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学

强迫的红线


我们演化而来的警觉和忧虑,被现代生活的重压奖赏并加剧着。


一切从几滴血开始。更确切地说,一切从书中对血的描写开始。当时我正在读路易斯·劳瑞(Lois Lowry)的经典儿童文学《死亡之夏》(A Summer to Die),讲的是女孩莫莉死于白血病的故事。有一段描写她流鼻血,怎么都止不住;这是她患病的第一个迹象。从那以后我每次流鼻血,都确信自己命不久矣。我会强迫性地检查四肢,看有没有异常的淤斑——瘀斑是白血病的症状之一。在我还是个孩童时,就沉溺于思考生命的有限性,或许比有些将死之人想得还多。我的执念太深了,最后不得不扔掉那本刺眼的书。

十几年后,当医生说我患有强迫症(OCD),我一点也不惊讶,我清楚地看到强迫像一根红线贯穿着我整个人生。我被确诊时,我的症状已达到强迫障碍谱系的极端,和很多人一样符合确诊强迫症的标准。

没什么好粉饰的:真正的强迫症是种疾病。它让你无法正常生活——我的亲身经历可以作证。然而,强迫性的观念与如今的文化风尚不谋而合,而功能正常的强迫症患者往往在工作上表现突出,身居社会金字塔顶端。古希腊传奇忒修斯也是个成就非凡的“强迫症患者”,他杀死牛头人米诺陶后,循着阿里阿德涅给他的红线走出了迷宫。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强迫这根线俘获了我,也一直指引着我前进的道路。

我的执念往往是从同一块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迫在眉睫的死亡的威胁;有时是肉体的死亡,有时是社会或道德的。在读《死亡之夏》的那阵子,我还会翻阅父亲书架上弗兰克·奈特(Frank Netter)的解剖书,书里有一些插图细致地描绘了罕见病患者的模样,非常骇人,而我坚信自己注定会患上这些疾病。后来我上了一所竞争激烈的高中,将消亡的恐惧转化为如痴如狂的学习;内心的紧张感把我撕咬得痛苦不堪,但它也鞭策着我在预科物理考试前疯狂地背书。每当我的决心动摇,恐惧便会涌上心头,让我义无反顾地继续努力。

恐惧曾驱使我屡获高分,它也曾让我陷入瘫痪状态。强迫症患者的每个关于特定问题的执念,都伴随着一阵难以遏制的冲动——你感觉自己必须做这件事,才能驱走心中不安的念头。甚至在我把《死亡之夏》扔掉后,我依然一有不舒服就觉得生了大病,强迫性地搜索医疗网站以说服自己并没有罹患淋巴癌或卵巢癌。

成为写作工作者后,我一直在与凭空冒出来的侵入性想法作斗争:还记得你从前那篇关于恐龙踪迹化石的文章吗?你最好再逐字逐句读一遍,确保没有写错东西或漏掉信息源。几乎每个在我脑中轰鸣的强迫性念头都反复叫道:你犯错了,你犯错了。而所有强迫性行为终究是徒劳,那个声音依旧不绝于耳。

说到强迫症,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把床单四角掖得整整齐齐,或者一刻不停地洗手去除细菌的那种人。我完全不符合那种形象——我甚至有些懒惰。强迫症最标志性的症状是侵入性想法,研究发现这些折磨人的思绪的呈现方式数不胜数。的确,有人不停洗手,也有人走人行道必须跳过裂缝,但也有像我这样的人,我们的强迫症看起来更像是存在危机。

许多强迫症患者被多余的暴力想法折磨——比如认为自己会杀死亲朋好友——并且做出强迫性举动以防自己杀人,比如扔掉所有刀具(即使他们连苍蝇都不忍心伤害)。也有些人患有所谓的“情感强迫症”(relationship OCD),他们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偏执地认为伴侣出轨了,并且忍不住去检查伴侣的手机,盘问他们的去向,以确认他们忠心不二。还有个亚型是多虑性强迫症(scrupulosity OCD),这些患者总是觉得自己犯下了道德恶行,只好强迫性地祈祷或寻求原谅,以缓解难以承受的罪恶感。

只有1~3%的人口的强迫观念和行为严重到了有必要确诊为强迫症的地步,然而数千年来,人类其实一直普遍具有执念的倾向。如果人类的思想总是收放自如,我们的物种也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

通过对强迫观念的生物学研究,我们发现人类大脑固有某种促成强迫性思维的机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显示,强迫症患者的三个关键脑区异常活跃:眶额皮质、前扣带回和基底节。关键在于,我们依赖这些脑区识别错误的想法,以纠正思考路线——神经科学家们称之为错误探测。

强迫症患者负责探测威胁的系统过分活跃,以至于产生了“持续性错误测得信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学家杰弗瑞·施瓦茨(Jeffrey Schwartz)说。可以说,强迫症就像一个出故障的汽车防盗器,不管你怎么尝试解除警报,它还是叫个不停。

没人喜欢汽车防盗器刺耳的叫声,但是安全起见,大多数人都愿意装一个。从演化的角度上看,强迫可能是出于类似的道理产生的。“强迫性特质的情感核心在于一种猛烈的焦虑紧张感。”纽约新罗谢尔学院(College of New Rochelle)的心理学家斯蒂芬·赫特勒(Steven Hertler)说。这种紧张感,他解释说,能够刺激我们做出保命的必要行为。那些对于入侵者、蛇、老虎等潜在威胁有执念的人,虽然不太讨人喜欢,但他们杞人忧天的性情保护了亲友的安全,也对后代的生存大有裨益。“在所有演化出来的避害策略中,”德国精神病学家马丁·布伦(Martin Brüne)写道,“强迫症可谓是最极端的一种。”

我们的大脑也可能早早地做好了准备,在生命中的脆弱阶段走向强迫的极端。芝加哥西北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在产后表现出强迫症症状的比率是常人的四倍左右——普遍的症状有一直担心伤害到新生儿,或让它们染上病菌。研究者认为某些强迫可能是生产后的适应性反应(adaptive response),让母亲处于高度警觉状态,无微不至地保护弱小无助的婴儿。

高度敏感的威胁探测系统带来生存优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的威胁探测器都敏锐过头了点。虽然只有约1/40的人患有临床上的强迫症,多达1/10的人曾有过干扰日常生活的严重强迫念头和强迫行为。大多数人的强迫倾向的确是与生俱来的,也存在着个体差异,但是我们目前的文化氛围促进并放大了这种倾向。我们把强迫当作美德称颂,这一集体态度可以追溯到新教的工作伦理(Protestant work ethic)——勤勉是一种神圣的天职。“这种态度不可能是自然的产物。”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在1905年写道,“它只能是长久而艰辛的教育过程的产物。”

如今,这一教育过程——我们系统性地奖赏并强化强迫——从小学就开始了;小孩子刚脱下尿布,就有可能因不爱学习受到谴责。这一过程贯穿着我们的学生生涯;青少年强迫性地“刷”出完美无瑕的成绩,以吸引名牌大学的眼球。我们成年后,教育仍在继续:我们争先恐后地投出一封封注定石沉大海的简历,希望简历上某些玄之又玄的东西能让自己鹤立鸡群。在这个以将韦伯所谓的“经济界适者生存”奉为圭臬的体制下,优越的岗位稀少,竞争者之间的差异微乎其微,而错失良机就意味着经济劣势。难怪我们原本就很敏感的威胁探测器进入了橙色预警状态。

更重要的是,那些凭借强迫披荆斩棘的人收获了丰厚的回报。一看到推荐信上那些暗示强迫的词汇,比如“一丝不苟”、“决不妥协”、“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招聘经理的眼睛都放光了;而且许多招聘经理自己就是得益于强迫倾向节节高升的。许多职业确实要求人们强迫性地顾虑某些事情,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分寸,要确保一切完美落实”,洛杉矶西木焦虑症研究所所长艾达·戈比斯(Eda Gorbis)说。不放过一切细节的犯罪现场调查员,探索宇宙细微玄妙之处的宇航员,还有手握手术刀,毫厘之间决定生死的脑外科医生,这些人都将强迫性特质转化为了积极的人生追求。

还有许多(虽然不可能是全部)强迫症患者也通过类似的方式,把自己狂乱的心灵狡计的优势发挥了出来。现居纽约的喜剧演员兰斯·韦斯(Lance Weiss)患有强迫症,他认为自己在单口喜剧界崭露头角要归功于强迫的天性。他每场表演前都反复演练,力求每个细节都完美无瑕。

“我死抠每个细节。”他说,“我把观众席的每张椅子都坐一遍,检查膝盖和前排之间的距离。”同为强迫症患者的英国作家及顾问阿曼达·格林(Amanda Green)说,破釜沉舟的生活态度赋予了她自主创业并创作八本书的动力。荧幕传奇查理兹·塞隆(Charlize Theron),以及畅销书《星运里的错》的作者约翰·格林(John Green),也都公开谈论过自己的强迫症。

研究者从强迫症的个案中发现,在没有明显缺陷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表现出这些个人特质。“强迫性人格标志性的勤勉与责任心,” 美国心理学家西奥多·米隆(Theodore Millon)和罗杰·戴尔·戴维斯(Roger Dale Davis)写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焦虑能量的控制与利用。”

我的焦虑能量是上天给我的,我难以想象心里这根弦松下来会是什么感觉,我也能理解一定程度的强迫特质对人类的生存繁盛或许是有益的。但每当我脑中的强迫势力占据上风,生活依然举步维艰。

和西北大学那项研究中的母亲们一样,在我其中一个儿子出生后,强迫症卷土重来。虽然我的病史使我属于高危人群,产后荷尔蒙失衡也让我更容易发作,我对这一切竟毫无察觉(或许是我刻意忽视了),在一段时期内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然而好景不长,强迫性思维再次来袭,而且是敌对性的那种强迫思维。当我躺在床上照顾儿子,突如其来的紧张感会攫住我的身体,让我心率飙升。我24岁时写的某篇文章,甚至是高中时候的小论文,都会像一记猛拳一样触发我的威胁探测器。

为了遏止排山倒海的恐慌,我会一遍遍地检查每篇文章,恨不得拿放大镜看每个词,确保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或者与别人的文章雷同。我还会一遍遍地检查引用段落,确保誊录的原文与我的完稿一模一样,精确到标点符号。一旦我发现了错误——我的确发现过几次,因为事实和语词比我们想象中更飘忽不定——我就觉得最可怕的恐惧被证实了。当我终于说服自己这篇文章够格了,我迎来片刻的平静,然而只有几分钟而已。检查一篇文章的草稿过后一小时,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检查彻底,所以不得不再来一遍,邪恶的强迫循环就这样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在旁人看来,我似乎只是个比较勤奋的正常人,然而事实上,我已经看不清坚持不懈与病态执念之间的边界了。

我丝毫不怀疑强迫特质写在我的基因里。我的家族成员中有许多一丝不苟的技术人才,包括外科医生、水管工和工程师。如果施瓦茨在我强迫症发作时扫描我的大脑,我敢确定我的眶额皮质会像圣诞树似的熠熠生辉。然而,绝大多数精神疾病都是生理机制和环境条件交互作用的产物,而我成长的文化环境和现在的生活状态,简直是为了诱发强迫症而精心设计的。

环境百般劝导、鼓励我留意强迫带来的挥之不去的痛苦,以至于我感觉强迫是一条生理律令——甚至它可能真的变成了生理律令。当我被强迫症“尖刺”(临床医生的黑话)突然扎中时,兴奋的大脑好似一头哥斯拉在我背后喘息,我不得不遵从它的指令。“强迫症这种病,是个不知餍足的恶魔。”施瓦茨在有关强迫症的书《脑锁》(Brain Lock)中写道,“你越屈从,它就越饥饿。”

强迫症的一线疗法有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还有属于认知行为疗法的暴露和反应预防(ERP)。前者包括百忧解等药物,而后者需要用令你恐惧的刺激疯狂轰炸你,直到你适应它们。

ERP与遍布世界的灵修有惊人的相似性。冥想是一种屈服的方式,冥想者接受每个当下如其所是的样子。ERP同样包含一种凝练的彻底接受。如果你强迫性地恐惧病菌,并且隔几分钟洗一次手驱赶病菌,那么你必须接受治疗师的指令:在地板上摩擦手,再用舌头舔,然后不准洗手。或者像我一样,接受你的确可能写过一篇非常糟糕的旧文章,但必须遏制住检查修改它的欲望。至于那些总是围绕着追求完美而产生强迫念头的人,“我们通常会建议他们犯些微小的错误,比如漏掉逗号,搞错大小写之类的”,而且犯错后不允许纠正,戈比斯说。一旦你的大脑明白,就算不实施强迫行为,生活还是会继续,你的强迫症尖刺也就会变钝一些。

对那些足够坚强,能够忍受这些不适的人,ERP有奇效。通过直面最大的恐惧,而不是试图借助强迫行为驱逐这些恐惧,我得以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遏制住最严重的强迫周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实验发现,患者接受以ERP为核心的治疗后,如果症状有所缓解,他们以往过分活跃的脑区也“冷静”了下来;这意味着疗法真的可以帮助改变大脑的生理回路。强迫症患者服用百忧解等抗抑郁药后,眶额皮质的活跃程度也降低了。药物与行为疗法或许是殊途同归的。

不过,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患者而言,治疗只能减轻强迫的程度,而无法彻底消灭它。施瓦茨在《脑锁》中记叙了几位患者的故事,他们接受治疗后病情大大缓解,但依然没有根治。戈比斯说,治疗的目的是限制那些恼人的症状,帮助病人全心投入生活,而不是彻底铲除强迫倾向。“应该明确区分两种情况。”她说,“如果你每天有超过一小时的强迫性思维,而且它们造成了很大痛苦,那么你肯定是生病了。但如果只是偶尔发生,也没有让你很难受,那么这还算不上疾病。”

虽然我的症状已经减轻到能够忍受的地步了,我的强迫本性没有消失,而且我认为假如没有它,我也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写作者。我的谨小慎微让我避免了许多严重过失,比如事实错误和不成熟的论证。在这个时代,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羞辱等野蛮的方式惩罚犯错者,因此似乎除了反复核查事实,不断自我怀疑之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应对。(我好几次看到其他作者稍有纰漏,就被公众批得体无完肤。)我还有一个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想法:我需要强迫倾向,因为它能够平衡我同样严重的懒惰脾性。

施瓦茨告诉患者,高呼“不是我的错,是强迫症的错”能够振奋精神,帮助达到正念;这样能帮助病人铭记他们的症状是大脑故障造成的。就我个人而言,这种手段不太有用。我的强迫与对准确性和尊严的合理顾虑几乎无异,因此我很难将强迫视为异己之物。

不过,我深知自己的强迫倾向在程度上是不正常的(虽然内容上有时是正常的),工作时我也必须压制它们,因为一旦放手它们就成了脱缰的野马。有一次我告诉编辑我需要再核对一遍稿件的终校样张(我已经检查过一遍了),他有些气急败坏地回信说,从没有作者像我一样要修改那么多遍。此后我再也没和他共事过。

我上学时成绩优异,我百折不挠地申请写作实习直到被录用,我愿意为了把一个点子付诸笔端反复折磨编辑……都是我的强迫本性使然吗?没错,我那些执念的祖先可能也是这样获得回报的,就和许多或患有强迫症或“正常”的当代人一样。然而,我也下定决心不向强迫症的核心悖论屈服:过度的自我保护会导致自我毁灭。换言之,我始终紧攥着红线不放,但我不再任它牵着我鼻子走了。我的觉悟也减轻了我的痛苦:我终于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强迫倾向与当代文化轰轰烈烈的“集体强迫症”其实密不可分。我因此能够扪心自问,我是否想要服从文化的指令,或以何种姿态随波逐流。假如我能够彻底斩断红线,我会这么做吗?我不确定,但这个问题其实毫无意义:因为我不能够。所以我不得不抓住它,相信它会继续引领我走出迷宫。

翻译:有耳;编辑:EON

How modern life exacerbates and rewards human vigilance and worry – Elizabeth Svoboda | Aeon Essays

It all began with a few drops of blood. Or, more precisely, a description of blood on the page. I was reading Lois Lowry’s childhood classic A Summer to Die (1977), about a girl who dies of leukaemia. The first sign that something’s wrong with Molly is a bloody nose that can’t be sto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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