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者在他人在场时更容易选择袖手旁观”是社会心理学的老生常谈。只可惜这是错的。
数年前，我在伦敦的一条繁华街道上被一名男子从背后袭击。事件的部分细节已模糊不清，而另一部分历历在目。我清楚地记得袭击者做了什么，也记得那些高峰时段等红灯的司机们都是目击者。至于附近有没有行人，我记不得了，虽然可以从当时的情况推断出，我并非孤立无援。但我记得的是，没有人过来帮我。
表面看来，我遭遇了旁观者冷漠（bystander apathy）的一起教科书式案例。旁观者冷漠指的是当还有别人在场时，目击者选择不插手麻烦、暴力甚至谋杀事件。哥伦比亚大学的比布·拉坦（Bibb Latané）以及纽约大学的约翰·达雷（John Darley）这两位社会心理学家于1968年首次描述了该效应。1964年，凯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皇后区的家门口被谋杀，而根据《纽约时报》对凶案的报道，38位目击者中仅有一人进行了干涉。这起事件在全球的新闻媒体被大肆报道，也催生了拉坦与达雷的研究。
他们提出，旁观者的人数越多，其中任何一人介入事件的概率也越小，尤其是在周围人表现得漠不关心的情况下。当只有一个目击者，他（她）会在85%的情况下帮助受害者，而当目击者人数上升至五个，其中每人施以援手的可能性降到了31%。拉坦与达雷将这一现象称作“责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它与“评价顾虑”（evaluation apprehension，即担心干涉措施被负面解读）、“多数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如果别人都貌似冷静，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一起组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旁观者效应，或称旁观者冷漠。
半个世纪以来，对旁观者效应的深入研究与阐释数不胜数，却从没有人从根本上质疑它。它以自明之理的姿态出现在社会学、犯罪学与心理学的教科书上和媒体上，仿佛在凯蒂·吉诺维斯事件之后，人类突然看清了自己的本性。概而言之，这一“病症”承载了许多道德意味，似乎确证了处在群体中的我们要比作为独立个体时更懒惰、更缺乏同情心、更不道德。
虽然我的个人经历与旁观者效应相吻合，却总感觉这种说法哪里不太对劲。人们常常利用社会科学实验以达到政治或道德目的，这些肮脏的历史恳求我们带着怀疑的目光审视那些实验本身。于是我决定深挖下去。牵涉到暴力事件目击的实验在伦理和后勤层面都很麻烦，但让我们暂且把细节搁置一边，看看它们有什么共同点。紧随拉坦与达雷的论文开展的早期研究大多采取了相同的社会心理框架，即忽略这一事实：群体内个人的行为（至少部分）取决于个体特质与情境中的偶然情况。我们凭直觉就能做出一些推断，比如急着赶火车的人不如闲来无事的人乐意帮忙；成人带着小孩时不太会挺身阻止暴力犯罪，而独自一人时则“勇敢”得多；面对男性施暴者，男性与其进行肢体对抗的可能性要高于女性，等等。
较近期的一些研究显示，旁观者干涉或不干涉的理由其实更为复杂，且富于个体差异，远远超出拉坦与达雷的社会心理模型的范畴。事实上，最新一项研究给整个模型打了一个巨大的问号。研究指出我们的大脑在转瞬间处理暴力事件的方式大体上是不自主的（reflexive）、无意识的，而应对措施往往正是在这一瞬间采取的。然而在他人受到暴力侵犯的情况下，无论目击者是否处在群体中，他们的干涉行为更有可能在认知取代本能之后发生。一旦我们这样理解旁观者的反应，就不会想当然地认为，当我们能够把好撒玛利亚人（the Good Samaritan）*的责任转嫁到他人头上时，我们的道德罗盘就失灵了；这也意味着在性命攸关时，某种群体团结意识或物种共通的同理心（empathy）会发挥作用。新模型不再把人们描绘成总是等别人挺身而出的“甩锅狂”（shirkers），而是表明我们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情——而当我们不做正确的事情时，原因可能在于某些不直接受控的神经机制。这项研究对于心理学、伦理学、法律和政治都有深远的教益。
*译注：好撒玛利亚人指乐善好施、见义勇为者。典故出自《旧约》。
说来也巧，《纽约时报》的原始报道其实是一则我们现在所说的“虚假新闻”。当时的编辑对报道充满不实之处心知肚明。目击者远不及38位，而更有可能是6位，并且其中两人报了警。还有人听到了声音，但误以为是家庭纠纷或街头骚乱。一个70岁的老妇（吉诺维斯的邻居）不仅叫了救护车，还冒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将受伤的吉诺维斯抱到公寓的走廊，等待救援到来。《时报》忽略这些事实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好故事”服务于当时的种族政治。（吉诺维斯是白人，凶手是黑人。）《时报》直到2016年才公开承认报道“不准确”。
拉坦与达雷的最初研究的次年（196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简·皮里亚文（Jane Piliavin）和欧文·皮里亚文（Irving Piliavin）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朱迪斯·罗丁（Judith Rodin）这三位社会心理学家也发表了关于助人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当受害者距离很近且表现得弱小无助时，旁观者最有可能采取行动，而当受害者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咎由自取时（比如喝醉了），得到帮助的可能性很低。研究还显示，旁观者对受害者的同理心越强，施以援手的可能性也越大——1991年德国马堡大学的一项研究，以及2008年英国埃克斯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马克·列文（Mark Levine）与英国国家医疗系统的临床心理学家西蒙·克劳瑟（Simon Crowther）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发现，并指出同理心水平得分较高，且自我感较低的旁观者更可能帮助他人；另一个极端的冷血自恋狂则很少采取行动。更有趣的是，1969年和2008年的研究双双得出了与拉坦和达雷的研究矛盾的结论：旁观者干涉的可能性并不会因为他人在场而降低。
旁观者的大脑很可能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评估工作，部分是有意识的，部分是无意识的。一个貌似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也许已经做出了理性的判断，比如身旁一个懂医学的人更有资格伸出援手。旁观者也可能正以其他方式积极采取行动，如阻止行人靠近现场，或只是“时刻准备着”，又或只是提供道德援助。可惜似乎很少有研究考虑到，没有正面帮助受害者这件事本身也能够成为一种干涉。
2014年，荷兰蒂尔堡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路德·霍滕修（Ruud Hortensius）和毕翠思·德戈尔德（Beatrice de Gelder）发表了一项惊人研究，向拉坦与达雷及其研究带来的基本共识发出了挑战。拉坦与达雷提出，旁观者的心理过程（注意力、对责任与能力的评估判断等）被情境所主导，因而几乎独立于生理本能和个体特质这两个因素。
对于旁观者问题，霍滕修和德戈尔德采取了彻底的非情境性观点。他们让被试观看一位女性晕倒，并借助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观察到他们与视觉和注意力相关的脑区活动增强，与“心理化”（mentalising）相关的脑区却没有变化。（此处“心理化”指的是将他人看作拥有自己的思维与情感状态的主体的能力。）这就意味着紧急情况的任何目击者的第一反应都是不自主的，而非反思的或认知的。换言之，面对痛苦或危险事件，旁观者很可能处在“战斗/逃跑/冻结”（fight-flight-freeze）的3F模式。在此之后，同情或共情的感觉才可能产生，并且导致反思和有意识的决定过程（帮还是不帮？）。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因为反应性的不自主过程阻止我们干涉，而反思性的过程则促成帮助行为。
霍滕修和德戈尔德的突破性进展告诉我们，至少在最初阶段，人们并不会有意识地决定不干涉。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显示他人的在场使得3F反应和个体痛苦感的水平都上升了。也就是说群体经验放大了精神创伤。其他一些研究显示，经受过高度个体痛苦的人在目击暴力或紧急事件时，更可能表现出逃避或抑制性特质；这些特质又被更强的不自主的痛苦感放大，于是他们更倾向于不干涉。此外，上述抑制性力量的强度取决于旁观者本身是怎样的人。
遇袭几年后的一天，我在伦敦的公寓听到外面有人喊叫。当时恰好是放学的时候，孩子们和一些成年人在街上不耐烦地走动，但吸引我目光的是一个年轻男子，他被两个男人和一条狗追着跑。两个男人手里拿着一把斧头和一把巨大的猎刀。我感觉自己站在那好久好久，才理解眼前的场景。我的肾上腺素激增，进入了暂时的解离状态，并竭尽全力地说服自己那只是在拍电影而已。尽管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可我似乎没有办进入更理性的状态。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缓过来，拨打了紧急电话。
我继续看着他们，狗先追到年轻男子，然后两个男人也抓到了他，但我没有走出房门介入此事。施暴者和受害人显然相互认识，他们似乎是某个帮派之类的成员。我一方面害怕正面干涉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感觉挺身而出也无济于事。那么我算是个毫不作为的旁观者，还是个积极行动者呢？答案令人尴尬：我两者都是。
暴力自成一类，与其他各种不幸或紧急情况有着本质区别。每一次暴力行为都具有难以归类的特质，然而所有暴力行为都裹挟着一种混沌的能量，让行为和思想在其中分崩离析。所有曾经目击暴力事件的人都会作证，暴力会生成一种独具特色的能量：仿佛有一道龙卷风把加害者、受害者和目击者统统席卷上天，让他们困在同一个漩涡无法逃脱。我们根深蒂固、习以为常的理解并处理事件的方式，会在混乱中瞬间崩溃。暴力的目击者经常这样描述自己：“我当场呆住了”，或“被钉住了”。也有些人实施了反击或干涉行为，但他们事后总觉得难以置信；这些行为与他们平日的性格背道而驰，有些异常的英勇，又有些鲁莽到了愚蠢的地步。最新研究显示，上述各种反应都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在暴力事件中尤其如此；对旁观者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进行道德赞誉或谴责，似乎并不恰当。
研究人员总是努力在人为控制的情境中，复制那些高度个例化且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事件，并据此得出结论：旁观者面对暴力事件做出的行为，充其量也只是匹夫之勇而已。然而也有研究指出，暴力事件的目击者更有可能出手干涉而非退缩，即便周围还有别人。这与拉坦、达雷二人的研究直接冲突。
鉴于批判旁观者效应的强有力证据，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那些我们以为知道的东西。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不得不去回想几年前那条繁华的街道，反思我自认为发生的事。回头看来，我意识到自己很可能遗漏了袭击事件的关键细节，甚至对记忆进行了错误解读。我现在能确定，我听到了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好像是那些堵车的司机想把袭击者吓跑。我不记得有行人帮助了我，但这意味着确实没有人帮助我吗？事情就发生在一瞬间，袭击者很快就逃离了。可他会不会是被某个旁观者追着逃跑的呢？我曾认为没有人想要帮我，但我忘了考虑一个重要因素：当时我（不自主地）追赶袭击者，离开了别人能帮助的范围。而对那些看着我追别人的旁人来说，我一定是一幅完全能够自己搞定的样子吧。
分别作为受害者和旁观者的两次经历或许给我贴上了“不可靠证人”的标签，但它们也把我塑造成了更积极主动的干涉者。2005年7月伦敦地铁爆炸案后不久，就在我乘地铁的时候，一个男人把帆布包留在我身旁然后飞速下车了。一阵不自主的焦虑感过后，我起身拉下了紧急刹车索。一些乘客开始抱怨我要害他们迟到了，于是我拿起帆布包（后来我意识到此举太莽撞），在下一站下车并在站台上寻求帮助。虽然我做的事称不上英勇，但也不完全是出于本能。这是我习得的一种反应。事实上，美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米德拉斯基（Elizabeth Midlarksy）和马努斯·米德拉斯基（Manus Midlarksy）1970年的研究发现，亲历犯罪和干涉紧急情况的过往经历提升了人们提供帮助的行为和成效。然而我们对这些挺身而出的人知之甚少，因为绝大多数研究都在关注“袖手旁观”的人。
至于有多少暴力或紧急事件是被旁观者的行为预防或阻止的，尚没有研究提供准确的数据。但近来英国交警局、铁路公司与自杀防预慈善组织撒玛利亚会（the Samaritans）开展了名为“只言片语拯救生命”（Small Talk Saves Lives）的一项运动，他们委托进行的研究显示，在2016至2017年间，每发生一起在铁道上的（成功或疑似）自杀事件，都有六次意图挽救生命的干涉：其中十分之一是由旁观者实施的，剩下的来自铁路工作人员或警方。而且我们似乎越来越乐于积极干涉。数据显示2018年1月至12月，英国铁路的公众干涉率上升了20%。
旁观者效应的另一方面也几乎被现有研究忽略了，但我认为这很重要：人们假设当旁观者有意识地选择或不选择干涉时，既不存在帮助被拒绝而遭受羞辱的风险，也没有任何潜在的肉体危害。这种简化太粗暴了，所有旁观者都可以证明。就在遇袭后不久，我在街上遇到了住在附近的一群孩子，其中有几个我认识。年纪最大的男孩正用言语霸凌一个较小的孩子，想让他乖乖交出滑板车。那天我正好赶时间，所以没有做什么。我没有干涉这一事实是否助长了小霸王肆无忌惮的气焰呢？我会不会导致受害者一辈子生活在愤懑中？甚至，我会不会无意间促使其他小孩走上了邪路？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无为”带来的灵魂拷问一直萦绕心头。如果干涉的可能代价是羞辱和性命之虞，那我也要作证说，不作为的代价是愧疚和道德伤害。干涉可能会让我们付出生命，但不干涉会让我们牺牲灵魂。
与其痛心疾首地对不干涉者进行（错误的）道德谴责，或许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搞清楚那些干涉者为何挺身而出，尤其是在可能会付出巨大代价的暴力情境中。如何才能激励人们向他们学习？
有一个答案是训练。通过一个叫“应对自杀性接触”（Managing Suicidal Contacts）的项目，撒玛利亚会对1万8千名铁路工作人员和英国交警进行了自杀干预技巧教学，包括如何以最佳方式接近看起来痛苦而脆弱的人。在过去15个月中，经过撒玛利亚会训练的工作人员做出了80次干涉行为。虽然我们无法知道这意味着拯救了多少生命，但我们应该相信数量是可观的。鉴于这一阶段性成果，撒玛利亚会将项目扩展并覆盖到了前线工作者，比如安保人员和售货员。
2014年奥巴马在任期间，美国白宫的“保护学生免受性侵犯”特别任务组促成了一系列项目，指导个人如何在最佳时机以最佳方式应对校园性暴力，比如“旁观者觉醒”和“绿色圆点”。非官方证据表明这些积极行动确实提升了干涉率。此外，“绿色圆点”在其他国家地区也进行了试点，包括英国的西英格兰大学。
在长达半世纪的岁月里，我们一直错误地以为，相较于作为纯粹个体行动的人，共同目击暴力事件的群体更可能选择规避风险、消极服从，并更容易顾虑别人眼中自己的形象。虽然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可能干涉，虽然人们更容易在受害者看起来特别脆弱或值得帮助的情形下伸出援手，但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人们的确会帮助困境中的他人。而且，这些干涉行为其实无关群体或个人，而且往往有很高的风险。英雄无处不在：自凯蒂·吉诺维斯被残忍杀害已经过了55年，如今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旁观者不愿帮助她，而是为什么我们公众仍然一厢情愿地认为旁观者没有伸出援手。
翻译：有耳；审校：EON；编辑：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