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3岁的凯瑟琳·唐贤德-莱永（Catherine Townsend-Lyon）在她30岁的时候开始迷上赌博。她四十岁的生日也没有怎么庆祝：她在自杀未遂后住院了。她尝试割腕的那天刚好是她挚友的葬礼，于是她也没能出席。而在这之前，她在就职的信贷服务公司挪用公款，用来玩老虎机。
那不过是赌瘾恶果的冰山一角。她一般早上7点准时到达赌场，还穿着“止尿裤”。她压根不想起身——哪怕是去一趟洗手间休息一下——（尤其是）当她正连赢数局，得到赌神眷顾的时候。在这种时刻，她便希望能够赢回足够的钱，避免丧失房子抵押的赎回权。
Addicted to Anticipation – Issue 40: Learning – Nautilus
Catherine Townsend-Lyon, 53, started gambling excessively when she was 30. As a result, her 40 th birthday wasn’t much of a celebration: She was hospitalized, shortly after a suicide attempt. She’d tried to slit her wrists the day she’d missed her best friend’s funeral, after stealing money from her job at a credit service to play the slot machines.
“那（指赌场）是我能释放压力的地方。”她是这样谈起赌博的，她甚至写了一本名为《钱瘾》（Addicted to Dimes）的书详述她的赌博观。“我什么都不用担心——无论是我的过去，还是我挥霍掉的金钱。你根本不会去想这些事。这就像是，只要一进到那儿，你就像逃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样。”凯瑟琳如是说。
赌瘾以其破坏力和吸引力脱“瘾”而出。对于滥药问题，人们大可将其归咎于药物的化学作用，并狡辩说上瘾是因为反复接触药物而对脑部造成了影响。但赌博会带来极端的人生灾难——有时可能更甚——在没有任何外部刺激神经的化学物质进入体内（的情况下），事实上，也就是没有接触任何显著的“药物”（的情况下）。
“一开始你可能感觉飘飘然，非常冲动兴奋，”唐贤德-莱永说道，“一旦你上瘾了，你就会变得对一切都毫不在乎，进入一种对万物浑然不知的状态。”
归根结底，赌博问题就是一种瘾——一种不顾后果而持续发生的强迫性行为。嗜赌成性的赌客们倾家荡产，赔上了供孩子念大学的资金、他们自己的工作、甚至是他们的生活。他们所谓的生活，在周围的人看来，不过是完全一厢情愿、自私和极其具备破坏性的行为。
要理解赌博“为什么”和“如何”变得具有强迫性，关键是要认识到所有形式的上瘾都是一种“反常学习”(aberrant learning)。但是，上瘾对于我们常与学校联系在一起的“学习”，或是为了应付考试和尝试记忆定理的“学习”，并无影响。
然而，上瘾包含了许多与深度情绪学习有关的变化，那种能让初恋比起代数或是动词时态更难以忘怀的学习。从神经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学习是将经历相互联系起来并影响行为的脑部变化。情绪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奖惩做出反应并将其与行动和环境联系起来的脑部回路变化。
对待上瘾的最佳方法可能是将其看作一种学习障碍－－当惩罚或是其他负面结果不再能阻止人们上瘾时，这种学习障碍就发生了。正如耶鲁大学研究员简·泰勒(Jane Taylor)和她的同事，在一篇关于药物上瘾的文献综述中所解释的那样，这些条件“增强对药物的正面学习和记忆的同时，抑制对（药物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学习”。[1]赌博成瘾的赌客们的脑部扫描图表明，（与药物上瘾）相同的学习过程也在起着作用。[2]
在唐贤德-莱永的个案中，尽管赌博让她千金散尽，让她失去了所有的朋友，让她变得抑郁甚至不止一次自杀未遂，她却并未因此放弃赌博。对于丢掉工作一事，她解释说是因为赌博开始侵占她的工作日。“在我的赌瘾最为严重的时候，我会在上班前、午休时、下班后都去赌博。简直疯狂透顶。我变得不受控制了。”
尽管人们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辩论上瘾究竟是一种疾病抑或是一个误选，但是弄清楚学习是如何“跑偏”（从而导致上瘾），是改进治疗、预防以及相关政策的不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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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 斯金纳(B.F. Skinner)在20世纪中期奠定了奖惩学习这一理论基础，并从一开始就指出了它们与赌博之间的相关性。”娜塔莎·窦·淑尔（Natasha Dow Schull）这样说道。她是《精心设计的赌瘾：拉斯维加斯里的机器赌博》（Addiction By Design: Machine Gambling in Las Vegas）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美国纽约大学传媒、文化与传播学的副教授。
斯金纳告诉我们，老虎机就像是人类的“斯金纳盒子”(Skinner boxes)。“人们总觉得把老虎机称为‘斯金纳盒子’是过度的比喻，实际上他是反过来把‘斯金纳盒子’叫做老虎机”，淑尔如是说，“就像困于笼中的老鼠和鸽子一样，老虎机玩家不过是拉动控制杆，并等待结果揭晓吧罢了。”
在斯金纳早期的研究中，他意外发现了一个使赌博具有上瘾性的重要因素。某天，在实验室工作时，他发现给老鼠们的奖品快要用完了。制作奖品不仅耗时，还得他亲力亲为，但他并不想因此中断实验。所以他改变了奖励方案，不再是当老鼠们推动控制杆时就给奖励，而是每一分钟只给一次奖励。让他惊讶的是，间歇性奖励使得老鼠们推动控制杆的次数更多了，而非更少。
在斯金纳的跨物种行为实验中，他发现了能够产生最稳定反应－－以及产生近乎固执的持续学习－－的奖励模式：不是在动物每次压动控制杆的时候就给他们奖励，而是随即奖励它们，正如老虎机一样。[3]就像好赌的人类一样，鸽子也开始在控制杆前做一些异常的重复性行为。就像是，它们迷信地重复着某种它们认为与过去的“运气”有联系的行为。
但是，为何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会比每次做对了事得到奖励，更买斯金纳所说的“间歇强化”(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的账呢？这便是上瘾核心的学习悖论－－无论是对于赌博、可卡因、购物，还是海洛因－－（这一悖论）能够为我们了解（当动物上瘾时）脑内究竟有什么出错跑偏，提供一些线索。
在爱、纽带、依赖以及上瘾四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神经化学物质。
在进化的过程中，许多情况都要求动物无论面临何种负面结果，都要坚持不懈；对于哺乳动物，尤其是人类来说，觅得并留住佳偶，以及抚养黏人还难伺候的后代，恐怕是最大的挑战。如果我们没有一项在这些情况下促使我们坚持的机制，那么人类早已经灭绝了。“大脑的奖励系统已经进化到可以激励吾等有机体，去做我们的份内之事。”拉瑞·杨(Larry Young)，这位美国艾默瑞大学(Emory University)研究社会纽带(social bonding)的教授如是说。
当正常工作时，我们的基本激励系统会驱使我们求偶，尽管在求偶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拒绝、争吵、恐惧以及其他挑战。这些系统设定了我们的优先级，阻止或是促使我们朝着其计算得到的、能够帮助我们生存和繁衍的最佳方向前进。实际上，我们情绪的根本是用于快速决策的算法。而这些算法是通过被历史挑选的、最能帮助人类生存和繁衍的行为来构建的。
相同的系统也让婴儿们“萌”得让人受不了，“激励”父母们忍受婴儿发出的噪音，以及他们持续且无度的需求－－父母们甚至是“痛并快乐着”忍受这一切。（小猫小狗们也经常利用这个系统，使得我们想要好好照顾他们。）
“在爱、纽带、依赖以及上瘾四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神经化学物质，”杨教授说，“简而言之，它利用的是同一种神经化学物质。但是，爱是脑内的一种关联，它会将某个特定的人与奖励关联起来。”
此外，物品、老虎机、吸食毒品的管子，而不是某个人，变成了注意力焦点。当强烈的驱动力以及生理需要的感觉被转移到毒品或是像赌博这样的活动上时，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问题。当指导选择的机制本身出了问题，想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恐怕十分困难。
杨教授对单配偶制和非单配偶制的田鼠的研究显示，当与伴侣亲密接触时，神经元如何形成新连接。对于单配制田鼠，催产素等的激素分泌，会将（脑内的）奖赏区域和压力的减少与伴侣的出现联系起来。这些化学物质帮助大脑释放天然类海洛因－－如神经递质，即内源性类罂粟碱——它会增强与特定伴侣的亲密关系。但是，这种联系在非单配偶制田鼠中却无法建立起来，因为田鼠拥有多个具有吸引力的伴侣，此外，（它们脑内的）奖赏区域，在交配过程中，也并不会重新“搭线”产生成对的连接。[4]
这个激素纽带过程－－无论是与婴儿还是与伴侣的连接－－都是一种学习，最终使得我们（脑内）的压力系统能够对重要的人做出反应。当我们与伴侣独处并感到安全时，这一过程能够降低血压并使我们保持平静，但当我们感受到另一半刻意保持距离，或是感知到另一半或是与另一半的关系面临潜在的有害威胁，这一过程便使我们提高警惕性。
类似的是，如果你的大脑“断定”某种药物或是活动对于维护你的情绪十分关键，它就会开始扭曲你的选择，并改变你（先前设定）的优先级，使得这种行为能够优先得到处理——这也是为何人一旦恋爱，眼里就只有TA，还把两个人时刻黏在一起视为生活重心，“重色轻友”，或是无心工作的原因吧。（译者注：从前，朋友和工作是生活的重心；恋爱之后，生活重心则转移到了恋人身上。）实际上，催产素已被证明能够降低海洛因和酒精带来的不适反应，并且，它也正被研究是否能够帮助治疗上瘾，因为它与其他物质具有相似之处。
多巴胺计算着期望值，而只有“优于预期”的结果可以让人满足。
多巴胺，这个负责发出兴奋信号的神经递质，与爱、性以及所有已被研究的各种“瘾”密切相关。“当有特别事件发生的时候，多巴胺是那种负责拍板决定的化学物质。”杨教授说。杨讲授和同事们的研究显示，单配偶制的田鼠在交合时，多巴胺水平上升——而嗜赌成瘾的人准备豪赌，或者（可卡因）瘾君子盼着吸一口白花花的粉末的时候，这种多巴胺峰值也会出现。[5]
多巴胺也与对奖励的期望有关。起初，只有当接受奖励的时候，多巴胺水平才会升高；用于预测奖励的联系一旦被（大脑）习得，那么多巴胺就不是在掷骰子或是吸白粉时才达到峰值，而是当人踏进赌场或是看见装有可卡因的包装袋的瞬间（多巴胺就达到了峰值）。[6]
然而，如果当预测的积极结果没有发生（译者注: 即期望落空），脑部特定区域的多巴胺水平将回落——不只是回落到正常水平，而是回落到基准线以下。这（多巴胺水平回落）“惩罚”了不准确的预测，通常，这也会使得人们改变他们的预测和行为。我们称之为“失望”。但在“上瘾”这件事上，却并没有相关的预测更新过程，于是上瘾行为持续发生。
多巴胺系统寻求预测结果，这使得上瘾经历的模式化，对于确定某种药物、人或是经历究竟有多令人上瘾，至关重要。赌瘾仅仅依赖于间歇强化（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 ）——冒险的经历，以及输赢的二元结果，都让人兴奋。结果越不可预测，赌博就越让人无可自拔。而对于药物来说，使用的方式也同样重要：剂量越多元化，越不规律，这种药就越容易让人上瘾。
确实，这也是冲动的赌客们无论输赢依然一往无前的另一个原因——高潮在于期待结果、渴望结果、想象结果，而不是获得结果。赢得再多也无法满足这些过分的期望，输得再多也无法熄灭欲望之火。因为多巴胺计算着期望值，而只有“优于预期”的结果可以让人满足。但是这样的期望在现实生活中，多半只是黄梁一梦。
简言之，大脑就是预测机器，这就是为什么没人喜欢不靠谱的人和事，为什么解开谜题会给人带来一种成就感。我们寻找规律和连接，即便是在随机中：我们尤其喜欢在随机中寻找规律和连接。这使得不可预测的奖励模式——比如玩老虎机——变成引人入胜的谜题，即便我们理性地知道，我们是不占上风的。这样的模式能够蒙骗大脑，使其提高上瘾（事件）的优先级。唐贤德-莱永的丈夫过去常常对她说：“你爱老虎机更胜过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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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瘾”一样，唐贤德-莱永并不是无缘无故迷上赌博的。和许多有瘾的女性一样，她也有一个痛苦的童年——包括精神以及身体的虐待，以及被一个近亲及一名嫌犯持续地性侵犯。另外，她染上赌瘾前也患有精神疾病；在她的案例中，她甚至同时患有强迫症、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双相性精神障碍三种精神疾病。
对于成瘾者的研究现实，心理创伤以及某些基因缺陷——尤其是二者的组合——提高了罹患一系列精神疾病以及对赌博、性、酒精以及类罂粟碱上瘾的风险。如果有用于逃避现实的药物以及活动在手，就能帮助判断问题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但是，赌博以及药物本身并不致瘾，这是经常干扰我们找到成瘾问题的个人根源的一个错误观念。
“所有人都以为，物体是成瘾的原因。”豪沃德·沙佛（Howard Shaffer）如是说。沙佛是剑桥健康联盟（Cambridge Health Alliance）成瘾研究部的主任，同时也是哈佛医学院的神经病学副教授。“所以说，骰子引发赌瘾，轮盘也能导致赌瘾。海洛因造成罂粟碱成瘾。问题是，在这几个实例中，很大程度上，更多的人虽然使用了这些物品，但并没有上瘾。”确实，超过95%的赌客以及80-90%使用易成瘾药物的人（例如海洛因和可卡因）并未出现成瘾问题。[7]
当有情绪或心理问题的人发现，某种容易上瘾的行为能够帮助缓解问题——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这个时候通常他们就会（对这种行为）上瘾了。“我是童年性侵的幸存者，我当时的行为（即赌博）是用来逃避，以及麻痹自己。”唐贤德-莱永这样说。
唐贤德-莱永对酒精或是其他药物并没有太大兴趣。赌博看起来是个相对“无伤大雅”的消遣方式，她也曾对“赌博可能发家致富”抱有幻想。但她赌得越多，胜败就越不重要了。相反的是，唐贤德-莱永赌博是为了接近“那个区域（the zone）”——那个时间、空间和自我都不复存在，以及对世界漠不关心的地方。当他们处于“那个区域”的时候，某些赌客甚至觉得赢钱也很烦人，因为刺眼的灯光、铃声以及其他不和谐的信号让他们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
对于失控的渴望和经历是一致的。唐贤德-莱永和其他的赌博成瘾者都描述说，他们深知他们的行为是不理智以及有害的，但发现自己仍然义无反顾地继续。可卡因、海洛因以及酒精成瘾也是如此。
欲望与快乐之间的分离——即，研究人员所说的“愿望”与“喜好”之间的分离，反映在上瘾是如何在脑内导致学习偏离正轨。当不规律地服用不同剂量的药物时——这正是上瘾时会发生的，因为（药物）供给和用于购买药物的金钱是极少处于稳定状态的——药瘾越来越大，而滥药带来的快乐却越来越少。
间歇强化的随机性在赌博中产生了相似的效果。多巴胺驱动的欲望系统，用于产生强烈欲望的“提示”需求越来越小——但参与了这种经历真正的愉悦的系统，变得具有耐受性，并需要更多愉悦才能感到兴奋，或者，只是感觉正常而已。这种反差让成瘾者不顾一切地，追求一种“得之即弃”的经历。
要戒掉赌瘾是困难的。一方面，是赌客们欠下的赌债。另一方面，无法将“改变大脑”或是引起“疾病”归咎于任何一种实在的物质。赌博的模式和经历的组合，使得大脑对于陷入冲动的死循环毫无招架之力。如果要让人们将滥药视为一种疾病已经十分困难，那找不到可以归咎的化学物质，就会让公众更加怀疑，赌瘾到底是不是值得搞个大新闻。
美国社会对待成瘾问题的方式，其核心是一个悖论。我们认为，像唐贤德-莱永那样的人只要输光了、伤透心了、或是被惩罚够了，他们就会置之死地而后生。但是，“上瘾”被定义为：面对惩罚仍然持续的冲动行为，光靠惩罚恐怕不是解决成瘾问题的最佳方法。许多的研究表明羞愧、当面指责以及羞辱是无效的，还可能导致成瘾治疗弄巧成拙。[8]
因为大部分的成瘾者都在利用成瘾行为来应对压力，所以，寻找压力来源以及用更健康的方式去缓解压力，才是预防和治疗成瘾的关键所在。在唐贤德-莱永的个案中，她需要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来治疗其不幸童年造成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她同时也需要寻求专业帮助，以治疗双相性精神障碍以及强迫症。
最后要说的是，因为上瘾是一种学习障碍，所以关爱、同情以及社会的帮助对于脱瘾是十分关键的。唐贤德-莱永在一个互助小组得到了帮助，通过心理治疗并辅以药物治疗，治愈了她的精神疾病。她的丈夫（在她脱瘾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非常幸运地选对了丈夫。”她这样说道，并提到在整个上瘾和脱瘾的过程中，丈夫始终不离不弃。她还补充说，“我们结婚后，他一直认真履行着自己的结婚誓言。我的意思是，我让这个男人经历了太多苦难。如今我的生活比起我染上赌瘾前好多了。”
参考文献
1. Torregrossa, M.M., Corlett, P.R., & Taylor, J.R. Aberrant learning and memory in addiction. Neurobiology of Learning and Memory 96, 609–623 (2011).
2. Balodis, I.M. & Potenza, M.N. Imaging the gambling brain. In Zahr, N.M. & Peterson, E.T. (Ed.),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Neurobiology Academic Press, Cambridge, MA (2016).
3. Zeiler, M.D. Fixed-interval behavior: effects of percentage reinforcement. Journal of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r 17, 177–189 (1972).
4. Young, L.J., Murphy Young, A.Z., & Hammock, E.A.D. Anatomy and neurochemistry of the pair bond. 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 493, 51–57 (2005).
5. Volkow, N.D., et al. Cocaine cues and dopamine in dorsal striatum: mechanism of craving in cocaine addictio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6, 6583-6588 (2006).
6. Schultz, W. Dopamine reward prediction error coding. Dialogues in Clinical Neuroscience 18, 23–32 (2016).
7. Szalavitz, M. Genetics: No more addictive personality. Nature 522, S48–S49 (2015).
8. White, W. & Miller, W. The use of confrontation in addiction treatment: History, science and time for change. Counselor 8, 12-30 (2007).
