸解救员大卫·安东尼说。“毫无疑问，他是咱们之中最优秀的。”作为训练有素的海岸警卫队长官，乔也相当注重安全与航海技术。如果感觉实施解救太过于危险的话，他不会让船员行动。

他们刚起步时，渔业部为他们提供了一艘单人快速救援艇，新英格兰水族馆为他们临时燃油费赞助。18个月后，安东尼正式加入乔的团队。一天，在捕虾船甲板上，乔告诉安东尼，他认为他们还是亏欠大海。

今天，格林尼和大卫谈到解救这种超现实般的生物。你是否曾亲眼目睹一头座头鲸？要拯救的生物大到无法尽收眼底，那时的肾上腺素飙升你能想象吗？

网上有一段2016年乔解救受困露脊鲸的视频，你可以看到救援行动的超强体力消耗，以及精神震撼。身着红黑坎波贝洛鲸救援制服、戴着自己的签名款墨镜，乔俯身贴卧在橘色苏迪亚克充气艇舷缘——他的动作有力、专注、果断——将鱼叉或长杆一次又一次用力推入水中。视频的尾声，解救鲸后收拾器材时，你可以看到乔脸上的汗水与疲惫。（视频仅展示了解救的最后2分钟，然而乔、格林尼、布朗和前渔业部干事杰瑞·康威已经为此忙活了4个小时。）格林尼身着同样的红黑外套与白色头盔，大声欢呼并举起双手庆祝胜利。你能感受到紧张后轻松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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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格林尼和大卫谈到解救这种超现实般的生物。你是否曾亲眼目睹一头座头鲸？要拯救的生物大到无法尽收眼底，那时的肾上腺素飙升你能想象吗？格林尼说：“你无法目睹它的全貌，或许是因为它让你双腿发颤。”这两人曾经在午夜，追逐一头长须鲸，一路从坎波贝洛追到布莱尔岛。他们曾被一头座头鲸举起，离开水面。他们承认，追逐鲸就如折磨一般，却是有价值的。格林尼说：“眼前的动物正饱受煎熬，你必须有所作为。”

露脊鲸的种群数量越来越靠近灭绝的边缘，就算只拯救一头露脊鲸，也是事关重大的。但是以回报大海为理由，很难解释他们在谈及解救行动时难以掩饰的兴奋语气。体验鲸气孔的呼吸，这种感觉无法言说。也许他们之间的羁绊与他们相互的信任一样深厚。特别的人才能承担如此风险——不仅希望拯救鲸，也渴望感受野性。

每片沙滩上，都有死去的鲸

“现在，于此惊诧时刻，于不经意之间我们正决定，进化之门是继续敞开，抑或是永久地关闭。”

——伊丽莎白·克尔伯特《第六次大灭绝》

2003年，加拿大鲸研究所说服了加拿大运输部和国际海事组织，将芬迪湾和罗斯威流域的航道移出新斯科舍省南岸。一些地区的船只撞击风险降低了90%，截止2010年，露脊鲸的种群数量已提升至483。露脊鲸成为了动物保护的象征，这个物种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人类屠杀之后，近况有了些许好转。

但海面之下并不安宁，洋流开始带走大量鲸赖以生存的浮游动物，远离目前的露脊鲸栖息地，远离芬迪湾的新安全区域，远离科学家的观察区域。

芬迪湾的露脊鲸种群数量一直在上下浮动，但是2010年研究者发现，在寻常地带觅食的鲸减少了。海湾中浮游动物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下降。一种解释是，随着缅因海湾的升温（由于墨西哥湾暖流的北移与洋流的减速，这里比全球99%的海域升温更快），且因为冷水携带更多氧气，洋流正把浮游动物带到北方水温较冷的圣劳伦斯湾。

鲸正追随它们的食物，进入新的海域：船只航速相当快的水域，每年春天，正当鲸来时，几乎牢不可破的尼龙绳和成千上万的捕蟹笼缠绕在一起，从海面到海床，变成了水下尼龙森林，缠住任何游经的物体。

截至去年6月底，托尼亚·维默（Tonya Wimmer）已经厌倦了发邮件报告海湾死鲸的情况。作为哈利法克斯海洋动物反应协会（Marine Animal Response Society, MARS）的主任，当发现受困露脊鲸时与救援队伍、研究者取得联系是她的职责。当发现死鲸时通知研究界也是她的工作，就像2017年6月18日，19日，21日，22日和23日那几天一样。她说：“所有人都困惑了，最糟糕的情形就是听到：‘伙计们，我们发现另一头，还有一头，又有一头。’”

研究人员得找出每只鲸具体的死因。首先，他们尝试从漂浮在水面的死鲸身上采集样本（基本上是大块的皮肤和脂肪）。来自爱德华王子岛大学的病理学家皮埃尔·伊夫·道伍斯特（Pierre-Yves Daoust）博士甚至亲自爬上一具浮肿的鲸尸骸，切下实验室需要的样本。在使用这些手段后，显然无法得出结论，渔业部便授权协会将鲸尸体拖至海滩，使用大型政府器材进行尸检。

鲸的尸检工作至少需要30人或更多。挖掘机一条一条地剥去外层鲸脂，然后是肌肉，器官，直至骨骼暴露。一些鲸被绳索包裹，深深嵌入皮下——死因很明显：死于饥饿或感染。（早些年，人们发现一些鲸被绳索穿透了骨骼。）在其他的鲸体内发现了大块的黑灰：船只撞击造成内出血，漂浮于海上的尸体在烈日曝晒下，血块从内部被烧熟。维默说：“每个周末我都会去加拿大沿海诸省风景甚好的海滩，可几乎每一片沙滩上，都躺着一具庞大的鲸尸体。”

去年解剖尸检的12具漂浮的鲸尸体中，2头死于渔网缠绕，4头死于钝物撞击，其余的尸体都已高度腐烂，无法确认。

其中有2具尸体，是乔·霍维特曾经救援过的鲸。

圣劳伦斯的悲剧

“……映入你眼帘

觉些许难以置信

抵苍穹之一瞬

出乎你所有想象

就如第五日生命之神话

黑暗破晓，如雨倾洒

回旋，向天际；随后

再次坠入那片漆黑丝绸

返航

一齐驶入那冷焰”

——玛丽·奥利弗《座头鲸》

7月10日，在圣劳伦斯，乔和希拉号船员收到了由观测飞机发来的受困鲸新坐标。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们向北，向东，向南，向北，向东航行，来回搜索这片区域。仍然没有遇见它的运气。

约中午时分，他们与渔业部干事们会面，渔业部的人坐快速救援舟与乔一行人会和。本周稍早些，乔和汉密尔顿与这些干事们非常高效地协作救助了一头受困露脊鲸。会面期间，他们得知另一架观测飞机于16公里外定位了那头鲸。希拉号行驶得太慢，乔和汉密尔顿跳上联邦海洋与渔业部的船，急速前往。

上午10点后他们很快找到了4123号露脊鲸，一头6岁大的雄性鲸，情况不容乐观。一圈又一圈，渔线紧紧地把它的身体和鳍缠住，嘴里的鲸须更是缠绕了十多圈。汉密尔顿和乔向干事们解释道，这次行动不会和第一次一样轻松。汉密尔顿警告他们：“乍一看露脊鲸好像不会屈伸，但其实它们的尾巴可以一直拍到头部。”

乔站在船头就位，手里捏着他的鱼叉准备就绪。汉密尔顿居后，站在驾驶室边以便指挥渔业部的船长行船。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4123，鲸却以3-4节的稳定航速逃离了追逐。站在船上，乔可以看到鲸背部的一些渔线缠得并不紧，留有些许空隙，以便剪断。快艇追上了4123，船长掌舵让小艇与巨鲸并排航行。看鲸并没有转向，也没有下潜的意图，乔便猛推鱼叉，剪断了一根渔线。4123，或许是感到焦虑和疼痛，拍打着它的尾鳍，把水溅到了船上。

船长放缓速度，好让4123平静下来，随后他们又一次尝试抵近。又一次尝试，乔将鱼叉推入缠结的渔线，第二团纠缠的线被成功钩住。汉密尔顿记得他目睹鲸潜入水下，掉头向小艇游去。乔的反应一如通常，随着4123消失在船头之下，他仍然用力拉扯着渔线。乔用力的拉啊拉——随后鲸在汉密尔顿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渔业部的船长能看到。乔转身，脸上闪过一丝微笑，并对着船员们竖起一个大拇指。他成功剪断了渔线。但是船长发现4123突然毫无征兆地从乔身后浮出水面，它的尾鳍正要砸落下来。汉密尔顿及时转身，却只看到露脊鲸的尾巴从充气艇一侧弹开。随后，所有人发现乔瘫坐着，倚着舷缘，面朝驾驶舱。

汉密尔顿冲了过去，看见乔急促地吸了几口气，不知他的意识是否清醒。“我急切希望刚才乔是在呼吸，但是我的潜意识告诉我，不，乔根本没有呼气，”汉密尔顿说。他想确认乔的心跳，却没有发现跳动。汉密尔顿问船员是否有镜子，放在乔嘴前确认他是否还有呼吸。一名渔业部干事递过一部手机。“有那么一两分钟，我真的不想承认事情的严重性。我真的不想承认这是真的。”

船员们扶住乔，让他躺在船的甲板上。由于担心脊柱受伤，汉密尔顿在乔脖子下垫了一件夹克，随后开始做心肺复苏。一名渔业部干事呼叫了希拉号。随后他们紧急返航。

希拉号的船员并不知道情况有多糟糕，带出来一些创可贴。渔业部的船到达后，接受过高级急救训练的滑雪救护队队员，汉森·约翰逊（Hansen Johnson）带着他的心脏除颤器跳上甲板。跪在乔身边，小心翼翼地将乔的头向后倾斜，抬起下巴，保持呼吸道畅通，汉密尔顿则继续做心脏按压。

来回重复的急救让船员们近乎恍惚，忘记了自己有多疲惫。他们无助地重复着急救，直到一个半小时后渔业部干事通过无线电组织好了紧急救助，以最快、最稳的航速前进，平静的海面被急船一刀切开。最终他们与海岸警卫队快艇集合，随后又花了90分钟赶往码头。

他们最终达到舍派堪时，急救小组已经将码头的一侧封锁隔离。医疗小组把乔接到便携式心电图仪上，经过几次测试后，医生宣布，乔在船上死亡。

约翰逊说：“如果你在做心肺复苏，伤员仍然没有心跳，如果一直坚持下去，保持器官运作，还有复苏的机会。因为一旦放弃，就彻底没有希望了。”

接受现实

“假设上帝远行归来，微笑着问我们，是否对宇宙万物有了些许头绪。恐怕上帝想问，我们是否终于想到要不要请教鲸。随后稍环顾四周，说道：‘话说回来，鲸们去哪儿了？’”

——科马克·麦卡锡《人与鲸》

2017年7月15日，来自坎波贝洛和鲸保护界的400多人齐聚岛上的小教堂，追悼，纪念乔的一生。这是坎波贝洛居民记忆中最大的一场葬礼。麦基·格林尼说：“有些人在岛上住了20，30年，但他们仍不是真正的岛民。乔是这座岛真正的居民。乔可以到任何人家里串门，不用敲门或打招呼；他就直接走进别人家，到冰箱里拿一瓶啤酒。如果茶几上有食物，他可能会吃一些。他早已融入这座岛，他是我们的家人。

加拿大运输部下令暂停鲸解救行动，并对事故进行了调查。托尼·霍维特这样形容他的兄弟：“如果这次事故发生在别人身上，他不会考虑自己，乔会开着自己的船，独自出海。他听不进别人的劝告。”

事故发生后，格林尼提心吊胆地继续运营他的鲸观光生意，有孩子在船上时，他总担心鲸靠得太近。“鲸在船底时，我只想着逃离，”他说。

到2017年底，加拿大水域已经发现了12头死鲸，在美国水域发现了3头。2017年10月5日，加拿大野生动物健康合作组织公布了露脊鲸尸检报告，证实了所有人都已经知道的事实：鲸死于船只撞击和渔线缠绕。同月，在露脊鲸保护联盟的年会上，马克·鲍姆加特纳和美国东北渔业科学中心的皮特·科克龙（Peter Corkeron）向与会者宣布，他们已经完成了估算。还有约100头可繁殖的雌性露脊鲸存活，每年至少有4-5头死亡。这意味着要保持种群数量稳定，每年必须要有4-5头露脊鲸幼崽出生。据我们所知，2018年，没有幼崽出生。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鲍姆加特纳说，“未来二十年内，露脊鲸将彻底灭绝。”

2018年3月，加拿大政府宣布实施正式、存有争议的保护计划。他们重启露脊鲸解救行动。格林尼和安东尼，一旦接到电话，将立刻出发行动。飞机和海上监视将会增加，加拿大运输部规定，途经圣劳伦斯湾西部，大型船只限速。

海岸警卫队试图在4月破冰，以便捕蟹渔民早日撒网（不巧，天公不作美，渔季迟来）。今年春天，在目击露脊鲸的海域，联邦海洋与渔业部禁止捕蟹作业。捕雪蟹的渔季也会在6月30日结束，较通常提早两周结束，几名渔人向渔业部提交了申请，测试新式无网螃蟹笼。所有的这些措施，虽饱受争议，但都实质性上改变了传统捕鱼方式，且对今年雪蟹的收成有很大影响。

希望，让我们在危机面前凝聚，但它也会助长叛逆。世界被塑料埋没，循环利用一小部分垃圾又有什么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持续攀升，减少开车又有什么用？格林尼和安东尼接替了乔，他们的工作并不是无足轻重——它很及时，且至关重要，可最终，也只是权宜之计。

如果鲸重新繁盛起来，为它们种族的延续争取到了时间，我们才算成功。曾经给它们带去末日的人类，若不做更多的干预，我们这辈子，恐难看到此景。现在我们远看着，撤走渔网，故意躲开它们。现在最好的假设也只是不会灭绝。梅奥说：“我必须向你强调，当种群数量非常低且呈下降趋势时，想要挽回，难度极大。”

我们在这颗星球留下的烙印太深，她已遍体鳞伤。想要彻底拯救，抚平伤痕已无可能。

帝王蝶迁徙

“人类的精英们被关爱诅咒，即使我们的视野模糊不清，笨手笨脚还不死心，无论如何都想要保护任何看上去美丽的东西。”

——乔恩•莫阿拉姆《野之物》

2017年春天，乔的兄弟托尼和他的妻子珂赛特在后院种了乳草，试图吸引帝王蝶。托尼说：“乔正在拯救鲸，我们就种些乳草来救帝王蝶。”

7月的一个下午，珂赛特第一次在外头发现这些蝴蝶，正当她仔细打理乳草时：两只鲜艳的橙色蝴蝶互相纠缠着，在花园扑翅翻飞。她立刻开始拍照，过于着迷甚至忽略了家里的手机铃响。“家里电话打不通就打我手机，我最好快去接电话。”她想着。一只手接着电话，一只手用相机拍蝴蝶时，她却听到了乔的噩耗。

“帝王蝶在墨西哥是死亡的象征，”今年3月托尼告诉我：秋寒潜入加拿大时，帝王蝶就开始它们的长途迁徙，南飞至中墨西哥的山脉。有阿兹特克神话如是说：橙色蝶群，每年于死亡之日以遮天之势而来，是逝世亲人之魂魄。

乔去世后约一个月，珂赛特和托尼留意到一条鲜艳的毛毛虫，正在木架下爬行。两人每天观察着它，这只蠕动的小生物随后变成了显眼的绿色蛹。8月25日早晨，珂赛特前去查看蝶蛹，透过外壳，她看到了蝴蝶斑斓的橙色翅膀，已是完全半透明，随时准备孵化。因为珂赛特还有工作要做，所以托尼代为静坐在蝴蝶旁，手机随时准备录像。他在那儿耐心等待了七个小时，直至帝王蝶破茧而出。

翻译：邮狸

校对：亦兰

编辑：EON

原文：https://thedeepmag.ca/joeandthewhale/

一般来讲，我们倾向于默认雄雌这两种生物性别。但在精子和卵子还没有进化出来之前，在生殖细胞还没有发生形态上或尺寸上的变化之前，生命体是没有所谓的性别之分。

现在很多真菌、藻类、原虫也还是没有分性别。不过，这些物种虽然没有性别，但是却有不同的交配种类。你可以理解为，在分子层面上有不同的性别细胞，但在解剖学层面上没有不同的性别组织结构。

而且这些不同的交配种类还不是成对出现的。

拿社会型阿米巴盘基网柄菌（Dictyostelium discoideum）来说，它们就有三种交配种类。每种类型都可以和其他两种配对。簇生鬼伞（Coprinellus disseminatu），子实体部分为白色的一种蘑菇，有143种交配种类，同理，每一种都可以和其他142种配对。有着毛茸茸伞部的裂褶菌，其交配种类超过2万3千种（不过它的繁殖策略过于复杂，所以不再是每一种都可以和其他种类配了）！

新的理论

为什么大部分的生物只有两种性别呢？

英国巴斯大学研究员乔治·康斯坦布尔（George Constable）和苏黎世大学演化生物学家汉娜·可可（Hanna Kokko）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们在《自然-生态与演化》上发表的论文提出一个模型，根据三个底层的生态学因素（变异率，也就是产生新种的概率；种群数量；交配的频率）可以预测出一类物种有多少种交配类型。他们的研究工作不仅帮助我们了解到这些生物，还能加深我们理解两性是如何演化的。

很多科学家认为，生命出现的早期，交配种类的演化是为了绕开近亲繁殖可能带来的危害。但如果一种生物和另一种有生殖隔离的物种交配的话，那就无法产生后代了。

如今，这个关于繁殖种类数的假说只在稳定性这个命题上得到了比较高的地位。

按说，物种的繁殖种类越多，对物种的存活会越有利。繁殖种类数是2的话，那么种群里有一半的生物相对另外一半来说，都可以作为配偶。如果这个数字是3，那可繁殖的对象上升到种群的三分之二。如果变异后带来了新的繁殖种类，那么完全不用担心找不到适合繁殖的对象；反而，可繁殖的对象数量会大大增加，范围会放宽到每一个个体。这样的话，能大大增加子代的数量。

“所以，更符合直觉的情况应该是繁殖种类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康斯坦布尔说。

如今，这个关于繁殖种类数的假说只在稳定性这个命题上得到了比较高的地位。只维持两种繁殖种类也许是更好的一种选择。信息素信号的网络更简单更高效，以及从母代传细胞器到子代的筛选系统也更容易操作。

但这些假说没有考虑到相互猎杀的可能。

康斯坦布尔突然意识到，“我发现，我们一直默认这些物种一直在繁殖。”这个预置的假设，对他理解种群是如何演化的有巨大的影响。因为，在非繁殖期间，繁殖种类这个特征就是中性的了。观察后发现的情况是，一般都会有几种种类是主导的，然后其他种类就会消失了。

根据他们的模型，那些比较重度依赖繁殖的大型种群能留有比较多的繁殖类型。但繁殖频率低的物种则没有那么多的繁殖种类。

康斯坦布尔和可可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繁殖频率要有多低，现在的繁殖种数才会只剩下两个呢？

少到可怜。结果他们发现，只要数以千计的子代里有一次就够了。

“一开始，我很失望。”康斯坦布尔说，“143这个数字太小了。”

但是当他和可可去自然界里寻找例子时，他发现他们的模型预测结果是非常优秀的。

理解多样性的意义

慕尼黑工业大学演化生物学家Bart Nieuwenhuis说，“这（成就感）就是做研究最美好的地方。”

按说，像阿米巴、真菌等只有两种性别的生命体的交配频率应该挺低的，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快速低耗能的无性繁殖。像有些酵母菌，每1000到3000代才会有一次有性繁殖。当生存环境变得恶劣的时候，有性繁殖交换基因有可能会产生有利于存活的性状，从而有可能提高他们存活的几率。

悉尼大学进化生物学家Jussi Lehtonen说，“这个谜题很久都没解开，提出一种合理简洁符合这些生命体生物学的解说花了很长时间。”

可可认为，只根据小鼠、果蝇、大肠杆菌的生命体模型来理解我们的生物学底层原理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去发现自然界里多样性更为底层的功能。

虽然这些物种遵循的规律看起来很难懂，但这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那些熟悉的性状。

“研究人员有时候看待多样性的解读角度和目光有些短浅。也不是所有的生命都遵循大多数最常见的规律。”

她希望这次的研究，能激发同行做更多非模式生物的实验。非模式生物的研究，比如说她这次做的工作，也能够帮助科学家打下基础，比如说特殊物种的信息素信号以及细胞器遗传的机制。

虽然这些物种遵循的规律看起来很难懂，但这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那些熟悉的性状。“我们可以把只有两种繁殖种类看作雄性和雌性的演化触发条件。”法国里尔大学生物学家Sylvain Billiard提到。

康斯坦布尔和可可的模型提供了一种性别出现的可能机制。Nieuwenhuis观察到，当交配频率太低，也很难找到配偶时，那主流的繁殖种类数就是2。这种情况下，特化的更小的，可以更容易到达配偶体内的配子就出现了。也许就是从这里，开始了性别的分化。

Nieuwenhuis尝试在实验室验证这个假说。他一直在让酵母菌裂变，使之产生能与另外两种交配的第三种繁殖类型。“太难了，”他说，到现在他都没有成功过。

康斯坦布尔还认为，这研究工作还可以有更多直接的应用。有一种会感染庄稼的致病型真菌，它的其中一种繁殖种类破坏力极强。控制这个种类的基因，也许和抗真菌药的基因关联起来的话，就能消灭掉这种真菌。

搞明白这些性状如何能关联在一起，可以有效地控制或防止枯萎病。

吉尼瓦大学的一位博士后Zena Hadjivasiliou说，“从某些角度上来说，先从简洁的、符合直觉的想法开始（提出假说）。然后有时候最精湛的工作就是来自于这些简洁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