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有些记忆是虚假的。现在她想要纠正司法体系的错误。
2016年2月，朱莉亚·肖（Julia Shaw）接到一位律师打来的电话，事关刑事案件。2015年，一对姐妹向警方绘声绘色地描述她们被一个女性近亲性虐待。她们声称案发时间在1975至1976年间。来电者是辩方律师，希望肖作为专家证人不吝赐教。
肖是伦敦南岸大学的犯罪心理学家，连她都被案情的离奇程度震撼了。“性虐案件的被告通常是父亲，”她说，“这回却是个女孩。”在受指控的性虐发生时，两姐妹分别是四岁和七岁左右，而被告不过十到十二岁。
翻阅笔录时，肖注意到姐姐的措辞。“她老是说，‘我的童年很惨，我掩埋了很多。我猜这是我的应对机制，我肯定屏蔽了童年记忆。’这种种都指向记忆被压抑的假说。就是说，如果你曾遭遇磨难，你可以把它们藏在脑海一隅。”她说。
姐姐还告诉警方，在看到亲人在脸书上发的一张照片时，她的回忆突然浮现出来。照片触发了零星的记忆片段：她们身处家里楼上的房间，不停被迫进行性行为。妹妹说她记不得大部分事情了，但认为姐姐说的情况属实。肖从中看出社会传染（social contagion）的迹象：这些证词可能被他人的描述所影响，甚至完全出于他人的描述。“笔录还给我一种印象，第一位控诉者时不时随意猜测记忆的细节，比如她说，‘我记不得了，我就是有种奇怪的感觉，她曾经逼我们对彼此干那种事情。’”肖讲述道。
姐姐声称记忆被压抑；从受指控的犯罪到指控已有40年的岁月流逝；姐妹俩曾相互分享记忆。将这些事实都纳入考量，肖只能得出唯一的结论：虽然两人或许坚信自己的指控句句属实，她们的描述并不可靠。“我不负责判定被告有罪还是无辜，”肖说，“我在乎的是记忆可靠与否。”
由于被告在庭上提供了新证据，这个案子以撤诉告终。如今，被告正努力从磨难中走出来。“我想让自己成为那个指出证词不可靠的人，”肖说，“只能了解科学原理的人才有能力站出来。”
作为科研工作者，肖致力于研究大脑如何产生虚假记忆（false memories），并将成果应用于刑事司法系统。与许多人的想法恰恰相反，人类的记忆是可塑的，容易被暗示扭曲，即便我们无意捏造。“虚假记忆无处不在。”她说，“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不会注意到虚假记忆，就算注意到也不在乎。我们称之为错误，或者说我们把事情记岔了。”然而在刑事司法体系中，虚假记忆的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处理案件时，肖会系统性地寻找可能出错的迹象。年龄就属于很重要的提示。比如说，在三岁之前，我们的大脑无法形成可以保持到成年的记忆，因此当一个人宣称记得三岁前的事情，我们得打个问号。
此外，她重点关注指控者进行回忆时有何人陪同，被问及哪些问题，以及他（她）是否可能在心理治疗等其他易受影响的情况下，被人植入了记忆的种子。
最后，她会排查指控者是否声称记忆突然浮现，仿佛无中生有，暗示着记忆曾受到压抑的可能。这是一个弗洛伊德学说的概念，认为通过挖掘所谓被遗忘的记忆，可以解释人们心理和情感上的混乱。但这个说法缺乏科学根据。
肖深知记忆出错能带来怎样的后果，这给了她工作的动力。她认为心理治疗领域、警务和法律系统都对记忆研究缺乏了解，造成了系统性的错误。目前她正指导德国警方改进审讯方式。她的终极目标是彻底铲除人们对记忆的误解。“警方和法律部门不了解我们的研究。”她说，“没几个人会看学术期刊。但我们做研究就是为了改变现状。”
加州曼哈顿滩的麦克马丁幼儿园（McMartin Preschool）的佩琪·麦克马丁·巴奇（Peggy McMartin Buckey）等人被指控性虐儿童并举行撒旦仪式。一位母亲称孩子被性侵，点燃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调查行动，共有数百名儿童参与指控。1990年，这些判决统统被推翻，因为法官认为心理治疗师无意间将虚假记忆植入了这些孩子的脑中。
1989年，居住在洛杉矶卡诺加公园街区的艾琳·富兰克林-利普斯科（Eileen Franklin-Lipsker）正凝视着年幼的女儿杰西卡，突然，一连串骇人的回忆涌上心头。她在记忆中看到父亲乔治·富兰克林（George Franklin）在他货车的后座上，强奸她八岁的朋友苏珊·内森（Susan Nason），然后用石块敲碎了她的头颅。内森于1969年失踪，三个月后，有人在加州福斯特市（内森当时住在那儿）郊外的树林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凶手一直逍遥法外。富兰克林-利普斯科被回忆吓到了，选择报警。1989年11月25日，她告诉警探，父亲在20年前把内森的尸体丢在树林里，用床垫盖住，威胁她不保守秘密就死路一条。她声称自己一直压抑着这段恐怖的记忆。她的回忆最终导致乔治·富兰克林被起诉，站上了被告席。
1990年年末，在案件开庭审理期间，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认知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接到一通电话：是富兰克林的律师道格·霍恩格拉德（Doug Horngrad），希望她作为专家证人为被告作证。洛夫特斯研究记忆已经二十多年，曾在数起刑事案件中作证。“让我迷惑不解的是，富兰克林-利普斯科一直在修改证词。”洛夫特斯回忆道，“关于她怎么会回忆起来的，大概有五六个不同版本。” 洛夫特斯认为这意味着记忆失真，甚至完全是伪造的。
1990年11月20日的庭审现场，洛夫特斯花费两小时向陪审团解释记忆多么易受影响，而富兰克林-利普斯科的记忆或许不像表面上那样可靠。可是，富兰克林在几天后被判谋杀罪名成立。“我非常震惊。”洛夫特斯说。
五年后，法院终于肯定了洛夫特斯的观点。富兰克林-利普斯科的姐妹简妮斯作证说，艾琳曾借助催眠疗法缓解自少女时代一直折磨着她的抑郁，她就是在治疗期间找回记忆的。治疗师告诉她，她的症状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并引导她回忆导火索是什么。洛夫特斯认为这就是虚假记忆的源头。英美两国的法庭都将催眠获得的信息视为不可靠的，因此富兰克林-利普斯科的陈述不可采纳。由于女儿的证词是当时导致富兰克林获罪的决定性证据，法官推翻了之前的定罪，他被无罪释放了。
受这段经历的鼓舞，洛夫特斯展开了对虚假记忆的开创性研究。八九十年代，性虐指控急剧增多，让她很好奇。正是在这一时期，被压抑的记忆理论在催眠疗法、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等替代医学实践领域受到追捧。治疗师们鼓励病人借助视觉辅助、催眠、想象等技巧通达被压抑的记忆，而且这些记忆的内容通常被认定是童年的性暴力或身体虐待。“人们蜂拥而至，说自己恢复了被压抑的记忆，终于意识到自己其实是野蛮行径的受害者。”洛夫特斯说，“我发现这一状况非同小可。在我看来这些普通人在接受治疗时，被植入了非常完整且栩栩如生的记忆。”
“记忆植入的说法在当时极具争议。”肖说，“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指责伊丽莎白打压受害者，疯狂抨击她。我站出来反对恢复记忆的疗法，也被抨击了。但是伊丽莎白和我这些人真的很担心那些疗法会毁掉人们的生活。”
1995年，富兰克林的案件结案，洛夫特斯开始用实验检验她的理论。她和研究生杰奎琳·匹克雷尔（Jacqueline Pickrell）招募了24名被试，给每个人一本小册子，上面详细地描述了他们四到六岁之间的四段经历。其中三个故事是真实的，由被试的父母提供。
第四个故事是假的，是个想象出来的意外事件：儿时的被试在购物中心迷路，直到过路人伸出援手，把他（她）交还给父母。为了增加真实性，洛夫特斯向他们的父母咨询了一些可能为真的细节，比如当时附近真实存在的购物中心叫什么名字。被试的任务是思索这四段记忆，尽可能地回想并记录细节。访谈时，有些人谈及自己当时的心情，甚至好心人的着装——即使这些事情从未发生过。“这是项开天辟地的研究，它表明我们可以植入整段经历的虚假记忆。从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实验。”肖说。
洛夫特斯的研究中，最终有四分之一的被试形成了细节丰富的虚假记忆。“关键在于记忆易受暗示。形成虚假记忆通常是因为接触了有暗示作用的外界信息。”洛夫特斯说，“或者由于自己对自己施加暗示，也就是自我暗示。人们推测哪些事情可能发生过。对这些推测加以巩固，就形成了虚假记忆。”
“当时研究记忆错误的人不少，却没有发掘其实践意义。”肖说，“伊丽莎白·洛夫特斯重构了理论框架，使之可以用于庭审。”
1984年，警方逮捕了一个名叫约瑟夫·佩斯里（Joseph Pacely）的加州男子：有人闯入民宅试图强奸一名女子，在其他住户惊醒后仓皇逃走，而佩斯里符合目击者的描述。女子化名M夫人，她指认了列队（line-up）*中的佩斯里。认知心理学家及记忆专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为他作证，解释说跨种族的误认很普遍（M夫人是墨西哥人），而且压力可以篡改记忆。由于洛夫特斯的证词，佩斯里被宣判无罪。
*译注：警方的一种刑侦手段。嫌疑人与几位非嫌疑人排成一排，让目击者指认。
2016年2月的一个早晨，在伦敦南岸大学法律与社会科学系的办公室里，肖在书桌前的转椅上盘腿坐着，她是系里的犯罪学高级讲师。她30岁，身材娇小，金发及肩，正激情地谈论着工作；她语速飞快，仅在偶尔需要不耐烦的将长发拂到肩后时才稍作停顿。她年少时曾研究家族史，对记忆科学的兴趣就此生根。肖出生在德国科隆，双亲分别是德国人和加拿大人。她的整个青少年期不停在搬家，出生地、德国波恩、加拿大温哥华，来来回回。“我的家族里有些人与现实世界脱节，精神状况欠佳。我从小就明白每个人的现实可以是截然不同的。”她说。肖是家中第一个取得学位的人：2004年，她开始在西蒙·弗雷泽大学温哥华校区学习心理学。“我不知道我具体要做什么。我只知道我有些家人眼中的现实与常人不同。我想明白怎么回事。”
她自大学时代就把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奉为偶像。“这个领域很少有女性成为顶尖学者。在我初涉心理学的时候，她是最重要的之一。”她说。洛夫特斯的记忆植入研究影响了肖的兴趣。2009年，肖进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愈发着迷于虚假记忆可能如何左右刑事案件。
80年代末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记忆科学能够帮助改良警察的问询技巧。“研究发现提问方式的微妙变化影响了证人汇报的内容。证人得到的反馈可以改变他们对记忆的自信程度，甚至可以塑造他们的回忆。”华威大学的心理学家、虚假记忆研究者金伯利·韦德（Kimberly Wade）说。拙劣的审讯方法最终可能导致错误的目击描述、毫无根据的指控，甚至虚假招供（false confessions）。“为什么人们会招供压根没做过的事情？比屈打成招更离奇的是，有些人的确认为自己犯下了罪行。”肖说。
2015年，她开始探究是否能够将生动的犯罪记忆植入人们的脑海，希望借此了解虚假招供到底何以产生。她改进了洛夫特斯的购物中心实验，与她曾经的博导，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司法心理学家斯蒂芬·波特（Stephen Porter）一起招募了60名学生志愿者，把他们分为两组。第一组被告知他们少时经历了某个意外事件，如受伤、被狗攻击、损失一大笔钱等。第二组则被告知少时的犯罪经历，如人身侵犯或偷窃。为了使记忆更具说服力，肖将被试父母提供的自传式信息融入其中——比如他们在“犯罪”时的住处、好友的名字等。
第一次会面后，所有被试都没能回想起虚假记忆。然而，研究者们每天晚上都鼓励他们花几分钟对那件事进行视觉想象，连续三周。肖还运用了社会操纵（social manipulation）的诡计，告诉他们绝大多数人都能回忆起来，只不过需要竭尽全力。
肖回忆起她的实验开始起作用的那一刻。成功播种虚假记忆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汇报的细节丰满起来。“当时有个被试正在受引导进行想象练习；虽然只是不起眼的细节，但她说，‘蓝天，我看到蓝天。’这意味着她开始相信自己确实经历过这件事，记忆取代了想象。正是这类细节最终构成了事件本身的基础。”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故事，插入真实的自传式细节，加上视觉想象和表现压力（performance pressure）——这套组合拳的成果是，70%的被试产生了丰富多彩的虚假记忆。既往植入研究的成功率是35%左右。出乎意料的是，植入犯罪的虚假记忆和植入关乎情感的虚假记忆一样容易，肖说，即使常识告诉我们，人们更难相信自己犯过罪。
肖用这个实验证明记忆多么容易出错。“我经常向警方讲述这项研究。”她说，“这样他们就会设身处地，心想‘我也可能把虚假记忆塞进目击者或嫌疑人的脑子’。”
肖精通德语，大多与德国警方和军方共事。在警方这边，肖的主要工作是训练高级警官，这些高级警官再把所学传授给全国各地的下属。2016年11月，她在德国下萨克森州宁布尔格警校的礼堂为220名警官做讲座。一如往常，她从记忆科学的基础知识开始，解释记忆是如何出错的。“只告诉他们怎么做是不够的，还得告诉他们为什么。明白为什么可以提升警察的工作质量。”肖说。然后她介绍了一些实用工具，它们有助于在调查刑事案件时避免产生虚假记忆：她建议大家尽早给证人做口供，以免时间搅乱记忆；把不同人对同一事件的叙述隔开，以免相互影响；审讯时避免诱导性提问。
肖还强调说，把证人和嫌犯的访谈录下来很重要；德国警方很少这样做。“这样能督促警官谨慎提问，提升访谈质量。”她解释道。这样还留下了一份独立记录，如果有虚假记忆的嫌疑，就可以回过头去仔细检查审讯过程有何纰漏，她说。
讲座后的一件小事让她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没有打水漂。一位警官告诉她，她决定回警局后设立新规：给证人做笔录时必须录像。
军方则更不愿买账，她说。“总会有一两个人，通常是年长男性，冲上来对我讲一些个人经历，比如‘我记得自己出生’，‘我有童年记忆，所以你是错的’之类。我只好说，‘你的小故事根本斗不过我的科学’。”肖每年给德国军方的情报人员上两次课，主要目标是帮助他们了解自己记忆的缺陷，以收集更可靠的情报。“我告诉他们，即使你对某件事情很有把握，事实上也可能错了。所以你必须慎之又慎。搜集情报的时候，常常需要根据不能够记录下来的信息做出安保决策。”
她还在倡议军方不应该过于频繁地进行任务汇报（debriefings）。“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回来，并且立刻汇报情况。”肖说，“但是这种汇报的错误在于分享记忆，这样一来大家的记忆就汇成了一段。细节都被抹去了。”
近日，肖得知军方正在改掉集体汇报的坏习惯，取而代之的是让刚出任务回来的军官独立记录记忆。“我还发现，和我共事过的基地军官收到的圣诞礼物是我的书。”她笑着说。
1990年，19岁的加州姑娘霍利·拉莫纳（Holly Ramona）在心理治疗时开始挖掘出被父亲虐待的记忆。她是在阿米妥钠（sodium amytal），也就是所谓“吐真药”的辅助下回忆起来的。阿米妥钠能让人们以为自己正回想起真实事件。1994年，女孩的父亲以医疗过失罪起诉治疗师，法院宣判罪名成立。这是史上第一起心理治疗师因植入虚假记忆获罪的案例。
我们的记忆为什么如此脆弱？归根结底在于大脑储存信息的方式。我们可以借助模糊痕迹理论（Fuzzy-trace theory）的概念囊括个中原因。美国心理学家查尔斯·布莱恩纳德（Charles Brainerd）与瓦莉莱·雷纳（Valerie Reyna）在90年代提出了该理论，他们认为大脑将记忆存放为两种形式：要义（gist）痕迹与细节（verbatim）痕迹。要义痕迹记录事件的梗概特征，细节痕迹则储存精确的细节。“细节的是确切的，而要义是概略的。”肖说。比方说，细节痕迹记录着某个人的名字和瞳色，而要义痕迹记住的是你和他相处得怎样，你是否喜欢他。
根据模糊痕迹理论，记忆失真源于大脑储存并回忆这两种信息的机制相互独立。由于要义记忆比细节记忆更持久也更可靠，两种记忆的交流就很混乱。肖在《记忆错觉》（The Memory Illusion）中写道：“如果要义痕迹很牢固，就可能促发所谓的幻觉回忆体验（phantom recollective experiences）；要义记忆的熟悉感被错误地诠释成了存在细节记忆的证据。”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把很多事情巨细靡遗地记下来，肖说，“所以当我们需要细节回忆时，就可能导致虚构——假想出某些原本不存在的记忆碎片。我们装饰着自己的要义记忆。”装饰物可能来自他人的叙事、自己的想象或正在经历的事情，它们合谋篡改了我们对客观现实的感觉。“概而言之，记忆是一种重构物。”纽约城市大学认知心理学副教授德琳·斯特兰奇（Deryn Strange）说，“所以说我们不能仅记忆回放，就想当然地认为那是对往事的精确记录。”
没有失忆，但记不起过去的自己有多可怕？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长久地生活在一种“失忆”状态，其他事情都记得，就是不记得自己干过啥——他们是“没有过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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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肖把四个大箱子、两个博士生和她自己塞进了她的宝马Mini，从伯明翰郊外的英国虚假记忆协会（BFMS）总部返回伦敦。协会为那些自称含冤待雪的人提供帮助。箱子里装着数千份经过编纂的文件的影印版，包括电话记录、法庭报告、精神病病历等；它们记录着BFMS自1993年积累的约2500个虚假记忆案例。
肖与BFMS的通信主任凯文·菲尔斯泰德（Kevin Felstead）利用这些数据分析虚假记忆的形成与演变。他们还发现这些指控有共通之处：指控者通常是被告的熟人；指控内容主要与性虐待有关；绝大多数指控者正接受可疑的治疗。“寻求心理治疗的人内心脆弱，他们在寻觅答案。”肖说，“所以只要治疗师说‘想必你有所压抑’，他们就会同意开始探索。”
他们调查发现，错误的治疗方法比比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催眠和心理治疗，两者都鼓励病人唤醒被压抑的记忆。“精神分析学派阴魂不散，鼓吹人们需要寻找压抑的根源。大学里还在教授这些荒谬的理论。”肖说。BFMS正逐渐建立治疗黑名单，以便快速识别屡屡犯错的业内人士。“现行的治疗手段多如牛毛，而且像西部拓荒般乱象丛生。正如不是所有人都能自称医师，某些人也不该妄言能治疗精神疾病。”肖说。
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在于菲尔斯泰德所称的塞维尔案效应（post-Savile effect）。2012年，吉米·塞维尔（Jimmy Savile）性虐数百人的事实公之于众，社会对性虐受害者的关注显著提升。“过去，司法系统往往亏待受害者，” 菲尔斯泰德说，“受害者在庭上受尽折磨。他们得不到信任，还被嘲弄。塞维尔案之后，情势彻底反过来了。”
现在，指控性虐待的人往往从一开始就被称为受害者。“调查过去的性虐事件时，人们还称他们为幸存者。”肖说。2016年，伦敦市警察局饱受舆论抨击，因为他们采取了一项政策：警方相信每个做出性虐待指控的人。“在没有确定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就将指控者认定为受害人，这将给之后的司法程序带来很大影响。”肖说。
在肖看来，司法系统不一定要是非黑即白的。在真相与谎言之外，还有在人们脑海中伪装成现实的假象。她认同伊丽莎白·洛夫特斯2008年的提议，法庭应该采用新的誓词：“你是否发誓所言属实，毫无欺瞒，或者说——至少你认为是这样？”
翻译：有耳；审校：小聂；编辑：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