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知道要如何当一个人类了。”
在2015年12月一个难熬的下午，雨点啪嗒啪嗒地滴落在灰暗的街道上，像是在为地球唱一首悲歌，五千位激进人士聚集在巴黎凯旋门附近，希望迫使全球领导人为拯救未来有所行动。艾莉当时也在场。但是关于这个下午正在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她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发生在公众前、摄影机前和穹顶之下的事。在需要鼓起极大勇气的抗议活动开始前，激进人士一同搭乘地铁，对于时常袭来的绝望，他们相互简短地宽慰着。人们聊着心中的困惑、愤怒和绝望；谈论着这样一种预感：已经发现一个巨大的政府阴谋，即要毁灭人类种族——但这是一个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却无意去阻止的阴谋。
在巴黎街道二十米深的地下，地铁成了一个拥挤而恐怖的蚕茧，在这里人们方能获得片刻诚实的解脱。终于，有人用语言表达出了曾经困在艾莉脑海中的心灵丧钟。那是句无心的话：我再也不知道要如何当一个人类了。
Tropical Depressions | Sam Kriss and Ellie Mae O’Hagan
On a wretched December afternoon in 2015, as raindrops pattered a planetary threnody on grayed-out streets, five thousand activists gathered around Paris’s Arc de Triomphe, hoping to force world leaders to do something, anything, that would save the future. Ellie was there.
气候变化意味着，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目前我们对人性相关的所有理解都将终结。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亚马逊雨林最终会被烧为灰烬，夷为平地；浩瀚的海洋会腐为污泥，吞没城市；南极冰原将分崩离析，最终冲散；大片绿茵将成为荒芜不毛的沙漠。全球气温如果上升4摄氏度，一个世纪后的世界与现在将完全不同，就像现在与冰河世纪完全不同。任何从这种人类咎由自取的乱局中幸存的人，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会与我们相差甚远，就像我们与在一万年前那个遥远而冰冷的星球幸存的第一个萨满人之间的差别那么大。这种剧变令人惊骇：大多数人都尽量避免过多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无从想起，就像活着的人无从思考死亡。但对于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的人——比如气候学家、激进人士和环保支持者来说，这场隐隐约约的灾难引发了一种恐慌：未来，人性可能会灭绝，这使人性在当下备受质疑。
奇怪的天气
可以这么说，目前我们已经生活在普遍的人性危机之中了。即将到来的野蛮的碎片让人性正在一点点倒退。气候问题激进人士在面对这种退化时感到压力很大，这种压力让他们感到人性被剥夺；而另一种人性的丧失表现为，大众在面对这种压力时选择直接忽略。第一艘难民船在地中海沉没时，成千上万只是想为自己和家人谋求一份稳定、安全的生活的人死去。那时，在欧洲大陆生活安逸的人们还会感到震惊。现如今沉没仍在继续发生，但头版头条对此的报道却越来越少。许多人在自己的安逸生活中变得麻木不仁。
今年一月，一个冈比亚年轻人在威尼斯大运河溺水身亡，而现场游客却在游船上放声大笑，用手机录像。这惨无人道的行为也在暗示我们，最迅速的人性崩坏可能来自那些最难直接感受到气候变化冲击的地区。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避免沙漠化和大规模饥荒的可能性更高，无论官方还是非官方，对未来的计划都遵照“救生艇英国”观念。所谓“救生艇”，并不是说当数亿难民从南边千疮百孔的地方逃过来时，英国会利用其相对安全的境况营救他们。相反， 这里的“救生艇”源于一种严峻的自我保护逻辑——救生艇伦理，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会为了救生艇上的位置你争我夺，那么必定会有人无法登船。试想，如果最后一支垂死挣扎的海军舰队朝难民船队开火射击；如果裹挟着尸体的潮汐已经涨到了英国东海岸，我们还有任何值得拯救的人性残留么？
应对气候变化的激进活动十分艰难。激进人士社群里充满欢乐和友谊，以及共同的挣扎，但也很让人沮丧；人类对抗潮汐，肉身对抗气候。有些激进人士在国家监管部门的施压以及精神疲惫的折磨下放弃。还在并肩战斗的伙伴们说，他们正在经历一种悲伤：为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悲伤，为无论未来人类将会采取什么行动，短期都会很痛苦的人们悲伤。这种抑郁或许永远存在，又或者会逐渐好转。但它同时迫使我们以最残酷也是最基本的形式面对这个问题。
“我不再知道要如何当一个人类了。”我们曾知道过么？当人性正缓慢地自我毁灭，了解这个是否只会加速我们的普遍瓦解呢？
一个空虚的世界
许多气候学家和激进人士说起自己的工作时，都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绝望与无助感——这是一种我们称之为政治抑郁的感受。通常，我们认为抑郁是一种内科疾病，只要给患者一些能够让大脑畅游在血清素中的化学药物，症状就可以得到缓解；而关于如何将大脑更多关于抑郁的转变概念化，现代医学并没有比从前的观念走得更远：过去人们认为抑郁的心情来自体内过多分泌的褪黑素。但抑郁症患者谈论他们的感受时，用的是“与世界失联”。作家蒂姆 · 洛特（Tim Lott）曾写道，“抑郁症患者就像在透过一块玻璃看世界，更准确地说是一块厚厚的半透明的冰。”一位笔名为玛丽-昂热（Marie-Ange）的女士，也是朱莉娅 · 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精神分析对象之一，她所描述的世界是空洞的，只剩下虚无，像是一种巨大无形，令人无法反抗的暗物质。换言之，抑郁的内心状态其实是一种精神视界；他们注视着一种巨大的缺憾：没有希望，没有未来，也没有人类生存的可能性。抑郁症患者窥探到了气候变化后的未来。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试图描述他抑郁的经历和感受——“新的东西显现出来，”他写道，“一个空虚的世界。”
弗洛伊德认为抑郁是失去对象（一件事、 一个人、 一个世界）的结果，这种失去感会在内心不断重复，每次总在第一时间跳出来。我们认为，政治抑郁不是因政治事件造成的人格障碍，而是我们把自己在广阔世界里客观的无力内化了。我们都隐约觉得，自己的好意应该得到重视，我们应该有能力影响身边的事物，让他们变得更好；当我们下定决心要做点什么时，我们所在的社会体制和国家机器却注定会挫败我们的行动，这种无力或绝望就是政治抑郁。
气候变化意味着，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目前我们对人性相关的所有理解都将终结。
但我们不像卡夫卡笔下的英雄那样，面对毫不讲理的巨大机器除了颤抖别无选择。人们无法忍受的是，这种机制确有其道理——与之相同的逻辑正统治着我们生活的每分每秒。
面对残忍的真相，应对气候变化运动有时坚持用不屈不挠的乐观主义将其掩盖：只要我们有政治意图，灾难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可没有时间浪费在悲伤上。确实。但激进人士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也需要给悲伤一些空间。丹尼·巴福德（Danni Paffard）是一位资深的激进人士，曾三次在抗议中被捕，一次险些因切断希思罗机场跑道锒铛入狱，她这样告诉我们，“应对气候变化运动已经表明这是关乎生存的问题，并为人们创造了充分讨论此事的空间。”在悲伤感的包围中生存，去和政治抑郁共处，而非压抑它。毕竟，正如作家安德鲁 · 所罗门（Andrew Solomon）所说，”很多时候，抑郁者表达的是见解，而非疾病；想想吧，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些生存问题，却不会为此困扰，这才是最奇怪的。”如今“抑郁现实主义”作品层出不穷，或许事实上抑郁的人才是正确的。在一项1979年的研究中， 劳伦·B.阿洛伊 （Lauren B.Alloy）和林恩·Y.艾布拉姆森 （Lyn Y. Abramson）发现，与那些不抑郁的同龄人相比，抑郁症被试“对意外事件的判断力惊人地准确”。
抑郁症患者首先是拒绝遗忘的人。按照弗洛伊德理论，针对已经消失的事物，哀悼是对其情感联系的缓慢释放，而抑郁则是拒绝放手。不仅气候变化这件事让人抑郁，阻止气候变化的决心也要从一种抑郁的信念开始：我们不能就这样忘记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么多，且每天还在失去更多——必须要牢牢记住。或者正如巴福德所说，“你得牢牢抓住心中利害攸关的东西，谨记为何行动是如此重要。”
幻想世界
今年四月，澳大利亚的海洋生物学家乔恩 · 布罗迪（Jon Brodie）因大肆宣传绝望而登上各大头版头条。一次空前的大潮中，严重的珊瑚漂白现象毁坏了很多大堡礁；布罗迪觉得，最坏的情况以最可怕的方式发生了。“我们已经放弃了，”布罗迪告诉卫报，“我毕生都在管控水质，但我们已经失败。尽管已投入了大量金钱，最终并没有成功。”布罗迪用了数十年的时间警告资助他的澳大利亚政府，若不采取有力措施将发生此类事件，但这些政客完全置之不理，布罗迪一次又一次地失望。
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了，你能做什么呢？我们与布罗迪通话时他镇定而坦然，好像完全不知道他正在说的事情有多糟糕。“想看珊瑚礁么？” 他说，“现在就去。珊瑚礁太多了，但你必须现在看，因为十年后他们可不长这样了。”
抱有希望太难了。“我和年轻人一起工作，”布罗迪解释道。“甚至在五年前，我都还觉得尚能激励他们。但现在带博士生，我甚至无法给他们‘还能做些实事’这样的感觉。我们生活在一个拒绝科学的时代。”令人沮丧的不是气候变化无法避免，而恰恰是意识到本可以避免，只要人们能重视每件破坏气候的小事。巴福德告诉我们，“我年轻时会在伦敦漫步，看人们过着他们的正常日子，当时我想，‘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在继续，好像一切如常，好像末日不会到来。’ 这让我又无措又愤怒。但现在我只觉得悲伤..……一想到这些时刻就悲伤不已。
布罗迪认为，政治愚昧与其创造的这场大灾难融合得天衣无缝。
想想我们十八年前的政府，再看看现在那些愚昧无知的政客，我既伤心又愤怒。这些人总觉得用煤炭就能解决能源需求，简直活在幻想里。到最后，生命总是会延续。或许人类可以走得更远些，但地球永远都在这里。
西蒙 · 刘易斯（Simon Lewis）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位气候学家，对他而言，棕榈树是抑郁的诱因。他向我们解释，自己不得不结束在东南亚地区的考察工作，没有其他原因，纯粹因为太让人绝望。“保存下来的森林面积极少。在婆罗洲，大多数森林已经变成了种植园。你乘坐飞机，一连几个小时看见的都是农作物，在那里工作太令人绝望了。他们的观念就是先砍伐森林，再种植油棕，最后投资获利；从个人的存在主义考虑，我只是不想再和这些事打交道了。” 他现在改为在刚果工作。“人们问我在这里就不绝望么。但你会觉得也只能这样了，至少那里的人们仍然维系着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刘易斯试图解释我们为什么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人们不是不在意，而是觉得“如果我们将它抛之脑后，就没有什么事，我们知道社会依赖于可以产生粮食的土壤，我们也知道水土流失的危机一直存在。但是我们就是对此闭口不谈。”
布罗迪试图创造一个可控的生态系统，来应对珊瑚礁的损失。“失落感是有的，但我会做些别的弥补这种感觉。我住在一大片土地上，在上面种植了一片森林，这让我感到满足——那里鸟语花香，蝴蝶纷飞。” 退一步，就会发现你还有其他的东西，尚且拥有一些时刻。面对庞大的气候变化，人们只能谋求愈发渺小的事物。“我一直让自己处于忙碌的状态，”巴福德说，“这样我才不会从生存层面思考这些问题。”刘易斯指出，“由于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做长期规划是十分困难的，”与此同时，“人们为了对冲风险，总是先消耗当下，再担心未来。”他也采取类似的策略——全身心投入到手头的许多短期工作中。
应对气候变化的激进活动十分艰难。激进人士社群里充满欢乐和友谊，共同的挣扎，但有时也很让人沮丧，他们对抗主流，以肉身对抗气候。
“科研圈之外的人认为我们每天坐在一起操心各种重大问题，其实我们不会。科学家们想的都是下一笔拨款资金从哪儿来。不用思考宏观前景也能在工作中找到智慧的灵感。最近，我突然有了想法，过去十几年中发生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气温异常升高——太机智了！我开始观察这种异常高温对我正在研究的热带森林有什么影响。”
刘易斯说，对自己这样的反应感到震惊。毁灭我们星球的过程是极其客观的。他甚至开始怜悯提倡使用化石燃料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很罪恶，但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很难分割。“很多人尝试改变自己内心的想法，最终被周围同化，无动于衷。因为这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人们对自己耍各种各样的心理诡计，好让自己能心安理地做危害社会的事情。”对任何人而言，改变这些事都很困难，无论他是政府赞助的科学家、境遇越发艰难的激进人士，还是其他的任何人。“我会愿意为了避免气候变化，像巴布亚新几内亚人那样生活么？”布罗迪自问道。“应该不会。”
政治抑郁意味着你关注的都是宏观格局，但这种东西既不宏伟也不壮丽，几乎是隐形的。但每天早上醒来时你知道它就在那儿，挥之不去，深入骨髓。“我很惊讶，” 巴福德告诉我们，“因为面对令人恐惧、比人类强大的事物，我们是如此无能。推动我们向前走的只是细枝末节……对我们的大脑而言，这些事过于庞大，无处安放。”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只是人类啊。
一切都过于以人为中心了？
我们生活在所谓的“人类世”（anthropocene）中。这种观念认为，当下是人类的时代，人类不仅仅是地球上的另一种生物，而是一种镌刻在历史长河中，注定改变地球的力量。我们以倍增的程度扭曲着气候和各种生物圈；无论在杳无人烟的原始森林，还是在不见天日的海洋，所有生物都在以某种方式被人类活动重塑。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或好或坏，地球会记录我们数十亿年存在的痕迹，将它留在一个由地膜包覆、充满大灭绝岩屑的地质层中。但“人类世”确实是个令人不太舒服的名称：它似乎暗示着人类将会凯旋，最终作为宇宙星系间的一股力量抵达宿命。然而，“人类世”其实别有他意： 过分自我的人类，肆意超出自身界限的人类，冒着自取灭亡的风险。一旦人类这种东西完全表达出自我，就有灭绝的危险了。
公元前四世纪，有人将一只拔了毛的鸡扔进了雅典的柏拉图学园。在那之前，柏拉图称其终于发现了人类的定义，这令所有人欢欣雀跃，也是最早出现的西方知识准则之一：人类是“没有羽毛的两脚动物”。讽世者戴奥真尼斯（Diogenes，希腊哲学家）把这只死了的鸡扔出去，大声说道：“请看！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人！” 柏拉图只好另作补充，进一步明确：“人是没有羽毛，有扁平指甲的两脚动物。”
你可以看到问题所在：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没有定式，时而值得称颂，时而令人愤慨，反复无常；只要你定下规则区分什么是人类，什么不是，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反对。
人类这个概念中存在一种缺失，这个词语（human）中有一种沉默。“人类”是一个拐杖，支撑着一种对人性一无所知的生物。这是为何众多人类的定义都特许没有定式：它具有可以拥有任何基本属性的基本属性。最具影响力的定义来自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根据他的理解，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生物，是因为他们拥有“理性的灵魂”。 植物只关乎生长，它们知道如何靠着阳光露水为食，动物只关乎本能，根据自然的设计作出反应，奔走迁徙。人类截然不同。我们创造自己的杰作，规划自己的未来；动物总在应激性地反应，人类却要先决定自己想要的。但是，我们的欲望无穷无尽。
马克思曾这样回应亚里士多德，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道：“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者其他任何事物来区别人和动物。” 然而，（人和动物之间）有一个实质上确凿的区别：“一旦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他们就与动物区别开来了。”
第一个将在全球变暖中灭绝的动物，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有理性的动物。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类本质（Gattungswesen，即物种的存在或物种的本质）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分类方法——只有规定符合某些特质才能算作人类；而是存在于生产中，对世界的改造中，以及主体与客体间无限的可变性中。
换言之，我们的本质是，并没有什么特质，但能够一边前进一边制造特质。德里达（Derrida）在《动物故我在》(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中也有相同的理论：有些动物有知觉，有些动物能说话，如说英文的鹦鹉，有些动物会写字（以德里达的标准）；我们只能说人与动物本质的区别是，动物从来没有真正赤裸过，或真正穿过衣服。“人类的特质清单总是构成一个构型，上溯到最初的我们。因此，它永远不会局限于单独的特质，也永远不会结束，从结构上讲它会吸引无数个其他概念，从一个概念的概念开始。
在人类世，这种沉默和非限定性终于有了呈现方式：那就是毁灭其他的一切。在流行的通俗达尔文主义中认为，人性是生物学登上神坛发生质变的那个点，就像生命本身是化学反应发展的巅峰，是由化学彻底变革为某种需要一套全新规则的东西的分界点。人类世的概念就像立在达尔文主义前的一面扭曲的镜子：人类的存在始终只是一个地质过程，是化石。不是生命超越了它本身，而是它作为所有生命灭绝的代理人——（所谓的发生质变的）那个点是要它回到岩层中去。
但这个观点中显然有些谬误。毕竟，第一个将在全球变暖中灭绝的，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理性动物。我们从不先思考后行动——我们根本不思考。我们轻率而又灾难性地陷入了一个完全随机创造的世界。
内部敌人
气候变化最令人沮丧的是，绝对没有任何人希望它发生——虽然这场灾难的推动者是那些愤世嫉俗的宣传家、冷漠的制造商和疏忽的国家，但他们从未想过毁灭数十亿人类。地球的脆弱、追求利润的动机、短期思维的主导地位、以及复杂体系的混乱，这一切正塑造着我们的未来。每个和我们聊过的人都指出，抗争气候变化时最令人烦恼的是，我们的对手究竟有多么发散：“没有一个关键点是我们能抓住并做出改变的，”刘易斯说。它就存在在办公楼中，在政府大厅中，但也在我们自己的头脑中。它是人性中非人性的部分，我们没有能力靠自己的行动自救。
反对人类世理论最普遍的理由是，这个崩溃的时代不是人性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导致的，它来源于人类生产活动，但没有因人类结束。我们应该用别的方式称呼这个时代：工业世，经济世或是资本世。或许我们的确应该选用这其中的名字，但重要的是，被这些腐朽的资本结构所工具化的，仍旧是人类本身。在马克思理论中，有这样一个术语，异化（Entfremdung），即疏远或孤立的意思。这个术语常用于讨论资本主义生产中具体的异化，即工人的劳动力如何被剥夺，但这个概念在更宏观的范围内也得到巩固。从根本上而言，异化是我们对自己这个物种本质的疏离——即根据我们的意愿重塑物体的能力。在异化情况下，我们被残忍的事实——人类已经定性——所禁锢，不可能达到其他的状态。这就是人性为什么如此危险的原因：思考一只兔子或鲸是否异化没有意义，说穿山甲或鹦鹉“不像它们自己了”也不太可信。只有人类可以不像人本身。但也只有人类有“像或不像”的界限。
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人口过多，而在于人性贫瘠。气候变化和人类世是现存物种的胜利，是通往灭亡的一次盲目洗牌，但这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我们。因此政治抑郁十分重要：僵尸不会感到悲哀，不会感到无助；他们就是悲哀和无助本身。政治抑郁从根源上而言是一种体验，一种我们无法成为自己的体验；是我们对着破碎和无力发出的抗议哭诉。是啊，政治抑郁者感到他们不知道如何为人了；只能把自己深埋在绝望和自我怀疑中实现愿望。如果说人性是在现有环境中做有意义事情的能力，那么我们确实还不算为人。
没有什么是确定的。马克思提出的非异化的人性愿景是超越时间的；只是一种概念上的状态，一种藏在现有的不公平之中的可能性；它甚至不需要真正发生。我们自身和行为的真正自治不会主动找上门，也不存在于某种光明的未来中；此刻，在平底线上徘徊的只有死亡。这并不意味我们只能等待宿命，也不是说人类精神会在末日到来时会突然闪耀。这是与学习有关的问题。要阻止气候变化，终归还是要学习——有史以来第一次学习——如何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