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我觉得我挺健康，甚至非常健康。 81岁的时候，我仍然坚持每天游泳一英里。但是很显然，我的好运用完了——几周前我被告知肝脏出现多发转移灶。九年以前我得了一种罕见的眼睛的肿瘤，眼黑色素瘤。我的眼睛最终因放疗及激光治疗而失明。尽管有50%的眼黑色素瘤会出现转移，但就我个体来讲，这个几率要低不少，然而，我恰好属于不幸的那群人。
从最初诊断之后，我为能给予我九年的健康生活及创造力而感激。然而我现在将面对死亡。癌症已经侵占了我肝脏的三分之一，尽管能够延缓癌症的发展，但是就这种癌症而言，让它停止是不可能的。
现在将由我决定如何过好剩下的这几个月。我必须活的精彩，活的深刻，活的有意义。我最喜欢的一位哲学家大卫休谟的文字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在他65岁罹患绝症时， 在1776年4月的某一天写下短篇自传，题为《我的一生》。他写道：
“疾病几乎没有给我带来疼痛；更奇怪的是，尽管我的身体逐渐削弱， 我的精气却未曾有一丝衰减。 我对学习的热情未减，同样享受着朋友们的陪伴。”
我很庆幸自己活过八十岁了，比休谟的六十五岁多出来的那十五年也可以说工作爱情双丰收。那段时间里，我出版了五本书，完成了一本自传(比休谟那寥寥几页要多不少)，准备这个春季出版；还有其他几本书，将近完成。
休谟继续写道：
“我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一个懂得克制，开朗，乐于社交，幽默的人，一个懂得爱，很少被敌意影响，同时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不同于休谟。我虽然享受着爱情和友谊，没有和谁不合，然而我（或者任何认识我的人）都不会说我的性情温和。正相反，我是一个性情热烈， 拥有近乎于狂躁的热情，放任自己的情绪释放的人。
不过休谟的文章中有一句话打动了我：
“让我做到比现在更加超然，难。”
过去几天，我得以站在一个相当的高度俯瞰我的人生，好像看风景一般，更深刻地感知我生命中每一部分之间的联系。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的生命到此为止。
正相反，我感觉更有活力，我想要在余下的时间里加深我的友情，希望对我爱的人们说再见，想要继续写作，身体允许的话我想再去旅行，让我的见解与洞察力上升到新的高度。
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清晰的头脑，以及直言相谏。我尝试理清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有的时候也去寻点乐子——哪怕犯点傻。
我的观点和重心更加明确，不会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了。 我要将重心放在我自己，我的工作和我的朋友上。我不该每天晚上守着电视看”新闻一小时”，我不该再为政治问题操心或者为全球变暖跟别人争论。
这不是冷漠而是超然——我依旧深切的关注着中东局势，关注全球变暖，关注日益加剧的不平衡。不过这些与当下的我无关，它们属于未来。我为能够遇见有天赋的年轻人而欣喜——即便是那位给我做活检并且诊断了我的转移癌的年轻人，我感到未来有望。
过去这十年中，随着我的同龄人一个个去世，我逐渐意识到我们这一代正在退出舞台，每一个死去的人，我感觉都像是在剥离，自我的身体的某一部分痛苦剥离。我们离去之后不会再出现和我们相似的人，当然，也从未有过两个相似的人。当人们死去，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们。死去的人留下无法填补的空白，这正是命运——由基因和神经决定的命运——决定每个人成为一个独特的个体，去自辟蹊径，活出自我，死得其所。
我无法装作毫无畏惧，然而”感激”才是此时我心里的主旋律。我爱过，被爱过；我被给予，我也曾予以回报；我读书，我旅行，我思考，我写作。 我与这个世界有过交流，与读者和作者的特殊交流。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星球上，我一直是一个有感知的存在，一个不断思考的动物。能够拥有这段不凡历程，我已不胜荣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